苏联于1991年12月25日解体，迄今已经30年了。1990--2011年期间，我曾三次到前苏联和俄罗斯进行学术访问。对苏联解体前后的考察虽已过去多年，但仍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现将一些见闻与见解记录如下。
一
1989年5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1989年12月，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理论局局长访华，考察和借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政策和做法，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进行学术访问。我当时担任工业经济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所领导安排我接待这位局长。我向他介绍了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政策措施和取得的成效。
在访谈交流过程中这位理论局长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他说：现在莫斯科聚集了一群反共的知识分子，他们抓住苏联共产党犯下的三大错误，进行宣传和煽动。这三大错误一是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二是经济政策失误，导致市场农副产品和轻工业消费品短缺，三是苏联党政官员的腐败。苏联现在有许多人对苏共不满，究竟怎样改革，将来会出现什么情况现在还难以预测。
从与他的交谈中，我得到一些启示。苏共的三大错误确实存在，并导致社会积怨太深。苏联老百姓对苏联共产党的不满是有原因的。苏联解体的实践证明，莫斯科反共知识分子为搞垮苏共确实起到了营造舆论、煽动群众情绪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如果把苏联解体归罪于莫斯科反共的知识分子，则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还是苏联共产党内部出了问题。而且可悲的是苏联共产党没有找到有效的纠错机制和途径，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这位理论局局长可能还没有意识到，鼓动莫斯科反共知识分子攻击苏共的始作俑者正是他的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民主化、公开化和人道主义“新思维”为攻击者提供了理论工具。苏共政治委员、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为攻击者提供了舆论平台。
中国有句古话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理论上讲，无产阶级的政党没有自己的阶级私利，共产党的干部应当光明磊落，不怕敌对势力的攻击。可是苏共长期的政策失误，被人抓住了把柄。政治、经济、思想和社会的积弊如同大病缠身。一个体弱多病、免疫力低下的病夫做外科大手术，刚上手术台就猝死了。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作法自毙。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曾犯过反右派扩大化、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严重错误。幸运的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地纠正这些错误，并从中汲取教训，逐步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引领中国胜利向前发展。
根据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调查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民众支持率和满意度为93%，居世界各国执政党支持率之首。说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有着最深厚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至于在中国有没有“反共知识分子”，不应轻易地给人扣帽子。但是大千世界，什么人都有。不排除由于对历史仇恨的记忆、现实生活中个人的际遇、“三观”的不正，以及境外反共势力的思想渗透等原因，出现极少数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人也很难避免。对此我们需要保持必要的警觉。关键还是共产党自身要建设好，不犯授人以柄的过错。
二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苏联科学院的学术交流协议，1990年9月，我与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同事一行四人，去苏联进行学术访问。在莫斯科先后访问了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以及苏联国家统计局等单位。我们访问的几个研究所都着重向我们介绍了苏联五百天转向市场经济的计划。该计划的起草者以苏联科学院院士沙塔林和亚夫林斯基等激进的经济学家为主导，采纳了哈佛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和萨克斯等人的建议。
在与苏联科学院经济学家座谈过程中，我们简要地介绍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做法，并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90年已进行了12年，一直采取摸着石头过河、渐进性的改革的方式。对所有制的改革，在坚持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同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减少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稳步地调整价格体系，在放开一般消费品价格后，对重要生产资料价格，由价格双轨制逐步向市场定价为主的机制转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但仍处在探索过程中。我们通过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情况的介绍，间接、委婉地表达了对苏联500天转向市场经济计划的异议。苏联经济学家认为只要制定好改革的目标、任务和实施计划，并通过立法来保障，500天转向市场经济是有把握的。
对于500天转向市场经济的计划，苏联领导层并非没有异议。长期在企业和政府经济部门工作时任总理雷日科夫提出了区别于500天计划的经济改革纲领，认为向市场经济过渡只能是渐进的，主张以“先调后放”的途径实现价格改革。
500天改革计划首先出自一批缺乏实际经济工作经验的经济学家，同时听从了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的建议，实际上是一帮市场经济的空想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在闭门造车。他们虽然认识到苏联传统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但没有认识到解决这些弊端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他们虽然在苏联教育体系中曾经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但是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和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背离了事物发展需要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唯物辩证法。500天转向市场经济的计划是一个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计划。
500天转向市场计划的荒谬也不应简单地归罪于书生误国。戈尔巴乔夫多次表示他本人“更欣赏沙塔林的计划”。主要责任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控制意识形态主导权的雅科夫列夫等苏共政治局领导核心支持和批准了这个计划。
实践已经证明，500天转向市场经济的计划彻底失败了，并给苏联经济造成严重破坏。1990年苏联国民经济出现战后的首次负增长，财政赤字上升，消费品严重匮乏，人民生活水平显著下降。
在莫斯科访问期间，我们现场目睹了红场上聚集的一群又一群莫斯科人，持各种不同观点的群众在辩论、争吵，甚至谩骂，主题都是围绕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问题。在红场观礼台的对面是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大楼，从一层到顶层，层层都有排长队等待购物的人群。大多数人手里都拿着书刊和报纸，秩序井然。但是，各层货架上多数是空的，只有面包和瓶装酸黄瓜还能保证供应。1990年代，苏联人民经历了一场社会政治经济体制转轨的剧烈阵痛。
三
因为苏联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设在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市，我们结束在莫斯科的访问之后，又去了乌克兰。当时苏联还未解体，基辅的苏联科学院乌克兰分院接待了我们。在与乌克兰学者的交谈中，已感觉到他们对苏联中央政府的不满，认为乌克兰在重工业、军事工业和粮食生产领域对全苏联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导致乌克兰的经济困难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他们希望脱离苏联而独立的倾向已经很明显，并认为乌克兰在联合国有合法席位，根据国际法，乌克兰应当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顿涅茨克市地处乌克兰东南部的顿巴斯地区，是乌克兰重要的工业基地。1990年这里还没有发生战乱，是一个工厂林立、安全、整洁的工业重镇。我们在这里考察访问了四天。虽然在乌克兰东部的俄罗斯族人占多数，但工业经济研究所的领导都是乌克兰族人，他们的立场和观点与基辅的学者基本一致，也具有明显的独立倾向，并认为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乌克兰是前苏联的重工业和重型轻武器装备制造基地，能够建造航空母舰，设计和制造技术密集的大型军用飞机发动机，说明乌克兰的工业技术基础雄厚和具有很强的工业配套能力。在基辅和顿涅茨克，我们参观了几家工厂。其中有一家重型机械厂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从厂领导到普通工人全员参军参战，在西南战线英勇抗击德军，并付出重大牺牲。上世纪50年代中期，该厂援建过我国齐齐哈尔第一重型机械厂。第一重型机械厂的规划、建设、主要设备、生产技术都是来自于这家工厂的援助。我们1990年9月参观乌克兰这家工厂时，该厂已陷入严重的生产经营困境。我国的第一重型机械厂迄今仍然是制造大国重器不可缺少重型机械生产企业。
在基辅和顿涅茨克，接待单位都开车带我们到远郊参观农场。乌克兰曾经是苏联的粮仓，大部分国土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从经济发展的条件考擦，乌克兰具有许多国土面积、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和发展水平等指标中等的国家不可企及的优势。乌克兰2020年人口为4151.57万人，国土面积为60.37万平方公里，气候温和，土地湿润。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0%，肥沃的黑土地面积超过30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三位。乌克兰人均占有的可耕地12.55亩，是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的8倍。1990年苏联解体前夕，乌克兰人均GDP为4657美元，是当时中国的14.7倍。2020年，乌克兰人均GDP为3733美元，是中国人均GDP的三分之一。
从政治上考察，1991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成为独立国家，共产党下台，实行西方式的“民主”选举和全面私有化。1991年至今，乌克兰先后有六位总统当选，大多是乌克兰的政治经济寡头，以及依靠利益集团支持上位的喜剧演员。但是没有一个总统使乌克兰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早在17世纪中叶中国的顺治年间，乌克兰就开始争论究竟向西靠还是向东靠，已有360多年，但是至今这一争论仍在延续。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并没有给乌克兰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宁，各级官员也并没有变得廉洁，反而腐败更加严重了。1991年12月带头签署《别洛韦日协议》促进苏联解体的乌克兰首任总统克拉夫丘克，20多年后目睹乌克兰解体后社会经济江河日下的状况，后悔自己当年签署那个协议。
乌克兰独立已经30年了。雄厚的工业基础和机械化大农业的有利条件，用30年的时间完全有可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富裕的中等强国。可是乌克兰现在已跌落到中低收入国家行列。我们曾经访问过的顿涅茨克因战乱和冲突变得满目疮痍，乌克兰仍然在动荡中挣扎。旁观者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乌克兰虽然独立了，“民主自由”了，但是一个没有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精神、将美式民主奉为神丹妙药、以投靠美国和北约为荣的领导集团怎能带领国家摆脱困境？
四
为了考察苏联解体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情况，2000年8月，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李京文等同志再次去莫斯科进行学术访问。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负责接待，并比较全面地介绍了1991年到2000年苏联解体后社会政治经济变化情况。
1991年12月，执政74年的苏联共产党黯然下台，苏联解体。到1999年12月叶利钦辞去总统职务，俄罗斯社会经历了艰难困苦的社会转轨年代。政治动荡、经济倒退，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显著下降。
从苏联解体到2000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连年下降。1990年前苏联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5500亿美元。2000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汇率计算，约相当于3000亿美元。10年期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0%。失业人数由1991年的140万增加到1998年的800万人
在所有制改革方面，1992年俄罗斯联邦政府向每个公民发放10000卢布的国有企业资产券，把国有企业的资产量化到个人。与此同时，允许国有企业资产券自由买卖。这种资产券并不是特定企业的债权或股权，持有资产券的广大公民事实上仍然是虚拟的所有者。由于卢布贬值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出售和变现国有企业资产券则是多数普通持有者的必然选择。少数人乘机在二级市场上大量低价收购资产券。其结果，使国有企业的资产在极短的时间内，转变为少数私人的资产。前苏联的一些党政官员和企业的厂长、经理变成了新的富翁，加剧了两极分化。国有资产改革，完全失去了社会公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斯蒂格利茨认为这是一种“带着金丝绒手套的掠夺”。
俄罗斯科学院的学者们在苏联解体后迅速变成收入微薄的阶层。经济学部的研究员月工资79美元。大多数学者不得不靠兼做第二和第三份工作，才能维持生活。莫斯科当年那些跟着反对派起哄，鼓动苏联共产党下台的知识分子，也同样跌落到贫困阶层。只有极少数的知识精英进入暴富的私人公司工作并担任中高层管理人员，才能拿到高工资。
在圣彼得堡，我们结识一位曾经在俄罗斯科学院和外交部工作的学者，苏联解体后他到一家大型私人能源公司从事国际合作工作，月薪达4000美元，是俄罗斯科学院研究员工资的50倍。
2011年9月，我带领中国社科院不同学科的几位青年学者再次赴俄罗斯进行学术访问与考察，先后去了莫斯科、沃洛格达、切列波维茨和圣彼得堡等城市。并参加了“俄罗斯社会科学院经济论坛”。
在沃洛格达市，我们参观了俄罗斯西北钢铁公司，它是俄罗斯最大的钢铁企业，年产1200万吨钢材。在俄罗斯私有化浪潮中，该厂的一位前副厂长以低价买断了这家企业。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当产权私有化以后，所有者具有推动技术进步的内在推动力。但事实并非如此。从私有化到2011年，已经整整20年了，该企业的生产技术和工艺水平，仍然停留在我上个世纪70年代初考察过的国内钢铁企业的水平。
在参观该厂时我们接触到一位保安，他曾经是苏军上尉，在中苏边境的黑瞎子岛驻扎多年，如今成为收入最低的员工。企业老板常年在国外当寓公，享受着富翁的生活。这虽然是一个微观的案例，但却反映出俄罗斯所有制改革导致的阶级分化。
2011年12月，我去希腊罗德岛参加世界文明大会。因为这次会议由俄罗斯私人大公司赞助，所以去了许多俄罗斯的学者，其中有研究哲学和社会学的。在会议分论坛交流时，俄罗斯学者这样描述苏联解体后社会形态的变化：俄罗斯迅速出现了社会分化，如同托尔斯泰《复活》中描写的那样，少数人跻身新的上流社会，包括新的政治权贵，富豪、农场主、宗教领袖、牧师，律师等等，如果要解决什么官司和纠纷，就得像《复活》主人公聂赫留朵夫一样，在上层社会周旋、奔走和打点。曾经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又跌落到社会的底层。通常我们只是在历史与政治教科书上看到“复辟”二字。苏联解体后的社会分化现象，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复辟”的真实写照。
在圣彼得堡，我们参观了冬宫和斯莫尔尼宫，在涅瓦河畔登上阿芙乐尔巡洋舰。列宁1917年4月在圣彼得堡发表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著名讲演，当年讲演时向工人们挥手致意的油画已成为传世经典。80多年过去了，虽已物是人非，但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画面仍留在许多人的记忆之中。1991年，叶利钦在莫斯科街头站在坦克上发表讲演，获得了数万人的支持和欢呼。此后，前苏联迅速解体、政治易帜。历史有时真的有相似之处，但是一次是喜剧，另一次是悲剧。斯蒂格利茨在评论俄罗斯变革时说：“俄罗斯的改革是采取布什维克的方式，朝着相反的方向转轨”。
唐代文学家杜牧的《阿房宫赋》结尾有这样一段话：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阿房宫赋》问世距今已将近1200年，其主张源自儒家的仁政思想。杜牧揭示的国家兴亡的因果关系和政治伦理至今对执政者仍具有警示的价值。
五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经历了政治动荡，经济下跌，社会混乱的10年。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在回天乏术、个人心力交瘁的情况下宣布辞职，由普京接任总统职位。20年来，普京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各种思想和政策主张兼收并蓄，大刀阔斧地调整俄罗斯的内外政策，打击巧取豪夺的经济寡头，使俄罗斯回到了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发展与民族自强的轨道。
考察俄罗斯的近代与现代历史，从17世纪后期彼得大帝进行近代工业化改革开始，俄国300多年的历史进程表明，要实现俄罗斯的发展和强大，它需要由政治强人治国。普京作为当代俄罗斯的政治强人长期执政，是俄罗斯历史的必然选择。这种选择是由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传统，即它特定的国情和时代所决定的。这一认识不是历史宿命论，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
在与俄罗斯科学院学者交流时，他们认为苏联解体和俄罗斯转轨过程中发生的悲剧，一个重要原因是俄罗斯没有出现邓小平这样的伟人，而是被一群机会主义者把苏联引入歧途。实践证明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领袖人物的政治决断对社会发展走向起着重要作用。但伟大领袖人物是优秀的民族政治文化传统和大变革的时代造就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仁人志士。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斗争中，造就了一大批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战略家。他们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不忘初心、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顺应民心，顺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历史潮流，创造性地引领中国沿着正确的发展方向前进。
列宁主义建党学说认为，群众是分为阶级和阶层的，阶级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是由领导核心主持的。共产党必须建立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历史实践反复证明，无论是武装斗争还是和平建设，党的核心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毋庸置疑。但是在1924年列宁逝世后，苏联共产党就一直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党内高层的政治生态是畸形的。党内的政治斗争不是围绕是与非、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展开的，而是为了清除异己，并伴随着拉帮结派、政治算计和阴谋诡计，有时甚至是肮脏、残酷与血腥的。早在斯大林时代，苏联就开始形成特权阶层。30年代外国作家在拜访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时，对他住的高级别墅和享受到的奢华生活十分惊讶。到了勃涅日涅夫时代，苏联党政领导阶层的特权更加制度化和常态化，腐败已经严重侵入苏联共产党的肌体。前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使经济发展失去活力。在产业结构、科技水平、劳动生产率、市场供应、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与西方工业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苏共领导层和相当多的干部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丧失了信心。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既是苏联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者，同时也切身体会到苏共和苏联社会经济的种种弊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把变革的希望与出路，寄托在学习和引入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叶利钦更是一位野心家，政治上纵横捭阖，先获得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大权，再釜底抽薪，架空苏维埃联盟，最终把苏联搞垮。
2001年10月，我与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的几位同事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参加中美经济学家学术研讨会。哈佛大学一位与会的学者说“中国改革的成功是因为中国发生过文化大革命”。这句话的哲学解读应当是“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变好事”，即吃一堑长一智。“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使我们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应当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中国走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美国政府一直坚持反共立场，坚持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今天的俄罗斯已经不是共产党执政了，而且也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可是普京执政20年来，美国不断强化对俄罗斯的制裁与遏制，根本原因是美国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和利益，不容忍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和强大。
有人天真地认为，只要改革政治体制，实行西方的多党竞争和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推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中美关系就会好转。苏联解体以及俄罗斯社会制度转轨后，美国并没有停止打压俄罗斯，正在发生的现实给我们提供了警示。
还必须清醒的认识到，美国政客们极力攻击中国共产党，因为他们的内心深处非常明白，中国共产党一旦下台，中国的发展和强国梦也将随之化为乌有。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是苏联解体的历史在中国重演。
2021年12月25日
吕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