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天资聪颖，多才多艺，工书画，精音律，擅诗文，尤其在填词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王鹏运在《半塘老人遗著》中夸赞他为“词中之帝”。但是李煜以赤子之心，却要背负南唐国主的重任，苦苦煎熬了15年后，终于被宋所灭;“一旦归为臣虏”，又以亡国之君的身份备受屈辱，最终年仅42岁被宋太宗用牵机药毒杀。围绕着这位富有才华而又身世沉浮的一代词宗，历来不乏神奇的传说。
一
李煜天生异禀，据陆游《南唐书》卷三记载，说他“广颡丰颊，骈齿，一目重瞳子”;曾慥《类说》卷五十二引《翰府名谈》也称：“江南李主一目重瞳。”胡应麟《诗薮》杂编卷四亦云：“后主一目重瞳子。”历史当中生有“重瞳”异相的，包括上古传说中的虞舜和秦末西楚霸王项羽，由此李煜被认为是虞舜、项羽的后身。
李煜的历史功绩自然无法跟虞舜相较，但是他们有一个相同之处：都娶了姐妹二人为妻。唐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同嫁虞舜。南唐保大十二年（954），18岁的李煜纳大司徒周宗长女娥皇为妻，即为此后的昭惠皇后，史称“大周后”，连名字都和唐尧之女一模一样。昭惠皇后病逝后，他于北宋开宝元年（968）又娶了其胞妹为妻，即为“小周后”。因此他们在婚姻方式上非常相似。
李煜与另一位“重瞳子”项羽，则都属于悲剧性历史人物。西楚霸王项羽当年叱咤风云，雄霸天下，最终却被刘邦所灭，于公元前202年兵败垓下、乌江自刎。这与李煜于开宝八年（975）亡国遭俘的命运何其相似。
项羽在垓下被围之际，唱出了沉雄悲凉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首慷慨悲歌中，“可奈何”“奈若何”反复咏叹，声调极其苍凉。歌中唱出的不仅是个人在命运面前无可奈何的悲哀，也包含着连所宠爱的美人都无法保护的愧疚;不仅表现出西楚霸王儿女情长的一面，也烘托了英雄末路的凄凉。
跟项羽筚路蓝缕、身经百战的坎坷经历相比，李煜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完全缺乏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他在亡国之际，也填制了《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将往昔南唐君王的荣华富贵与如今亡国的屈辱生活形成鲜明的对照，展现出内心的极度痛苦。“最是仓皇祠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他辞别太庙之时，最放心不下的依然是美貌的宫娥，忍不住热泪纵横，与她们依依惜别。唐圭璋《唐宋词简释》即云：“论者谓此词凄怆，与项羽‘拔山之歌，同出一揆。”虽然他们都流露出对美人的不舍之意，但是两者的精神格调卻截然不同。恰如王士禛、郑方坤《五代诗话》卷一所引萧参《希通录》云：“然项王悲歌慷慨，犹有喑呜叱咤之气，后主直是养成儿女子态耳。”
李煜在中国历史上，更多予人的是一个亡国之君的形象，人们纷纷将其类比前代的亡国之君。例如刘禅：“陈家叔宝刘家禅，狐兔荆榛。”（焦袁熹《采桑子·编纂〈乐府妙声〉竟作》）明人郑瑗在《蜩笑偶言》中在曾经将李煜跟刘禅进行比较，揭示他们共同的悲哀：“刘禅既为安乐公，而侍宴喜笑，无蜀技之感，司马昭哂其无情。李煜既为违命侯，而词章凄惋，有故国之思，马令讥其大愚。噫！国破身辱之人，瞻望故都，思与不思无往而不招诮，古人所以贵死社稷也。”
另如南朝梁代简文帝萧纲：“谁料简文宫体后，李王风致更翩翩。”（沈初《论词绝句》）还有隋炀帝杨广：“后主，炀帝辈，除却天子不为，使之作文士荡子，前无古，后无今。”（沈际飞《草堂诗余别集》卷二）他们都指出了李煜卓越的文学才华，以及亡国之前类似南朝宫体诗那样的华靡凄艳的文风。
当然，类比得最多的还是南朝末代君王陈叔宝，清末民初人谭莹专咏李煜的《论词绝句》即称：“叔宝后身身世似。”詹安泰在《李璟李煜词·前言》中通过分析李煜《一斛珠》（晓妆初过）等词，指出：“通过这些情景的描写，很自然地会联想到那一般亡国的风流小皇帝如萧宝卷、陈叔宝之类的下场以及一般的宫廷歌姬的实际生活。”端木埰《〈词选〉批注》也剖析李煜《浪淘沙令》“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认为：“正陈叔宝之全无心肝，亡国之君千古一辙也。”华长卿《论词绝句》将李煜亡国之后所填格调凄婉之作，视为如同陈叔宝《玉树后庭花》那样的亡国之音：“哀音亡国总堪嗟，惆怅江南小李家。金粉六朝流水去，可怜《玉树后庭花》。”
不过，与陈叔宝一味地沉湎声色不同，李煜即位以来，不断遭受到来自强宋的威逼、妻儿逝去的悲哀、兄弟远隔的无奈，内心确实积郁着忧愁;亡国之后，更是深悲剧痛难以抑制。他只有通过填词，来抒发内心的情感，体悟人生的慨叹，因此相较于陈叔宝，并非“全无心肝”，而是充满着极度的痛苦和惆怅，即如龙榆生在《南唐二主词叙论》中所云：“（李煜）知音识曲，而又遭罹多故，思想与行为发生极度矛盾，刺激过甚，不期然而迸作怆恻哀怨之音。”高旭《虞美人·题李后主词》也咏道：“争信南朝天子总无愁……算较陈家叔宝有心肝。”
二
现代学人马一浮指出：“古来词人利弊，此难具言。以诗为比，太白如苏、李，后主如子建，温、韦如晋宋间诗，北宋诸家如初唐，清真如少陵，梦窗如义山。”李煜与曹植均非君父嫡长子，皆富文艺才华，而且都饱尝痛失所爱之人的悲怆。曹植与甄宓情真意切，却遭曹丕横刀夺爱，遂作《洛神赋》，将甄宓想象成洛水女神，描摹其曼妙优美的姿态。他向洛神求爱，象征了自己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最后则表达出美梦成空的无限感伤。
李后主的昭惠皇后容貌端庄秀丽，颇有顾恺之画笔下洛神的风姿。陆游《南唐书》卷十六载：“（大周后）创为高髻纤裳及首翘鬓朵之妆，人皆效之。”李煜在《长相思》词上片细致描摹深情想像中娥皇秀美面容的情态：“云一，玉一梭。淡淡衫儿薄薄罗，轻颦双黛螺。”她秀髻如云，梭簪如玉，薄罗淡衫衬托出轻盈、窈窕的身姿，双眉微皱传递出一段难以明言的幽怨。此番情景恰如曹植笔下《洛神赋》中洛神的形貌：“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纤秾得衷，修短合度。”
昭惠皇后“通书史，善音律，尤工琵琶。元宗赏其艺，取所御琵琶时谓之‘烧槽者赐焉”（马令《南唐书》卷六），可惜年仅29岁即不幸病逝。李煜痛不欲生，在五绝《书琵琶背》中寄托自己的无限哀思：“侁自肩如削，难胜数缕绦。天香留凤尾，余暖在檀槽。”琵琶圆体修颈，形如美女，“肩如削”既是描摹琵琶的形状，更是描写女子的袅娜身姿，即如曹植《洛神赋》所云：“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李煜此诗首句一语双关，俨然就是善弹琵琶的大周后的化身。后主睹物思人，情何以堪！
三
历来有人将李煜跟此前的李白和此后的李清照相提并论，合称为“词家三李”，都是抓住了他们作品当中感情真挚、不假雕琢的共同艺术特征。
就三人合论者，清人孙原湘创作有《菩萨蛮·拜李图题词》分别题咏李白、李煜、李清照，词序写道：“词中三李，太白，词之祖也;南唐后主，继别者也;漱玉，继祢者也。词家多奉姜、张而不知溯其先。予与诸子学词而设醴以祀三李，作《拜李图》，各就三家调倚声歌之，以当侑乐。”表明要通过对三李词风的崇仰，扭转一味尊奉南宋姜、张的习气。康有为《江山万里楼词钞序》也指出：“若美成之跌宕悠扬，苏辛之傥宕遒上，梦窗之七宝楼台，姜张之清新俊逸，亦各穷极极妍矣。然韵味之隽，含蓄之深，神情之远，词句之逸，未有若三李者。”通过与宋代诸多词人的比较，更加凸显出三李词超尘脱俗的高妙境界。
就李白、李煜合论者，较多注目于两者诗词意境的高妙浑成。樊志厚《人间词序》即云：“夫古今人词以意胜者，莫若欧阳公。以境胜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两浑，则惟太白、后主、正中数人足以当之。”谭献《复堂词话》也指出：“后主之词，足当太白诗篇，高奇无匹。”孙维城《论李煜词近于太白七绝风调》（《中国韵文学刊》2002年第1期）指出，李煜词近于李白七绝的，首先在于内容表达的真率自然，其次在于艺术表现的“赋情”特点，此外还表现在象喻的使用与语言的省净透明上。
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词中，“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采取倒装句式，把“月明中”三个字拖在后面，由此造成了独特的抒情效果，其创作手法犹如李白《蜀道难》中的“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就像是三记重锤一样，撞击着词人痛苦的心灵。下片“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语本李白《金陵酒肆留别》“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但是感情更加丰富，节奏更加跳荡，格调更加沉郁。恰如李白高奇无匹的诗歌不可学那样，李煜词妙造自然的境界同樣不是亦步亦趋就能够达到的，因此也成为北宋初期李煜词遭受冷落的原因之一。
就李煜、李清照合论者，则较多揭示两者身世之坎坷凄惨、词作情意之真切，即如袁学渊《适园论词》所云：“词中三李并重。青莲笔挟飞仙，飘飘有凌云之气，自是词中上乘。李后主哀思缠绵，尽是亡国之音，终致牵机药赐。清照忧思凄怨，语多萧瑟，晚景凄凉。两人遭际，并多坎坷，未始非词语惨楚有以感召之也。”冯煦《论词绝句》也评述漱玉词：“玉箫声断人何处，合与南唐作替人。”
李清照《词论》有云：“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她对以花间词为代表的唐五代词普遍采取批驳的态度，认为它们都是“斯文道熄”的时代风气笼罩下产生的郑卫之声;惟有南唐李氏君臣之词独尚文雅，能够以“奇甚”之语，扭转俗艳之弊。“亡国之音哀以思”，语出自《诗大序》，是对《诗经》中作品真切反映时代精神风貌的总结。唐人孔颖达《毛诗注疏》曾为举例云：“《苕之华》云：‘知我如此，不如无生。哀之甚也。《大东》云：‘眷言顾之，潸焉出涕。思之笃也。”李清照以此来譬喻南唐君臣之词，实则褒扬其真实地展现士大夫文人丰富复杂的人生感慨和家国情怀。
同时，人们也认为李煜与李清照均具洒脱不羁的个性气质、自然天成的语言特色，彰显出非常独特的艺术风貌，即如卓人月《古今词统》卷四所云：“后主、易安直是词中之妖，恨二李不相遇。”这里的“妖”，即指其不拘格套的创作方法，显示出迥异常伦的“别是一家”的风味。沈谦在《填词杂说》中就指出：“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认为李煜、李清照的创作为宋词树立了一个“当行本色”的样板。
四
关于李煜的后身，有一个典型的说法，就是宋徽宗赵佶。宋人赵溍《养疴漫笔》即指出：“徽宗即江南李主。神祖（即宋神宗赵顼）幸秘书省，阅江南李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而徽宗生。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及北狩，女真用江南李主见艺祖故事。”清人王士禛、郑方坤《五代诗话》也引《艮斋杂说》云：“李后主亡国，最为可怜，宋徽宗其后身也。神宗一日幸秘书省，见江南国主像，人物俨雅，再三叹讶。适后宫有娠者，梦李主来谒，而生端王。及北狩，金人用李主见艺祖故事，亦异矣。李主再为人君而再亡国，深为不幸，亦以雪其‘小楼昨夜之冤也，殆于倒行逆施矣。”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说法，一方面是因为李煜和赵佶都是富有艺术才华的亡国之君。即如况周颐《历代词人考略》卷七所云：“求之古帝王中，唯南唐后主庶几分镳平辔，其处境亦大略相同也。唯是后主所作皆小令，徽宗则多慢词。盖后主天姿轶伦，而徽宗又深之以学力矣。”林丁《蕉窗词话》也说：“历朝帝王能词者，当推李后主与宋徽宗。二人的身世又恰恰相同，都尝过亡国的滋味。”因此，谭莹《论词绝句》歌咏宋徽宗道：“说道故宫无梦去，三生端是李重光。”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都用词作抒写出深重凄楚的亡国之悲。徐釚《词苑丛谈》卷六即云：“徽宗北辕后，赋《燕山亭·杏花》一阕，哀情哽咽，仿佛南唐李主，令人不忍多听。”贺裳《皱水轩词筌》继承前代“亡国之音哀以思”的看法，比较李后主与宋徽宗词：“南唐主《浪淘沙》曰：‘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至宣和帝《燕山亭》则曰：‘无据。和梦也有时不做。其情更惨矣。呜呼，此犹《麦秀》之后有《黍离》也。”他慨叹李煜和宋徽宗赵佶的词作皆抒发出凄惋悲怨之意，属于典型的亡国之音。
唐圭璋也将李煜的《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与宋徽宗亡国之后所作《燕山亭》词进行比较，指出：“一片血泪模糊之词，惨淡已极。深更三夜的鹃啼，巫峡两岸的猿啸，怕没有这样悲哀罢！宋徽宗被虏北行也作了一首《燕山亭》词，着末道：‘万水千山……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这两位遭遇同等的‘风流天子，前后如出一辙。《长恨歌》结尾说：‘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我们读他的词，也有这样的感想。”张伯驹《丛碧词话》亦云：“徽宗《燕山亭》词，《朝野遗记》谓‘天遥地远……和梦也有时不做真似李主‘别时容易见时难声调也。后主与道君词都是由亡国换来。李唐、赵宋江山，今日何在？唯其词真能使‘征马踟蹰，寒鸟不飞，千载而后，读者犹哽咽怜叹，虽亡国终是值得。”故而郑方坤《论词绝句》咏道：“一种哀音兆亡国，燕山又寄恨重重。”当然，深爱李后主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坚持认为：“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五
李煜的词进一步影响到后代，与宋代晏几道、清朝纳兰性德之词皆有精神气质上的共通性。
历来词家多将晏氏父子比照南唐二主，毛晋《跋小山词》即云：“晏氏父子其足追配李氏父子。”夏敬观《吷庵词评》也说：“晏氏父子嗣响南唐二主，才力相敌，盖不特辞胜，犹有过人之情。”相比而言，晏几道更得李后主的神髓。首先，他是北宋“太平宰相”晏殊幼子，从小过着钟鸣鼎食、富贵浪漫的生活，然而经历了华屋山丘的家庭变故后，从此落魄寡欢，只能通过无尽的回忆和梦境，追忆逝水年华，感受到物是人非、往事如烟的惆怅，即如其《小山词自序》所云：“悲欢合离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但能掩卷怃然，感光阴之易迁，叹境缘之无实也。”这样的身世经历与李煜颇具相似之处。
其次，晏几道的“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鹧鸪天》）、“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蝶恋花》）、“泪弹不尽临窗滴，就砚旋研墨。渐写到别来，此情深处，红笺为无色”（《思远人》）等词句，创造了凄迷感伤的艺术境界，更能传递出“古之伤心人”的悲楚情愫。因此，郑骞《成府谈词》指出：“小山词境，清新凄婉，高华绮丽之外表，不能掩其苍凉寂寞之内心，伤感文学，此为上品。”这恰与李煜在感伤文学的卓越成就遥相呼应，所以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七云：“李后主、晏叔原皆非词中正声，而其词则无人不爱，以其情胜也。”
再次，晏几道纯净自然的语言格调颇具李煜风味。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云：“叔原如金陵王、谢子弟，秀气胜韵，得之天然，将不可学。”先著《词洁辑评》卷二也评析晏几道的《南乡子》（新月又如眉）：“小词之妙，如汉、魏五言诗，其风骨兴象，迥乎不同。”都指出了其词如后主一般超尘脱俗、不事雕琢的艺术魅力。
清人纳兰性德则被后人认定为另一位李煜后身。纳兰性德（1655—1685），满洲正黄旗人，太傅明珠长子。自幼习骑射，稍长，工文翰。性聪敏，读书过目不忘。“善为诗，在童子已句出惊人，久之益工，得开元、大历间丰格”（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尤喜为词，清新秀隽，自然超逸，顾贞观《通志堂词序》评曰：“容若天资超逸，倏然尘外，所为乐府小令，婉丽凄清，使读者哀乐不知所主。”陈维崧谓其“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冯金伯《词苑萃编》卷八引）。王国维《人间词话》则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清朝以来很多学者都将纳兰性德与李后主并提，如梁启超《渌水亭杂识跋》说：“容若小词，直追李主。”周稚圭说：“纳兰容若，南唐李重光后身也。”当时流行的纳兰容若乃李后主后身的说法，更加注目于他们精神情感的相契、艺术格调的神似，即如吴梅《词学通论》所云：“或谓容若是李煜转生，殆专论其词也。”
纳兰性德非常崇仰李煜词，曾经指出：“《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渌水亭杂识》四）他认为《花间集》作品与宋词皆有缺点，唯有李后主词能够兼具“贵重”与“适用”之美，而且更富烟水迷离的韵致。
事实上，借用江淹《恨赋》中的“仆本恨人，心惊不已”这句话，他们就是一对天生的“恨人”——对人生的悲剧和不幸深怀着愁怨和憾恨。纳兰性德天性真率，富于才情，深受汉族传统文化熏陶，淡泊功名，擅长骑射，喜好读书;又爱好结交文人才士，与顾贞观、陈维崧等人友谊深厚。他厌倦身为皇帝扈从侍卫的官职，鄙视官场的乌烟瘴气，加上他的爱妻早逝，令其更多感伤厌世的情绪。自身多愁善感的秉性和气质、词作悲凉顽艳的风格，使得纳兰性德更加接近于李煜，也更能够激起创作情感的共鸣。因此，夏敬观指出：“寒酸语，不可作，即愁苦之音，亦以华贵出之，饮水词人，所以为重光后身也。”（《蕙风词话诠评》）吳梅也说：“容若小令，凄惋不可卒读，顾梁汾、陈其年皆低首交称之。究其所诣，洵足追美南唐二主。”（《词学通论》）徐兴业《凝寒室词话》亦云：“纳兰词小令凄惋处，于南唐二主非惟貌近，抑亦神似。”
纳兰性德更加自觉地追慕李煜妙造天籁的艺术格调，努力形成自然超逸、一片神行的风貌特质。即如周之琦《饮水词识》所云：“曩在京师，与友人论词，或言纳兰容若南唐李重光后身也。余谓重光天籁也，恐非人力所及。然填词家自南宋以来，专工慢词，不复措意令曲。其作令曲仍与慢词音节无异，盖《花间》遗响久成《广陵散》矣。容若长调多不协律，小调则格高韵远，极缠绵婉约之致，能使南唐坠绪绝而复续。”闻野鹤《怬簃词话》亦云：“尝谓李后主词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以其气爽而不粗，语俊而不纤，皆无意为词而词自胜也。后人效之者众，然皆邯郸学步，匍匐而归，以逼肖称者，仅一成容若。”
佛教讲究生命轮回，故有前世、今世和来世之说;又通过因果报应来解释和引导世间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关于李煜“前世”“后身”的各种说法，均是依据生理、身世、情感、创作内容、艺术风格等方面的某种共性，产生了不同层面的前后类比，甚至编造出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我们通过对这些说法抽丝剥茧的梳理、比较和剖析，可以展现出李煜的多元特性;将其放置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他的独特地位和深远影响。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