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迈向现代文明的历史征途中，我们遭遇的种种冲突与曲折，均源于世界本身存在的各种不确定性。也正是这些不确定性所引致的公共风险与公共危机，推动着人类社会的持续进化与进步——观念、组织、制度、规则以及国家的形成与变迁。人类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似乎减少了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但同时也令我们遭遇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实践和理论的统一，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路径。不难预见，在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这次人类社会的伟大实践过程中，我们必定会面对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包括路径的不确定性、过程的不确定性以及结果的不确定性，等等。因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基本判断，即以往依据“确定性”所建立的各种前提性假设，都必须重新进行思考。我们常说，中国的改革发展处于重大战略机遇期，我们同时又说，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类风险挑战相互叠加、层出不穷。其实，机遇也好，挑战也罢，本身都是不确定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它们可以相互转化，也可能是单向转化，是有利因素变得更多，还是不利因素变得更多，关键要看我们如何认识和应对。
不确定性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不带有“好”与“坏”的价值判断。一方面，正是世界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给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世界发展格局的走向就像地球的运动轨迹那样确定，发达国家永远是发达状态，落后国家一直是落后状态，那我们就没有任何崛起和赶超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近代以来，追求强国富民、民族复兴的梦想从未中断过，但由于各种内外因素交织形成的不确定性，导致中国未曾真正走向富强。直至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中国才逐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世界版图中的地位才开始慢慢凸显。但在如今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疫情反复蔓延的背景下，我们仍必须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内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对中国下阶段改革发展带来的冲击，必须继续加强和深化不确定性问题的研究，并将其纳入未来的风险管理序列之中。只有认识了不确定性，才能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
从总体上看，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相互交织，容易造成“不确定性叠加”从而“合成”新的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事实上，人类历史已经进入“风险社会”的新阶段。无论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这些目标都是非常明确的，但达成目标的方式和路径却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具体来说，发展、改革、稳定的方式实际上都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传统的方式已经难以适应，新的方式的探索还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情况。面对日趋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没有任何所谓先验的或现成的路径可以依赖，我们必须在新发展阶段努力摆脱思维惯性与经验主义，善于从一个更宏观、更富创新性的视角去探寻和应对不确定性带给我们的各类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