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荣幸能够参加第43届贝尔格莱德国际作家会议，纪念安德里奇，是这次会议主题之一。今年是塞尔维亚伟大的作家伊万·安德里奇（Ivo Andric）的长篇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45周年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里，自然让我更加怀念安德里奇。同时，也让我想起9年前的秋天，即1997年的秋天，我有幸来到塞尔维亚的波斯尼亚，来到了安德里奇的故居，进行参观访问。
那一天的情景，至今依然很难忘记。由于语言不通，去的路上，我都不知道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到了那里，在那简朴的房子前，一眼看见了墙上他的照片和他的名字Ivo Andric，我才知道，是来到了安德里奇的故乡，他就是在这里出生，并走向了塞尔维亚，走向了世界。在那个动荡而残酷的年代，他用他手中的枪，参与了反抗奥匈帝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他用他手中的笔，写下了塞尔维亚自己民族史诗性的篇章，让世界的人们认识了他，也认识了美丽而坚强的塞尔维亚。
我还记得那天的参观，听讲解员的讲解，知道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断然拒绝与法西斯合作，而躲在偏远的这里写作。这让我对他肃然起敬，因为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做到的，我想起了指挥家富尔特温格勒和卡拉扬，却未能抵制法西斯的威胁与诱惑，和法西斯合作，留下了一生无法洗刷的耻辱。同为指挥家的托斯卡尼尼曾经说：“在作为音乐家的富尔特温格勒面前，我愿意脱帽致敬；但是，在作为普通人的富尔特温格勒的面前，我要戴上两顶帽子。”对于安德里奇，我要脱帽向他鞠躬致敬。
我还记得，当时我听说下榻的旅店附近有一座公园，公园里有一尊安德里奇的塑像。第二天清早一起床，我就去找，因为人生地不熟，没有找到。我碰见一位正要上班的中年男人（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印象很深），向他打听。开始，他听不懂我说话的意思。但他很快听清我说的安德里奇这几个音节，他立刻明白了，立刻热情地带我穿过落叶萧萧的蜿蜒小径，来到了公园深处安德里奇的塑像前，他才转身走去，再去上班。我由此知道，这里的人们对安德里奇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尊敬，安德里奇是他们的骄傲。
如今，9年过去了，安德里奇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也已经过去了45年，而安德里奇也离开人世31年。
我们却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作家，我们手中还握着同安德里奇曾经握过的同样的一支笔。我们应该书写什么？才无愧于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还有安德里奇注视着我们的一双眼睛？
无论面对如今依然存在的战争威胁，还是自然灾难，抑或是社会问题，我们都应该如安德里奇一样，发出我们富于良知和正义的声音。从政治时代进入商业时代以来，良知的贬值，虚名的膨胀，知识的商业化、知识分子的官场化、犬儒化，发出这样具有良知而且具有价值的声音，并不那么简单和容易。
作为一名作家，要明白自己在现代化社会中存在的意义，不应该使自己手中掌握的笔成为转化为物质财富的催化剂或润滑剂，成为强权和富人的附庸，只会做诗人一般的浪漫抒情与赞扬，或歌手一样浅吟低唱后庭花；更不能只做庆功宴上的调酒师，和主席台上或签名簿中的名流雅士。
我相信安德里奇如果能够活到现在，对于这个世界和时代，他一定会发出自己富有良知和正义的声音的，那是一个作家生命的力量，社会的良心，时代的交响。（本文是在第43届贝尔格莱德国际作家会议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