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一段时间，中国许多学者就美国是否应该攻打伊拉克问题分为“反战”和“挺战”两派，并由此掀起一轮民间讨论外交的热潮。这件事情一方面说明了美伊争端影响巨大，另一方面更反映出这样热烈的民间论政在以前实在是太少了，正因为其稀少，才让制造千篇一律的舆论的人们与早已习惯这种舆论的人们深感惊谔和表示极大的关注。
就个人而言，在美伊争端上我是属于“反战”派的。但本人认为，此次民间论政的最大意义不在于所论内容的对与错，而在于论政本身在国人的思想中可能产生深刻的反响和可能激发国人对民间论政的热情与后续的实际行动，甚至可能对当前的中国外交政策乃至今后对外关系产生微妙而深远的影响。如果这些“可能”都将变成现实的话，那么无论两派的立场如何，我想他们在行动上都是对的。
作为一名学习和研究国际关系的人士，我更关注此次民间论政对中国外交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愿意就此谈一点相关看法。
中国外交需要强大的国内舆论支持
熟悉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人都知道，目前活跃于国际社会的不再是被专业外交人士所控制的精英外交，而是首脑外交、大众外交和民主外交。在公开化的国际社会里，谁掌握或利用了舆论的力量，谁就有可能在国际舞台上占据有利的位置。美国能够抛开联合国轰炸南联盟，其依据就是西方媒体所报道的南联盟军队在科索沃“大规模地违反人权”。试想，如果没有这些新闻在美国民众中所激起的道义感，美国国内是不可能同意当时的克林顿政府去科索沃投炸弹的，美国的欧洲盟国也不会去在自己的家门口去烧这把火（其结果是刚诞生的欧元对美元汇率直线下跌）。不但是国际舆论有如此巨大的作用，国内舆论也随时能成为一国外交的利器。美国政府在对外打交道时，就很善于以国内舆论（在很多时候表现为国会压力）来迫使对方作出让步。
客观而言，中国国内舆论的力量还是薄弱的，连对本国政府决策的影响都非常有限，更不要说影响外国政府的决策了。外国政府在与中国政府交往时，心里都明白：中国媒体的声音实际上就是中国政府的声音，既然如此，与政府打交道足矣，何必再去考虑中国的国内舆论。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一项中国政府的外交决策真正代表中国多数人的愿意和利益时，外国政府也往往只是将其视为单纯的政府决策，而不会认为它代表了多数中国人的真实愿望，从而是不可忽视的，也是难以改变的。一项单纯的政府决策，既容易自身发生变化也较容易通过国际协商所改变。而当一项外交政策真正为国内多数人所推动、所认可时，外国政府想要改变它，就必须付出更多的“政策成本”。一段时间，朝鲜核危机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心。我们偶尔可以在电视上看到朝鲜百万群众集会，振臂高呼支持当局某项政策的场面，但我们知道这只是假象，不能代表朝鲜人民的真正心声，这项政策只是当局甚至可能仅是个人的意见。这样的政策随时可能被外来的一桩援助、一种姿态甚至是当局领导人自己所改变，而当这项政策改变时，那些曾经“坚决支持”的群众可能根本就会不置一词。当然，这样的政策所真正依赖的可能是当局所掌握的其它力量，如武力，但当一项政策缺乏民意支持时，其效果不能不大打折扣。
舆论对政府外交政策的支持在于它是真实的，从而是强大的。如果外国政府意识到一项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真正得到了多数中国人发自内心的支持时，它是不可能漠然置之的。如果它支持，它会倍受鼓舞；如果它反对，它就必须考虑反对是不是能奏效；如果它想改变这项政策，它不但必须和中国政府打交道，还必须以实际行动来考虑中国人民的需求，作出更大的让步，付出更多的“政策成本”。
舆论对政府外交政策的支持还在于它有着与政府外交不一样的渠道和表达方式，从而与政府外交形成合力，更有利于外交政策的成功。在很多外交场合中，政府的话不可能说得十分的绝对，因为政府必须为自己的每一句话承担责任，但在措词得当的同时所付出的代价是表达会失去相应的分量。而舆论可以用一种肯定甚至是激情的语气把政府的真正要求表露出来，其好处在于既可以不承担外交上的责任，又可以直接把中国人的要求和感情表达得最有分量、最有效果。政府和舆论，一正一辅，相互作用，才更有可能为中国的外交奏出一曲强劲的乐章。
舆论力量可为中国外交提供更多的回旋余地
或许有人问：要是舆论与当时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不一致怎么办？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一件好事。
总的来说，政府应该代表人民的利益，因此，政府决策包括外交决策在内应该是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与主流舆论也应该是大致吻合的。当然，政府决策与舆论不可能完全一致，政府在对外决策中必须考虑本国的实力、利益以及有关国家的反映等种种因素，而舆论就可以不涉及这些。而且，政府决策与民间论政的角度也不是完全一样的。但舆论毕竟不可能直接作用于政府决策，尤其是与公众利益关联度较小的外交决策，因此，当舆论与政府决策相差不大时，它一般不可能改变政府决策，也难以减弱或抵消政府决策的力量。如果舆论与政府决策出现了较大的偏差，政府就应该反省自己，因为在民主社会，当政府政策不能和大多数人的意见保持一致时，政府政策就必须改变，这不是简单的对与错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舆论能给政府以较多的压力来使之改正政策，符合民意，当然是一件好事。
舆论与政府外交决策不相一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为中国外交提供更多的回旋余地。在目前的中国外交中，基本上只有一个声音对外说话，这固然更加高效有序，但实际上是放弃了自己可以使用的许多筹码。外交是一项妥协的工作，可使用的筹码越多，所获得的利益就可能更大。对代表国家的行政机构而言，权力机构（或立法机构）、司法机构、政治反对派和新闻舆论既是制约它的力量，也是便于它开展外交工作的筹码。许多国家在谈判过程中，或是谈判已经完成，甚至已草签协议的时候，又以舆论压力、国会通不过为由要求重新谈判，或是拖延执行。当然，这种情况可能会对一个国家的信誉产生影响，但实际结果是，利用这些筹码的国家在下一次谈判中往往得到了比以前更多的让步和更好的要价。
民间论政，还是要多一点理性，少一点情绪
民间论政可能也会有一些负面影响，如容易激化民族情绪等。但在民主社会，民间论政不但是在总体上于国于民有利的事情，而且是应该而且必须提倡的事情，否则，民主一词就名不符实。当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特别是作为有较高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在论政方面还是必须有一些规范或者说有一些标准。别的不讲，至少在对外关系方面，本人认为，民间论政应多一点理性，少一些情绪，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才能真正于国于民有利。
在国际关系中，极端民族主义危害很大，它常常导致盲目排外，还可能演变成为恐怖主义，而不正确的舆论常常就是诞生极端民族主义的温床。这方面，法国的情况是一例。法国是一个民主社会，正因为如此，极端民族主义也很容易在部分舆论中得到响应，结果差点导致极右冀领导人勒庞当选为法国总统。当然，极端民族主义在中国根基不深，特别是在对外关系中一直影响不大，但中国的媒体也应防微杜渐，不要让舆论成为极端民族主义滋生地。这就要求我们在论政时要以理论事，以事实服人，不要情绪化，动不动就反这反那。中国的对外政策绝不能受极端民族主义的左右。
另外，由于国际社会仍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能真正代表全人类利益的机构，各国在国际交往、外交决策中只能在本国利益的基础上进行折衷，忽视了这个基础，只会损害我国外交工作，只能导致外交工作的大失败。因此，民间人士在论政时应理性地考虑到这一点，在论及对外关系中还是应以是否符合我国国家利益为辨别是非的根本标准。我们提倡在国际关系中尊重民主，尊重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但如果全以民主、独裁或是以人道、全人类共同利益来为外交工作划线，那不但于事无补，还会对我国外交工作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