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东方先生《一千年前的世界与中国》一文，有些感触，不吐不快。文章中，东方先生给读者展示了一个鼓舞人心的“一千年前的数字中国”。但是，我猜想这位年轻的作者并没有完整地了解那时的中国。如果给他出一个题目，请他勾画出一个“一千年前的军政中国”、一个“一千年前的外交中国”，可能他的那份自信和骄傲就会烟消云散了。
一千年前的中国，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耻辱的时期——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对外称臣纳贡，对内巧取豪夺，皇帝软弱无能，官僚贪污腐败。志士仁人时时忧谗畏讥，小人庸才往往得道升天。太平是粉饰出来的，和平环境是高价买来的。堂堂“天朝大国”对外奴颜媚骨，令血气儿男扼腕；当道贪官迫害忠良，令精忠报国之人徒然仰天叹息，甚至惨遭毒手。……
不错，东方先生所列举的数字是有根据的，但是在使用数据时，他忽视了一个综合和整体的观念。现代人不能理解的是，那么一个有实力的大国，无论是经济、无论是文化、无论是城市建设，都堪称世界第一，为什么对外就那么懦弱，那么让人家为所欲为、骑脖子拉屎呢？数字的局限就恰恰在此。观察事物除了用数字说话以外，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不能忽视，那就是结构，社会的结构如果有问题，社会文化内的某个局部尽管有优势，也无法形成整体强势，表皮上的和谐终究取代不了骨子里的沉疴。皇帝时时提防大臣作乱，大臣们之间互相攻讦，这些因为有共同既得利益的人又狼狈为奸组成的权势集团，合伙欺压民众，这就决定了中国尽管很大，也只是一个“泥足巨人”，不堪一击。
不应当漏掉的数字
中国人有一个老传统，那就是祖宗崇拜。只要可能，就找机会往祖宗脸上贴金，于是自己也就成了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其实，如果没有势利意图，研究历史则首先应当把自身当成与研究对象无利害关系的观察者，不如此，做出来的成果、写出来的文章就经受不住时间的追问和推敲。
《一千年前的世界与中国》中列举了那么多的数字，作者真是下了一番工夫；但是还有一些数字是作者没有罗列，或者是有意疏忽掉的，就是那些令中国人羞耻的数字。宋朝是当时中国的“正统”，它占据了中国从1040年前到727年前的那段历史时期。宋朝开国时，太祖赵匡胤并不想让周围存在平等政权，意欲扫平四合而后快，这就是他的“卧榻哲学”——“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但是，在企图收复被石敬塘出卖的幽云十六州的计划受挫于对辽战役之后，宋朝一代一代的皇帝就陷于“武运不佳”的窘境，几乎是每战必败，每败必赔。光赔银子不割地，就能让皇帝感到庆幸。这段历史，正是一段中国人的伤心史，怎么能鼓动起现代中国人的自豪感呢？
我想给那篇文章补充以下几个数字：“一千零二年前（即公元1004年，“檀渊之盟”这个不平等条约签订的那一年），宋朝每年开始向辽国进贡白银30万两，这个数字比当时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白银的总产量都要多。”
“公元1040年，宋帝国对西夏开战，仗打了四年，死伤数万，还是因为屡战屡败，又向对方求和，条件是每年“赏赐”西夏白银五万两，绸缎十三万匹，茶叶两万斤。以后间或还有所增加。”
从此，宋朝就在它存在的300多年里，除了在打不赢的战争中苦撑，就是每年要把总共30多万两的白银、30多万匹绸缎作为“生存税金”向外进贡，购买昂贵的“和平”。作为一个儿皇帝治下的臣民，哪能有什么大国民的自信？
耻辱开始降临以后，没有哪个国民不为之痛心疾首。打仗吧，总也打不赢，作为皇帝最是脸上无光，只能用文化方式进行自娱，这就造就出来历史上最有艺术才华、也是在艺术创作方面最勤奋的皇帝宋徽宗赵佶。皇帝的这个隐痛谁也不能碰，恢复国家荣誉的事业都会伤害皇上的自尊心，于是造就出来一大串历史上最无耻的奸臣蔡京、高俅、童贯、秦桧、贾似道……。宋代散文和诗词里，给人们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范仲淹、岳鹏举的悲忧和辛弃疾、李清照的愁肠了——有志之士因为有“忠君”这个紧箍咒的羁绊，报效无门，只能怪自己生不逢时了。
变法的目的：结束耻辱
中国人历来讲究“祖宗之法”，皇帝但有好日子过，决不会想到变法这种看不清后果的玩意儿了。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生活哲学都不接受一切非传统的东西干扰正统的体制和法统。但是，在极端的耻辱煎熬下，只能冒险行事了。
宋代人（无论是皇帝，还是读书人、贫苦民众）的屈辱，不是我们今人所能感受得到的。稍微有一点作为的人，一旦有了可以施展作为的平台，当然要力图改变民族所受的屈辱的现状，于是伴随奸臣群小们弄权媚上求荣，也不断有力主北伐的武将，励精图治的文臣出世。
王安石是个想大有作为的能臣。他提出的变法主张为当时年轻的宋神宗所接受，开始了影响逾千年的伟大创举。只可惜，在一系列制约条件的限制下，他那套变法思想只能接受必然失败的命运。
变法，是为了结束耻辱而不得不走的下策，而不是因为看到了政治腐败、经济凋零而选择的变革之路，更谈不上是由于奉行进取哲学而主动进行社会创新的贤明之举。国家财政在对外纳贡的重压之下极端困难。结束屈辱需要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制服强敌，民力已竭，军需不足，从哪里找钱去？只有变法一着。如果变法所推行的是现代文明的那一套社会治理办法，当然值得今人大加推崇，但是皇帝能接受吗？表面上标榜儒术、实际上追求光宗耀祖的犬儒们能不群起而攻之吗？不触动皇权专制制度根基的变法，都是没有前途的权宜之策，弄好了，能苟延残喘若干年，不解决根本问题；弄得不好，只能加速走向毁灭的进程。
王安石可谓是一位绝顶聪明的实干家，他的可爱之处是似乎悟出了许多现代人才掌握的理念。他提出的变法主张，包含着现代金融学理念（青苗法），巧妙地运用着现代价格形成理论（均输法、平准法），以及现代税法的操作方式（算缗制度）。这些主张和其他一些新法在现代社会里，在信息公开、操作透明、政府制度健全和官员清廉并且高效的情况下，或许能实现王安石预先设定的目标，在当时，尤其是在没有社会公民平等意识和私人财产不受尊重的环境里，变法必然就会变成对平民百姓赤裸裸地盘剥，只给那些光顾制造政绩、不管百姓生计的官员们以施展手脚的机会。
变法开始时表面上是“成功”了，——国库立即充裕起来，宋神宗不失时机地把这笔钱用来解决了西南的战事；但是很快财源就陷于枯竭，因为作为国家财政状况好转的代价，大批商户破产，民生难以为继。没等筹集到可以对北方开战的经费，没等组建好有实力进行北伐的军队时，变法已经不可避免地寿终正寝了。人们不由得把王安石与早他一千年的桑弘羊想到一块去，他们都被人们认定为与民争利的酷吏、误国害民的罪人。在生产方式不变的情况下，社会产品就不会“凭空”增加，而变革生产方式的第一关键，就要在剪除皇权权威（它的另一面也就是尊重民权、尊重物权）上下工夫。传统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病入膏肓，就像吸毒者难以自拔一样，根本无法靠自己内在的力量走出灾难的怪圈。其后的一千年时间，几代曾经辉煌的王朝，皇帝及其臣子们费尽心思也无济于事，足够长的时间已经证明了这个道理。
“交子”——不是创新，而是为了应付困局
《一千年前的世界与中国》一文中还把“交子”的出现当成历史文化的一个成就。“交子”确实诞生在那个屈辱的朝代。而实际上，这个过程实在不那么光彩。货币形态决定于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处于专制时期，即使产生了高级信用工具，也只是形似，而没有其精髓。
唐末及五代时期，战火连天，今天的四川地区却相对稳定，商品经济比战乱摧残的内地较为发达，因而对作为货币的金属铜需求很大。内地的铜币大量流入川蜀，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宋史•食货志》记载，960年太祖登基之初，就颁布法令禁止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番诸国” 。开宝三年（965年）在雅州设置钱监铸造和发行铁钱，并监督执行禁止铜钱入两川。四川地区的经济活动因此而大受影响。开始时，制度规定：川蜀的铜钱与铁钱“参用”的比例为六比四，后来逐渐降低为一比五，有的地区甚至到了一比十。（据《宋金纸币史》）铁的价值低于铜，给本来以金属铜为货币的日常经济带来更大的不便。于是，作为替代的纸币“交子”就在四川诞生了。在印刷业和信用不很发达的时代，“交子”并不是先进的生产力的要求和代表，它使得经济生活更加混乱。据《宋史•皇朝编年备要》卷七记载，因为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使用交子交易首先肥了发行交子的专业户，造成流通后不久，就引发挤兑风潮。（《宋朝事实》卷一五）
现在的中国人不要把现在在世界上被公认为先进的文化产品的发明权不恰当地抢过来支撑脸面了，足球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纸币是又一个这样的例子。“交子”一千年前在我国是有过流通的事实，但是它与现代意义的货币有很大的不同，它出现的目的，与其说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不如说是政府对不正常经济体的非明智地管理的结果，不值得今人炫耀和自豪。
“交子”开始时更像是商户们发行的借据，它没有国家或政府信用作为后盾，政府屡次禁止流通，以打击欺诈，平稳市场。到后来，政府财政危机，尤其宋朝政权南渡以后，更是为了应付危机，于是政府出面大量发行被称为“钱引”的官方“交子”，但很快也难以收兑了，淳 三年（1244年）朝廷更是无耻地发行了12亿贯，成了直接劫掠民财的工具，也彻底让“钱引”贫血而死。那个东西要真是个好玩意儿，中国人为什么不把它代代相传呢？可见从本质上看，它与现代货币根本不是一码事。
忧郁灰色的宋代文学
最让中国人自豪的两个文学体裁，人们都认可的是唐诗和宋词。它们的产生，应当归功于科举考试的发明。这个给专制皇帝搜寻奴才的制度，在客观上起到了普及文化知识的作用。唐诗出现在唐朝也不是偶然的。人们的文化水平高了，可以用古体诗歌（主要是古代乐府体裁的诗歌）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在以前这是世家子弟和名门望族的专利或特权），再加上社会相对太平，就有了一大群被称为“诗人”的文化人。初唐和晚唐的诗人所咏唱的内容、所抒发的感情也大不一样。晚唐时人们已经可以从诗歌中看到宋代人特别突出的婉约和忧郁（李商隐、温庭筠为代表），可以显示出当时社会已经被某种毛病所困扰，那个社会毛病就是在宋朝十分突出的、在社会危机四伏的大环境下粉饰太平的倾向。
国家面临隐忧，文人们最“明智”的选择是依附和阿谀，次等的就算是逃避现实了。把注意力从边塞军国大事，转到身边的小事情，卿卿我我，成为了从唐末到两宋诗词的主流。尽管有岳飞的《满江红》和辛弃疾的《破阵子》那样的慷慨悲歌，壮士的无奈与忧愁始终是边沿化的声音，而“销金窝”里的岁月流痕：“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文及翁《贺新郎》）才是对社会真实地写照。
一个时代的文学，不可能脱离最为基础的生活底线，宋代社会生活的基调是耻辱，它的诗词就避免不了灰色和悲观。说它是成就，是因为它把那段屈辱的社会生活用最为艺术化的形式记录下来，并不能反过来掩盖住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和危机。如果连文学作品都没有的话，只是文化大荒漠时代才会出现的奇迹了。
宋词好，不能证明宋朝那段时光就好。
耻辱是怎样结束的
明朝人修宋史时，把宋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奸臣贾似道，其实我认为还真是有三分冤枉。贾似道是个坏东西，那个扭曲时代的丑陋小人，他集无赖、奸诈、凶狠、自私、贪婪和惯于撒谎于一身，民间许多故事中的反面人物都启用他的名字（又“假”，又貌似有道），以发泄对他的民愤。我借用杨修骂曹操的话说，他也是“本无懿德”，——他爹就不是个好东西。他是他爹抢夺来的有夫之妇生下的孽种，他后来又惨杀了他的另一个后爹。
说人们冤枉了他，是因为在那个势态下，就是神仙下凡，也挽救不了宋朝必然灭亡的命运。而贾似道运用善于撒谎的伎俩，没准还多少延续了大宋的气数。
当时气势极盛的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无敌手，1227年和1234年又回手东进，先后灭掉西夏和金，到1259年宋元开战。本无将才的贾似道以右丞相身份领兵抗元，却因为害怕打仗而大打“欺骗外交”。以谎言把元军骗走了以后，却截杀元军的殿后部队，回来后谎称大捷，在上表中他说：“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之休！”为此，他晋升少师，封卫国公。
被他欺骗的忽必烈后来再也不听信贾似道多次提出的求和谎言了，终于只以蛮力与宋对话。贾似道也因为“谎言外交”的伎俩被人揭露，于1275年被革职，发配的路上被人暗杀。此时，宋朝气数已尽，1279年屈辱的宋王朝终于在一片悲鸣中结束了。
顺便一提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大坏蛋，还有一段“光荣史”，这就是“贾似道买公田”。说他“光荣”，是因为这段故事，很像是身居高位还带头买公债支援国家克服经济灾难。那是在财政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候对民间的最后一次掠夺，实打实地是剜肉补疮。贾似道在当政的最后年月里，大肆发行纸币已经不能奏效，于是他想出了个更歹毒的法子——强买民间私田，出租给无地农人耕种，所有租金归政府所有。他自己也把自己的几百亩田地“卖”给了国家，完全是一种姿态，虚伪而且无耻。其实他个人从这个运动中得到的好处远远地超过了损失，
上有朝廷的“英明政策”，下面大大小小贪官们就会生出花样百出的对策。原来规定“买公田运动”针对的是那些田地超过200亩地的较大农户的富裕土地，后来在运动中连中小农也成了运动的对象，这样运动的扩大化，就迅速激化了全社会的矛盾。在外敌加速侵略的情况下，这个丧失民心的举措更加速了宋朝走向灭亡的脚步。
让宋王朝蒙羞的根源
树有根，水有源，宋王朝一直蒙受奇耻大辱的直接原因，是它的开国皇帝赵匡胤的一个决策造成的。这就是所谓“杯酒释兵权”这一典故。
公元960年，身为后周检点使的赵匡胤奉命北征，走到“陈桥”这个地方，他与弟弟赵光义和心腹赵普密谋了政变阴谋，把有恩泽于他的柴周天下变为他的赵宋王朝。他是如此卑鄙地登基的，因此他对于在赵宋朝廷里执掌兵权的武将们放心不下。次年，在平定了两个节度使的反叛以后，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宴会上，他把自己的这块心病袒露给大臣们。那些握有兵权的武将们着了慌，第二天，所有掌握兵权的人都递交了辞呈，史称“杯酒释兵权”。皇上把兵权收上来以后，把原来由一个人掌握的权力分解为好几部分：有平时的日常管理，有后勤的供应，有紧急时的调动，最后连出战前作战方案的制定和现场的指挥者都不能是同一个人。这样一分解，还真解决了军人篡权问题，宋朝也再没有发生内部的兵变。但是，对于军队的战斗力和应付战局的能力，可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在以后对辽国、对西夏、对金国和后来对蒙古铁骑的战争中，那些制度都一丝不苟地执行着，造成屡战屡败的可耻记录。人们都知道岳飞遇害那个千古冤案，实际上岳飞犯的就是这一天条，才招来杀身之祸的。
再往深处说，这个“制度创新”仅仅是皇权专制的进一步强化和极端化。只要不在削弱专制力度方面着手改制，中国社会扭曲和没落的趋势就没有办法得到遏制，中国也就没有走出“从大乱到大“治”（死寂）再到大乱”这个怪圈的可能。而其中，最为耻辱的一幕就是始终屈身中国半壁江山的“大宋王朝”。
庄子说:“侯之门，仁义存。”在众多诸侯并存的情况下，每一个诸侯都不敢任意胡作非为；而“天下归一”以后，那个有恃无恐的独家权威——皇帝就不一样了。易白基在《帝王春秋》中说：“帝王宰制天下，不独攘夺人民之子女玉帛，并圣智仁义之号，亦盗而取之。”自以为可以任意作为的皇权专制者对中国文明的强奸，是对中国文化的最深刻的伤害，不把这个毒根从中国文明中剜出来，进步和和谐就无从谈起。
知耻而后当勇
《一千年前的世界与中国》中所罗列的数字与我上面所叙述的事实，似乎在各说各的话，冰火两重天；而实际上，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民族和国家的屈辱与经济和文化上的繁荣是同时存在的，这似乎是很荒唐的事情。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观》（第25章）中也有与我几乎完全相同的议论：“我们的篇幅几乎全部在叙述宋政府的政治形态，以及因这个颟顸的政治形态所引起的灾难，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印象，认为那时的中国社会跟它的政府一样，也是堕落的。其实不然，而且恰恰相反。” 柏杨先生也认为：最保守的观察，就物质文明而言，当时的中国“至少比欧洲进步一百年”。这就更值得我们现代的中国人深思：一个社会，如果它的基础处于分裂的“板块”上，经济上的成就、科技方面的成果，都是那么地不稳固，说得更直接一些就是，在与外界发生冲突的时候，基础里的那个毒根会在顷刻间把所有文明成果化为乌有。
以上说的虽然是一千年前的耻辱，其实几十年前的那段往事何尝不是它的延续？当代“愤青”们的着眼点多是外敌的凶残，而更全面地看，我们传统文化中那个毒根不是更具根本性质的原因吗？无论到什么时候，把自身的事情办好都是最紧要的工作；这正如病菌着实可恶，但正是这病菌的存在和袭扰才是促进我们肌体不断进化的外部动力。谴责可以发泄心中一时的闷气，但不可以剔除我们身体里的沉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