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新诗诞生伊始，“时空”便是新诗人热衷思考并长于涉猎的话题之一。透过当代新诗审视时间与空间的辩证关系时，“昼夜”之辨无疑是其中一个饶富趣味性的话题。由“昼夜”衍生的多重文化隐喻，推演出当代新诗时空观念的更迭。从陷入白昼多重公共时间隐喻的“光明信徒”到拒绝其话语神话的“白日梦游者”，从藏匿黑夜的“无夜之辈”到复归黑夜现代性思考的“暗夜骑士”，“昼夜”之辨贯穿当代新诗的生长曲线，映射出新诗时空观念的置换与潜在转变。“昼夜”隐喻之变反映出共和国70余年新诗人“时空经验”的代际认知差异，其背后更关涉当代新诗语言与形式、集体精神与个性成长、时间意识与空间概念的“思”与“辨”。
关键词：当代新诗;昼夜;时空观;代际;文学经典
作者简介：王文静，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师，黑龙江大学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哈尔滨 15008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共和国70年新诗经典化问题研究”（20CZW050）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5.015
自新诗诞生伊始，“时空”便是新诗人热衷思考并长于涉猎的话题之一，感知时间的方式常常触发诗人对生命存在状态及意义的思考。无论是绵延的历史长河，还是个体存在的须臾之间，时间与空间结伴而行，以各种形态潜伏其中。透过当代新诗审视时间与空间的辩证关系时，“昼夜”之辨无疑是其中一个饶富趣味性的话题。当代新诗70余年不平凡的成长历程决定其必然呈现出诗理外显与内融的有机统一。“白昼”与“黑夜”在这里诚然不止于诗歌意象及时间意识的显在表达。“昼夜”作为诗歌意象潜性外在的呈现，隐含着代际效力下新诗人对时代情感与文化不尽相同的认同逻辑。时间层垒中“昼夜”衍生的多重文化隐喻，推演出当代新诗时空观念的更迭与置换，其背后则关涉当代新诗语言与形式、集体精神与个性成长、时间意识与空间概念的“思”与“辨”。由时间标尺到空间刻度，在当代新诗人关于“昼夜”的辨析中，当代新诗“时空观”的更迭与置换得以洞悉一二。
一、语境迁移与“白昼”的多重时间隐喻
于当代新诗对“白昼”的多重时间隐喻里，我们似乎可以洞悉代际效力下新诗人对“白昼”不尽相同的隐喻认知。即便是不愿认同文学创作中的“代际”效力者，也需承认不同时代语境在诗人身上施加的认知“白昼”的魔法。当然，这一效力绝不单纯仅作用于此。现在，我们首先要透过对“昼夜”的认知来探讨当代诗人如何由“光明信徒”向“白日梦游者”过渡。讨论的前提是承认不同的成长背景和生命遭际在诗人身上各自打下不可磨灭的时代烙印，形成某种代际间的认知差异，并进一步反映在他们诗歌的思想维度、抒情方式与语言结构中。借助“代际”或年代跨度来实现下面的叙述，不单单是表达上的策略，也为更好地呈现当代诗人代际间隐性存在的某种精神谱系上的过渡与传承。
人对时间的把握始于对“光”的感知，由此便不难理解古今中外人类在创世神话与起源想象里对“日”的无限崇敬，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夸父、羲和、日主等都可引为例证。“日”在先民的理解中即为太阳升起，与“夜”相互交替，而“夜”则被理解为万物休养之时。“白昼”中的“昼”便简化自“日”。恰如人们先“东西”而后“南北”的地理方位感知顺序，“日”与“月”交替带来的明暗感受使人类对时间的概念逐渐明确下来。“光明”“曙光”“希望”“胜利”“青春”等作为意义的衍生物，成为“白昼”主要且常见的隐喻指代。
“白昼”对“光明”的指代在共和国初期诗人的诗歌里表现得异常明显，往往与“黑夜”构成一组决然对立的意象标志物。“白昼”作为诗歌意象无论在应用频次还是语义力度上都占据压倒性的绝对地位，“颂歌”题材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活跃在共和国初期的诗人们激情澎湃地歌颂“白昼”，用以表现自我主观情感上对崭新、光明的政权与时代的无限憧憬。因此，他们化身“光明信徒”，予以直白地歌唱。这里言及的“光明信徒”指的是一代人精神信仰的集体性达成——胜利属于我们，前途是光明的，光明必将战胜黑暗。实际上，高亢而饱满的情绪和诗人形象的趋同化在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文艺里便可觅得端倪。在涉及“白晝”意象的诗歌里，清晨往往与“青春”“建设”联系在一起。贺敬之在1941年写作的新诗《我走在早晨的大路上》里这样感叹着“青春”的意义与价值：
我——一个十八岁的歌者，/我唱我自己的歌，高声地：/是我的——这早晨，这太阳！/是我的——这欢快的一天的开始！/现在是秋天。/现在是收获的季节。/现在是每一种颜色都鲜红的季节。/现在是每一个喉咙都发声的季节。/现在是每一双手都举起热情的季节。/现在是每一朵花都结实的季节。//我走在早晨的大路上，/我唱着属于这道路的歌。/光明和温暖正在这大地上开始，/这里正在开辟，正在手创。1
再看1942年诗人艾青写作的抒情长诗《黎明的通知》，诗中借黎明之口催促诗人传递胜利和光明即将到来的喜讯：“我从东方来/从汹涌着波涛的海上来//我将带光明给世界/又将带温暖给人类。”2“黎明”在这里化身“白日的先驱，光明的使者”3，以时间的白昼给人间注入希望的光辉。这种歌唱光明的情感模式无疑符合其时延安文艺的主基调。
以“线性时间意识”来看共和国初期的诗歌——“线性时间意识”被理解为“时间像一条几何学上的射线从过去经由现在流向未来，它具有不可逆性和矢量性的特征”4，其时，主流诗坛借助时间意象“白昼”向外传递着同向性的情绪，无须刻意明确即已达成一种集体共识：政权取得胜利和国家新生的喜悦。同时，时间势必要以线性流动的方式奔向崭新而又无限光明的未来，这里的“时间”必然遵循不可逆转地向前推演的行进逻辑。1949年作为共和国的起点，就像长诗《时间开始了》表达得那样：“但终于走到了今天这个日子/今天/为了你的新生/我奉上这欢喜的泪/为了你的母爱/我奉上这感激的泪。”5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告成立在线性时间理论看来具有历史节点性意义。线性时间理论认为，在时间行进的过程中需要出现一个时间节点，以明确“过去”和“未来”截然不同，却又与“现在”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历史进程中会出现某一彻底实现时间分割的“点”，这个“点”在基督教对时间的解读中就是耶稣诞生的时刻：“神圣事件赋予了时间以意义和方向，过去必然引向未来，未来构成了整个历史-时间的指向坐标。”1显而易见，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对中华民族而言正是一个具有节点意义的“历史时刻”，它带来了时间线性流动价值的现实判断和未来方向的指引。
历史从未停止过行进的脚步，线性时间的轴线伸向诗人食指的时候被轻易地俘获，在食指那首久负盛名的诗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中，人不再只是时间轴线及其背后话语压力的配角，转而从历史舞台上的报幕员转变为叙述和关照历史的形象主体。并且，“时间经验”在朦胧诗人身上似乎放慢了征服的脚步，线性时间的效力依然存在。“白昼”意象在朦胧诗里与“黑夜”意象之间的关系则变得更为紧张，这种紧张来源于强烈的主体思辨力。我们在芒克的诗作《阳光中的向日葵》《阳光》里便读到过“阳光”被视作权力的隐喻，“白昼”显然成为一种伤痕。还有下面这首《黄昏》：
这时已听不到/太阳有力的爪子/在地上行走/这时是昏暗的/这时正是黄昏/这时的黄昏就像是一张/已被剥下来的/已被风干的兽皮一样//但这时的人们/我在路上遇到他们/他们却仍然警觉地注视着/四周的一切动静/这使我也变得小心/在这黄昏之后/还会不会出现/比这更凶猛的野兽的眼睛。2
“清晨”向“黄昏”的意象转移也在悄然推动某种情绪的递进，进而完成对“清晨”“曙光”等惯性诗歌时间意象及其隐喻的消解。还有顾城诗里一代人终将告别的那座纸叠世界里的“花园”：“走吧，越走越远/当一切在虫鸣中消失/你就会看见黎明的栅栏//请打开那栅栏的门窗/静静地站着，站着/象花朵那样安眠/你将在静默中得到太阳/得到太阳，这就是我的祝愿。”3含着温柔的犀利——解构“太阳”对生命意义的指引。朦胧诗人将时间概念刻意模糊，将具象时间置换为抽象时间，并在对“白昼”的理解中归还了时间话语的部分权力，“白昼”由此完成了剥离惯性隐喻的转向。这一代诗人发觉到时间内在的部分隐秘——时间是历史的同谋，而我们则是时间的同谋。正如北岛在诗歌《同谋》中所写，“我们不是无辜的/早已和镜子中的历史成为/同谋” 4 ，由此引入历史叙事层面内诗人时间意识的苏醒。经验的不可靠性恰如时间借历史之口告诫我们的一样：真实与虚妄并生并存，只是换了一种修辞。
我需要借用“白日梦游者”这样一个饶富童趣的说法，用以实现对“白昼”意象中第三代及其后诸多新诗人自我形象的概括。“梦游”在潜意识里是带有象征性的愿望补偿，是大脑在理应处于“抑制”状态时仍持续保持“兴奋”的一种生理反应，因而会促使人在熟悉的环境里进行某些动作的重复。当然，这里“白日梦游者”指的是这一代诗人处于对“白昼理性”更加决绝的无意识状态，走向更为彻底的自我精神放逐。站在现代理性的角度来梳理“白昼”承载的意义逻辑，它实际上是“理性”的象征，这意味着日光之下人要遵循社会秩序、规则，符合世俗的行为准则。“白昼”同时意味着开放的公共性空间，“他者”的目光形成彼此潜在的约束，人的本我、自我处在受压抑的状态，需要以超我的面目构建一个社会的个体形态。很多时候，人的主体性又往往被漠视。如翟永明在诗歌《对着镜子深呼吸》里所写：“每天清晨/在他们喝完咖啡之后/他们平均的肺活量补充/每一日的维生素和创造/大量词汇与紊乱信息已堆满/体内的容积率//就对着镜子深呼吸。”1现代意义上的“人”又开始了重复的一天，生命的重复就是时间的重复，对镜子深呼吸之后人就要进入世俗生活的复制“镜像”之中，每个白昼个体的复制从“深呼吸”开始。
在诗人们有意识地警惕来自线性时间的规训的同时，对“线性时间观”的突围也随之开启。“白天我总是拉着窗帘/以便想象阳光下的罪恶/或者进入感情王国/心理空前安全/心理空前自由。”2“这是早晨，推开门/雪在呼吸。雪的耀眼的反光/使你再也想不起什么/昨天与前天 一片空白。”3……拉上窗帘遮蔽日光、放逐思考，都可以被理解为拒绝窥视、拒绝规约的一种自主性姿态。第三代及其后，“白昼”的现代性时间隐喻得以复归，他们寻找到复原个体对自我时间意识的掌控方式。借助叙事结构以破除时间与空间的边界和约束，呈现意识时空的无序性正是方式之一。以张曙光的诗歌为例，他在长诗《公共汽车的风景》里實现了时间与空间的往复跳转，联结多次跳转的是人的意识，时序的颠倒与往复使线性时间流线碎片化。把“阳光”还原为阳光也不失为一种策略：“我像个贪杯的酒鬼/被阳光晒醉/半小时的阳光/相当于三两酒的能量/在醉眼蒙眬中/我看见阳光/仿佛液态的酒/在一个被X光透视出的/惨白人体/那四通八达的血管中/高速奔流。”420世纪末以来，打工诗人将时间的理性认知与空间的抽象感受交织得更为复杂，“白昼”的时间意义进一步被抽象化，指向重复且单一的生命存在方式。例如：“醒来/在清水中照见我的一生/毛巾擦去尘垢、汗和虚空的/梦。心灵的工作/徒步走向街头/背过脸/香烟点燃/风不仅是风的伴侣。”5又如：
我在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中老去/在同样的速度，同样的时辰中日益枯朽/牙齿松动，眼睛迷糊，曾有过理想的磐石/也被老去的时间动摇，剩下日子与岁月/不幸与恐惧在我的肉体与灵魂间积聚/在这瞬间，我不再奢望会有更远更宽阔的地方/会将我收留，时间以残忍的方式收割着我。6
至此，“白昼”变成一个重复的指代、一个尖利的符号，它以刺耳的机器轰鸣提醒着人的时间价值以及被物化生命的刻度。这一切，都显示了第三代及其后新诗人更加彻底地背弃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共性状态，转而寻找非理性的现实之现实。
显而易见，语境迁移下当代新诗的“白昼”隐喻存在认知差异与多重性。从“光明信徒”到 “白日梦游者”的过渡是从单一的诗歌书写逻辑的跳脱，可以视为当代新诗行进途中转变的某种必然。
二、空间的延展：“无夜之辈”与“暗夜骑士”
时空观念的认知可以在绵延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向前追溯。中国古代尝以“宇”作为“空间”的指代，《吕氏春秋·慎大览·下贤》有云：“神覆宇宙而无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莫知其门，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此之谓至贵。”东汉高诱将“神覆宇宙”注解为：“四方上下曰宇。以屋喻天地也。往古来今曰宙，言其神而包覆之。”7《淮南子·齐俗训》亦有言：“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道在其间而莫知其所。”8实际上，相较于“时间”意义的外延，“黑夜”意象更能体现当代新诗在空间上的延展。
與“白昼”一样，对共和国初期诗人而言，“黑夜”同样属于公共意象，可被归类为一种同一性、大众性的话语面向。严苛地说，20世纪50至60年代的当代诗歌并不擅长涉猎“暗夜”经验。“黑夜”意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消隐”状态，并非单纯意象的“消隐”而是内涵，我们暂且将这一代诗人称作“无夜之辈”。“无夜之辈”排斥黑夜的理性思考空间，更倾向投身于白昼的线性时间，感受集体经验中的狂热，似乎回避和拒绝进入黑夜空间，沸腾的革命激情便不会冷却。20世纪50至60年代，新诗人将对时空的关注点投掷在“代际”与过去、未来和现在的黏合方式上，这意味着“黑夜”的存在有悖历史行进的轨迹，注定要被“抛弃”：“黑暗永远地消失了，/随太阳一起/滚滚而来的/是胜利和欢乐的高潮。”1共和国初期对“黑夜”意象的谨慎不无因袭观念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的晋察冀民歌已然将反“黑夜”作为反“黑暗”的方式之一：“太行山下没太阳，/千年万载遭灾殃;/如今来了共产党，/撵走黑暗亮堂堂;/受苦人才翻了身，/太阳不落照太行。”2“日头花，圆溜溜，/朵朵花儿朝日头;/晋察冀的百姓千千万，/永远跟着共产党走。”3足见这一观念的深入人心。也就是说，与“白昼”一样，“黑夜”在特定时期是公共性审美的产物，与特定的隐喻对等。
如果说“白昼”代表光明、青春、激情、前进，那么“黑夜”就是光的反面，是阴影，是停滞，是私人化和个体化的。黑夜下诗人对个体生命的片刻的静默观照，如郭小川在《望星空》发出的慨叹：“是什么人呀——/在星空下感到忧伤？/今夜哟，/最该是我沉着镇定的时光！”“此刻我才明白：刚才是我望星空，/而不是星空向我了望。/我们生活着，/而没有生命的宇宙，/既不生活也不死亡。”4抒情主体的个人化倾向势必要遭受集体的拒绝。当然，多维度的时间体验以声音刺穿时间的脉络，如唐祈1948年的长诗《时间与旗》：“你听见钟声吗？/光线中震荡的，黑暗中震荡的，时常萦回在/这个空间的前前后后/它把白日带走，黑夜带走，不是形象的/虚构，看，一片薄光中/日和夜在交替。”5呈现了抒情主体对时间的现代性思考。在西部边疆，昌耀则用宏阔厚重的笔调，在1962年所作诗歌《断章》中写道：“这样寒冷的夜……/但即使在这样寒冷的夜/我仍旧感觉得到我所景仰的这座岩石，/这岩石上锥立的我正随山河大地作圆形运动，/投向浩渺宇宙。/感觉到日光就在前面蒸腾。”6在时间与空间的交融中流露出个体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思辨。“黑夜”被遮蔽的部分涵义在朦胧诗人那里被重新认领：“时间将只有夜，而没有光线/只有伸进窗口的脸/和来自规则的威胁。”7“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8“我们注定还要失落/无数白天和黑夜/我只请求留给我/一个宁静的早晨。”9显然与时代氛围相吻合，但仍然未能全然跳脱，只是置换了“黑夜”意象的对应物。
“黑夜”的神秘色彩再度引起新诗人的好奇，第三代诗人醉心于对“夜”的渲染，难以自拔。时间就此与隐密私人空间紧密相连，即个体获得自我需要的私密空间，唯有在黑夜。第三代诗人如同“暗夜骑士”，自由游走于昼夜时空，带着浪漫主义与感性精神，寻回被消隐的黑夜和它的秘密空间。黑夜全然敞开，它将伸向诗人隐秘内心世界的独白，自由的骑士在暗夜的无限诗意空间里驰骋、凝思，在无处倾诉中孤独地品味着深深的落寞——“什么时候人们最清晰地看见/自己？是月夜，石头心中的月夜。/凡是活动的，都从分裂的岁月//走向幽会。哦，一切全都是镜子！/我写作。蜘蛛嗅嗅月亮的腥味。”1“梦境”的营造是诗人张枣编织的黑夜之网，他的《楚王梦雨》《苹果树林》《入夜》《夜半的面包》《夜半的声音》等诗歌里暗夜涌动。“月亮神话”抵住了“太阳神话”对夜的侵犯，个人审视自我的空间因此得到守卫并以现代性的眼光观照自身的存在——“护身符的某日啊/月亮正分娩月亮/凌驾于一切表达之上”2;“你只是一个瞬息，你被无数瞬息牵引/因此你追踪那些威严的芳香/那个明镜抛弃的光亮/你在梦中也尽力分辨白天和黑夜”3;“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深知/你是你而不会是另一个”4。诗人海子带来的“黑夜经验”同样闪烁着思辨的微光，这微光紧紧逼向痛苦的自身，化作宿命般自剖地质问：“在春天，野蛮而悲伤的海子/就剩下这一个，最后一个/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不能自拔。”5所有黑夜与黎明中的海子最终都叹出轻轻地一顿：“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6无人能答……
很多时候，人们往往需要追随某种被公允的可靠叙事方式。当集体话语模式出现缝隙，人们发觉历史原来无法提供任何先验的经验，只有在集体经验和个人记忆之间选择，不停地追问。此时，回忆成为弥足珍贵的唯一可以信赖之物。人们幡然醒悟，生命中很少出现诸如对某一重要时刻“瞬间化”的敏锐捕捉——“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那个时刻对他而言意义非凡”，往往是小说里才会出现的桥段，生命是庸常的。这时，让我们来读张曙光的诗歌《卡桑德拉》里的一段：
他们历数着过去像翻开一册/珍藏的相册。但没有人相信/我说出或正在说出的一切/现在夜晚包围着我们/像铠甲，没有箭镞能够穿透/它坚硬的黑暗。7
当然，这里不可回避地出现另一个有趣的问题：“黑夜”是否可以过滤掉个体经验和记忆的“不可靠性”？那些在黑暗里的沉思、个体的思考，借助黑夜的外衣，穿上非理性的时间外套，似乎更容易躲避对经验、记忆不真实性的攻击，甚至可以说，这种不可靠的记忆，恰如其分地瓦解了“黑夜意识”里个体在时空中记忆的模糊感——“没有人相信我说出的一切/没有人”8。
而当“黑夜意识”又与“性别”相互碰撞，在20世纪80年代的女性写作中迸发了新的火花：“渴望一个冬天，一个巨大的黑夜/以心为界，我想握住你的手/但在你的面前我的姿态就是一种惨败。”9“我披散长发飞扬黑夜的征服欲望/我的欲望是无边无际的漆黑/我长久地抚摸那最黑暗的地方/看那里成为黑色的漩涡/并且以漩涡的力量诱惑太阳和月亮/恐怖由此产生夜一样无外逃脱。”10……这一时期的女性写作醉心于“黑夜”意象的相关讨论无须在此赘述。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女性写作将“黑夜”再一次引入性别对抗的旋涡，80年代的女性诗歌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它标志性地表明，女性不再回避欲望在黑夜里扮演的重要角色，使欲望表达成为暗夜之下张扬女性性别意识以及呈现自身的某种方式，赋予“黑夜意识”以强烈的性别意味，并借此在这一时期实现两性关系中女性话语权力的突围。当然，“黑夜”的欲望叙事有时又不可避免地沦为身体写作的工具。
直到底層写作再一次赋予“黑夜”以非常态的底层叙事想象，这一次“黑夜意识”的性别意味被模糊化。以“打工诗歌”为例，其诗歌内的性别消隐属性透过“暗夜”更为赤裸地呈现人的欲望本身。“暗夜”于是充满了沉重的甚至被出卖的肉体，都市喧嚣下的欲望涌动以及碎片化时间里的片刻休憩。许立志们“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管它叫螺丝”1的生活里，“黑夜”遭到“白昼”无情地挤压，无休止的重复性劳动将人最大限度地机械化，生命的无序、时间和空间的心理错置，让人甩不掉生存的悲凉。沦陷于此间生存场域的人被物化、被剥夺、被侵略，直至被最终抛弃或走向自我放逐：“卡钟呀，你这只独眼兽/我的歌谣在你眼中蓄养已久/今夜它像一束遗漏的月光/无力触摸尘世的幸福/我眉头紧锁，归期已近。”2“我们不再是做白日梦的年轻人 现实已将你/所有的梦都压碎 剩下铁钉机台 塑胶片充盈着/我们的命运 它们不断以次品的方式嘲笑/我们无效的人生。”3“我想在凌晨五点的流水线上睡去/我想合上双眼，不再熬夜和加班，/此行的终点是大海，我是一条船。”4……
或许，“黑夜”永远无法真正回归纯粹，它永远接受意义的赋予、隐喻的置换。“黑夜”意象的空间延展既是认知的更迭，更有来自代际的挑战。
三、“昼夜”之辨：时空观念的整合
用直观的“昼夜”意象来梳理当代新诗时空观念的转变要避免某种忽视的产生，即忽视这一问题的外延性。显然，“昼夜”意象及其特定指代并非为一代诗人所独享，这里强调的是在某一时期某类意象的诗学阐释空间被显而易见地窄化了。共和国初期的“白昼神话”具备合理的生成语境，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白昼”隐喻或者说“光明”隐喻在这一代诗人的写作中不断被强化，乃至成为他们近乎唯一习惯的抒情方式。很多时候，“白昼”并非以其自身直白地显现。1979年，“归来者”艾青发表诗歌《光的赞歌》，整首诗中“光”的寓意与指代逻辑依然被沿用，“光”与“阴影”被再一次加以对立：“然而我们的信念/象光一样坚强——/经过了多少浩劫之后/穿过了漫长的黑夜/人类的前途无限光明、永远光明。”5相似的“光明必然战胜黑暗”的启蒙立场同样隐现在这一时期流沙河、郑敏等诗人的诗歌里。共和国初期诗人“光明信徒”式的抒情品格，以及对颂体节奏的延续并非建立于一种虚空想象之上，它事实上早已融入这一代诗人的精神血脉。
共和国初期当代新诗的“时空观”显示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与新诗现代性理念的冲撞。无论这种抒情方式被理解为乌托邦式的乐观，或是进一步深化左翼诗歌的抒情传统的必要，显然，诗人们必须寻找新诗书写的共通性来建构或者配合宏大的集体话语模式，而这种集体话语模式反过来又潜在地规训着他们的抒情方式。也就是说，诗人们只是在庞大的共通性书写内部寻找个体差异，这是自我分裂而不是群体分裂。正如唐晓渡在《时间神话的终结》一文中谈及的“新纪元意识”那样，当新的时间观将时间理解为不断向前推进的线性运动时：“对时间制高点的占领同时也意味着对价值制高点和话语权力制高点的占领。每一个类似的宣言实际上都在无意识地重复着同一个信念，即：我们属于未来，我们不属于过去。我们属于光明，我们不属于黑暗！”6它在某种程度上昭示了共和国初期诗人们“光明信徒”式的精神信仰。由此便可解读贺敬之在1979年自己诗选的自序中透露出这一代诗人明显的创作理念：“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从来是一个问题不可缺的两个方面。这不仅在无产阶级当权以前是这样，在以后也仍然是这样。我们理应大大地歌颂光明，但同时也必须勇敢地、准确地揭露和批判那些落后和黑暗的事物。”7其后的诗人则是通过相互分散和疏离以确立个体的“独异性”，同时也标志了时代的“独异性”。
“白天里的叙事/遗漏了什么？夜晚的呼吸/又隐藏了什么？”1人何以把握自身？我们面对的所谓“日常”不过是一天中的24个小时，从日出到日落，由白昼入黑夜，从梦至醒。周而复始，亘古不变。在线性时间之流的观念里，世俗生活的时间线索被认为是一种“牵挂活动”：“生存本真的时间性并不总是被认识到，相反，‘当前化却总是以一种直接的可理解性被设定为理解时间的通道，而同时，那种本真的时间性在消散于所牵扯的事情中被遗忘和遮蔽起来。在牵挂活动与形形色色的现成事实打交道之际，‘光提供了‘视的可能性，从而昼夜交替成为牵挂活动之际首要的时间解释。”2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由“光”辅助实现，视觉世界里光感在传递外部信息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简单地说，“白昼”可被视为一个不断接受信息的过程，是面对世俗世界和庸常人生需求的部分，需要更精准地把控时间刻度。“黑夜”可被视为整理和编辑信息的时刻，需要空间感知力的配合，以最大限度地走近自我。肉体与灵魂对人的物质和精神进行了分割，“昼夜”对人一天中的24个小时进行分割。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庸常的生命过程中，历史、时代、命运等往往并不构成日常主题，人必须面对的首先是肉体的需求，必须面对昼夜对人的时间意识的切割。它是由自然必然和生理必然带来的接受必然，恰如我们也必须面对时间之流中过去对现在施加的影响，必须面对午夜自我凝视时痛苦的发问。那么，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白昼”负责叙事而“夜晚”理应献予沉思？
罗素曾在著作《西方哲学史》中阐释古罗马帝国时期天主教思想家奥古斯丁的“时空观”，奥古斯丁将过去和将来都归源于“现在”。也就是说，过去等同于“现在的回忆”，将来等同于“现在的期望”。“回忆”和“期望”因此都是现存的事实。3一旦过去和未来都交汇于“此在”，“此在”就变得异常重要。于困顿之中人究竟该如何抵达自身？以语言还是以思想，或是二者兼有？有学者谈及欧洲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发觉“启蒙的现代性不可能只有光明”时谈道：“欧洲历史向前再走一步，人们看到光明和阴影并存的现实，并渐渐明白：以排斥悲观的方式维持乐观，若不是浪漫到幼稚的地步，就是伪善成了假圣人。”4在朦胧诗人那里，怀疑是思索带来的疑问和结果，黑夜裹藏着他们视为弥足珍贵的生命体验：“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我也决不会交出你。”5“黑夜象山谷，/白昼象峰巅。/睡吧！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时间的马，/累倒了。/黄尾的太平鸟，/在我的车中做窝。/我仍然要徒步走遍世界——/沙漠、森林和偏僻的角落。”6而在第三代诗人那里，怀疑就是思索本身，是客观的存在：“在午夜的钢琴曲中，我舔着/干裂的嘴唇，醒悟到生命的必然性/但一支午夜的钢琴曲犹如我/抓不住的幸福，为什么如此之久/我抓住什么，什么就变质？”7有关时间与空间感受的思考不再仅作为发问的起点，应该说在发问的那一刻业已抵达阐释生存困惑的终点——它就是生命本身。正如他们语调中的平静所引起的语感的冷漠通通指向怀疑本身，语言和思想能够抵达的地方，业已早早被怀疑侵占，或者空无一物：
你打开一个纸袋：/纸袋是空的，空得就像/从未放进过任何东西;/而实际上，它已多次被利用过。/你的动作似乎很随意/并没有明确的目的，/不像是针对生活本身的举止;/虽然我知道它在某种意义上/表明你想让自己彻底明白/已发生的事情/对你意味着什么。8
因此，他们不再纠缠怀疑本身，或者再去尝试对世界深深发问。
拒绝意义或价值，第三代诗人使时间与空间无序化，犹如使价值无价值化。日神精神隐喻的理性与秩序退场后，酒神精神本能下的生命状态获得更深层次的释放，转化为强烈的生命意识的顿醒：“我们眼看着日夜不能舍弃/枕着自己的手/日夜形变，比往日更加强大/有一轮太阳在水面滚动/人眼耀世间，而我涉过逝水。”1“我坐在岸上/裸体的山脉逆光而行/夕阳孕育着金子的缄默/或许夜晚能梦见你/让白天满怀离愁别绪/太阳照常出没/有谁象太阳那样凝视万物/满怀光明和温情/有谁象我这样凝视你。”2“白日梦游者”与“暗夜骑士”合二为一，坦然面对“昼夜”对生命的时间分割，在白昼的游行中呐喊，在暗夜的城堡里低吟，二者进一步被抽象化。如果说线性的时间之流将人推向对未来的遐想，那么，现代意识则将人对时空的理解重新投射在人自身——关切当下，思考当下，存在于当下。基于这样的时空观念的更迭，人才会有意识地感叹：“黑暗以单调到费解的重复/表明它属于永恒。或者说，热爱永恒/正是深夜让你感到：黑暗也有灵性。”3“风吹着空旷的夜也吹着我/风吹着未来也吹着过去/我成为某个人，某间/点着油灯的陋室/而这陋室冰凉的屋顶/被群星的亿万只脚踩成祭坛/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4“白昼”与“黑夜”代表的有序时间的对立性被打破，从线性的時间之流转入个体思想维度内更为私密而安全的空间。
或许小说家们已早早地发觉“空间的时间化变成了时间的空间化”。作家格非在一次演讲中讲到自己的理解：“在传统的文学里面，空间是时间化的，在今天的文学里面，相反，时间是空间化的，当然，空间最后碎片化了。我们今天不知道时间去了哪儿，看不见时间，我们眼前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空间，令人眩目。我们都是空间里面呈现的碎片化的俘虏。”5人存在的空间维度由于时间序列的严苛限制和机械化的急速推动，受到前所未有的侵占和压缩，这样的挤压使诗人朝两个方向延伸思考的触角：或是无限抵近自我的内心以寻求时间序列缝隙中的私密空间——营造时间和空间的混合感，这种自我逼视无法更进一步：“夜啊，你总是还够不上夜，/孤独，你总是还不够孤独！”6“黑夜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7或是遁入时间之流，放弃诗歌语言与形式的个性空间，转向更为外显的大众接受维度。机械时代，白昼时间内的飞速复制化加速了人对刻度时间的感受，永远被时间的律令追逐，效率成为复制化时代白昼唯一的生存法则，孙文波在诗歌《续节目单》中发出这个时代我们共同的疑惑：
而你想问：这是复制的时代吗？/所有的人都是同一个人。所有的人/都不是他自己。当你观看时，你/就是被观看的人？这样，你看，/又等于没有看。谁能够看见/历史中的自己。由此，你退，但，/不管是退到一间屋内，还是/退到一个词里，你实际上不在那里。8
如今，我们能否自由地退入“黑夜”？或许，在“精神之夜”人早已无处可退。
行文至此，“昼夜”呈现了当代新诗时空观念彼此辨析而又相互整合的过程。当其与作为现代性主体的人的生命自觉、生命意识等发生内在联结，一种巨大的时空压力或许早已潜伏在我们左右，伺机而动，预谋着将我们吞噬。
结 语
“昼夜”之辨贯穿当代新诗的生长曲线，从陷入白昼多重公共时间隐喻的“光明信徒”到拒绝白昼神话的“白日梦游者”，从藏匿黑夜的“无夜之辈”到复归黑夜现代性思考的“暗夜骑士”，这一过程表明，当代新诗已经发生并持续发生着时空观念的更迭与置换。“昼夜”隐喻之变反映出共和国70余年新诗人“时空经验”的代际认知差异，当20世纪50至60年代的意象惯性经验在朦胧诗人那里逐渐失效，当“白昼神话”让步于“黑夜经验”，在第三代及其后新诗人的诗歌里疯长、燃烧，直至颓然殆尽，又流向打工诗人们昼夜时序的机械性颠置……当代新诗的时空观就此完成从集体话语惯性到精神压抑之后的理性复归，再到机械化时代“时空错置”的一次滑翔。
“时间神话”究竟是在何时丧失了自身的效力？此时似乎我们有必要“重启”时间神话。而今，时空观的集体性观照不再发生效力，重启“时间神话”至关重要的前提是重新理解并定义其内涵。在更崇尚人类理性文明的21世纪的文化语境里，时间与空间的结合势必向更丰富的意义层面延伸。它的滑翔轨迹同时也在昭示：时间与空间应发挥其自身的效力，施加在时间身上的话语压力势必为时间蕴藏的巨大空间效力所反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