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语言具有的多种属性与功能使语言能力的提升成为消除贫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要素。在全面建设现代化中国、实施乡村振兴背景下，推普工作仍然是农村语言能力建设的第一要务。不仅要持续提升村民的普通话习得能力、普通话交际能力，还要提高现代社会对村民更高层级语言能力的要求，即适应新业态的语言传播能力、语言信息处理能力、语言的自我管理能力。要将语言能力的提升与村民的全面发展相结合，注重结合大数据、智能化等在农牧业使用所形成的新业态，提升村民全面发展所需的各种语言能力。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扶贫;语言能力;习得能力;交际能力;信息处理能力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1）06-0026-07

收稿日期：2021-03-23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1.06.04

基金项目：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建设项目（20JDYB2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19YJC740007）

作者简介：姚欣，女，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语言变异。

语言本身所具有的交际和思维的工具属性、记录信息的资源属性、在社会应用中的基础性和广泛性以及在社会建构中的不可或缺性，使它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近年来，语言的经济价值属性不断被发掘，人们越来越多地将语言与摆脱贫困、走向富裕联系起来。从理论看，语言依附在人身上表现为语言技能，因而体现出一种人力资本的属性。“作为技能，语言是很重要的一种人力资本形式。”“语言技能一旦形成便可以给其拥有者带来收益。”[1]从实践看，原国家扶贫办、国家语委及教育部联合实施的推普脱贫战略，就是以提升老少边贫地区贫困人口普通话能力为主，进而提升他们获得就业和发展的技能，摆脱贫困。推普战略的实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2]。可以说，推普脱贫为农村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尤其为农村文化发展起着较强的助力作用。

“十四五”规划提出坚持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3]。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如何提升农村普通话能力建设，尤其让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不掉队，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新课题。

从现有成果看，大多研究的是后脱贫攻坚时期中国语言扶贫的特点[4]、语言扶贫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可持续性[2]、语言扶贫的长效机制[5]、语言扶贫成效评价的原则和方法等[6]问题。个别学者研究了乡村振兴背景下语言生态建设与语言服务问题[7]。本文主要聚焦乡村振兴对农村普通话建设的新要求并提出相应的策略。

一、语言能力建设的根基是推广普通话

人的语言能力是复杂的生理、心理和物理机能的系统性体现。语言能力获得的时间有先后、水平有高低、语种和数量有差异。我国偏远地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民众因自然地理、社会人文等差异，导致语言使用者对国家通用语存在态度上的不同，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理念和能力存在较大差异，也影响着他们后续使用国家通用语听、说、读、写进行交际和持续发展的能力。所以，推普工作是乡村振兴过程中语言能力建设的根基。

1.相对贫困的长期存在，需要推普工作持续加力。乡村振兴关键和基本前提是摆脱贫困，其首要任务就是要防止返贫现象发生，并形成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切实把增强乡村内生发展机制、提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能力作为要务。针对相对贫困治理所呈现出的分散性、多维性、艰巨性、长期性及系统性的特点[8]，首先要求村民快速融入社会发展的潮流中，感受社会经济发展给自己带来的内在需求，触发其自身发展的强烈愿望，并積极行动起来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和经济面貌，而普通话在此过程中起着介质和信息通道的重要作用。第一，普通话听、说、读、写能力均构成了人力资源要素，对劳动者的收入产生比较显著的影响，不仅对村民脱离绝对贫困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且对其摆脱相对贫困，融入快速发展的主流社会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第二，普通话具有快速而广泛地传播国家政策和社会治理各种信息资源的效能，相对贫困的人们通过学习普通话能够获得一种社会融入感、提升与社会更广层面交际往来的自信心与动能。所以，推普仍然是乡村振兴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且应以提升村民运用普通话听、说、读、写各种能力为其主要内容。

2.语言态度的复杂性使得推普工作仍具有长期性。态度是“个体对人或事物的积极或消极的评价性反应，它通常根植于个体的信念，表现于个体的感受或者行为倾向中”[9]。语言态度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同时又有易于观测的显性态度及不易觉察的隐性态度之别，不同的态度会对人的行为产生一定的作用。

我国相对贫困的西部地区及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呈大杂居、小聚集分布状态。因为个体及家庭、社会及教育、世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对多语多言的态度存在较大差异。这种语言态度上的差异，对多语多言环境中不同民族的语言选择、语言使用和语言学习均会产生影响。以民族众多的云南省而言，布朗族、普米族、德昂族等民族多讲本民族语、使用汉语及其他民族语言，是三语或更多语的民族;白族、壮族、纳西族等讲本民族语和汉语（主要是汉语方言），属双语民族;其他民族如独龙族、傣族、藏族、景颇族、傈僳族以单一母语为主;回族、满族、水族通用汉语汉字[10]。在同一民族中，使用三语比例较高的分别是怒族（占其调查人数的49.79%）、普米族（占29.7%）、阿昌族（占13.98%）[11]。当地居民认为民族语言仍是其第一语言，是家庭生活、集体生产及与人沟通所用主要语言。当地方言是其外部交际所用主要语言，在集市、商场、饭店、医院、车站及工作单位使用。而普通话是学校教育、外出工作的主要语言，外语主要在涉外场合使用，普通话及外语使用场域相对狭小[10]。这些差异，要求乡村振兴中的推普工作应更具针对性、讲究有效性。以青海省互助县五十镇东关村为例，这是土族群众聚集的村落，村民对民族语言、当地方言、普通话的态度影响到他们对这几种语言和方言的使用与学习。从调研可知，有76.9%的村民认为当地人最先要学会的语言是土族语，12.8%的人认为应同时学会土族语和当地方言;认为应先学会当地方言的占7.7%，而认为应先学会国家通用语的仅占2.6%。青海互助县五十镇东关村村民对其普通话交际功能的评价也不高。他们认为自己使用最方便的语言是土族语（占53.8%），认为方言交际最方便的占28.2%，普通话交际最方便的仅占18%[12]58。从这些数据可以清晰看出，国家通用语在当地的使用缺少相应的语言环境，目前还不是村民使用最为方便的语言，在这些地区推广普通话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但从少数民族村民对自己与后代使用语言的期望看，他们又很希望自己成为能运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多语多言人。如云南省掌握单一民族语言的这些族群，他们最基本的语言要求就是“多掌握一点语言知识，能够听懂、会讲‘他语”[10]，而有机会参与云南边贸活动的人群，他们除希望自己是多语多言人之外，还希望能讲边贸活动所用的各种外语[10]。青海省互助县土官村土族聚集的村落，其村民也希望自己是多语多言人。其中，希望能同时使用土语、方言及普通话的占调查对象的53.8%;能同时使用土语、当地方言的占23.1%;能同时使用土语、方言、普通话、英语的占10.3%;同时使用方言和普通话的占10.3%，单独使用普通话的占2.6%[12]59。这一数据说明，青海省互助县土官村村民对普通话有很高的期望值，普通话是村民最希望学习的语言，他们希望自己成为具备普通话运用能力的多语多言人。

语言态度因村民的教育程度以及其居住地、居住环境而呈现出鲜明差异。如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藏族村民，他们对普通话的态度积极与否与他们受教育程度高度相关：受教育程度高的村民，对普通话社会地位的评价、对其前景的预测明显积极而乐观;而受教育程度低的村民对普通话地位的评价、对其应用前景的评价明显低于受教育程度高的藏民。另外，居住在城市的藏民对普通话的评价高于县城的藏民，而县城的藏民对普通话的评价高于本民族聚集的农牧区;本民族聚集的农牧区对普通话的评价，明显高于与其他民族杂居的农牧区[13]48。可见，提升民族地区的受教育程度，加强所在地区人口的外出流动，是提升他们对普通话认可度的有效途径。

从以上可见，农村尤其是广大的西部贫困地区、偏远地区、民族地区普通话听、说、读、写能力的建设，一方面要了解该区域农民普通话使用现状，另一方面要把握农民希望自己及后代是能用普通话的心理期望，不断提升其受教育水平和普通话能力。要因势利导，让农民通过普通话的学习，提升其习得能力及运用口语和书面语的交际能力，进而为其语言能力的全面提升打好基础;加强他们与城镇、城市的往来互动和交融，以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与能力。

二、语言能力建设的核心是多层级语言能力的提升

语言能力指一个人掌握有关语言的知识和水平以及运用能力，是属于个体的综合能力之一。一个人掌握的语种数量多少、运用语言的水平高低，以及能够使语言资本增值的能力，均成为一个人的人力资本要素。不同地域和行业、受教程度、个体语言态度上的差异，使得农民的语言能力存在显著的不同。

1.现代社会对村民语言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需不断提升。《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改革和发展纲要（2012-2020）》把“提高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作为语言文字事业的七大重要任务之一。有学者提出了语言能力有高级、中级、低级3个层次，以及使用语言文字的正确性、规范性和得体性3个要求[14]。有的学者提出语言能力有5个分项能力，即习得能力、交际能力、传播能力、技术处理能力和管理能力[15]，这是针对当代社会不断发展对人的语言能力提出的新要求。如果说听、说、读、写的习得能力、运用口语及书面语的交际能力是人们在传统社会生活与发展就应具备的基本能力，那么语言的技术处理能力和语言管理能力则是现代信息社会、智能社会对人们提出的一种更高层次、更高要求的语言应用能力。

2.人的语言能力存在差异与不平衡性，需终生提升。语言能力会因为所处地域、生活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以及接受教育的程度而产生差异;也会因为学习愿望、动机和方法等因素的影響，形成不同的学习结果。同时，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其语言能力提升的速度也不一致、不平衡。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对村民语言能力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语言能力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应当成为终身教育的一部分。”[14]从人的综合语言能力来看，无论东部地区农村，还是西部农牧区，均需不断提升。以东部江苏扬州、泰州和南通三市农村地区为例，其乡村经济趋于发达，是乡村振兴“在路上”的典型代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7]，其村民的语言能力表现情况见表1。

表1数据说明，东部较为发达地区的村民，普通话的听、说、读、写能力及其交际沟通能力基本持平;与之相较，其网路信息处理能力较弱，语言传播能力、语言的管理能力亟须提升和加强。如村民在菜市场、小卖部等地仍有许多不文明语言现象，在网上交流中的不文明行为高发。语言景观中的不健康语言、不真实语言还很常见[7]。

我国广大西部地区农牧民普通话的语言能力尚处在第一习得阶段、第二交际阶段，而关于国家通用语的传播能力、语言的技术处理能力、管理能力表现尚不充分或者很缺乏。如甘南农牧区藏族居民的口头表达能力，藏语最好，其次是当地方言，再次才是普通话。其书面语能力方面，国家通用文字与藏文程度均较低[13]46-47。再如青海互助县土观村土族村民多为双语多言人。在与家人及同族交际时，主要使用民族语言土语，其辅助语言是当地方言，很少使用普通话。在学校、机关、打工地主要使用方言，其次才是普通话，再次是民族语。由于受语言环境的影响，土观村村民说普通话的机会少，普通话使用率低。他们中具备汉字书写能力的占56.4%，而不会书写汉字的均为36岁以上的人群[12]45。

将东部江苏经济较为发达的苏中三市村民几种语言能力与甘肃甘南藏族村民、青海土族村民几种语言能力相比较，东部地区普通话的听、说、读、写习得能力，口语、书面语的交际能力均优于西部;西部除部分教师和学生外，普通话的习得能力、交际运用能力还较弱;从语言的技术处理能力、语言的管理能力看，东部地区虽存在一些问题，但与西部贫困、偏远地区相比尚好一些，西部地区语言信息处理能力、语言管理能力均很弱。概而言之，无论东部较为发达的农村，还是西部相对欠发达的农区、牧区，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其语言能力的全面提升均十分必要，尤其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加之网络覆盖范围的不断延展、移动终端的广泛使用，对现代人的语言能力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人们在不同介质上处理信息的语言要求越来越强。基于城乡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提升村民语言能力势在必行。

三、语言能力建设的目的是村民的全面发展

乡村振兴对农村语言能力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一方面可使更多村民适应全国性统一市场对村民就业、贸易、流动的需求[2]。推普攻坚战，对消除语言交际障碍、提高语言交际和信息传递的效率与质量，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个人综合能力和素质的提升均起到了积极性的作用[16]。另一方面可促使村民获得发展心理、发展动机、发展愿望，促使其不断获得适应新时代、新技术、新业态的各种更高层级的能力。

1.语言能力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人的发展理论认为没有能力的发展，就没有人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仅要坚守现代化的建设目标，而且必须强化人的现代化能力建设。现代化能力建设要树立与时俱进的理念，在不同发展时期培养与时代相适应的能力[17]。只有具有了与时代需求相适应的能力，才能够根据兴趣从事自己想从事的工作，也才能根据自己的需求开展创造性的活动，从而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语言作为承载信息的主要载体，是人们获取信息和表达自我的主要途径，也是与他人交流并建构社会关系的介质。各类语言符号运用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认知能力进而影响行为能力。语言应用能力差会导致人的综合素质不高，甚至会因缺少参与主流经济、社会活动的能力而无法融入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主流。语言能力强，则获取信息的能力、表达自我的能力、发展自我的能力就会强。所以提升不同地区、不同类型村民的语言能力，进而能提升村民获取信息的能力、促进村民自我发展的能力、创造新事物的能力，从而带来社会的发展，也能促使人的全面发展。

2.满足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需要多种语言能力的叠加。人的需求有满足生存的需求、满足精神的需求、满足发展的需求等。乡村振兴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发展目标，就是在满足人的生存需求的同时，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和人的发展需求。实现人的精神需求与发展需求这一目标，对村民的能力要求会更高，不仅要求能力是复合的，而且是不断延伸与扩展的。第一，现代科技进步及信息传播方式、信息处理方式的转变，使人们不仅要进行面对面交际，同时要借助电脑网络、移动终端手机进行网络交流。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迅速，2020年农村网民数量突破2.5亿，农村网络零售额由2014年的1 800亿增长到2019年的1.7万亿元，规模总体扩大了8.4倍[18]。农村电商的网上销售方式对村民处理语言信息的能力也会不断提出新要求。第二，乡村振兴主要目标之一的产业兴旺，要求农村产业不仅要获得快速發展，而且要形成符合城乡交融性发展的新生产经营模式。这种模式要求农民除具备基础的语言阅读理解能力外，还要及时把握国家的各种产业政策及其导向。这就要求村民具有语言信息的处理能力，及时与产业内外人员进行联系与沟通，获得支撑产业的科技与技术信息，获得产品的销售渠道与客户的需求信息。所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20-2022年）》特别提出“加强农村科普工作，推动全民阅读进家庭、进农村，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养”。

四、语言能力建设的途径是与新发展业态相结合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使城乡资源流向发生了改变，逆转为以工哺农，城乡共同发展。由于政策改变而对农村土地、人力资本进行赋权，中国乡村的资本价格与资本获益能力不断提高，乡村吸引资金和人才的流入也将进一步增强[19]。在这一情况下，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中的信息技术将迅速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相结合，使农业新技术、高科技网络等技术应用快速推进，必将带来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

1.语言能力提升要结合农村新业态的需求。乡村振兴使农村的产业结构及其运营模式发生巨大变化。从产业结构上来说，乡村基于自身地理条件、生态条件和社会发展的现状，瞄准国内外市场上多层次、差异化、精准化的需求，积极发展具有鲜明特色的绿色养殖业，形成能带动当地长期发展、特色鲜明的主导产业。在政府主导、企业运营、村民参与的模式下进行专业化生产、规模化建设、系列化加工、企业化管理，借助网络推动绿色生态乡村旅游，形成乡村与城市需求互动，城乡人员的积极互动[20]，形成“互联网+”“文化创意+”的新业态。如郴州利用森林资源发展林下经济，由公司提供种苗、技术服务与咨询，负责产品开发、品牌创建、订单产业化，村民则负责生产，企业与村民形成产业共同体。目前从事林下产业的有41万人，开展森林浴、森林疗养、森林健步等活动，形成养老、养生、旅游、文化、体育、娱乐等相关产业集群，带动林区经济转型与发展，形成新业态，产值达40多亿元[21]。由于乡村产业结构及其运营模式的改变，村民运用语言进行协作、沟通把握有关管理条例的能力都显著提升。但我国另一些地区村民，因为语言问题不会上网，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与现代化农业的新业态、新技术存在巨大阻隔，表现在：第一，无法使用移动网络技术进行新业态的生产劳动，如网上预约播种、灌溉、喷洒农药、收割庄稼;难以将农产品通过网络等有效而精准地推销出去。第二，无法适应新的智能化生活方式，如使用手机预约并支付出行费用、就医费用，难以进行无纸币日常消费、在手机上办理银行业务。因语言及技术上的障碍，他们无法充分享受现代化、智能化的服务。因此，乡村振兴背景下，要不断培养能识读国家通用语、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懂管理的高素质村民，即新型农村人才。要使之形成适应农村新业态、新技术、新生活环境的语言能力，为乡村振兴提供充足动力和发展潜力。

2.语言能力提升要与乡村新型智慧治理相联系。乡村经济发展的新业态，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组织建设、环境建设，进而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新数字技术及其搭建的数字治理工具，将使乡村振兴的决策更具有科学性、开拓性。这一基于网络互联的开放式新平台系统，包括环境感知技术、公共网络技术、社会联络的社交软件、公共服务的APP软件等，可以通过数据获得民众对治理的需求与满意度，提供相关数据支持。由于村民个人或家庭在乡村治理中具有治理对象及治理主体的双重身份，“互联网+”乡村治理平台要求村民使用智能型终端及网络通讯等基础设施广泛参与乡村治理，对村民的新技术使用能力及相应的语言能力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要求语言服务类培训必须迅速跟上，并提供语言教育服务、语言文化服务、语言经济服务等。

五、结语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所确立的新发展理念及新发展目标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也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在此背景下，语言参与国家治理，就是要以村民的语言能力建设为核心。而建设村民的语言能力，应注重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乡村振兴视域下村民语言能力建设的根基仍然是普通话的推广。一方面消除绝对贫困后，相对贫困依然存在，持续加力的推普脱贫工作，可使村民融入主流。另一方面乡村不同地区、不同民众的语言态度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状态，虽然他们普通话的使用能力较差，但成为能使用普通话自如交际的多语多言人的愿望强烈。第二，村民语言能力建设要注重语言能力的多层级性，并终生提升。由于不同地域、不同受教育程度村民的语言能力存在显著的差异，所以不但要提升村民的语言习得能力和语言交际能力，还要提升其更高层级的语言信息的传播能力、语言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语言信息的管理能力。第三，乡村振兴中村民语言能力的建设要与村民的全面发展相结合。语言能力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能力。各种语言能力的提升，可使村民及时进行网上网下语言的信息处理，使村民与产业内外的各种人员进行沟通与交流，及时获得后续发展的各种信息与需求，促进村民的全面发展，增强他们创造新生活、适应乡村振兴新发展的能力。第四，语言能力的建设与新业态的发展相结合，可使村民适应政府主导、企业运营、村民参与的新经济模式，进而适应“互联网+”“文化创意+”的新业态，使之成为既能适应农村新业态、新技术的新村民，同时又善于利用各种语言教育、语言文化及语言经济服务形式进行语言能力的不断提升，满足自己多方面语言需求，提升在新时代的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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