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国际形势继续发生着复杂深刻的变化。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新特点，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潮流和国际格局的未来走向，对于继续抓住和用好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推动外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说来，2010年的国际形势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在后危机时代，国际宏观政策协调的难度上升。2009年，世界正处于危机蔓延和深化的过程中，加强经济刺激、开展国际合作成为各国共同的政策选择。尽管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不时出现，但“同舟共济”无疑是国际社会的主导性话语。因此，我们看到G20机制异军突起，不仅成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机制，而且确定为未来世界经济政策协调的首要平台。然而，2010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迅速走向终结，世界经济开始复苏向好。这就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危机退去之后，各国进行合作的动力有所减弱。相反，以前因危机而暂时搁置的矛盾又重新浮出水面，贸易战、汇率战在2010年都明显增加；二是由于不同经济体在危机应对中表现各异，他们在后危机时代面临着不同的经济问题，因而政策选择和心理感受也大不一样。
比如新兴经济体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但普遍呈现出经济过热的状态。原因在于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政策刺激“药力过猛”，大规模投资和信贷投放的负面效应开始呈现出来，物价持续飞涨，通货膨胀大大加剧，同时还面临着外部热钱大量涌入的风险。因此，这类国家以抑制流动性过剩为政策目标，纷纷采取了诸如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与之相反，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危机期间所采取的刺激政策效果不彰，在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依然乏力，并面临着财政赤字不断攀升、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问题。因此，他们考虑的问题不是怎样实行“退出战略”，而是如何进一步刺激经济。这就导致了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政策矛盾，其结果就是国际宏观政策协调变得异常困难。2010年召开的两次G20峰会在解决世界经济问题方面建树无多，在机制化的道路上同样乏善可陈，逐渐成了各国相互抱怨和指责的场所。
第二，美国内部困难持续加大，对外战略上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尽管深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反恐战争的拖累，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过去一年，在“变革”旗帜的引领下，奥巴马对美国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广泛调整。在内部层面，迅速出台的救市措施和经济刺激计划避免了美国经济的“自由落体运动”；美国国会通过医疗改革方案，实现了民主党人多年的医改目标。在对外战略层面，美国正式结束了在伊拉克的战争，将反恐的战略重心转移到“阿富巴地区”；奥巴马的“巧实力”外交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美国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国际形象和软实力有所改善。然而，客观而论，美国面临的内外挑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缓解。在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经济将长期呈现复苏缓慢、增长乏力的状态，重建制造业的努力困难重重。美国政治上极化的现象仍然突出，政策协调和共识建构十分困难。在社会层面，美国民众的不满情绪有增无减，普遍认为国家正走在错误的轨道上；代表中下阶层利益的茶党运动趁势而起，影响着美国的社会生态和政策倾向。
刚刚结束的美国中期选举以共和党的大胜告终，这是美国民众对新政府执政成绩的否定，奥巴马执政初期高调的变革之风将告一段落。由于国会和白宫相互制约的加大，奥巴马总统将出现“跛鸭化”的可能。这意味着美国在内外政策有可能表现出两种值得警惕的倾向：一是政策选择越来越受制于国内经济现实和利益集团的影响。比如美联储在2010年11月初公布的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大量热钱涌入新兴经济体，显然是损人利己的单边主义行为，将对世界经济的复苏产生消极影响。二是政策选择越来越急躁化。由于美国期望新兴大国承担责任的愿望没能实现，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耐心正在丧失，出现了对新兴大国以对抗为基调的不健康心态。因此，可以说，执政两年后的奥巴马面临的问题多于取得的成绩，美国当局可用于施政的内外资源将受到更多的限制，为美国的未来走向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第三，欧日俄等传统大国面临着沉重的内部改革压力。欧洲在2010年可谓“流年不利”，还没有完全从金融危机中缓过劲儿来，又陷入到主权债务的危机之中。“欧猪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在高福利制度安排下“寅吃卯粮”，靠透支未来财富来享受当下生活，导致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国家财政濒临破产。国际社会对近年来高歌猛进的欧盟一体化进程产生了质疑：首先，面对希腊和爱尔兰愈演愈烈的债务危机，欧盟内部相互指责，没有表现出强有力的领导能力，相反却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国际社会对欧盟未来前途的怀疑情绪上升。其次，成员国能否实行新的“改革开放”尚未可知。推行改革是欧盟应对财政危机和提升竞争力的长远之道，但改革就意味着要牺牲民众超优越的生活方式，因而必然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弹。欧盟的问题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语：“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日本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已成为过去时，但日本经济的疲弱状态并没有多少改观。更重要的是，日本保持了近三十年的“世界老二”地位正式被中国所超越，社会中弥漫着一种集体挫败感。在政治上，两党制运行并不顺利，并没有改变日本“一年一相”的命运，政治权威进一步受损，整个国家处在自我迷失的漂移状态。内部问题解决不好导致日本在外交上日益急躁，因钓鱼岛问题与中国再起争执，因北方四岛问题与俄罗斯的关系也出现恶化。日本政府的这些外交动作无非是想通过在争议问题显示强硬来赢得国内支持，然而与亚洲国家的交恶只会促使日本进一步回归美国怀抱。这显然与其近年来追求的自主大国目标渐行渐远，日本正常国家化的诉求短期内难有实现的可能。
受到世界经济复苏和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的影响，俄罗斯的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实现了从2009年8%负增长到2010年5%正增长的转变。经过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俄罗斯深刻认识到过度依赖能源出口的经济结构弊端，因而提出了改革和再现代化的问题。应该说，俄罗斯在成立之日起就开始推行改革，但其激进的“休克疗法”将经济财富转移到少数寡头手中，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冲突和社会动荡。普京上台后，赶上了国际石油的大幅涨价，俄罗斯便没有动力去进一步推进改革。新世纪头十年过去了，俄罗斯的GDP规模不断翻番，但经济问题却越积越多，高度依赖资源的发展模式终究难以持续，并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因此，梅德韦杰夫痛下决心，致力于俄罗斯的再现代化，包括政治上更加民主，经济上更加智慧，外交上更加依赖西方。俄罗斯的内部改革能否成功将影响未来国际格局的演变。
第四，中等强国异军突起，构成了当前国际政治的重要地缘图景。所谓中等强国是指在领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实力、军事水平等指标上规模适中的国家，它们的经济发展态势相对较好，往往在本地区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简单例举几个国家来说明中等强国的群体性崛起态势。巴西无疑是中等强国的头号代表。卢拉执政八年，巴西政治稳定、社会团结、经济繁荣，俨然成为了国际媒体的“新宠”。同时赢得奥运会和世界杯的主办权或许可视为巴西崛起的重要标志。正是在物质性力量积累的基础上，巴西的对外政策越来越具有独立性。2010年，不管是2月举行的里约集团首脑会议，还是5月巴西、土耳其和伊朗达成的核燃料交换协议，都表明了巴西对外政策中的“去美国化”倾向。再来看南非。作为非洲超级大国，南非经济发展迅速，政治体制稳定，不仅积极参与非洲的地区安全事务，而且放眼全球，努力寻求新的世界性角色。“呜呜祖拉”的声音不仅响彻世界杯的赛场，更振奋着南非的雄心抱负。南非似乎已不再满足于将非洲国家作为参照物，而更热衷于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进行竞争。土耳其是中等强国的又一代表。近年来，土耳其内部世俗派与宗教派的斗争十分激烈。在“入盟”希望日益渺茫的情况下，土耳其大有“向东看”，重新回归伊斯兰世界之势。如果土耳其实现政权宗教化，不仅将推翻自凯末尔以来一直坚持的世俗主义路线，而且将从根本上改变中东地区的地缘格局。拥有57个国家、近16亿人的伊斯兰世界一直处于力量分散、彼此内斗的状态。一旦土耳其回归就将解决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国家难题，而一个力量得到整合的伊斯兰世界必将对现存国际秩序构成深远挑战。
第五，当前世界进入了一个“G时代”。由于美国的领导地位出现一定下降，国际政治中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为了占据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制高点，各国都在想办法排兵布阵，以使未来的格局对自己有利。怎么办呢？那就是在利益相关的国家之间搞各种各样的集团(Croup)，导致国际政治的Gs化，如G2（中美）、G3（中美欧、中日韩、中俄印）、G4（中俄印巴、中美欧日）、G7、G8、G8+5、C8+N，G20等各种形式。这种集团化的趋势有别于历史上相互对立和敌视的政治集团，代之以充分的开放和灵活性，这将对未来的国际关系产生复杂影响。一方面，国际政治的集团化有利于平衡过于集中的决策权力，推动国际秩序向民主化方向的渐进转型，同时发掘到各国间的共同利益，进一步拓展其合作空间；另一方面，在规则重塑的大背景下，各种集团都在竞相争取资源和合法性支持，并希望按照自我诉求来设计未来的国际秩序。其结果是，各种主张之间往往竞争有余而合作不足，形式多样却效率低下，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
第六，全球性问题继续突出，但解决进程却停滞不前。2010年以来，气候变化异常，极端天气频发，导致世界粮食的供给减少和价格升高，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粮食安全。除此之外，大型传染性疾病的流行凸显了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脆弱，对人类的身体健康和社会生活构成了重大挑战；恐怖主义袭击给世界的安全稳定和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持续威胁；海盗行为在世界主要大国军舰护航的前提下有所减少，但仍不时传出外国公民被绑架的事件。凡此种种都显示出世界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的紧迫性。然而，事实却是主要大国对全球问题的关注下降，实际行动聊胜于无。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经指出，在几乎所有的全球问题上，各国在面对共同威胁的同时都存在重大的利益差别，政治承诺和实际操作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其结果是一方面各国在政治上都很高调，以争取在国际舆论环境中的主动权；另一方面则都以自身的发展需求为基本考量。因此，全球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在没有结果的争吵中前进。
第七，传统热点问题不进反退，地区局势失控的可能性大大上升。除了伊核问题、巴以冲突和印巴矛盾继续深化以外，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东北亚局势。2010年是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60年过去了，朝鲜半岛始终没能走出冷战阴影，相反，围绕着核问题产生了数次安全危机，甚至战火硝烟。2010年以来，朝鲜半岛的僵局被打破，安全局势轮番升级，引发了空前的战略对抗和擦枪走火的风险。先是3月份的“天安”号事件，美韩通过调查认为事件系朝鲜所为，要求安理会对其进行强烈谴责，并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向朝鲜施压；朝鲜则以一贯的“超强硬对强硬”进行反击，宣布“全面冻结南北关系，废除互不侵犯条约，全面停止合作”。尽管联合国安理会最后的主席声明成功地控制了危机，朝鲜在完成权力交接的同时也释放出了重回六方会谈的“积极信号”，但各方的敌视和不信任情绪依然浓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1月23日，朝韩双方在延平岛发生激烈炮战，再次将朝鲜半岛推向战争边缘。朝鲜坚持炮击行动的“自卫”性质，并声称如果韩国军队继续挑衅将采取第二、第三次强有力的报复措施；韩国方面反应强烈，美国积极介入，日本表现密切关注，美日韩建立起三边的外交和军事合作机制，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军事演习；俄罗斯不满美日韩的单边行为，通过出动巡逻机干扰美日联合军演等动作来显示其在东北亚的存在；中国则积极在各方之间劝谈促和，建议启动六方会谈紧急团长磋商，避免危险局势进一步升级。到目前为止，朝鲜半岛的危险局势仍没有缓解的迹象，六方会谈短期内也无恢复的可能。值得重视的，此次炮击事件已经超出了韩国社会的集体心理边界，如果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有可能导致韩国的大规模报复，进而引发东北亚地区局势的失控。
第八，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和国际矛盾的焦点。中国依然是国际形势变动的重要变量，无论是世界格局变动，还是大国关系调整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国的烙印。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增长和实力积累，中国的国家能力出现了某种质的飞跃。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09年国庆大阅兵，再到2010年的世博会和亚运会，展现出中国在政治动员、科技创新和军事现代化等方面的能力；而应对频繁的自然灾难和“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则凸显了中国超强的抗击打能力。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国内对此评价不高，但在国际社会看来，这无疑是中国成为“准超级大国”的标志，中国崛起已经是客观现实而非遥远的未来图景。
这种态势变化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中国的全球地位进一步凸显，不自觉地成为了世界关注的中心。比如在世界银行的份额改革中，中国的投票权由2.77%上升至4.42%，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股东国；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则增加了2.389个百分点，升至6.394%，排名从并列第六跃居到第三位；美国《福布斯》杂志在11月3日发布的“世界最具影响力人物排行榜”中，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登上榜首，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兴起了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甚至出现了“中国统治世界”的声音。另一方面，中国越来越成为国际矛盾的焦点，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世界老二”的地位带来的。从理论上说，“世界老二”地位最为尴尬，不仅需要警惕“老大”的防范遏制，还需要面对“老三”、“老四”的嫉妒心理；从实践来看，20世纪的三个“世界老二”——德国、苏联和日本——最后都是以悲剧收场。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面临的战略风险将大大增加。20lO年以来，中国外交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中美关系恶化、中国与周边的矛盾频发、国际舆论中的负面形象等，都与成为“老二”的客观现实有关。如何度过这个“大而不强”的战略脆弱期将考验中国的战略能力和外交智慧。
原文来源：《当代世界》(京)2011年第1期 第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