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诺贝尔奖得主阿克洛夫在JEL撰文《遗漏之罪》，指出了经济学界的一个问题，瞬间在圈内传遍。
简单说来，观点如下：学术既要强调硬的科学性，也要强调软的重要性。但是在既有的评价体系下，硬的科学性具有更高的“价格”，因此在个体层面，最优选择就是部分地放弃重要性，更多的追求具有客观标准的科学性。
我看学界同行对于重要性的强调是没什么分歧的。大家也都认同阿克洛夫所讲的，现有的学术评价体制导致学术界忽略了研究的重要性。关键的问题在于——
什么是重要性？
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一项具有强大正外部性的事业（老天保佑我可以假设学术研究天然具有强大的正外部性，而不是负外部性）。通常解决正外部性的办法是给予补贴，但是必须要假定有一个人——可能是政府，也可能是学术界大佬或者编辑——是知道外部性的大小的，或者至少大致的知道。这样的话，就可以提高具有正外部性产品的价格，诱导人们去生产。学术评价体系实际上就是在给外部性的大小进行定价，并且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标准。
真正的麻烦来了，相对的公正本身蕴含着没有太多的争议，而科学性恰恰是这样没有太多争议的标准。而重要性则相对主观，如果真的对于什么是重要的问题没有分歧，那反而简单了，只需要把重要的问题列出来，大家去做就可以。
既然重要性是重要的，又很难对重要性有共识，那么，剩下的能做的就是对于重要性的判断大概提出一些原则。这是我想说的。
重要性的第一个特点，我认为是能够开创一个新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通常具有从0到1的特点，也恰恰因此它的文献和数据基础都并不强，可能会被认为科学性不够。但是一旦有了从0到1这一步，后续的研究就可以逐步发展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从0到1的一步比90到91的那一步重要得多。阿克洛夫有关柠檬市场的研究就属于这一类。在中国经济的研究里，有些早期关于双轨制的研究，亦当属此类。
重要性的第二个特点是一般性。我这里所说的一般性并不是仅仅指方法上可以被普遍使用（比如计量方法），也不仅仅是指所讲的道理是普世的（比如信息不对称导致效率损失）。而是说，一项研究所采取的视角可以被很多相关（甚至不直接相关）的领域所采用，成为新的视角。阿克洛夫关于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引入了社会效用的概念，可以分析群体性行为，属于这一类。在中国经济的研究中，关于地方政府间竞争的视角亦属此类，尽管我最近经常说，不要把地方间的竞争理解为是制度的优势。
上面两个标准，大家容易想到。第三个标准，只有处于前沿的学者才能体会得到。那就是，对于既有的重大观点形成挑战或者补充性的基石性工作。我举一个例子，关于技术的发展（比如说信息技术的发展）是否可能导致人口密度的重要性下降，以及经济的空间集聚程度下降，这个问题虽然很具体，但是却对判断人类经济活动的未来有重大的意义。在中国的类似问题里，城市病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跟城市人口数量的增长有关？这是能影响到中国城市发展政策的极其重要的问题。顺便说一句，当你把城市病的度量放在方程左边，人口规模放在方程右边的时候，永远在审稿的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内生性问题。
第四个重要性的标准，是对现实问题有很强的解释力，或者研究对象本身就对经济现在和未来的运行非常重要。比如说关于既有的全球化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未来的全球化向何处去？我很怀疑，现在发表的大量看上去和全球化相关的论文，在多大程度上能回应这个问题。
对于中国经济的研究，有一些解释的角度并没有重要的理论上的创新，但是对理解中国经济极其重要。而在今天，中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对全球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任何对于中国经济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于全球经济重要的问题（但这点可能说服不了英文杂志编辑和审稿人）。举例来说，李实老师团队关于收入差距的一系列研究属于这一类。钟宁桦和刘志阔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文章，发现中国企业高杠杆率主要是国有大型企业带来的，并没有用到什么高技术手段，但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类似的，中国的留守儿童加上流动儿童数量大约一亿，相关的研究，无论如何都是重要的。
第五个对于重要性的标准，和第四个重要性有关，那就是它是否涉及到了重大的制度和政策的调整问题。仍然以留守儿童问题为例。我上面说过，留守儿童问题本身的重要性是非常强的，但是让我们来比较两个研究视角。第一，是否在农村招募师资的时候，可以通过增加女性教师的数量来改善留守儿童的状况。第二，是否能够通过在留守儿童父母所在的城市降低民营办学的门槛，增加学校的数量，从而促进留守儿童与父母团聚。在这两个视角中，第一个视角，可以通过数据和计量经济学写成一篇科学规范的论文。而第二个视角，相对来说，在科学方法的操作上比较难做到学术杂志的要求。于是，学术界会认为，第二个问题应该交给政府部门的人去研究。问题在于，政府部门是指谁呢？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如果是地方政府，他们已经有答案了。地方政府说，外地人口来工作我们是欢迎的，但是孩子不要到这里来读书，我甚至可以帮你出钱，在老家开学校。这个想法的结果是，大城市人口在增加，学校在减少。我估计很多在讨论中国城市发展问题的朋友，连这个基本事实都不知道。我们很多同行在抱怨学术界和政府界存在着一道隔膜，学术界的研究没人理睬。这到底怪谁呢？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酱油和醋拌。(ಡωಡ)hiahiahia
事情发展到今天，已经有诺贝尔奖得主在JEL上面发文章讲这些问题，至少说明这些问题大家意识到了，已经是进步。
至于未来怎么办？指望整个经济学的评价体系发生变化，我觉得遥遥无期。我倒是有一个天真的想法，那就是应该创办一本强行要求使用最简单的数学和描述性统计，甚至只用纯文字的杂志，还需要从一开始就抬到至少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的档次。只有这样，在这本杂志上，大家才会去比思想，比重要性。但这本杂志又不应该是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这样做事后总结性的杂志，而是应该发表引领性的研究的杂志。否则的话，重思想而技术简单，甚至不甚“科学”的文章，总是吃亏的。AER Insights的尴尬之处就在这里。
剩下来的事情，就只能是喊喊口号了。如果你是个作者，是不是做点重要的工作？完全取决于自己的价值观。我曾经举例过，同样是研究教育，是研究美国黑人教育所受到的歧视，还是研究中国留守儿童的教育如何改进？这完全是价值观问题。做个学者，一上来就只看能不能发表，就跟做个商人一张嘴就谈钱一样，无关能力，只显气质。
如果你是个杂志的审稿人，在审稿的时候，对于重要的文章，在提出意见的时候，不妨多提建设性的意见，同时想一想，一些批评性的意见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如果做不到的话，也许可以让已经做到“当下最好”的重要文章先发表出来，迈出那从0到1的关键一步。提一堆完全不可能做到的意见，you can you up。
如果你现在已经是各类评审委员会的委员，特别是，在学院里要去评价青年人是否可能晋升，也许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青年人做的研究，是不是足够重要？如果是的话，不妨为他加个鸡腿。一个年轻人，如果敢于去涉足一些重要的问题，但是因为受制于科学方法的不足，没有发表在顶尖的杂志上，也许从中你恰恰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胆识和勇气。
你别看我在这里喊口号，喊着喊着，回应的人多了就有点用。如果大家都不说话，把经济学做成学者之间的智力游戏，最后会让整个圈内的人浪费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