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华盛顿·欧文在《睡谷传奇》中塑造的“无头骑士”虽有情节意义上的角色独立性，但却延续了其文学原型在德国民间故事中早已预设的身份混杂特质，进而成为霍桑在《红字》序言中表达个人政治失落之际所引以自嘲的矛盾并置——文弱“秀才”克莱恩与复仇“硬骨”布洛姆。本文拟藉此为问题的出发点，通过聚焦于作为欧洲文化幽灵象征的“无头骑士”与克莱恩及布洛姆这两个核心人物发生的角色重叠，分析早期美利坚民族文化身份的“无头性”如何借助欧文在《睡谷传奇》中植入的“驱魔”“反驱魔”乃至“自我驱魔”等话语策略，隐喻性地引发了一场围绕欧洲古风情结所进行的扬弃，暗示早期美国民族文化记忆赖以建构的独特手段。
关 键 词：欧文 《睡谷传奇》 无头骑士 文化记忆 Washington Irving "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 "headless horseman" cultural memory
在《红字》开篇处那则以“海关”(“The Custom House”)为题的长篇序言的末尾处，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提及自己如何新近遭到塞勒姆(Salem)海关开除，进而有意将自己视为“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笔下的无头骑士(headless horseman)”——“一个宁愿被埋葬的政治上的死人”(43)。在美国学者曼考尔(James Mancall)看来，霍桑之所以将自己比作欧文笔下的“无头骑士”，乃是因为他“不受本人意愿控制地”成为大众媒体竞相披露的对象；在此语境下，霍桑作为一位“无助的受害者”不仅成为了《睡谷传奇》(“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中的克莱恩(Ichabod Crane)、一个“与世无争的文人”，也在某种程度上带有“硬骨”布洛姆(Brom Bones)的影子、一位与体格羸弱的克莱恩形成鲜明对照的牛仔形象，暗藏着霍桑通过创作《红字》挑战新英格兰清教伪善的复仇动机(51)。不过，就笔者来看，曼考尔在其霍桑研究进程中做出的这一互文性解读倒是于无意间使得欧文笔下的无头骑士陷入了某种身份混杂——到底谁是“无头骑士”？原本只是《睡谷传奇》中那位代表英军作战的德国“黑森雇佣兵”(Hessian trooper)的断头冤魂，又如何在霍桑那里同时兼具教书匠克莱恩与“硬骨布洛姆”的矛盾气质呢？
欧文在《睡谷传奇》的开篇处植入英国18世纪诗人汤姆森(James Thomson)的《逍遥宫》(The Castle of Indolence)中的诗句作为题头语，由此引发了德国学者珀尼克(Klaus Poenicke)围绕欧文的所谓基于“互文性”的文化记忆建构策略展开细致探讨；但是，当珀尼克搁置早期美国寻求民族文化独立(而不仅仅是寻找“记忆”)的总体语境时，其聚焦点即自然投向了《睡谷传奇》如何借助《逍遥宫》获得了一个融欧洲神话与古典文学于一身的更为久远的记忆空间(24)。作为现代欧洲学者，珀尼克的研究在其话语逻辑上恰恰与欧文力图摆脱欧洲主义情结的文化独立意识背道而驰；换言之，即是将《睡谷传奇》当作了印证早期美国民族文化记忆“无头性”的文学史料，而不是如欧文在《睡谷传奇》中所希冀实现的对欧洲文化幽灵的“驱魔”。珀尼克的文化记忆研究将汤姆森的诗行当成了阐释《睡谷传奇》的“答案”，但欧文的初衷则刚好相反——那些诗句背后的“欧洲遗产”(无论其如何不乏诱惑)恰恰成了美国19世纪初的文学家们不得不面对的严肃“问题”，而那一问题的解决方案正依托于霍桑无意间提供的线索：无头骑士在克莱恩与布洛姆之间产生的“跨角色”的双重认同于何种意义上关乎欧文围绕早期美国民族文化记忆的“无头”困境所做出的反思？而那个缘自莱茵河畔的“无头”的“黑森”幽灵又是否能够在哈德逊河谷中一劳永逸地存活下去？
《睡谷传奇》和《瑞普·凡·温克》(“Rip Van Winkle”)这两则短篇小说均系欧文在英国旅居期间(1819-1820)加以构思和创作的。这两年是欧文在英国发表《见闻札记》(The Sketch Book)的时期(Tuttleton 5)，而《瑞普·凡·温克》和《睡谷传奇》则是其中最著名的两则短篇小说：前者可被视为美国政治独立的寓言，而后者则算得上是美国文化独立的寓言。相对于《睡谷传奇》在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史上的凸出地位，国内外学界围绕它所展开的研究呈现出显著的弱势，远不及与其同样出名的姊妹篇《瑞普·凡·温克》；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大抵缘于后者的政治寓言在其表征形态上更加易于捕捉。研究者们能轻松从《瑞普·凡·温克》中悍妇规训下的“妻管严”那一家庭喜剧中察觉出其所隐藏的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政治操控(Wyman 216-20)；而针对《睡谷传奇》这样一篇突出彰显哥特风格的奇诡之作，则似乎很难界定其真实的政治意图，这种晦涩可在上文由曼考尔无意间抛出的无头骑士之身份归属问题中窥见一斑。正因为如此，研究者们似乎甘愿搁置美国独立战争那一宏大背景，而更倾向于将聚焦点投向小说的美学技术层面或是美国内部(而非英美之间)的文化抵牾层面，譬如发生学意义上的“神话戏仿说”①、精神分析层面上的“自恋情结说”②、经济学—酷儿理论意义上的“纸币信用/‘去男性气质’说”③等。由此造成了批评阐释重心与文本逻辑重心之间的错位，不仅忽略了小说在其最显性的“美国独立”主题下植入的角色隐喻机制，也忽略了那一机制围绕“新世界”民族文化记忆建构所呈现的寓言价值，而这一切问题的背后涉及的是无头骑士的多重身份。
《睡谷传奇》中的无头骑士之现实原型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军少校约翰·安德烈(John André)，他诱使大陆军驻守“西点”(West Point)要塞的少将阿诺德(Benedict Arnold)向英军投降，最终以间谍罪被大陆军处以绞刑(Graven 85)。在《睡谷传奇》中，这位被处死的英国军人的姓氏被欧文用来冠名睡谷镇的一棵形态怪异的恐怖巨树“安德烈少校树”；而睡谷镇传说中的无头骑士则被描述为独立战争期间一位效忠于英军的德国“黑森雇佣兵”，在一次不知名的战役中被炮弹炸飞了脑袋，从此其鬼魂便在夜黑风高之际前往曾经的战场寻找自己的头颅。无头骑士是作为《睡谷传奇》中的实体鬼魂形象而独立存在着的；基于这种字面的人物角色理解，批评者们自然鲜有围绕无头骑士的身份问题作出任何跨角色的思考。笔者认为，无头骑士的身份游离现象实则早已为其本身在德国民间故事中的原型特质所规约。
18世纪德国作家穆塞乌斯(Johann Karl Musus)整理编纂的德国民间故事集《“数萝卜”的传奇》(Legends of Number Nip)在1791年被翻译成英文，而欧文显然阅读过其中的第五则故事《无头劫匪与女伯爵》(“The Headless Rogue and the Countess”)，但出于对版权的忧虑而始终未作澄清(Brooks 229-30)。笔者通过对比这一文本与《睡谷传奇》发现：两者仅在“冒牌的无头骑士以假头颅砸向受害者”的桥段上发生重合，④而故事的主体情节则大相径庭。穆塞乌斯讲的是帕纳索斯山(Parnassus)的传奇山神“数萝卜”发现有劫匪化装成无头骑士冒充其身份对一位夜行中的女伯爵的马车实施拦路抢劫，震怒之下的山神出手相助并严惩那装神弄鬼的劫匪；欧文则讲述了来自康涅狄格的“支边”教书匠在哈德逊河畔那世外桃源般的睡谷镇遭遇到的“三角恋情”，以及情敌“硬骨布洛姆”如何乔装成无头骑士将其赶出睡谷镇。在《无头劫匪与女伯爵》的末尾处，那位假扮山神“数萝卜”以实施谋财抢劫的“李鬼”为免于惩罚而跪地求饶，诉说自己走上邪路背后的辛酸事儿；与此同时坦承时代变迁导致人们对山神大人的敬仰近乎丧失殆尽：“世界业已发展到不再效忠于您的境地，甚至在吵闹的孩子们面前提及您的名字亦不再奏效：若非女伯爵的仆人或是织布的老妪时不时地聊起您，这个世界怕是早就忘了您的尊姓大名”(128-29)。此处的无头骑士是假扮的山神，亦是真实的劫匪；在其表象上的正义与邪恶之二元对立的背后实则隐匿着身份的混杂——我们不应忘记山神大人在《“数萝卜”的传奇》的第一则故事中同样是绑架西里西亚公主(Princess of Silesia)的“爱情劫匪”。另外，欧文之所以看中《无头劫匪与女伯爵》，恐怕也在于他从山神大人的风光不再那一戏谑之中体悟到了美国独立所引发的地缘文化变迁。当然，问题的关键则在于无头骑士的复杂面相如何在《睡谷传奇》中得以延续，而这首先关乎克莱恩的“无头性”(headlessness)。⑤
我们注意到克莱恩的奇特外表：“瘦高个儿，窄肩，臂修腿长，手从袖管中足足伸出一英里，脚板似铁锹，整个身躯可谓七零八落地拼装而成”；最凸出的当属其“小而扁平”的头部。欧文在小说中屡屡影射克莱恩身上的魔性，譬如走在山脊上的他会让人“误以为那是饥荒精灵下凡”(Irving 329)；在赴约参加卡特丽娜(Katrina)小姐举办的家庭派对的路上，他骑着从邻居家借来的“风光不再，但却暗藏妖气(lurking devil)”的老马，黑色披风“几乎飘舞到马的尾巴”，“尖尖的胳膊肘像蚂蚱腿似的朝外翻着，……伴随坐骑的慢跑像一对扇动的翅膀”——“这便是伊卡博德的形象……活脱脱大白天里难得一遇的幽灵”(343-44)。小说末尾处的“午夜撞鬼事件”使得克莱恩从睡谷镇神秘消失，而“那间被废弃后陷入朽败的校舍却依旧为那个倒霉的教书匠的鬼魂所光顾”(359)。可见欧文乃是有意要让无头骑士与克莱恩之间的身份边界显出几分模糊——还有什么能够比夜色下那位长着一颗项部“扁平”的小脑袋、如巫师般穿着黑色披风的克莱恩更像“无头骑士”呢？
克莱恩虽然对睡谷镇的富饶物产不乏觊觎之心，但却是现实商业主义大潮中的失败者，只能依靠在睡谷镇当教书匠苟延残喘。正如《见闻札记》的那位假托的虚构作者“杰弗里·克瑞恩”(Geoffrey Crayon)的姓氏所暗示⑥，克莱恩承载了欧文本人寄予的些许同情，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欧文的替身”(double for Irving)；毕竟《见闻札记》创作时期的欧文正经历着家族生意濒临破产的绝境，如其在个人书信中坦承的那样，“我的生活模式注定让自己一事无成，缺乏做生意所必需的知识和习性”(qtd.inAnthony 111，131)。事实上，无论在精神气质还是在生理结构上，克莱恩似乎都远离新兴的美国城市文明的活力，更像是一个无法接受新文化秩序而只梦想着能在“睡谷”这样的边疆小镇寻求庇护的失败者。这让我们联想起《无头劫匪与女伯爵》中的那位实施午夜抢劫的无头骑士，同样是一位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屡屡碰壁的“多余的人”，为了生存度日而不得不遁入乡村假扮“山神”实施抢劫——“我只好远离城市，在乡间游荡”(Number Nip 127)。
即便作为社会变革洪流日渐影响下那代表原始自然秩序的飞地，睡谷镇亦无法成为克莱恩的理想避难所，毕竟变化已悄然发生，那位如山神“数萝卜”一般横冲直撞、爱搞恶作剧⑦的“硬骨布洛姆”每每领着他的狐朋狗友在镇子里疾驰而去之际，睡谷人即已被激越的马蹄声从梦中惊醒，如“年长的妇人们”所唏嘘的那般，“是啊，那正是‘硬骨布洛姆和他的同伙’”(339)。在欧文的笔下，诸如“新”与“旧”、“进步”与“落后”、“变化”与“静止”等表象上的二元对立在《睡谷传奇》中均遭到了消解，这是“年轻”而又“年迈”的美利坚在19世纪初不得不面对的独特文化情境(Martin 137)，也是克莱恩乃至于欧文复杂文化面相的由来。
在北美殖民地时期的民间传说中，来自新英格兰的“扬基佬”往往被视为精明的投机分子，一心想着如何“掏空别人的口袋装进自己兜里”。但是，正像美国学者林奇(Donald Ringe)所暗示的，他们在文学家的笔下也可能出于某种美学需求而突破上述刻板程式，譬如库柏(J.F.Cooper)尽管多数情况下迎合那一程式，但在《间谍》(The Spy)中则将故事中的“扬基佬”伯奇(Harvey Birch)描绘成一位“贪婪伪装之下的爱国勇士”(459)。基于同样的逻辑，我们在考察欧文笔下的克莱恩之际亦需要留意其复杂性。克莱恩虽然来自日新月异的外部世界，但似乎独独偏好睡谷镇这一哈德逊河谷地区的边疆文化(教育落后、思想迷信、信息闭塞)；面对美国独立战争之后新文化秩序对北美前殖民地传统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和挑战，还有什么地方能够像睡谷镇(作为依然沉迷于自然秩序的文化飞地)那样更为符合克莱恩的精神气质？但是，一个令人感到困惑的悖论在于，克莱恩纵然装着满脑袋的巫术传奇和鬼怪故事，却又恰恰不为那同样崇尚迷信文化的睡谷镇所容；换句话说，表面上的文化同构性并未使得这个看似不乏缘份的“外来者”获得其赖以存在的内部合法性。笔者认为，克莱恩的文化特质表现在其徘徊于新旧两种文化秩序之间的阈限地带，这一方面促使他选择逃离清教主义与商业主义矛盾交织的新英格兰，另一方面却又无法真正融入到自然天真与迷信落后杂糅抵牾的哈德逊河谷。
霍夫曼(Daniel Hoffman)在论及克莱恩时，认为其代表了北美殖民地荷兰口头传说中的“扬基佬”，“精明、坚韧”，如富兰克林那般无所不能：教书、歌唱、跳舞、干农活等等；这种“变形”的“魔法”在霍夫曼看来尽管与新英格兰清教主义所惧怕的巫术不乏瓜葛，然而“在一个平等主义的社会中，则算不上是撒旦之力，而是自力更生的本事”(429)。霍夫曼的评价显然高估了克莱恩的人物品性，不过是将民间传统中的“扬基佬”图式套用在克莱恩的身上，而没有注意到其文学身份的复杂性。事实上，霍夫曼本人亦承认克莱恩身上存在着某种与“扬基佬”图式相悖的迂腐色彩——“克莱恩的精明与坚韧多少受到了其迷信思想的损害”，作为旧文化秩序的崇尚者，克莱恩传承的“古老遗产”包括“无用的学识和的先人的罪孽”，而这一切正是“美国人必须世世代代力求反抗的对象”(429，433)。克莱恩不只是局部代表着新英格兰“扬基佬”，他在更隐性的文化气质上还扮演着殖民地时期崇尚英国王权统治的意识形态代理人。在此意义上，克莱恩的贪婪不止是新英格兰“扬基佬”形象必备的文化性格，也同样伴着他身上散发的迂腐气息成为“旧世界”(尤其是作为宗主国的大英帝国)染指北美丰饶财富的象征。欧文刻意将克莱恩的校舍描绘成“他的小帝国”(331)，那根用以惩罚学生的戒尺则成了“暴君的权杖”，讲台变为他的“王位”(342)。英国以其狭小的体量要实现对美利坚的“蛇吞象”式的侵占，在欧文笔下隐喻性地表现为克莱恩的“巨大食量”：“虽然瘦削，但却拥有水蚺的胃部扩张力”(330)。
倘若说克莱恩的“无头性”可被视为上文提及的酷儿理论图式下“被断头的……被阉割的男性身份”，那么在欧文本人所尤为凸出的民族文化独立的政治语境下，则更为直接地体现在克莱恩所固守的“旧世界”的文化狭隘性上——他那颗先天发育不良的脑袋正是极佳的象征性暗示。当然，欧文在批判这种狭隘性的同时亦多少掺杂着其个人的矛盾情结：克莱恩拥有睡谷镇所特有的那种奇幻的想象力，而且作为遭受新经济秩序淘汰的失败者，克莱恩恰恰能够逃离喧嚣的城市，遁入哈德逊河谷去体验另一种由自然与超自然共同掌控的新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克莱恩所承载的乃是欧文在《见闻札记》开篇处的“作者自述”中流露的复杂情绪：
我走过祖国的名山大川；若仅作为自然景致的热爱者，我大可不必在别处寻求满足，毕竟，就自然风光而论，没有任何异邦能与我们的物华天宝媲美。……毫无疑问，一个美国人绝不需要放眼异邦去寻求大自然的崇高与美。
如若说我的祖国处处传颂着青春的誓言，那么欧洲则积累了历史的富足珍宝。她的残垣断壁道出了过往的历史，每一块陈腐的石头均是一部编年史。我渴望徜徉于丰功伟业的发生地——且当踩着历史的足迹——信步于朽败的城堡中——面对坍崩的古塔作出冥思——简言之，即是从当下的世俗凡尘中逃逸出来，让自己迷失在昔日辉煌的幻影之中。(2)
虽然欧文对历史悠久的欧洲文明不乏好奇和敬仰，但他显然并不愿意将欧洲的那种“高度教化的社会纯粹性”机械移植到新生的美利坚民族的脑袋里；纵然欧洲的“每一块陈腐的石头均是一部编年史”，但那样的文明遗产与北美殖民地天真无邪的自然文化可谓格格不入，这多少也是爱默生创作《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的重要原因。难怪克莱恩神秘消失之后，他留在睡谷镇的那些“魔幻书籍和诗歌草稿”被当地人利珀尔(Hans Van Ripper)付之一炬；不仅如此，这位睡谷镇的居民“决定从今往后不再送孩子去学校，并指出他从未觉得这类阅读与写作能够带来什么益处”(357-58)。
鉴于欧文围绕“旧世界”的古风文化与“新世界”的自然景观流露出的复杂心态，我们可以感知欧文在克莱恩这个角色上所呈现出的人格分裂：一个向往哈德逊河谷壮美山川的知识分子如何同时安置那种虚幻的源自“旧世界”断壁残垣的精神遗产？在欧文生活的时代，美国作为新近独立的国家刚刚脱胎于古老的欧洲，她本身成了一种将“青春”与“年迈”混杂于一处的矛盾体(Martin 137-39)。可以说，睡谷镇是独立战争后新生美国的文化微缩景观，她既拥有布洛姆的粗犷和卡特丽娜的风情，也掺杂着克莱恩的迷幻、贪婪和迂腐。欧文尽管在某些自传性的创作心理层面上给予了克莱恩一定程度的情感认同，但终究将其逐出了睡谷镇，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欧文本人那不乏自我扬弃的文化精神之旅。
睡谷镇所处的哈德逊河谷地区乃是独立战争期间英军与大陆军展开争夺的“前线”(Irving 348)；英军试图通过占领哈德逊河谷以切断新英格兰与弗吉尼亚之间的联系(Fiske 201)。欧文借助其至为擅长的政治戏谑手法将英美之间围绕哈德逊河谷的争夺隐喻化为小说中的“三角恋情”：“硬骨”布洛姆代表的是充满活力的新兴美利坚民族⑧，卡特丽娜则以她风情万种的丰腴身体象征着北美物产丰饶的大地(Clere 453)。当然，对卡特丽娜充满向往的不只是最终“抱得美人归”的布洛姆，还有一群因追求卡特丽娜而相互嫉妒的“爱慕者”，不过一旦出现了“新的竞争者”，他们便会团结一致，“为了共同的事业而赴汤蹈火”(Irving 338)。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语境下，所谓的“新的竞争者”几乎理所当然地成了克莱恩于某种程度上所代言的觊觎北美殖民地富饶资源的大英帝国。相应地，那群同样爱慕卡特丽娜的合作竞争者则暗指法国、西班牙等在北美殖民地与美利坚并肩战斗却又“争风吃醋”的结盟者；在抵抗大英帝国、捍卫各自在北美殖民地利益的问题上，他们无疑堪称是“为了共同的事业”。
研究者们往往倾向于搁置美国独立战争背景下英美之间的矛盾，转而着眼于故事字面情节所呈现的美国内部矛盾，认为欧文刻意在克莱恩与“硬骨”布洛姆之间建构一种二元对立关系：前者代表新英格兰的“扬基佬”，后者代表纽约的荷兰“边疆士”；在此图式规约下，克莱恩通常被视为某种“革新与进步”的力量，而布洛姆则自然成了“稳定与秩序”的象征(Ringe 463)。这显然与小说隐含作者的价值取向相去甚远，甚至完全忽略了这两个男性角色在欧文笔下实际表现出的反程式化。新英格兰(康涅狄格)与哈德逊河谷(睡谷镇)之间所产生的美国内部文化矛盾固然是欧文试图观照的一个侧面，但那一内部矛盾就其文化实质而言恰恰映射了新旧两个世界之间的总体矛盾。当然，这种映射在欧文笔下绝非机械式的简单对应，而是“新”当中潜藏着“旧”(来自新英格兰的克莱恩恰恰是“旧世界”的代理人)，“旧”当中亦酝酿着“新”(来自那世代延续的睡谷镇的布洛姆却实为“新世界”的闯荡者)；与此同时，“新”关乎的是商业主义的社会节奏，而“旧”则关乎的是田园主义的自然节奏。正是通过彼此之间的交叉错位方才有机会引发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说的那种“节奏紊乱”，以使得各自对原先所习以为常的生存节奏产生批判性的“自省意识”(77)。借助这一“似非而是”的逻辑悖论，欧文可谓将“驱魔辩证法”贯穿于《睡谷传奇》之中。
基于上文围绕克莱恩的潜在“魔性”(尤其是他与无头骑士之间的身份混杂)所做出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欧文在“驱魔”的情节建构上隐藏的自反性玄机：克莱恩最初是作为“驱魔者”而闯入到以自然农业经济模式为生存根基的睡谷镇，彼时的他理应迎合“扬基佬”文化图式预设的期望视野——来自新英格兰、代表新经济模式、提倡速度和变化、善于投机钻营的康涅狄格人；相对于睡谷镇近乎与世隔绝的“飞地”处境，克莱恩算得上是一位居高临下的文化“征服者”(他是睡谷镇唯一来自城市文明的教书匠)，就像大英帝国相对于正经历着文化幼稚期的北美殖民地而表现出的屈尊姿态。但是，这样一位长相滑稽、外强中干的所谓“征服者”在欧文笔下却沦为被征服的对象。克莱恩自来到睡谷镇的第一天起便始终揣着那本由马瑟(Cotton Mather)撰写的《新英格兰巫术史》(History of New England Witchcraft)，对其中所言之事深信不疑，而实际上马瑟于1689年出版此书时其真实的标题却是《隐世奇闻：近期新英格兰女巫处决案的审判》(The Wonders of the Invisible World：Being An Account of the Tryals of Several Witches Lately Executed in New-England)。在珀尼克看来，马瑟的典籍似乎赋予了克莱恩某种“猎巫”的潜在欲望，而那欲望染指的对象正是其所垂涎的堪称“秀色可餐”的卡特丽娜小姐；睡谷镇田地里的飘香稻谷、凡·塔塞尔家庭宴会上的美味珍馐在克莱恩眼中与那风情万种的卡特丽娜并无二致，均是其实施迫害式消费的目标；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作为克莱恩潜意识中被视为“女巫”的卡特丽娜非但没有被降伏，倒是她所代表的睡谷镇对克莱恩进行了“成功的驱魔”(27-28，32)。
珀尼克围绕睡谷镇文化记忆的“性政治”所展开的分析有效揭示了小说在“男性记忆”与“女性遗忘”之间的强烈冲突(22)，在驱魔与反驱魔的斗争中将睡谷镇视为母权文化机制对男性历史建构冲动加以制衡的异托邦。但是，珀尼克的分析模型显然忽略了欧文寄托于克莱恩的“历史”使命。一方面，克莱恩最初即是以“遭受阉割”的性别折中主义姿态进入文本世界的，他的意识形态中业已潜藏了“女性遗忘”的局部冲动；另一方面，欧文之所以刻意“篡改”马瑟猎巫典籍的标题，乃是为了让克莱恩这个形象更加契合睡谷镇执念于精灵鬼怪想象的文化逻辑——“猎巫”并非其前往睡谷镇的要旨；事实上，除了在“三角恋情”上陷入个人恩怨，克莱恩总体而言乃是将睡谷镇视为自己躲避外部世界变化的隐身之地。倘若说克莱恩的确充当了睡谷镇的驱魔者，那么他所驱逐的恰恰不是别人，而正是他自己。这多少反映了欧文在克莱恩身上所寄予的同情：除了两者都是终生未娶之外，作为文学家的欧文显然与霍桑一样希望为年轻的美利坚“创造”传统，这或许是克莱恩带着满脑子迷信故事走进睡谷镇的原因。但另一方面，那些沾染着欧洲古风的奇幻之思又显然与新生的美利坚民族机体难以融合。换言之，克莱恩在某种程度上乃是部分承载着欧文的艺术理想，如堂吉诃德那般面对时代的怪兽作出徒劳但却不乏尊严的抵抗。⑨这是他主动离开康涅狄格的现实原因，也预设了其被动逃离睡谷镇的历史必然——依照故事的尾声，克莱恩据说后来“学习法律，当了律师，成了政客，参加竞选，为报纸撰稿，最终还做了法官”(358)。但即便如此，克莱恩似乎并不甘心被那所向披靡的时代洪流裹挟而束手就擒。毕竟，在他神秘消失之后，睡谷人还能看见“那位不幸的教书匠”的鬼魂在残破的校舍里游荡，抑或“在夏天的夜晚，时常幻听到他伴着睡谷镇宁静的孤寂从远处传来的吟唱赞美诗的歌声”(359)。可以说，克莱恩在睡谷镇的“哥特化”归属乃是以一种曲折的方式寄托了欧文围绕早期美国文化记忆建构所提出的应对策略。
欧文是美国浪漫主义时期哥特文学传统的一位重要代表，那一传统往往致力于对新近独立的美国作出“界定”，而其诉诸的方式则是考察美国“与它过去的定居者以及它的欧洲遗产之间的关系”(Faflak and Haslam 8)。睡谷镇的文化记忆当中缘何充满了那不乏哥特风范的鬼怪传奇呢？或许，布尔(Lawrence Buell)在谈及美国南方文学的“哥特化”(gothicization)现象时所作出的评论某种意义上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美国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如福克纳和玛格丽特·米切尔)正像浪漫主义时期的北方作家(如狄金森和霍桑)一样对各自所处的文化区域保持着一种复杂心态，所谓“基于地方的部落主义”(place-based tribalism)对他们而言一方面意味着“效忠”，另一方面意味着“束缚”；解决这一矛盾的文学策略是“哥特化”——“扭曲的加尔文主义的宗教中心论、古老密室里的骷髅、鬼屋的修辞”(287)。布尔的逻辑表明，哥特想象似乎有一种独特功能，即通过弗洛伊德式的“暗恐”(uncanny)使得熟悉的空间获得某种人为的陌生化，凭借济慈所说的“消极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将哥特化的情感维度植入“部落主义”的狭隘传统之中，使其转化为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所说的那种“恋地情结”(topophilia)，也即“人对地方的眷恋”，因为那是家，更是“记忆之所”(Topophilia 92-93)。我们围绕“地方”所产生的“恋地情结”亦可通过负面的情感维度加以实现——今天的睡谷镇恰恰因为欧文笔下的无头骑士而成了纽约州的历史文化名城。对于欧文而言，“哥特化”的文化记忆建构策略不仅关乎早期美国对“欧洲遗产”的扬弃，更缘于欧文本人所引以为豪的北美自然。段义孚在《恐怖景观》中曾指出，地理环境与人文想象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譬如山地作为“超越人类操控之外的任性因素”，相对于平原更易成为“巫师、魔鬼”活动的独特场域(Landscapes 79-80)。由是观之，那坐落在哈德逊河谷的睡谷镇如此执念于无头骑士的恐怖想象，亦有其地缘文化心理上的动因；正如小说的叙述者所指出的那样，鬼怪传奇往往只青睐睡谷镇那种“久居的庇护之地”，而在“不断更迭的人群”中则会惨遭“践踏”(349)。
霍桑将自己描述为欧文笔下的无头骑士，除了表达其因遭到塞勒姆海关除名而产生的无奈和愤怒，更多地则是庆幸那一事件带给自己的释然：做一个“政治上的死人”，进而可以“告别象征性的自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的头颅安然立于肩上，由此不乏欣慰地意识到凡事都有积极的一面”(Hawthorne 43)；霍桑的意思是，他终于可以摆脱清教主义官僚政治体制的束缚，转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当中去。然而，霍桑很快便意识到自己似乎陷入了另一种“无头”的尴尬——新生的美利坚民族所无法规避的“文化缺失”，“这对作为公民的他来说是件幸事，而对作为作家的他来说却是件憾事”；这种尴尬自然也为欧文那样的19世纪早期作家所感知，他们不得不“伪装出魅影、残破与朽败”，“仿佛美国的确很古老”(Martin 140)。正如珀尼克同样从《睡谷传奇》中看到的，欧文通过在小说开篇处将18世纪的诗行作为引子，借助互文性的文化记忆模式即刻化解了纽约的历史缺失与睡谷的“传奇”预设之间的矛盾；换言之，“欧文为‘睡谷’开启了更为久远的过去”(23)。值得一提的是，珀尼克在讨论文化记忆时援引的术语mnemotope在阿斯曼(Jan Assmann)那里即是指“记忆场”(44)，在理论内涵上与段义孚的“恋地情结”概念存在显著的相通之处。笔者认为，睡谷人正是通过“记忆场”中的地标符号(譬如“安德烈少校树”“乌鸦山的白衣女子”“古战场的无头骑士”“教堂前的木桥”等)来满足自己的“恋地情结”，进而建构和维系睡谷镇的文化记忆；这同样隐喻性地暗示了欧文围绕早期美国的先天历史不足所诉诸的话语补偿策略。如此看来，在《睡谷传奇》的末尾处，欧文将那满脑袋陈腐迷信的克莱恩幻化为当地人眼中的新幽灵，似乎成了一种消解文化危机的折中主义：既在意识形态上驱逐了“无头”的克莱恩，与此同时又在传奇想象中将克莱恩的“无头”转化为睡谷镇建构其文化记忆的驱动力。
对于遭受文化缺位的早期美国来说，克莱恩所固守的“欧洲遗产”自然有其狭隘性，这是他“无头”的重要原因，也是睡谷镇将其“思想”付之一炬的核心理由。但是，欧文试图告诉我们这样一种困境：一方面，“旧世界”的断壁残垣无益于美国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另一方面，“新世界”又缺乏自身的文化传统，那些充满活力、纵马驰骋的“硬骨布洛姆”们似乎处于另一种“无头”的状态。事实上，布洛姆恰恰是《睡谷传奇》中唯一在字面意义上成为(尽管只是假扮)“无头骑士”的人物⑩；他们缺乏知识，更无思想，即便在迂腐的克莱恩面前也显出“智慧”上的自卑情结。美国学者克兰道尔(George Crandall)在提及这一鲜明对照时，将其描述为“旧世界的腐朽学识与新世界的粗犷体格之间的战斗”(52)。如此说来，欧文乃是通过将无头骑士的幽灵同时投射在克莱恩和布洛姆的身上，以传奇文类的形态暗示了美国思想界在19世纪初所经历的独特文化焦虑。
除了部分寄托个人同情，欧文在克莱恩身上赋予了多重角色：新英格兰的清教主义者、康涅狄格的投机主义者、大英帝国的扩张主义者、欧洲古风文化的怀旧主义者；这种复杂身份不仅仅使得克莱恩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扬基佬”崇尚变化与发展的固有文化图式，更使得他成了睡谷镇“驱魔”的对象。克莱恩滞留在睡谷镇的“鬼魂”无疑代表了他的“自我传奇化”，他与那位遭到处决的英军上校安德烈以及独立战争期间掉了脑袋的“黑森”雇佣兵，共同以民间传说的形态留存于睡谷镇的文化记忆之中；与其说是一种愚昧的迷信思想，不若说是在话语形态上成了维系当下乃至于未来社会秩序的象征性的压舱石。作为文化记忆的“驱魔”堪称是睡谷镇杜绝魔性回归的心理确认，正如阿斯曼从古埃及社会中所揭示的那种将“回顾性(retrospective)”与“展望性(prospective)”融为一体的文化记忆模式(11)。这说到底即是“讲故事”本身在欧文作品中所呈现的元语言属性——瑞普·凡·温克在沉睡20载之后发现自己业已无法融入美国独立后的世界，但却通过讲述自己的离奇故事而重新获得社会的接受，这在美国学者鲁宾-多尔斯基(Jeffrey Rubin-Dorsky)看来可谓隐喻性地暗示了欧文“创造”文化记忆的有效手段；值得注意的是，鲁宾—多尔斯基认为瑞普·凡·温克诉诸的文化策略在于“讲故事”，而睡谷镇的“传奇”则缺乏前者所体现出的“人为介入模式”，它只是依赖于民间素材，不再拥有其当初所占据的“历史现实性”(400-02)。鲁宾—多尔斯基意识到“讲故事”对于文化记忆建构的核心作用，这对于理解欧文如何通过文学创作去改善早期美国的历史先天不足具有重要的启发。但是，他在论及《睡谷传奇》之际认为欧文没有像塑造瑞普·凡·温克那样提供同样明确的“讲故事”的主观意志，这就忽略了克莱恩相较于瑞普·凡·温克所隐藏的一个更为精致的榫卯——就文化记忆的建构策略来说，瑞普·凡·温克的角色功用在于“讲故事”，而克莱恩则直接“成为故事”，以文化记忆的传奇形态永恒地留在了睡谷镇，成为残垣断壁之间游荡的魅影。
如果我们将《睡谷传奇》看作早期美国知识分子寻求乃至于创造民族文化记忆的寓言，那么克莱恩则是通过将其自身所经历的问题化的“美国身份”置于睡谷镇的想象性记忆景观之中实施文化精神上的扬弃。“驱魔”对克莱恩而言不过是以欧文心目中的民族文化理想为鉴，清除那位康涅狄格“扬基佬”自身所沾染的“新世界”的商业主义魔性。可以看出，欧文一方面十分羡慕欧洲尤其是英国的悠久历史传统，但另一方面，如鲁宾-多尔斯基所观察到的，也有着这样一种清醒的认识，即“新世界”不可能通过与“旧世界”古风传统的“接触”而获得某种“超验的秩序”；换言之，那种基于地缘文化的历史遗产所生成的“传统感”将无法为年轻的美利坚民族所拥有——至少对于欧文来说，唯有借助“讲故事”的神秘化策略方能弥补这方面的先天不足(Rubin-Dorsky 397-98)。从此意义上说，欧文在《睡谷传奇》中植入的“驱魔”似乎有了双重内涵：一方面驱除早期美国在新经济模式下产生的破坏性的商业主义影响，另一方面驱除早期美国在文化记忆上的欧洲主义情结——当布洛姆假扮“无头骑士”之际，睡谷镇寄托于异域维度上的思想根基便遭到了消解，正如《无头劫匪与女伯爵》中那位山神大人在其冒充者的心目中同样业已失去了昔日的权威。
当然，驱除“旧世界”的古风魔力并不等于彻底摒弃那发端于欧洲“田园主义”的传奇想象力，那毕竟是欧文迷恋“讲故事”的根本原因，也是托马斯·杰斐逊试图对早期美国商业主义洪流加以调控而诉诸的文化平衡机制；正如马科思(Leo Marx)所指出的，杰斐逊的“天才”在于他借助济慈的“消极能力”抵达真实世界与想象世界之间的平衡，“既执念于梦，亦疏离于梦”(144)。《睡谷传奇》堪称欧文贯彻杰斐逊社会理想的文学寓言，而它在多大程度上(又是于何种意义上)代表了欧文在建构民族文化记忆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则可以从《见闻札记》的“导言”中窥见一斑：《见闻札记》绝非对同时期英国散文传统的机械模仿；正相反，它是借用“旧世界”的闲适与优雅“去应对新世界的主题，抑或揭示新世界的情感和观念”；更为关键的是，《见闻札记》还实现了另一个目的——“它使美国赢得了英国的尊重”(xxi-xxii)。
注释：
①该研究过度执著于在古代神话形象(如大力神、河神、谷神)与小说人物(布洛姆、克莱恩、卡特丽娜)之间进行逐一对应的机械比配(Bruner 274,279-283)，完全抛开了小说旨在传递的政治寓言。
②该研究将克莱恩视为神话中的“纳西索斯”(Narcissus)，在此基础上又将无头骑士当作施加于克莱恩的“阉割威胁”(Pajak 129)，将“睡谷”本身看成“子宫”(127)。这一精神分析阐释虽然在微观语境下有其理论上的相对合法性，但却无助于围绕小说的总体历史文化意图进行宏观结构上的把握。
③该研究将故事置于北美殖民地经济从传统的以贵金属为基础的市场模式向以纸币信用为基础的市场模式过渡的转型期，主张将无头骑士视为新型的纸币信用经济的象征物(Anthony 115)，却无法在保持逻辑一致性的前提下回应文本世界内部的一个基本事实：无头骑士那一哥特想象性存在作为睡谷镇的“文化记忆”并未妨碍当地居民延续其传统的以财产占有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事实上，当论者将“信用经济”图式与克莱恩的“男性气质”危机加以捆绑处理时，便进一步在酷儿理论框架下得出了一个更加背离小说逻辑重心的牵强结论：无头骑士对克莱恩实施了所谓的“男性强奸”(male rape; 116,135-36)。
④只是伪装头颅的方式略有差异：在穆塞乌斯那里是一个“装满沙石的葫芦”(117)，在欧文笔下则成了一个南瓜。
⑤虽然克莱恩的“无头性”在笔者的阐释框架中主要基于对“旧世界”影响下的文化狭隘性的考察，但美国有学者从经济学—酷儿理论视角所得到的相似结论则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克莱恩的“无头性”乃是“被断头的……被阉割的男性身份”(Greven 90)。
⑥《见闻札记》出版之初的正式标题实则为《杰弗里·克瑞恩的见闻札记》，这位假托的虚构作者在其气质秉性上堪称“欧文复杂身份的一个层面”，代表了“欧文头脑中的闲适、飘忽、超然、文艺、好奇、保守和复古”(Tuttleton 44)。值得注意的是，“克莱恩”(Crane)与“克瑞恩”(Crayon)在读音上呈现的高度相似性本身即是一个颇为有趣的暗示。
⑦山神“数萝卜”的总体性格在欧文的笔下实则被“分摊”到克莱恩与布洛姆身上，譬如山神的“精明”“虚荣”和“爱幻想”即是克莱恩的典型性格特质，而“乖张暴戾”(Number Nip 3)、“爱搞恶作剧”(102)则显然是布洛姆的典型特质。那位风光不再的山神大人某种意义上折射的是欧文围绕历史悠久的欧洲文化记忆所呈现出的复杂心态。
⑧殖民地时代的美国人在英国统治者的眼中往往是那种“拉帮结派、寻衅滋事的人群，脑袋里充斥着政治上的奇谈怪论，无法无天，指望与大英帝国切断联系”(Fiske 3)。很明显，这些特立独行、桀骜不驯的品性正是欧文笔下的“硬骨”布洛姆所拥有的。
⑨波恩(Robert Bone)同样从克莱恩身上看到了唐吉诃德的身影，认为其所体现的是寓庄于谐、融喜剧感与悲剧感于一身的文学形象(171)。
⑩波恩(Robert Bone)即注意到布洛姆与无头骑士在午夜驰骋那一画面风格上所表现出的相似性，认为前者成了后者的现实化身(172)。实际上，布洛姆乔扮无头骑士这一细节也恰恰再次隐喻了早期美国如何将“伪装的古老”当作民族文化记忆的建构策略。
(11)阿斯曼的理论指向主要是基于古埃及社会的政治偶像崇拜，但他提出的文化记忆如何在“回顾性”与“展望性”元素之间产生“互惠”的观念显然具有更为宽泛的普适意义(45-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