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历史科学工作者，对医学（无论中西）都是门外汉。我现在仅作为历史学习的一部分，想试把中西医问题，主要也就是中医问题搞清楚。其中因为牵涉到专门科学专门技术的医学，不妥处一定难免，尚祈专家多予指正。
由历史发展上讲，无论中外，所有的医学都出于巫术。在原始社会，人类对自然控制不够、了解不够，把各种自然现象都人格化，化为鬼神。疾病是人所时常遇到并且特别切身的一种自然现象，最初却被误认为鬼神或他人恶意的咒诅、暗击、暗指（用手指或用器物指点）所致；有时甚至以为鬼神可以进入人体，使人致病。在此种认识下，只有请巫人来驱鬼治病，这种人我国古代历史上称为巫医。巫医所用的方法是祈祷、咒诅、针刺、敲打。在长时期的经验中，巫人也积累了不少的“医案”。比如，某种病针剌某处，往往生效；某种药物（原始的药物常是可厌恶的东西），对某种症候特别灵验。久而久之，原始医学就复杂起来、系统化起来。进入有阶级有国家的社会之后，人类对于自然的控制和了解有了提高，到后来凡在针石药物能够奏效的情况下，祈祷咒诅的方法就较少使用，人们开始怀疑鬼神致病的理论，开始视疾病为自然的物质现象。巫和医也就由混合为一逐渐分了家。巫和医分家在我国发展得特别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医学已摆脱巫术，春秋时代的名医医缓、医和已是巫医分家后的医生，战国时代的名医扁鹊已明确地反对巫术，他说“信巫”，病就“不可治”。
战国以后我国医学的发展，就基本上摆脱了巫术的束缚。但在封建社会中，驱鬼或役鬼的治疗方法仍有人研究，最后演化为“祝由科”；不过这个原始时代为医学主体的方法，至此已非医学的正宗，而只是个别时期、个别地方的“旁门左道”。至于直到近代仍存的巫神治病的现象，那是封建、半封建社会所难免的，那是社会现象，不代表医学的发展，可以不论。
古代中国医学的发展，在全世界的历史上是一种突出的情况，没有另一个古国在如此早的时候就摆脱了巫术的束缚。在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医学中，“驱鬼科”一直到这两个古国的衰亡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两个古国的“驱鬼”医学并且传与希腊，希腊早期的医学，除自己的经验及迷信外，主要的就是这两个古国的含有浓厚巫术成分的医学。经过几个世纪之后，大约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末期，希腊医学才开始摆脱“驱鬼术”。但希腊与中国仍有分别，开始摆脱的时间虽与中国大致相同，希腊却始终未能摆脱干净；后来基督教出现，又注入了大量的“驱鬼”迷信。欧洲直到中古时代中期，相当于中国的南宋时期，“驱鬼”仍是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阿拉伯医学，在希腊医学的科学部分的基础上，在中古时代曾有相当高的发展，但因受整个历史发展的影响，此种医学发展不幸中断。
最后应当提到的一个古国——印度，它与埃及、巴比伦一样，医学的经验尽管历代颇有积累，但“驱鬼术”始终活跃。据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记载，直到唐朝初年的时期，印度的医学（所谓“医方明”）的内容仍为“禁咒闲邪，药石针艾”。印度封建社会因受宗教的浸染特深，迟至十九世纪医学与巫术的界线仍不完全分明。
总上所述，我们可以概括如下：埃及、巴比伦、印度三个与中国大致同时立国的古国，医学都没有能够摆脱巫术。更进一步，埃及和巴比伦到中古初期都趋灭亡，都为阿拉伯所灭，语言文字及文化传统从此都被截断。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两个古国的医学，是考古学家由地下发现的。它们虽然部分地传与希腊，经希腊又传与中古的欧洲，但直到中古的晚期，欧洲在医学经验上并没有很高的发展，几乎始终有巫术在作祟。印度医学也是同样地总为巫术所困。所以，如把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以下的医学除外，我们可以说中国医学在全部世界史上是有特殊地位及特殊发展的。
不必追溯过早，我国医学只由原始社会晚期多多少少的一点医学经验开始，直到如今，最少已有五千年历史。中国医学的发展向未中断过，而自春秋晚期以下二千五百年来又进入不为巫术所困扰的一种发展。这是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虽然在封建社会中，医生地位低，阴阳五行学说导引医学思想向唯心路上发展。近二三百年来，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医学未能与近代科学相结合，中医学的发展也就停滞不前。但以中国地区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时间如此之久，由错误中、由痛苦中、由尝试中、由成功中所积累的医疗经验当然是丰富至极的。
中药大有道理，今天恐怕已很少人否认。这本无足为奇，近代的西药也主要地是由失败的及成功的尝试中得来。中国因历史长、经验多，试验成功的药也就当然多，今日及今后只是如何把这些药物经过生物化学家的科学化验及科学配制，使它们更精确更标准化的问题。
所以，问题不在中药，问题是在中医、即医学。中医学又分两点，即临床经验和病理学说。既称临床经验，可见经验占有重要地位。即或中医把道理说得未必透彻，几千年的经验仍是必定多有可取的。问题在于如何把这些经验加以整理，予以总结、系统化、科学化，经验本身的价值是无可否认的。我想，只要是具有初步的唯物思想的人，谁也不会否定这一份宝贵的遗产。
最困难、最复杂的是中医医理的问题。中医由“阴阳五行”出发所讲的成套的道理，究竟是怎样一回事，这是值得有近代科学修养并且稍有哲学训练的医学家好好研究的。如果把中国医书上那些成套的话从字面上了解，当然很难与近代科学联系起来，此中恐怕需要很细心很耐心的比较研究。例如可怕的伤寒症，一般认为中医是能治疗的。假如精通近代医学中伤寒理论部分的一位专家能去研究中医书中的伤寒病理及疗法，与近代医理详作比较，可能会发现在阴阳五行范畴的一些名词及字句背后，也含有一定的科学理论。再如，中医学的脉理也是一个值得作一番科学探讨的问题。西医的脉理诚然科学，但未免简单，仅限于脉搏的数目。中医书中所讲的脉理可能有些神秘，但它把脉搏与人体的各部联系起来了解，而不是孤立地看脉搏。这一点，无疑是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的。一位对生理学及神经学修养较高的西医，如果以他的修养为基础，并结合老资格中医的经验，去钻研中医书中的脉理部分，很可能会有前所未知的发现。
以上只是一个外行人的主观推想，我个人所以这样提出，仅是认为不调查研究不当下论断而已；我并且大胆地认为，中医学最强的部分是经验，现在最难给以评价的是医理。旧日的中国是封建的中国，时代的限制使自然科学不能有很高的发展，当时自然科学的健全部分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知识；希望封建社会能有高度系统化的自然科学，那是不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一种希望。但经验主义的知识本身可高可低，中国医学在此方面是非常高的，任何人如果稍存轻视这一份宝贵遗产的思想，那将是极大的错误。
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在爱国主义的教育下，今日大家都已知道要爱护这一份文化遗产。但半殖民地时期的遗毒，今天不能说已经完全肃清，中西医团结中的思想阻碍或多或少地仍然存在。今日所谓西医学，就是欧洲中古时代巫术迷信和科学经验相混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医学。由于资本主义的推动，由于日愈重要的分工细致而关系紧凑的大生产的影响，使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日趋系统化，最后反映在学术知识上，各门各类就都开始成为条理清楚、体系紧凑、方法明确的科学。是这个大的历史推动力，使本来远落中国之后的欧洲医学在短短的几百年间，特别在最近一两个世纪间，能有惊人的发展。但这个发展，除资本主义社会优于封建社会的基本条件外，主要的还是依靠经验，而在经验方面，欧洲直到很晚的时候仍不能说是特别高明。譬如迟至十八世纪中晚期，即中国历史上的乾隆年间，欧洲所谓高明的医生仍经常给各种不同病患的病人放血，时常把人“放”死。这种害人的荒唐疗法，进入十九世纪才完全批判。再如中医书中关于瘰疬（淋巴腺结核）的说法及疗法大概不完全科学，但西医学直到十九世纪晚期（距今不过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仍然认为吃马铃薯是瘰疬的病源，因而对此病也就没有正确的疗法。想到此类近如昨日的情况，西医对于中医医书就可比较心平气和地、比较细心耐心地学习钻研。类似以上的情况，无人敢说今日在西医学中已完全不存在；中医学在很多方面，特别在经验方面，可以补西书学之不足。因为欧洲的医学摆脱巫术的历史短，在经验方面不可能很丰富。经验是要长期积累的，在一定程度上虽可加速，但加速也是有限度的。所以凡属中医所曾有过的经验，无论是成功的经验或成败难决的经验，只要是西医所未有或尚无把握的，由科学的立场讲，西医都当热心地、惟恐后人地去钻研一下。过去由于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思想毒害，使我们凡受资本主义教育较深的人都容易发生一种看不起自己的文化遗产的不自觉、半自觉、甚或完全自觉的意识。这种意识如果是完全自觉的，那就只能说是买办思想了。我们可以相信，多数的西医不是如此，而仅是受了一般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但我们每个人不妨对自己作一番深切的检查，假定对中医及中医学有不愿接近的意识，看一看究竟是一种什么思想。
反之，中医对于中医学也不当存有近似“国粹”的一类想法；若果如此，那就只能说是完全过时的封建残余的保守思想。中医学的经验诚可宝贵，但旧社会的限制使它不可能成为像西医学那样的一个完整的、确切的科学体系。西医学可有错误，可有不够的地方，但西医学已成一个科学体系，成体系后就可不断地有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医学已有丰富的经验，但中医学不成科学体系，所以发展总是迟缓的、不可靠的、没有把握的。所以中医必须向西医学习科学的方法、严格的技术、确切的理论，否则中医就难有根本的提高，就总是局限于经验主义的摸索中。只有在中医西医都已各自扫除自己的思想障碍，愉快地、诚恳地相互学习后，中西医团结的问题方能根本解决，新中国的医学也才能有较快的并与新社会相适应的发展。
在中西医的相互学习中，就系统的有组织的学习而论，有西医学修养的人去研究中医学，是特别重要的。中医向西书医习，基本上是提高自己的医学技术的问题。西医向中医学习，也牵涉到丰富整个医学、提高整个医学的根本问题，因为西医如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学，整个的医学一定可以受益良多。
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学，日本的汉医学家做过不少工作。我们知道，原有的日本医学，主要的就是汉医学；明治维新后西医学虽开始重要，汉医学始终未废，并且仍有相当高的发展。在过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半个世纪中，日本各行业的人受了他们反动政府的麻醉蒙蔽，都逐渐轻视中国，惟一的例外就是汉医一行。日本的一般汉医确是十分钦佩中国医学内容的丰富，他们不大用带有诬蔑性的“支那”一词，而称中国医学为“皇汉医学”。在日本文字中，称中国为“皇汉”是较称“大唐”尤为尊敬的表示。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日本，学术研究的进步，带动了汉书学的发展。日本汉医除对医学本身作研究外，中国的书学典籍也大量地加以整理，大大小小的汉医辞典辞书也出了很多。
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的学术，是有它一定的局限性的，日本汉医学的研究成绩只能供我们研究时的参考，不能作为我们研究的依据。日本的汉医学家，研究时虽也涉及到近代科学的医学，但基本上还是孤立地、与西医学对立地研究汉医学。这个出发点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医学是自然科学，虽也反映一定的民族特点，但是是没有阶级性和民族性的。我们把医学分别为中西，并不等于说医学是有民族性的。今日的中医学，还没有完全摆脱过去历史时代限制所加予它的许多糟粕及不科学的因素。我们研究中医学，最后的目的应当是消灭“中医学”与“西医学”之间的一切界线，那也就是说，将来只有吸取了今日中医学全部精华的高级的科学医学，根本不再有所谓中西。到那一天，全世界都可认识到五千年的中国经验对于医药科学的一大份丰富贡献。若要早日达到这个目的，那就需要我们认真贯彻党和政府的“中西医团结”的方针，中西医团结无间、一心一意地为人民的事业着想，为含有中国旧有医药知识精华的新医学的出现而合力奋斗！
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学习苏联的问题。我们在上面所谈的主要的是针对曾受资产阶级医学教育的西医应当如何对待中国医学遗产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直接牵涉到学习苏联的问题，但它却间接地和学习苏联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就我粗浅的认识，资本主义国家的医学，奠基于对死尸的解剖分析。这种解剖分析就所解剖的部分来说是正确的，是完全必需的；但这种解剖分析只能作为一种方法，不能作为一种医学的指导思想。近代医学的最大弱点，就在于它的全部理论始终没有摆脱解剖学的羁绊；具体到医疗上，西医总是不知不觉地孤立看问题，而不把人体作为一个活的整体去看。中医学的医理可能是神秘的唯心的成份很多，但它总是把病人当一个整体去看。在这一点上，中医医理是完全正确的。在这方面，苏联的医学给我们许多的启发。
今日苏联的医学，其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医学，主要的不在于它的个别经验（这当然也是很重要的），而在于它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导下的新哲学观点。我们学习苏联，主要的要学习这个观点及基于此观点所必然建立的方法。如我们近年来时常谈到也经常用到的封闭疗法，它的理论是根据巴甫洛夫的机体统一学说和神经论的基础所发展出来的符合“优势法则”和“阻断病理性冲动影响大脑皮质功能”的“病因治疗”。这种疗法很早就在资本主义国家医学上使用，可是，由于他们的医学受机械唯物论思想的指导，仅认为是消极的对症治疗（止痛），而不能认识它的伟大的作用，所以得不到发展。由此可见，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根本的哲学问题。中国旧有的医学，尽管它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这整体观念一点上和巴甫洛夫学说相通，确是高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医学的。我们只有深切认识此理，方能一面虚心诚恳地研究中国旧医学，一面又创造性地而不是机械地去学习苏联；也只有这样的研究和学习，才能保证我们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能够吸取中医学的全部精华！
最后，关于学习苏联，还有很重要的应该提及的一点。苏联近几十年来，曾有组织地整理俄国古时及民间的医学，使它成为科学医学的部分，这方面的经验，我国西医更要努力学习，它必能帮助我们大大缩短吸取中医精华所需要的时间。
《光明日报》1954年11月21日，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