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世纪生产力曾领先于世界的少数国度之一，在中国历史上，有过类似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文化启蒙运动吗？
1935年蔡元培先生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所写的《总序》中，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认为中国文艺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15年……其影响于科学精神、民治思想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中。但吾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轶绝尘的猛进。”1999年五四运动8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待完成的文艺复兴》，接过蔡元培先生的话头，呼吁再经“奔轶绝尘的猛进”，“真正完成一场未完成的‘文艺复兴…’”。
我们不能说五四运动仅仅是因当时反动政府一纸卖国条约激发起来的，它与清末民初几十年由潜流细流而成为洪流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分不开。而清末民初的启蒙，又与上溯200余年，即明末清初的一次发起于民间知识层的启蒙运动，有很深的思想渊源关系。那是一次完全中国式的“文艺复兴”。
明末清初发生的那次与欧洲文艺复兴时间相近而又性质相似的启蒙运动，不像后来在欧风东渐影响下，从晚清开始酝酿到五四爆发的那一次启蒙，而是在东西隔绝情况下，在中国独立发展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次启蒙运动，它与欧洲启蒙运动的最大不同，是它竟“胎死腹中”!
明末清初的启蒙运动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举世公认，中国在中世纪的很长时期内有过领先世界的农业文明，其中包括萌生中的、建筑在手工业基础上的工商业文明。既然中国当时生长出了领先于世界的农业文明，那么“形成新社会的因素”，即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因素，并且出现为这种“新社会的因素”呐喊造势的思潮，应该是毫不奇怪的。
中国经封建社会鼎盛期的唐宋累积下来，到元明清时生产力的档次和水平，比之当时的西欧如何?这个问题近年来中外学术界议论颇热。在诸多论据中，人们常提出的两个论据，一是描述中国元朝经济发达状况的《马可波罗游记》，一是明初即15世纪初叶中国所做的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郑和七下西洋。西方不少人对马可波罗的话不大相信，甚至认为马氏根本就没到过中国。西方人总是不大肯接受中国至少在中世纪后期经济上领先于世界的说法。但距《马可波罗游记》问世110多年后的郑和下西洋之行，却有力地证明了《游记》所言非虚。这论据之所以有力，是因为郑和所率领的庞大舰队，及其28年内7次之多的创世界纪录远航，是中国当时生产力水平以及财力物力的集中展示。郑和的远航比哥伦布的远航早80多年，而舰队规模、舰船形制、航海技术及航行总里程则有过之无不及。
生产力是决定的因素。在历史已无误地证明当时中国生产力居于世界前列的条件下，中国顺理成章地出现了一些新的政治经济现象。
明末清初的城市化进程和人口流动高潮
人们知道，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变，必须由工商业的发展促进城市化进程。元明两代是中国个人手工业向集体手工业工场的转变期，当时城市的工匠已接近26万人。而非农人口比例扩大，无疑是社会转变的重要信号。
明朝中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大运河两岸这个十字交叉的宽阔地带，一批工商业城镇在百年左右悄然出现。即便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扬州、苏州等古城，向工商业城市转化的速度也很快。
经济景象引出前所未有的政治景象：一是，明朝时一些或明或暗的行会行帮空前增加。它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最初是为保护各种行当从业者的经济利益，进而就由此发展成有组织的政治斗争。二是，抗命出海经商被视为走私，抗拒缉拿便被视为“海盗”，这些“海盗”又往往得到陆上商民的支持，发展到攻城略地。这是当时中国沿海资本主义对海禁政策的暴烈行动，与内地农民造反一起，削弱着明朝的统治。三是，由于国内的抑商政策，明清两代出现了向海外移民的高峰。西欧国家其时正鼓励向海外移民---这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而中国朝廷却对出海者“剿杀无赦”，遂使勤劳勇敢的中国海外移民在与西方殖民者的斗争中遭受两面夹击，他们非但不能为家乡故土赚钱增富，而且造成了中华民族在几百年海上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否则今日中国海外胞裔何止5000万!必须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史富于令人鼻酸的悲壮色彩!
病入膏肓而又很能苟延残喘的皇权统治
当初，朱元璋接受智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劝告，从众多农民起义领袖中问鼎成功。此后他念念不忘这九个字，以致整个明朝的政策都是这九个字的延伸：禁海、修长城、不跟外国往来，是“高筑墙”的延伸；厉行以农立国而压抑商业，自矜于悠久的农业文明而蔑视、拒绝商业文明，是“广积粮”的延伸；而这一切又是为了“‘永’称王”(缓称王目的在永称王，永远保持皇权)。同时，明朝还强化封建意识形态的“德治”，规定蒙学必须以三纲五常为教育内容，科举试题必须出自朱熹所注儒家经典。这些对后来中国发展路数的影响很深，清朝、北洋军阀和蒋介石基本上都接受了这些遗产。历史已证明，九字诀在封建时代可能是有效的帝王术，但到了近现代却绝对是糟糕的治国经。
空前强化专制的明朝立国时，已是西方开始限制君权之后，是英国大宪章运动之后153年和英建国会后103年，法建国会后66年，也是掀开欧洲文艺复兴第一页的诗人但丁逝世后57年。
明末的学术文化风气和民间议政
当工商业在艰难中壮大，逐渐扩大的市民阶层为争取生存权发展权而斗争时，一场创新与保守的意识形态斗争也就势在必行了。因反对宦官刘瑾而曾被贬的王守仁(阳明)，提倡“致良知”，强调发扬个性，这是对压抑个性强调循规蹈矩的理学传统的反叛。而更激烈的勇士是死于狱中的李贽。他直指僵化的庙堂文化，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认为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他肯定“私欲”，认为儒者也应讲利谋利，这显然与“重义轻利”的理学和贱商政策相抵牾。他的书屡遭查禁却又屡被私印传播，出现“人挟一册，以为奇货”现象。
其后，民间议政之风一发而不可止，而且变个人行为为有组织的集体行为，变私相密谈为公开的讲学演说，变一般指摘时弊为提出反传统的政纲。这风气居然在历经数千年积重难返的专制法统之下，特别是在理学的文化专制和变本加厉的皇权淫威双重高压下出现，不能不说是历史必然趋势的显示。
到万历时期，朝臣们阿谀顺从或保持缄默的保住了官职，直言敢谏的被贬谪或削籍。曾谏言减免矿税的李三才、敢与权奸们论争的顾宪成等被罢黜的官员，却大受江浙商民的拥戴。顾宪成等回无锡家乡后，在东林书院讲学，开述道明理与议论时政相结合之新学风，一时听者云集，影响越来越大。当局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在野的政治反对派，于是一场大狱兴起，多位学者死难。
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尽管多疑而独断专行，但确有励精图治挽救危局之心。他镇压了阉党，为东林人士平反，一度起用东林人士钱谦益等为内阁学士，曾以对西洋文明持开放态度的徐光启为首辅，并容忍了海商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在东南发展势力，从而实质上弃置了禁海法。就在这稍微宽松的条件下，出现了与东林党多有不同的复社。它是由当时纷纷出现的几十个文社合并而成的民间组织，文学其表而政治其里。于是一批更年轻的、更激进的学者脱颖而出，其中最著名的是被后世称为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明确而直接地抨击皇权制度本身。黄宗羲认为皇帝是“天下之大害”，应该“天下为主君为客”；并指斥王法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是“非法之法”，而提倡以书院、文社为公开议政之所。明亡后，他积极参加抗清，力争恢复明末宽松的政治空气。顾炎武则断言“法不变不可以救今”，并提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应“存清议于乡里，许庶人之议”。王夫之提出“天下非一姓之私”，并提出“以法相裁，以义相制，以廉相帅，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裁焉”。这实际已是法大于王、法大于一切的法治思想。
顺便提一下：这三大思想家在世时，欧洲的孟德斯鸠、卢梭等尚未出生。
如果说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想体系中，个人自由人性解放是其重要主题之一，那么中国明末清初的启蒙则更偏重于批判皇权专制，而提倡庶民议政和“以法相制”。
中国民间启蒙思潮的另一表现，是反映现实要求的文学艺术作品集中、大量地于此一时期出现。《牡丹亭》《桃花扇》《金瓶梅》、“三言二拍”以及稍晚问世的《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多是暴露封建社会痼疾、呼唤人性解放、赞美自由、憧憬一个良好社会的杰作，大可以与欧洲文艺复兴的作品媲美。
“清初盛世”的残暴镇压及紧接而来的衰世
明清两个封建政权易手之际，正是西方开始争夺海上霸权之时。欧人已经越马六甲海峡，在东亚建立贸易基地和传播宗教、文化的据点。正当康熙帝盛年，中国文祸连绵时，英国通过了人身保护法。但这时中国的商业仍在艰难生长，清朝皇帝们不像朱元璋那样干脆杀掉巨商，而是收买他们使之成为官商，实际成为官方第二财库。
明亡时复社成立仅6年，成员星散。有的分别为纷纷成立的4个南明小朝廷效力抗清，其中黄宗羲、王夫之、张苍水、陈子龙等甚至搞过武装斗争；对西方科技极感兴趣的瞿式耜，当了永历政权首辅，最后随这个小朝廷崩溃而死节；颇有才气的陈名夏降清，终以“结党”罪名被杀；最可惜的是在哲学、文学和科学方面颇有造诣的方以智，因一度归顺李自成农民军，南明的几个小朝廷都不用他，最后怀才而殁；退而著书写史的如戴名世、查继佐等，则多身陷文字狱，造成著名血案。这场以青年士子为主，掀起不小风浪的短促启蒙运动，是一场勇猛的冲锋，但远不是也不可能是决定战斗的冲锋。历史只给了它有限的时空，它本身先天后天的不足则是其未能充分发育并终于“胎死腹中”的内因。
到乾隆时仍号称盛世、从统计数字上看也确是全球首富的当时中国，为什么在仅仅时隔40多年之后，就被几千英国水兵打进了衰世?原因在于，即使是繁荣富裕的封建农业国，也难于与处于兴起时刻的资本主义工业国一论高低。
有论者把明末清初看成中国的“十字街头”时刻，本来可出现多条出路，但终于选择了向宗法封建的来路回归。
与其说是拖着发辫的满族骑兵以战刀斩断了三个半世纪前那场东方式“文艺复兴”，不如说仍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巨大的保守力量”窒息了它。
来源：《炎黄春秋》2003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