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伊格尔顿 著
吴万伟译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核心是一种宗教观念，耶稣返回地球受到了质疑。
西班牙宗教大法官胡安·埃沃拉多·尼特哈德（Juan Everardo Nithard），阿尔方索·德尔·阿尔科（Alonso del Arco）1624年作
《卡拉马佐夫兄弟》首次出版于1880年的沙皇俄国时代，是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的形而上学代表作，一本充满活力的长篇小说，带有天谴罚入地狱的传说和长生不老暗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相信这本书暴露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阴沉神秘甚至犯罪倾向，而俄语中的新词语——Karamazovshchina——开始用来指代该小说探索的剥夺、暴力和心理偏离。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很多小说一样，他的最后一本小说将悲剧与怪诞，神秘狂喜时刻与野蛮滑稽场景结合起来。他的人物似乎占据了病态愤怒或怪异敏感性的永恒状态。被毁掉的上流人士、滑稽可笑的农场主、还有在社交上多疑偏执的政府职员从受到侮辱和羞辱中获到变态的快感。
他那些非同寻常的小说包括《罪与罚》 (1866)、《白痴》 (1869)、《群魔》 (1872)等描述的社会像即将沉没的大船，有封建社会的贫困又被先锋派观点束缚，充斥着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恐惧上帝者和否认上帝者。作为感受到俄罗斯东正教诱惑之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坚决反对激进政治和自由派世俗主义，像很多现代主义者一样，他是政治上的保守派，在艺术上却很大胆，敢于冒险。他的想象萦绕着反叛者、弑親者、该杀者和放荡者，也有圣徒和福音书。或许淫荡出轨不过是通向天堂的邪路。恶魔或许比妄自尊大、道貌岸然、自以为是的家伙更了解自己模式的上帝。
圣芳济向小鸟传教。选自乔托·迪·邦多纳（Giotto di Bondone， c. 1295-1300）的圣芳济获得圣伤痕，法国巴黎的卢浮宫。
《卡拉马佐夫兄弟》不仅仅是关于恩典和罪恶、地狱和救赎的反思，而且是一部凶杀悬疑小说。情节极其复杂，有些版本甚至将近一千页之多，这本小说围绕农场主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Fyodor Karamazov）的凶杀案展开，费奥多尔的三个儿子在疯狂和精神毁灭的边缘摇摆，各自都表现出对小资产阶级道德的蔑视。长子德米特里喜欢刺激的好色之徒，是一半肉欲一半幼稚的道德恶棍，因为俄狄浦斯情结的愤怒而撕裂。小儿子阿辽沙同样蔑视道德中间立场，但朝向天使而不是魔鬼方向。理性主义的二儿子伊万似乎不由自主地拒绝上帝，曾与魔鬼进行充满活力的辩论，似乎是个死要面子的人，穿一条并不时髦的方格子裤子。
小说中最非同寻常的部分是“宗教大法官”。伊万与阿辽沙分享了宗教大法官和耶稣的故事，是兄弟之间有关宗教信仰问题持续不停对话的组成部分。他们的讨论是戏剧性的、战略性的事务而不是直接了当的哲学论证。因此，我们不应该错误地将这异常丰富的叙述仅仅看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观点的反映。就像小说《黑暗之心》中马洛（Marlowe）的叙述，那是故事中套着故事。我们并不知道它如何准确地反映了伊万的观念或它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对话的影响。在这场景中，我们没有被允许直接看见他的内心意识。相反，我们得到的故事是，除了这个特定的讲述行为之外，伊万本人曾经不屑一顾地将其斥之为“一个糊涂学生的糊涂诗歌而已”。他或许在尝试让语言有些不容易理解的兄弟振作起来。宗教大法官控告基督似乎并非倾向于相信宗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典型特征。另一方面，宗教大法官对普通民众的蔑视看法听起来倒非常接近作者自己的观点。在这个伟大的章节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我们能够直接采用的。真理不会这么廉价就买过来。
上帝是我们用来衡量痛苦的概念。——约翰·列侬（John Lennon）1970
“宗教大法官”在情节上非常简单：耶稣返回地球，轻率地选择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期间从塞维利亚市（Seville）重新进入。将近90岁的宗教大法官命令侍卫抓住拯救者，打算第二天在公共广场将其作为“最邪恶的异教徒”烧死。他亲自进入耶稣的监狱牢房来解释为什么。接下来是写的是为宗教独裁辩护的最精彩文章之一，也是对这种独裁统治的辛辣讽刺。大法官询问，为什么耶稣将绝对自由难以容忍的沉重负担放在穷人、胆怯者和可怜人肩上？他和他的父亲怎么敢表达对男人女人永恒的爱，同时在他们眼前晃悠根本实现不了的理想？当然，更好的做法是给人提供他们最渴望拥有的东西——地球上的面包——而不是天堂里虚无缥缈的面包。可怕的真理是人类根本承受不了自由的重担。大法官向耶稣解释说“对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良心的自由更具诱惑力了，但没有什么比它更折磨人了。因此，不是给予人们一劳永逸地迎合人类良心的坚实基础，你选择不寻常的、神秘的、和不确定的任何东西，你选择人的能力根本无法拥有的东西。”人们渴望的不过是将其可怕的自由交给仁慈统治者，他将关心照顾其身体需要，并解除其众所周知的必须选择的精神痛苦。
宗教大法官建议，唯一的解救办法是教会。“你奴役我们比你喂养我们更好”是人们的呼喊，智慧的教会对此呼吁的回应是三个神圣安慰“奇迹、神秘和权威。”和冷酷无情的、智慧的伊万不同，普通民众渴望崇拜而不是理解，教会优雅地允许他们表达崇敬，使用的方式是制造奇迹、某种神秘费解的色彩和求助于非纯粹理性基础的权威混合起来的传统做法。宗教大法官明白，因为他确信上帝不知道人是多么虚弱和可怜的动物。他的爱包括在他们脆弱时保护他们，而不是施虐狂地专找让他们闹心之事。当宗教大法官终止他的公开谴责时，耶稣什么也没有说。相反，他倾身向前亲吻了这位老人的嘴唇。大法官毕竟没有处死耶稣。相反，他打发他走开，要求他再也不要回来。
与大部分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不同——实际上也和大部分虔诚信徒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上帝是人类自由的源头而不是自由的障碍。正如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论证的那样，上帝的爱是让我们成为我们自己，就像聪明家长的关心让我们成长为自主的成年人一样。矛盾的是，正是我们对上帝的依赖让我们获得自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有些可怕青少年幻想的上帝观很不耐烦，比如将上帝视为外面破坏我们私下快乐的大人物，或天上的恶霸，或空中比尔·奥雷利（Bill O‘Reilly）。我们有很好的心理学理由珍视那个幻想，我们是长期的、慢性被虐待狂。弗洛伊德很清楚地知道，我们从捶打超我中获得满足感，而这个超我对我们是无情的和充满报复性的。只不过我们必须去除这种幼稚的上帝观，逐渐将他视为朋友、恋人、受难者伙伴、可依赖的顾问。但是，我们不愿意这样做。更加方便得多的是将其视为脾气暴躁的老混蛋，就像某些被宠坏了的摇滚明星需要得到不断地安抚和哄骗。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享受起反抗上帝的俄狄浦斯式快感了。
宗教大法官看到上帝是压倒性的，也是正确的，因为在《旧约全书》中，耶和华展现出某种可怕的火焰，盯着看是很吓人的，是破坏所有展现的崇高深渊。不过，大法官不明白的是上帝崇高的、压倒性的东西正是他的爱。他是神圣的恐怖，其摧毁只是为了重生，在其仁慈和宽恕方面毫不妥协。他对众生的爱拥有所有纯粹无条件之物的不妥协性。正如很多不可知论者非常舒适地想象的那样，上帝没有创造性面孔和破坏性面孔。丑闻在于这两张面孔是合二为一的。
西班牙巴洛克时期17世纪宗教画家弗朗西斯科·德·苏巴朗Francisco de Zurbarán（c. 1635-40）的羔羊颂，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Prado Museum）
自由有两幅面孔。它既是恩赐又是诅咒，既是毒药又是治病秘诀、既是自我成就也是自我毁灭。自由人的生活既是动荡不定的又是激动人心的，不仅仅是人们说的金鱼。与自然动物不同，历史动物永远处于风险状态，萨特说的“自由是人类遭受的责罚”，奥登补充说“我们必然生活在自由中。”我们将自由拖曳在身后就像系有金属球的脚链。但是，虽然人类能够滥用自己的自由，如果没有自由，人就不成为真正的人了。能够给人的最大赞美就是地狱教义。如果我们能自由地拒绝自由的源头，往我们的创造者脸上吐吐沫，那么我们肯定非常强大。如果创造者是这样谦卑，愿意承认自己的脆弱性，那么他或许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掌控一切。但这个想法既讨人喜欢又令人警觉，难怪宗教大法官看到，拥有自由并不比马上将自由交给其他人更好多少，就像足球运动员迫不及待地将刚接到的球再传给其他人。
我们或许注意到这个声明放弃的行动与最高形式的自由是主动放弃自由的观念不完全相同。对于拥有保守派蔑视人性的典型特征的大法官来说，男男女女都应该放弃自由，因为那是诅咒。相反，对某些种类的悲剧性主人公来说，自由需要人们屈服，恰恰是因为它是我们最珍贵的所有。如果我们能自由地将其送走，有意识地抓住命运，我们的确是不可战胜的。在屈从于更高权威的行为中，我们暴露了一种超越它的威力。在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中存在这种悖论，耶稣充满爱地接受上帝的意志奠定了他复活的基础。只有通过拥抱羞辱和死亡，并没有想到它们是走向光荣的垫脚石，他才能够将虚弱转变为力量。但是，这个悖论或许是恶魔最隐蔽的诱惑。对于那些发现更深层次自由的纳粹分子来说，将自己屈从于元首和祖国远远超过微不足道的其他自由。在冲锋队司令官和为了他人自愿贡献出自己性命的殉道者之间，其边界似乎非常微薄。
美国人通常会想到理想主义的积极一面，而大法官关注的是其破坏性后果。对于像我这样的欧洲人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理想主义也是历史上最崇尚物质享受的文明之一所产生出来的，是经常性的好奇之源。美国人必须确认而不是拒绝，是充满希望而不是哀叹，要成为胜利者而不是失败者，永久性地渴望而不是胆怯地屈服。在这不懈奋斗的浮士德世界里，消极被动成为一种思想上的罪过。随着心智战胜物质的胜利和基督教科学的价值，人的意志已经没有任何局限。
这种亵渎神圣的意识形态的要点被概括在常见的美国谎言里，即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没有承认人的脆弱性和局限性，而这是大法官了解得更清楚的地方。和大法官不同的另一点是，这种不受任何约束的乐观主义没有承认可能被称作理想恐怖主义的问题。理想必不可少，但是就像圣保罗法则，它们不过是向你显示你在哪里错了，但不能显示如何做才是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称法则应该受到诅咒。理想拥有弗洛伊德式超我的犟脖子执拗不改，这种习性鼓励我们追求自己够不着的东西，遭受痛苦的失败，然后陷入自我憎恨的状态。理想主义是暴力和绝望的帮凶，而不是它们的解毒剂。新保守主义可将野蛮世界拖拉到文明的阳光下，我们不妨看看关塔那摩湾海军基地（Guantanamo Bay）的表现。
就是在这种高尚愤怒和自我破坏性的循环背景下，大法官寻求保护普通人。如果我们不对他人期待太多，一旦他们不可避免地令人失望，也不至于落入悲惨沮丧的境地。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就是理想主义的另一幅面孔。
现实主义是道德生活的唯一确定基础。我们与人类同胞分享最多的是就是我们肉体的脆弱性。任何并非基于这一点而是基于高尚目标的共同体团结都可能证明是脆弱的。基于虚弱性的团结就是相互宽恕，宽恕代表现实主义的终极形式，因为为了真实，必须预料到将其抛到一边的行为会冒犯他人的全部恐惧。正如弗洛伊德意识到的那样，人更崇高的冲动必须扎根于这个更基本冲动，不可能以另外方式繁荣。最终来说，我们人类生物的共同点是不加装饰的肉体，这是我们最普遍也是最脆弱，最容易变化和最独特之处。这就是为什么被剥夺了所有具体文化和历史的集中营受害者是一无所有的原型人。
理想主义的真正对立面是失败者。《新约全书》中的信息是首先由失败者、妓女、连续多次通奸者、殖民合作者、地球败类渣滓而不是虔诚的、守规矩的人承接这个王国。值得关注的是，耶稣在结识他们之前并没有要求这些坏人忏悔，在犹太实践中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丢人的革新。
最后的晚餐，西班牙著名画家埃尔·格列柯（El Greco， c. 1567-70）意大利博洛尼亚国家美术馆
宗教大法官的神学出错了，因为他没有看到上帝给人的危险自由是法律自由。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圣经》马太福音11章30节——译注）。这是法律书记员和法利赛人，所以他宣称，他们给穷人背上绑上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耶稣对另一只手的最大要求是爱和仁慈。用这些简单的要求，他显示上帝不是大人物，不是限制性的和不愿意付出的对手。在《旧约全书》中，表示“对手”的希伯来单词是撒旦，在那些设想他是可怕的大权独揽者（Mega Power）看来，上帝开始看起来像撒旦。他们认为他们能通过做所有正确之事赢得他的青睐。按照耶稣的说法，上帝已经原谅他们了——他们需要做的是让他爱他们。这极其困难。拥抱人的锁链要更加愉快得多。
宗教大法官将那些求助上帝的人视为对手。他相信，上帝就像残酷的暴君给人们身上加上了他们根本承受不起的重担，他添加在他们身上的重担不是什一税或其他税而是自由。但是，这忽略了上帝自己与人类弱点也就是耶稣的团结。在骷髅地，上帝证明是脆弱的血肉之躯，他是会死的。他的唯一能指是受到折磨的身体，人们说到的时候是爱和正义，是国家将其处死了。只有在人观看其可怕的失败和仍然活着，人们才能奠定任何更坚固东西的基础。只有通过埋葬在地下坟墓中，人们才能飞上天。正如叶芝提醒我们的那样，爱神将他的宫殿，搭建在排泄处（来自叶芝的诗歌“疯珍妮与主教交谈”（Crazy Jane Talks With The Bishop - Poem by William Butler Yeats https：//www.douban.com/note/710310319/ ——译注）。任何拒绝这个真理的道德理想主义都不过是意识形态。
陀思妥耶夫斯基肯定知道《新约全书》中的耶稣拒绝了大法官自己对地上面包和天上面包的清晰区分。马太福音中的救赎不是“宗教的”或天国之事，而是给挨饿者吃的东西和看望病人之事。按照真正的犹太教精神，教导是伦理的核心。是物质主义思想的人喜欢其宗教是天国的，以补偿自己尘世的粗鄙。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像麦当娜（Madonna）这样的物质主义女孩会在洛杉矶卡巴拉中心（Kabbalah Center）上神秘主义课程。否则她怎么能暂时逃避经纪人、看护者、经理、头发设计师、等等？当然，救赎不能在诸如一杯水或一片面包之类平淡的任何东西上。宗教大法官是彻底尘世风格的，反对他认为的残酷的、非现实主义的精神要求。他没有看到上帝是独特的超我，一个热爱和接受失败的人而不仅仅简单地奖励成功。没有什么比这更具有尘世智慧了。
作者简介：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文化批评家和作家，著作有40本，包括《文学理论》、《后现代主义幻觉》《理性、信仰和革命：上帝辩论的反思》、《论罪恶》等。
译自：Freedom by Necessity by Terry Eagleton
https：//www.laphamsquarterly.org/religion/freedom-neces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