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普利·里斯 著 

吴万伟 译

悲痛不能靠五阶段说来解释：悲痛影响身体、大脑和自我意识，耐心是关键。

临终关怀医院的护士4月2日早上打电话告知父亲在早上7：38分去世，那仅仅是从医院送到那里两天之后，也是我进城去看望他7个小时后。得知噩耗，一下子觉得这个世界变得怪异和扭曲变形了。我认识到物体的形状，但要竭力辨认出看到的东西。直到这个支柱突然垮塌之后，我才猛然认识到他是我存在的多么大的支柱。自从我出生那天开始，他就一直是经常性的存在，即使在2000英里之外，他生活在马里兰州，我住在新墨西哥州——现在，他不再存在了。我的理性心智知道这是真实的，但我的其余部分似乎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作为长子，我表面上要保持冷静，静悄悄地循环完成突如其来的大量繁琐的任务：吩咐交代其他家人，做出各种安排，告知政府机关、公司、组织、以及他担任图书管理员工作33年的大学。在内心里，我陷入波涛汹涌起伏不定的情感漩涡之中：悲伤、困惑、愤怒、震惊、恐惧、懊悔和内疚等。在他去世的最初几个小时、几天、几个星期，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呼吸都很困难，我无法集中注意力，常常丢三落四，无论我睡了多久，疲劳是经常出现的情况。我逐渐明白琼·狄迪恩（Joan Didion）在描述丈夫去世之后悲痛的《奇想之年》（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 (2005)中说过的话，她写到“我认识到当下，我无法相信自己还能向世界展现出一张连贯的面庞。”

结果，这种悲痛迷雾就像悲痛本身一样常见。神经学家丽莎·舒尔曼（Lisa Shulman）9年前因为丈夫患癌症去世，她回忆说，“已经有些严重的悲哀，但那不是主要问题，麻烦是无所适从的迷茫。我觉得就像醒来发现自己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因为我日常生活的整个基础框架都彻底消失了。”

她发现自己迷失在时间中，结果在熟悉的地方也完全不知道怎么到那里的，她回忆说，“那不仅仅是不舒服或焦虑的问题，那很可怕。因为就像很早以前狄迪恩说过的那样，你觉得就像你可能要发疯了。”

西方世界的很常见观点，悲痛的五阶段说并没有多大帮助。精神病学家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在其著作《死亡与濒临死亡》（1969）首次提出了悲伤的五个阶段作为描述人们面对致命疾病的体验的一种方式。依次通过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和接受的这些阶段成为我们时代精神的一部分。后来，罗斯和死亡及濒临死亡专家大卫·凯斯勒（David Kessler）一起扩展了这个观点，在《论悲伤与悲痛》 (2005)中解释了丧亲悲痛者的回应。但是，最近一些年，心理学家和神经生物学家逐渐认识到悲痛要更复杂得多，而且因人而异。悲痛的破坏程度很多，变化多种多样。丧失亲人者当然感到悲伤，但他们也可能感到愤怒、容易发火、疲惫不堪、兴致缺失、沮丧、甚至比通常更容易因为噪音而烦躁。就像马里兰州医学院神经生物学家舒尔曼所说，他们可能质疑自己的身份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地位。

结果，悲痛五阶段理论在思考丧亲之痛方面并不是特别有帮助作用，事实上可能有害。如果我们的感受与此模式不同，可能认为难道我们出了什么毛病或者我们周围的人有什么毛病。

舒尔曼在她的书《丧亲前后》（2018）中写到，“重要的是，我们或许从本来做能事来安慰我们的本能上撤离，相信行为方式有正误之别。但是，我们的丧亲体验是个人别性的和亲密无间的。它并不能被很好地概括出来；我们都是独特的人，反应各有不同。”

丧亲者研究已经揭露出人们的悲痛体验是多么不同——但也有些有趣的模式。发表在2015年《心理分析研究杂志》上的有关丧亲者抑郁的了不起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考察了2512名丧失孩子或配偶的人——丧亲前一次，丧亲后三次，中间跨度18年。他们发现，虽然7%的人汇报说亲人死亡之前处理抑郁的情况，但抑郁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减轻了，13%的人经历了漫长的悲痛——亲人死亡之后开始抑郁。

她自己的经验激励了舒尔曼，她研究帕金森氏疾病来调查悲痛的神经病学作为一种方法来理解她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她交织着自己的悲痛故事以及丧亲悲痛科学的书中，她注意到悲痛是普遍的人类体验，我们的大脑已经演化到可管理此种体验的地步。在过去千年的集体丧失亲过程中，大脑已经开发出复杂的战略帮助人们承受悲痛并最终治愈，心理学家娜塔莉亚·斯科里斯卡亚（Natalia Skritskaya）说，“悲痛是自然反应。无论这些回应多么令人担忧，无论多么怪异，它们都有很好的理由。”

我了解到，悲痛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它能重新连接我们的大脑连线：大脑控制确保我们生存的情感和行为的关键部分——占据核心地位的大脑边缘系统，而额叶前皮质（prefrontal cortex）——负责推理和决策的核心部位——退回到侧翼部分。

舒尔曼说，“从进化论立场来看，我们对威胁做出回应是强有力的硬连接。我们常常并不认为丧失亲人是那样大的威胁，但从大脑视角看，那是看待这个信息的方式。”

就像严厉的护士要求上床休息一样，大脑压迫控制中心做出决策和计划。

感知到威胁就意味着我们的生存回应——“打还是跑”——闯了进来，压力和荷尔蒙瞬间灌满你的身体。亚利桑那大学心理学家玛丽·弗朗西斯·奥康娜（MaryFrances O‘Connor）等人的研究发现，丧亲者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水平陡然升高。

当皮质醇流动速度加快时，大脑重新制造——至少暂时地——帮助我们承受痛苦的袭击。在丧亲后的几个星期，就像严厉的护士要求上床休息一样，大脑压迫控制中心做出决策和计划。与此同时，舒尔曼说，涉及情感和记忆的部分超时工作，守住门户决定哪些情感和记忆可以通行。丧亲者的大脑扫描图显示，悲伤刺激大脑系统的某些区域——有时被称为“情感大脑”。在受到影响的边缘系统区是控制情感强度和威胁感知的杏仁体（the amygdala）；涉及情感和记忆互动的扣带皮质（the cingulate cortex）；还有向大脑的信息处理中心“大脑皮层”（the cerebral cortex）发送传感信号的中继站“丘脑”（the thalamus）。

舒尔曼在其书中说“要维持功能和生存，大脑充当过滤器的角色，感受我们能或不能处理的情感和记忆的门槛”。她补充说，要改变这种回应，我们能做的事很少，虽然我们未必想这么做。适应丧亲事实必不可少的。舒尔曼说，“从根本上说，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处于任由摆布的地位。”

因此，我不能说出连贯的句子或打开冰箱后却不记得要取什么东西，这都没有任何值得担忧之处，斯科里斯卡亚安慰我说，我的大脑不过是断电了，我的思想让我无法容忍丧亲之痛。权衡交易的结果是模糊认知——我逐渐向朋友描述的是“悲伤大脑。”

舒尔曼在书中写到，“悲痛占据大脑的大部分带宽。怪异行为和不连贯性是大脑在经受情感创伤后的保护性回应的预料之中的后果。”

正如身体知道如何治愈伤口一样，大脑也知道在丧亲后如何治愈悲痛，但这种治愈需要时间。斯科里斯卡亚说，“它需要友好，需要对自己温柔一些。”

悲痛持续多长时间因人而异。对有些人来说，丧失亲人的悲痛可能持续几个星期或者取几个月，其他人可能一年之后仍然陷入深深的痛苦中。

最近的研究表明，如果痛苦非常强烈而且持续很长时间，那可能是有问题的。许多心理学家现在相信，如果丧亲痛苦持续一年以上，可能需要治疗来帮助悲痛者恢复。这个条件，被称为长久悲痛混乱或复杂化悲痛已经被收录在最新一卷《精神障碍病人的诊断和统计手册》（DSM5），这是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用来诊断病人的手册。

这并不是说，如果有人在丧亲366天仍然悲痛的话，他们的悲痛就突然变得混乱不堪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复杂化悲痛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斯科里斯卡亚说，“一年时间这个说法有某种任意性”，“那是一种平衡，一方面确保我们并不将正常反应当作疾病，一方面我们也要关注那些在痛苦中挣扎需要得到帮助的人——那些感受过分强烈的人。”

很多陷入丧亲之痛者在积极的悲痛和维持日常生活的义务之间摇摆不定。

荷兰和美国的研究者在2019年的研究发现，那些突然丧失亲人者或关系非常亲密的人去世者往往更容易陷入复杂悲痛的深渊中。虽然很容易假设持久不断的悲痛只是情绪低落的一种形式，能用同样的方式治疗，但并非如此。同样的研究注意到，复杂悲痛不同于抑郁，不同于创伤后陷入压力和焦虑中，虽然症状中存在一些重叠之处，如对自我和社会孤立的意识有所减弱。其他研究已经发现，认知能力下降更多出现在复杂悲痛者中间。

复杂悲痛的案例相对罕见：根据丹麦奥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研究者2017年的研究说，大约只有10%左右的丧亲者会出现这种状况。很多陷入丧亲之痛者在积极的悲痛和维持日常生活的义务之间摇摆不定。

这种在悲痛和某种程度的良好状态之间的摆动正是我自己的体验。比如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时常进入流动的状态——不受干扰集中精力写作的长久阶段————就像我在父亲去世之前能做到的情况。但有时候，常常在同样的工作阶段，我会感到绝望和清醒刺骨的认识，父亲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这种丧失让人无法理解。或者稀里糊涂进入我的意识或者朋友或家人的电邮刺激或不期而遇的记忆，甚至临终关怀医院的信件，一旦想到他的念头出现，我就什么也做不成了，只会忍不住啜泣起来。

就像我的原始脑确切知道我需要什么，而且确保我得到它。

其实，研究者现在认识到，悲痛变幻莫测，无论多么令人不快，实际上都是一种帮助大脑、心智和身体应对丧亲之痛的方式，最终帮助你适应失去亲人的新生活现实。

渐渐地，澳大利亚昆斯兰大学心理学家朱迪斯·默瑞（Judith Murray）说，在“应对丧亲之痛的过程中，适应这个你不愿意接受的世界”，悲痛逐渐更多融入到丧亲者的日常生活而不是成为主导性力量。

她说“那是从悲痛中恢复的难以置信的强大力量，我们认识到你能克服悲痛，但它将成为我们新自我的组成部分。”

随着大脑皮质重新占据支配地位，重新恢复高层次思考，心智能花费更多时间反思丧亲和关系，明白其意义，所有这些带来积极的成长。舒尔曼在书中说，丧亲者能比从前更深入地思考人生，形成对自己脆弱性的更清晰认识和更强烈目标意识。她引用2004年的研究发现，丧失亲人在若干不同方面能导致积极的成长：优先选择的变化，更感恩的生活，更亲密的关系，更敏锐的感觉，更容易看到新的可能性，精神上的发展。就她自己的生活而言，舒尔曼发现，记日记帮助她处理自己的悲痛。她从反思失落中找到了意义。

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能从这样沉痛的丧亲中成长。对有些人来说，后果是自己的健康受到损害——甚至加快了自己的死亡。在《心身医学》杂志2019年的文章中，奥康娜注意到，多项研究发现丧亲者的死亡率升高。我父亲或许就是因为悲伤过度导致早早去世的另一个令人伤心的例子。在他去世前4个月，他的妻子去世，其健康随即逐渐恶化。当他最终到了医院时，医生诊断为悲痛之源头令他卧床不起：他患上严重的胃溃疡。我不敢肯定是他自己的悲痛和孤独促成了他快速离世，但我和他在他去世前几个月的对话让我产生深深的怀疑。

甚至对那些成功对付悲伤冲击，安然度过危机的人来说，悲痛也从来不会彻底消失。1995年的研究发现，丧亲后2年到15年中，丧失孩子或配偶者汇报说，他们生活的整体满意度下降——但应对技能得到提高。认识到我悲痛的神经系统基础以及此后的成长，这是一种安慰，虽然我知道我能从父亲的死亡中获得成长还远着呢。就现在来说，我在关照出现的情感，基本上不做出判断，从给予我支持的朋友那里寻找安慰或前往家庭附近的松林里散心。

前几天我收到父亲老朋友的电邮，他79岁了，与父亲相识已经70多年。这封信给了我未来的希望，这种再也不可能恢复的丧失不再让人觉得伤心刺骨，我的神经通路重新调整顺序，我的“悲痛大脑”适应了新现实和新的纪念方式。

他写到“当我们丧失了一个朋友，我们就拥有了伴随着美好记忆的悲痛。最终，美好记忆把悲痛推后到背景位置。我等着和老朋友见面，虽然有些悲哀，但我很有耐心。”

作者简介：埃普利·里斯（April Reese），位于新墨西哥州圣达菲（Santa Fe）的独立科学和环境记者。其著作发表在《科学美国人》、《外部》、《生物图表》、《卫报》等媒体上。

译自：The fog of grief by April Re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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