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代尊《周易》为经书后,中国历代经学家都十分重视对它的研究。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社会政体的递嬗，政治经济结构的变革,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不少人开始用新的方法，从新的角度研究《周易》。这种研究，既有对已往研究的继承，又有对已往研究的批判，还有在批判继承基础上的综合创新。这构成了中国本世纪易学研究的基本发展线索。但由于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十分剧烈,使易学的发展表现出复杂性特征，也为我们今天总结这一段学术思想史增加了难度。为了坚持易学史研究中的严格的历史性，本文拟将本世纪中国易学的发展以一九四九年为限，分为两大阶段。四九年以前为第一大阶段，四九年以后为第二大阶段。在第二大阶段中，又分为大陆和台湾两个部分。兹分别论述如下：
一
一九一二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为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划上了句号。但封建时代的学术思想及传承这种学术思想的方法及手段──经学，却没有因此而马上退出历史舞台。直到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些接受了新思想的学者，特别是历史研究领域中的古史辨派的学者，以史学的观点重新看待六经，才真正动摇了传统经学的根基，使《诗》《书》《礼》《易》等等所谓的经典，从传统的经学壁垒中解放出来而面貌一新。因此，这一时期的《易》学研究，呈现出一种新旧并存、新旧对垒、除旧布新的复杂局面。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根据研究者对《周易》的认识，以及其研究《周易》的方法，把这一时期的易学研究大体分为经学派、古史辨派、唯物史观派和新探索派。
（一）经学派易学研究
所谓经学派，是指把《周易》视为经书、并用传统的经学方法对其进行研究的一部分人。这部分人成分比较复杂，既有逊清遗老，又有辛亥斗士；且有的宗汉易，有的治宋易，有的汉宋兼治，但方法都是传统经学式的。
有清一朝，自顾炎武等人打出“理学即经学”的旗号，开复兴古文经学之风，经惠栋、戴震、王念孙、王引之、俞越，至章太炎，一脉相承，被梁启超称作清代学术的“正统派”。章太炎好费氏易，民国二十年间，“章氏国学讲习会”相继印行了一批有关费氏易的著作，如王树楠的《费氏古易订文》、马其昶的《重定周易费氏学》等，这些著作多撰自清末，有的光绪年间便有刻本，可以看作是“正统派”易学在本世纪初的余绪。但由于这一派人物恪守家法，偏重文字训诂，所以易学方面的创获并不算大，对民国时期的易学研究也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不过，作为“正统派”的殿军，章太炎的易学研究虽然在其整个经学研究中不占重要地位，但由于其“于易每发一义，几乎皆有创见”，所以又多少透露出了一些新面貌。如他以佛教唯识学解易和以《序卦传》演社会进化史等，均可谓于传统易学有所发明。
这一时期，经学派中影响较大的易学家当推杭辛斋、尚秉和等人。
杭辛斋早年肄业于同文馆，通晓当时的自然科学。著有《杭氏易学七种》。其易说兼容汉宋，附会新知。于易象、易数、易理均有发明。如他对观象之方法的研究，对奇数始于一、偶数始于四、阳顺阴逆、数之体用的研究，都有独到之处。另外他还以《周易》附会近代自然科学，演宇宙进化、民主共和。虽不免博杂不纯之讥，却能启发后人。本世纪发达起来的“科学易”实滥觞于杭氏。尚秉和中年治易，著述颇丰,计有《焦氏易林注》、《焦氏易诂》、《周易尚氏学》等著作十余种。尚氏认为，西汉以后的人诂易，所说多误，原因有二：一是易理失传；一是象学失传。他由《焦氏易林》入手，“发现了久已失传而与《周易》有关的内外卦象、互象、对象、反正象、半象、大象等凡百二十余象的应用规律”，并将其与《周易》、《左传》、《国语》、《逸周书·时训》等互相参证，以求恢复西汉以前的《易》说。他又受其师吴汝伦“凡阳之行，遇阴则通，遇阳则阻”思想的影响，把同性相敌，异性相通视为“全易之精髓”。总起来说，他主易象而反对东汉以后的卦变、爻变及爻辰之说；主易理而反对王弼以至宋儒的所谓义理之学。颇有清代“正统派”之风，但他对宋易中的图书之学又很认可，故较“正统派”的视野为宽。如果与杭辛斋相比，尚氏则严谨有余而气势不足。
民国年间的黄元炳、沈瓞民，也是用经学的方法治易而建树颇丰的学者。黄元炳治易，兼采汉宋，专攻象数。自谓“余玩易垂四十年，凡关于易象易数者，皆能约略解之”其所著《易学探源》，包括《易学入门》、《河图象说》、《周易经传解》、《卦气集解》等，其中的《河图象说》专门研究宋儒之象数，《卦气集解》专门研究汉儒之象数。他去汉、宋门户之见，冶象数理于一炉，自谓“拨云雾而见青天”。被沈瓞民誉为“集卦气之大成”。沈瓞民著《周易孟氏学》、《周易孟氏学补遗》、《孟氏易传授考》、《汉魏费氏易考》、《周易马氏传辑证》，“言必有宗，理无旁举”。沈氏又著有《先后天释疑》、《九宫撰略》、《卦变释例》等，专谈象数。六十年代，沈氏还曾撰文参与易学讨论，可谓一生致力于易学的研究。
除此之外，他如陈启彤、张其淦、李郁、徐昂、胡朴安等也分别用经学的方法在自己的易学研究中提出了颇为新颖的见解。
（二）古史辨派的易学研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纷纷传入中国，不少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因此而开始从新的角度，用新的方法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古史辨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主要活跃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学领域，影响却超出了历史学本身。其在易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钱玄同、余永梁、顾颉刚、李镜池等。
古史辨派的核心理念是“疑古”。而这种“疑古”精神的获得，却是受了清末经今文家的影响。古史辨派研究《周易》的目的是要“打破汉人的经说”，“破坏其伏羲神农的神圣的地位而建设其卜筮的地位”，“辩明《易十翼》的不合于《易》上下经”。因此，他们的易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周易》经、传的成书年代及作者的考证方面。顾颉刚的主要易学研究成果是两篇重要的论文：《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和《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他从爬梳《周易》卦爻辞中包含的古代故事入手，考证了卦爻辞的著作年代和作者，指出卦爻辞的“著作时代当在西周的初叶，著作人无考，当出于那时掌卜筮的官”；又从分析《系辞》中所谓古圣人“观象制器”的传说入手，考证了《易传》的作者和著作年代，并进而分析了《易经》与《易传》的关系，指出二者是“时代意识不同，古史观念不同的两部书”，应该分开讨论。同时他还讨论了与此有关的中国上古史上的一些问题。
李镜池是古史辨派中唯一一位一生致力于《周易》研究的学者，与顾氏以《周易》试验其“层累的造成说”不同，他更侧重于《周易》本身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如殷商卜辞与《易经》筮辞的比较、《周易》筮辞的编纂、《周易》筮辞的分类、卦名、《易传》各篇的著作年代、思想等。
古史辨派的易学研究，打破了传统经学的种种樊篱，使传统的经学研究一变而为史学的研究。受其影响，连后来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冯友兰、钱穆也纷纷撰文，剥夺传统经学赋予孔子的《易传》著作权。这些观点虽不免“疑古过勇”之嫌，却开拓了易学研究的新领域，对本世纪的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唯物史观派的易学研究
唯物史观派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产生的一种新学派,他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古史辨派仅仅把经书还原为古史资料不同，唯物史观派则注重于揭示史料背后所隐藏着的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史料本身所包含着的哲学思想。可以说，唯物史观派的易学研究，是使传统的经学研究一变而为文化的和哲学的研究。郭沫若是这一方面的著名代表。
一九二八年,郭沫若在《东方杂志》发表《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一文。企图要打开《周易》这座神秘的殿堂，看见那“泰古时代的木乃伊的尸骸”。该文分上下两篇，上篇讨论《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郭氏认为，《周易》卦爻辞“除强半是极抽象、极简单的观念文字之外，大抵是一些现实社会的生活……如果把这些表示现实社会生活的文句分门别类地划分出它们的主从来，我们可以得到当时的一个社会生活的状况和一切精神生产的模型”。因此，他利用卦爻辞中的材料分析了《周易》时代的“生活的基础”、“社会的结构”、“精神的生产”；下篇讨论《易传中辩证的观念之展开》，作者结合《周易》经传，论述了《周易》“辩证的宇宙观”、“辩证观的转化”、“折衷主义的伦理”、“《大学》《中庸》与《易传》的参证”等问题。这些问题多为以前的学者所不曾涉及，郭沫若的工作是具有开拓性的，所以影响很大，引起了众多学者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如王伯平的《易经时代中国社会的结构——郭沫若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批判》，李星可的《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评郭沫若所论并抒己见》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郭文进行了讨论。一九三五年，郭沫若又撰《周易之制作时代》，考证《周易》经传的制作时代、作者等问题。观点与前者有所变化，也引起了不少争议。郭氏的解释是：“《周易》所用的资料有的虽远在殷商的时代，而整个的思想过程是战国年间的产物”，前一篇“思想分析上无甚错误，只是时代的看法须改正”。
郭沫若和顾颉刚都不是易学研究的专家，但他们的易学研究成果却都具有开拓性和划时代的作用，无论是对于本世纪的学术发展史，还是对于本世纪的思想发展史都很有影响。
（四）新探索派的易学研究
传统经学派的易学研究模式已被打碎，而古史辨派又“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唯物史观派的郭沫若也在开了风气之后便把兴趣转移到了其它方面，因而如何建立易学研究的新体系，便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三、四十年代，一批易学研究的专家，开始从不同的侧面探索易学研究的新途径。他们既认同于古史辨派对传统经学的批判，又不完全否定传统经学派诂经的方法，同时又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唯物史观派把思想学术问题与社会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的作法。可以说，他们的探索是一种有批判有继承，在批判继承基础上的综合创新。
新探索派中又可分为“考注派”和“会通派”：
１、考注派
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于省吾、闻一多、高亨等人。以高亨为例，他于四十年代著《周易古经通说》、《周易古经今注》两书，前者通论《周易》的作者、成书、卦名、筮辞、筮法等，后者用传统的注经之法对《周易》的卦爻辞章解句释。他用文字训诂的方法注释卦爻辞，可以说与传统的经学家的研究方法是有相通之处的；他否定“人更三圣，事历三古”的传统易说，否定传统所谓的卦爻辞与卦爻画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并离《易传》而释《易经》，可以说又是与古史辨派的观点相一致。时人评价说：“高君此书专究研爻辞，不问十翼，更不问由汉至清的各家易解。大体说来，这本书创见很多，在经学方法上说，也是一个创例”。
２、会通派
此派又可一分为二：一是义理的会通，一是象数的会通。义理的会通，其代表人物有苏渊雷、金景芳、熊十力等。他们的特点是一方面继承传统易学中的义理之学，一方面又融合西方的哲学思想。如苏渊雷著《易学会通》，自谓：“义求贯通，不囿畛域；意在博约，何滞古今？”此书除概论易学外，又融合西方哲学,创天人演化论等等新说。如金景芳著《易通》，除探讨易学中的基本问题之外，还欲打通《周易》与老子的关系，《周易》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等等。
象数的会通，其代表人物有沈仲涛、薛学潜、丁超五等。他们的特点是一方面继承传统《易》学中的象数之学，一方面又用现代的自然科学成果解释或比附易学中的象数之学。如薛学潜的《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一书中，既有“易方阵之解析”，又有“河图之统计力学”，还有“易方阵引出向量理论方程式”，等等。
纵观这一时期的易学研究，可以看出，四派之间既交互进行，又相继发展。而新旧、中西之间的互动和会通则构成了本世纪上半叶《易》学研究的基本特征。
二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后，易学研究基本上是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开展的。根据目前学术界的通常做法，我们将这一阶段的易学研究，分为两小阶段：建国后至七七年为第一阶段，七八年至今为第二阶段。
建国之初，许多新老知识分子一边学习马克思主义，一边批判旧的封建正统派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哲学史观。对于《周易》，尚无暇予以关注。直到六十年代初，《周易》研究才再次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形成了解放以来的第一次研究热潮。有学者将此次易学热分为二期：“第一期从一九六０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二年底止，主要讨论《周易》的形成年代，《周易》一书的性质，《周易》一书的哲学思想……一九六三年讨论进入了第二期，主要讨论研究《周易》的方法问题，批判将《周易》现代化的倾向。”这一概括基本可信。
关于《易经》的成书年代，约有四种观点，即殷末说，殷末周初说，西周中后期说和战国说。持殷末说者为高文策，其根据是“乾象天，记殷末安阳地区的天象。坤象地，记殷人主要农作物的成长。乾坤爻辞，乃是殷末月令”。此说响应者寥寥，且受到庄天山、陈世辉等人的质疑。持殷末周初说者有冯友兰、任继愈、李景春、沈瓞民等，其根据不出三十年代余永梁、顾颉刚等人的论述范围，是对余、梁观点的进一步完善。持西周中后期说者为李镜池，这也是他三十年代所持的观点。持战国说者为平心，主要是对郭沫若三十年代观点的阐发和补充。关于《易经》的作者，多数学者认为此书非成于一时，非出于一人之手。但任继愈认为六十四卦的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可能是一次完成的。李景春则坚持说此书系文王所作，周公所补充。关于《易传》成书年代的讨论，首先涉及到孔子与《周易》的关系问题。高亨、冯友兰、朱谦之、李景春、任继愈、繁星等人均不否认孔子研究过《周易》，但又都同时认为孔子不是《易传》的直接作者，此书亦不出于一人之手，各篇的完成时期也不一样。高亨认为《易传》约成书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沈瓞民则认为其少数篇节成书于周代，大半完成于战国，还有一部分写成于秦汉。关于《周易》的性质，论者都不否认它的占卜功用，也都不否认其中含有哲学思想。但二者的比重谁大谁小，论者的观点则不一致。如冯友兰等人认为，《易经》本为卜筮之书，其中包含有一定的哲学思想；李景春、繁星等人则认为，《易经》不仅是卜筮之书，更是哲学书，或者更主要的是哲学书，是一部讲世界变化规律的书。另外，平心把《易经》看作是一部以谐讔文体写成的特殊史书。刘先枚则强调《易经》是商周政治斗争的产物。关于《周易》的哲学，学者普遍认为《易经》中包含有自发的辩证法思想，但《易经》哲学的性质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原始朴素唯物主义的，论者的分歧比较大。冯友兰、沈瓞民、高亨、任继愈等人认为《易经》的哲学思想基本属于原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而王明、刘泽华则认为它是宗教迷信的唯心主义。至于《易传》，学者的争论也主要集中在其思想体系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方面。
由于《周易》经传关系的复杂性，在这次讨论中，有些学者常常经传不分，经传互证。也有个别学者如李景春，存在把古人思想现代化的倾向。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的《光明日报》发表方蠡的《研究＜周易＞不能援传于经》的文章，对此种现象提出批评。同年的《哲学研究》第二期发表东方明与李景春的争论文章：《本质的分歧在哪里》，文中建议“以《周易》的研究为例讨论一下哲学史方法论问题”，于是围绕《周易》的研究展开了一场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正确理解《周易》哲学，如何坚持哲学史研究中的严格的历史性等问题上。针对李景春在《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一书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挂在两千多年的古人的名下，把古人的思想说得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差不多”的做法，不少学者提出了较为严厉的批评。最后以李景春的自我批评之作《怎样解决本质的分歧》一文结束了这场讨论。
这场争论，以讨论《周易》经传的成书、性质、作者、哲学思想始，以讨论哲学史方法论终。就前者言，可以说是三十年代古史辨派和唯物史观派讨论问题的继续和深入。就后者言，它又是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一次重大尝试。如果说，三十年代的那场易学讨论重在“破旧立新”的话，那么，这一次的的最大特点是讨论的各方都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了“破旧立新”的指导思想。这场争论结束后，到一九七七年之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周易》研究几乎成为无人问津的禁区。
七八年以后，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易学研究开始走出禁区，并迅速得以开展，形成了建国以来的第二次热潮，直至今日，余热未息。而由于这次易学热与文化热交织在一起，使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多学科、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格局。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把这一时期的易学研究分为：《周易》经传的注译、易学史研究、易学考古、易学哲学、科学易等五个方面，分别加以讨论。
（1） 《周易》经传的注译
《周易》作为一部特殊的先秦典籍，有许多问题需要作出考证和注释。但建国后至七十年代末期之前，人们几乎见不到这方面的新著。进入八十年代，此种情况大为改观。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和《周易大传今注》多次再版，金景芳的《周易讲座》、《周易全解》相继发行。之后，有关《周易》的译注、浅释、白话一类的作品也纷纷面世。
高亨的《周易大传今注》由“通说”、“注释”、和“附录”三部分组成，通说部分主要考证《周易大传》诸篇的编篡、作者与时代，以及其中的象数问题。注释部分则仍然据其注释《易经》时“以经观经，以传观传”的原则对《传》文逐一进行注释。附录部分一为《先秦诸子之周易说》，一为《本书引用周易注释书目》。该书初版于一九七五年，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影响最大的一部注释类易学著作。金景芳的《周易讲座》系由其弟子吕绍纲据讲课记录整理而成。作者坚持《易通》中的观点，认为《周易》虽为卜筮之书，但深藏哲学智慧。《易传》系孔子解《经》之作，与《经》密不可分。《周易全解》由金景芳和吕绍纲合作完成，重点说解《周易》经传全文，但也对八卦的起源、卦爻辞的产生年代、作者、以及孔子与《易传》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系统的考证。其说解则主要继承了义理派的观点，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可以说是一部反映了作者独特易学思想体系的著作。该书作者之一的吕绍纲尚著有《周易阐微》一书，亦颇具特色。上海古籍出版社于一九八九年出版的《周易译注》一书，被论者称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全面翻译《周易》经传本文，并对其要理进行系统阐释的高水平专著”。该书的作者之一黄寿祺曾师事尚秉和、吴承仕等国学大家，对象数易学很有研究，撰有《汉易举要》等著作多种。“而《周易译注》一书虽然也论及象数，但实以义理为主，这恐怕与另一位作者张善文有关”。张是黄的弟子，除该书外，还著有《象数与易理》、《周易与文学》等易学专著。
在易学正热的九十年代初期，有一本很具功力的易学著作，却鲜为人知，那就是已故著名学者杨柳桥先生的《周易绎传》。此书写成于一九五九年，一九七八年第五次修订。一九九三年，在杨氏弥留之际，其子女捐资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此书仿孔颖达《周易正义》之例，卷首冠叙论，通论先秦易学。绎传部分，一复《周易》“二经”、“十传”之旧观。所引古人注解，以作者年代为序次于经文、传文之后。其对古人注解所作的申述或对经传文字所作的新解，则冠以“绎者案”三字以别之。另外，对于卦爻辞韵文之韵脚，则以符号标明。杨氏此注，义理象数兼取，尤以论易之四义（简易、反易、交易、变易）及易数部分最为精彩。
出版于八十年代中期的《周易大传新注》也很值得一提，作者徐志锐有别于高亨离经解传，离传解经的做法，在强调经、传有别的同时，又注意发现二者之间的思想渊源关系，并力图兼顾义理和象数。相对于受疑古思想影响极深的高亨的《今注》，徐氏的《新注》确有新意。这种“新”，在易学研究领域发出了“走出疑古”的信号。此后的经传注释作品，虽然因作者的观点不同而存在种种认识上的差异，但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回归传统经学的倾向。这一现象，颇值得回味。
其他如宋祚胤的《周易译注及考辨》、周振甫的《周易译注》、唐明邦的《周易评注》等也都是这一时期很有特色的作品，限于篇幅，恕不一一论述。
（2） 易学史研究
易学作为传统经学的一部分，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历史上许多的易学家，都曾在自己的易学著作中对其以前的易学发展作出评价。但真正把易学史作为对象加以研究，却始于本世纪，就大陆而言，则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情。在这方面作出开拓性工作的首推朱伯崑先生。朱先生作为一名资深的中国哲学史专家，在多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深感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系统的哲学，与儒家经学发展的历史密切相关。但近代以来，由于哲学与经学分离，人们往往忽视二者原有的特殊关系，乃至于对于传统经学中与哲学密切相关的易学问题也很少作出探讨。使得对传统哲学的研究，常常见枝叶不见根本。有见于此，朱先生于八十年代初开始撰写《易学哲学史》一书，希望以此来弥补一般哲学史著述的不足。在该书中，朱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广泛吸收了近人的研究成果，对易学哲学史上每一时期，每一思想家均从社会背景、时代精神、思想渊源及学派互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该书的最大特点是在清楚把握易学自身特点（朱先生称之谓“两套语言”）的基础上，以严谨的方法，丰富的资料，发掘出易学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读来使人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即打不通易学，就打不通中国哲学，至少打不通两宋道学。方克立先生指出：“朱先生是学者，不是靠《周易》来混饭吃的时髦易学家，所以他的这部著作在当今中国数百种易学书籍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在推动对《周易》哲学的科学研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方先生的这一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与朱先生系统梳理易学哲学史，发掘易学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不同，余敦康先生的易学史研究，则企图从文化精神发生学的角度，发掘和诠释易学中所包含的中国文化的思想精髓和价值理想。他把先秦由《易经》到《易传》的发展，看作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生成期，而合儒道、融百家的“易道”，则是这一时期的最高成果。余先生认为，此“易道”由天人统贯的整体思维模式；以“太合”为终极目标的天人、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以及表现天道人事变化的筮法操作系统等三个层面构成，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秦汉以后的易学便是沿着“通经致用”“明体达用”和“内圣外王”的理路，对这一精神的开展和完善。余先生还十分重视“易道”的现代诠释，并对易学中的管理思想表现出浓厚兴趣。余先生的易学思想主要表现在所著《易学今昔》、《内圣外王的贯通》等著作中。
廖名春等四位年青学者撰写的《周易研究史》，也是一部较优秀的通史类著作，此书写到一九八九年，是目前国内唯一一部贯通古今的易学史著作。
这一时期，有关易学专题史、人物思想、及易学名著的研究，也都有佳作出版。刘大均在象数易学的研究方面成绩颇为突出，八六年出版的《周易概论》一书，通俗严谨，影响很大。其中的《历代＜易＞学研究概论》，专门讨论象数易学史。近年来他又主编《象数易学研究》，并有《纳甲筮法》等新作问世。其“周易研究中心”的林忠军、刘玉建、王新春等也都有易学象数学方面的论著出版。郑万耕的《太玄校释》，是近年来颇有影响的一部精品。郑先生在昔人注解的基础上，“对于扬雄所用的方言奇字作了疏释，对于《太玄》所包括的天文学知识作了说明，力求使《太玄》成为一部可懂的书……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有重要意义”。此外郑先生尚著有《易学名著博览》、《易学源流》等书。这一时期宋明易学的研究也很引人瞩目。徐志锐的《宋明易学概论》被金景芳先生视为“是一部博观约取，辨析精当的巨著”。李申的《话说太极图》对宋代图书学的渊源流传作出了细致的考证。萧汉明的《船山易学研究》则对博大精深的王船山易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总之，近年来的易学史研究，成绩颇为可观。但相对于二千年丰富的易学发展史，这种研究还相当薄弱，尚须作出更大的努力。
（3） 易学考古
所谓易学考古，是指利用考古中发掘的与易学有关的材料进行易学研究。这种研究并不始于本世纪，历史上见于记载的有两次。但本世纪的考古易学研究最为壮观，最为引人瞩目。
关于帛书《周易》
一九七三年在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一部分与《周易》有关，分别为帛书《六十四卦》和卷后佚书。这一发现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近年来，随着帛书《六十四卦》的刊布和帛书《易传》的陆续面世，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喜人的成果。
帛书《六十四卦》与通行本《周易》存在着很多不同，如卦名、卦爻辞、卦序等。但“最大不同之点在六十四卦的次序。”李学勤认为，有别于通行本“二二相偶，非覆即变”的排列规则，帛书经文的卦序，完全立足于重卦，即经卦、别卦的区别之上。其理论基础是阴阳说和重卦说。至于其它，专家们普遍认为，卦名的不同只是字形不同而已，字的读音都相同或相近，可以通假。卦爻辞中部分词语的不同，则有今本优者，有帛本优者，可以互补长短。
卷后佚书，包括六篇内容，即《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廖名春根据帛书中的一些残片定名为《衷》）、《要》、《缪和》、《昭力》。这六篇佚书，争论最大的是《系辞》，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系辞》的字数、学派归属、与通行本《系辞》的关系等方面。近年来，关于帛书《系辞》的字数，学者们的观点已基本趋同。帛书《系辞》的学派归属，学者们的分歧仍十分之大。陈鼓应、王保玹等人认为，帛书《系辞》是道家传本；廖名春、吕绍纲等人则证明其为儒家作品。另外，余敦康主非儒非道，亦儒亦道说；陈亚军主“巫史文化”说；王德有则强调易、道、儒各有所主，不必硬把它归入道或归入儒。帛书《系辞》与通行本的关系，学者们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二者谁更古老、谁更可信的问题上。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帛书《六十四卦》与今本《易经》的比较中，但由于前者牵涉到学派归属问题，尤其显得引人瞩目。陈鼓应、王保玹、陈松常、王博等人认为，现今通行各本基本上是在帛书《系辞》基础上整编而成的。李学勤、朱伯崑、郑万耕、廖名春等人则持相反意见。李学勤认为，帛书所根据的《系辞》，其构成和今本基本一致，不过有一部分脱失，一部分又散入它篇，才成了帛书的面貌。因此，它的整体的形成很迟，可能在秦亡以后，由楚地易学一派的人物整理而成。此外，张岱年、张立文认为，二者同时异地，互有渗透。
对于帛书《六十四卦》与帛书《易传》的关系，廖名春指出：“帛书《易传》诸篇所本之经，决非帛书《易经》。它们引《易》、解《易》所反映出来的卦序，显然同于今通行本。它们所引之卦爻辞，内容也有与今通行本《易经》相异的，可见是今通行本卦序系统内另一种不同的本子。”。
关于数字卦
宋代出土的“安州六器”之一“中方鼎”，铭文末尾有两个由符号组成的奇字，学者未能释出。三十年代，郭沫若谓之为“族徽”，五十年代，唐兰谓之为“特殊形式的文字”，李学勤于一九五六年曾撰文指出它“使我们想到《周易》的‘九’‘六’”，但未做进一步探讨。一九七八年底，张政烺结合周原出土甲骨中的“奇字”等材料，释之为“数字卦”。此说一出，马上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学者们讨论了甲骨、金文中的数字之为易卦的证据，数字卦中的数字之作为筮数的意义，数字与筮法，数字卦的符号意义，三画卦与四画卦，以及重卦等问题。并对数字卦与《连山》、《归藏》的关系作出了种种推测。
易学考古，意义有三：一是证伪或证是，一是弥补易学史的某些环节，一是提供前人未知的新内容。帛易和数字卦的研究意义也大体如此。数字卦的研究，无疑为人们了解筮卦的原始形态，阴阳卦画的演变过程提供了新材料；帛书的研究则对于人们进一步理解孔子与《易传》的关系，秦末汉初的易学面貌，以及秦汉时期的易学象数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
（4） 易学哲学
易学哲学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易学研究的热点。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易学哲学的研究仍然继续了六十年代的问题。如张立文的《周易思想研究》、宋祚胤的《周易新论》等。但随着文化热和文化讨论的不断深入，易学哲学的研究也渐渐超越唯心、唯物，辩证法、形而上学的狭隘模式，把视角转向探讨《周易》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等更具时代色彩的问题上来。于是，《周易》思维方式、《周易》形上学、乃至于《周易》美学，《周易》与中国伦理等等问题便成为人们研究的重点。
《周易》思维方式的研究，始于八十年代初期。朱伯崑主编的《易学基础教程》第四章“易学中的思维方式”中，把易学思维归纳为五类，即直观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和象数思维。这种归纳是比较科学的。也有学者（如刘长林、傅云龙等）在此之外又提出整体思维和类思维的概念，也很有道理。值得注意的是，以研究西方哲学名家的王树人先生，近年来由于研究“象思维”之故，也开始涉足易学思维的研究，王先生把卜筮中“实象”与“卦象”的转化称作“象的流动与转化”，从“动态”意义上研究易象思维，颇为新颖。
《周易》形上学的探讨与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的探讨有关。张岱年、余敦康等人对此均有精彩论述。而张立文还通过这一问题的研究，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合学”。张先生在所著《和合学概论》一书中，根据《易传》的“三才”原则，建构自己的和合体系。张先生说：“和合学体系结构的进路是地、人、天或天、人、地，可以由上而下，也可以由下而上。它既是天上地下的宇宙空间次序，亦是《周易》卦爻的逻辑次序。”张先生据此把和合学的世界分为：“地”：和合生存世界；“人”：和合意义世界；“天”：和合可能世界。三界的和合，构成了和合学的系统结构。
《周易》美学的研究，近年来也颇可观。比较活跃的学者有王振复、刘纲纪等。王著有《周易的美学智慧》，刘则出版有《周易美学》。
在近年来的易学哲学研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象数哲学的研究。传统易学中的象数、义理两派，向来被认为是针锋相对的易学派别。前者侧重于易象和易数的研究，后者侧重于哲理的研究。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在讨论易学哲学时，常常忽视象数派易学在哲学方面的贡献。朱伯崑先生在所著《易学哲学史》中，对象数易学中的哲学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如朱先生对孟京易学的评价：“从哲学史上看，孟京易学，特别是京房易学，通过其卦气说，建立了一个以阴阳五行为世界间架的哲学体系。……尽管他将《周易》中的筮法，引向占候之术，宣扬了天人感应的迷信，但他提出的世界图式对后来的哲学家们探讨世界的普遍联系，很有启发的意义。”朱先生的这一结论，对于人们全面认识易学哲学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青年学者张其成等，近年来也很注意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5） 科学易
科学易是从传统象数易中蜕化出来的一种新的易学流派，也是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一个流派。就目前的情形而言，主要存在三种研究倾向：一是研究《周易》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用现代自然科学解释传统象数易学；一是用现代自然科学比附传统易学。这三种倾向，第一种学术性较强，第二种启发意义较大，第三种则没有什么价值。
《周易》作为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哲学基础，对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唐明邦指出：在中国古代，天文借象数显示星移斗转，地理借象数标志分野坐标系统，历法、物候借象数描述阴阳变化节律，针灸、气功借象数总括天人统一节度，而音乐则借象数表征律吕损益法则。可见其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密切关系。近些年来，董光璧在易学与中国科学史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肖汉明等则在易学与中医学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其他如赵庄愚、祁洞之等也都作出了新的探索。
传统象数易学中，存在大量颇具规律性的图形、图式和变换法则，理解起来比较困难。近年来一些学者力图用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从解释学的立场对其作出新的解说。如董光璧的《易图的数学结构》、《易学与科技思维》，丘亮辉的《周易与自然科学》，徐道一的《周易科学观》等都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这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周易》的一些基本观点，对于自然的奥秘有所揭示，因而能给予自然科学家以重要的启迪。”
易学象数学中的一些图式、规则，由于其内容的非具体性，在给予人们以启迪的同时，也为不少附会者提供了方便。近年来，有不少易学爱好者热衷于这种附会，也出版了一些专著，但意义究竟有多大，却值得怀疑。
总之，进入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化讨论的深入进行，多学科、多角度、多层面的易学研究格局又重现学术界。这一时期的易学研究，以对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的探讨为背景，以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之大本大根的体知为职志。既有理智的剖解，又有情感的认同。而化解“疑古”情结，再释大易精神，则是近二十年易学研究的主流特征。 三
自一九四九年国民党退守台岛后，台湾的易学研究，经历了与大陆不同的发展历程。总起来说，他们仍然沿袭了民国时期的学术作风和思维路向。如四九年以前便已具有一定影响的易学家屈万里、高明、南怀瑾等人，这一时期仍很活跃。加之他们均执教于台岛各高校，从学者众，所以，台岛“《易》学的薪传与后续的研究甚为活络”。大体而言，他们在易学文献的辑佚和考注、易学史的研究、易学思想的研究、以及易学与科学的研究等方面，均有佳绩。
（1） 易学文献的辑佚与考注
这一方面，成绩最突出的首推屈万里、高明二先生。屈先生著《先秦汉魏易例述评》二卷，上卷就卦爻辞及十翼分别探其易例，并就先秦至西汉武帝之前典籍中涉及《易》者，而求其易例之所在。下卷则述以象数解易之群例。其治易方法是“先以音韵训诂释字义，继以群经、甲骨、金文参释文旨；两者既明，再据经文为史料，作各项研究。言必求征，义必求当，用力最笃，而方法最密；心所未安，不肯苟下一字。”屈先生还著有《学易札记》、《周易批注》、《周易集释初稿》等易学著作。
高明早年曾撰有《连山归藏考》、《易图书学溯源》等论文，到台岛后又发表《五十年来之易学》、《孔子的易教》、《易象探源》等易学研究著作多种，其弟子徐芹庭谓之：“其论易则博综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宋元明清，以及民国以来之易学，皆探其绩而索其微，极其深而研其精；蕴百家之精义，抒一己之所得。于易学二派六宗、谶纬术数，乃至近代以哲学科学解易者，无一不精，无一不能。”
胡自逢、黄庆萱等学者，是台湾六、七十年代培养起来的一批易学家。他们的易学研究成果，颇能代表这一时期台湾易学文献辑佚、考注方面的总体水平。胡自逢著《先秦诸子易学通考》，围绕先秦诸子与《周易》的关系，从“《周易》为周代通引之书”，“先秦诸子引述易文以立说”，“先秦诸子应用易义以释事理”，“先秦诸子之言占筮”，“先秦诸子说易之方式”，“由先秦诸子易说反观《周易》一书今存之意义”等六个方面对先秦诸子的易学进行了研究。其中，有辑佚，有析论，有考证。是一部关于先秦易学的有得之作。
黄庆萱著《魏晋南北朝易学书考佚》，作者有感于清代诸家的有关辑著“未辑、漏辑、误辑、赘辑及误次者，皆触目皆是”，乃在诸家辑著的基础上，本着搜集佚文，比较分析，综合考证，记述撰者的指导原则，对“其未辑者增之，漏辑者补之，误辑者正之，赘辑者删之，误次者乙之”。被其师高明先生誉之为：“本诸经传而辨其得失，较之它注而理其派别，又由异文之比观而探索其底本，由佚文之分析而综察其内容，由论述之参稽而考证其思想，由史志之记载而详审其情实；言必有据，理不虚发，故其所得更非诸家之所能乞及。”
八十年代崛起的黄沛荣先生近年来颇为活跃。尤其在帛书《周易》的研究方面用功最著。曾撰有《马王堆帛书易经六十四卦的重卦和卦序问题》、《马王堆帛书＜系辞传＞校读》等论文，并出版有《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周易彖象传义理探微》等书。黄先生研究易学，既注重文字训诂，又注重义理贯通，颇有特色。另外，黄先生十分注意积极回应大陆学者的易学研究，在及时把握大陆易学研究进况的同时，亦撰文与大陆学者商榷沟通。
其他如南怀瑾的《周易今注今译》，严零峰的《无求备斋易学论集》，林汉仕的《易传综理》、《易传评诂》，李汉三的《周易卦爻辞释义》等也都十分重视从文献考证的角度研究《周易》。
总之，台岛学者在易学文献的辑佚、考证方面成绩较为突出。而由于从事这一方面工作的学者多出于屈万里、高明等经学家之门下，又多是执教于高等学府之中文系的教师，所以，台岛的易学文献的辑佚、考证等研究，经学味道甚浓。
（2） 易学史的研究
台岛的易学史研究起步较早，五十年代便已开始。主要表现在对易学史的疏理，和对历代易学家的专题研究。在这方面作出开拓性工作的是高怀民先生。高先生著《先秦易学史》、《两汉易学史》各一册。前者乃考证先秦易学之专书，论及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之易学盖观，及其发展之详情。后者则主要考证两汉易学之情状，论及两汉易学之传承、正伪、义理、象数乃至于占验等。高先生长于考据，对古史辨派的易学观点颇有驳难。高先生还通晓中西哲学，对《周易》中的哲学思想也十分重视，撰有《大易思想》、《大易哲学论》、《＜易经＞哲学的人类文明之道》等。
戴君仁撰作于六十年代初期的《谈易》，也是一部系统疏理中国易学史的著作。此文从一九六０年一月至一九六一年八月，分十次连载于《民主评论》，内容涉及《易传》与道家、汉代易学、王弼易学、宋代图书之学、伊川易学等。
徐芹庭的《两汉十六家易说阐微》、《魏晋七家易学之研究》，简博贤的《魏晋四家易研究》等，既具有断代史的性质，又具有人物专题史的性质。如徐芹庭的《魏晋七家易学之研究》，专门对姚信、蜀才、翟元、王肃、董遇、何晏、向秀七家易学进行研究。评述各家对易学的贡献；收集各家易注的辑本，比较其异同，厘正其谬误，并集各家著述以增补其佚文；考证各家易学渊源及家法，以纠正前人的错误；评述各家易学对后世的影响；评述各家易学的价值与特色；评述各家之易例，进而考前人之误说；就各家之注进行疏解；制作图表；探讨并商榷易注等。另外徐先生尚著有《易来氏学》等易学专著。
简博贤的《魏晋四家易研究》，专门对虞翻，王弼，蜀才，干宝等四家的易学进行研究。如其对虞翻易学的研究，则从“虞氏易的特色”，“虞翻的传略及其著作”，“虞氏易之发明及其辩证”，“虞氏易大义——卦变”，“互体说”，“纳甲说”，“虞氏逸象”等七个方面予以讨论。对于其它三家，也分别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曾春海的《朱子易学探微》、《王船山易学探微》，龚鹏程的《孔颖达周易正义研究》，周林静的《邵雍易学之研究》，陈正荣的《张载易学之研究》，赖贵三的《项安世周易玩辞研究》、《焦循雕菰楼易学研究》等，则反映了台岛易学人物专题的研究水平。如曾春海的《朱子易学探微》，分十章对朱熹的易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十章分别为：“朱子及其思想背景”、“朱子论易及其易学著作”、“朱子对易书中之卦、爻、辞之看法”、“朱子释易书所涉及数的问题”、“朱子对易书中象、位、时之看法”、“易书言物表情达意之方法论”、“朱子注经的体例”、“朱子易学的形而上学”、“朱子易学的宇宙论”、“朱子易学的人生哲学”等。
（3） 易学思想的研究
易学文献的辑佚和考证，易学史的研究也都离不开易学思想的研究。但相对而言，有些学者比较侧重于专门研究易学的思想及哲学。如方东美、牟宗三、刘百闵、杜而未、戴琏璋、唐华、陈瑞龙等。
方东美先生没有专门的易学著作，但在其一系列的著作中，方先生对易学及大易精神作了很有特色的诠释。方先生指出：“我们现在必须明了《周易》的哲学和《周易》的历史记载是两回事，历史记载在前，哲学产生在后。《周易》这部历史的书变为哲学的书，代表儒家，代表孔子的精神。”这种精神，首先是以生命为中心，其次是以价值为中心。方先生认为，可惜的是这种精神在汉代象数学和宋代图书学的附会之中被除掉了。
刘百闵著《易事理学序论》、《周易事理通义》。刘先生指出：“凡学之成其为学，必有其根本，有其体系，有其实践者也；而易则整然具备。易有太极，则谓易有其根本原理；……所谓三极，所谓三才，所谓天道、地道、人道，皆易之体系原理也。……所谓人极，所谓中正仁义，皆易之实践原理也。具此三理，而系辞传作者，则又为之界曰：‘通变之谓事。’宇宙万事万物森然并陈，皆事也；而易则通其变，——变、事也；通学也；此易之所以为事理之学也。”刘先生由此而创为事理之学。其《易事理学序论》概说易为事理之学之义；《周易事理通义》则本其事理之学通解卦爻辞及《易传》，颇有新意。
程石泉著《雕菰楼易义》和《易学新探》，认为《周易》乃华夏民族最早表达智慧之书，其“探微索隐”、“极深研几”、“彰往察来”、“微显阐幽”，较之今天的科学也毫不逊色；而且具有深湛之哲理，影响于儒家道家哲学思想这甚巨。程先生认为，《易经》中所表达的形上之道，可总而言之为“生生创化”，又可别而言之为“宇宙创化”、“生命创化”、“文化创化”。这种“生生创化”的宇宙观是一项表彰目的、创造意义的宇宙观。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最为精粹的民族智慧。
杜而未著《易经原义的发明》和《易经阴阳宗教》二书，杜先生本《周易》所谓“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之说，以宗教之理，阐发易学。
戴琏璋著《易传之形成及其思想》，以考定《易传》的形成时代及思想渊源。戴先生认为，《易传》为战国末到汉初儒者所作，其思想主要渊源于易学与儒学传统。该书从上古数字卦、《周易》的成书到春秋易学的发展对易学传统进行了说明；从儒家成德之教及性与天道的发展对儒学传统进行了说明。此外，还考察了阴阳观念的流变及《易传》中的阴阳思想。以此为基础，又从象数与义理两方面分析了《易传》各篇的思想内涵，及其在会通易学和儒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另外，李焕明的《易经的生命哲学》，陈瑞龙的《周易与适应原理》，唐华的《中国易经进化哲学原理》等，也都是从哲学方面研究《周易》的专著。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士林派哲学家罗光主教，近年来也一直重视对《周易》的研究，企图以《周易》为桥梁，进行天主教之“本土化”的诠释工作。罗先生撰有《生生之理》、《易经的人生哲学思想》、《生生之谓易》等论文多篇。
（4） 科学易
台湾的科学易研究火暴于六十年代中后期。一九六四年，薛学潜的《超相对论》一书，易名为《易经数理科学新论》，在台湾再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九六八年，魏凌云在《中央日报》发表《零与一哲学》一文，认为《易经》是黑色哲学，是玄乎其玄、莫明其玄的学问，其中漆黑一片，很少有人窥其门径，它不象自然科学，诸如物理学、电脑学一样，是白色的哲学，不是零，就是一，这种零与一的哲学才是宇宙万物最基本的道理。魏先生的观点很快引起了人们的争论，于是围绕着对《易经数理科学新论》的认识，展开了一场关于易学与科学的大讨论。这场讨论虽然没有得出一个一致的最终结论，但却使科学易的研究影响日甚。七十年代末，陈立夫主编《易学应用之研究》，就把科学易研究作为了一个重要内容。如该书所载的《易学与天文》、《易与数理》、《易与医道》、《易与历数》等，就是探讨《易》与中国传统自然科学的关系。《易与电学》、《易理与物理》、《易理与飞行》、《易经与全盘系统理论》等则是探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之关系的。
总之，台湾的易学研究，“由于没有经历过对儒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的猛烈的批判，在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扬方面阻力较小”，所以传统色彩较浓，既有类似于清代汉学的辑佚、考注，又有类似于宋代义理之学的哲学研究，传统的象数与易理之争，则偶尔以科学易与义理易的面目重现于学术论坛，而媚世的心态和利益的驱使，也使占卜迷信堂而皇之地在易学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其中，文献的辑佚和考证，以恢复易学的本来面目，诠释易学的本来内涵为职志，带有极强的“我注六经”的倾向，与大陆学者强调的“坚持严格的历史性”，颇有相通之处。而其易学哲学的研究，则以表达自我的主观体验，附会自我的哲学认识为目的，表现出极强的“我注六经”的色彩，与大陆学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易学哲学研究颇有区别。而易学史的研究则彼此互有长短。近年来，随着两岸学术交流的加强，在易学研究领域也表现出了相融互补的发展趋势。 结语：
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周易》作为六经之首，作为中国文化精神的载体，二千余年薪火相传。其间虽有汉学、宋学之别，象数、义理之争，但分歧主要表现在研究《周易》的方法方面，而研究的目的——对《周易》内在精神的追求和弘扬——还是比较一致的。尽管经学家们为说通《周易》，花样翻新，创设了种种体例，但这些体例是否合乎《易》之本然面目，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解释活动本身，不仅能让他们“求理智的了解”，亦能“求情感的满足”，还能在实践的层面求上学下达或下学上达的进路。进入本世纪后，随着《周易》被请下经学神坛，还原为与先秦其它典籍具有同等价值的古代文献，人们便不在从经学家的解释学立场，用它来运演或附会微言大义。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客观对象，用近代科学方法，从哲学的、文学的、历史的、考古的、科学的……视角，对其进行多学科、多角度、多层面的探讨。这就决定了本世纪的易学研究是以“求真”为目的，以还原《周易》的本来面目为职志。梁启超曾经说过：“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善疑是求真的前提，创获是求真的结果。本世纪的易学研究恰恰是由“善疑”而走上“求真”之路的。由“善疑”到“求真”所开辟的诸多易学新领域，则无疑属于“创获”。这就是本世纪易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当然，这种“求真”的努力，乃是在转换了《周易》之作为经学的“元学”角色后，由知识论的层面进行的纯粹“理智的了解”。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近百年来的易学研究，其价值的获得，是建立在工具理性的片面发达基础之上的，用中国传统的术语说，即是建立在对“道问学”的努力追求之上的。然而，有趣的是，在这个世纪之末，随着人们对世纪之初的疑古思潮的再审视，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再反思，《周易》似乎重被赋予了“元学”色彩，如张岱年先生把《易传》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看作是“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朱伯崑先生强调“易道博大精深，乃我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之大本大根”。余敦康先生则在对“易道”进行现代诠释的同时，梦想着“轴心时代”的回归，……。这些都说明，在对《周易》的研究中，人们于“求理智的了解”的同时，也正从民族文化认同的意义上“求情感的满足”。而这或许就是本世纪的易学家们为下一世纪的易学研究所划出的起跑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