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未富先老”的挑战

人口发展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描述一个国家人口发展的最恰当方式是，揭示其处在人口转变的哪个阶段、如何到达现阶段以及将会走向怎样的阶段。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经历了劳动年龄人口峰值和负增长，即将迎来总人口的峰值及随后的负增长，这两个人口转折点分别会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对经济增长造成冲击。人口转变趋势与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密切相关。根据人口转变理论，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的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也就是说一个生育高峰以后，生育率下降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类似于一种回声，即在一定的时间区间之后，相继形成劳动年龄人口高峰和老年人口高峰，一般来说从婴儿成长为劳动力需要 20 年左右，从新成长劳动力到退休需要大约40 年。

在形成劳动年龄人口回声的情况下，就形成了潜在可用的人口红利,而在形成老年人口的回声中，人口老龄化便如期而至。中国的人口转变与一般规律并无不同。实际上，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 1974 年，即尚未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之时，就已经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2 年以来一直保持低于 2.1 的生育更替水平。这就是说，中国遵循了人口不断趋于老龄化的一般规律，并且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有必要作为新的发展阶段的特殊国情来把握:第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显著快于世界平均水平，也快于几乎所有的其他主要经济体。第二，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而且将在未来的很长时间里保持这个地位，甚至到中国总人口数量不再为世界第一时也是如此。第三，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殊性在于老年人口比重的世界 位远远超前于人均 GDP 的排位，这就是所谓的“未富先老”。中国未富先老的特征将体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

中国即将迎来人口老龄化第二个引爆点

人口老龄化虽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某些国家也是缓慢的过程，但并非自始至终都平平稳稳、波澜不惊，而是必然先后经历两个重要的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领先增长之后达到峰值，随后转入负增长；第二个转折点是总人口数量达到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阶段。鉴于每次都给经济增长带来冲击，所以这两个转折点也可以叫引爆点。生育率下降是一个不可逆的规律性现象，因此，老龄化过程也是无法阻止的。

在中国严格执行独生子女政策时期，政策生育率（即按照针对不同人群政策允许生育子女数估算的总和生育率）是 1.5，而那时的实际生育率已经降至 1.5 以下。这说明生育率下降有着比生育政策更深层的经济社会驱动力。相应地，生育政策调整即便可以适当产生释放生育潜力的效果，但不可能根本改变人口老龄化的基本趋势，甚至无法改变中国未富先老的特征。

中国人口的第一个转折点已经于 2010 年出现，以 15~59 岁人 口数量达到峰值并开始负增长为标志。根据联合国预测，该组别的人口总量在 2010—2020 年减少了 2 349 万。再进一步预测的话，中国人口的第二个转折点预计出现在 2020—2030 年，以总人口数量达到峰值并开始负增长为标志。中国人口两个转折点出现的年份如图 6—1 所示，第一个转折点已经出现，至于第二个转折点，在联合国分别于 2015 年和 2019 年 对中国人口进行的预测中，对总人口数量峰值的预测略有差别。其中，2015 年的预测更倾向于在 2025 年前后，中国人口数量到达峰值；2019 年的预测，显然是由于对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的预期效果过于乐观，所预测的人口数量峰值时间延迟到更靠近 2030 年。在从第一个人口转折点过渡到第二个人口转折点的整个期间，即 2010 年到 2025—2030 年，中国也恰好处于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过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人口转折点相应成为引爆点，经济增长必将面临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严峻挑战。

正如很多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以及我本人关于“门槛效应”的假说所建议的那样，这个发展阶段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至为关键，其间的发展具有不进则退的性质。

新常态缘于供给侧变化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特征之一。

如果我们用估算潜在增长率的方式，也就是说从各种生产要素积累与生产率提高的潜在能力出发，计算一个理论上能够达到的GDP 增长率，便可以同时定量描述收获人口红利和丧失人口红利这两个过程。

我和合作者在 2012 年的估算表明，中国 GDP 的潜在增长率从 2010 年之前人口红利收获期的 10% 左右，降低到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十二五”期间的 7.6%，以及“十三五”期间的 6.2%，并预计“十四五”期间进一步下降到 5.5% 左右。如图 6—2 所示，我们把估算的潜在增长率同实际增长率一并展示，并且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将实际增长率分解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需求因素的贡献百分点。由此观察两个增长率的变化趋势与相互关系，我们可以增进对人口红利期以及第一个人口转折点之后经济增长特点的认识。值得强调的是，图中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百分点之和即为实际增长率，将其与潜在增长率进行比较，可以得出以下三点观察结论。

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间，从总体上看是保持一致的。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在收获供给侧人口红利的同时，需求侧也处于重要的机会窗口期。不过，由于早期经济增长的波动性较强，实际增长率偏离潜在增长率的情形经常出现。随着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增强，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同步增强。

第二，2012 年以后，实际增长率随潜在增长率减速的过程中，虽然三种需求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份额发生了变化，如内需特别是其中的消费需求贡献份额显著提升，由净出口、资本形成和最终消费构成的总需求的增量规模的确随经济增速放缓而显著。第三，经济增长减速以来，两个增长率之间的一致性愈加明显，也就是说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加总形成的总需求因素恰好满足了实现潜在增长率的需要，没有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性因素。但是，正如下文我们将要讨论的那样，当第二个人口转折点到来的时候，这些情形就不再是自然而然的了，很可能形成触发总需求制约的引爆点。

新发展阶段谨防需求侧冲击

如果说生产函数最适合于我们从供给侧认识经济增长的话，国民经济恒等式则是从需求侧理解经济增长的适宜方法。等式的左边仍然是经济增长率，但是等式的右边不再代表“巧妇”手里的“柴米油盐”，而是看谁来享受“烹饪后的餐食”。具体来说就是消费、 投资和净出口。也就是说，从需求侧的视角，我们关心的不是有没有足够的资源，或者使用哪些要素进行生产，而是生产出的产品和服务（GDP）送到哪里，通道是否足够宽，吸收规模是否足够大。

再进一步来看，如果说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引爆的是供给侧的冲击的话，第二个人口转折点很可能要引爆需求侧的冲击。早在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就日益“日本化”，深陷以低通货膨胀率、低长期自然利率和低经济增长率为特征的长期停滞状态，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供应链脱钩和技术钳制等因素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因此，固守国际大循环和过度依赖外需，无法保障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所要求的经济增长的健康可持续。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现新发展目标，必须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面对的挑战之一正是国际环境和国内变化可能造成的需求侧制约。人口因素对供给侧增长潜力的不利影响，也会转化为对需求侧的冲击。例如，供给侧潜在增长率的进一步降低，必然相应地削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和企业扩大生产活动的意愿。劳动力短缺、工资水平上涨会加速传统比较优势的丧失，促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人口相对年轻的国家转移，并相应降低出口增长率。此外，就业和财产收入的增长减速会相应抑制居民消费。此外，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还会更直接地对需求因素产生不利影响。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消费率（最终消费总额占 GDP 的比重）显著偏低。同时，居民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增长较快，因此， 最具潜力的需求因素是最终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中国面临的挑战在于，以总人口数量到达峰值为特征的第二个人口转折点，对居民消费需求也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从居民消费增长的情况看，其实已经显现出伴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的减速而趋于减速的势头。如图 6—2 所示，虽然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相对贡献率有所提高，但是与经济增长减速一致，消费贡献的经济增长百分点处于下降的趋势。值得指出的是，在这期间也有既积极又明显的政策因素，有利于扩大居民消费，并将持续发挥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改善民生的政策实施力度明显增大，收入分配状况显著改善，特别是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农民收入中转移支付性收入的比重大幅度提高。2019 年，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转移净收入占比高达 20.6%。然而，如果剔除掉转移性收入这个因素，因而把农村居民消费的强劲增长带动了居民消费整体数据的因素剔除，或者可以说，这些因素将逐渐减弱的话，单独观察人口因素对收入的影响，居民消费的减速事实上已经出现，并且将成为影响居民消费的主导因素，其抑制消费的效果将越来越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