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在2016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目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更是未来30年我国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事关我国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因此，有必要结合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和国际经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以及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新要求，探讨新发展阶段如何推进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现代化进程中的实体经济：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
国际经验表明，现代化进程通常意味着现代经济部门的不断成长和资源配置的持续优化，这是一个长期的动态演进过程，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则是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以1492年“地理大发现”以来、率先开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近代欧洲为例，尽管葡萄牙和西班牙率先构建起了全球性的贸易体系和殖民体系，但由于实体经济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其现代化进程迟迟难以启动，美洲白银的大量输入更多地引发了普遍的物价上涨而不是生产发展和民生改善；与之不同，尽管近代英国一度相对落后，但由于更为重视实体经济，不仅率先孕育出了近代工业革命、成功开启了现代化进程，而且开辟了一条具有西方特色的现代化路径。从某种程度上讲，当今世界发达经济体的形成与发展，或多或少都与英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现代化路径有关，其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更是有着诸多的经验教训。
对此，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1776年）中以银行活动为例，形象地论述到：“慎重的银行活动，以纸币代金银，比喻得过火一点，简直有些像驾空为轨，使昔日的大多数通衢大道，化为良好的牧场和稻田，从而，大大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有了这种设施，国内工商业，固然略有增进，但用比喻来说，和足踏金银铺成的实地相比，这样由纸币的飞翼飘然吊在半空，是危险得多的。管理纸币，若不甚熟练，不用说了，即使熟练慎重，恐仍会发生无法制止的灾祸。”其基本的理论逻辑在于，一方面，在持续推进资源优化配置的现代化进程中，资本相对于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的高流动性及其对市场信号的敏感性，赋予了其巨大效率优势，并使得主要以资本要素为对象的虚拟经济部门在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意味着现代化进程通常伴随着实体经济的成长和虚拟经济部门的更快扩张。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的，“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资本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效率优势及其逐利本性，同时也赋予了以金融系统为依托的资本循环运动脱离实体经济、追求超额收益的内在冲动，并成为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和经济危机的重要诱因。
在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伴随着实体经济发展，一些虚拟经济部门的扩张及其频频引发的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以二战之后的美国为例，按照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提供的数据，1947年美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约为2.43%，尽管此后不同时期略有波动，但仍然大致以每十年接近一个百分点的增幅稳步提升，1960年和1980年分别为3.63%和4.83%，2000年和2020年则进一步提高到7.30%和8.25%。然而，金融业的扩张在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经常诱发较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仅对全球经济和世界格局造成了重大冲击，而且催生了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
与之不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需要，而人民需要更多地与实体经济有关，故实体经济始终是我国发展的出发点和着力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利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性机遇，牢牢立足于实体经济、坚持推进市场化改革、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率、激发了社会活力，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持续低迷的世界经济和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立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成功地站在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其根本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它所涉及的人口超过了现有发达经济体人口规模的总和，无疑将从根本上改变当今世界经济版图，并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开辟出一条全新的现代化路径。新发展阶段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现代化，一方面，“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定；另一方面，新发展阶段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我们更充分地发挥资本要素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优势、进一步增强虚拟经济部门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新发展阶段推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
前文分析表明，现代化进程通常意味着现代经济部门的成长和虚拟经济部门的快速扩张，但虚拟经济的扩张不能脱离实体经济的现实需要，尤其不能脱实向虚、陷入“以钱生钱”的自我循环。也就是说，虚拟经济部门的快速发展是现代化进程中优化资源配置的普遍现象，但同时也是诱发各类金融风险乃至严重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在这一点上，西方发达经济体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经历的新一轮经济自由化、全球化浪潮以及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各类金融创新，其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日趋严重的经济虚拟化和资产泡沫化，并最终演变为对全球经济产生深刻影响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事实上，正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才频频提及把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排除在外的实体经济概念。新发展阶段推进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认识到虚拟经济部门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扩张具有某种普遍性，另一方面要有效克服虚拟经济部门的内在冲动及其引发的金融风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1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7%，2020年则快速提升至8.3%。我国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快速提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业在现代化进程中日趋重要的一般规律和趋势，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该比重提高得太快了。特别是2008年以来，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41.3%快速下降到2020年的30.8%，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则分别由2008年的5.7%和4.6%提高到8.3%和7.3%。尽管这种变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般性趋势，但这种过快的变动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经济体系中存在着“脱实向虚”现象并蕴含着一定的经济风险。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新发展阶段推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进一步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同时，推动我国经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发展，必须加快构建同现代化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新发展阶段推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
新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新发展阶段必须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性调整，减少无效供给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决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我们更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发展阶段推进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我国发展的战略支撑，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更好维护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安全性和竞争力。一方面，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推动产业链现代化、价值链高端化和全产业链优化升级；另一方面，适应数字时代新趋势，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打造实体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培育实体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