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潼关陷落后，太子李亨分兵北上，于灵武即位。因为肃宗擅自即位事先没有得到玄宗的批准，所以肃、代两朝史官对此事进行了讳饰。但是，以天宝十五载八月一日玄宗《銮驾到蜀大赦制》为切入点，综合玄、肃之际的相关史事，则可以勾勒出玄宗出京后对平叛所做的安排。肃宗北上灵武本是秉承玄宗的命令，史官故意掩盖这一点，其目的便是削弱玄宗在平叛中的地位，进而将肃宗塑造成一个功德兼备的中兴帝王，为其权力“制造”法理依据。
关键词：肃宗北上灵武;《銮驾到蜀大赦制》;《命三王制》;玄宗;肃宗;
为君父讳是中国传统史书编纂中难以避免的现象，自唐初建置史馆1后，史官不免因政治的需要而对史料进行选择、裁剪、重构，“外扬君之美，内隐君之恶”,2以抬高君主的地位。如柯文所言，历史需要“为政治、意识形态、自我修饰和情感等方面的现实需要服务”。3天宝十五载六月十四日马嵬兵变后，玄宗分太子李亨北上，太子之后于灵武(灵州)即位。4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多来自两《唐书》、《资治通鉴》等传世正史文献，这几部史籍的史源基本是唐代官修《实录》以及《国史》,其编纂往往被皇帝的意志所左右。对于这段史事的书写，凸显了肃宗朝的官方立场与态度。由于中古时期的史料十分有限，中枢政治史的研究往往受到掣肘。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现存史料无意中透露出更接近历史原貌的事实，弥足珍贵，为探究玄、肃之际的历史书写提供了极好的材料。不仅官修史书中存在着史官难以遮蔽的漏洞，笔记小说与石刻材料有时也可以为后人的研究提供绝佳的佐证，使后人有幸一窥玄宗、肃宗之际诡谲的中枢斗争。下文就以天宝十五载八月一日玄宗《銮驾到蜀大赦制》5为中心进行考释，以求揭开被史官刻意遮蔽的玄、肃之际的历史图景。
一《銮驾到蜀大赦制》辨析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率范阳、平卢、河东三镇十五万军队自幽州起兵，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唐军先后丧失河北、河南、东京洛阳等地。次年六月四日，潼关军出战，七日败于灵宝，几乎全军覆没，九日，潼关陷落。玄宗在得知前线溃败后，于六月十三日凌晨携皇妃、皇子、公主、亲信大臣以及禁军出逃。次日行至马嵬驿，禁军发动兵变诛杀杨国忠及其党羽，玄宗迫不得已，令宦官高力士将宠妃杨玉环缢杀。之后，玄宗起行，留太子于后安抚百姓，百姓遮道挽留太子，广平王李俶飞马奏此事于玄宗，玄宗因此分兵马于太子，自己先行入蜀。太子李亨一时间不知去往何处，后在其子广平王李俶、建宁王李倓等人的劝说下前往灵武。先后经过新平郡(邠州)、安定郡(泾州)、乌氏驿、彭原郡(宁州),后到平凉郡(原州),在平凉数日仍犹豫不知前往何地。朔方留后杜鸿渐、魏少游等人遣判官李涵奉迎太子，河西行军司马裴冕“新授御史中丞赴阙”,也在平凉遇太子，并劝其前往朔方。太子七月九日到达灵武，因众人的劝说，于十二日即位。6
然若仔细分析这段史事，便能看出一个关键问题，即似乎太子李亨的留后、前往灵武全是偶然性的，并无计划，而在此期间玄宗的作为几近于无，颇不符合常理。正如林伟洲所言，玄宗不是轻易放弃帝国统治权的那类君主，7在马嵬留太子于后，怎会对他的任务没有任何安排?这一点往往被学者们所忽略，而玄宗《銮驾到蜀大赦制》便是解开这个问题的一把钥匙，本节首先对此制文作史源学的分析。
七月二十八日，玄宗至蜀郡，八月一日颁布大赦制，见于《册府元龟》卷86《帝王部·赦宥五》:
朕以薄德，嗣守神器，何尝不乾乾惕励，勤念苍生。至于水旱或愆，则祷祠请罪；边鄙微扰，则斋戒思过。聿来四纪，人亦小康。盖祖宗之灵，卿大夫之助也。是以推心将相，不疑于物。而奸臣凶党，负信背恩，创剥我黎元，暴乱我函夏，皆朕不明之过，岂复尤人哉?……朕用巡巴蜀，训励师徒。命元子北略朔方，诸王分守重镇，合其兵势，以定中原。将荡涤烦苛，大革前弊，思与亿兆，约法惟新……可大赦天下……8
《唐大诏令集》与《全唐文》也收录了此文，与之基本相同。9这是一则常见史料，但其中“命元子北略朔方，诸王分守重镇”一句所隐含的信息却没有被完全挖掘。太子李亨于马嵬留下之后不知去往何处，在广平王李俶、建宁王李倓、宦官李辅国、河西行军司马裴冕以及朔方留后杜鸿渐、魏少游等人的劝说下才去朔方。七月十二日，即位于灵武，遣使奏其事于玄宗。而肃宗奉表八月十二日至蜀郡，玄宗方才知道太子即位，此时距玄宗八月一日下大赦制已经过去了十一天。10若据史书记载，玄宗下此制时并不知道肃宗已经去了灵武，但肃宗的去向却又与玄宗的诏制如此吻合，这就隐晦地显示出肃宗北上灵武并非只是群臣劝说那么简单。
《旧唐书·玄宗纪》也收录了此制：
朕以薄德，嗣守神器……而奸臣凶竖，弃义背恩，割剥黎元，扰乱区夏，皆朕不明之过也。今巡抚巴蜀，训厉师徒，仍令太子诸王搜兵重镇，诛夷凶丑，以谢昊穹；思与群臣重弘理道，可大赦天下。11
《册府元龟》中“命元子北略朔方，诸王分守重镇”,在《旧唐书·玄宗纪》里被缩写成“仍令太子诸王搜兵重镇”一句，用词暧昧。《册府元龟》主要用正史和实录，不取野史小说。12在修《册府元龟》时，唐代的实录、国史以及唐令、诏敕奏疏、诸司吏牍尚在，13故《册府元龟》的唐代部分除本《旧唐书》外并可直接采用这些较原始的材料。黄永年先生指出，《册府元龟》的记载往往比《旧唐书》详尽，因为《旧唐书》编纂时有剪裁润色，而此书则直接移录原始史料。14此外，《唐大诏令集》所录此制与《册府元龟》基本相同，其编纂者宋绶没有从《旧唐书》中采录诏令，15《旧唐书》的《玄宗纪》部分则源于唐修《国史》。16所以，《册府元龟》与《大诏令集》所录赦制与《旧唐书》本纪所载制文史源不同，二书应是直接录自时存诏令，更接近其原始模样，而在肃、代两朝修国史时此文就被删改，后被《旧唐书》的纂修者全文录入。
“命元子北略朔方，诸王分守重镇”这句话也曾出现在《旧唐书》中：
(贺兰)进明曰：“(房)琯昨于南朝为圣皇制置天下……制云‘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诸王分守重镇’……”17
这便是肃、代朝史官的遗漏，他们仅删改了实录以及国史本纪中的纪事，而本于传主行状、谥议的国史列传18却保留了这条记载，这也可以证明《册府元龟》与《唐大诏令集》所录赦文更接近原始样貌。而史官把“命元子北略朔方，诸王分守重镇”缩写成“仍令太子诸王搜兵重镇”一句的原因，将于第三节讨论。
二肃宗北上灵武事考
将《銮驾到蜀大赦制》的不同文本对比勘验之后，可以认为肃宗北上灵武应非百姓挽留、将相劝进那么简单，而玄宗在此过程中并非无所作为，极有可能对太子的任务有一定安排。若要进一步探究此问题，则需要在史官的重重避讳中挖掘肃宗北上过程中诸多政治事件背后所隐含的信息。太子李亨北上途中，在平凉(原州)遇奉诏赴朝廷的裴冕。《旧唐书·裴冕传》载：“是时，冕为河西行军司马，授御史中丞，诏赴朝廷。遇太子于平凉，具陈事势，劝之朔方，亟入灵武。”之后裴冕等人劝进，太子于七月十二日即位于灵武，冕以定策功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19三天后，玄宗行至普安郡(剑州),下《命三王制》,以太子亨为“天下兵马元帅，仍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采访等都使”,“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20在裴冕遇到太子数日后，玄宗任命其为左庶子，令其辅佐太子，这是否仅仅是一种巧合?《文苑英华》所录《冀国公赠太尉裴冕碑》提供了答案：
皇上避狄于华阳，肃宗伪游于幽朔。公以御史中丞，奉诏翼赞元良。释位济河，会于灵武……负金玺玉旒，为人请命于西土……于时册礼既毕，公乃自左庶子拜中书侍郎平章事。21
碑文有三条重要信息，首先，裴冕以御史中丞“奉诏翼赞元良”,也就是说，裴冕是先接到皇帝令其辅佐太子的诏书，后方济河。另外，七月十二日册礼完毕后，裴冕即“自左庶子拜中书侍郎平章事”。据史书记载，玄宗七月十五日《命三王制》方令裴冕为左庶子，然根据此碑文，七月十二日太子李亨即位时，裴冕的官职已是左庶子，册礼完毕之后，自左庶子拜相，这从时间上讲不通。最后，碑文载裴冕“会(肃宗)于灵武”,而非《旧唐书》所载遇太子于平凉，劝之朔方。对比史传以及碑传的不同记载，可以认为，玄宗在出京后就已下诏令裴冕为左庶子，命其奔赴朔方与太子相会，之后其在七月十二日之前遇太子于灵武。玄宗早有任命裴冕的诏令及告身，只是这个诏令即使没被销毁，史官也选择性地未加收录。
此外，《通鉴》的一条记载也佐证了此碑文，当太子留下之后，建宁王李倓劝其趋灵武，曰：“朔方道近，士马全盛，裴冕衣冠右族，必无贰心”,22裴冕时为河西行军司马，并非朔方官员。李倓既劝太子去朔方，为何在此提及时为河西官员的裴冕?所以，至迟在分兵时玄宗即已任裴冕为左庶子以辅佐太子，而非七月十五日《命三王制》之后。
再者，郭子仪、李光弼收兵赴灵武之事也值得推敲。《旧唐书·肃宗纪》载，肃宗即位之后，诏郭、李班师于朔方。23诸史书对于郭、李至灵武时日记载不一，不过时间相差不大，在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一日之间。24但肃宗于七月十二日即位于灵武，下诏令郭、李还师，十几天的时间，倾巢而动的大军不太可能从河北前线到达朔方。25对此，司马光认为“恐是二人在河北，闻潼关不守，已收军赴难在道，遇肃宗中使，遂趋灵武”。26关于郭李收兵时间，颜真卿《皇帝即位贺上皇表》曰：“臣某言：六月二十七日，伏承贼陷潼关，驾幸蜀郡。李光弼郭子仪等正围博陵郡，收兵入土门。”27按真卿所言，郭、李六月二十七日闻潼关陷落、玄宗幸蜀，二将即收兵入土门，佚书《河洛春秋》与此记载相同。28关于郭、李收兵入土门之后的去向，《通鉴》载“李大夫(光弼)收军退守晋阳”,29则郭、李在得知潼关陷落后并没有像温公所言赴难在道，而是收兵晋阳，由太原带甲兵至灵武。那么七月十二日肃宗即位后中使只需传诏至太原即可，之后大军由太原启程。纵然如此，中使宣诏、大军班师在十几天内也是不太可能完成的。灵武郡至五原郡(盐州)300里，五原郡至上郡(绥州)680里，上郡至昌化郡(石州)230里，昌化郡至太原385里，30则灵武至太原约1595里。31在当时战乱的情况下，驿站等机构也很难确保完全运转，中使从灵武到太原需要数日，携带辎重的五万大军若想在七月底之前赶赴灵武，最多也就只有十天左右的时间，平均每日需行一百余里，这是难以做到的。32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六月九日晚玄宗闻潼关陷落后，在幸蜀的路上(或在长安谋划幸蜀时)就已经诏令郭、李班师赴朔方。或者太子分兵北上之后以天下兵马元帅的身份传令于前线，朔方军才得以在八月一日之前到达灵武。即使肃宗在即位之前就遣中使传诏令郭、李至灵武，如果手中没有皇帝任命其为天下兵马元帅的诏书，仅凭一个皇太子的身份是调不动大军的。所以玄宗至迟在幸蜀路上分兵与太子时就已命后者为天下兵马元帅，赴朔方收兵。
灵武到太原1595里，太原至常山(恒州)516里，常山至博陵(定州)173里，33则灵武至博陵共计约2284里。郭、李收到班师诏书时在博陵前线，六月二十七日得玄宗诏书，此诏书中应有令郭、李班师灵武的命令，一个月后五万大军到达灵武，每日约行七十余里，符合常理。34
虽然现存史书中没有材料可以直接证实是玄宗下诏令大军还灵武，但《通鉴考异》中保存了一条极其重要的史料：
(六月)二十七日，有诏至恒阳，云：潼关失守，驾幸剑南，储君又往灵武。由是拔军入井陉口。35
这条材料引自佚书《河洛春秋》,36太子七月九日方至灵武，但六月二十七日有诏令至前线，就言及玄宗幸蜀、肃宗前往灵武，颜真卿“六月二十七日，伏承贼陷潼关，驾幸蜀郡”所承的诏书应该就是《河洛春秋》提到的这封。既然这是一封诏书，书中称李亨为“储君”,所以下此诏时玄宗就已令肃宗北上，并且将此命令传达至前线，诏书原文现已不存，或许早已被史官删去。此外，灵武拥立功臣杜鸿渐的神道碑曰：
玄宗西巡巴蜀，驻跸槐里。俾肃宗不从，诏马下受辞，征兵朔方，东向问罪。37
碑文中提到，玄宗在槐里38时，“俾肃宗不从”。关于“俾”字，《尔雅·释诂》曰：“使也”,39碑文曰玄宗使肃宗不从銮驾，命其征兵朔方，是玄宗令太子北上。
而关于杜鸿渐拥立太子李亨一事，《册府元龟》有不同记载：
杜鸿渐为朔方节度判官，会帝承命北巡，征兵讨逆，屯于灵武，鸿渐得谒见。及即位之际，鸿渐以定策功迁中书舍人兼兵部侍郎。40
此处曰太子李亨“承命北巡”,41同样点出玄宗令其北上。同时言李亨先屯于灵武，杜鸿渐方“得谒见”,并没有鸿渐前去白草顿迎候42一事，而是在灵武始见太子。
类似记载有李华所撰《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铭》:“虏起幽陵，连覆二京。帝慈蒸人，避狄西蜀。爰命抚国，理兵北朔。”43此碑文也记载玄宗令太子治兵灵武。与此碑文记载相近的有李华《玄宗文颂》:“乃告元子，理兵朔鄙。西幸蜀郡，命元子受图。”44此文便曰玄宗令太子李亨理兵朔方，并且将玄宗令肃宗北上之事系于到蜀郡之前。
在永王李璘兵败之后，玄宗下《降永王璘庶人诏》,其曰：“顷以凶孽乱常，关畿暂阻。朕乘舆南幸，遵古公避狄之仁。皇帝受命北征，兴少康复夏之绩。”45这是至德二载(757)初玄宗所下诰令，相比于国史的记载，较少受肃宗的意志影响。这篇诰文有“皇帝受命北征”一句，从此也可以看出肃宗奉玄宗之命北上。
上述五条史料均提到一个信息，即太子李亨受命于玄宗后方北上朔方，这与两《唐书》、《通鉴》等正史记载差别很大，这里需要对不同类型史料的可信度予以探析。马克·布洛赫认为史料分为“有意”和“无意”两类，“有意”的史料是指成文的历史著述；而“无意”的史料则是档案、文件、信件等，即当时的人们在无意中留下的证据。相比于前者，后者更为可靠。46杜鸿渐神道碑由元载所撰，《房琯德铭》以及《玄宗文颂》为李华撰，《册府》所载材料及《降永王璘庶人诏》的撰作人不明。但这五条史料都是由时人所撰，问题应该不大。杜鸿渐神道碑的出处是《文苑英华》,《房琯德铭》及《玄宗文颂》出自李华的文集，《降永王璘庶人诰》出自《唐大诏令集》,《文苑英华》是部诗文集，所集大部分为唐代的文章，47《册府》第一节已经谈到，除实录、国史外，所收录大部分为时存诏敕等文件，《唐大诏令集》也是录自时存诏令。这三部书都修订于宋初，《册府》和《唐大诏令集》性质接近于档案汇编，《文苑英华》则为诗文汇编，《李遐叔文集》是李华个人的文集，均属于布洛赫所说的“无意”的史料，因为这些是时人在无意中留下的证据，并不是官修国史那种有浓厚政治意味的文本。48所以，这几则史料的可信度是要大于两《唐书》等正史的记载。可以根据这几条记载认为的确是玄宗命肃宗北上朔方。
宋人钱易所撰《南部新书》中有一则史料需要注意：
一行老病将死，玄皇执手问之曰：“更有何事相救?”行曰：“……”及幸蜀，临渭水，与肃皇别，叹曰：“吾不用一行之言。”49
关于《南部新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曰：“虽多录轶闻琐语，而朝章国典、因革损益亦杂载其中，故虽小说家言，而不似他书之侈谈迂怪，于考证尚属有稗。”50黄永年先生认为“此书杂采诸书，行文简洁，罕涉怪异，史料价值较高”。51此则材料透露出一个信息：玄宗分肃宗北上时，是面授机宜的，玄宗应对肃宗的任务有所安排。而非官修史书所载百姓留太子于后，广平王李俶飞马奏报玄宗，之后玄宗令高力士传口敕于太子。
此外，关于玄宗第二十子延王李玢的经历需要注意，《旧唐书·玄宗诸子传》曰：
天宝十五载，玄宗幸蜀，玢男女三十六人，不忍弃于道路，数日不及行在所，玄宗怒之；赖汉中王瑀抗疏救之，听归于灵武。52
这段史料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延王玢不忍将子女“弃于道路”,玄宗一行较为紧张的路段是长安至扶风(岐州)一段，追兵在后，玄宗只能拼命逃亡。但到扶风自散关入山南后，因秦岭及蜀道天险，叛军很难越过，玄宗一行方才能将速度缓下来。则延王子女被弃于道路应该是幸蜀路上的前半段，因事态紧急，所以三十六名皇孙未及车驾。玄宗六月二十日到散关，七月一日至汉中(梁州),53既然说延王“数日不及行在”,则其赶上玄宗的銮驾也不至于太久，应在几日之内。二是上疏救延王的人是汉中王瑀，“天宝十五载，从玄宗幸蜀，至汉中，因封汉中王，仍加银青光禄大夫、汉中郡太守”。54据此，在汉中郡时，玄宗便已经命帝子李瑀为汉中王、汉中郡太守，则李瑀有守土之责，并没有从玄宗入蜀。既然汉中王李瑀能够上疏救延王玢，则其此时应与玄宗在一处。由以上两点的分析看来，延王玢追上玄宗的车驾应该是在长安到汉中这段路上的某一点。而玄宗令延王玢“听归于灵武”,则说明至晚在七月一日汉中郡时，玄宗即知道太子李亨时在灵武，事在七月十五日下《命三王制》的普安郡之前，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玄宗早已派遣太子李亨赴朔方收兵。
根据以上考证的结果，可以解释一些看似抵牾的事件。平原郡(德州)太守颜真卿在得知潼关陷落、郭李收兵赴难之后，遣使上表曰：
六月二十七日，伏承贼陷潼关，驾幸蜀郡。李光弼郭子仪等正围博陵郡，收兵入土门……(臣)遂遣脚力人张云子间道上表，犹恐不达。又差招讨判官信都郡武邑县主簿李铣相继行，铣及云子前后并到灵武郡。55
关于此二人所走路线，史书未载，但有一条史料为我们解开此疑问提供了可能，颜真卿神道碑载：
俄而寇陷京师，驾在灵武。往来传置，梗扼不通。公以帛书表章，封于蜡丸内，俾健步宵行昼伏，四远以闻，因奉诏。肃宗即位之初，遣使乘驿，布于江淮。56
仔细分析颜真卿此表文，可以发现问题所在。真卿时为平原郡太守，至德二载四月，由于战局恶化，他放弃河北战事，南下自荆、襄诣凤翔(岐州),胡三省注曰：“真卿弃平原，渡河欲赴行在，而陕、洛为贼所梗，故南奔荆、襄，然后自荆、襄取上津路，北诣凤翔。”57并且神道碑文言“俾健步宵行昼伏”,接到肃宗即位的诏令之后，便“遣使乘驿，布于江淮”。据此可知，江淮地区由于没有被叛军攻占，所以还可以“乘驿”传信。若天宝十五载六月二十七日时真卿仅仅得知玄宗幸蜀的消息，则其所遣“脚力人”也应走荆州(江陵郡)趋蜀郡，不会径直前往灵武。但是根据表文与碑文，真卿所遣“脚力人”是先到灵武，而后即回平原报信。并且二人“宵行昼伏”,则他们所走的路线应该是“敌占区”,也就是从平原郡西行，走河北、河东到达关内。真卿遣信使“宵行昼伏”走北路，其有很强的目的性，就是直趋关中。所以，六月二十七日的诏书便已经宣示玄宗任命太子李亨为四道节度大使的命令，真卿才会遣使直趋灵武。根据《命三王制》,太子李亨“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采访等都使”,平原郡是在太子管下，所以真卿方遣人上表灵武。
颜真卿作为此时期的一位地方官员，留下大量的个人文字以及相关记载，从其个人的经历中能够一窥历史的真相。至德二载十月，肃宗收复长安，发生了一件事，值得注意，见于《册府元龟》:
洎銮舆将复宫阙，遣左司郎中李选先行，陈告宗庙之礼。有司撰祝文称嗣皇帝，真卿为礼仪使，谓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58
肃宗收复长安，需要告祭宗庙，主管礼仪的官员撰文称“嗣皇帝”,真卿以为不可，遂改之。关于此事，林伟洲认为这恰可以证明真卿已经了解肃宗自立的真相。59此观点颇有启发性，颜真卿性格刚烈，是个忠义之人，60其反对肃宗自称“嗣皇帝”应有原因。综合上文的分析，六月二十七日传到河北的诏书中有玄宗幸蜀、太子前往灵武的内容，其中以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兼朔方等四镇节度使。也就是说，真卿在六月二十七日得知玄宗以太子亨为天下兵马元帅而非传位，但脚力人从灵武返回后却得到肃宗即位的消息。两相比较，真卿不会不懂这背后隐含的真实信息，即肃宗实为自立而并没有奉玄宗旨意。但在当时中原未靖的情况下，真卿选择了承认现实并支持肃宗自立的行为。然而在至德二载十月的这次事件中，可以看出，真卿作为了解灵武自立内幕的人物，并不认为肃宗的即位是奉玄宗的命令，因此，真卿才会反对肃宗称“嗣皇帝”。
三肃宗正统性的塑造
经前面的分析，基本可以确定玄、肃之际的史书遭到了较大幅度的讳饰，《旧唐书·于休烈传》载：
(肃宗)尝谓休烈曰：“君举必书，良史也。朕有过失，卿书之否?”对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规过，臣不胜大庆。”61
于休烈时兼修国史，肃宗此举颇类太宗，62而史臣褚遂良、刘洎的秉笔直书并没能阻止太宗删改史书。63至于肃宗之后有没有坚持要观史、改史，史料阙无，不得而知。64《旧唐书》玄肃之际的记事所可能采取的史料有：一是《玄宗实录》,由令狐峘编撰，元载监修，65于代宗大历三年(768)呈献朝廷；66二是《肃宗实录》,撰修者与进呈日期不详，由元载监修；67三是于休烈与令狐峘增补的柳芳《国史》。68关于《玄宗实录》,《旧唐书》载：“(峘)著述虽勤，属大乱之后，起居注亡失，峘纂开元、天宝事，虽得诸家文集，编其诏策，名臣传记十无三四，后人以漏落处多，不称良史。”69《直斋书录解题》曰：“史称事多漏略，拙于取弃，不称良史。”70而宪宗元和七年(812)读《肃宗实录》时，“见大臣传多浮词虚美，因宣与史官，记事每要指实，不得虚饰”。71麦大维认为，在肃宗朝廷的官方修史家中，也存在着对立的两派政治集团：其一由于休烈、杨绾构成，他们属于肃宗取得皇位之后首批归向肃宗的文臣学士；另一批由柳芳以及韦述组成，他们都与遭受贬逐的玄宗的大臣房琯与崔圆等关系密切，因而他们都被怀疑为“效忠玄宗的一党”。柳芳的《国史》原本被认为过于偏向玄宗，其后由于休烈及其门生令狐峘进行编订，融入了对肃宗更积极的评价。72据此可以认为，两《唐书》及《通鉴》关于肃宗北上记载的主要史料来源是《玄宗实录》《肃宗实录》以及《国史》,两《实录》均不称良史，而《国史》又遭到了于休烈等人的修改。正是由于《实录》以及《国史》中掺杂了肃宗个人或偏向肃宗的史官的意志，所以才导致事实的原貌被遮蔽。
此外，关于这一时期《实录》《国史》的记载，可以称之为“追述性”记事。因为玄宗匆忙“逃难”,皇妃、皇孙以及诸多重要大臣尚有不及者，正常的修史机构更不会随车驾入蜀。史官修《玄宗实录》《肃宗实录》以及《国史》时，有关玄宗六月自长安出发直至七月底到达蜀地这段史事，是没有一手的起居注可以参考的。这里可以将两部《实录》以及《国史》修撰者的经历稍作分析，前面提到，《玄宗实录》的编修者是令狐峘，《肃宗实录》则不详，两《实录》均为元载监修。而此《国史》,则是韦述所上，由柳芳增补，于休烈与令狐峘改定。关于令狐峘，《旧唐书》本传载：“令狐峘……禄山之乱，隐居南山豹休谷。”73关于于休烈，《旧唐书》本传曰：“杨国忠辅政，排不附己者，出为中部郡太守。值禄山构难，肃宗践祚，休烈自中部赴行在，擢拜给事中。”74可以看到，令狐峘、于休烈二人均没有随玄宗幸蜀，幸蜀路上的那段历史也就不可能亲自经历。关于《国史》,玄宗时期的修史官韦述，在叛军占领长安后，任伪官。肃宗收复两京，韦述将家藏《国史》献于朝廷。75可以想见的是，这部《国史》的记事应该未及安史之乱、玄宗出京这段史事。76之后，肃宗令柳芳与韦述共同修订《国史》,但命令刚下达，韦述便在贬所去世，这项工作也就由柳芳独自进行。77关于柳芳修订《国史》的记事范围，史载“上自高祖，下止乾元”,78涵盖了玄宗幸蜀这段史事。之后，令狐峘与于休烈对《国史》又进行了增添修补工作，79从这几位《实录》《国史》的修撰官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于休烈、令狐峘、柳芳80,还是在肃宗时期“兼修国史”的杨绾81、监修《玄宗实录》以及《肃宗实录》的元载82,都没有随玄宗入蜀，加之“起居注亡失”,83缺乏一手史料的参考。所以，《实录》《国史》关于玄宗幸蜀这段史事的记载应基本是在一两年后的乾元元年(758)根据事件参与者的追述而作，由于时间的原因，可能会使一部分人记忆有偏差。参与其间的人物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以及政治禁忌，导致言人人殊。同时，起居注的缺失也方便肃宗对修史工作施加影响。正是由于以上几点原因，方导致史书有关这段时期记事紊乱、矛盾之处极多，可信度也十分令人怀疑。
但是肃宗朝史臣修改史书的动机是什么，为何史臣要将“命元子北略朔方，诸王分守重镇”改为“仍令太子诸王搜兵重镇”,以掩盖玄宗令太子北上的事实?这就需要从肃宗的即位诏中寻找答案，其曰：
圣皇久厌大位，思传眇身，军兴之初，已有成命，予恐不德，罔敢祗承。今群工卿士佥曰：“孝莫大于继德，功莫盛于中兴。”朕所以治兵朔方，将殄寇逆，务以大者，本其孝乎。须安兆庶之心，敬顺群臣之请，乃以七月甲子，即皇帝位于灵武。84
“孝莫大于继德，功莫盛于中兴”,这便是肃宗权力的法理性基础，即在于功与孝(德)。85他的孝在于从“久厌大位”的玄宗那里继承皇位，延续李唐之德；而功则在于平定叛乱，中兴朝廷。安史之乱爆发于他父亲在位时期，如果能剪除祸乱，则功高于玄宗，他的权力就有了正当性与法理依据。所以，他要刻意弱化玄宗在平叛中的作用，在史书中把玄宗塑造成一个因信任奸臣而丧家失国、在平叛中毫无作为的皇帝。而留后平叛是百姓的挽留，收兵朔方是将相的请求，收复两京，平定叛乱全赖自身一人之力，李家乾坤由己再造。86若肃宗将玄宗任命其去朔方的事实如实记录，则其即位便不具备合法性，因为玄宗只是任命他为天下兵马元帅以及朔方等四镇节度使，而非皇帝，他私自即位属于违诏。在玄宗的部署中他只是以储君身份担任一个大军团的“总管”,身份与其他诸王相比并没有十分的特殊性。肃宗灵武擅位的非法性从《潇湘录》的一段记载中可以看出，长安人梁守威欲游说邢州刺史，路遇一少年，少年对肃宗灵武擅位的一段评论可反映时人对此事的态度：
然太子至灵武，六军大臣推戴，欲以为天下主，其如自立，不孝也。徒欲使天下怒，又焉得为天下主也。设若太子但奉行上皇，而征兵四海，力剪群盗，收复京城。唯抚而辑之，爵赏军功，亦行后而闻之，则不期而大定也。今日之大事已失，卒不可平天下。我未闻自负不孝之名，而欲诛不忠之辈者也……87
笔记小说所志怪异之事自可不必信据，但并非对我们认识历史完全无用。这段故事的制作无非就是两种途径：一是柳祥听别人讲述，后记入书中；二是柳祥为此故事的制作者，制作者把自己不认可的态度通过少年的口中说出。虽然肃宗对外宣称其灵武即位得到玄宗的许可，但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当时世人对他的权力是不认可的。权位缺少合法性，这是肃宗即位后最大的危机，所以他要在史书中刻意塑造出一种玄宗让位于己的形象。88根据《旧唐书·肃宗纪》有关太子北上的记载，无论是百姓遮道挽留，还是肃宗无意北上，各方劝进，抑或是从平凉至灵武路上的神异现象，都在刻意塑造肃宗即位的“天命”。肃宗掩盖玄宗任其天下兵马元帅、朔方等四镇节度使而非使其即位的事实，削弱玄宗在平叛中的地位，进而证明自己是有功德之君，这便是肃宗朝历史书写所要达到的目的。89
前人研究已经提到，玄宗对诸子出镇早有安排，天宝十四载(755)叛乱爆发后，玄宗即已令永王李璘为山南节度，颍王李璬为剑南节度。90次年五月，任宗室虢王李巨为河南节度使，91李碧妍认为这标志着玄宗开始放弃以边将领兵的方针，而代之以宗室出镇。92此外，据冈野诚的研究，玄宗到过汉中郡，在此下诏以李璘为山南东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大使、江陵郡大都督，并且李璘也正是从汉中郡启程，出镇江陵的。只是肃宗在后来与玄宗的斗争中获胜，为了证明他此后镇压“永王之乱”具有合理性，就得证明他于七月十二日即位前，玄宗诏令永王出镇的文书不能存在，于是便将此事抹去。93此外，六月十八日玄宗便令“颍王璬为剑南节度大使……令先发”。94在玄宗幸蜀路上的计划中，共有四位皇子及一位皇侄出镇，分别是：太子李亨北上灵武；盛王琦为广陵郡大都督，95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使；96丰王珙充武威郡大都督，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使；97之后则是封宗子李瑀为汉中王，以控制山南西道，98同时以永王李璘出镇江陵。也就是说，玄宗在幸蜀路上，令太子李亨前往灵武是其分诸子赴镇将兵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贾二强曾指出七月十五日所下的《命三王制》“标志着玄宗以皇子代替边镇将领典兵这一重大政策转变，这是玄宗部署平定安禄山反叛的重大决策”。99笔者认为，玄宗的政策在出京之后就已经逐步定下，而非《命三王制》颁布之后。诸王跟随乘舆，玄宗便在路上派遣诸子出镇，所谓的《命三王制》以及《銮驾到蜀大赦制》并不是谋划平叛最原始的诏敕，而是向天下宣布其平叛安排与进度以稳定人心的公告。
赖瑞和提到“唐史馆是一种完全由皇权掌控的使职”。100由于史馆官员不向任何省、司负责而直接面对皇帝，所以修史活动很难脱离皇权的控制。马嵬兵变之后，玄宗以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令其北上灵武，以收复两京，同时遣使诏郭、李大军还灵武，并分诸子将兵，以期恢复中原。肃宗擅自即位后遣使奉表成都，与上皇妥协。以于休烈、令狐峘为首的史官的努力没有白费，肃宗被塑造成了一个百姓挽留、群臣劝进、以一人之力平天下、扶李唐大厦于将倾的中兴君主，玄宗令太子北上灵武收兵平叛的史实也被遮蔽。他们重新建构了历史，也为肃宗即位“制造”了法理依据。肃宗集团建构了一种有利于宣扬自己正统性的“历史情境”,但数人之力毕竟有限，原始赦制与碑志材料的流传，以及几次重大事件时间的不衔接，给挖掘重构前的历史提供了机会，后人也得以一窥历史那些真实的片段。
注释
1见刘知幾撰,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11《史官建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94—300页。唐代史馆建制的完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此详细的研究可参读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0—75页。唐初建置史馆,开启了官方大规模修撰正史的先例。关于这种转变,日本学者的论述往往与其历史分期论以及唐宋变革论结合在一起,认为正确史料的形成在唐代已经失去保障,史学成为了权力者摆布的对象。这表明,在中国向君主专制政治转变的同时,历史著作也发生了变化。见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马彪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
2《册府元龟》卷834《总录部·词辩二》,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9905页。
3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32页。
4有关这段史事的完整记载见姚汝能撰,曾贻芬校点《安禄山事迹》卷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4—106页;《旧唐书》卷10《肃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0—242页;《资治通鉴》卷218“肃宗至德元载六月”条,“至德元载七月”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092—7101页等。玄肃之际政治史相关研究成果很多,但有关国史对肃宗北上之事的历史书写的探究略显薄弱。日本学者冈野诚对玄宗幸蜀的途径以及对诸王平叛的任命有详细的考察,见冈野诚:《论唐玄宗奔蜀之途径》,中国唐代学会主编《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下),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7—1113页;李碧妍在《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中对灵武即位前后玄宗与肃宗的权力斗争做了一些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73—433页);林伟洲认为肃宗为了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对灵武自立前的诸史料进行了点窜。见林伟洲:《灵武自立前肃宗史料辨伪》,《第四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此据《中唐政治史研究论集》,台北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55—80页。此外,贾二强与任士英的研究对这段史事也有涉及,见贾二强:《唐永王李璘起兵事发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25—259页等。
5《旧唐书》与《资治通鉴》均载赦文颁布时间是“癸未”(二日),而《新唐书》作“壬午”(一日),见《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第234页;《资治通鉴》卷218“肃宗至德元载八月”条,第7111页;《新唐书》卷5《玄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3页。然据《文苑英华》卷560萧颖士《为李中丞贺赦表》曰:“臣某言:中书省马崇至自蜀郡,伏奉八月一日制书,大赦天下”(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2863页),又将此诏系为一日,且赦文中有“其天宝十五载八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册府元龟》卷86《帝王部·赦宥五》,第1030页)。所以,此赦文颁布时间应从一日之说。
6事见《旧唐书》卷10《肃宗纪》,第240—242页。又见《新唐书》卷6《肃宗纪》,第156页;《资治通鉴》卷218“肃宗至德元载六月”条、“至德元载七月”条,第7092—7101页。
7参见林伟洲:《安史之乱与肃代二朝新政权结构的开展》,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8《册府元龟》,第1030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9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79《銮驾到蜀大赦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54—455页;《全唐文》卷40《幸蜀郡大赦文》,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436—437页。
10《旧唐书》卷10《肃宗纪》,第241—243页。关于年代日期的换算,本文借助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62年版。
11《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第234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2洪迈:《容斋四笔》卷11“册府元龟”条,《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742—743页。
1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1“仁宗至和二年十月”条载:“翰林学士、刊修《唐书》欧阳修言:‘……闻西京内中省寺、留司御史台及銮和诸库,有唐朝至五代已来奏牍、案簿尚存,欲差编修官吕夏卿诣彼检讨。’从之。”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381页。
14参见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48页。
15李豪:《〈唐大诏令集〉史源考》,《唐史论丛》第23辑,三秦出版社2016年版,第349页。
16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16“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72页;黄永年:《唐史史料学》,第9—10页。杜希德认为《旧唐书》本纪从756年至肃宗去世的762年时期的记载来自柳芳《国史》的增补部分,他们由于休烈、令狐峘在代宗朝的760年代增补而成。参见杜希德:《唐代官修史籍考》,黄宝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78页。可以认为《旧唐书》这段记事均是秉《国史》,在《国史》的修撰中,将天宝十五载八月玄宗至蜀直到至德二载末回京的一段史事全部系于肃宗纪之下,这便是《旧唐书·玄宗纪》这段史事缺略的原因。
17《旧唐书》卷111《房琯传》,第3322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8关于行状的相关研究可参考俞樟华、盖翠杰:《行状职能考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19《旧唐书》卷113《裴冕传》,第3353—3354页。
20《唐大诏令集》卷36《命三王制》,第155页。
21《文苑英华》卷885《冀国公赠太尉裴冕碑》,第4665页。
22《资治通鉴》卷218“肃宗至德元载六月”条,第7096页。
23《旧唐书》卷10《肃宗纪》,第243页。
24参见《资治通鉴》卷218“肃宗至德元载八月”条《考异》,第7110页。
25《通鉴》载:“郭子仪等将兵五万自河北至灵武”,前往灵武的应是河北前线朔方军的大部,并非轻装小部队。见《资治通鉴》卷218“肃宗至德元载七月”条,第7019页。
26《资治通鉴》卷218“肃宗至德元载八月”条《考异》,第7110页。
27颜真卿:《颜鲁公文集》卷2《皇帝即位贺上皇表》,《四部丛刊》集部,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111册,第1页。
28《资治通鉴》卷218“肃宗至德元载六月”条《考异》,第7083页。
29《资治通鉴》卷218“肃宗至德元载七月”条,第7108页。
30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4、卷14,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3、398页;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7、卷40,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82、840页。
31关于唐代一里的长度,日本学者森鹿三认为分为“大里”与“小里”,大里约为529米,小里约441米。见森鹿三「漢唐一里の長さ」、『東洋史研究』、第5卷第6号、1940年。胡戟先生认为唐大里为530米。而唐代与里程有关的史籍,往往用小里,一小里为442.5米,当今0.88华里,0.44公里。见胡戟:《唐代度量衡与亩里制度》,《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则唐宋时期地志类史书所记为小里,约442.5米。
32天宝十五载二月,史思明进攻常山,其五千步兵急行军一昼夜行170里,已疲惫不堪(《资治通鉴》卷218“肃宗至德元载二月”条,第7073页),僖宗中和四年(884),李克用军追击黄巢,一日夜行二百里,马疲死者殆半(《旧唐书》卷19《僖宗纪》,第718页),长时间行军时根本达不到这个速度,仅白天行军则每日只能行几十里。另外,可用德宗避难奉天时李怀光入援速度作参照,建中四年(783)十月三日泾原军叛乱,德宗逃难奉天,同时遣使至魏县行营。朔方大军“昼夜倍道”,因力疲仅在河中休息三天,于十一月二十日至醴泉,一共是46天(《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第337—338页;《资治通鉴》卷229“德宗建中四年十一月”条,第7491页)。魏州至长安1610里(《元和郡县图志》卷16,第448页),与太原至灵武距离基本相当。泾原兵变形势之紧张丝毫不次于天宝十五载潼关陷落时,李怀光所率朔方大军应该是以最快速度赶往长安,前后尚需四十余日,若肃宗七月十二日即位召郭李,大军十天内应到不了灵武。
33乐史:《太平寰宇记》卷61、卷62,第1248、1269页。
34据《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记载:“凡陆之行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80页。而大部队的行军速度往往还要更慢。
35《资治通鉴》卷218“肃宗至德元载八月”条《考异》,第7110页。
36《河洛春秋》,“唐包谞所撰,记安史之乱”,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44页。这部著作是除官修史书之外有关安史之乱的一部重要史书,依据第一手史料修成,价值很高。E.G.Pulleyblank,“TheTzyjyhTongjiannKaoyihandtheSourcesfortheHistoryofthePeriod730—763,”BulletinoftheSchoolofOrientalandAfericanStudies,1950.
37《文苑英华》卷885《故相国杜鸿渐神道碑》,碑文由元载所撰,第4663页。
38《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载玄宗一行在六月十三日晚次金城县(第232页),“槐里”应指槐里驿,在金城县郭下(宋敏求:《长安志》卷14《县四·兴平》,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328页),是銮驾当晚所幸之地。
39《尔雅注疏》卷2,《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755页。
40《册府元龟》卷172《帝王部·求旧二》,第2080页。
41《册府元龟》卷665《内臣部·恩宠》也载“肃宗乘命北巡”,第7962页。
42《旧唐书》卷108《杜鸿渐传》,第3282—3283页。
43李华:《李遐叔文集》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本,集部第1072册,第380页。《文苑英华》卷785《唐承(丞)相太尉房公德铭》,第4148页。
44李华:《李遐叔文集》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072册,第366页。
45《唐大诏令集》卷39《降永王璘庶人诏》,第180页。
46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张和声、程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47黄永年:《唐史史料学》,第232—234页。
48唐代官修国史所面对的群体决定了其具有浓厚的政治功能,贞观十七年(643),太宗读《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后,命“赐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写者亦听”。见王溥:《唐会要》卷63《史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9页。这说明实录、国史所面对的是皇族以及重臣,而非一般平民,其承担着宣示王朝正统性的使命。
49钱易:《南部新书》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4页。
50《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0《子部·小说家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本,第3册,第954页。
51黄永年:《唐史史料学》,第174页。
52《旧唐书》卷107《玄宗诸子·延王玢传》,第3268页。
53玄宗在汉中任命李瑀为汉中王,见《唐大诏令集》卷39《册汉中王瑀文》,第172—173页。
54《旧唐书》卷95《睿宗诸子·让皇帝宪传》,第3015页。
55颜真卿:《颜鲁公文集》卷2,《四部丛刊》集部,第111册,第1页。
56令狐峘:《颜鲁公集神道碑》,《颜鲁公文集》,《四部丛刊》集部,第113册,第4页。
57《资治通鉴》卷219“肃宗至德二载四月”条,第7140页。
58《册府元龟》卷465《台省部·识量》,第5537页。
59林伟洲:《从马嵬之变至乾元改元论肃宗君父权之继承》,《中唐政治史研究论集》,第92页。
60颜真卿晚年入淮西叛军营,不为李希烈威逼所动,后被缢杀,事见《旧唐书》卷128《颜真卿传》,第3595—3596页。
61《旧唐书》卷149《于休烈传》,第4007—4008页。
62太宗欲观起居注事见《唐会要》卷63《史馆上》,第1300—1302页。麦大维认为,相比于太宗,安史之乱后的诸帝对史书编纂施加了更大的影响,见DavidMcMullen,StateandScholarsinT'angChina,Lond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8,p.188.太宗的行为对其子孙帝王影响十分巨大,林伟洲便认为,肃宗为帝后对其灵武自立前史料的点窜,多少得自太宗。林伟洲:《灵武自立前肃宗史料辨伪》,《中唐政治史研究论集》,第74页。
63见《唐会要》卷63《史馆上》,第1301—1302页。太宗一贯重视历史的现实功用,贞观君臣富以以史经世观念,他们重修《晋书》,与探究晋代兴亡之真相有关,欲借晋之兴亡以谋求唐祚久安的原理。参见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610页,第624页。太宗这种重视历史致用作用的思想或对后代帝王影响深远。
64可以注意的是,相比于史书中多处可见的太宗对修史的干预,似乎很少见到此后唐代诸帝干涉修史的记载,麦大维认为这需要从唐初政治体制上寻找原因。贞观时的朝廷较小并且相对而言较开放,即便是中级官员也有机会与皇帝讨论政事,因此众多官员有机会记录下他们与皇帝的谈话内容。许敬宗、李义府二人改变了太宗时期的修史传统,不再要求对朝堂讨论的全记录,敏感和机密的讨论不再是国史编纂中收录的内容。所以并非后代帝王没有干预修史,而是因为相较于太宗,他们的行为并没有被记录下来。见DavidMcMullen,StateandScholarsinT'angChina,pp.171—172,176—177。
65《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第1472页。
66杜希德:《唐代官修史籍考》,第124页。
67《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第1472页。
68《旧唐书》卷149《令狐峘传》,第4011页。
69《旧唐书》卷149《令狐峘传》,第4011页。
70《直斋书录解题》卷4,第124页。
71《唐会要》卷64《史馆下》,第1309页。
72DavidMcMullen,StateandScholarsinT'angChina,pp.188—89,345—47.杜希德:《唐代官修史籍考》,第163页。
73《旧唐书》卷149《令狐峘传》,第4011页。
74《旧唐书》卷149《于休烈传》,第4007页。
75《旧唐书》卷149《于休烈传》,第4008页。
76蒲立本认为韦述的《国史》止于开元初期,但麦大维认为有证据证明《国史》下及开元末期。E.G.Pulleyblank,“TheTzyjyhTongjiannKaoyihandtheSourcesfortheHistoryofthePeriod730—763,”BulletinoftheSchoolofOrientalandAfricanStudies,Vol.13,no.2(1950),pp.448—473;DavidMcMullen,“TheDeathofChouLi—chen:ImperiallyOrderedSuicideorNaturalCauses?”AsiaMajor,1989.不管其下限是开元初期还是末期,未及安史之乱这段史事是可以确定的。
77相关记载见李肇《唐国史补》卷上:“柳芳与韦述友善,俱为史官。述卒后,所著书有未毕者,多芳与续之成轴也。”《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页。
78《旧唐书》卷149《柳芳传》,第4030页。
79韦述献给朝廷的《国史》是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后,史官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两卷”,于休烈撰两卷肃宗纪,其余十六卷未详撰人名氏,共一百三十卷。见《崇文总目》卷2,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46—47页。蒲立本认为,正是于休烈增修的这两卷肃宗纪构成了肃宗朝的最基本记事。E.G.Pulleyblank,“TheTzyjyhTongjiannKaoyihandtheSourcesfortheHistoryofthePeriod730—763,”BulletinoftheSchoolofOrientalandAfricanStudies,Vol.13,no.2(1950),pp.448—473.麦大维认为,于休烈增删的《国史》涵盖了肃宗朝的756—759年,见DavidMcMullen,StateandScholarsinT'angChina,p.346。可以想见,由于休烈增补的《国史·肃宗纪》便是今天看到的《旧唐书·肃宗纪》至德元载到乾元二年部分的史源。
80柳芳也曾陷贼,授伪官。肃宗收复两京后,被判流放。见《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01页。
81关于杨绾的经历,见《旧唐书》卷119《杨绾传》:“天宝末,安禄山反,肃宗即位于灵武。绾自贼中冒难。披榛求食,以赴行在……迁中书舍人,兼修国史。”(第3430页)
82安史之乱初期,元载避地江左,在江东采访使李希言帐下。两京平定之后,方入长安为度支郎中。见《旧唐书》卷118《元载传》,第3409页。林伟洲认为肃宗史事的伪作,几乎全出自元载之手,且与许敬宗伪撰《太宗实录》之文相同,是为了肃宗争权的正当性加以美化,林伟洲:《灵武自立前肃宗史料辨伪》,《中唐政治史研究论集》,第78页。
83《旧唐书》卷149《令狐峘传》,第4011页。
84《旧唐书》卷10《肃宗纪》,第242页。
85关于功与德,李开元有详细的论述,在此不加赘述。参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35—139页。关于此问题,另参见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第240—241页。
86玄宗遗诰也体现肃宗此意志:“予……几沦大宝,赖皇帝拨乱反正,戡乱济时。幸以暮年,复兹安养。常惧有悔,以羞先灵。”《唐大诏令集》卷12《明皇遗诰》,第73页。
87《太平广记》卷335《鬼二十》引《潇湘录》,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663—2664页。《新唐书》卷59《艺文志三》载:“柳祥《潇湘录》十卷”,第1543页;《直斋书录解题》卷11曰:“《潇湘录》十卷,唐校书郎李隐撰,《馆阁书目》尔云。《唐志》作柳详,未知《书目》何据也。”第339页。陈振孙认为应取《新唐书·艺文志》说,此从“柳祥”。
88在肃宗即位之前,玄宗没有传位于太子李亨之心。任士英对此问题的研究已十分充分,在此不多加赘述。见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第242—251页。
89除了对本朝国史修撰施加影响之外,肃宗还利用编纂前代史书以宣扬自己的正统性。许嵩撰有《建康实录》,这受到了肃宗的一定影响。参见安田二郎「許嵩と『建康実録』」、『六朝学術学会報』、第7号、2006年。不仅如此,肃宗还采取各种办法重造李唐天命,构建自身统治合法性。相关研究可参考孙英刚:《无年号与改正朔:安史之乱中肃宗重塑正统的努力——兼论历法与中古政治的关系》,《人文杂志》2013年第2期。
90《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第230页。
91《资治通鉴》卷218“肃宗至德元载五月”条,第7081页。
92参见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24页。
93参见冈野诚:《论唐玄宗奔蜀之途径》,中国唐代学会主编《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下),第1107—1113页。关于永王由汉中出镇的记载,见于《旧唐书》卷107《玄宗诸子·永王璘传》,第3264页。
94《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第233页。
95关于任命李琦的记载见《旧唐书》卷107《玄宗诸子·盛王琦传》,第3268页。
96《唐大诏令集》卷36《命三王制》,第155页。
97《旧唐书》卷107《玄宗诸子·丰王珙传》,第3270页。
98册文见《唐大诏令集》卷37《册汉中王瑀文》,第178—179页。
99贾二强:《唐永王李璘起兵事发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100赖瑞和:《唐代高层文官》,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