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顿丘李氏是北魏形成的李姓郡望。其家族本为梁国蒙县人，由南朝刘宋进入北魏，凭借外戚身份兴起。因李方叔、李峻封顿丘王，兼之顿丘郡卫国县原有李姓家族，梁国李氏渐以顿丘卫国为新乡里。历经李峻兄弟及其子侄两代人的努力，李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门第逐渐得到朝野认可。至孝文帝朝，李氏家族完成了“士族化”转型，并通过定姓族进入“郡姓”之列。至此，顿丘卫国李氏作为李姓的一个新郡望最终确立。这一郡望历经北魏、东魏、北齐，一直延续到隋唐。
关键词：北朝;顿丘李氏;郡望;定姓族;
魏收《魏书》初成，时论颇有批评。《北齐书·魏收传》称：
时论既言(魏)收著史不平，文宣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子孙共加论讨，前后投诉百有余人，云“遗其家世职位”,或云“其家不见记录”,或云“妄有非毁”。收皆随状答之。范阳卢斐父同附出族祖玄传下，顿丘李庶家传称其本是梁国蒙人，斐、庶讥议云：“史书不直。”1
魏收《魏书》“秽史”问题，相关研究颇丰，2然本文关注的是“顿丘李庶家传称其本是梁国蒙人”之说。照此说，顿丘李氏本是梁国蒙县人，后改望顿丘；而魏收撰史揭露其原籍，以致李庶不满。
从《魏书》《北史》相关记述来看，顿丘李氏为北魏“新出门户”。此类家族兴起后，确定郡望大体有两种情况：一是以原籍为郡望；二是攀附伪托汉晋旧族的郡望。3然顿丘李氏郡望的形成较为特殊：这一家族在北魏兴起后，既未以原籍(梁国蒙县)为郡望，而确定的郡望“顿丘李氏”又不在汉晋旧族之列。这不能不令人产生疑问：梁国李氏为何要改望顿丘?顿丘李氏这一郡望是如何形成的呢?
研究者提出：“郡望的形成，一般有一个由造成社会影响到获得政治承认的过程。”4顿丘李氏郡望形成，当至少经历家族兴起、确定郡望以及被朝廷和士林承认三个步骤。清人李慈铭推测梁国李氏“以顿丘为姓望”,或源自其家“本出顿丘”,因“当时甚重族望”,“不欲复蒙梁郡之名，故当日皆称顿丘李氏”5,但谓梁国李氏“本出顿丘”则证据不足。王素提出北魏梁国李氏因封地为顿丘而改望。6这一观点颇给人启发，但主要涉及的是改望顿丘的理由，对其家族兴起和郡望确立的讨论则稍嫌不足，梁国李氏改望顿丘的原因也尚有可探讨之处。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北朝顿丘李氏郡望的形成。
一外戚身份与梁国李氏的兴起
郡望背后一般“有一个主体士族家族”,郡望形成是“该主体家族活动的结果”7。新郡望的出现，是以使用该郡望的主体家族兴起为前提的。梁国-顿丘李氏并非汉晋士族，在十六国至南北朝初亦不显达，家族兴起主要得益于李氏女得幸于北魏文成帝，并产下献文帝。质言之，外戚身份是其家族兴起的主要原因。此外，梁国李氏与弘农李洪之合族，也是其家族兴起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在《魏书》《北史》中，梁国-顿丘李氏，最早可追溯至刘宋济阴太守李方叔。8李方叔一女即北魏文成元皇后李氏。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太武帝南征，“永昌王(拓跋)仁出寿春，军至后宅”,“得元后姊妹二人”9。至文成帝兴安二年(453)七月，永昌王仁以谋反赐死于长安。10李氏以罪人家属身份“送平城宫”,据称“高宗(文成帝)登白楼望见，美之”,“后得幸于斋库中，遂有娠”。兴光元年(454)七月，李氏产子弘(即献文帝),“拜贵人”;太安二年(456),常太后“令依故事”,李氏“遂薨”11。稍后，拓跋弘立为太子。12
所谓“故事”,指北魏“子贵母死”制度。文成元后李氏因此而死，13是其子拓跋弘太子地位确立的保证，也给其家族兴起提供了契机。李氏家族由此成为北魏外戚，元后诸兄弟获得文成帝、献文帝的重视。今本《魏书·李峻传》曰：
李峻，字珍之，梁国蒙县人，元皇后兄也。父方叔，刘义隆济阴太守。高宗遣间使谕之，峻与五弟诞、嶷、雅、白、永等前后归京师。拜峻镇西将军、泾州刺史、顿丘公。雅、嶷、诞等皆封公位显。后进峻爵为王，征为太宰，薨。14
《魏书·外戚传》早已散佚，今本为后人据《北史·外戚传》等补；其中《李峻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校勘记谓“不详所出”15。然笔者注意到，《册府元龟·外戚部》载有与《李峻传》大致相同的文本。16《册府》取材，“大抵以‘正史’为主，间及经子，不采说部”17。《册府》和今本《魏书·李峻传》当有着共同史源，很可能即源自魏收《魏书》原文。
李峻兄弟由刘宋入魏，是文成元后死后文成帝“遣间使谕之”的结果。而李峻兄弟“初至京师，官给衣服”,辄遭谷洪“截没”。谷洪三代仕魏，又曾“入授高宗经”,文成帝即位后以“旧恩”荣升，却因此事“为有司所纠，并穷其前后赃罪，坐以伏法”18。就此来看，文成帝对元后兄弟颇为关照。更明显的表现是，梁国李氏在江左名位不显，元后父李方叔仅位至济阴太守，但李峻兄弟至平城后皆封为公。其后，李峻进爵顿丘王，19峻弟诞进封陈留王，20诞弟嶷进封彭城王，21嶷弟白进封梁郡王。22据北魏神龟二年(519)《高道悦妻李氏墓志》、北齐武平七年(576)《李云墓志》,元后父李方叔追赠征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顿丘献王。23
李峻兄弟功绩不显，24而骤至高位，无疑缘自身为文成帝妻族、献文帝舅族之故。田余庆曾指出北魏“子贵母死”制度有着避免后族干政和保障君权独立的意义。25然从皇后或外戚家族来看，“子贵母死”是其家族为保障北魏君权的一种“牺牲”。而“子贵母死”的皇后家族，则不乏因外戚身份地位得到提升之例。比如太武帝母密皇后杜氏因此而死，26至始光中，太武帝“思念舅氏”,令舅魏郡邺县杜超封公、尚主，后进封为王，委以镇邺重任，并促成魏郡杜氏对京兆杜氏的攀附。27再如文成帝母恭皇后闾氏，于文成帝即位次日因“子贵母死”而薨，为“隆崇舅氏”28,恭皇后兄弟闾毗、闾纥在太安二年封公，同年加侍中，进爵为王，子弟赐爵颇多。可见，“子贵母死”会引发皇帝对妻族或舅氏的“补偿”,从而提升外戚的地位。就文成元后来讲，“子贵母死”制度造成她本人的死亡，却给梁国李氏家族的兴起提供了契机。
外戚身份是梁国李氏成为北魏新出门户的主要因素，但应注意的是，文成元后李氏生前，其兄弟尚都在南朝。史载李氏临死之际：
太安二年，(常)太后令依故事，令后具条记在南兄弟及引所结宗兄洪之，悉以付托。临诀，每一称兄弟，辄拊胸恸泣，遂薨。29
文成元后李氏临死托付的“所结宗兄洪之”,见于《魏书》《北史》之《酷吏传》。史称李洪之“本名文通，恒农人”30,与梁国李氏本无亲属关系。“宗兄”一词，大体有二义：一是宗法制下“庶子称其宗子之辞”;二指同宗兄长、族兄或远兄，在不同语境中指称的宗亲关系亲疏有别。31此处“所结宗兄”,显非前者之义，而是指李洪之因与文成元后李氏同姓，结为同宗兄妹。
李洪之结识文成元后，可能因为他曾参与太武帝南征，目睹元后姊妹为永昌王仁所得，因同姓而有意结交。《魏书·李洪之传》曰：
(李)洪之以宗人潜相饷遗，结为兄弟，遂便如亲。颇得元后在南兄弟名字，乃改名洪之……元后临崩，昭太后问其亲，因言洪之为兄。与相诀经日，具条列南方诸兄珍之等，手以付洪之。32
南北朝时，“北土重同姓”33,同姓间攀附联结，乃至“合族”“通谱”34。“合族”一般是“同姓不同宗之间的联合”,“形成一个新的宗族实体”35,比如西晋孙旂与孙秀合族，南朝周弘正与周石珍合族。36“通谱”则在同姓宗族联合的基础上，“以谱牒的形式正式承认并接通两族现存世系”37。李洪之与文成元后“结为兄弟”,并据元后兄弟字“某之”而改名“洪之”,以符合兄弟行辈用字，38当已重组宗族关系，发生“合族”,甚至近乎“通谱”。二者结成宗亲，可能怀有各自的现实目的或需求，但他们缔结的关系，在太安(455—459)中李峻兄弟入魏后，得到了维持。李氏兄弟“与洪之相见，叙元后平生故事，计长幼为昆季”,关系亲密，以致李洪之“号为显祖(献文帝)亲舅”39。其子李神，《魏书》本传称“早从征役，其从兄崇深所知赏”40,所谓“从兄崇”正是文成元后的兄弟李诞之子。李洪之父子与元后家族显然组建了宗亲关系。郦道元《水经注·沁水》提到“怀州刺史顿丘李洪之”41,亦透露出时人将之视作梁国-顿丘李氏的一支。
梁国李氏与李洪之“合族”,令李洪之具备外戚身份，仕途显达。而对梁国李氏而言，李洪之对其家族兴起也起到匡助作用：其一，文成元后姊妹入魏，无人可依靠，李洪之“潜相饷遗”,颇有补益；其二，元后死后，因其临终托付，李洪之对李峻兄弟北归及入魏后的身份认定，应起到作用；其三，李峻兄弟初入魏，虽有文成帝照顾，但无宗族势力，当得到李洪之的帮助。正因李洪之对梁国李氏兴起有功，双方的宗亲关系得以维系。《魏书·李洪之传》写道：
洪之始见元后，计年为兄。及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素定长幼，其呼拜坐皆如家人。暮年数延携之宴饮，醉酣之后，携之时或言及本末，洪之则起而加敬，笑语自若。富贵赫弈，当舅戚之家，遂弃宗专附珍之等。后颇存振本属，而犹不显然。42
至孝文帝时，李洪之以“受纳”得罪，孝文帝对百官分辨李洪之并非文成元后亲兄，“而诸李犹善相视，恩纪如亲”43。这种亲密关系的维系，固有李洪之对李峻等人攀附的缘故，也是李氏家族对其匡助之功的回报。
二从梁国蒙县到顿丘卫国：李氏贯望的抉择
梁国李氏凭借外戚身份兴起，面对当时士族标榜郡望的风尚，亦需确定自家郡望，作为家族的政治-社会身份标志。仇鹿鸣指出北朝一些出身低微的外戚在显贵之后，“往往伪托士族的郡望，北朝皇帝常常纵容、甚至鼓励这样的行为，汉人士族在皇权的压迫之下，不得不默认这些贵戚的公然伪冒”44。尹波涛也提到北朝“新出门户”往往伪托“汉魏旧门”的身份。45北朝存在陇西李氏、赵郡李氏等李姓高门郡望，但梁国李氏并未攀附伪托这些已有的著望，而是经历了从梁国蒙县到顿丘卫国的“贯望抉择”。
所谓“贯望”,即籍贯和郡望，二者最初“是一非二”,后因宗族分衍和迁徙，“望与贯渐分”46。在中古时期，籍贯是时人的注籍地，而郡望则是家族门第的标签，二者存在不一致的现象。就顿丘李氏而言，原籍为梁国蒙县，但由南朝北归后，却既未以原籍为郡望，又未伪冒汉晋高门，表现出一种特殊情形。文献记述李氏家族人物贯望，存在梁国蒙县、顿丘、黎阳、陈留四说，为阐明问题，以下对四说分别探讨。
1.梁国蒙县：
上引《北齐书·魏收传》即提到“顿丘李庶家传称其本是梁国蒙人”,今本《魏书》之《文成元皇后李氏传》《李峻传》和《北史·皇后传·魏文成元皇后李氏传》皆作“梁国蒙县人”。梁国蒙县当是李氏的原籍，西晋属豫州；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于淮南寿春侨置梁郡，而蒙县侨置于寿春南；至刘宋分豫州为二(淮东属南豫州，淮西属豫州),侨梁郡属南豫州，改称南梁郡，梁郡属豫州(一度曾属徐州)。47文成元后李氏姊妹，为永昌王仁南征虏获，考其行军路线，途经南豫州南梁郡，可推知当时梁国李氏侨居于刘宋南豫州南梁郡蒙县。48
2.顿丘卫国：
《魏书·李平传》《魏书·李崇传》《北史·李崇传》记述传主为“顿丘人”。这是李氏在北魏兴起后改认的新望。不过，顿丘李氏郡望下的“次级郡望”,亦即顿丘郡的哪个辖县，49史未明言。所幸北魏《高道悦妻李氏墓志》、北齐《李亨墓志》,明确写作“顿丘卫国人”50。李氏是李方叔孙女，李亨是李峻曾孙，足证顿丘李氏的“次级郡望”为“卫国”。又李崇长子李世哲赐爵卫国子，51也是一个旁证。
3.黎阳卫国：
《北齐书·李构传》称李构是“黎阳人”52,北齐《李云墓志》称志主李云为“黎阳卫国人”,李云“曾祖方叔”、“祖峻”53,正是顿丘李氏成员。“黎阳人”“黎阳卫国人”之说，当缘于北齐省顿丘郡，卫国县并入黎阳郡之故。54更关键的是，《李云墓志》载李云封爵“顿丘男”55,《李云妻郑氏墓志》称李云为“顿丘邑中正顿丘男顿丘李府君”56,而且李云墓与上述李亨墓处于同一墓区，足可证“顿丘卫国”与“黎阳卫国”等同一望。
4.陈留：
《北齐书》《北史》均提到魏收《魏书》最初称“李平为陈留人”57;而北魏顿丘李崇袭爵陈留公，58时人呼之“李陈留”59。王素认为北齐有北陈留，属梁州，与梁国相去不远，“陈留人”之说是“张冠李戴、以今拟古致误”60。按汉晋至北魏，陈留郡均与梁国/梁郡相接，很可能魏、齐时人对西晋以来陈留郡与梁国/梁郡的关系分辨不清，误以为北魏陈留郡即汉晋之梁国，61以致有陈留人之说。换言之，“陈留”说算是“梁国”说的变种。
从北齐李庶不满魏收将其家族记作“梁国蒙人”来看，梁国蒙县李氏在北魏当已改为顿丘卫国人。在《魏书》中，李峻子侄辈的李平、李崇已被记作“顿丘人”。核诸墓志，迄今所见北魏李峻家族成员墓志，包括《北海王妃李元姜墓志》和《高道悦妻李氏墓志》,分别作“相州顿丘人”和“顿丘卫国人”;62李氏女子之夫、子墓志，包括《元悛墓志》《元愔墓志》《元爽墓志》及《高道悦墓志》志阴，也称其妻或母为顿丘人。63可见，梁国李氏在北魏的确将“顿丘”作为家族郡望。上文提到《水经注》将可算作李氏一支的李洪之称作“顿丘李洪之”,也是梁国李氏在北魏改望顿丘的一个旁证。
中古新兴门户，或以原籍为郡望，或伪托汉晋旧门。而梁国李氏却将既非原籍又非旧门著望的“顿丘卫国”定为家族郡望，原因是什么呢?对此，《魏书》《北史》没有直接记载。64综合传世文献与相关墓志，本文认为原因有如下三点：
第一，元后父李方叔追赠顿丘献王，长兄李峻封顿丘王。
李峻为兄弟之长，相当于李氏宗长，65故顿丘成为李氏宗门封地。顿丘李氏郡望的确立，当与顿丘王封爵相关。王素即认为顿丘卫国作为“李氏家族的世袭封地”、新家园和葬所，因此成为其家族“新郡望”66。这一观点已见于唐代顿丘李氏成员墓志。唐天宝七载(748)《李琚墓志》追溯祖先曰：
七代祖宋殿中将军方叔，门庆大来，生后魏元恭皇后。至皇兴中，缘两汉后父之重，追封顿丘王。王有才子八人，五为王，二为公，一为侯矣。尺一封拜，举集其家，同日五侯，其荣不大，繇是名其族为“顿丘李”,亦曰“五王李”焉。67
《李琚墓志》称李方叔有八子，与《魏书》《北史》仅载六子稍有不同；但其明确指出“顿丘李”姓望源自“顿丘王”封爵。68唐永泰元年(765)《李璀墓志》说得更清楚：
代祖，后魏武皇后之兄，以才加戚，王于顿丘，后因为顿丘人也。69
志文虽有疏漏(“代祖”二字前漏刻世数，“武皇后”为“文成元皇后”之误),但明确指出因李峻封顿丘王，后改望顿丘。唐代墓志虽系后出材料，但所载族出、世系，不乏源自志主家族谱状。70上引二志记述顿丘李氏的由来，可能即本自顿丘李氏的家谱、家状，尤其李琚距李峻仅六世，其说当不至偏差太远。而且，北齐《李云墓志》提到文成元后父李方叔追封顿丘献王，“以外姻之重，启封河卫”71。“河卫”当指顿丘卫国之地。尽管这方墓志不像上引两方唐代墓志那样明确提出李氏因封得名“顿丘李”,但对顿丘王这一封爵和封地是十分重视的。顿丘李氏郡望由来，可归入因封得名之列。
第二，梁国李氏北归，渐将顿丘卫国建设为“新乡里”。
上引王素观点即已提出李氏家族将顿丘卫国建设为新家园，家族成员死后也葬于此地。其依据为北齐《李云墓志》称李云死后“葬于(顿丘)卫国”72。然《魏书·李峻传》称“峻与五弟诞、嶷、雅、白、永等前后归京师”,应居于平城，《李云墓志》反映其家族以黎阳卫国为乡里当是后来的事。但也有迹象透露出李氏家族在李峻北归后，可能在顿丘略有安置。《魏书·刘藻传》称刘藻于文成帝“太安中，与姊夫李嶷俱来归国，赐爵易阳子”73,此处李嶷即李峻之弟。而刘藻五世孙《刘应道墓志》称刘藻“自宋来归魏氏，乃家于顿丘”74。刘藻为广平易阳人，归魏后却家于顿丘，可能即因其姊夫李嶷的家族在顿丘有所安置。倘这一推论成立，无疑也是李氏改望顿丘的重要原因。当然，从李峻兄弟活动来看，其家族在文成帝、献文帝时期，仍以当时京师平城为主要活动区域；着眼于新乡里顿丘的经营，当是孝文帝迁洛之后的事情(详下)。
第三，顿丘郡卫国县本就存在李姓家族。
西汉著名易学家顿丘人京房，即“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氏”75。六朝小说《志怪》也提到任城孙氏女生前“出适顿丘李氏”76,志怪故事固不足信，但可知当时确有顿丘李氏家族。至北魏，顿丘卫国仍有李姓，阳平王拓跋新成(文成帝弟)妃李氏即“顿丘卫国人”77,北魏孝文帝时名臣李彪亦顿丘卫国人。当然，李彪“家世寒微”,“宿非清第，本阙华资”,在发达后宋弁、郭祚等仍视作“寒地”78。但顿丘卫国存在李姓家族，给梁国蒙县李氏改望顿丘卫国提供了现实依据。尤值得注意的是，顿丘李氏虽非汉晋旧族，在十六国至北魏前期也未出现什么显达人物，但顿丘李氏与北魏著姓陇西李氏似存在关联。《新唐书·宗室世系表》记述陇西李氏房支分衍，即将顿丘李氏纳入其中，称陇西李氏发展至汉前将军李广次子敢，李敢子禹延续陇西李氏(子孙也分出其他房),李禹弟忠则为“顿丘房始祖”79。《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几乎将李姓所有郡望都纳入陇西李氏的“大世系”中，无疑是唐皇室构建的结果，未可尽信。然唐《李明允墓志》曰“汉将军广曾孙忠，为魏郡守，薨葬卫城，子孙遂家于顿丘，故今为顿丘著姓”80,李明允为李峻七世孙，表明唐代顿丘李氏成员已认同顿丘李氏出自陇西李氏。上引唐《李琚墓志》称其为“汉郎中令敢之后”,也有类似倾向。顿丘李氏与陇西李氏间构建起的谱系联系，或许在北魏就已存在。陇西李氏为北魏李姓第一高门，梁国李氏改望顿丘，可能也有以顿丘李氏为中介来攀附陇西李氏的考虑，只是这一倾向并不明显。
简言之，梁国蒙县李氏改望顿丘卫国，是由三个因素共同促成的：一是李方叔、李峻封顿丘王，二是李氏入魏后可能在顿丘初做安置，三是顿丘郡卫国县原有李姓家族。第一点是主导因素，二、三点则是现实基础。
三定姓族与顿丘李氏郡望最终确立
上文指出李峻兄弟凭借外戚身份封王显达后，其家族渐将顿丘定为郡望。那么，顿丘李氏郡望是在什么时候并通过怎样的方式正式确立的呢?
我们注意到，《魏书》将文成元后和李峻称为“梁国蒙县人”,而其子侄辈的李平、李崇则被记作“顿丘人”。王素据此提出《魏书》载梁国-顿丘李氏贯望“因世系而异，是有意作了区别的”81。这一观点值得参考。李峻兄弟一代人，对原籍梁国仍存在归属感。李白封梁郡王、李诞封陈留王，也都与原籍相关。这当是《魏书》载文成元后和李峻贯望为“梁国蒙县人”的事实基础。至李平、李崇一代，家族郡望则可能发生了变化。李峻兄弟在文成帝、献文帝二朝位至公、王，李平、李崇则在孝文帝、宣武帝二朝显达，顿丘李氏郡望的正式确立，当在孝文、宣武二朝。
北朝顿丘李氏墓志，以北魏宣武帝延昌元年(512)《北海王妃李元姜墓志》最早，志主为李峻之孙；82其次为孝明帝神龟二年(519)《高道悦妻李氏墓志》,志主为李嶷之女，李平之妹。83据此，在延昌元年前，顿丘当已被李氏家族作为郡望。其他涉及顿丘李氏家族成员的墓志，皆不早于此，我们只能推测李氏改望顿丘至晚在宣武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李平妹夫高道悦，《魏书》有传，且有墓志出土。据《魏书·高道悦传》和墓志，高道悦死于太和二十年(496)八月。84《高道悦墓志》志阴称“使君夫人顿丘李氏”85,似表明顿丘李氏郡望在孝文帝朝已确立。但这方《高道悦墓志》是神龟二年(519)迁葬时刊刻的，不排除顿丘李氏郡望形成于宣武帝朝，《高道悦墓志》系据其夫人家族新望书写的。
综合《魏书》和相关墓志，梁国李氏改望顿丘约在孝文帝、宣武帝时期；再考虑到北朝门阀制度确立的背景，在孝文帝朝的可能性更大。郭锋指出士族郡望的形成，通常“有一个由造成社会影响到获得政治承认的过程”,即需要朝廷定姓族或官修谱牒的认可。86顿丘李氏郡望的形成，也需要经历上述过程，而这一过程的两个步骤——社会影响和政治承认，应当在孝文帝朝，尤其是通过定姓族实现的。
士族身份的判定，主要以家族成员的近世官品、婚姻和文化风尚为标准。李峻兄弟在文成、献文二朝虽然显达，但主要是凭借外戚身份；李氏由外戚进入士流，则在李峻子侄一辈。李氏家族正是到李峻子侄一辈(见附图“北朝顿丘李氏世系”),才基本符合士族身份的标准。
在仕宦方面，李峻兄弟位至王公，至其子侄维持家门不坠。其中李诞子李崇、李嶷子李平为代表人物。李崇袭爵陈留公，于孝文帝朝出任，迁洛前官至刺史，迁洛后官至都督、刺史，至宣武帝朝，历任七兵尚书、都督、刺史诸职；李平于孝文帝太和初出仕，后袭爵彭城公，在迁洛前官至太守，迁洛后任河南尹，至宣武帝朝，官至度支尚书、中书令。87二者是顿丘李氏由外戚转变为朝廷要臣的代表人物。88此外，李峻一支，《魏书·高祖纪》提到太和四年(480)闰七月“顿丘王李钟葵有罪赐死”89。从姓氏、封爵和时间来看，李钟葵当为李峻之子。90李钟葵赐死，并未导致这一支衰落。《李元姜墓志》称志主为“太宰、宣王之孙，顿丘公奇之第二女”91,“太宰、宣王”即李峻，则“顿丘公奇”亦李峻之子，当在李钟葵赐死后，改由其袭李峻爵位，例降为顿丘公。92又北齐《李云墓志》志主为李峻之孙，墓志称李云“父肃，侍中、相州刺史、穆公”93。李肃当为李峻另一子，亦封公。至于李峻弟雅、白、永三支，文献无征。就李峻、李诞、李嶷三支来看，李氏两代官爵不坠。倘加上元后父李方叔追赠顿丘王，可算三世仕魏。
在婚姻方面，李峻有女嫁给晋宗室后裔司马灵寿，94李奇女李元姜嫁北海王元颢，李嶷女嫁高道悦，李平有二女分别嫁北魏宗室元爽和元逸(详见附图)。李氏家族的联姻对象，或是北魏宗室，或是河内司马氏、辽东高氏等汉人大族。95
在文化风尚方面，李崇“风质英重，毅然秀立”96;李平更是“涉猎群书，好《礼》、《易》,颇有文才”,“频经大忧，居丧以孝称”97,士大夫形象突出。这也是其家族完成“士族化”的重要一环，使之得到士林和社会接受。比如河间邢虬“善与人交，清河崔亮、顿丘李平并与亲善”98。
从李峻兄弟到其子侄辈李崇、李平等人，历经两代人的努力，李氏家族官位不坠，婚姻和文化风尚也呈现出士族面貌。这对顿丘李氏郡望确立奠定了基础，而正式确立则当是通过孝文帝定姓族。孝文帝定姓族，包括评定代人姓族和汉人士族。就汉人士族而言，主要内容有二：一是认定各郡郡姓，二是评定郡姓门第等级高下。99本文认为顿丘李氏士族身份及其郡望的最终认定，是通过孝文帝定姓族，主要基于如下四点：
第一，上文指出士族身份和郡望，往往由朝廷定姓族和修谱认定。“得入谱之家族，既是士族家族，也是郡望拥有者家族。”100孝文帝定姓族正是对北魏士族身份的统一评定，并编有《太和姓族品》《方司格》等谱牒。101顿丘李氏郡望最终确立，必须要经历这一过程。
第二，北魏评定郡姓等级，按照柳芳《氏族论》,主要依据三世官品。102唐长孺提出孝文帝评定汉人士族，大抵兼顾先朝与当代官爵，“而以当代为主”103。李氏入魏后，李峻兄弟及其子侄，官爵品级均达到郡姓评定的标准，104当被纳入郡姓之列。
第三，近年来研究者提出孝文帝通过定姓族，构造出一个以“四姓”为核心的士族集团，并提出顿丘李氏是这一士族集团的成员。105倘这一观点成立，顿丘李氏无疑应被列入郡姓。孝文帝十分看重李崇、李平，前者于迁洛之际，担任都督左翼诸军事咸阳王元禧的副手，后者在迁洛后“行河南尹”106。二者作为孝文帝迁洛的支持者，家族纳入孝文帝建立的门阀秩序中是理所当然的。
第四，《魏书·李崇传》称“世宗初”,李崇“转左卫将军，相州大中正”107。顿丘郡正属相州，任命李崇为相州大中正，是朝廷对顿丘李氏郡望的认可。《李崇传》虽未载李崇任相州大中正的具体时间，但将此事记于鲁阳蛮反之前。考诸《魏书·世宗纪》,景明三年(502)三月，鲁阳蛮反，四月，诏李崇讨之。108李崇任相州大中正在此之前，距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定姓族不远，更令人倾向于认为顿丘李氏郡望形成于孝文帝朝。
依据以上四点，本文认为顿丘李氏得到朝廷认可、列入郡姓当在孝文帝定姓族之际。顿丘卫国这一新乡里的建设，则在同时或稍后。孝文帝迁洛后，在朝廷引导和士族自身愿望的双重动力下，出现了士族“回归故里”的现象，即一些原本脱离乡里或伪冒的士族，到郡望所在地置办家业。109顿丘李氏入魏，初居平城，孝文帝迁洛后，定居京洛，110但在士族“回归故里”的背景下，也将顿丘卫国作为乡里来经营。北魏末，李平子谐因投靠元颢，事败被除名，作《述身赋》以明志。赋文称他要离开洛阳，退处“穷里”,“得投憩于濮阳，实陶卫之旧壤”111,正是顿丘卫国之地。《魏书》又称李谐“孝静初，遭母忧，还乡里”112,此处“乡里”亦当指顿丘卫国。出土墓志更明确提到李氏家族在北朝后期以顿丘卫国为乡里。北齐《李云墓志》称李云死后“葬于卫国”113;同墓出土的《李云妻郑氏墓志》谓郑氏“卒于邺”,后“迁于旧茔”114。北齐《李亨墓志》亦称李亨“归葬于卫城南五里之旧茔”115。从他们归葬卫国“旧茔”来看，李氏家族在顿丘卫国县已形成固定茔地。中古士族乡里、茔地与郡望关系密切，李氏家族的乡里建设，也是顿丘卫国李氏郡望确立的表现。
顿丘李氏的乡里建设，令其家族呈现出近似艾伯华(WolframEberhard)所论中古精英家族的“城乡双家形态”,即兼有城市家(city-home)与乡村家(country-home)。116这一观点得到范兆飞等学者的赞同，认为“基本适用于北魏时期”117。陈爽也提出北朝世家大族存在“都邑与乡里”的“双家制”宗族结构，“宗人少年时多居乡里，壮年游宦至京，致仕后返回乡里”118。从上文对顿丘李氏的乡里建设的论述来看，李氏家族确呈现出类似面貌。不过，所谓“双家形态”往往是士族房支或成员因仕宦等原因由乡里迁至城市所致，119而顿丘李氏的乡里建设却呈现出一种“逆向过程”,即先仕宦于朝(京城),后建设乡里。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士族身上也有呈现，比如东晋宗室司马楚之一支降北魏，至孝文帝迁洛后，家族重归河内温县故里；120再如杨播家族，在宣武帝朝将弘农华阴县经营为乡里，完成对弘农杨氏的攀附。121二者皆仕宦北魏，居于京城，后因郡望之故而经营乡里。顿丘李氏与之类似，但其并非汉晋旧族郡望，而是因家族兴起制造出来的新望，并存在改旧籍为新望之举。
至北魏后期，顿丘李氏郡望得到朝野认可。检《魏书·李平传》《李崇传》,可以发现李氏家族成员数任相州大中正，或赠官相州刺史，皆是认同他们为相州顿丘人的反映。《魏书·穆绍传》有云：
时河南尹李奖往诣绍。奖以绍郡民，谓必加敬，绍又恃封邑，是奖国主，待之不为动膝。奖惮其位望，致拜而还。议者两讥焉。122
李奖即上文李嶷之孙、李平之子；穆绍出自代人丘穆陵氏，迁洛改为河南人。因此，李奖任河南尹，遂自居穆绍的“父母官”,“以绍郡民，谓必加敬”;而穆绍袭爵顿丘公，孝庄帝时进爵顿丘王，123所谓“恃封邑，是奖国主”,正是以李奖为顿丘人之故。二人各自尊大，以致“议者两讥”,但从中可见穆绍与议者均认可李奖为顿丘李氏，124顿丘李氏郡望已得到广泛承认。这也就难怪后来李庶对魏收将其家族写成“梁国蒙人”不满。
四余论
梁国蒙县李氏由南朝进入北魏，凭借外戚身份兴起。因李方叔、李峻封顿丘王，兼之顿丘郡卫国县原有李姓家族，梁国李氏渐以顿丘卫国为新乡里。历经李峻兄弟及其子侄两代人的努力，李氏家族的政治社会地位渐得到朝野认可。至李峻子侄李崇、李平一代，李氏完成“士族化”转型，大致于孝文帝定姓族时正式进入士族郡姓行列，顿丘卫国李氏作为李姓的一个新郡望最终确立。
顿丘李氏郡望确立后，李氏家族世代仕宦，尤其李崇、李平二支宦途颇为显达。顿丘李氏在士林的影响也渐扩大，特别是李平子孙形成了士族的“家风”“家业”125。李平子李奖，被称作“世擅名家”126。这既是李氏各支努力的成果，也与彼此协力相关。北魏永安二年(529),北海王元颢在萧梁支持下“入洛”称帝。顿丘李氏的李奖、李谐、李云等接受元颢官职，127而元颢妃即李峻孙女李元姜(见附图),他们选择支持元颢，固迫于形势，恐也有彼此为姻亲的因素。稍需补充的是，本文指出李洪之因与顿丘李氏结亲，可算作顿丘李氏一支，至其子李神仍维系了这一关系。李神曾任相州大中正，128顿丘郡属相州，显然也是将顿丘作为郡望。李神仕宦、功绩较显赫，对顿丘李氏士族地位的确立和维系当也有补益。
回顾顿丘李氏郡望形成，呈现出与中古一般“新兴门户”不同的面貌。新门兴起，往往攀附旧族；而梁国李氏改望顿丘，攀附意向并不明显，主要借助政治权威来制作家族郡望，并建立起家族的新乡里。至东魏北齐，顿丘李氏的李度、李构、李若等，上承家族在北魏后期的士林地位，成为士人代表。129尤其李若，与清河崔儦齐名，“时人为之语曰‘京师灼灼，崔儦、李若’”130。在仕宦上，据《魏书》《北史》,李平后裔最为显达。其他支系亦仕宦，比如李峻孙李云官至车骑大将军、银青光禄大夫、济南郡太守、顿丘男，赠使持节都督豫州诸军事、豫州刺史；131李峻曾孙李亨官至建忠将军、奉车都尉。132当然，较诸李峻兄弟和李平、李崇的官爵，他们的品秩有所下降。李庶因反对魏收《魏书》称其家“本是梁国蒙人”而以“谤史”遭处罚，“病鞭死狱中”133,也透露出顿丘李氏政治地位的下降。
降及隋唐，尚能发现顿丘李氏子孙的踪迹。李若由北齐入隋，“开皇中，卒于秦王府咨议”134。两《唐书》虽未见顿丘李氏子孙，但墓志有以顿丘李氏为贯望者，例如《李霞墓志》《李孟德墓志》《李琚墓志》《李璀墓志》《李诚墓志》《比丘尼(李)隐超墓志》《高府君妻李氏墓志》《李于墓志》等，135独孤及《唐故扬州庆云寺律师一公塔铭》也提到“殿中丞、侍御史顿丘李汤”136。其中李孟德为李奖七世孙，李琚为李诞七世孙，李璀为李峻之后，李诚为李诞九世孙，余则不详。
从碑志来看，唐代顿丘李氏人物仕宦之职多为中下层官员。但志文却不乏鼓吹顿丘李氏门第之语，例如《李璀墓志》称其家“衣冠旧地，儒学门业”;《高府君妻李氏墓志》更是谓顿丘李氏北魏时“华□朱轮，珥貂珮玉，则关中七贵，江南四姓，无以□焉”;《杨仲雅墓志》也称志主“夫人顿丘李氏，四海令族”137。可见，顿丘李氏在唐代俨然以旧族自居。不过，敦煌文书和《太平寰宇记》保留的唐代“郡望表”中均无此郡望。这可能出自两方面原因：一是顿丘李氏人物官位不高，这一郡望渐不被朝野关注和认可；二是在李唐皇室构建的李氏谱系(《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中，顿丘李氏被编排为陇西李氏之下的一个房支，在时人注重陇西李氏这一著望的背景下，顿丘李氏郡望渐失去社会意义。而陇西李氏谱系的编排，也给顿丘李氏这一由梁国李氏改望形成的士族郡望添上了一层伪装，甚至成为一些顿丘李氏成员的祖源记忆了。
附图北朝顿丘李氏世系
说明：图中“□”表示名字不详的男性，“○”表示名字不详的女性，“=”表示联姻关系，“……”表示血缘关系为推测者。材料主要来源于《魏书》《北齐书》《北史》相关列传，以及北魏《元颢妻李元姜墓志》《高道悦妻李氏墓志》《元悛墓志》《元愔墓志》《元爽墓志》、北齐《李云墓志》《李亨墓志》、唐《李孟德墓志》《李琚墓志》
注释
1《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88—489页。
2关于《魏书》“秽史”问题,参见罗亮《魏收与〈魏书〉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主编:《珞珈史苑》2013年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及该文征引前贤研究。新近成果,见柴芃《〈魏书〉“秽史”问题新证》,《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4期。
3当然,也有特殊情况,比如南阳张氏郡望为不同张姓家族构拟的结果。参见仇鹿鸣《制作郡望:中古南阳张氏的形成》,《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
4郭锋:《唐代士族个案研究——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5页。
5[清]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北史札记》卷三,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941页。
6王素:《〈魏书〉中关于李庶先世郡望的公案》,《汉唐历史与出土文献》,北京,故宫出版社,2011年,第45—48页;《千唐志斋新获唐代佛教墓志初探》,故宫博物院主编:《故宫学刊》第4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7郭锋:《唐代士族个案研究》,第48页。
8《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传上·李峻传》,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970页。
9《魏书》卷一三《皇后传·文成元皇后李氏传》,第387页;同书卷八九《酷吏传·李洪之传》,第2076页;《北史》卷一三《后妃传·魏文成元皇后李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98页;同书卷八七《酷吏传·李洪之传》,第2895页。《魏书》之《皇后传》《酷吏传》均已散佚,今本系后人补,但并非仅据《北史》补。下文征引二传,《魏书》《北史》相同处,仅征引《魏书》,以免繁琐。
10《魏书》卷五《高宗纪》,第135页。
11《魏书》卷一三《皇后传·文成元皇后李氏传》,第387页。
12《魏书·文成元后李氏传》载文成元后李氏死于太安二年,但未记月日;同书《高宗纪》称太安二年二月丁巳(一日)拓跋弘立为太子。按北魏“子贵母死”惯例,往往是先杀母而后立子;且《高宗纪》载文明冯后立于太安二年正月乙卯(廿九日),彼时李氏当已死,可证拓跋弘立太子在李氏死后。
13李氏死因,学界存在“子贵母死”制度牺牲品和常太后打压二说。参见李凭《北魏平城时代》(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69—174页;张金龙《北魏政治史》(五),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66页。
14《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传上·李峻传》,第1970页。
15《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传上》“校勘记”[一],第1973页。
16[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三〇一《外戚部二·封拜》,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3403页。
17陈垣:《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陈垣全集》第7册,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90页。
18《魏书》卷三三《谷浑传附孙洪传》,第781页。
19《魏书》卷五《高宗纪》,第147页。
20李诞封王,不见于《魏书》《北史》,但李诞兄峻、弟嶷、白皆进爵封为王,诞当享受同等待遇。《魏书·李崇传》载诞子崇“袭爵陈留公”,同书《李平传》称诞弟彭城王嶷子平“后以例降,袭爵彭城公”。李崇袭爵亦应“例降”,反推其父诞当封王。而且,唐天宝七载(748)《李琚墓志》志主为李诞之后,志文曰“(李)方叔生陈留王诞”;永泰二年(766)《李诚墓志》称“九代祖诞,魏太傅、陈留郡王”,均可证李诞封陈留王。《李琚墓志》,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619页;《李诚墓志》,[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九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979页。
21《魏书》卷六五《李平传》,第1577页。据《显祖纪》,李嶷封丹阳王,钱大昕认为李嶷“初封丹阳王,又改封彭城也”。见[清]钱大昕撰,方诗铭、周殿杰校点《廿二史考异》卷二八《魏书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88页。
22《魏书》卷六《显祖纪》,第154页。
23吕宏伟:《被忽视的李夫人——北魏高道悦夫人墓志考》,《中国文物报》2017年3月24日第6版;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78页。
24钱大昕提出因《魏书·外戚传上》散佚,后人以他书补缀,以致李氏兄弟“封号与事迹均不详”(《廿二史考异》卷二八《魏书一》,第487—488页)。这给李氏兄弟功绩不显提供了一个理由,但考诸《魏书》各卷,未见李峻兄弟有何功绩。
25田余庆:《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拓跋史探》(修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1—51页。
26参见李凭《北魏平城时代》(修订本),第155—156页。
27《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传上·杜超传》,第1961页;同书卷四五《杜铨传》,第1123页。
28《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传上·闾毗传》,第1962页。
29《魏书》卷一三《皇后传·文成元皇后李氏传》,第387页。
30《魏书》卷八九《酷吏传·李洪之传》,第2076页。
31[清]梁章钜:《称谓录》卷四,[清]梁章钜、郑珍撰,冯惠民、李肇翔、杨梦东点校:《称谓录亲属记》,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56—57页。
32《魏书》卷八九《酷吏传·李洪之传》,第2076—2077页。
33《宋书》卷四六《王懿传》,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511页。
34参见[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二三“通谱”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94—1296页。
35钱杭:《血缘与地缘之间: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3—14页。
36《晋书》卷六〇《孙旂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33页;《南史》卷三四《周朗传附族玄孙弘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98页。
37钱杭:《血缘与地缘之间: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第14页。
38元后兄弟有峻、诞、嶷、雅、白、永六人,可确定其长兄李峻字珍之。李慈铭据《魏书·李洪之传》载“暮年数延携之宴饮,醉酣之后,携之时或言及本末”云云,提出“携之”不知是文成元后哪个兄弟的字([清]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北史札记》卷三,第940页)。但修订本《魏书·酷吏传》“校勘记”[四]认为此处言李洪之与李峻(珍之)交往,未涉及他人,“携之时或言及本末”中“携之”二字当系衍文(《北史·酷吏传》即无),当句读作“暮年数延携之,宴饮醉酣之后,时或言及本末”云云,所谓“延携之”指李峻照顾提携李洪之。然北魏《高道悦妻李氏墓志》提到“父携之……彭城静王”,李氏为李方叔之孙、(李嶷子)李平之妹,恰是彭城王李嶷之女,可证“携之”为李嶷的字(《高道悦妻李氏墓志》,见吕宏伟《被忽视的李夫人——北魏高道悦夫人墓志考》)。李慈铭之说似不误。
39《魏书》卷八九《酷吏传·李洪之传》,第2077页。
40《魏书》卷七〇《李神传》,第1695—1696页。
41[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九《沁水》,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1页。
42《魏书》卷八九《酷吏传·李洪之传》,第2078页。
43《魏书》卷八九《酷吏传·李洪之传》,第2078页。
44仇鹿鸣:《“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以渤海高氏为中心的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45尹波涛:《北魏时期杨播家族建构祖先谱系过程初探——以墓志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4期。
46岑仲勉:《唐史中之望与贯》,《唐史余瀋》(外一种),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29页。
47《宋书》卷三六《州郡志二》,第1170、1179页;胡阿祥、孔祥军、徐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15—616、940、1536—1537页。
48参见张金龙《北魏政治史》(六),第52—53页。
49中古士族郡望一般由“郡名+县名+族名”构成,姜士彬(DavidG.Johnson)、仇鹿鸣将“县名”称作“次级郡望”(sub-choronyms)。参见姜士彬著,范兆飞译《一个大族的末年——唐末宋初的赵郡李氏》,范兆飞编译《西方学者中国中古贵族制论集》,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第217—218页;仇鹿鸣《制作郡望:中古南阳张氏的形成》,《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
50吕宏伟:《被忽视的李夫人——北魏高道悦夫人墓志考》;濮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濮阳县文物管理所:《河南省濮阳县这河寨北齐李亨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7年第4期。
51《魏书》卷六六《李崇传》,第1603页。
52《北齐书》卷三五《李构传》,第468页。
53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78页。
54北魏及东魏顿丘郡下辖顿丘、卫国、临黄、阴安四县,北齐废顿丘郡及顿丘、临黄、阴安三县,惟存卫国县。研究者认为卫国县因与阳平郡接,顿丘郡废后,当改隶阳平郡(施和金:《北齐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5—36页;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39页)。然笔者注意到隋开皇九年(589)《关明墓志》提到他于“开皇之始,假授黎州卫国县令”(王其祎、周晓薇编著:《隋代墓志铭汇考》第1册,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第351页)。据考,黎州于北周宣政元年(578)分相州黎阳郡置,至隋开皇三年(583)废([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三三《隋书一》,第546页;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第934页;施和金:《中国行政区划通史·隋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0页)。《关明墓志》提到“黎州卫国县”当是隋开皇元年、二年的情况。从行政区划沿革来看,北周及隋初的黎州,是对北齐黎阳郡的继承,北齐黎阳郡辖卫国县可能性极大,而这正可与《李云墓志》“黎阳卫国人”相参证。
55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78页。
56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377页。
57《北齐书》卷三五《李构传附从弟庶传》,第468页;《北史》卷四三《李崇传附侄孙庶传》,第1605页。
58《魏书》卷六六《李崇传》,第1593页。
59《魏书》卷七九《鹿悆传》载悆语提到“齐王、李陈留、崔延伯、李叔仁等分为三道,径趣江西”(第1903页),“李陈留”即李崇,参见该卷“校勘记”[一〇]。
60王素:《〈魏书〉中关于李庶先世郡望的公案》,《汉唐历史与出土文献》,第45页。
61汉晋陈留郡在梁国之西,至北魏原陈留郡部分地区并入梁郡,又因刘宋侨陈留郡另设一陈留郡,位梁郡之南,以致陈留郡、梁郡关系不易分辨。
62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65页;吕宏伟:《被忽视的李夫人——北魏高道悦夫人墓志考》。
63前三志,依次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231、232、308页;《高道悦墓志》志阴,见吕宏伟《北魏营州刺史高道悦墓志铭考》,《文物春秋》2018年第1期。
64研究者曾就北齐《李云墓志》推测梁国蒙县李氏改称“黎阳卫国人”,“当是李氏改胡姓为汉姓后,迁居卫地(濮阳)的缘故”(周到:《河南濮阳北齐李云墓出土的瓷器和墓志》,《考古》1964年第9期)。李氏家族后迁居卫国,固然不错,但李氏非胡人,此说显误。
65北魏常太后有云“(常)英为长兄,门户主也”,可见长兄的宗长地位。见《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传上·闾毗传附常英传》,第1963页。
66王素:《〈魏书〉中关于李庶先世郡望的公案》,《汉唐历史与出土文献》,第47页。
67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619页。
68《李琚墓志》提及“五王李”之说,是顿丘李氏的另一家名。唐大历十二年(777)《比丘尼隐超墓志》曰:“禅师俗姓李氏,前朝五王之后,魏郡顿丘人也。”见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59页。
69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758页。
70参见范兆飞《士族谱牒的构造及与碑志关系拾遗——从〈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谈起》,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2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71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78页。
72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79页。
73《魏书》卷七〇《刘藻传》,第1683页。参见此卷“校勘记”[一]。
74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50页。
75《汉书》卷七五《京房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167页。
76《太平广记》卷三一八《鬼》,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518页。
77《阳平王妃李氏墓志》,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100页。
78《魏书》卷六二《李彪传》,第1505、1513、1523页。
79《新唐书》卷七〇上《宗室世系表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56页。
80赵君平、赵文成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499页。
81王素:《〈魏书〉中关于李庶先世郡望的公案》,《汉唐历史与出土文献》,第46页。
82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65页。
83吕宏伟:《被忽视的李夫人——北魏高道悦夫人墓志考》。
84《魏书》卷六二《高道悦传》,第1526页;吕宏伟:《北魏营州刺史高道悦墓志铭考》。
85吕宏伟:《北魏营州刺史高道悦墓志铭考》。
86郭锋:《唐代士族个案研究》,第45页。
87《魏书》卷六六《李崇传》,第1593—1597页;同书卷六五《李平传》,第1577—1579页。
88当然,顿丘李氏的外戚身份仍存在,至李平子奖尚被称作“门居戚里”。见《魏书》卷六五《李平传附子奖传》,第1581页。
89《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第177页。又见《魏书》卷一〇五之二《天象志二》,第2569页。
90参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二八《魏书一》,第488页。
91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65页。
92北齐《李亨墓志》称李亨曾祖顿丘宣王,即李峻;但称“祖燕州刺史、顿丘王”,则不详。从墓志载李亨及其父仕宦来看,其祖是被赐死的李钟葵可能性较小,或是李奇。倘这一推断成立,则李奇初袭王爵,后例降为公。《李亨墓志》,见濮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濮阳县文物管理所《河南省濮阳县这河寨北齐李亨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7年第4期。
93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78页。
94《魏书》卷三七《司马叔璠传附子灵寿传》,第953页。
95辽东高氏,仇鹿鸣认为很可能本出渤海高氏,因迁徙而著籍辽东。见其撰《“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以渤海高氏为中心的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从高道悦仕宦行迹来看,这一支地位不低。
96《魏书》卷六六《李崇崔亮传》“史臣曰”,第1614页。
97《魏书》卷六五《李平传》,第1577页。
98《魏书》卷六五《邢峦传附邢虬传》,第1577页。
99唐长孺:《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9—92页;郭锋:《〈山东士大夫类例〉与北朝郡姓评定若干问题考察》,《唐史与敦煌文献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30—144页。
100郭锋:《唐代士族个案研究》,第45页。
101陈鹏:《北朝官修谱牒的类型与发展脉络》,杨共乐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第18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102《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传中·柳冲传》,第5678页。
103唐长孺:《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82页。
104北魏郡姓评定标准,参见AlbertE.Dien(丁爱博),EliteLineagesandtheT'o-paAccommodation:AStudyoftheEdictof495,JournaloftheEconomicSocialHistoryoftheOrient,19:1,1976,pp.61-88.刘军:《北魏庶姓勋贵起家制度探研——以墓志所见为基础》,《人文杂志》2016年第4期;《北魏门阀士族制度窥管——以新见封之秉墓志为中心》,《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105廖基添:《再论世家大族与北魏政治——以“四姓”集团为中心的考察》,《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4期。
106《魏书》卷六六《李崇传》,第1593—1594页;同书卷六五《李平传》,第1577页。
107《魏书》卷六六《李崇传》,第1595页。
108《魏书》卷八《世宗纪》,第233页。
109参见郭津嵩《回归故里与重塑旧族——北朝隋唐的河内司马氏家族》,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110《魏书》卷六五《李平传附子奖传》载宋游道上书有云“奖阖门百口,同居京洛”(第1581页),可证李氏因仕宦主要居住在洛阳。
111《魏书》卷六五《李平传附子谐传》,第1585页。
112《魏书》卷六五《李平传附子谐传》,第1586页。
113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79页。
114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377页。
115濮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濮阳县文物管理所:《河南省濮阳县这河寨北齐李亨墓发掘简报》。
116WolframEberhard,ConquerorsandRulers:SocialForcesinMedievalChina,Leiden:Brill,1970,pp.44-46.
117范兆飞:《北魏城市与农村关系新论——一体融合抑或二元对立》,《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3期。
118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00—204页。
119关于中古士族的“城市化”,参见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120郭津嵩:《回归故里与重塑旧族——北朝隋唐的河内司马氏家族》,《唐研究》第17卷。
121黄桢:《制造乡里:北魏后期的弘农习仙里杨氏》,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3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122《魏书》卷二七《穆崇传附六世孙绍传》,第752页。
123《魏书》卷二七《穆崇传附六世孙绍传》,第752页。
124北魏建义元年(528)《王诵墓志》提到墓志由“顿丘李奖”作铭,也是顿丘李氏郡望行于当时的证据。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243页。
125《北史》卷四三《李崇传附从弟平孙庶传》称庶“方雅好学,甚有家风”(第1605页);同卷《李崇传附从弟平孙若传》称若“聪敏,颇传家业”(第1606页)。
126《魏书》卷六五《李平传附子奖传》,第1581页。
127《魏书》卷六五《李平传附子奖传》,第1581页;同卷《李平传附子谐传》,第1583页;《李云墓志》,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78页。按:《李云墓志》对他出仕元颢“伪官”颇讳言,墓志曰:“以魏正光中北海王元氏宗英建旆徐部,引为田曹参军。鸣凤之飞,实惟鸿渐。至永安中,除员外散骑常侍,赏爵顿丘县男。”元颢称帝在永安二年四月至六月,且永安仅三年,兼顾墓志叙述语气,李云“永安中,除员外散骑常侍,赏爵顿丘县男”,当为元颢“伪官”。
128《魏书》卷七〇《李神传》,第1696页。
129参见庄芸《魏齐之际文士交游新论》,《文学遗产》2018年第1期。
130《隋书》卷七六《文学传·崔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33页。
131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78—479页。
132濮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濮阳县文物管理所:《河南省濮阳县这河寨北齐李亨墓发掘简报》。
133《北齐书》卷四七《酷吏传·卢斐传》,第657页。
134《北史》卷四三《李崇传附从弟平孙若传》,第1606页。
135李霞、李琚、李璀及高府君妻李氏四人墓志,依次见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478、1619—1620、1758—1759、1825—1826页;《李于墓志》,见[唐]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七《碑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17—619页;《李诚墓志》,见[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九一,第3979—3980页;《李明允墓志》《李孟德墓志》,见赵君平、赵文成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第499—500、637—638页。
136[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九〇,第3962、3963页。
137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0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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