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美国为遏制中国而挑起的中美关系紧张正愈演愈烈。无论未来会有怎样的走向，这个历史时刻都值得关注——美国的老牌政治家基辛格甚至已经发出濒临战争边缘的警告。
关于目前的局势，时评家或战略分析师或国际政治学专家们已经说得足够周全了，只不过其视野无不基于晚近三十年来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若从政治史学的角度放长视野，人们就不难看到，要深度理解中美关系问题，不仅会牵涉到对五百年来世界大历史的理解，还会由此牵扯出一些重大而又极具争议的政治哲学问题。因此，要透彻理解美国的行为，就得从政治史学和政治哲学角度探根究源。这虽然极为困难，却有必要一试，哪怕做不到周全。
按照修昔底德的政治史学眼力，观察历史事件时，尤其应该关注同样属于事件要素的政治修辞，它反映了一个政治体（更不用说作为个体的政治人）的伦理品质。因此，修昔底德的纪事书中出现了大量政治人的演说辞——言辞也是一种政治行为。对于考察美国行为来说，这一史学原则尤为重要，因为，捍卫和传播“自由民主普世价值”一向是美国行为的显著特征。
我们还应该记住，修昔底德的纪事虽然展示了实力政治[强权政治]的现实逻辑，但他从未否认超越实力政治博弈的自然正义。当然，修昔底德并没有谈及实力政治的现实与超越的自然正义实际上如何相联——柏拉图和色诺芬的政治史学就不会这样，孔子的春秋笔法也不会如此，尽管政治史学难以应对的最为棘手的难题莫过于此。
▍一、基辛格与马基雅维利之道
新中国立国第二年，就与美国在朝鲜半岛爆发了长达三年的战争。美国越洋干涉朝鲜半岛内战乃至干涉中国内战是否正义的问题，迄今没有得到澄清，甚至内战状态也因美国介入还没有终结。人们有理由说，这是实力政治压制自然正义的显著证据。[1]
如果当时人民解放军有足够的海空实力，美国的干涉断乎不可能发生——但历史没有“如果”。与“权威”这样的东西一样，“实力”既可用来行义，也可用来行不义。所谓“实力政治”（又译“强权政治”“权力政治”）的含义是，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目的，不顾正义与不义的区分，凭国家实力行使支配权。在十八世纪，“欧洲政治和强权政治是同义语”，因为“那时只有欧洲各国君王从事的一种强权政治，不存在其他强权政治”。[2]
事实上，“均势政治”同样可以说是现代“欧洲政治”的同义语。“野蛮人定居于[罗马]帝国的第一个后果是分裂了罗马强权所统一起来的那些民族”，随着罗马教廷的属灵权力式微，“均势概念就从意大利城邦体系一直展延至新兴的欧洲国际体系”，而“强权政治”与“均势政治”经常很难区分，“不仅接受均势观有时包藏着险恶目的，而且拒绝均势观也可能同样证明是损人利己”。[3]
朝鲜半岛战争暂停之后，中美关系一直处于冷战状态，差不多二十年后（1971），两国关系才开始走向“正常化”。这年夏天（7月初），基辛格作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带着与新中国和解的使命首次密访北京，时年48岁。当时，美国国内因深陷中南半岛战争而出现大动乱，“一场被美国总统提升到普世自由和人权原则高度的战争，现在被当成美国道德迟钝的独特证据”。尼克松宣誓就职总统时（1969年1月），“大规模示威、恐吓威胁、非暴力反抗等手段已成气候，逐渐脱离了和平抗议的范畴”。[4]为了摆脱“国家共识的瓦解”这一困局，美国总统急于从越战中抽身，不得不向新中国寻求帮助。基辛格经常不愿公开承认这一点，他喜欢的修辞是：由于“当时苏联在中国北方边境上陈兵42 个师”，新生的中国不得不寻求与维护世界均势的美国联手（《世界秩序》，页212）。[5]
新中国对美国文明的挑战
出任国家安全助理之前，基辛格是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1962 - 1969），出版了五部著作，其中两部已经译成中文。[6]基辛格前往北京时，他的新著的中译本也正在准备之中。[7]我们不难推想，对即将到来的这位美国客人的政治见解，新中国总理周恩来（1898 - 1976）已心中有数。
会谈开始时，周恩来总理对基辛格教授强调说：
我们是太平洋两边的两个国家。你们有两百年的历史，我们创立新中国只有22年，因此我们比你们年轻。（基辛格，《论中国》，页241）
在基辛格听来，这句话没有实质意义，不过是新中国政治家对美国客人表示欢迎的客套说辞。周恩来总理在外交场合的言辞以温文尔雅著称，基辛格若没有听出这话隐含着新中国与美国的立国对比的历史含义，他的耳朵就算不上敏锐。事实上，基辛格心里清楚，中国已有三千多年的文明史，而他同样清楚，当周恩来说“我们创立新中国只有22年”时，这话实际隐含着世界历史的现代视野。
美国是世界历史进入现代之后因历史的偶然而出现的新型政治单位，它的建立不仅基于现代文明原则，还植根于近代欧洲文明成长所经受的内在创伤。十六世纪西欧人的航海大发现及其殖民扩张开启了现代世界的历史，但直到两百年后的十八世纪中期，现代文明原则才有了明确表述。1750年，巴黎才子杜尔哥（1721-1781）写下《普遍历史两论提纲》和《政治地理论著纲要》，系统而又简洁地描绘了启蒙哲学的文明进步原则——他甚至“预言[英属]美洲[殖民地]不可避免地会独立”，时年他才23岁（沃格林/卷八，页148）。[8]
从杜尔哥的表述中可以看到，启蒙哲学所说的普遍进步有三个基本标志：科学技术进步、全球交往的经济生活进步以及政体进步。十九世纪以来，这种普遍进步论屡遭理论挑战，以至于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认为需要为之辩护。[9]具体而言，科技进步和商业化经济生活进步虽然不乏争议，但与政体进步或者说国家伦理的进步论引发的争议相比，就算不上什么了。基辛格知道，“对于不同的民族，技术也好像有着不同的意义”，这取决于一个政治体“在什么时候获得它以及怎样获得”，而“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更是如此。[10]
杜尔哥在提出“建设新世界的计划”时，自觉到自己有一种世界历史使命，甚至带有“与此使命相匹配的自信所激发的兴奋感”。正因为如此，他不可能考虑到自己的计划会引发同样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生存“迷失感、挫败感、绝望感和毁灭感”。[11]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前，欧美发达国家因普遍的“迷失感、挫败感、绝望感和毁灭感”爆发了大规模动乱，堪与1848年的欧洲动荡媲美。[12]美国的动乱尤其严重，“军队在越南的丛林中陷入困境”，“社会为人们的反抗所分裂”，头脑清醒的美国人不得不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国家正在从内部被分裂？它在商业上的杰出才能为什么正在衰退？它的强大军事实力又为什么发挥不了作用？”[13]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周总理说新中国比美国年轻得多，明显不仅指科学技术和经济生活的进步，而是更多指政治体的进步，它实际决定了某个现代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生活的伦理品质。科技发达和商业繁荣仅仅是现代式的好政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因为它们在提高世人生活舒适度的同时，也给文明政体带来伦理品质上的损害——甚至带来人为灾害。如何管控科技和商业，使之受到必要的伦理约束，迄今是现代国家不得不面对的严峻挑战。[14]美国已经有两百年历史，科学技术和经济生活相当进步，不等于美国政体的文明品质“好”，除非美国政制的历史已经证明自己是世界上的最佳政制，而这即便在今天也极具争议。[15]
周恩来总理心里很清楚，新中国虽然年轻，尤其在科学技术和经济能力方面还相当孱弱，但新生的中国有信心在这些方面取得进步后形塑伦理品质好的现代文明政体。换言之，周总理优雅的外交辞令暗含文明观念的挑战，即挑战美国对何谓好的现代文明的解释权。他紧接着就向基辛格教授重申了新中国早就提出的有关国际秩序的两项基本主张：第一，所有国家无论大小一律[主权]平等；第二，即便新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也不会加入“超级大国”之列争夺世界霸权。第二项宣称表明了新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理解具有中国文明意涵：一个政治体有独立自主的决定自身文明样式的权利，这种权利不能变成普世性的权力诉求，即便认为自己的文明样式是世上最好的。这意味着，国际秩序的普世性原则应该是“和而不同”，而非“自由民主”，因为后者仅仅是极具争议的文明样式。
基辛格可能会说，周总理提到的第一项主张其实来自基督教西方——确切地说，来自十七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新政治原则：
昔日尊卑分明的等级制度被悄悄地抛到了一边，代之而起的是主权国家无论强弱、无论实行何种制度都一律平等的体系。新涌现的大国，例如瑞典和荷兰共和国，得到了诸如法国和奥地利等老牌大国享受的礼遇。（《世界秩序》，页22）
基辛格没有敢在周恩来面前这样说，他心里清楚，这种说法是弥天大谎，只能用来蒙骗知识分子。基督教欧洲的政治单位在历史上长期受封建王权亲属关系支配，从来没有过什么国家间“尊卑分明的等级制度”——相反，基辛格认为，古代中国建立的区域国际秩序才基于这种等级制度（《世界秩序》，页277）。所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终结了“尊卑分明的等级制度”，纯属无稽之谈。这次和会仅仅表明，罗马教廷已经没有权威调停基督教政治单位之间的封建式地缘冲突，一切都服从于“各方势力不断分化组合，结成敌友关系错综复杂的联盟”（《世界秩序》，页21）。历史事实表明，德意志“三十年战争”之后，基督教政治体之间并没有出现实际上的主权平等，倒是实现了大国势力决定秩序的马基雅维利式[欧洲]国际政治原则。
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期间签署的一份条约中，欧洲人首次使用“大国”（great power）一词。[16]1833，德意志史学家兰克在他主编的《史学-政治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诸大国”的长文，首次从史学-政治学角度描绘了十六世纪以来现代欧洲成长史的基本脉络。此文如今已成为政治史学的经典文献，自此以后，“大国博弈”就成了描述国际秩序变化最为常见、也最为有效的视角，这无异于确认了“三十年战争”以来欧洲秩序变动的支配性法则。[17]
周恩来总理对于现代欧洲的政治成长经历了如指掌，因此，他在提出新中国主张“所有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之后特别强调，新中国不会做“超级大国”，这让基辛格教授听来有如芒刺在背。1974年，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1904 - 1997）代表新中国首次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再次强调这一宣称，明显刻意针对十六世纪以来西方基督教大国相互争夺霸权的国际政治原则。[18]
基辛格如何理解新中国
基辛格非常聪明，他看出周恩来总理所表达的两项基本主张与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有关，只不过被说成了来自共产主义思想（《论中国》，页241）。在基辛格看来，新中国虽然身着现代意识形态观念外衣，骨子里却是儒教文明国家。如果我们承认基辛格在这一方面的眼力比我们更具穿透力，那么问题就来了：基于基督教欧洲的历史经验，基辛格会相信周恩来总理代表新中国做出的庄严承诺吗？
听了周总理的申明后，基辛格教授当时心里是这样想的：
马基雅维利会说，如果一个国家想得到一项保证而又不愿乞求，那它就应搬出一个概括性的提法，然后将它适用于具体情况，这样做符合该国利益。这也就是周恩来这么说的原因之一。（《论中国》，页241-242）
我们很难设想基辛格教授不熟悉西方的古典政治教诲，但他看待周恩来代表新中国所表达的国际政治主张，不是凭靠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或西塞罗甚至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治教诲，而是凭靠马基雅维利（1469 - 1527）。按照这种政治理解，根本就没有国家间的政治平等这回事，重要的是有实力的大国支配下的均势。基辛格年轻时一度沉迷于康德和斯宾格勒，但在对现代欧洲政治成长过程中大国更迭的历史做过一番研究后，他完全服膺了马基雅维利之道。[19]
对基辛格而言，现在由历史生成。现在的政治因此是由以往的政治塑造而成。事实上，后者“代表了我们赖以生存的最不可动摇的必需品”，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的“无情”。[20]
凭靠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理解，基辛格把新中国的国际关系主张理解为一种阴柔之道：新中国总理“向美国保证，中国不是个潜在的威胁”，不过是狡猾地想要美国“不必用军力与之抗衡”（《论中国》，页242）。他曾评论说，斯大林“靠无情、多疑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统治方法治国”（《论中国》，页105-106），而我们在这里看到，他在处理中美关系事务时同样如此。连基辛格这样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都这样，我们若以为美国政治人会相信新中国的发展不会是“潜在的威胁”，如果不是一厢情愿也只会是自己哄自己——文明德性品质的差异又会多了一个显著例证。
基辛格以马基雅维利式的多疑心态继续说：
中国不以炫耀武力为荣的国际行为准则源自孔子的学说。要考验这种新关系，就要看这些准则在动乱压力之下是否还能站得住脚。（《论中国》，页242）
这一说法让我们看到，基辛格的政治言辞在涉及政治道德时如何闪烁。因为，不炫耀武力与“在动乱的压力之下”凭靠并使用武力克制动乱并没有矛盾。用武力做正义的事情与做不义的事情，有伦理品质上的差异——美国凭靠武力把钓鱼岛交给战败国日本“托管”，就是再明显不过的行不义。基辛格显然不能说，当美国把战火烧到中国边境时，新中国动用哪怕是孱弱的武力克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式的非法干涉有违孔子学说。
不过，基辛格的这一说法也让我们看到，他多少意识到，新中国与美国这个从基督教欧洲的宗教叛乱衍生出来的新国家有伦理品质上的差异，而自己是在同一个并未与自己的古典文明传统断绝关系的政体打交道。虽然都基于科技和商业文明的进步论，新中国仍然出于文明本能地恪守自己的传统德性。与此不同，美国的诞生基于近代欧洲文明与西方古典文明原则的决裂，它凭靠所谓新的“自然主义”原则相信，政治“超越了善恶”，在实际政治中应该竭尽全力不择手段地扼制机运——不择手段成了一种政治德性。
但基辛格不会让自己显得公开服膺马基雅维利之道，毕竟，即便在西方基督教的政治传统中，马基雅维利之道也名声不佳，难免招惹道德非议。1569年，“马基雅维里主义”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一本英语字典中时，其含义被定义为“在权术或一般品行上耍阴谋”。[21]当有记者问及基辛格是否深受马基雅维利影响时，他断然否定，并说真正影响自己的哲人是斯宾诺莎和康德。如果基辛格在政治思想史方面下的功夫再深些，清楚斯宾诺莎与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内在关联，他就不会这样说了。[22]
事实上，即便到了耄耋之年，基辛格仍然相信，马基雅维利之道堪称世界历史的永恒法则。他在评说公元前四世纪摩揭陀国孔雀王朝大臣桥底利耶（又译“考底利耶”）时，准确而又清晰地表达了他对马基雅维利之道的理解。据说，桥底利耶“与马基雅维利一样”，“提出了务实的行动指南，而不是制约性的规矩”。正如法国崛起时路易十三的大臣黎塞留（1585-1642）信奉的那样，其原则是“国家领导人无权根据个人良知谨守道德而危及国家生存”，或者说如普鲁士王国崛起时的君主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的行为所体现的那样，国家“自我保护的内在逻辑无关道义”（《世界秩序》，页250 - 251）。
由此可以理解，基辛格若要与中国这个从未与古典文明断绝关系的文明政体打交道，就还需要另一套政治说辞。
基辛格如何解释“世界新秩序”
1994，新中国的改革开放举步维艰之际，已经73岁高龄的基辛格出版了一部政治史学大著——《大外交》。该书结尾时，基辛格这样预测世界历史的未来走向：
美国发现自身的处境十分近似于十九世纪的欧洲，我们可以希望类似于梅特涅体制的某一体制能够演化,借由共同的价值观增强势力均衡。在现代世界，这些价值必然是民主理念。[23]
基辛格这样说的时候，正是“冷战”降下帷幕之后，美国独领全球风骚的历史时刻。奇妙的是，仅仅二十年后——或者说当基辛格发现新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迅速崛起之后，他却又重申，德意志“三十年战争”已经“彻底打碎了天下一统或同一信仰的人团结一致的假象”，而他所推崇的欧洲式均势观念“意味着意识形态上的中立和针对情况的变化不断做出调整”（《世界秩序》，页21、24）。这意味着，即便为了“增强势力均衡”，也不可能借助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即便它是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也罢。显然，基辛格没可能说，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不是一套意识形态观念。
究竟是哪种情形？为了“增强势力均衡”究竟需要还是不需要某种共同价值观？如果的确需要，那么，它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共同价值观？显而易见，这样的问题迄今没有定论。由于美国一向凭靠经济和军事优势把自己信奉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说成天下一统的共同价值观，按照基辛格所信奉的马基雅维利之道，他仅仅需要针对情势变化提供不同的政治修辞。借用研究“冷战史”的权威学者加迪斯的归纳，基辛格属于欧洲人“大战略”思维传统的一种类型，这种人“谦逊有加，知道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有做出相应调整的灵活性，以及接受甚至让矛盾为我所用的聪明才智”。[24]
政治史学家告诉我们，梅特涅（1773 - 1859）服膺实力政治原则，他“英雄般勇敢地去行动、不择手段地[即马基雅维利主义地]推行既定政策”。[25]基辛格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就清楚知道，梅特涅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政治家”，拿破仑已经说过“梅特涅混淆了政策与阴谋诡计”。[26]基辛格“希望类似于梅特涅体制的某一体制”能够增强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均衡，表明他并不避讳马基雅维利之道。
尽管如此，基辛格追仿梅特涅仍然会让人感到奇怪，因为梅特涅联合欧洲的王朝国家重建欧洲秩序时，代表的是欧洲传统的王权神圣的价值观，而英属美洲殖民商人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第三等级的《人权宣言》所宣示的人民主权论与神圣王权论势不两立。革命军人拿破仑（1769-1821）称帝后，虽然强化了君主式的绝对主权，并没有砍掉共和主义这面普世大旗，反倒利用它剥夺邻国“主权”，凭此“还（不无道理地）自视站在了启蒙运动的顶峰”，成了“代表全球权力的领袖”（《世界秩序》，页45、48）。[27]换言之，基辛格应该显得推崇拿破仑，才会让人觉得他在逻辑上保持了一致。
基辛格不可能拒绝拿破仑的普世共和主义，他至多只能批评拿破仑没有致力于通过让欧洲保持势力均衡来维持法国的安全，而是企图通过军事行动让法国成为欧洲霸主。基于美国利益及其战略需要的立场，基辛格的聪明才智想到的问题是：如何将梅特涅与拿破仑结合起来，即采用梅特涅这位“欧洲的首相”所设计的体制来实现《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所宣称的“共同价值”。这意味着，十九世纪的梅特涅凭靠马基雅维利之道设计的“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应该转换为美国主导的“世界协调”（Concert of World），在冲突发展成战争之前解决各国间的纷争。
2011年，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基辛格教授应邀参加了一场题为“21世纪属于中国吗？”的国际性公开论坛。他在这个场合说，“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中国历史上一直被一些较小的国家所包围”，它们没有哪个能单独威胁中国，但如果它们联合起来就不同了。[28]人们若没有从这样的言辞中听出，基辛格实际上在向中国周边的国家教唆马基雅维利之道，只能说明人们对基督教欧洲的政治成长经历过于缺乏了解。
基辛格继续说道，“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的对外政策可以被描述为‘蛮夷管理’政策”，而如今“世界上有很多国家与中国实力相当，中国从来没有应对过这样的世界”，这对中国而言“本身就是一个深刻的挑战”。奇妙的是，基辛格同时又承认，“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中国在过去的20个世纪里都没有谋求过霸权”，可见他清楚知道，即便是“‘蛮夷管理’政策”也与“霸权”政策是两回事。既然如此，他何以可能说，“中国任何一个主导世界的企图都会激起周边国家的过度反应，这将为世界和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同上）？
人们能够推想，基辛格实际上想说，文明中国从来没有应对过从基督教欧洲尤其美国的政治成长中演化出来的世界。事实上，基辛格已经这样说了，只不过他用某种“普遍观念”掩藏了马基雅维利之道。
作为我的结论，我认为，问题不在于21世纪是否属于中国，而在于我们能否让中国在21世纪接受一个更加普遍的观念。（《舌战中国》，页20）
什么是“更加普遍的观念”？是他在《大外交》结尾时说的“类似于梅特涅体制”的均势秩序观念，还是“普世民主”观念？鉴于基辛格在1994年就承认，“关于一般所宣称的民主，世界各地用词未必就一样”（《大外交》，页733），他就不能说“普世民主”是“更加普遍的观念”。既然如此，他在《大外交》结尾时信心满满的如下言辞，就不过是在表达一种披上道德外衣的强权逻辑：
美国在历史上根本未尝遭到威胁其生存的外敌，当此威胁在冷战时期终于出现时，又被彻底击败。美国的经验因而鼓舞美国人去相信，美国在世界各国中是唯一无可撼动的强国，并且只凭靠道德和善行就能无往不利。（《大外交》，页774）
如果美国是“只凭靠道德和善行”而“无往不利”的话，按照基辛格的政治言辞，那人们就得说，美国凭靠的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式的“道德和善行”。既然如此，如果人们在今天说中美关系是一种“竞争关系”，那么，这场竞争就并非仅仅关乎科技和经济进步，而是更关乎国家的政治德性品质。因此，若要真正认识美国的“道德和善行”，人们就得搞清楚，美国的政治成长如何把马基雅维利之道与自由民主理念结合在一起。
▍二、太平洋东岸的行为特征
既然基辛格说，“美国的经验鼓舞美国人去相信，美国在世界各国中是唯一无可撼动的强国”，我们就有必要认识美国人所相信的“美国经验”的历史特征。
基辛格的《大外交》既是一部现代世界政治史，又是一部美国政治史，两者紧密地交融在一起。人们不难看到，基辛格以描述美国在二战后如何建立“世界新秩序”开篇（第1章），继而描述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和伍德罗·威尔逊（1856 - 192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如何致力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第2章），然后才回到十六世纪，从西方基督教欧洲形成均势的时代讲起（第3章以降），沿着世界现代史的时间脉络一直讲到“冷战”结束。
虽然美国在十八世纪才立国，但基辛格把“美国秩序”放到了现代世界的大历史中来看待，而十六世纪正是古老的中国与现代时刻错失相遇之机的历史时刻。历史社会学家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非常著名，他在开篇就说，十六世纪时还“根本看不出”欧洲必然会超过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尤其是中国：
在中古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先进和更优越。[29]
然而，在接下来的五百年里，基督教欧洲越来越比中国先进和优越。肯尼迪讲述了五百年来世界历史中的大国兴衰，中国在其中几乎没有占据值得一提的位置——即便讲到了二十世纪，肯尼迪也没有给中国抵抗日本入侵长达14年之久的战争哪怕一个小节的篇幅。在记叙日本以“一种极为独特的风格”“对现状发起挑战”的小节中，肯尼迪仅仅从日本的角度提到中国的抗日战争，篇幅不足两页（《大国的兴衰》，页378-379）。对长达三年的朝鲜半岛战争，肯尼迪也差不多是一笔带过——他甚至说，“由于不使用原子弹，美国人被迫进行了一场类似1914-1918年的堑壕战”（《大国的兴衰》，页474）。似乎美国若动用了原子弹，就会干净利索地赢得这场战争。在肯尼迪笔下，基督教欧洲崛起的晚近五百年历史充分证明，马基雅维利之道行之有效，它涤除了古老的文明中国在德性上的“先进”和“优越”。
从1898年到1919年的二十年间，是美国崛起的时刻，也是美国的自由民主观念得以定型的历史时刻，这时的美国甚至出现了平民主义的进步运动。[30]但要真正认识美国的这一历史时刻，还得如基辛格所说的那样，认识两位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后者年长前者两岁，他们是同时代人，并曾竞争总统职位。
西奥多·罗斯福的言与行
荷兰裔美国人西奥多·罗斯福比阿尔弗雷德·马汉（1840-1914）小18岁，却比马汉早八年发表了关于现代海军史的专著《1812年的海战史》（History of the Naval War of 1812，1882），时年他才24岁。当时，结束“南北战争”后的美国经济一片繁荣，商界人士急于获得海外市场，但一些政治人担心，美国的海外商业扩张会导致与欧洲大国冲突。[31]针对这类担忧，西奥多·罗斯福的这部少壮之作发出血气方刚的“军国主义呼吁”，主张美国应该大力扩建海军，为海外商业扩张护航，引来“如潮好评”。西奥多·罗斯福一生出版了18部书，每一部都多次再版，尤以这部军国主义性质的书“再版次数最多、获评价最高”，而且成了数代美国政治人的教科书。[32]
七年后，已经30岁出头的西奥多·罗斯福开始陆续发表四卷本史著《赢取西部》（The Winning of the West，1889 - 1896），从1774年丹尼尔·布恩翻越阿里根尼山脉写起，一直写到1836年克罗克特在得克萨斯的阿拉莫去世为止。西奥多·罗斯福“以他自己在前线战斗的经验为基础，用到了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所有资料，充分发挥了他个人的创造力”，津津乐道地“展示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地时所使用的军事装备”。此书同样获得巨大成功，西奥多·罗斯福甚至因此赢得了“乔治·班克罗夫特的继承者”声誉，为后来被推选为美国史学家协会主席打下了基础，而此书与《1812年的海战史》一样，“都在鼓吹美国做好战争准备”。[33]
西奥多·罗斯福相信，美国的扩张是“上帝赋予这个国家必然的道德使命”，这让他对未来的世纪是美国的世纪深信不疑，并“决心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一目标”。[34]历史给他提供了机运：1897年，威廉·麦金莱总统（1843 - 1901）任命西奥多·罗斯福为海军部副部长。“新官上任才仅一周”，西奥多·罗斯福就提醒总统可能出现“古巴危机”，迫不及待地想要把一个“最热情的扩张主义者”圈子的念头传输给总统。这个圈子中“既有参议员、众议院代表，海陆军官员，也有作家、律师、科学家及社会名流”，他们相信“美国有权且有义务扩张到整个北美大陆”，并“武力解放古巴，吞并夏威夷，让星条旗在整个西半球升起”（莫里斯，《领袖的崛起》，页564 - 565）。半年后，西奥多·罗斯福向麦金莱总统正式提交了入侵古巴的作战计划。
西奥多·罗斯福主导的“美西战争”开启了美国崛起的历史时刻。出任美国总统（1901）后，他首先致力取得对西半球——拉丁美洲的支配权。在1904年底的一次国会演说（12月6日）中他宣称，“坚持门罗主义的美国不管自己有多么不情愿”，都可能被迫在西半球“行使国际警察的权力”，这是“门罗主义的必然推论”。其实，在提出这一“推论”之前，他“已先有行动”：1902年，他迫使海地解决与欧洲各银行的贷款问题，1903年，他“煽动巴拿马动乱，使之成为全面叛乱”（基辛格，《大外交》，页22）。
西奥多·罗斯福为实现美国梦而肆意霸凌美洲邻国，“激怒了西半球的许多人”（艾利森，《注定一战》，页152-153）。不仅如此，为了压制掌握世界霸权的英国和正在崛起的俄国，西奥多·罗斯福还积极涉足东亚。1905年7月，在西奥多·罗斯福授意下，时任美国陆军部长的威廉·塔夫脱（1857 - 1930）在东京与武士出身的日本首相桂太郎（1848-1913）交换了一份秘密备忘录（《桂太郎-塔夫脱密约》），双方互相承认对方占取菲律宾和朝鲜。
两个月后（9月），在西奥多·罗斯福的撮合下，日本与俄国在美国的海军基地朴次茅斯签署终战和约，结束了双方为争夺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的控制权而打了一年半的战争——史称“日俄战争”：这场战争由“日本想统治朝鲜的欲望所引发，然后通过入侵朝鲜而肇始……最终发展为日本与俄罗斯之间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战争”。[35]在基辛格眼里，这份条约堪称“罗斯福均势外交的典型体现”，因为它“抑制了日本的扩张，防止了沙俄的崩溃”，“突显了美国作为亚洲大国的角色”——西奥多·罗斯福因此而“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美国人”（《世界秩序》，页329）。作为康德的信徒，基辛格闭口不提，正是凭靠这份条约，日本吞并了朝鲜王国。
美国著名军史作家米勒特写道：
1882年美国和朝鲜签订第一个条约时提出在朝鲜设立“友好机构”，“如果其他列强不公正对待或压迫朝鲜”，美国就向朝鲜提供帮助。但直到1945年9月，接着在1950年6月，当其他国家计划吞并朝鲜时，美国才甘冒风险，迎接挑战。[36]
米勒特羞于指出美国的虚伪，竟然帮助日本“不公正对待或压迫朝鲜”。但译文漏掉（或出版社为了顾及中美关系删掉）了随后一句——在朝鲜人眼里，
朝鲜历史上最大的美国坏蛋是西奥多·罗斯福，他因满足日本1905年在朝鲜扩张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我们则不应该忘记，西奥多·罗斯福不仅认可了日本吞并朝鲜王国，还鼓励日本吞并我国的东北。日本决心与俄国开战，不仅意在吞并朝鲜，还觊觎我国东北，否则，即便夺取了朝鲜半岛，仍然没有打通向北扩张之路。西奥多·罗斯福懂得日本的心思，在日俄战争期间，他就“往往把朝鲜问题和中国东北问题相提并论”，“屡次向日本提及，日本应控制满洲的一部分”，至少在南满“获取立足点，并在那里保持一个相对不受挑战的地位”，否则即便占有朝鲜半岛，也不可能实现对俄国的遏制。[37]
西奥多·罗斯福因促成日本与俄国签署朴次茅斯终战和约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基辛格眼里，这并不是对现代西方的“和平”理念的一大讽刺。毋宁说，它证明了马基雅维利之道的正确。事实上，日俄战争结束不到五年，美国当时的著名军史学家科贝特（1854 – 1922）就着手从军事战略和战术角度撰写日俄战争史，以此总结历史经验，十年内成书两大卷，与西奥多·罗斯福《1812年的海战史》相比，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38]
西奥多·罗斯福相信，“最讲人道主义、最热衷于国内进步的国家，与不顾及他人利益的国家相比，往往趋向虚弱”，因此他“谨慎果断地平衡全球势力，使事态朝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世界秩序》，页325 - 326）。这无异于承认，西奥多·罗斯福致力于建立势力均衡的出发点是损人利己，而且不择手段。按如今美国民调排名，西奥多·罗斯福的历史声誉仅次于华盛顿、杰斐逊和林肯，位居前四。据说，“他使美国人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与繁荣”，“让美国成了世界一流强国”（黄砥中，页2）。美国教育家为青少年撰写通俗版的西奥多·罗斯福传时，只字不提他的帝国主义面目；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引进这样的教本，用作高中生中英对照课外读物，我们的青少年自然也看不到这样的面目。[39]
西奥多·罗斯福奉行马基雅维利之道，因为这符合他富有历史使命感的冲动与情感，而他对上帝的虔诚同样毋庸置疑。
在罗斯福看来，上帝已经在呼吁美国担负起西方文明守护者和传道者的角色，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在“扩张”文明的使命下，罗斯福还扩大了美利坚帝国的版图，这让其全球竞争对手心神不安。（艾利森，《注定一战》，页140）
马基雅维利主义与虔敬的上帝信仰的奇妙结合会让今天的我们感到费解，但按吉本（1737 - 1794）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描述，这是一种与西方的人性一样久远的现象：
人的思想若顽固地死抓住一个目标，便会把一种一般的责任变成为一种特殊的使命；出于理解或想象中的热忱的设想，会让人感到似乎是上天的启示；思索的过程将会在狂喜和幻境中消失；内在激情，那看不见的牵线者，将被描绘成具有上帝的天使的形象和属性。从狂热分子跨向江湖骗子的一步极易失足，十分危险；苏格拉底的精灵为我们提供了难忘的例证：一个聪明人如何可能欺骗自己、好人如何可能欺骗别人、良心如何可能沉睡在自我蒙混和有意行骗的迷蒙的中间状态中。[40]
这段话用在西奥多·罗斯福身上固然合适，但用在他的继任者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身上更为适合。
伍德罗·威尔逊的行为
1917年4月，威尔逊总统带领美国跨洋介入欧洲战争，不是因为美国受到战争威胁，而是为了实现一个伟大的理想：建立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与拿破仑马背上的普世共和主义理想相比，威尔逊的普世民主理想因凭靠现代军事力量而更具全球化的战斗力。
在“一战”爆发后的最初两年里，威尔逊一直宣称对欧洲战争保持“事实与名义上的”中立和“思想与行动上的”公正，但私下里则“警告自己的心腹”，如果德国获胜，“我们文明的进程将因此而改变，美国也将变成一个军事国家”。[41]事实上，即便德国不能获胜，美国也将变成一个军事国家。美国与欧洲战场隔着一个大洋，地缘上与交战地区没关系，即便不保持中立，战火也很难烧到自己身上。美国宣称保持中立仅仅表明，美国与远隔大西洋的欧洲大陆属于同一个国际秩序——“保持中立”本身就是典型的欧洲国际秩序概念。拿破仑战争期间，美国想要保持中立，但无论法国还是英国都拒绝承认这种“中立”。毕竟，当时的法国和英国仍在北美洲争夺势力范围，而英属美洲殖民商人此前能够“独立”，原本就是英法冲突的结果。
1915年5月7 日，德国潜艇在爱尔兰海岸击沉英国客轮“卢西塔尼亚”号，1152人丧身，其中十分之一是美国人（124人）。美国国内随即出现参战呼声，威尔逊趁机要求陆军部提出备战方案（1915年底），随即遭遇坚持孤立主义的国会议员强烈反对。[42]
与拿破仑战争期间一样，美国在“一战”初期所采取的中立政策就是与交战国双方平等地保持自由贸易关系。1916年夏季，英国加强了对所有中立国贸易的控制，以免敌对国获益。美国的贷款对象主要是协约国，但也没有放过与德国和奥地利做买卖的机会。英国为此十分恼火，“不客气地施行海上封锁，阻挡了美国把货物运到德国和欧洲[其他]中立国”。[43]同年9月，美国国会做出强硬反应，授权总统可以使用武力对付任何阻碍美国贸易自由的国家。
为了说服孤立主义的脑筋，威尔逊在为争取总统连任而发表的竞选演说（1916年10月5日）中强调：
美西战争给美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当这场战争结束之时，美国人已经发现[自己]成了古巴的监护人，拥有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美国的边疆一下子越过7000英里到了菲律宾群岛一些人迹罕至的森林地区，自此以后，美国已经不可避免地陷入世界政治的罗网之中。[44]
威尔逊并没有把美西战争视为不义行为，而按照他的普世民主理想，他至少应该把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菲律宾视为不义行为。因为，美西战争爆发之前，年仅28岁的菲律宾人阿吉纳尔多（Emilio Aguinaldo，1869 - 1964）已经组织起义军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这位崇尚“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革命信徒未等取得军事胜利，就模仿美国宣布成立“独立自由”的菲律宾共和国（1897年11），还通过了一部临时宪法，尽管仅仅一个月后他又不得不流亡香港。
1898年5月1日，美国海军亚洲分舰队司令杜威准将率领舰队突袭驻守菲律宾的西班牙舰队，仅几个小时就结束战斗，随即封锁马尼拉湾。杜威准将派人到香港找到阿吉纳尔多，游说他马上返回菲律宾重新收拾武装。阿吉纳尔多随即返回菲律宾，并成功再次发动起义（5月29日），紧接着就发表了《加威特独立宣言》（6月12日）。10天后，阿吉纳尔多颁布了地方政府机构组织法令（相当于临时宪法），并呼吁各国承认该政府作为与西班牙交战的国体资格以及菲律宾获得独立。阿吉纳尔多以为，崇尚“独立自由”的美国理所当然会支持菲律宾人独立，因此他在“独立宣言”中写到，菲律宾的“独立”得到了“强大而人道的北美国家的保护”。[45]
美国陆军分三批登陆菲律宾（1898年6月30日至7月31日）之后，阿吉纳尔多感觉不对劲，赶紧宣布成立菲律宾共和国（8月6日），自任总统，一周后（8月12日）发表《菲律宾独立宣言》。巧合的是，同一天，美国与西班牙在巴黎秘密谈判，就媾和达成协议：西班牙放弃古巴，把波多黎各以及西印度群岛中的其他岛屿让给美国。协议没有涉及菲律宾，因为登陆菲律宾的美军和西班牙殖民军指挥官已经达成秘密协定，由美军而非菲律宾独立武装接管马尼拉，以表明“解放”菲律宾的是美军。[46]
第二天（8 月13日），美军发起了一场假进攻（死8人伤32人），西班牙殖民军把马尼拉移交给了美军。自1832年的洛比兹条约以来，美国驻亚洲各国的代表重复过“千百遍那套老调，即美国既没有取得殖民地的意图，也没有这种合法权利”，现在终于露出本色。西班牙驻守马尼拉的殖民军正式向美军宣布投降后，英国战舰向美国国旗致敬，日本和德国的战舰闷闷不乐。[47]
阿吉纳尔多的独立武装包围马尼拉近两个月之久，现在美军却阻止他们进入马尼拉。[48]阿吉纳尔多并不知道，而杜威准将知道，美国此次进兵的目的不是帮菲律宾人获得“独立自由”，而是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菲律宾。1898年12月，气息奄奄的西班牙王国与美国在巴黎签署条约，将菲律宾割让给美国，美国支付二十00万美元——美国夺取菲律宾就这样完成了国际法手续。1899年元月4日，美国占领军发布《开明同化宣言》，正式接管菲律宾。阿吉纳尔多随之（元月5日）针锋相对地发表宣言，谴责美国对菲律宾的占领。他原以为“美国曾经是一个为争取独立和废除奴隶制度而斗争的民族”，万万没想到美国竟然是这样。元月21日，阿吉纳尔多宣布成立共和政府，并声明若美军强行占领当时最繁荣的米沙鄢群岛，他的共和军将对美军开火（刘迪辉/金雨雁，页132）。
阿吉纳尔多缺乏审慎德性，他以为美国人仅仅是说说而已，并没有做出警戒性作战部署。两周后（2月4日），美军向马尼拉近郊菲律宾独立武装的营地发动突袭，阿吉纳尔多的武装毫无准备，仓促应战，“至少有三千名菲律宾人被屠杀，而美军仅有二百五十人死亡”（阿马多·格雷罗，页31）。
现在，菲律宾独立战争的对象变了，敌人由西班牙人变成了美国人。美菲战争开打，历时三年（一说“持续了五年”）。[49]起初，菲律宾独立武装重创美军，一度攻入马尼拉市内，但终因人力和财力不支而失败。为了镇压菲律宾独立武装，美国不断增兵，耗资三亿美元，投入总兵力达12万6千（4000人被击毙，负伤近3000）。在整个战争期间，菲律宾独立武装“近二十万人被杀”，“死于饥饿和瘟疫”的平民则高达二十万（刘迪辉/金雨雁，页134-151）。
无数菲律宾男人、女人和孩童被屠杀，美国士兵用“水刑”（将水灌人喉咙）和其他刑罚折磨被抓的菲律宾游击队员，摧毁一个又一个菲律宾城镇和粮仓，1901年仅一周时间，就摧毁了100万吨大米和6000个家庭，最后，美国强迫菲律宾民众住在“保护区”。[50]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派出使团前往菲律宾，高唱“‘和平’‘自治’和‘开明同化’等海妖歌声”，菲律宾知识分子和某些革命军领导人被“深深地迷住了”（阿马多·格雷罗，页32）。
1899年初，美国兼并菲律宾的消息在美国各地虽然“已经广获人心”，但仍然在即将来临的总统换届选举中成为论辩话题——这涉及美国宪法和美国的道德形象问题。最高法院院长认为，兼并菲律宾或夏威夷的手续一旦完成，在那里“成立任何形式的政府都无须人民的同意，领土的转移也无须人民明白表示向意”，国会可以自作主张（泰勒·丹涅特，页528）。美国第56届国会在辩论是否兼并菲律宾时，有参议员宣称：
哪个国家支配太平洋，也就支配了全世界，而由于取得菲律宾，美利坚合众国将成为且永远成为这样的强国。[51]
还有比这更具雄心的公共言论。美西战争之后，前往巴黎与西班牙谈判的美方代表团成员之一怀特洛·里德（1837 - 1912）宣称：
扩大美国对菲律宾群岛的控制是要在中国海峡上架起一道防线，确保美国在太平洋彼岸的统治地位——加大美国对太平洋地区的控制，扩大二十世纪美国对大洋彼岸贸易的控制。如果利用得当，它可以使整个太平洋地区成为美国的一个内湖。（转引自卡明思，页191）
威尔逊在1916年的竞选演说中说，“美国的边疆一下子越过7000英里到了菲律宾群岛一些人迹罕至的森林地区”，作为自由民主信仰的忠实信徒，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过于伪善，除非他所理解的“自由民主”有美利坚式的独特含义。所谓“美国已经不可避免地陷入世界政治的罗网之中”，听起来似乎带有那么一点儿愧疚或迫不得已，其实，早在美西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1900），威尔逊就因美国的成功扩张而欣喜得不行：
在近三百年时间里，美国的增长都遵循一个单一的法则，就是扩张到新的领土上去的法则，这个伟大的过程形成了我们的国家，形成了一致的情感，形成了我们的政治制度，从大西洋沿岸穿越整个北美大陆向太平洋海岸挺进，我们历史上的这一出伟大的戏剧已经上演到它的最后一幕。（转引自任李明，页130）
威尔逊在1916年10月的竞选演说中用到“世界政治”一词，这在今天的我们听来太过寻常，但在二十世纪初却并非如此。我们应该问：在威尔斯的心目中，何谓“世界政治”？一旦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就不难注意到，威尔斯心目中的“世界政治”与美国“边疆”的扩展相关：自由民主的文明进步将使得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边疆消失，首先是美国不再有边界。[52]
1900年，欧洲人看到了美国人在美洲大陆上不可阻挡的扩张和殖民化进程，他们越过太平洋，把夏威夷和菲律宾也纳入自己的版图；在这同一张地图上，大部分美国人却只看到自由和民主的广泛传播。（卡明思，页84）
这样的效果在很多程度上要归功于威尔逊的两面派行为。事实上，威尔逊曾希望通过与德国合作结束战争，在德国和英国之间斡旋，积极展开“致力于和平的极为秘密的谈判”（林克/卡顿，上册，页215）。随着战场态势变化，英国越来越觉得自己胜算在握，最终拒绝了威尔逊的斡旋（1916年12月）。这让威尔逊颇感失落，他在1916年的最后一场竞选演说中再次表达了自己的美国理想：
世界将再不是以前的世界，美国也将再不是以前的美国，美国曾经陶醉在被她自己称作光荣的孤立之中，3000英里的大西洋使欧洲事务远离美国，浩瀚宽广的太平洋使任何威胁都影响不到美国政治。但现在，跨过大西洋和跨过太平洋，我们已感到即刻的影响。（转引自任李明，页89）
一个月后（1917年1月22日），威尔逊在参议院发表演讲，提出美国应该承担起一项世界历史使命：彻底扭转欧洲传统，给世界带来新秩序，即用“大国共同体”取代“大国均势”（not a balance of power but a community power），以此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但是，这需要通过即刻介入欧洲战争来实现。
这次演说后来以“没有胜利的和平”（Peace Without Victory）为题留名青史。威尔逊充满热情地期许，由于美国的军事介入，战争结束后有望实现国家间“没有胜利”、没有赔偿和吞并的平等和平：
只有平等者之间的和平才持久。如果和平想要持久，必须是权利的平等，它必须既不承认也不暗含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差别。（转引自任李明，页133）
这话听起来让人振奋，尤其是小国和弱国的知识人——包括当时的一些中国知识人。与此同时，威尔逊还提出了迄今仍然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原则，即“大国共同体”成员必须是得到“被统治者同意”的民选政体。
在已经组织起来的国家中，还有比权利平等更为基本的东西（there is a deeper thing involved than even equality of right），如果不承认和接受政府的所有正当权力都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一原则，那么，没有和平能够或者应该持久（ought to last）。（转引自任李明，页133，比较页101）
这段话提醒人们，若把威尔逊的“没有胜利的和平”演说看作一种“和平主义”宣言，那就搞错了。因为威尔逊宣称，应该“持续地反对”不是以自由民主政体为基础的世界和平，这意味着威尔逊的世界秩序理想包含一项普世性的终极战争原则。这场终极之战会持续多久，唯有上帝知道。至少，直到21世纪的今天，美国政治人仍然把这一战争原则视为“普世民主”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民主政治理论虽然在我们关于开战正义和作战正义的争论中作用相对较小，却为关于战后正义的理论提供了最重要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自决、基于民众同意的正当性（popular legitimacy）、公民权利以及共同价值（common good）的观念。我们希望在战败国掌权的政府是由它所统治的人民选择的——至少是被该国人民承认为正当的——并且显然致力于增进该国（全体）人民的福祉。[53]
威尔逊的逻辑是这样的：世界和平以“大国共同体”为基础，而这个共同体则以自由民主政体的正当性为基础，否则，世界和平不仅“不能也不应该持久”。这一宣称明显来自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并非是威尔逊的发明。问题在于，为了实现自由民主的世界和平，战争——哪怕是持久的战争——就有必要，因为这是结束一切战争的终极战争。因此，如有政治史学家已经指出的那样，威尔逊的“没有胜利的和平”演说无异于“威尔逊式的大战宣言”（Wilsonian manifesto of the Great War）。[54]
威尔逊在“没有胜利的和平”演说中宣示普世民主原则时忘了，就在不久前，他曾希望通过与德意志帝国合作来结束战争，而当时的德国还有皇帝，并不符合他的合法大国的政治条件。何况，在协约国阵营中，好些政治单位并非民主政体（俄罗斯帝国、意大利王国、塞尔维亚王国、比利时王国、罗马尼亚王国和希腊王国）。由此来看，威尔逊的宣称远不止是一种谎言。
直到今天，美国政治人还把威尔逊的国际“和平想要持久，必须是[所有国家]权利的平等”这一宣称挂在嘴边，而在同一个演说中，既然威尔逊宣称自由民主政体原则“比国家权利平等更加基本”，实际上他已经否定了国家间的主权平等原则——甚至否定了国家的主权本身：如果一个国家不是民选政体，那它就不配拥有主权。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没有胜利的和平”演说中，威尔逊接下来还提出了关于建立普遍国际合作的三项具体倡议，其中第一条竟然是一个世纪前的“门罗主义”原则：
所有国家应自愿将门罗总统的原则作为世界的原则（as the doctrine of the world）；任何国家都不应将其政治体制扩展到其他国家或民族，而且每一民族都有自由决定自己的政治体制（free to determine its own polity），有不受阻碍、不受威胁、不必恐惧地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its own way of development）的自由，无论是小国还是大国和强国。[55]
将这段说法与前面的说法加以对比，常识头脑也会看出明显的自相矛盾。既然“任何国家都不应将其政治体制扩展到其他国家或民族，而且每一民族都有自由决定自己的政治体制”，威尔逊又何以可能宣称，世界和平以普遍的自由民主政体为基础？修昔底德若读到这样的演说辞，他会怎么看待美国政治领袖的道德品质？
结束演说时，威尔逊不仅把他提出的世界秩序原则称为“美国原则”（American principles），还径直把它说成“人类原则”（the principles of mankind）。在他眼里，所谓“人类”指“每个现代国家”（every modern nation），即“每个已经启蒙的共同体”（every enlightened community），这即便不是基于“人类”与“非人类”的区分，至少也是基于“文明”与“野蛮”的区分。既然民选政体的国家才算得上“现代国家”或“已经启蒙的共同体”，非民选政体的国家就属于“野蛮”甚至“非人类”的邪恶政体——这样的政治修辞，迄今还是美国政府发言人的口头禅。
更奇怪的是，既然威尔逊宣称，自由民主政体原则“比国家权利平等更加基本”，他又怎么能够宣称，门罗原则是“美国原则”，并应该成为“人类原则”？他的普世民主理念难道没有在阻碍、威胁每个国家“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自由”？我们再次禁不住要说，修昔底德若读到威尔逊的演说辞，他会怎么看威尔逊的人品，或他所代表的美国行为的德性品质？
美国总统的演说不是学术文章，有自相矛盾甚至混淆是非之处不足为奇。问题在于，威尔逊的这篇演说被视为现代国际政治史上的经典文献，而他本人是美国名牌大学的政治学资深教授，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何况，直到今天，美国政治家仍然宣称，应该秉承威尔逊的理想，而美国以自由民主的名义发动战争，还是常事（Knock，页xi）。
若说“在威尔逊的和平呼吁背后，隐藏着并非秘密的美国基本政策的一个方面”，即“既不希望德国独霸欧洲，也不希望自己的海上竞争对手英国君临欧洲”，而是“要维持欧洲的均势”（邓蜀生，页131），恐怕会错看了威尔逊——基辛格就不会这样看。毕竟，“没有胜利的和平”演说明确宣称，要用“大国共同体”取代“大国均势”。这一宣称的基本含义是，以民主价值的普世正当性取代基于主权平等的均势合法性。
1917年4月2日，美国参众两院召开联席会议，通过决议宣布美国与德国进入战争状态，威尔逊发表了被后世称为“世界应该让民主安全”的对德宣战演说。威尔逊的宣战理由看起来是德国潜艇的无差别攻击违反了中立原则，其实不然，因为他把这种攻击上升到反人类高度：“目前德国潜艇对海上贸易开战就是对人类开战”，“我们所抵御的邪恶不是一般的邪恶：它们要从根本上毁灭人类生活”。威尔逊还特别提到，这一宣战行动与他在1月22日的演说中表达的观点完全一致，即“要使世界上真正自由和自治的各国人民确立一致的目标和行动”。
当问题涉及世界和平和各国人民的自由时，当组织起来的势力支持某些专制政府按自己的意志而非人民的意志独断专行，从而对世界人民的和平与自由构成威胁时，中立便不再是可行或可取的了。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中立已经消失。我们处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这个时代坚决要求，凡文明国家每个公民的行为准则和承担罪责的准则，各个国家及其政府也必须同样遵守。[56]
这应该就是基辛格所谓“更加普遍的观念”最早的经典表述——威尔逊接下来还说：
只有民主国家相互合作，才能维护世界的长久和平。任何专制政府都不守信用，也不会遵守盟约。这个世界必须是一个讲信誉、有共识的同盟世界。阴谋与诡计将会断送这个世界的前途。（同上，页29）
历史的讽刺在于，“不守信用，也不会遵守盟约”的典范国家，恰恰是最符合自由民主原则的美利坚合众国。用美国史学家说法，威尔逊“用强烈而真纯的民主政治的字眼描绘干涉，披上为上帝而战的正义法衣”（林克/卡顿，上册，页219）。如果把这一宣战宣言与威尔逊当上总统之前所表达过的政治抱负联系起来，人们就不难看到，威尔逊为美国崛起提供的普世主义论证才算得上诚实：
由于边疆的消失，美国在二十世纪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海外出口和投资的扩大。由于美国本身的特性，她在世界上的使命不是获得财富和权力，而是通过推进和平、世界联合服务于整个人类，而自由贸易在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美国再也不可能关起门来实现自己的理想，除非在世界上实现民主、正义和和平，否则，美国国内的民主、自由就不可能持久地得到保存。（转引自任李明，页129）
不仅对于基督教欧洲而且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威尔逊提出的这一参战理由，都算得上是世界政治史上的划时代事件。
一个着眼于空间限制的不干涉原则，之所以成为可能变成一个无空间限制的普遍干涉原则，乃因为威尔逊以自由民主和与之相关的观念，尤其以“自由的”世界贸易和“自由的”世界市场的意识形态思想，取代了原初的和真正的门罗原则，一场围绕门罗主义的激烈思想斗争就此展开。[57]
威尔逊在竞选总统之前已经做了二十多年政治学教授，出版过多部关于美国政治的专著。威尔逊的和平主义理想看起来是康德的“永久和平”论的实践版，但若考虑到威尔逊是极为虔诚的加尔文宗（长老会）信徒，“读烂过数本《圣经》”，且自认为是全能上帝预定的“在尘世的代理人”（王晓德，页36-37），人们有理由推测，他的理想更像是来自英格兰的美洲殖民者威廉·佩恩（William Penn，1644-1718）的贵格会和平主义版本。[58]
事实上，“早在美国参战之前，[美国的]主流教会已经独立地勾勒出后来为人所熟知的威尔逊主义原则——没有胜利者之和平、推广民主和自决，通过国际组织进行合作”等等。[59]威尔逊的和平主义理想很可能与西方基督教分裂之后出现的五花八门的激进小教派信仰有关。倘若如此，要透彻认识威尔逊言行的根源，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美国行为的“矛盾”特征
基辛格总结美国在二十世纪的国际行为时认为，美国在世人（包括美国人自己）眼里显得是个“矛盾角色”——他显然不便说是“虚伪”角色：
以“天定命运”之名在整个美洲大陆扩张，却宣称绝无帝国企图；对重大事件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却矢口否认有国家利益的动机；最终成为超级大国，却声言无意施行强权政治。（《世界秩序》，页305）
一言以蔽之：美国行为言行不一。换了别人——比如基辛格曾经的同事亨廷顿（1927 - 2008）——就会说，虚伪是美国伦理品质的首要特征。所谓美国在世界政治中扮演着“矛盾角色”的说法，不过是美国奉行马基雅维利之道的遮羞布。
实现美国承诺和理想的凯旋图景，往好了说不过是爱国主义的虚妄，往坏了说则是虚伪。美国政治的历史就是好开头与坏结果、希望与失望、改革与反动的循环往复。美国的历史就是许多团体通过实现美国理想努力促进自身利益的历史。然而更重要的是并非其成功，而是其失败；并非实现梦想，而是梦想没有实现，并且永远不会彻底地、令人满意地实现。[60]
鉴于威尔逊是虔诚的基督徒，人们又不能把问题看得如此简单。基辛格的解释似乎不无道理：美国的角色之所以“矛盾”，是因为美国自美西战争崛起以来，就在两种传统的政治理念之间摇摆。一方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及维也纳和约后，基于大国实力的欧洲均衡秩序已经形成，其“基础一直是谨慎地将绝对的道德观与政治区分开来”——基辛格称之为桥底利耶-马基雅维利之道。美国崛起时，自觉地要成为主导均势的大国成员，而非被主导的成员。
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的政治成长经历，美国又深信自己立国时所凭靠的道德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深信不疑地认为，“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国的价值观”，热忱地把对外扩张和全球支配视为“传播[普世民主]价值观的工程”，想尽一切办法“劝服他人改变信仰”（《世界秩序》，页305 – 306）。
在国际政治学中，桥底利耶-马基雅维利之道被称为“现实主义[务实主义]”，而“传播[普世民主]价值观”则被称为“理想主义”。这两种原则明显相互矛盾，而在基辛格看来，美国崛起时的两位总统恰好分别代表了矛盾的双方。西奥多·罗斯福代表现实主义，他“主要以地缘政治为基础考虑问题”——当有人建议美国应该按和平主义原则行事时，他“援引了桥底利耶也会赞同的一些原则”来加以拒绝。威尔逊则是耀眼的理想主义代表，他不时以“自由民主女神”代言人的姿态发表演说，让人觉得他是这位女神派来的（《世界秩序》，页322、332）。
基辛格甚至会说，美国的如此“矛盾”形象与两个政党的相互竞争有关：共和党有现实主义传统，民主党则有理想主义传统。比如，尼克松就推进了西奥多·罗斯福的理念，即美国应该“充当全球均势的守卫者”，不受意识形态竞争羁绊（《世界秩序》，页397）。
基辛格又在打马虎眼，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威尔逊执政后，西奥多·罗斯福并没有反对他的普世民主道德主义，反倒凭此道德立场认为，“威尔逊的表现过于胆怯”，没有让“美国站在正义和公正一边，反对普鲁士的独裁政权”。如有政治史家看到的那样，事实上“西奥多·罗斯福扮演着一个令人生畏的先知角色，要为一项光荣的事业做好战斗准备并忍受困苦”，“还将《新约》中关于地球上公正和永久的主旋律同火与硫黄的预言结合起来”（普雷斯顿，《灵魂之剑》，页267–268）。
威尔逊也远不是什么道德理想主义志士。在巴黎和会上，我国山东省的归属问题让他的普世民主信念遭遇挑战时，他选择了马基雅维利之道。
1919年4月底，［美、英、法］三巨头把[中国]山东省的控制权授予日本，将威尔逊主义的条款和精神破坏殆尽。尽管威尔逊宣称，自己被1915年的中日协议（［引按］即“对华二十一条”）束缚住了手脚，但他知道，那份文件是日本逼迫中国签署的，只是代表着战争时期赤裸裸的侵略。时任威尔逊首席军事顾问的布利斯（T. Bliss）将军听到关于山东的决定后，为避免自己的名字与这个包含如此丑陋之条款的合约发生联系，他考虑辞职。美国代表团中的一些低级成员确实辞职了，布利斯、［国务卿］蓝辛和其他少数美国高级顾问试图让威尔逊转变态度，虽然这位总统对山东问题感到不舒服，他们还是没能达到目的。[61]
但作者没有说，威尔逊的首席军事顾问布利斯将军“考虑辞职”（实际上没有辞职），不是因为这样的条款让中国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是因为在他看来，日本获得山东会有损美国自身的战略利益。
1919年12月底，中国学界的自由主义领军人物胡适之（1891-1962）在一份英文学刊上发表文章，相当无奈地告诉美国人，“中国青年对威尔逊理想主义的信仰已经化为齑粉，‘世界新秩序’荡然无存”。[62]从政治史学的角度看，人们会问，既然“从一切逻辑和公平上说，三巨头将山东归还其合法主人中国都不应该有任何麻烦”，为何威尔逊不惜让其自由民主的国际主义原则蒙耻也要附和日本？政治史学家为我们解释了威尔逊向日本让步的真实原因：
美国、法国和英国需要日本支持他们向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施压的计划；那些计划中有一部分要求日本在西伯利亚出兵干涉，该行动已于1918年8月开始进行。尽管美国人很快对日本人的目的产生怀疑，但他们不想看到日本撤走自己的军队。（内伯格，页249）
布利斯将军“考虑辞职”，很可能就是出于“对日本人的目的产生怀疑”。威尔逊派出美军干涉俄国内政，控制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海参崴等港口城市，虽然不是为了去与布尔什维克交战，双方还是发生过几次交火。难怪基辛格会说，威尔逊领导下的美国“阴差阳错地扮演了罗斯福所设想的领导角色”——他甚至带着嘲讽威尔逊的口吻俏皮地说，“美国这样做却是为了捍卫罗斯福曾嘲弄的原则，而且是在一位罗斯福鄙视的总统的领导下”（《世界秩序》，页332-333）。
无论如何，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矛盾”形象既非两党相互竞争的结果，也不是总统的政治信念不同带来的结果。毋宁说，如此“矛盾”形象体现于两个政党和每一位总统身上，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基辛格本人就是最具说服力的例证，美国的政治学者一直在论争：他究竟“是个不讲道德的现实主义者”，抑或“自从政生涯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63]其实，这样的争议毫无意义，因为基辛格已经天才地将“不讲道德的现实主义”与普世民主的道德理想主义集于一身——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比康德还康德”。
这样的“矛盾”形象甚至让美国人民自己也感到费解，以至于不断有美国人怀疑美国的德性品质，甚至引发公共危机。基辛格注意到，冷战之初，美国舆论“支持全世界的民主和自由”的号召响彻云天，但没过多久，“遏制战略背后的军事学说”就开始瓦解公众意识（《世界秩序》，页387）。直到今天，因国际政治行为的“矛盾”形象而引发的公共意识的瓦解，仍然是美国内部巨大的潜在威胁。[64]
如今，美国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仍在关心“其他国家该怎么对待美国的权力”问题，并认为“这个问题在过去的十年中从未如现在这般尖锐”：
当这么多的权力集中在一个国家的手里，而其公民又一直认为自己具有无与伦比的美德且注定要领导整个世界时，那么其他国家会怎么想？美国的首要地位是否是全球稳定的一个来源，是推广自由、民主和人权等普遍价值观的一个机会？[65]
这样的提问取向掩盖了真实的问题本身——问题在于：不断有美国人怀疑美国意识形态的伦理品质。换言之，普世民主的理想与并不理想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并不真实，它不过是美国政治人的一种政治修辞，因为，美国作为“自由、民主和人权等普遍价值观”的担纲者和守护者这一道德形象并不真实，它不过是一个历史假象。[66]好些美国公民（尤其研究政治哲学的学人）并不认为，美国“具有无与伦比的美德”，遑论认为美国“注定要领导整个世界”。相反，他们会把在全球“推广自由、民主和人权等普遍价值观”视为人类道德生活的历史灾难。毕竟，“被美国总统提升到普世自由和人权原则高度”的战争绝不仅仅是越南战争，而这场战争“被当成美国道德迟钝的独特证据”，仅仅是因为它有违普世自由和人权原则？人们难道不应该问：为何普世自由和人权原则本身能够被不断用来支撑发动绝灭人性的战争？
真实的问题是自由民主的普世理想本身：“自由、民主和人权等普遍价值观”是自然的正义吗？[67]“自由民主”是人世生活真正值得追求的道德目的吗？搞清这一问题，才能真正触及美国行为的根源。
这个问题也与我们对自己的理解有关。胡适之当年告诉美国人，巴黎和会让“中国青年对威尔逊理想主义的信仰已经化为齑粉”——这话在今天看来早就过时了。别说巴黎和会，即便是朝鲜半岛战争或美国军机迄今每天紧贴中国领海基线侦察飞行，也没有让不少中国作家尤其大学教授对威尔逊的普世民主信仰化为齑粉。
[1]比较梅尔文·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孙建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页474 - 487。
[2]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页59。
[3]乔纳森·哈斯拉姆，《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张振江、卢明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页124 – 126。
[4]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2014），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页390、395（以下凡引此书，随文注页码）；比较柯克·帕特里克，《1969：革命、动乱与现代美国的诞生》，朱鸿飞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
[5]比较亨利·基辛格，《论中国》（2011），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页210（以下凡引此书，随文注页码）。
[6]亨利·基辛格，《核武器与外交政策》（1954），北京编译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亨利·基辛格，《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1961），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新一版）。
[7]亨利·基辛格，《美国对外政策：论文三篇》（1969），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六连编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二月）。
[8]比较杜尔哥，《普遍历史两论提纲》，见刘小枫编，《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谭立铸、王师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页49。
[9]比较乔治·索雷尔，《进步的幻象》，吕文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范祥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戴维·多伊奇，《无穷的开始：世界进步的本源》，王艳红、张韵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史蒂芬·平克，《当下的启蒙：为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辩护》，侯新智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詹姆斯·伯恩斯，《启蒙：思想运动如何改变世界》，祝薪闲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19。
[10]亨利·基辛格，《美国对外政策：论文三篇》，前揭，页31。
[11]沃格林，《现实性的销蚀》（胡继华译），刊于陈恒、耿相新主编，《后现代：历史、政治和伦理》（《新史学》第五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页95。
[12]比较亚当·查莫斯基，《幻影恐惧：政治妄想与现代国家的创建（1789-1848）》，袁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迈克·拉波特，《1848：革命之年》，郭东波、杜利敏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伊伯特·圣阿曼德，《1848年革命：席卷法兰西的大风暴》，华静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20；安琪楼·夸特罗其 / 汤姆·奈仁，《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赵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马克·科兰斯基，《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程洪波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让-克劳德·卡里耶尔，《乌托邦年代：1968-1969，纽约—巴黎—布拉格—纽约》，胡纾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
[13]唐纳德·怀特，《美国的兴盛与衰落》，徐朝友、胡雨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前言”，页2。
[14]比较斯宾塞• 韦尔斯，《潘多拉的种子：人类文明进步的代价》，潘震泽，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约翰•格雷，《动物的沉默：关于进步和其他现代神话》，许常红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
[15]比较格雷戈·伊斯特布鲁克，《美国人何以如此郁闷：进步的悖论》，黄海燕。喻文中译，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阿齐兹·拉纳，《美国自由的两面性》，王传兴、赵丽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16]亚历山大·乔治 / 戈登·克雷格，《武力与治国方略：我们时代的外交问题》，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页12。
[17]原题Die Größen Mächte（中译篇名有多种：“论列强”“列强”或“大国”），中译见列奥波德·冯·兰克，《世界历史的秘密》，罗格·文斯编，易兰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页160-202；比较Rudolf Kjellén，Die Großmächte vor und nach dem Weltkriege，Leipzig und Berlin，1930。
[18]比较佩里·安德森，《原霸：霸权的演变》，李岩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佩里·安德森，《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佩里·安德森访华讲演录》，章永乐、魏磊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19]沃尔特·艾萨克森等，《基辛格：大国博弈的背后》，刘汉生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 / 2012，页53-54。
[20]杰夫·贝里奇等，《外交理论：从马基雅弗利到基辛格》，陆悦璘、高飞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页201。
[21]迈克尔·怀特，《马基雅维里：一个被误解的人》，周春生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6，页236。
[22]Edwin Curley，“Kissinger, Spinoza, and Genghis Khan”，见Don Garrett 编，Cambridge Companion to Spinoz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 315；比较尼尔·弗格森，《基辛格：理想主义者》，罗辉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页27 - 28。
[23]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页733（以下凡引此书，随文注页码）。
[24]约翰·加迪斯，《论大战略》，臧博、崔传刚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页331。
[25]沃尔弗拉姆•希曼，《梅特涅：帝国与世界》，杨惠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页25、316、844。
[26]亨利·基辛格，《重建的世界——拿破仑之后的欧洲：革命时代的保守主义政治》（1964），冯洁音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页15；比较页407，基辛格在那里评论说：索雷尔（Albert Sorel）的《欧洲与法国革命》（1904）“大体上是一部优秀的研究著作”，其中的第八章“描写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政治家梅特涅利用阴谋诡计打败了英雄人物”，尽管“稍显夸大”。
[27]比较布鲁斯·拉塞特，《世界政治：供选择的菜单》，张传杰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页73。
[28]基辛格等，《舌战中国：21世纪属于中国吗？》，蒋宗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页19（以下简称《舌战中国》，随文注页码）。
[29]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页4（以下随文注页码）。
[30]比较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俞敏洪、包凡一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31]徐弃郁，《帝国定型：美国的1890－1900》，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7–29。
[32]黄砥中、刘昕，《罗斯福：开辟“美国世纪”的总统》，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页45-46，60-61；比较亨利·亨德里克斯，《西奥多·罗斯福的海军外交：美国海军与美国世纪的诞生》，王小可等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页18-22。
[33]埃德蒙·莫里斯，《领袖的崛起：西奥多·罗斯福》，李俊、杨京鹏译，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15，页379 – 380、402（以下简称《领袖的崛起》，随文注页码）；埃德蒙·莫里斯，《巅峰过后：西奥多·罗斯福》，傅强、郐毅译，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15，页334 – 336、549。比较威廉·黑泽尔格鲁夫，《西奥多·罗斯福：西部狂野时代》，朱林勇译，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20。
[34]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页136-138。
[35]和田春树，《日俄战争：起源和开战》，易爱华、张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页55-59；比较查攸吟，《日俄战争：开战背景及海战始末》，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横手慎二，《日俄战争：20世纪第一场大国间战争》，吉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鲍·亚·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36]阿兰·米勒特，《一触即发：朝鲜战争1945-1950》，秦洪刚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页6。
[37]朱卫斌，《西奥多·罗斯福与中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困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页153。
[38]朱利安·科贝特，《日俄海战1904-1905：侵占朝鲜和封锁旅顺》，邢天宁译，北京：台海出版社，2019；朱利安·科贝特，《日俄海战1904-1905：第二太平洋舰队的末路》，邢天宁译，北京：台海出版社，2019。
[39]哈尔·马科维奇，《西奥多• 罗斯福》，周娟译，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5，页65-69。
[40]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黄宜思、黄雨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页388。
[41]约翰·加迪斯，《论大战略》，前揭，页289。
[42]阿瑟·林克、威廉·卡顿，《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刘绪贻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上册，页208。
[43]邓蜀生，《伍德罗•威尔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页123。
[44]转引自任李明，《威尔逊主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页72。
[45]阿马多·格雷罗，《菲律宾社会与革命》，陈锡标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页29。
[46]尤·斯辽兹金，《1898年的美西战争》，未冬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页101-103。
[47]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姚曾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页522 - 523。
[48]刘迪辉、金雨雁，《菲律宾民族独立运动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页114。
[49]韦瑟林，《欧洲殖民帝国：1815 - 1919》，夏岩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页205。
[50]布鲁斯·卡明思，《海洋上的美国霸权：全球化背景下太平洋支配地位的形成》，胡敏杰、霍忆湄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8，页193 - 194。
[51]转引自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美国近代史纲》，易沧、祖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页760。
[52]王晓德，《梦想与现实：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页41-44。
[53]迈克尔·沃尔泽，《论战争》，任辉献、段鸣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页148。
[54] T. J. Knock，To End All Wars: Woodrow Wilson and the Quest for a New World Order，New York，2019，p. 115.
[55]转引自韩莉，《新外交·旧世界：伍德罗·威尔逊与国际联盟》，北京：同心出版社，2002，页97。
[56]张鑫编，《美国的梦想：美国总统演讲精选》，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页28。
[57]卡尔·施米特，《以大空间对抗普世主义：论围绕门罗主义的国际法斗争》，见卡尔·施米特，《论断与概念》，朱雁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页396。
[58]小约翰·威特，《宗教与美国宪政经验》，宋华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页29 – 30、58。
[59]安德鲁·普雷斯顿，《灵魂之剑、信仰之盾：美国战争与外交中的宗教》，罗辉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页271。
[60]塞缪尔·亨廷顿，《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先萌奇、景伟明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页18（以下简称《美国政治》，随文注页码）。
[61]迈克尔·内伯格，《1945：大国博弈下的世界秩序新格局》，宋世锋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页249-250。
[62]转引自徐国琦，《[一战中的]中国与帝国》，见唐纳德·戴维斯等编，《第一次冷战：伍德罗•威尔逊对美苏关系的遗产》，徐以骅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页264。
[63]尼尔·弗格森，《基辛格：理想主义者》，前揭，页22、28；比较沃伦·纳特，《基辛格的总构想》齐沛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页5 – 46。
[64]比较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袁胜育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65]斯蒂芬·沃尔特，《驯服美国权力：对美国首要地位的全球回应》，郭胜、王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页2。
[66]比较威廉·恩道尔，《虚假的民主》，吕继先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
[67]比较克里坦斯基，《<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自然的正义和正义的自然》，见娄林主编，《弥尔顿与现代政治》（“经典与解释辑刊”第58辑），北京：华夏出版社，2021，页134 – 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