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学术界对主流传播学和媒介研究的"非物质性迷思"的反思,以及"新物质主义"理念的兴起,共同推动了"媒介研究的物质性转向"。2010年以来,媒介物质性研究开始被引介到国内,两届媒介物质性研究论坛进一步推动了国内媒介物质性研究的发展。除了深度的理论阐释外,论坛还涵盖技术与技术物、传播政治经济、空间与流动性、身体与情感以及媒介生态等多元的研究议题。国内媒介物质性研究发展同时也存在不足,仍需关注其他被遮蔽的议题,寻找合适的研究方法,反思研究的局限与风险。

关键词：媒介研究; 物质性; 新物质主义; 研究范式

媒介有物质性吗?乍一听，这似乎是个多余的问题。从生产到流通再到消费，媒介运作的哪个环节不在与形形色色的物质打交道?大到电视塔、卫星、基站，小到纸张、屏幕、按键，哪一样不是以各自的物理属性、地理分布、资源结构和技术可供性影响着人们的媒介经验、物质地塑造着现代世界?既然如此，物质性研究似乎从一开始就应该成为媒介研究的应有之义。然而，主流传播学和媒介研究却长期笼罩着一种“非物质性迷思”,对信息、内容、文本、意义、话语的过度执着，“云计算”“虚拟现实”“线上交友”等一系列围绕着新技术的非物质性隐喻，让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媒介划归到虚拟的世界，对其无处不在的、沉重而复杂的物质性视而不见。自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学术界开始从各个不同的方向挑战并纠正这一偏向，汇聚成所谓的“媒介研究的物质性转向”。2010年以来，这一转向逐渐对国内传播学和媒介研究产生影响，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媒介研究者参与其中。2019年3月和2021年4月召开的两次“媒介物质性研究论坛”让这一新的研究方向备受关注。本文以这两次研究论坛为线索，对媒介物质性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做一梳理，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以期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新物质主义”视野下的物质性转向

从物质的角度理解世界和人类交往，这丝毫不是什么新鲜事。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朴素唯物主义，到16～18世纪英法等国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机械的唯物主义，再到19世纪德国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物质被一系列思想家认为是第一性的，是所有精神活动和交往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更是将这一传统推向至高点[1]。然而传统的唯物主义一直是将物质与精神、物与人视作完全不同的范畴。它们共享一个理念：物质不能被赋予灵魂、生机或其他方式的活力，它只能用大小、形状和运动等固有属性来理解，它在本质上是客观的、被动的、不受人的意志所左右的。绝大多数的物质文化研究受此理念影响，虽然其出发点在于强调“物”的中心性或者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性，但在实际研究中只是将 “物”视作一种文化产物，“物”的本体论状况变为一种“文化”的物质性，甚至部分研究还会有一种不假思索的机械还原主义的唯物观，将物的存在看作是三维物理世界的冰冷的物的存在，物在本体意义上的丰富性、有机性和能动性被忽视或者低估了[2]。

我们这里所说的媒介研究物质性转向并不是要回到这种“旧的物质主义”,而是建立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新物质主义”基础之上的。1996年，曼纽尔·德兰达(Manuel DeLanda)在他对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菲利克斯·瓜塔里(Felix Guattari)哲学的解释中首次提出“新物质主义”(neo-materialism)的概念。他提出的方式是：“……一种哲学立场，不仅在人类历史上，而且在自然历史上，都反对进步的观点。根据这一立场，生物绝不比岩石‘更好’。事实上，在一个非线性的世界里，矿物、有机物和文化领域也发生了同样的基本自组织过程，也许岩石掌握着理解沉积的人类(sedimentary humanity)、火成的人类(igneous humanity)及其所有混合物的一些关键[3]。”2000年，同样基于吉尔·德勒兹的思想，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也从身体的物质性角度提出了“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概念：“思考穿透身体，而非逃离身体，从而挑战既有的边界和限制。”[4]新物质主义并不是一套明确的命题，也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诸多混杂的理论视野在德兰达和布雷多蒂的阐释之后被纳入这个仍处于变动之中的场域[5]。它至少包含三种不同的研究轨迹：消极新物质主义(negative new materialism)、生机新物质主义(vital new materialism)、操演新物质主义(performative new materialism )。消极新物质主义否认思想与物质之间的关系。它的两个主要传统是“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和“物向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尽管这两个传统在本质上不一致，但它们都强调思想的非关系性(non-relationality)。生机新物质主义强调物质内在的生命力，并将物质性从被动、机械或神圣的物质中分离出来。它起源于吉尔·德勒兹在20世纪60年代对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和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的自然企求力(conatus)的解读，即自然界的一切主要是由一种内在的生命力来定义的。消极新物质主义和生机新物质主义都以不同的方式从认识论转向本体论，操演新物质主义则认为本体论和认识论本质上是相互关联和相互构成的，且这种相互关联和相互构成既不要求也不限于人类。它源自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的“能动实在论”(agential realism),假设物质与我们的解释框架一样活跃，我们不只是赋予物质以意义，而是物质和意义彼此共同形成[6]。虽然新物质主义有不同的研究轨迹，但它们都共同置疑人本主义意义上的物和物质性，不再将自然仅仅视作人类文化活动的背景，物不再是“哑的”和被动的，直到它被人类的兴趣和解释所唤醒；相反，物成为社会实践的另一种行动者，人与物的界限被彻底颠覆[7]。在这个意义上，新物质主义者认为的物质性超越了传统的物质文化研究，因为它通常包括一些不是由人类活动产生的存在，包括非人类的动物、植物、地质，等等，“物”同时指代自然物、人造物、肉身(人)[8]。

至于“媒介物质性”,学者们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定义。格雷厄姆·默多克认为“媒介物质性”指代媒介系统中所使用的原材料和资源、支持日常交流活动的设备，以及构建和维护这些基础设施和机器所需的劳动链[9]。其中，原材料与资源对应自然物，设备对应人造物，劳动链对应肉身(人)。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提出，当我们讨论媒介物质性时，也要包括那些没有固定实体的东西，如电、磁、光、能量，甚至那些传统意义上不被我们认为是物的东西[10]。章戈浩和张磊的定义则覆盖了更大的范围，泛指一切涉及“物”与“物质”的媒介构成、媒介要素、媒介过程和媒介实践[11]。从这些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媒介研究的“物质性转向”并非要从“人与物”这个翘翘板的一头滑向另一头，弃“人”从“物”或是以“实”克“虚”,它的目的是要超越人与物、虚与实的二元对立，实现认识论的另一次跃升。这绝非范式的回归，而是范式的创新。

二、 从两次论坛看物质性转向在中国的影响

从2012年开始，国内传播学界已经陆续有学者对媒介研究中过度文本化、只见内容不见物的偏向产生质疑，尝试从城市[12]、移动[13]、身体[14]、姿态[15]、基础设施[16]、版面[17]等物质性面向重新理解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的关系，也开始有学者对以物质性见长的科学技术研究理论和德国媒介哲学思想进行零星的推介[18][19][20][21][22][23][24][25][26]。这些涓涓细流终于在2019年3月汇聚成一股清泉，由中国传媒大学承办的首届媒介物质性研究论坛第一次在国内打出了“媒介研究的物质性转向”的旗号。两位召集人在征稿启示中这样陈述会议的主题：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句马克思一百七十年前的断言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真实，从APP到云计算，从虚拟现实到人工智能，比特取代原子的数字化生存仿佛日渐实现，周遭的一切加速化为虚无。然而无论是有形的基础设施，还是无形的通讯协议；无论是可见的接口界面，还是隐形的平台算法，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身处其间的社会与文化一如继往为林林总总的有形物质所形构，却不同过往地为种种并无实体却一样具备物质性质的事物所重构。物质性成为我们思考当下数字生活、考察媒体世界、剖析文化场域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却长期成为了传播研究的盲点。我们邀请您一道来迎接这一传播、媒体与文化分析的“物质性转向”。

此次论坛讨论了形形色色的媒介物质性问题，从智能手机、地图、竖式排版、移动中的身体，到信息基础设施、文化技艺、闲暇机器等，不一而足[11]。章戈浩和张磊的总结性文章《物是人非与睹物思人：媒体与文化分析的物质性转向》在学术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截至2021年五月中旬，该文章在知网上的下载量达1400多频次，被引量为26频次。不少与会学者的研究成果相继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27][28][29][30][31][32][33][34][35]。

物质性转向的大门一经打开，就不可避免地将学术的目光指向了更为广阔的时空和世间万物，在众多的学术概念中，也许只有源自地质学的“人类世”(Anthropocene)才足以代表这种思维尺度的跨越。尽管这是一个仍然充满争议的概念，但它有力地提醒我们，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地球的地质和生态形成中起着核心作用。在一个以人类自身命名的世代，人本主义传统中人与自然、科学与人文的边界土崩瓦解，这与新物质主义所要表达的物质性意涵不谋而合。而这正是2021年4月在华中科技大学举办的“人类世的时、空、物——第二届媒介物质性论坛”所要打开的尺度。相比第一届论坛，这次会议的视野显得更加雄心勃勃：

许多年以后，当人类/后人类/赛博格回首这个被地质学家称为“人类世”(Anthropocene) 的时代，是否会面临这样的困惑：何为自然?何为人?何为非人?在他/她/它们的眼里，也许文化与自然、人与物的二元对立只不过是人类这个特种在某一时段用来守护自己认知秩序和知识边界的幻影。

我们正被所处的世界与万物深刻改变，也有意无意地改变着所处的世界及周遭万物，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无论是无机物、有机物、微生物、植物、动物，还是人造物、技术物、媒介物、数码物，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将他/她/它们与我们分开。这样的我们，该何去何从?是该终结种植世(Plantationocene),走出资本世(Capitalocene),重建一个逆熵世(Neganthropocene),还是与克鲁苏世(Chthulucene)的诸多麻烦共存?

思维尺度的变化往往会颠覆关于中心/边缘、常规/例外的秩序，激荡出新的研究灵感。这届论坛从不同的角度挑战了主流传播学研究的边界，将基础设施、能源、生态、跨物种传播等话题带入媒介研究的范围，诸如“后生命”“木维网”等颠覆性概念也闯入了人们的视野。至于此次论坛能够产生多少真实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现在判断还为时过早，但是它所带来的思想碰撞却已经让所有与会者大开脑洞。让人更加欣喜的是，这次论坛的最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接过了媒介物质性研究的接力棒，宣布明年承办第三次论坛，进一步体现了这个研究方向的潜能和魅力。

三、国内媒介物质性研究的主要领域

鉴于媒介物质性研究的前沿性和跨学科性，其研究领域也自然呈现出异常多元和分散的景象。从两届媒介物质性研究论坛相关议题以及近三年国内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国内媒介物质性研究目前主要沿着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向发展。

在理论研究方面，下述两篇代表性论文集中论述了媒介物质性转向的内涵和研究路径，它们在内容上各有侧重。章戈浩、张磊对媒介物性研究的理论源流、本体论以及方法论进行了介绍[11]。曾国华的文章则进一步从思想史的视角对媒介与传播物质性研究进行简明扼要的梳理，并厘定了媒介物质性研究的三个分支领域：“基特勒、媒介考古学与文化技艺研究”“ANT、物的能动性以及社会物质性”以及“机制/装置、MSA与软件研究”[2]。

由于传统媒介研究长期存在的“重内容、轻物质”偏向，媒介研究的物质性转向必然带来理论上的跨学科对话，来自科学技术研究、人类学、地理学、生物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大量涌入传播学和媒介研究领域。有些学者通过重回经典文本反思何为媒介，比如，重返芝加哥学派的经验哲学思想[36]、从伊尼斯“媒介—文明”的观念中重申媒介的时空偏向[37]、从本雅明视觉媒介理论中正视感知的物质性[38]、用列斐伏尔的“闲暇机器”概念探讨其对日常生活及审美的改变、重回卢梭对自然状态中人类天性与生存状态的描述，等等。有些研究则是从最新的理论与实践中寻找物质性研究的观念与路径。如戴宇辰以物的“能动性”为核心、对拉图尔的“物之社会学”脉络做出解读，也有对格雷厄姆·哈曼《物向本体论》中的物质性理论的考察[39],还有关注近年来兴起的“数码人类学”所展现的物质文化研究的新动向[40],等等。如果说以往传播学和媒介的理论主要来自英语世界，更多非英语世界特别是德语文献的引入则是媒介物质性研究在理论建设上的一个亮点。吴璟薇从传播物质性角度，对麦克卢汉、基特勒与德布雷的媒介思想进行了比较。徐亚萍通过对克拉考尔“走神”概念的考察，重建早期电影与当下移动新媒介的连续性。目前大多数有关“文化技艺”的理论也都来自德语文献[29][41]。另外，昝朦开始关注法国80后新锐哲学家特里斯坦·加西亚的《存在与对象：论物》。

在实证研究方面，现有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技术与技术物、传播政治经济、空间与流动性、身体与情感以及媒介生态等五大议题上。

(一)技术与技术物

传统的传播学研究并非不讨论技术，但它是将技术视作表达的工具或内容的管道，而在新物质主义对技术的研究中，技术被还原出更为丰富和活跃的内涵。在米切姆看来，“技术”的外延很广，同时作为“客体、过程、知识以及意志”影响着人类社会[42]23。技术并不独立存在于科学家的小圈子中，而是受到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话语的建构。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这种技术的社会建构过程在中国语境下展开的丰富图景。面对中国近年来的技术腾飞，这方面研究的焦点自然会更多地落在数字时代涌现的各种新技术上。比如，师文、陈昌凤对Twitter社交机器人相关议题建构的研究[43][44],袁艳和朱琳对儿童智能陪伴机器人的技术驯化的研究，刘锐对健康码背后的技术网络和数据正义的研究，周婷婷、曹彦对社交媒体平台参与性别暴力叙事过程中的平台方言的研究，等等。

有趣的是，一些看似过时、毫无技术含量的现象也成为技术研究的对象。诸如，曾国华、曹培鑫和王悦分别对碎屏、竖屏和柔性屏这三种屏幕所经历的历史变迁以及带给人的传播体验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袁艳采取物质话语分析的路径研究数字时代的手帐及其再中介化过程[45];李琼探讨20世纪以来的技术发展如何与中国古代绘画的传播、传承相联系；罗梦雨通过广告话语分析的方式，研究了作为声音媒介的唱片与留声机。

(二)传播政治经济

这一研究领域主要承习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入手理解媒介的物质性及其在数字时代的政治经济。霍尔格·波茨奇(Holger Pötzsch)从这一方向的研究中提炼出三大问题：政府与企业对明显的分散式网络和媒体的所有权与控制问题；新的数字技术所提供的数字劳动与资本积累的问题；与数字经济有关的全球原材料的生产、分配、处置与开发问题[46]。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两个问题。

围绕第一个问题，国内出现了一大批关于平台资本主义和互联网平台治理的研究。由于资本与技术联姻，各种超级互联网平台不断崛起，它们拥有前所未有的“超级权力”,其所带来的社会治理问题“甚至冲击到国际政治和国际秩序”[47]。媒介研究领域对互联网平台的治理主要涉及假新闻的算法治理[48]、互联网内容治理[49]、数据治理[50],等等。比如，徐偲骕关注社交媒体数据所有权的问题，提出从平台媒介的经济基础入手，引入数据所有制的维度[32]。吴江关注公共部门对内部人员行为信息的记录、传递和保存的“留痕”行为，认为留痕的过剩性是权力关系的构造性、本质性要素。钱霖亮则通过对淘宝村的实地调查，揭示电子商务平台对乡村经济和新的城乡关系所产生的影响[33]。

针对第二个问题，数字劳动研究在国内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注重发现数字媒介生产、流通、消费过程中隐藏的劳动行为。虽然有学者把生产非物质性商品(服务、文化、知识、交流)的劳动界定为非物质性劳动[51],但实际上，这些劳动同样依赖于高度物质化的基础设施、技术网络和商品，同样具有强烈的物质性[9]。孙萍关于平台经济下外卖员及其电动车使用的研究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非物质性劳动所使用的机器的制造和维护，以及他们所依赖的基础设施，同样蕴含着剥削和压迫[52]。

(三)地理与空间

“物质性转向”与20世纪末开始的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虽是两股不同的理论思潮，但是彼此之间存在着许多交叉之处，它们都对“内容优先”“文本中心”的传统表示不满，都以打通人与物、人与自然的边界为出发点。因此，有学者认为对物质性的关注可被视作“空间转向”的扩展和深化[53]11。空间性不仅意味着物质的位置、距离等静态属性，更意味着人与物的空间移动、资源的空间分布、网络连接的拓扑结构，它们都是新物质主义理论批判的重要前提，是打破僵化的物质观、认识物质的分布性、流动性和展演性的关键。因此，以关注空间和移动见长的媒介地理学研究成为媒介物质性研究中一支异常活跃的力量，也就不足为奇了。

目前，国内媒介地理学者对媒介物质性的思考首先集中在“媒介的空间化”和“空间的媒介化”问题上。地铁[54]、长江大桥[31]、公园[55]、医院[56]等形形色色的社会空间、乃至整个城市都被重新理解为媒介[57][58],以空间化的方式实现着传播的功能。与此同时，媒介技术也在以各种方式塑造着新的场景、创造着新的地方和地方身份。比如，由刘锐、韦宜均、杨慧与黄松爱所提及的由移动视频直播所中介的“酷儿”空间、借少数民族表演服的高端定制所生产出的对少数民族的想象，以及媒介时间侵入日常生活后所带来的碎片化的时间和线性逻辑思维的减退，等等。

卫星定位技术的兴起使得地理信息成为组织其他信息的元信息，地理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是当下媒介地理学研究中另一个重点。袁艳主张将制图术纳入传播学和媒介研究的视野，思考传统的“制图理性”与新的“制图算法”之间的关联，深刻理解制图术如何生产人对世界、边疆和地方的想象，以及人对自我的认识。顺着这一思路，学界还产生了新冠肺炎疫情地图与传统疫情地图的比较研究[59],位置媒介理论谱系的梳理[60],以及关于位置媒介与城市空间互嵌问题的研究[61][62]。

交通运输和信息传播原本存在许多相通之处，但是自电子媒介产生后，这两种传播现象开始沿着物质和非物质的两分法被划归到地理学和传播学两个学科。正如戴维·莫利在其新作《传播与流动：移民、手机和集装箱》中指出的，新的媒介与传播研究必须要“把物的流动、交通运输以及地理等内容涵盖进来”[63]。如何打破这种人为的学科划分，思考传播研究和交通研究融合的可能性[64],这也是媒介地理学研究对媒介物质性研究的另一个贡献。袁艳梳理了西方地理学一段“传播即交通”的历史，提示我们站在交通的角度看，地理学对传播的研究远早于传播学本身[65];卞冬磊从传播史的视角追溯了“交通”被遗忘的历史，以重建传播的交通意涵[66];张昱辰以上海地铁的物质性为例，探究了在交通运行中地理空间、人际、数字三重维度的接合，如何使得地铁的物质性得以在技术、空间、身体各种元素的“装配”中得以展现；黄骏从库利1896年博士论文《运输理论》出发，讨论交通与传播间的勾连关系[67]。还有研究关注移动智能出行网络的媒介化[68]、城市轨道交通的传播[69],以及手机使用与地铁乘客的相互建构的“媒介的移动性”等问题[70]。

(四)身体与情感

新物质主义不仅重新定义“物”,也在重新定义“人”。媒介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后人类话语的兴起，而进一步模糊人类与机器之间的界限。正像孙玮所说，“传播再造身体”“传播特别是当前的数字媒介传播对于新型智能身体的塑造”有着重要作用，出现了“新型的人-机混合的智能传播者”,从而引发了传播学研究的反思与创新[71]。采用身体作为分析视角可以解释人类、技术、生物系统和政治在当代网络生活世界中相互作用和变化的各种方式[46]。

当下身体被技术媒介植入或介入，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身体和媒介共存共生的状态。孙玮称之为“赛博人”[72],刘海龙称之为“网络化身体”[73]。技术对身体的重塑是许多研究关注的话题。比如，网页的发展如何影响人类的认知与具身行为[74];触屏视频流装置怎样改变身体的姿势[75];香港跨境代购者的具身传播实践生产着怎样的居间人身份[34];可穿戴设备如何实现对身体的数据化与规训[76];张盟初谈到了自拍与美颜如何将人的身体客体化；李蕾蕾、张喻童谈及以“一起练字”为代表的网络书写如何参与了“手写”体验的生产、分享和流通，等等。

还有一些研究关注人类的数字化生存以及人工智能的身体与情感问题。吴璟薇关注媒介技术应用与社会的恐慌以及个体的恐惧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作为装置的电视机屏幕以及录像带、噪音如何创造了模拟信号时代独特的恐怖想象；彭兰认为智能设备将促进人的“赛博格化”与“虚拟实体”,因而曾经以“离身性”为主的虚拟空间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具身性”[77];於春认为人工智能新闻主播源于离身认知，但却日益走向具身认知[78];胡珏玲关注作为装置的虚拟主播的生产性故障与数字亲密关系的问题；韩霄则聚焦社交机器人自动化传播问题，阐述机器人如何跨越人类传播边界，重构人与技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五)媒介与生态

媒介研究中很早就存在以伊尼斯、麦克卢汉、波兹曼等人为代表的所谓“媒介环境学派”,将媒介技术视为环境的塑造者。新物质主义将这一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媒介生态学，以“生态”的概念提示“艺术和技术文化中的物质能量”[79]4。更有学者直接采用“媒介自然”(medianatures)这一术语，用以指涉自然开发中媒介装置与它们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连续统一关系，强调媒介与自然、人和非人之间的关联和纠缠[10]。由此照亮基础设施、能源、电子垃圾、媒介考古等传统媒介研究不曾涉及的盲区。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与动植物相关的跨物种传播研究、能源和基础设施研究以及电子垃圾研究三个方面。

在跨物种传播方面，张磊把根茎与孢子视为智能媒介，认为孢子生存的异养与共生状态与人工智能有着很多相似之处；章戈浩则从媒介物质性角度更新对“鬼”的认识，他指出，“鬼”看似虚拟，但是人们对“鬼”的媒介化表达却具有明确的物质性，且这种物质性不断塑造着我们对“鬼”的体验；曾国华通过对拟人化玩具的关注，讨论了动物、类同动物的玩具生命和人类之间的多种可能关系以及建立在这些关系之上的生命政治；欧阳沛妮则通过分析幻想电影中的跨物种亲密关系的空间关系和文化意义，批判传统银幕的人类中心主义；高晓君、刘亭亭和方俊则采用人类学的方法观察宠物的类亲属化如何重构了中国城市家居空间，以及如何成为一种新兴的社交媒介。

在基础设施研究方面，孙萍从电动车的物质性出发重新反思外卖员的数字劳动与身体政治[52];束开荣基于技术实践与话语建构的双重向度，讨论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铭刻物质性与数字物质性实践[80];段世昌在媒介基础设施视角下审视教育网PT站的“分享”规则及用户实践[81];张宗艺通过对互联网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讨论微信是如何通过自身的功能创新成长为一种基础设施化的平台及其在公共赋能过程中的作用；陈朝辉讨论了作为基础设施的电如何影响数字媒体的生产与消费；姚晓鸥、毛家骥从“点赞键”的谱系中揭示抖音作为网络社会基础设施的变化。

关于电子垃圾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刘于思、赵舒成的研究把矛头指向貌似“清洁”的电子垃圾，它们不仅对环境造成威胁，也进一步巩固了发展中地区廉价劳工在国际分工中的“边缘性”[82];黄顺铭、陈彦宁和曹小杰则分别关注了二手iPod以及旧电脑的再次利用与商品化的过程。

四、问题和隐忧

当然，在上述繁荣景象背后我们也应该看到，国内媒介物质性研究目前仍处在起步阶段，距离“物质性”所能打开的新边界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在研究议题上，许多国外已经开展的研究目前尚未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比如，现有的媒介物质性研究主要聚焦于使用环节，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制造和回收环节，故障、维护、修复、改造等环节也应得到充分的关注；生物作为一种媒介具有怎样的信息性和物质性，它们如何影响人们对生命的态度以及随之而来对医学、经济、安全和文化的影响；物质性与美学的关系，物质性研究如何与艺术展览、艺术实践相结合，从而吸引更多公众的参与和思考；“物质性转向”如何体现在新闻传播学教育和媒介素养教育之中，等等。

与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相比，国内学者在探索适合物质性研究的方法上还没有迈出步子，大多数研究仍然采用传统以内容为主的媒介研究方法分析媒介的物质性。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探索可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比如，梅特·西蒙森·阿比德加德(Mette Simonsen Abildgaard)以电话的使用为例，提出了一种物向定性访谈法(materially oriented qualitative interviews),将历史物件(电话)用作访谈的启发装置[83]。与此类似的还有实验媒介考古学(experimental media archaeology),它更强调使用者的“上手操作”,通过实验、修复和玩的方式，探索旧媒介技术物的物质性[84]。还有些研究者借鉴常人方法(ethnomethodology),通过上手与破坏性实验(breach experiment),分析“日常性”与“变革性”的媒介使用在节奏、动量(momentum)、生机、感觉、情绪上的差异[85]。英德拉·德·拉内罗莱(Indra de Lanerolle)等人以南非伊佐洛(Izolo) 地区的“少连接者”的手机实践为例，提出了手机日记法(mobile diary method)这种研究手机实践的定性方法。该方法强调技术基础设施和数字物质性(包括设备、平台、资费结构、不同类型的连接和计算能力)对“少连接者”手机实践的影响[86]。另外，本·莱特(Ben Light)等人发展出应用程序走查法(Apps walkthrough)[87];克里斯汀·里特(Christian Ritter)基于对一家挪威软件公司的民族志研究，提出了一种新型的界面民族志(interface ethnography)[88];除此之外，视频民族志(video ethnography)[89]、触觉民族志(haptic ethnography)[90]、数据库民族志(database ethnography)[91]等也开始进入数字媒介的物质性研究中。后人类主义还催生出多物种民族志(multi-species ethnography),它已经被运用在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物质性研究中[92]。以后现代主义扎根理论为基础的情境分析法(situational analysis)也同样在媒介物质性研究中得到了运用[93]。

同时，媒介物质性研究在突破传统媒介研究的同时，自身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和风险。其中一个风险在于，如何在用物质性超越文本和话语研究的同时避免将物质与内容人为分离。巴勃罗·哈维尔·博茨科夫斯基(Pablo Javier Boczkowski)和伊格纳西奥·西尔斯(Ignacio Siles)将这种媒介的物质和内容分别划归不同研究范畴的现象称为媒介研究中的“筒仓思维”(silo mentality) [94]。另一个风险在于物质性研究所存在的“去政治化”倾向，这也是在柏林学派影响下的媒介研究、软件研究、电子文本研究、鉴识研究经常受到诟病的地方。为此，有学者提出应该增加“网络基础设施的空间政治经济”和“媒介与生态环境的政治经济”的视角来应对这一风险[95]。

总之，我们在坚持媒介物质性的同时不要忘了关于“物”的执着，往往经不住“无一物”的质问。在新物质主义视野下，并不存在孤立和僵化的物，物在本质上是各种“本体化事件(ontologizing events)”1的展演。物质与非物质不是对立的，而是处在相互建构和转化的过程中。在这个意义上，媒介物质性研究真正要做的也许不是还原媒介中的物和物质性，而是觉察 “何处惹尘埃”的过程，包括反思研究者自身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文原刊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