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一部难读的书，但它为什么吸引了古今中外那么多的学者？《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又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可见其用力之深。其实，不唯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给予《易经》以极大关注的思想家可谓比比皆是。如王弼借《易》开启了魏晋玄风（《周易》《老子》《庄子》三书，时人号为“三玄”），程颐、朱熹等宋代大儒借《易》建立了新儒学体系，王夫之借《易》阐衍了其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等等，无不如是。古今治易，仅成书者即有三、四千家，单是这一数字就很能说明问题。于是，人们不禁要问，《易经》为什么会引无数圣贤竟折腰？有人把这一点归结于同《易经》具有密切联系的所谓预测功能。但事实上，《易经》真正的生命力决不在于它所具有的卜筮的形式和内容，而在于这本书的特殊性质，在于它同诸子之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之间的特殊关系，在于它所蕴含着的人类智慧的精华。

朱伯崑先生说：“中国哲学就其所依据的思想资料来说，有四种类型：周易、四书、老庄、佛学。”在这一意义上，有人说：“不懂周易，就很难懂中国哲学；不懂周易，就很难真正理解中国文化。”

郭沫若说，《易经》是一座神秘的殿堂。这座神秘的殿堂又是由神秘的砖块砌成的，同时又加上了三圣、四圣的塑造，所以，直到现在还散发着神秘的幽光。面对这样一个对象，我们无论盲目地推崇和赞扬，还是刻意地回避和躲闪，神秘其神秘，都是不对的。正确的办法就是要和它面对面，把它放到阳光下面，因为神秘最怕见阳光，神秘最怕面对面。所以，我们学习《易经》，就是要直接面对《易经》原典，通过对《易经》六十四卦原文的逐字逐句的解读，领会《易经》思想的本义，领会《易经》和先秦诸子、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关系，和我们的社会生活与实践的关系，从而撩开被一些人有意或无意地蒙在周易上面的神秘的面纱，还《易经》以本来面目。用郭沫若先生的话说，就是让《易经》自己来说易经，这时我们会看到怎样的一个原始人在作裸体舞蹈。

《易经》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是卜筮之书，还是哲学之书？是历史之书，还是文学之书？抑或如有人所说是一部兵书？其实，在产生《易经》的时代，学科还远没有发展到分化的程度，不同的学派也远未形成，因此，《易经》是一部具有综合性的文化典籍，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源头，它不专属于某家某派。儒、道、墨、兵、阴阳、法、农、名等诸家之说，皆以《易经》为源头，中国传统哲学、文学、艺术、史学、伦理、美学、政治、管理、科学、宗教等，在《易经》中亦皆见其端绪。《易经》一书所具有的综合性和原初性，主要是由《易经》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易经》作者的古朴原始的思维方式和“类化意象”的认知方式决定的。对这样一部书的基本定位，我们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易经》产生于古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需要，它是对我们祖先的生存方式和实践经验的记录和总结；《易经》是我们祖先对他们生活其中的世界的整体认知和直观把握；《易经》是我们的祖先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第一个思想模式，是我们的祖先探索和把握物质世界规律的最早尝试和智慧结晶。

《周易》的学习和研究，必须走出占筮迷信的误区。人们关注《周易》，决不是因为它能预知未来，事实上，《周易》也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那种把《周易》的现代价值盲目地归结为预测的想法和做法，既是对《周易》的无知和误解，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亵渎。《周易》特别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特别注重人的道德修养，特别注重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它所倡导的是一种与神道相对立的人道观念和人文精神。我们今天所见的以《周易》名义出现的许多迷信的内容，实是后人附会的结果。因此，在当前的《周易》研究中应坚决克服本末倒置的现象，坚决反对一些人直接或间接地热衷于作为《周易》的形式和外衣的占筮或所谓预测功能，注意把《周易》由于时代的局限而带有的占筮形式和后人的占筮迷信同《周易》本身所具有的理性和科学的内容区别开来，注意研究《周易》所包含的古老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信息，注意研究《周易》中所蕴含着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思想，注意研究《周易》同整个中国文化之间的源流正变关系，注意研究《周易》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服务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

本文为“周易古经与先秦诸子”的课堂实录（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