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社会底层家庭的子女不具备中上阶层所特有的文化资本,因而难以取得高学业成就。现有的研究也大多认为,来自社会底层却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学生,是通过某种方式弥补了自身文化资本的不足。通过对46篇某重点大学大一新生教育自传的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底层具有独特形态的文化资本,包括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以及学校化的心性品质;底层子女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关键不在于获得了中上阶层的文化资本,而恰恰是充分利用底层特有的文化资本的结果。

关键词：文化再生产; 高学业成就; 道德化思维; 底层文化资本

一、引言

“寒门再难出贵子?”这一话题自2011年7月在网络上发酵以来,不断引发广泛的讨论。①人们在现实生活和网络世界里感叹,出身社会底层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重点大学,研究者也习惯于使用阶层地位、社会资源与家庭教养方式的差异进行解释。其中文化层面的阶层差异,特别是不同阶层家庭教养方式的差异,越来越被人们提及。这种提法似乎洞察了教育背后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凸显了“教育改变命运”这句口号的虚妄。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建国以来工农等社会较低阶层子弟一直在重点大学占据相当比重。梁晨等人通过对1952-2002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的学籍卡片的研究发现,“北大工人与农民子弟的总比例达到学生总数的30%以上,苏大工人与农民子弟比例在40%左右”②。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改变命运”又不仅仅只是一句口号。而当我们换一个角度重新审视“寒门何以出贵子”这个话题,人们又经常语焉不详。这种“语焉不详”关联着一个理论上也难以解释的问题:很多处于社会底层(农村或城市底层)的学子们为什么能够取得高学业成就(进入重点大学③),进而有机会突破阶级代际传递的魔咒?本研究无力建构一种系统的理论,但至少期望洞察一些机制,来解释“寒门贵子”是如何炼成的。

二、对已有研究的反思

“寒”与“贵”之间的张力,凸显了社会学恒常的主题:社会再生产。现实生活中“寒门贵子”取得高学业成就的事实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有着微妙的关联。

在学术界,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也被称为文化再生产理论。布迪厄认为,“即使在教室里,所谓正当合理的文化和艺术作品是倾向于由那些早已有机会接触这些孩子定义的,而在一个远离学术规则的大家庭里,在直接经验和简单享乐主导的环境下,学术知识被贬低,被看作是不切实际或者太迂腐。”①就这样,文化资本“被制度化成了维护优势阶级利益的工具”。②那些来自中产阶级,有这种惯习的孩子更容易与之契合,取得学业成功。来自劳工阶级的孩子不拥有这种惯习和性情,则被排斥、淘汰。在这一过程中,教育制度成功地“把社会特权转化为天资或个人学习成绩,从而不中断地维护不平等”③。

在布迪厄那里,文化资本的多少意味着人们对上层所占有高雅文化的掌握程度。这种高雅文化和相应的品味不同于其他阶层,因而有助于中上阶层子弟取得高学业成就。很明显,文化资本理论隐含着这样一种逻辑,那就是底层劳工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不具备取得高学业成就所需的那些属于中上阶层的高雅文化资本,所以才容易遭遇学业失败。安妮特·拉鲁的研究延续了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逻辑,虽然肯定了贫困工人阶级家庭教养孩子采取的“成就自然成长”方式有某些益处,却依然认为中产阶级的“协同培养”方式很大程度上让孩子能够在学校生活中占据优势。④总的来说,尽管文化资本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再生产的文化逻辑,但还是有它的限度。这种理论强调中上阶层的文化,而忽视了底层文化;关注了多数没有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寒门子弟,却忽略了那些身处社会底层却依然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寒门贵子”们。

解释底层学业成就获得的文化资本理论内含两条逻辑。第一,多数劳工阶层子弟之所以学业成就低,延续了父辈的命运是因为他们缺乏中上阶层家庭子弟所具备的文化资本,“在学校教育中处于文化上的劣势”⑤,而“(城市子弟)获取了比农村子弟多得多的不同数量与类型的文化资本”⑥。许多国内研究者延续了这一逻辑,在研究中关注了那些取得低学业成就、可能复制父母原有阶层的底层儿童(农村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弟)在文化资本上的缺陷。如若我们反推第一条逻辑,可以得出第二条逻辑:少数劳工阶级子弟之所以能够取得高学业成就,进而可能实现向上流动,是因为他们通过某种方式弥补了原生家庭文化资本的不足。董永贵以10名本科就读于“211”和“985”院校的农家子弟为研究对象,对他们取得高学业成就背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文化资本理论“带有强烈的悲观主义论调,它把人看成结构中的被动者,从而忽视了人的能动性。”⑦但作者依然没有逃脱文化资本的内在逻辑,认为寒门子弟是“带着匮乏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进入学校,最终依靠自我的能动性,在重要他人的帮助下,取得了高学业成就,实现了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作为重要他人的教师弥补了他们家庭文化资本的不足”⑧。换言之,寒门子弟的家庭没有提供给他们取得高学业成就的文化资本,他们必须要发挥能动性,弥补原生家庭文化资本匮乏的缺陷。

像这样用文化资本理论来解释“寒门贵子”的疑点在于:各阶层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和文化实践,为什么只有中上阶层的文化才能成为与学校生活相契合的资本?底层子弟取得高学业成就究竟是弥补文化资本的结果,还是底层子女拥有不同于中上阶层子女的文化资本?不管怎样,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底层子弟都在一定程度上逃脱了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内在逻辑,他们的出现是对阶层代际传递的一种逃离和反叛。如若我们希望建构一种本土化理论,或者至少洞察一些机制,来解释“寒门贵子”是如何突破阶级代际传递的魔咒,取得高学业成就的,那就势必不能仅限于现有的文化再生产理论的那一套逻辑,画地为牢。我们希望能从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底层子弟的成长经历入手,并将其与同样取得高学业成就的中上阶层子弟的成长经历相对照,探寻寒门子弟取得高学业成就的独特机制。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某重点大学2011-2014级学生在大学一年级入学伊始撰写的46篇教育自传①为分析文本,并对其中部分自传作者进行了访谈。这里,对底层家庭子弟自传和中上阶层家庭子弟自传的区分主要根据文本中对家境的描述,特别是出身于城市还是农村,父母的受教育经历,父母是否从事体力劳动以及成长过程中有没有明显感受到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

46篇自传中有14篇的作者来自底层②家庭,包括贫困的农村家庭(11篇)以及居住在城市(城镇)里却比较贫困的城市工人家庭(3篇)。这14篇底层子弟的教育自传是研究的核心文本。这里将来自底层家庭的子女的教育自传依次编码为他们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高中及以下),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在成长过程中明显感受到了家庭经济状况的限制。其他32篇除一篇③来自农村外,其余都来自较为富裕的城市家庭,对家境的描述也都比较好,其父母一般受过高等教育,从事教师、公务员、企业经理等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职业。这32篇自传主要作为一种对照。本研究试图从看似纷杂无序的个人成长体验中寻找“寒门贵子”群体突破阶层代际传递的机制和密码。

在阅读教育自传的起初,深感每个底层子弟取得高学业成就的经历都是不可复制的,充满了偶然,而非必然的因果关系。但随着阅读的深入,那些关乎底层子弟独特意义世界的词开始显露,比如梦想、动力、钱、学习、成绩、恋爱、父母、优越感等。当我们重新阅读每个独特生命的自传,从这样一些词所构筑的意义世界来理解底层子弟的成长经历时,原先的许多困惑串联起来得到了自洽的解释,“寒门贵子”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密码终于浮出水面。

四、自传中的突破密码

(一)先赋性动力

确实,底层子弟与中上阶层子弟的背后是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和不同的生活境遇。但正如卡西尔所言,“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④。从这个意义上说,底层的孩子与中上阶层的孩子背后的符号世界———或者他们对自己所在世界的意义解释———有着更为关键的意义。正是他们对自己生活的世界的独特感知,创生着不同的梦想,衍生出了不同的动力。

“六年级,初中,在无数的荣誉背后,我开始胡思乱想,我开始讨厌那些似乎无法更改的传统,我开始为姑娘十三四岁就出嫁的事惧怕而惊讶;我知道外面的世界除了玉米和洋芋,还有许多作物;我开始思考外面的人们开的轿车原料来自哪里,他们在宽敞的马路上行驶有多快…冥冥中似乎有一种力量在催促我,告诫我不能成为村里无数个复制品中的一个。那里是个可怕的陷阱,是个万丈深渊,我必须绕道而行,我必须用知识充斥我的头脑,改变我的命运。”(D-6)①

“我不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但我知道它在我家窗前那座山的后面!”(D-1)

可见,寒门、底层、农村、贫困,所有这些词汇不仅指向了恶劣的生存条件,指向了一种在今天的中国悲伤和凄凉的身份地位,而且意味着无可依傍,意味着一无可坠,意味着“超越自我”、“出人头地”、“改变命运”、“不成为复制品”、“走出大山”。14篇底层子弟的自传几乎都展现了这种向上发展、走出村庄、靠读书改变命运的梦想。这种梦想并非高踞于个体生活境遇之上,天马行空,无踪迹可循。来到这个陌生世界第一声啼哭所伴随着的不可改变的出身就注定了他们的梦想。《老子》第四十章有云:“反者道之动。”②意思是说,事物总是向相反的方向运动。相比于中上阶层的孩子,出身于底层的孩子有一种向上生长的自然动力。

不仅出身于底层这一事实能够自然生发出向上拼搏的动力,一些看似不利的文化或事件也可能转化为奋发向上的非常规动力,这个世界对他们的影响并非社会结构显现出来的那种样子。

“在农村,重男轻女的现象那时还是比较普遍的…在爷爷奶奶家的那些日子里,爷爷有时坐在门前的石阶上,叹一口气,或感叹谁家又添孙子了,或感慨谁家又盖楼房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能感觉到爷爷语气中的一丝失望。所以很小的时候,我就常常想男孩就一定比女孩好么?…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有了要改变这一切的愿望,我要比周围任何男孩子都优秀,这个想法一直激励着我上进…”(D-1)

基于这种文化情境的能动性总让我们眼前一亮。说到底,社会本身乃是一种创造性的实在,一个不断重新建构的意义世界。每个行动者都有一种基于情境的内在创造性和突破能力,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意向状态在个人自身成长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行动者的成长逻辑是可以与社会结构的客观约束不同的。就如老子所说,“故物,或损之而益”③。一些看似不利的生活境遇,实则可能演化出创造的奇迹。

尽管寒门子弟并不具有先赋性的客观优势,却因其自身的底层处境而自然生发出向上拼搏的动力,一些不利的文化或事件也可能转化为学习的韧性,这些动力都是与出身于底层这一先赋性事实相连的。我们在此提出“先赋性动力”这个概念。相比于中上阶层子弟优渥的家庭条件,与命运相抗的先赋性动力赋予了寒门子弟向上拼搏的原动力。正是在这里,底层生活使底层子弟看到了某种独特的意义世界。当然,他们的梦想宏大却目标模糊。而相比于底层子弟模糊的、试图改变命运的梦想,中上阶层子弟的梦想更精细而具象。

“因为阅读,我开始写作。喜欢写作不为功成名就,但却萌生了小时候一心想成为专职作家的梦想。”(Z-32)

“也就是在那一天,一个梦想在我的心中生根发芽。我要做教师,我要去支教。也许,我无法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们过上富足的生活,但是至少,我可以带给他们梦想与希望。”(Z-1)

(二)道德化思维

在阅读自传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钱”、“父母”、“学习”这几个词在底层子弟与中上阶层子弟的符号世界所建构的意义有非常大的差别。底层子弟在教育自传中解释学业成就时往往是不提家庭的,一般倾向于归因为老师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而在遭遇学业失败时却极大地生发出了对家庭(父母、兄弟姐妹)的愧疚。这样的现象让我们困惑不已。难道底层家庭真的没有向其子女传递有利于取得高学业成就的资本吗?

安妮特·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分析了中产阶级和贫困的工人阶级家庭孩子与钱有关的不同体验。对于中产阶级孩子而言,“钱,永远存在却绝不提及”。①而在贫困家庭,“对经济问题的讨论不仅很公开化而且还经常出现,孩子们很清楚家长能付得起什么,不能付得起什么。”②这种发现非常富有洞察力。一“钱”一世界,从不同阶层家庭出身的子弟对钱这一符号的意义建构能够窥见不同的思维模式与精神世界。

在32篇中上阶层出身子弟的教育自传中,有44次提到了钱,比较典型的如下:

“我爸担心我一味省吃俭用给其他同学造成了我抠门的印象,于是慷慨予我生活费,时刻激励我随心所欲花钱。但是逼仄窘迫的画面仍未消散,那些钱我一分未动,全收进抽屉,以备不时之需,后来我妈翻找旧照片时意外发现,以为是旧日收藏,大喜过望,全部笑纳。我爸得知之后,对我妈感叹道:“财商教育到底是没成功———只会存钱,不会花钱!”(Z-22)

“爸爸的绝招就是用金钱诱惑,用玩具诱惑,所以,我没能抵制诱惑,全都背了。后来,我就有钱了,也不喜欢玩具了,就没坚持背了。”(Z-28)

“现在回想那个阶段,爸爸除了赚钱养家,似乎没有扮演什么其他角色。”(Z-8)

而仅14篇底层出身子弟的教育自传中却也44次提到了钱,相当于每一篇自传平均提到了近3次与钱有关的体验。比较典型的描述如下:

“全家的唯一经济来源就是爸爸送液化石油气挣得1000多元/月,爸爸的工作很辛苦,无论刮风下雨还是节假日,总是骑着自行车,带着七八十斤重的煤气罐奔波,楼上楼下的搬运,每瓶才赚2元,所以在初中以前,钱在我心中又有着特殊的位置。我从不买零食,弄丢了一支自动铅笔,我从学校哭着回家;全家改善生活只是意味着买5元钱的猪肉炒炒,爸爸妈妈再推推让让,多给我吃些。”(D-13)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电影,十几个孩子排着高低起伏的队,高高兴兴地步行了几里路,印象最深的是中途还遇到了我的母亲,她给了我一块钱,我现在已经无法体会一块钱对于那时的我的意义。”(D-3)

“黄色的封面,五元钱,很厚的一套试卷,当我们拿到这套试卷的时候,还在感叹它的印刷质量,因为在六年的时间中,这貌似是我们用过的质量最好的试卷。”(D-4)

“放学后我们每天都会去买3毛钱的麻花吃。”(D-5)

中国有句俗语:“钱财乃身外之物”。这句俗语显然与中上阶层家庭的孩子更加契合,因为他们的父母收入更高。对于中上阶层的孩子而言,他们从小到大并不缺钱,对钱的记忆是不精确的,对钱的态度也是更为轻松的。钱被作为一种游戏的道具,一种奖励,一种手段。总之,钱不是什么上得了台面的大事。而对于底层出身的孩子而言,他们对钱的记忆是精确的,对钱的态度是慎重的,与钱有关的画面是汗水淋漓却只有微薄收入的父亲,是难得的印刷质量很好的试卷,是三毛钱的麻花。底层出身的孩子,经常体验的是“没钱”、“终于攒够了钱”、“要钱”、“不可能有钱”、“三毛钱”。钱对于底层家庭的孩子来说永远是稀缺的,是宝贵的,他们在自己经济独立之前所花的每一分钱都直接牵连着父母在黑黝黝的土地之上、在燥热的工地之中、在马路上的吆喝声里留下的点滴汗水。虽然底层子弟和中上阶级子弟在学校生活中都免不了要与钱打交道,交学费,买衣服,买辅导书,但所有这些与钱有关的体验都因不同的家庭出身而具有了不同的意义。

底层子弟对钱更敏感,即使父母不有意提及或者有意不提及,他们的学校生活也无时无刻离不开对钱的记忆,而且总能很明显感受到家庭为自己的牺牲。底层的孩子因家庭为自己求学所作的牺牲背负上了重大的道德债务。

“爸爸在宿舍门外摸着我的脸说,宝贝,只要你过得比我好。”(D-10)

“妈妈经常跟我说,她就是‘活孩子’,她人生的意义就是我。”(D-10作者访谈)

“姐姐在五年级结束了她的学业生涯,因为家里实在没钱,她是姐姐,所以要做出牺牲。后续的,毫无疑问,她就得走我们祖祖辈辈都走的路。我知道,她有多么的不情愿,她心里有多苦。我静静地,不敢说话,不敢动,好像我们各自顶着一桶浓硫酸,谁动了谁就遭殃。生命的征程也就从此转向,我不想成为那个不幸的人,我把这个想法藏在心底,不想让人发现我的自私,好久……”(D-6)

底层家庭的父母们容易对其子女报有高期待,并自觉不自觉地向子女传递了这种期待。高期待的爱一定也是高负担的爱。底层子弟很容易感受到父母的不易,在享受爱的同时也在背负爱。底层家庭的父母之爱更容易成为一种有负担的爱。在这种情况下,底层子弟对家庭的负疚感会比中上阶层子弟强上许多。只有学习好才能减轻自己背负的道德债务,平衡内心强烈的负疚感。这种思维模式使得底层子弟倾向于把学习作为一种道德事务来对待,更专注于学习,自制而专一。

“我深知我肩上的重担:妹妹学习不好,爷爷没有孙子,爸妈就是把我当儿子看的,我就是爷爷奶奶的长孙,我是全家的希望!”(D-1)

“父母的不易告诉我生活的艰辛,我们如同一叶小舟漂泊在陌生的水域,我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这才是我改变自身命运,报答父母恩情的唯一出路,我是抱着这样一个信念学习的,也是如此去做的。”(D-13)

如若把学习看成道德事务,那么底层子弟在面临学业失败时就不仅把考试失利看作是学业失败,更是一种道德失败。因此,也正是这种极为看重学习和成绩的“道德化思维模式”,使得底层子弟在面临恋爱这一青春期常有的可能干扰时产生更多的道德恐惧。

“高中时有一个喜欢的男生,我俩好像都对对方比较欣赏。我俩算是好过一段,但后来我越来越感觉自己对不起父母,就主动跟他断了。”(D-10作者访谈)

而对中上阶层子弟而言,他们学习少了许多道德意味,与父母的关系是更为亲密而轻松的。

“他们默默地关注我,而又不给我太大的压力。父母从不强加给我什么东西,而是让我自己去寻找,去找寻我认为属于我的东西。”(Z-26)

“我和爸爸妈妈的关系亦师亦友,没大没小,很多秘密都能分别与他们分享,这也是令我自豪的亲密关系。”(Z-17)

可见,学习这件事情本身对于中上阶层和底层子弟有着不同的意味。中上阶层子弟多数生活在家庭环境较为宽松,亲子交流更细腻、更民主的环境里,父母对孩子的爱更自由和宽松。而在底层子弟眼里,学习不是单纯的个人性事务,更是一种道德事务,是与父母的付出能否得到回报,与自己家庭甚至是家族的荣辱联系在一起的。

(三)学校化的心性品质

布迪厄认定学校制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学校文化本质上为了“保证文化资本的效益”而“淘汰距学校文化最远的那些阶级”,也就是缺乏中上阶层文化资本的底层子弟。①但中国的底层子弟与学校文化的距离并不远,中国人对知识、教师和学校的独特理解一直在传递,如同钱穆先生所言,“不论乱、治、兴、亡,不断地有一批批人永远在维持着道”。②这种文化基因在底层子弟的教育自传中也有所体现。

“对于我母亲来说,学校是一个充满了神圣感的地方,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未来。我母亲早早地辍了学,而她的一些同学选择了继续读书,并在中国的其它城市有了不错的工作。所以在我母亲的观念里,让孩子读书是一种近乎神圣的教育。”(D-14)

“从我出生起,爸妈就有了一种明确的意志:一定让他们的儿子了不起。但究竟什么是“了不起”,大概他们也很模糊。”(D-8)

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与浸润之下,即使是最底层的劳动者也有对于知识的敬畏和对教师的敬重。越是底层的父母在教育孩子时越依赖教师,对学校的期望远胜于中上阶层家庭。这些与西方不同的观念构筑了中国底层不同于其他国家底层所独有的文化特质。

底层子弟对待学校的这种态度与其自身的阶层地位也息息相关。在访谈中自传作者D-10时,她告诉笔者这样一段经历。上小学时有一次一个同学讥讽她衣服破旧,她反唇相讥道:“你的衣服是比我好看,可你的成绩比我好么?”对于底层子弟来说,自身被印刻上了贫困的标签,不可避免的因家庭条件在学校生活中感到自卑。但人是一种不断创造意义和价值的动物,只要还有一丝希望,不会甘于自卑,会生长出种种办法来取得某种优越感,建立起自己的自信和自尊。学校生活中的最佳装扮,也是底层子弟能抓住的那根最重要的救命稻草就是成绩。优异的成绩对于底层子弟来说是自身存在意义与价值的明证,是比惹人欣羡的衣服更重要的存在。

也正因为如此,当底层子弟面对学业挫败时,唯一的优越感就失去了。教育自传中的作者们在面对学业失败时体尝了巨大的痛苦。

“第一次月考结束我排到了全班十七名,而且接下来几次我都在十几名,这对一直处于前面的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甚至走路是都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D-5)

“我不再是唯一一个优秀的,也不再是最优秀的。我考进了最好的班级,却只是第三十六名。这让一向骄傲的我有些接受不了。班里的活动不再由我组织,班干部老师也直接选择了学习更好的同学,我在其中无足轻重,甚至找寻不到一种归属感。”(D-10)

因而,底层子弟要想获得认同,在心理上具有某种优越感,更加依赖于成绩。对于他们而言,成绩不仅牵连着家庭的付出,而且关系到自己在班级的地位和老师的喜爱。总而言之,成绩是那个时空下的全部,决定着自己在学校生活中能否挺直腰杆走在路上,能否有自信与同学老师交流,能否品尝这唯一的幸福。这样,取得好成绩就几乎成了底层子弟优越感的唯一来源。这里把这种心态称为“单向度优越”。单向度优越的心态使得寒门子弟对自己成绩下降的容忍度极低,更勤奋也更能吃苦,努力维持成绩的优秀。

与此相关的是,教师对底层子弟的学校文化实践有着更为关键的意义。在阅读自传的过程中,几乎每一篇自传里都有对老师的感恩,不同的是寒门子弟倾向于用“生命里的贵人”(D-3),“启蒙老师,张静先生”(D-4),“极其智慧的老师”(D-6),“恩师”(D-7))这样带有浓重情感色彩和崇敬之意的词语来描述自己与老师之前的生命关联。而中上阶层子弟在自传中表达的更多的是对老师的喜爱,这种喜爱更多偏向于老师的个性和学识。原因在于底层子弟在逐步进入城市学校学习的过程中,家庭给予的资源和精神支持越来越弱,他们更渴望在学校生活中得到教师的欣赏和关爱。因此,寒门子弟因品尝家庭之寒而对温暖极其渴望,也对那些给他们温暖的人念念不忘。虽然他们在面对师长时经常是羞涩局促的,而且往往被动地等待教师的关注和爱,但这种人类原初的渴望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朴素信念会帮助他们与教师建立另外一种通道的连接。教师往往成了他们生命中的重要联结者,将他们从这一边带到那一边。

五、中国底层的文化资本

(一)底层的文化资本

现在看来,那些出身于社会经济政治地位较低阶层的子弟,依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资本: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以及学校化的心性品质。这种文化资本系统同样也是他们获得高学业成就的动力系统。

有研究者认为寒门子弟是通过文化资本的弥补(适应了中上阶层的话语方式、价值观念等)才取得高学业成就的。本研究认为至少在大学之前的学习阶段,寒门子弟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关键在于利用了自己所属阶层的文化资本。先赋性动力赋予了底层子弟强烈的改变命运的源动力;道德化思维模式使得底层子弟倾向于把学习作为一种道德事务来对待,更专注于学习,自制而专一;学校化的心性品质帮助底层子弟在学校生活中依赖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质取得优异成绩,建立起单向度的优越感,在更深层面与教师建立起生命关联。同时中国的底层更崇尚知识,更依赖也更信任学校和教师,有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文化传统。这些有助于向上流动的独特文化资本组合成了中国底层子弟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密码,也解释了为什么“寒门贵子”能够取得高学业成就,进而有机会突破阶级代际传递的魔咒。

(二)对布迪厄理论的反思

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一文中详细讨论了文化资本的三种表现形式:身体形态、客观形态与制度形态。布迪厄认为“经济资本可以表现为非物质形式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在特定情境下可转化为经济资本,也可以被制度化为学历”,“文化资本必须花时间来累积”。①有闲的中上阶层才可能累积和传递文化资本,底层是与文化资本近乎无缘的。但布迪厄忽略了具体的文化圈也可能会传递有助于底层实现社会流动的文化基因。中国底层家庭子弟虽然缺乏客观形态和制度形态的文化资本,却有着独特形态的文化资本。布迪厄所言的身体形态的文化资本,特别是“品味”和“惯习”非常富有洞察力,但我们不禁要问,在“品味”和“惯习”的背后是什么?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寒门子弟在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下参与到家庭和学校这些具体情境的生活实践之中,在个体能动性的主导下开创着符合“物或损之而益”内在逻辑的独特文化资本。基于阶层地位的先赋性动力、基于家庭境遇的道德化思维以及学校化的心性品质是比肉身化的文化资本更为内在的,关乎行动者个体的意义世界、思维模式和心性品质。

虽然布迪厄认为身体形态的、客观形态的与制度形态的文化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但布迪厄建构的文化资本概念还是相对静态的。相比较而言,本文提出的底层文化资本建基于底层的行动者个体的意义世界之上,以心灵与思维为依托,需要更动态的理解和把握。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学校化的心性品质相互关联,它们之间有着时而动态衍生,时而共退共进的联系。这一底层文化资本系统既有利于他们取得高学业成就,有了突破阶层代际传递的可能,同时又可能会对他们跨入大学之门之后的阶层流动造成障碍。

总的来说,相比于布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的三种表现形式,底层文化资本是内在于心灵的,不能让渡和交换,极易消退且高度依赖行动者的个体能动性,必须通过具体情境中的主动参与才可能化“损”为“益”。底层文化资本的提法实质上是从底层视角来重新审视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的一种尝试。底层文化资本的力量依托于一个能够激发寒门子弟主动参与、主动创造的制度情境。

(三)进一步的讨论

如果说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没有很好地解释少数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底层子弟,那么本文所言的底层文化资本是不是就相应地失去了对大多数没有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底层子弟的解释力呢?

我们认为文化资本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衍生与情境依赖的,内在于心灵的底层文化资本更是如此。一方面,底层子弟只有主动融入底层文化资本的内在逻辑,能动地参与,在创造关系和不断行动中将内在的文化资本转化为外在的文化资本。另一方面,只有那种能真正有助于他们成功的学校教育体系,才能将这一套文化习性转化为资本。因此,底层文化资本能够衍生出极强的动力,但也经常伴随着极大的后坐力。道德化思维模式虽然有利于底层子弟心无旁骛、刻苦勤奋,但这种思维模式本身潜伏着极大的心理压力。特别是在遭遇学业失败的时候,这种心理压力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排解,就会产生严重叛逆,不利于个人成长。学校化的心性品质同样脆弱,如果短期内没有在学校取得较好成绩,那么底层家庭出身的子弟就会在学校找不到自我价值,很容易不再被视为“读书的料”,逐步脱离底层特有的文化资本逻辑,与高学业成就渐行渐远,甚至会衍生出反学校心性。因此,底层的文化资本很容易成为一柄双刃剑,需要强有力的公共支持。

当然,取得高学业成就只是“寒门贵子”们通过教育的阶梯实现阶层流动的第一步,跨入大学之门后的学习成长不可避免地经受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中产阶级文化的洗礼。当进入一个不再以成绩论英雄的大学之门,寒门子弟道德化的思维模式以及单向度优越的心态会在大学遇到真正意义上的挑战,片面发展的劣势开始凸显。对于寒门子弟来说,“先赋性动力”会一直建构其内在发展的动力,但过度的使命感极容易造成过重的心理压力。“道德化思维”更在这个时候显露出其弊端。虽然大学生已经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实现经济独立,但寒门子弟还是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承担父母有负担的爱,道德事务的范围也会扩大到交友、恋爱等诸多层面,限制他们的自由发展。跨入大学之门的寒门子弟需要不断面对所在场域的文化与自己原生家庭文化的疏离,在矛盾和冲突之中面对和融入城市中上阶层文化。对于寒门子弟而言,跨入大学之门并不等同于实现阶层流动,只有批判地继承和超越原有的底层文化资本,不断积累中上阶层的文化资本,才有可能真正实现阶层的跨越。当然,对他们来说,无论什么时候,一个健全的社会支持体系,始终是他们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