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标志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顺利实现。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展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战略任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本文简要分析我国乡村振兴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乡村振兴战略体系不断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初步形成。党的十九大报告部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通过“两步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七大 战 略 之 一。过 去 几 年 中，围 绕 产 业 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和乡风文明的乡村振兴主要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一系列部署，擘画了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形成了乡村振兴战略框架和政策体系，特别是 2021 年 6 月 1 日《乡村振兴促进法》的正式施行，进一步将乡村振兴纳入法治化轨道。
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工作重心转向乡村振兴。2020 年脱贫攻坚战圆满收官之后，我国进入了后脱贫攻坚时代，各级政府相继挂牌成立乡村振兴局，工作重心从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是需要久久为功的长期战略: 按照党中央对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到 2035 年乡村振兴要取得决定性进展，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到 2050 年要实现以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为内涵的乡村全面振兴。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迈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展望未来 15 年，中国经济将从中等收入水平将高收入水平过渡，其中一个很大的挑战，是能否实现共同富裕，有效缩小“三大差距”。一是地区发展差距，随着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新世纪以来我国地区发展差距逐步缩小，但近几年略有扩大，表明进一步缩小地区差距的难度加大。二是居民收入差距，2009 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持续下降，但近几年有所上升，也表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难度在加大。三是城乡发展差距，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目前约为 2. 6 倍，发达国家通常在 1. 5 倍以内，未来我国需要持续缩小城乡差距。面向 2035 年，中国发展的关键是实现共同富裕，其中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是重中之重，这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
全球粮食安全面临危机，我国需要进一步夯实农业基础。新冠肺炎疫情引发新一轮全球性粮食安全危机，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的《2021 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指出，2020 年在全球 55 个国家或地区至少 1. 55 亿人陷入“危机”级别或更为严重的突发粮食不 安 全 状 况，比 2019 年 增 加 约 2 000 万 人，达到过去五年的最高水平。疫情冲击下各国开始收紧粮食出口，导致国际粮价剧烈波动。我国农业基础应对能力仍相对偏弱，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面临劳动生产效率低、生产成本不断攀升、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全球性粮食安全危机使我国粮食安全面临更大不确定性，客观上需要我国构建更可持续、更富韧性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农村人口持续减少和老龄化为乡村振兴带来了新的风险。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人口持续减少，居住在乡村 的 人 口 为 5. 1 亿 人，与2010 年相比减少 1. 64 亿人，每年农村人口流失超过 1 000 万，表明农村人口仍加快流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更加深入，流动人口 3. 76 亿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 1. 25 亿人，与 2010 年相比增长 69. 73%。全国城市间分化加剧，人口向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中心城市的集聚态势愈发明显，其他近半数城市出现人口下降。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60 岁及以上人口 2. 64 亿人，占比 18. 7%，65 岁及以上人口 1. 91 亿人，占比 13. 5%，已经非常接近深度老龄化 14% 的门槛值，未富先老的特征愈加凸显。
返乡入乡就业创业规模持续扩大为乡村振兴带来了新 的 活 力。《2020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0 年农民工总量为 2. 856 亿人，首次出现减少趋势，比上年减少 517 万人; 流动半径进一步缩小，越来越趋向于就近就地就业，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减少 2. 7% ，跨省流动农民工数量减少6. 1% ; 流动方向更加多元，由 2010 年时期的江浙广东扩展到东南地区和成渝、贵州等西南地区，流动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返乡创业就业人数持续增加，2020 年超过 1 000 万。乡村就业人员中，纯务农户逐渐减少，兼业农户继续增多，服务业超越第二产业成为吸纳农民工就业的主要产业。
产业扶贫和产业振兴加快衔接为乡村振兴带来了新的格局。脱贫攻坚阶段，产业扶贫是覆盖面最广、带动人口最多的扶贫举措。每个贫困县都形成了两到三个特色鲜明的扶贫主导产业，特别是“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的许多贫困乡村实现了特色产业“从无到有”的历史跨越。然而，资源禀赋相近的贫困县确定产业项目时存在趋同现象，大多集中在水果、蔬菜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生 长 周 期短，需求弹性相对较小，容易出现价格下降与滞销风险，丰产不丰收的潜在风险较大。
城乡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创造了有利条件。城乡要素流动不畅是全国层面长期存在的问题，人才、土地、资金和科技等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不足，严重制约了乡村产业发展。随着阻碍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藩篱将被打破，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政策体系逐步建立，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将更多地向乡村流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城乡融合机制改革不断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 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以 下 简 称“十四五”规划纲要) 提 出，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县域在承接产业转移、优化经济结构、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乡村振兴的基础是农村产业发展和兴旺。从全世界来看，过去 200 年人类的近现代历史中，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先行的现代化国家都面临乡村衰落的挑战。为抵抗乡村衰落的趋势，很多国家都提出过乡村复兴运动，发布过相关行动计划，但多数国家乡村复兴的实际成效并不显著。这是因为农村地区的主导产业以农业为主，而农业比较收益相对偏低，难以大量吸引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与此同时，农村地区非农产业发展并不充分，无法有效吸纳较多的就业人口，导致农村地区大量人口向城市地区迁移。比如，在美国和日本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人口大约只有 2% ，而大量农村人口倾向于迁往城市就业。因此，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农村地区能否创造新的产业，吸引劳动力在农村地区创业就业。
数字技术为乡村振兴带来了新机遇新动能。在世界范围 内，以 大 数 据、云 计 算、物 联 网、区 块链、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农业领域且发展迅速，带动了精准农业、智慧农业的迅猛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智慧农业，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为加快补齐农业农村信息化短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政策支持。然而，农村数字化水平总体偏低，2019 年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总体水平达到 36% ，其中农业生产数字化水平仅为 23. 8% ，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不足 60% ，远低于城市地区互联网普及率。数字技术的加速应用和普及，正在深刻改变整个社会形态，为乡村产业发展和乡村治理全面赋能带来了全新的机遇。
利用数字技术可以在农村创造新产业新业态。近现代历史中，各国推进的乡村复兴是工业化时代背景下进行的，在乡村大量发展现代产业和吸纳就业存在天然的局限性。当前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要驱动力的数字化浪潮，重新形塑了乡村产业发展的条件，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全新的机遇。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降低了信息传递、复制、追踪、验证和运输等成本，改变了资源要素的配置。农村地区最大的比较优势是土地和劳动力成本非常低，过去这些低成本要素难以进入市场和获得市场收益，而数字技术可以低成本实现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与市场的链接。过去 10 年经由电商的推动，实现了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直接对接，为农村创造了大量产业和就业，在一些偏远农村地区带动了当地的产业兴旺。
总之，在数字时代背景下，中国宏观国情农情发展面临新的形势，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全新背景，进而要求我们谋划在新时期如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021 年“中 央 一号”文件的主题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其核心在于把国家的“三农”工作重点从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未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关键是要立足国情农情，走出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至少包含以下七条道路:打破二元结构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3］; 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农村改革创新之路;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高质量农业发展之路; 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多治融合乡村善治之路; 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 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 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走共同富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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