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随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个体微观生活与国家宏观政治之间不再疏离，微观生活与宏观政治的关系逻辑为现代个体国家意识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确证。在反思现代性的向度上，微观生活在抗拒普遍性意义上的国家意识、消解制度化的国家权威、冲击主导价值的意义旨趣等方面阻碍了国家意识的生成，而宏观政治泛化在遮蔽微观生活的向度上也不利于个体国家意识的产生。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美好生活理念内含“微观生活中的宏观政治”与“宏观政治中的微观生活”双重向度，这在微观生活与宏观政治的双向规约中为个体国家意识的确立指明了方向。

关 键 词：国家意识；宏观政治；微观生活；现代性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爱国主义保障的法律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8VHJ004)。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9)11-0052-07

一般而言，对于个体国家意识生成的论述往往围绕“个体—国家”的二元关系视角展开，这使得个体国家意识生成的讨论呈现以下特征：一方面，预设“国家”与“个人”属于彼此独立、界限明晰的实体，二者以双主体的形式发生关联，以自然依存、情感寄托和福利利益三个面相展开个体确立国家意识的必要性推理；另一方面，“个体—国家”关系下个体国家意识生成的叙事方案以逻辑推理、历史描述、自然定论等为主，这些说到底是以国家主体向个体输出意识形态的单向式方案。可以说，这种逻辑化、泛理性化的论证恰恰忽视了个体化、感性化、日常化等微观生活向度。无论政治生活还是国家价值都需要重视微观化、日常化的“现象”意义，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领域的深层原因。基于此，如何推动个体确立宏观、价值性、普遍化的国家意识，如何挖掘关于这种宏观政治认同的“现象学”向度在个体国家意识生成中的积极作用？这正是本文的思考重点，本文将以“微观生活”与“宏观政治”为框架展开论述。

一、在微观生活与宏观政治之间：现代社会中个体国家意识的生成逻辑

随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个体微观生活与国家宏观政治之间不再疏离，正所谓“现代政治是每一个人的政治，现代生活是现代政治的微观基础”。[1]这不仅指涉执政党对百姓民生的切实关注和国家对人民民主权利的现实捍卫，个体国家意识的生成也更应该遵循微观生活与宏观政治的互动逻辑。

1.基于微观生活：现代社会个体国家意识的生成基点

现代社会个体的国家意识是个体关于国家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的整体性认同感和归属感。作为一种理性的、整体性的、指向政治国家的思想观念，其观念建构与作用发挥以生活化、感性化、直观化、个体化的微观生活作为现实基点。微观生活作为个体观念形态与价值世界的呈现和外化，它与个体的直观视域紧密相关，不断为个体价值观念实现提供着生活情景和行动空间。

生活与政治的逻辑关系构成“微观生活是现代社会个体国家意识产生的基点”这一命题的依据，对此我们可以从“生活中的国家”与“国家中的生活”两个维度来理解：其一，现代个体基于微观生活的现实体验来完成政治认同。生活构成了政治运行的微观基础，而作为现代政治生活的内在要义，个体国家意识和政治观念的形成必然要以微观生活为基本。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马克思既强调“现实的人”的各种生活权益，也强调国家作为“真实共同体”的保障作用，“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2]从整体上看，“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3]个人的微观生活作为宏观政治的现象学呈现，政治国家的合法性必须通过个体生活状况的改善以及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展现。于此，从微观生活催生的个体国家意识，其本质上是基于个体的微观生活体验而产生的一般意义上的政治价值和社会意识，直接决定了政治价值和国家意识的说服力和认同度。其二，政治国家发展亦包含其对微观生活的诉求与回应。就现代国家建设而言，国家作为一个政治体系必然要提高对社会生活回应的能力，“个体或者由个体组成的群体基于其生活需求对政治体系提出诉求，政治体系吸纳、整合这些基于生活的诉求并予以回应，这构成了现代政治过程的基本逻辑”，[4]很显然，政治国家的发展不仅需要微观生活的现实根基，同时，引导个体确立国家意识也在引导、改变、治理微观生活的向度上完成“政治—生活”的双向互动。于此，面对微观生活是现代社会个体国家意识生成的基点，这同时也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发展所决定的。

从社会现实来看，每一个体国家意识的确立突出地表现为对国家主导价值的认同与接受，而这种积极情感的确立直接源自个体对微观生活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反向来看，微观生活也越来越成为个体实现政治参与的重要空间。可见，微观生活在塑造现代社会个体国家意识上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

2.走向宏观政治：现代社会个体国家意识的生成旨归

思想观念的发展是在个体感性意识与社会主导价值的互动中实现的，即在特殊性个体意识与普遍性社会意识之间的相互规约中实现价值共生。“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不仅决定了微观生活在特殊性面相上之于现代社会个体国家意识确立的意义，同时也蕴含着宏观政治在普遍性面相上之于现代社会个体国家意识生成的必然性，即普遍性、共同性的公共政治之于个体国家意识的生成旨归。

何谓宏观政治？在静态意义上，区别于个体的微观生活，它主要指有关政治国家运行的制度框架、政治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政权发展道路以及相关政策制度等普遍性、共同性价值导向；在动态演变的意义上，与传统国家寻求民族独立与民众自治的解放政治不同，现代宏观政治指涉政党合法性、民族文化传承等宏大问题。必须承认的是，个体在微观生活中形成自身关于国家宏观政治的感性经验必然存在一定的限度：个体体验的主观化色彩浓厚，以及个人经验与宏观政治的理想和价值旨趣的如何通达、通达程度，不同个体在通达的程度上亦存在较大距离，这意味着个体基于微观生活生成的国家意识最终必然走向普遍性意义上的宏观政治。

第一，作为象征普遍利益与共同价值的共同体对个体的微观生活世界的特殊利益与特殊价值予以总体性审视与引导，宏观政治以此弱化个体微观生活世界的特殊性对国家意识的可能消解，从而增强其国家意识的持续生成。个体微观生活具有鲜活性，但其个体性与特殊性亦不容忽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城邦共同体就开启了对整体性的追寻；随着近代原子式个体力量的彰显，黑格尔更在伦理意义上阐述个体的法权人格、家庭生活最终必然走向代表共同价值的国家伦理共同体的实践理路。显然，任由个体特殊性张扬而不加以限定与规制，极易陷入霍布斯眼中“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这本身有悖于个体对微观生活世界的美好期待，更表明仅以微观生活在整体上自觉生成国家意识的理论和现实难度。这是因为，个体国家意识的生成不仅在于自身对于国家宏观政治的生活化体验，更来自个体在撇除自身某些特殊性之后、经由对国家宏观政治的信任而带来微观生活状态的改观以及身心安放的愉悦，进而促进对宏观政治的“持久性信仰”，即个体通过接受宏观政治对微观生活的“因势而导”，以助于个体突破相对狭窄的特殊性而实现符合国家理念的“顺势而为”。个体的生活世界具有“日常性、被给予性、类型化”等特质，而如何在“被给予性”的“周围世界”中实现普遍性价值提升要求个体从微观生活走向宏观政治。

第二，微观生活与宏观政治的联结与契合是个体国家意识形成的关键，这也要求个体的微观生活主动进入宏观政治的“不可逃避的框架”[5]中。如果说微观生活是个体的日常化存在，那么宏观政治则构成了个体日常化存在的“嵌入式结构”。个体的微观生活“嵌入式”存在于宏观政治提供的框架内，而个体事实上将微观生活如何嵌入、是否主动契合宏观政治是个体国家意识形成的关键。现实中，个体的国家意识生成总是以个体的公民权和基本人权的生成为基点，而微观生活向宏观政治的有意识靠近，是个体行使和体悟公民权利的最佳通道。个体通过微观生活审视自身权利以及通过合法合理的权利诉求发展自身权利，最终实现宏观政治与微观生活的良性互动。从根本意义上看，个体在主动亲近中实现微观生活向宏观政治“索权”以及宏观政治对微观生活“赋权”的统一，这构成了个体国家意识生成的重要途径。

可以说，生活琐碎却构成个体最基本的生存发展面向，政治宏大却为个体的生存发展提供内在发展空间，二者看似相去甚远，但一直在相互影响之中。“生活构成政治的微观基础，这意味着政治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最初且最终源自政治体系保护、回应和改善社会生活的有效性。”[6]立足微观生活并走向宏观政治正是个体国家意识生成的基本逻辑。

二、微观生活与宏观政治的断裂：现代社会中个体国家意识的生成困境解析

个体国家意识的生成依赖于微观生活与宏观政治的有机统一，以及二者之间合理的关系张力，为审视现实个体的国家意识状况提供了理论基础。无论微观生活本身被异化导致宏观政治对其影响乏力而阻碍国家意识生成，还是宏观政治对微观生活的可能遮蔽导致二者产生严重隔离而形成对国家意识的麻木，无疑都会削弱个体国家意识的系统生成。

1.阻隔“宏观政治”：微观生活消解国家意识的现实确证

微观生活构成个体国家意识的生成基点，这既不代表微观生活本身的“去价值性”，更不意味着微观的“事实生活”必然形成契合历史发展规律并符合国家理念的“价值生活”。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现实生活”，强调要超越日常性、微观性、感性化的生活状态，而走向一种超越性、共同性生活。进入现代社会，随着个体化程度的提高、公共领域的扩大以及网络技术所催生的各种微观领域和微观生活等，这些都表明现实社会中微观生活的权力结构发生着显著变化，而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以否定的、反抗的形式背离了普遍意义上国家意识的生成。

其一，个体化样态下的微观生活抗拒普遍性意义上的国家意识。与在普遍性和必然性意义上来彰显国家意识的叙事逻辑相反，微观生活的叙事逻辑往往强调特殊性、个体性与偶然性，二者的矛盾通常表现为微观生活视域下普遍性意识形态受到质疑、集体化生活方式不受欢迎、民族国家发展中的必然性规律遭排斥，与此同时，诸如“后真相”意义上的价值理念、行为方式等却盛行不衰。尽管微观生活对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建设的作用方式随着社会发展发生了重要变迁，然而从整体上看，其对于普遍性意义上国家意识的阻隔是在“反抗现代性”意义上发生的。这些无疑在深层意义上表明了现代社会中普遍性意义上以国家精神、意识形态为内容的国家意识在微观生活中的现实危机。

其二，微观生活的“非正式制度”消解制度形式的国家权威。从理论上看，对正式制度的认同并依据制度化要求来规范自身行为，也是个体国家意识确立的重要途径。然而，微观生活中的“非正式制度”却在消解着制度化的国家权威，从而影响个体国家意识的生成。托克维尔曾以“民情”、“习惯法”、“非正式制度”来标志微观生活中的情感结构，换言之，微观生活中的“非正式制度”以“民情”变通制度、以“合情性”消解“合理性”、以“差序格局”打破“制度正义”、以“弱者的武器”实现权力生产等，使得微观生活中无权力者实现了权力生产并在一定意义上限制了正式制度的执行空间。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中出现的“制度—生活”逻辑因为中国传统微观生活中受“关系学”、“情本体”、“礼治传统”等影响，造成了社会中生活制约着制度，在这种意义上微观生活成为塑造生活化制度、切割制度化政治的重要因素。直到现代中国社会，“它们在正式制度与生活领域间或正式制度丛内部的冲突中，作为各种‘变通’方式不断涌现以虚化正式制度与生活领域间的矛盾”。[7]我们既能看到传统社会微观生活方式阻滞现代宏观政治、国家权威确立的情形，也能轻松指认现代性批判中微观生活抵抗宏观政治、同一价值的力量，这在不同程度上消解了现代社会中个体国家意识的确立。微观生活中的私人关系、地方情感、传统习俗等都在消解正式制度的情形下削弱了正式的、权威性的国家意识。

其三，微观生活的异化稀释了个体国家意识的意义旨趣。微观生活以个体生命的真实经历、审美习俗、丰富实践等多元化、丰富性生活体验来确立政治意识称得上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之一，然而这一点在现代社会却很难实现，这主要是微观生活正在不同程度地被异化。韦伯揭示了理性化、科层制、工具理性入侵生活领域导致日常生活商品化、官僚化的现状后，列斐伏尔指出现代社会的微观生活是简单的、贫困的，以往社会中富有创造性、想象性、审美性的微观生活变得商业化、呆板化，异化后的微观生活再难打开指向意义生成、价值超越的救赎之门，而且“一旦有相应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支持，想要力图避免日益宰制我们生活的抽象、形式化理性以及摧毁无数使得经验碎片化的二元主义是很困难的事情”。[8]更有学者以“消费政治”来概括当前个体的微观生活境况。“消费政治”是以消费者、消费对象、消费理念为重要内容的文化生活，它反映的是不同消费意识形态之间的话语斗争和权力博弈，“由于消费升级所引发的个人权益问题，已在道德和法律的层面上成为民生政治关注的基本内容”，[9]在这种情形下，当微观生活中消费“权力化”、“符号化”进而导致“政治化”时，一切国家意识包裹中的生命意义、价值超越和人文理想都会被消费、资本、符号所掏空。

2.遮蔽微观生活：宏观政治泛化对个体国家意识的麻痹

宏观政治与个体微观生活的联结和互动不仅意味着微观生活最终走向基于普遍利益与普遍价值的政治共同体，也要求基于宏观政治本身的价值传播和理念宣传必须与个体的微观生活紧密结合，即对宏大目标的把握与对微观生活的描述相一致。然而，国家意识目标指向上的宏大性并不意味着个体国家意识的生成必须以全部的宏大叙事方式推进。而现实情况是在现代性条件下，国家意识的生成也难以规避“对‘现代性’问题的探讨往往容易陷入以‘宏大叙事’对抗‘宏大叙事’而后又导致更为严重的‘现代性’问题的窘境，致使探讨常常陷入僵持而难以深入”[10]的怪圈，即单纯以宏观政治说明宏观政治、以“去个体生活化”方式培育国家意识的传统做法极易导致个体微观生活与国家宏观政治的分疏，如此至多产生个体对国家宏观政治形成“我同意但与我无关”的浅表认同甚至是畸形认同。

一是从存在论的角度、以理性推导来阐发宏观政治的必要性，而忽视微观生活及日常习俗之于个体的意义启迪。这种模式大多从客观实然性的角度，即由个体生在“这个”而不是“那个”国度推导出个体应该热爱“这个”而不是“那个”国家。一方面，“是”只是回答“合法性”的某一个侧面，而回避了宏观政治之于微观生活的“合情理性”回答，即遮蔽了国家宏观政治基于其政治理念对个体微观生活的精进提升所展示的人民情怀。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个体国际交往的多领域叠加，当个体的跨国生活越来越常见，这种“实存论”逻辑无法在完整的意义上说明个体树立民族国家意识的必要性，忽视了国家传统文化等意义系统之于个体微观生活的积极影响。

二是从后果论出发，从反面对个体缺乏国家意识的后果进行“想象”，通过宏大叙事中对历史事件或英雄人物的理性共识来进行国家意识培育。比如，对于当下的个体来说，“跨越时空”的英雄人物和大历史对个体来说存在客观的距离感，历史教育如果缺乏微观生活启发的“结构性背景”引导则更易带来个体“爱国行为模仿”上的“时空阻隔”，即面对历史教育中的“真感动”而现实中叹息“我做不到，时代不同了”的距离感。需要看到，任何历史记忆中的爱国行为和爱国情感依然是在彼时的历史环境中个体面向微观生活而做出的抉择，同时，当下个体面向微观生活的爱国情感和感性经验必然构成未来爱国主义理性共识的关键资源。

三是“话语权主体狭窄化”的培育倾向压缩国家意识培育主体的广度和范围。国家意识培育的主体往往以话语权的绝对掌控为基础，大多与个体微观生活相脱离并由此带来培育场景脱离微观生活。这不仅加深了宏观政治与微观生活的距离印象，而且在实际上给予这些主体“致命性培育压力”：当少数爱国主义培育主体成为唯一决定爱国主义培育效果的主体因素时，当出现被国家和社会寄予的极高期待与实际的培育效果之间发生反差时，极易产生“培育乏力”的社会影响，进而恶化进一步的培育效果。从根本上看，这种单一式培育思维将爱国这种“国家道德”置于“个体生活”的对立面，其结果极易出现爱国主义培育的理性认知挤压感性情感、爱国主义的口号呼喊脱离行为实践。

三、微观生活与宏观政治的相互规约：新时代美好生活意蕴中个体国家意识的生成

无论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来看，还是从生活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来看，微观生活与宏观政治的发展都应该在二者的相互规约中推动个体国家意识的确立。

1.微观生活中的宏观政治：重视微观生活世界对国家意识生成的根基性影响

基于个体的微观生活体验去理解政治，从规划、想象全新生活需要去推动国家形象确立和政治建设，是当前国家政治发展中的重要思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美好生活”既是党和国家的宏观政治理想，也是全体人民在微观生活层面的现实追求。对于个体来说，创造美好生活是个体在国家宏观政治的条件下实现个体生活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提升，而这一过程与生成对国家宏观政治的认同同步。

第一，打破微观生活的“去价值化”倾向，夯实国家意识的生成基础。一般而言，“去价值化”的微观生活很难生成对国家价值的正确认知。因此，推动国家意识的生成，必须打破微观生活的“去价值化”倾向。一方面，“美好生活”展现与契合了个体对未来生活的全部想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创获何种“美好生活”的最佳诠释，将个体的微观生活目标与宏观政治理念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打造以“美好家庭”为基调的微观美好生活解蔽“去价值化”倾向。家庭对个体的价值引导从其初衷的意义上都是向好向善的，由此，对“美好生活”的价值确立要求对个体原始情感和价值观影响最为深远的家庭及时“出场”：以“爱”为情感基础的家庭依据个体自身经历和社会经验理解“美好”并将“美好”价值付诸现实行动，在这种“爱”的氛围中既有效拉近价值观的情感距离，以家庭中形成的“美好”价值审视和判断“周围世界”的“去价值化”实质，从而形成积极向上的“美好”生活观。

第二，以美好生活秩序构建生成个体对于国家宏观政治的系统认同。为了避免个体的“公民私人化”倾向，打通个体微观生活与宏观政治系统的阻隔，需要在源头上找寻其连接点。对此，黑格尔认为：“需要秩序的基本感情是唯一维护国家的东西，而这种感情乃是每个人都有的。”[11]黑格尔由此强调了“需要秩序的基本情感”是个体最原始和最基本的情感，它在微观生活中的最直观感受连接了国家宏观政治。其一，个体通过合理生活秩序的创造实现对国家秩序的积极助推。施特劳斯曾在理论层面强调：“政治哲学是一种尝试，旨在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本性以及正当的或好的政治秩序”。[12]可以说，民众的微观生活秩序是政治国家“正当的或好的政治秩序”的基础。具体来说，构建团结和睦、父慈母爱、儿孙贤孝的家庭生活秩序，打造敬业爱业、诚信友善的职业生活秩序，营造共治共享、礼让和谐的公共生活秩序，等等，个体对这些基本生活秩序的遵守、维护和捍卫，其实质正是促进国家宏观政治对基层生活的自觉治理。其二，在美好生活秩序构建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反思、锤炼和平衡，个体完成了对美好秩序的系统化思考。这种公共性的秩序思维本身就是理解国家宏观政治的基点，从而激发个体系统看待生活、构建秩序的“公共”意识。

第三，在消极生活批判中回归个体微观生活中的主旋律。劳动作为个体自身与周围世界的联系纽带构成人的根本存在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言：“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3]与消费生活为主体形成的虚幻满足不同，个体的劳动生活对其自身发展及其与社会连接来说有着根本性意义。一方面，不同于消费生活带来的“自我收缩”，个体在劳动生活中形成主体自我意识觉醒基础上的“自我延伸”，而这种自我意识连接着个体，及其与劳动活动中形成的其他社会关系连接的意识，这种意识说到底就是“我们”的意识，即劳动生活的开放性特质使得个体的社会性得以延伸，从而生成个体心中的“他人感”、“社会感”和“国家感”。这种意义世界的生成进路有利于延展至对国家政治的关心，以及站在国家的立场思考和对待问题。另一方面，不同于消费生活带来的“无限膨胀”，个体在劳动活动中形成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对“自我限度”的认知。通过微观劳动，个体感受到自身的主体性力量，并在这一认知中形成对个体限度的体认，这将个体的局限性与个体对其他主体相互连接的必要性展示出来，从而有利于个体以理性的、积极的态度与“周围世界”加强团结合作，并积极进行与他者联系的构建。

2.宏观政治中的微观生活：以宏观政治提升个体国家意识的积极策略

如上文所述，以宏大叙事应对宏大叙事，难免引起效果和手段的重大偏差。这就意味着对宏观政治的理解、认同和信任必须落实到可经验到的、具体的微观生活之中。

其一，树立宏观政治在微观生活中具体化的“形象代言人”良好的个人形象与务实亲民的行事风格。就现实而言，个体对于宏观政治的理解纵然可以通过报纸媒体、政府政策等方式了解，但对于个体来说，宏观政治的微观生活化的真实感受却依赖于宏观政治的各类执行者，这一群体实质上充当了宏观政治的“现实代言人”。这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与个体微观生活直接接触的各类基层干部，需完善个体形象并规范其办事风格。个体在微观生活体验中会接触较多的行政执法、社区服务等，实际上有些从严格的意义上并不构成国家宏观政治的具体代表，但是这些部门能否按照透明、公开的流程，办事人员是否具有可亲、可信的态度，以及事务本身能否有高效、满意的结果却构成个体对“这个国家”的日常印象，且这种印象的固化即构成个体国家意识的生成。因而，强化这些宏观政治的微观“窗口形象”，对于个体国家意识的生成有着基础性作用。二是对个体微观生活形成间接感受的重大工程或者活动形式，需要完善其务实性以及政策执行的灵活性。诸如理论学习、文化宣传、市政工程等，要最大限度减少“运动式”、“一刀切”或“面子工程”的传统印象，任何形式主义和呆板主义都势必会影响个体对国家宏观政治的积极认知。

其二，增强宏观政治的微观生活化培育，拉近宏观政治宣传与个体微观生活的情感距离和时空距离。一方面，扩大宏观政治生活化的宣传培育主体，实现个体对宏观政治的整体性认知和了解。这一方面体现为在保持国家意识培育主体“话语权”的基础上，增强对宏观政治话语的日常化解读。与此同时，应实现对宏观政治宣传的主体扩充，如增加社区、街道等基层主体和社会主体在个体微观生活中的宏观政治培育，以其趣味性和亲民性形成与学校、政府机构等“权威”培育主体的联动。另一方面，调整对国家英雄的诠释视角，加强对普通人微观生活中的正能量挖掘。国家英雄无疑因其对民族国家重大利益的贡献而凸显其崇高性，然而无论历史人物还是现时代国家英雄的阐发，要更重视其作为普通个体的微观生活面相的挖掘，从而在其成长历程或者彼时生活环境中找寻其面向生活的重大抉择及其生活历练造就的精神升华，这些有助于个体在多面立体的英雄面前形成“代入感”，并增强英雄的“长效鼓舞”。同时，重视对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正能量的挖掘。微观生活中普通个体的正能量挖掘似乎与个体国家意识的增强关系微弱，但是从根本上看，这些正能量的挖掘和宣扬从整体上汇聚了个体对“周围世界”的客观印象，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当下”的正能量是塑造“未来”国家意识的现实资源。由此可见，对英雄人物的微观生活化阐发和对普通人物的正能量挖掘连接着国家意识培育的历史、当下和未来。

其三，深入微观生活，将国家和民族的丰厚遗产与历史记忆厚植进个体生活，以生活中的文化为抓手形成对宏观政治的持久支撑。一方面，通过有关历史记忆的旅游产品开发增强对个体的吸引力，实现国家记忆进入个体生活的自然化。随着“普遍有闲”时代的到来，人们更加重视个体精神生活的丰盈，此时通过大众化、生动化的接地气方式，实现各类名人纪念场馆、战争遗址、英雄纪念碑、地质公园等旅游项目对个体的吸引，引导个体在日常旅游、家庭聚会等活动中增进对国家文化历史的认知和情感。比如，近年来，在保证“故宫作为文化原真性的历史神圣感、国家庄严感、信仰仪式感和民族自豪感是不容挑战”[14]的前提下，故宫通过一系列贴近生活的文创理念、产品和服务，实现了这一传统文化记忆对个体的吸引力，丰富了个体对原本固化的历史记忆的立体化感知，这为厚重历史记忆进入大众的微观生活世界提供了较好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重视微观生活仪式中国家意识的形成。中华民族作为礼仪之邦，非常重视生活仪式的育人作用。仪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其通过时空压缩，将原本宏大的国家政治和历史真实转变为个体更易直观的“情境的历史”，“使不能直接被感觉到的信仰、观念、价值、情感和精神气质变得可见、可听、可触摸”。[15]在诸如“十八岁成人礼”、大型赛事等微观生活仪式中注入社会责任、爱国报国元素，以特定时机和特定空间的仪式为契机，促进个体在微观的活动仪式中形成对国家的积极情感体验。

参考文献：

[1][4][6]张树平.改变生活的政治与改变政治的生活——一种历史政治学分析[J].学术月刊，2018(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6.

[3][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67-68.

[5][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译者：韩震等.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28.

[7]肖瑛.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转换[J].中国社会科学，2014(9).

[8]Michael E.Gardiner.Critiques of Everyday Life[M].London:Routledge,2000:11.

[9]潘自勉.社会转型中的消费政治问题——基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若干思考[J].天津社会科学，2019(1).

[10]杨宏祥，庞立生.“现代性”批判的根本视阈：人的生存方式——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微观视阈[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6(4).

[1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译者：贺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05.

[12][美]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M].译者：李世祥.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14]向勇.故宫文创：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先锋实验[J].人民论坛，2019(3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