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4—15世纪之间（1368—1420），曾经笼罩欧亚的蒙古帝国在东部亚洲逐渐瓦解。这是东部亚洲国际秩序重新调整的时期，可以把它叫作“后蒙古时代”或“蒙古时代之后”。在这半个世纪中,东部亚洲海域经历了妥协、冲突、再平衡的过程，终于在1419年所谓“应永外寇”/“己亥东征”事件以及1420年朝鲜通信使赴日之后，初步形成了政治上以朝鲜“事大交邻”为枢轴，以明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经济上环东海、南海诸国，以商贾往来为主的贸易圈。从此，东部亚洲海域经由朝贡与贸易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历史世界。一些历史学家曾经把联通欧亚的“蒙古时代”看成是世界史的开端，但蒙古时代之后，世界史却再度出现东西分离的曲折，尽管大航海时代再一次打通东西，但这个东部亚洲国际秩序的根本改变，要到19世纪中叶才出现。作为全球史/世界史一部分，1368—1420年是东部亚洲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关键时期。

关键词：蒙古时代之后；东部亚洲海域；“应永外寇”/“己亥东征”；宋希璟；通信使

引言：东部亚洲海域的一个“历史关键时期”（1368—1420）

历史上有一些“关键时期”，值得一再讨论。在中国史上有不少“关键时期”，使得前后两个时段呈现出不一样的历史风貌，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唐宋之际。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假说一出，无论赞成或反对，但它都让历史学家的眼光聚焦755年（安史之乱）至1005年（澶渊之盟），人们纷纷深入探索这两个半世纪如何造成了“中古中国”与“近世中国”的巨变。另一个是晚清民初。张灏提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所谓“转型时代”，他把1895年到1925年这一段历史凸显出来，晚清民初的甲午战败、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被连接起来，人们看到在知识群体、新闻出版、教育选举、政治制度、宗教文化等方面，这三十年如何显示了“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转型。

在历史上，这一类历史“关键时期”之意义，既是“断裂”，也是“联系”。如果勉强说，或许可以用“承先启后”一词来概括。已有学者指出，这些“关键时期”往往造成一个王朝/国家内部的深刻变化，那么，在超越王朝/国家也就是较大空间的区域史里，是否也有一些历史上的“关键时期”值得讨论呢？如果在这些“关键时期”中，各个国家在区域中的地位、力量与利益重新“洗牌”，过去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被建立起来，奠定了后一段历史时期的相对稳定平衡的国际秩序。那么，这一时期是否也可以视为这一区域史上的“关键时期”？本文讨论的就是蒙元这个跨越欧亚的庞大帝国在东方逐渐解体之后，从1368年到1420年这半个世纪的历史意义。这一时期之所以重要而且关键，大概基于以下三个理由：

第一，这半个世纪里，席卷欧亚大陆百余年的蒙古帝国在亚洲东部的笼罩与影响开始衰退，汉族中心的大明王朝崛起。以帕米尔高原为界，中亚以西与中亚以东，各自形成一个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也由于东西之间的这一阻隔，环东海南海的东部亚洲（包括东北亚与东南亚），逐渐成为一个相对完足的历史世界。

第二，在环东海南海海域即东部亚洲地区，15世纪初，几个主要国家即明王朝、李氏朝鲜、足利日本，也可以扩大到琉球、安南与暹罗等，经历了妥协、对峙和冲突，在1419年“应永外寇”/“己亥东征”事件之后，以1420年日本僧人出使朝鲜、朝鲜通信使出使日本为转折点，环东海南海区域的势力形成了新的平衡，使得这一区域的秩序再度稳定下来。

第三，在这段关键时期之后，环东海南海区域的国际基本秩序，大体延续了几个世纪（15世纪上半叶—19世纪中叶）。这个可以称之为“后蒙古时代”或“蒙古时代之后”的基本格局是：在东北亚，以朝鲜“事大交邻”为枢轴，构成了明朝、朝鲜、日本的基本平衡；在东南亚则以朝贡和贸易，尤其是海上商贾的往来，构成了彼此互相依赖的密切联系。尽管此后几个世纪中，也有“倭寇事件”“壬辰之役”“明清易代”这些重大事件，还有大航海时代西人东来的巨大冲击，曾经引发各种波澜和变动，但东部亚洲海域秩序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太根本的变化，一直要到19世纪中期，才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彻底颠覆。

下面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鸟瞰14、15世纪之间（1368—1420），这关键的半个世纪中发生在亚洲东部的历史。

一、妥协：东部亚洲局势的暂时稳定（1368—1405）

14世纪中叶之后，横扫欧、亚百年的蒙古帝国在东部亚洲逐渐溃退，在蒙古时代贯通欧、亚的“世界史”，似乎发生了很大的曲折。

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了基本由汉族统治的明朝；1392年，李氏取代相当蒙古化的高丽王氏，李成桂建立了绵延五个世纪的朝鲜；同一年，日本的足利义满逼退南朝后龟山天皇，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1400年，安南的黎（胡）氏取代陈氏，但仍然延续着对明王朝的朝贡；五年之后的1405年，原本计划转向东方，可能对明王朝构成巨大威胁的跛子帖木儿（Tamerlane）去世，帖木儿帝国陷入争夺汗位的混乱中，不再有余力觊觎东亚，这标志着蒙古时代即“全球史中一个长时段”的终结。从此，东部亚洲在蒙古时代之后逐渐形成自己的国际秩序。

让我们先看明初中国。元明易代之后，明王朝的内外局势并不那么乐观，对于新建的大明王朝来说，周边还未安定，内部问题牵扯。因此，一方面，在理念上明朝虽然试图重建朝贡体系，但明初君臣设想中的朝贡/册封体系，尽管仍以“天朝”自居，但对于“属国”的态度，相对比较现实。另一方面，在实际的政治与外交活动中，明王朝对异国也采取了比较妥协的姿态。

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非常郑重地训谕省府台臣的一段话，很值得特别注意。他说：

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唯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

除了北方蒙古之外，相对柔软地处理周边关系，在洪武一朝大体上是被遵循的原则。例如，明王朝对周边诸国山川的祭祀，宣布不再由中央，而是由各地方负责，同时还列出“十五不征之国”，表明了对周边各国自主的宽容态度。同时，明朝还采取所谓“海禁”政策，对宋元时代活跃的对外交流与贸易，采取收缩的策略。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时代，总体来说，明朝对外的重点放在东北和西南，试图廓清边疆隐患，而对周边其他异国，则大体采取安抚政策，甚至对鞑靼和兀良哈，也曾采取过招抚策略。

这一策略显然经过深思熟虑。因此在东部亚洲，无论对山水相连的高丽和安南，还是隔海相望的日本，明太祖朱元璋的态度都相当克制，这大概是因为明朝初建，“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考虑。洪武二年四月，他致书高丽国王，用胡、汉之分晓以大义，说“元非我类，天命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因为“天厌其昏淫，亦用陨绝其命”。并且暗示自己是继承宋代，“北逐胡君，肃清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下面的口气很平和，只是表示他希望高丽与蒙元绝交，站在自己一边。尽管高丽国王始终观望，立场在北元与明朝之间左右摇摆，但朱元璋对高丽仍然网开一面。洪武三年九月，他对来朝的高丽使臣张子温说，“自古天下有中国有外国，高丽是海外之国，自来与中国相通，不失事大之礼。守分的好有”。这段话表明，明朝官方的大原则，是区分了中、外，外国只要“守分”，能够“事大”就可以了。一直到洪武二十年，朱元璋还是主张高丽“不必强往来，致生衅隙”。当来访的高丽使臣偰长寿试探性地要求改换大明衣冠，以表示归顺臣服之意时，朱元璋却宽容地表示，你们爱穿什么就穿什么，并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不害其为贤君”。甚至在洪武二十二年，明朝得知高丽发生王位废立消息时，朱元璋还让礼部官员告诉来访的高丽使臣，“立亦在彼，废亦在彼，中国不与相干”。

明初这种隔离、安抚和妥协的对外策略，不仅针对朝鲜，对日本、安南也大体如此。洪武二年，明太祖派遣杨载去日本通报元、明易代的消息，还是说，日本“如臣，则奉表来庭，不臣，则备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意思就是日本只要不来“为寇贼”即可。同时，他又遣使祭祀东海之神，宣告“受命上穹，为中国主”，据说这时倭寇“不复出，沿海遂宁”。两年之后，他又派遣赵秩赴日本见南朝醍醐天皇之子、实际执政者源怀良亲王（1329—1383）。怀良则派遣僧人祖来作为使节，随同赵秩到中国。作为回应，第二年明朝又派宁波天宁寺僧人祖阐、南京瓦官寺僧人无逸出使日本；到了洪武七年，日本北方的足利义满，派遣僧人宣闻溪（闻溪円宣）、净业、喜春来进贡“马及方物”，明太祖虽然下诏“却之”（原因据说是明朝听说当时日本国内持明、怀良正在争斗，而来贡的人虽然带来“国臣之书”，却没有国君的“表文”，所以，朱元璋以此为借口婉拒其朝贡），但仍然送给这些来使“文绮纱罗各二匹”，送给随从人员“钱帛有差”。

这种妥协策略也同样用于安南。明初对安南的策略颇为灵活，众所周知，北宋以来逐渐独立的安南，雄踞南天，向来难以安抚，即使在蒙元帝国强大压力下，安南虽受册封，但“王每受天子诏令，但拱立不拜。与使者相见，或燕席，位加于使者之上”，不仅不用蒙元年号，甚至自己还有“宪天体道大明光孝皇帝”的称号。到明初，随着裕宗早死、陈（杨）日礼、日覈乱政、艺宗起兵推翻日礼，接着让位给睿宗，由于这种内部走马灯式的政治混乱，加上外部如占城接连入侵，安南处境相当困难，所以，安南才在洪武年间被迫接受明朝册封，勉强成了朝贡圈中的一分子。

但尽管如此，大越国王仍然自称“皇帝”，对北方的大明王朝并不太买账。比如，艺宗刚刚登基，就宣称“先朝立国，自有法度，不遵宋制，盖以南北各帝其国，不相袭也”。此后又与明朝在边境上纠纷不断。但是可以注意到，明太祖的态度却始终相当忍让。比如洪武二十九年，在处理安南侵夺思明府属地五县的纠纷中，明朝曾经派出陈诚、吕让去交涉，但安南方面态度相当强横，尽管有人极力主张派兵征讨，但朱元璋仍然说，“蛮夷相争，自古有之，彼恃顽不服，终必取祸，姑待之而已”。

前面曾引到洪武四年朱元璋深思熟虑的一段话，意思是海外蛮夷之国如果不为患中国，绝不可以轻易动刀兵。这一段话是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朱元璋说，隋炀帝“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但是“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最后导致王朝覆灭。他看得很清楚，所以，终明太祖一朝30年里，这种你是你我是我，先安内后攘外的策略，始终是明初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朱元璋是很有谋略和心机的皇帝，他深知蒙古力量尚未完全消失，高丽背后有兵力尚存的北元，也知道日本、安南等国，始终对中国有二心。但在明初外部尚有强敌，内部并不安定的情势下，他不打算轻举妄动。对于可以控制的邻邦，他只是时时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就连对异族统治的西域诸国，他虽然知道“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但只要可以怀柔，都表示友好，避免刺激对抗情绪。例如洪武二十四年明太祖致书别失八里王，不仅承认各国各族“虽隔山限海，风殊俗异，然好恶之情，血气之类未尝异也”，所以应当“一视同仁”，更策略地表示，是汉族的宋代皇帝“奢纵怠荒，奸臣乱政”，上天才让蒙古人“入统华夏，生民赖以安静七十余年”。他避开了华夷胡汉不可逾越的正统观念，并用这种方法来取得西域诸国“通好往来，使命不绝”。

至于山水相连的国家，他更秉持“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这个底线。朱元璋相当擅长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通过怀柔、蹂躏、威胁、示好等各种交错的手段加以控制。以高丽（以及后来的朝鲜）为例，一方面他拿出怀柔远人的高姿态，对高丽使臣试探性地表示要把高丽并入大明的说法，加以婉拒，以便让高丽君臣放心。他说“高丽隔海限江，风殊俗异，以夷夏论之，本等东夷，实非中国所治”。并且告诉高丽国王，只要对大明有诚心就可以了，“大概则要至诚，倒不要许多小计量，你那里合做的勾当，打紧是倭子，倒不要别疑虑”。但另一方面，他也常常语带威胁，表示对高丽了如指掌，“我这里大碗小匙都知道”，暗示高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洪武二十二年，高丽发生内乱，李成桂废掉昌王立恭让王，李成桂派使者来作解释，朱元璋故意拒绝接受高丽方面的使者，说“今臣子逐其父，立其子，请欲来朝，盖为彝伦大坏，君道专无”，表示大明不会干预。但到了李成桂在1392年真的取代高丽，建立朝鲜，自己称王，朱元璋也会采取要挟和蹂躏交替的方式，对李成桂建立朝鲜的合法性反复质疑，对朝鲜派来的使臣也百般刁难，通过这种软硬兼施的方法，迫使朝鲜就范。

其实，不仅明王朝需要稳定的国际环境，稍后新建立的朝鲜王朝也需要一个缓和的国际环境，更需要赢得强邻的承认。历代朝鲜国君其实内心对明太祖并没有那么敬畏，甚至有相当不屑，像继承李成桂的定宗就曾经批评朱元璋“疑忌英雄及功臣，指为蓝党、胡党，皆杀之，无乃不可乎”。对明朝的天朝意识和倨傲态度，李成桂也很不满，对明朝在史册中以“僭位”或“篡位”记载朝鲜取代高丽，更是相当怨怼，曾经对臣下表示，朝鲜对明朝只是虚与委蛇，来应付身边强大的邻国。从维护政权稳定的现实角度着眼，不能不采取“事大”的姿态，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明朝派出使臣。同时面对东方，他也正式与日本最高统治者足利义满就倭寇问题进行交涉，以实现所谓“交邻”的目的。

而日本也同样如此。在“蒙古袭来”的震撼还没有完全过去的时候，日本对于继承蒙元的明王朝仍然有警惕。前面提到，洪武二年和三年，明太祖派遣杨载、赵秩两次赴日本表示招抚之意，南朝的怀良亲王非常强硬，对明太祖回答说，你“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为什么还有“不足之心”，如果你来进攻，那么，我们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臣何惧焉”。可是到了14世纪末南北统一，稍稍稳定下来的日本，也在寻找新的国际关系模式，以改变由于抵抗“蒙古袭来”而导致的孤立状态。因此，执掌政权的足利氏开始积极寻找与李朝朝鲜以及大明帝国的沟通契机。虽然大明帝国为了减少麻烦，把隔山限海的日本列为“不征之国”，在稍后更以胡惟庸一案为借口断绝了往来，表明了听之任之、不闻不问的态度，但是足利义满却觉得，日本不应当被摒于东亚国际秩序之外。根据田中健夫《中世对外关系史》的研究，由于日本在1374年（洪武七年，应安七年）、1380年（洪武十三年，康历二年）两度被明太祖拒绝遣使入贡，足利义满意识到，明朝自我尊大的天朝意识，可能是拒绝明日邦交的原因。为了满足大明王朝的虚荣，他辞去将军及太政大臣，以便灵活地以“日本国王”名义与中国交涉，1401年，他以“日本准三后道义上书大明皇帝陛下”的谦卑方式致书大明，试图进入大明朝贡体制，以换取通畅的邦交和贸易。而与朝鲜方面，则以书写日本年号，用“朝鲜国王殿下”和“日本国王源某”的方式交换国书，以表示对等之礼。在这个东亚历史转折时代，正如日本学者仲尾宏所说，东亚内外情势之变化出现了新特点，因为在足利义满时代，日本既以“日本国王”的名义进入了明代的朝贡体系，又与明代属国朝鲜以同等立场建立邦交。这样，就改变了9世纪以来东亚只有通商关系的状况，日本与中国、朝鲜建立了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东亚开始形成了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不过，他也指出，这种秩序并不牢靠，因为当时日本的国家外交事务，由于公家方面处于无能为力的放弃状态，事实上成为武家专断执行的局面，这体现了日本的二元政治体制。实际上，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是由武家政治在实际控制。可是在稍后，由于控制全国的足利政权也渐渐弱化，以及各个地方有力量的大名掌握政权，所以，不仅出现地方诸侯的专权化，还出现了濑户内海等地海盗横行，加上掌握了私下流通渠道的商人，于是，在掌握公开外交权力的室町将军之外，形成了这个时代对外的多元交流，正如田中健夫所说的，在对朝鲜交流上，室町将军、大名、中小领主、商人都在起作用。这个东亚新秩序，也同样纳入了琉球和安南。洪武五年十二月，杨载作为使者赴琉球中山国，带去明太祖的诏书，两年后中山国王尚察度的弟弟来到中国进贡，正式进入明朝的朝贡圈；而安南也因为自身内外问题的困扰，不得不暂时妥协，进入这一秩序中寻求自身的安全。正如前面说到的，14世纪末安南的内部纷争，以及占城入侵，安南处于动荡之中，逐渐衰弱，只好主动派遣使者来明朝贡，蒙元时代都一直无法控制的安南，至此算是勉强纳入明朝的朝贡圈。机缘凑巧的是，这个时代即相当于洪武一朝的那数十年，西边的帖木儿帝国忙于征服花剌子模、波斯、印度及西亚，无暇顾及东亚。诗帖木儿在撒马尔罕召集大会，准备挥师东征，进犯中国之时，1405年2月他却在乌浒河附近突然去世，继任人无法统一帝国，只得改变了原来的态度，与明朝建立了比较友好的关系。

这样，在东亚海域诸国之间，暂时形成了一个彼此妥协的新秩序。

二、对峙：东部亚洲国际秩序的一段曲折（1403—1419）

但是，14、15世纪之交，明太祖（1398年卒）、李朝太祖（1398年退位，1408年卒）和足利义满（1394年让位，1408年卒）相继去世。接下来的继承者，也就是明朝永乐皇帝朱棣（1360—1424）、朝鲜太宗李芳远（1367—1422）、日本将军足利义持（1362—1428），这几个新统治者似乎都跃跃欲试，打算改变这种相对稳定的东亚秩序。

首先是雄心勃勃的永乐皇帝。他从即位那一年起（1403），曾先后五次远征蒙古余部，永乐八年（1410）在鄂嫩河击败鞑靼本雅失里，永乐十二年，在土拉河击败瓦剌马哈木，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三次出征漠北，这就是《明史》所谓“六师屡出，漠北尘清” ；同时，又以安南黎苍（胡）杀害受明朝册封的合法国王陈天平，而陈氏又无后为理由，试图将宋代以来就实际独立的安南“改土归流”。永乐四年，明朝出兵南征，经过几次战役后，“获府州四十八，县一百六十八，户三百一十二万九千五百，象一百一十二，马四百二十，牛三万五千七百五十，船八千八百六十五”，并建立直属于明朝的交趾，设置了“交趾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 。

永乐一朝的对外政策从保守转为进取。除了前述出兵安南和远征蒙古之外，也许还应当提到以下几个事件：其一，是先后派郑和六下西洋（1405—1422），向南海沿岸诸国夸饰国威，开拓东南亚及印度洋；其二，是先后几次派遣傅安、白阿儿忻台、陈诚等出使中亚诸国（哈烈、撒马尔罕、失剌思），包括祭祀帖木儿，赐帖木儿之孙哈里玺书，与西部边疆之外的诸地域进行联络；其三，是永乐七年在黑龙江出海口设置奴儿干都司，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等大片地区；其四，是永乐十一年派遣司礼太监侯显去尼八剌（今尼泊尔），派遣杨三保、李达赴西藏，并让侯显招谕当时西藏高僧哈立麻，“借此确立对西藏的军事控制权” ；其五，是在福建、浙江、广东设立市舶司，“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 ，从这三个市舶司的名称，可以看到永乐帝向外的雄心。

正如日本学者檀上宽所说，“对永乐帝来说，四夷来朝是为自己正名的必要条件……是在四夷朝贡的盛世表面下所包含的复兴国际秩序” 。这种积极向外进取的对外策略，形成了永乐一朝对外居高临下的姿态。就连始终作为朝贡国，表现已经相当顺从的朝鲜，他似乎也不很满意。永乐元年，他让礼部尚书对朝鲜国王传话说，“君臣之间，父子之际，都有一般孝顺识理的孩儿，有五逆不孝不识理的孩儿”，要挟朝鲜国王要懂得孝顺大明皇帝。接下来，又仿效元世祖，又是强迫朝鲜太宗世子迎娶明朝皇帝之女，又是要求朝鲜给大明皇帝选秀女。同样，他也改变了明太祖朱元璋对南海区域容忍妥协的政策。洪武年间，勃泥（今印尼加里曼丹）不再向明朝进贡而转向满者伯夷（今印尼爪哇）进贡，明朝派往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的使者，也因为爪哇与三佛齐有嫌隙被爪哇杀死，但尽管如此，明太祖始终不愿意作过度反应。但永乐皇帝却不同，正如王赓武所说，“1402—1424年这个时期内，中国之卷入东南亚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永乐皇帝个人兴趣的结果” 。所以，宫崎市定曾经猜测，永乐皇帝超越了朱元璋“消极锁国主义”，他“并非只想做（明）太祖的忠实后继者，而是想成为元世祖再世”。无论这个猜测是否有道理，但永乐皇帝改变了朱元璋韬光养晦的策略，是毋庸置疑的。

其次看日本的足利义持。足利义持改变了足利义满的基本策略，他对于其父足利义满所谓的“对明陪臣路线”进行批判，颠覆了足利义满奠定的现实对外策略。一方面，他不再承认大明王朝的宗主地位。永乐九年，足利义持拒绝接见三宝太监王进，使得王进不得不靠“夷妇密引”，才得以从兵库回国；永乐十六年三月，他又拒绝接见明朝行人吕渊，不允许他进入京都。另一方面，他又在日朝交往中，改变过去“日本国王”对“朝鲜国王”的文书称谓，而以“日本将军”对“朝鲜国王”的方式，表示日本最高象征天皇与朝鲜的宗主国明朝皇帝，算是对等身份，而他作为日本的将军，和朝鲜的国王之间才是平等往来，试图在国际关系上以这种方式使日本凌驾于朝鲜之上。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朝鲜强硬的国王太宗，虽然已经让位给儿子世宗，但仍然参与甚至主持政事，并于1419年夏天，突然进攻日本的对马，把对马纳入朝鲜版图。这一举措造成日本的极大震撼，也引起明朝与朝鲜是否会联手进攻日本的疑虑。应当说，这一疑虑虽然查无实据，但事出有因。因为明朝这时也确实一改洪武朝的保守策略，由于使臣屡屡被拒，而且得到朝鲜方面提供的屡次情报（说日本在“大修战舰，欲寇中国”），永乐皇帝对日本相当不满，曾经借口日本以朱元璋画像为箭靶，对日本发出过“发船万艘讨之”的威胁。

再次来看朝鲜。其实，朝贡国未必对宗主国总是臣服，即使是与天朝最近的朝鲜也不例外。朝鲜太宗对永乐皇帝的强横和野心始终有很深的戒惧。永乐三年，朝鲜内史郑昇、行人冯谨从明朝带回《平安南诏》，太宗就对永乐征讨藩属之国的行为很不以为然。几年之后，他又对手下官员说，“比闻皇帝北征（指征伐蒙古），是乃门庭之寇，事出不得已耳。如向者安南一举，帝之失也。自念吾东方，土嵴民贫，境连上国，诚宜尽心事大，以保一区，如不得免焉，则当积谷练兵，固守封疆” 。这显然是兔死孤悲，物伤其类，从安南想到朝鲜，不免对被并吞的命运相当警惕。只是李朝太宗对明朝采取的策略，是“尽心事大，以保一区”，但如果万不得已，他暗示朝鲜也会练兵自保。

不过，当他面对另一个威胁即日本的时候，也常常会狐假虎威，借用明朝的力量。很显然，他敢于令继承他的世宗大王在永乐十七年六月主动出兵侵占对马岛，一方面当然是因为饱受倭寇骚扰之苦，不得不采取激烈措施，另一方面恐怕与明朝转向对外强硬的态度，有一定关系。因为正是在同一年同一月的稍后几天，明朝总兵刘江也在辽东望海埚全歼登陆的倭寇，获得前所未有的一次胜利。

尽管朝鲜太宗始终不喜欢明朝永乐皇帝，不仅批评永乐皇帝侵略安南，甚至私下里还批评永乐皇帝听信朝鲜逃亡僧人的谗言，说永乐皇帝“深信浮屠，胜于萧梁”。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朝鲜还是与明朝亲而与日本疏。当时的朝鲜君臣曾反复强调，在惩罚倭寇的问题上，朝鲜与明朝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而且他们也不断向明朝传送有关日本的各种情报，无论是真是假。1419年，被日本掳走的汉人金得观、彭亚瑾、宋舍佛等陆续逃到朝鲜，随即被朝鲜送往辽东。其中，金得观还向朝鲜当局报告“倭贼造战舰，要于三月作耗中国沿海之地”。于是，朝鲜世宗亲自接见金得观等人，并与两个重要大臣许稠和朴信商讨，决定把这个消息向明朝禀报。当年的二月与四月，朝鲜又两次向明朝报告倭寇的动向，明朝命令沿海卫所严加防范，并下定决心打击倭寇以防备日本。在六月明朝于辽东望海埚大捷前后，朝鲜便向对马出兵，并且在讨伐对马的檄文上说，倭寇的罪行之一，正是“将犯上国之境” 。

显然，朝鲜的对日态度和对日情报，促使明朝改变有关日本和倭寇的态度，而明朝对日态度的改变，恐怕在某种程度上，也鼓励了朝鲜对日本采取的强硬措施。

三、冲突：“应永外寇”或“己亥东征”（1419）

1419年，是朝鲜世宗元年，也是明朝永乐十七年，日本应永二十六年。这一年五月初九，朝鲜海州（今朝鲜黄海南道海州）地方官朴龄，偶然抓到一个倭寇。通常，倭寇都在海上活动，这次居然深入朝鲜中部，让他们感到很意外。地方官马上送交京城兵曹审讯。审讯中倭寇交代说，“岛中饥馑，以船数十艘，欲掠浙江等处，只缘缺粮，侵突庇仁，遂至海州”。十二日，黄海道监司权湛也向京城报告说，有七艘倭船进犯。第二天，权湛再次报告说，有38艘倭寇船只来侵犯，而且向他们宣称：

我等非为朝鲜来，本欲向中国，因绝粮至此。若给我粮，我当退去。

接到一连几次快报，无论是刚刚即位的世宗，还是已经退位的太宗，都觉得十分紧张。在朝鲜的历史记忆中，倭寇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从高丽后期侵犯沿海，导致军民死伤，到朝鲜王朝建立后屡次骚扰，都给半岛带来不小的麻烦。因此，朝廷一面让地方官采取妥协和应付的办法，对付来犯的倭寇，一面决定以大护军金孝敬为京畿黄海道助战兵马使，时刻准备战争。

也许，朝鲜王朝对倭寇之纠缠和骚扰确实已经不堪忍受，终于导致根本策略上发生了转变。特别是他们侦察到，由于对马岛发生饥馑，主力大多乘船出动掠夺和勒索粮食，岛上兵力空虚，留下的大多是老弱妻孥，因此，朝鲜君臣便考虑是否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从根本上解决对马的倭寇问题。根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五月十四日发生在朝鲜朝廷的一次君臣议论十分重要。最初，世宗大王曾经提出一个保守的办法，他说，“各道各浦虽有兵船，其数不多，防御虑疏，或致不虞之变”。于是，询问臣下是否应当放弃用船在海上拦截的方式，而改为重点放在陆地防守，也就是所谓“罢船舰为陆守”。但这种方法当即遭到一些大臣反对，在争辩中，已经退位的太宗断然决定，弃守为攻，变被动防御为主动进攻。他说：

近日之议，异于前日之策。若不扫除，而每被侵扰，则何异于汉之见辱于匈奴乎？不如乘虚伐之，取其妻孥，退师巨济。待贼还，邀击之。夺其船而焚之。为商贩而来者及留船者，并皆拘留。苟有逆于命者，则剪除之。

于是，决定任命李从茂为三军都体察使，以及禹博、黄象、金乙和、李顺蒙等，率领大军以及庆尚、全罗、忠清三道的两百艘船只，计划在六月初八这一天进攻对马岛。

朝鲜君臣并不是鲁莽地贸然动兵。他们很有策略地一再把当时日本的九州和对马岛区隔开。五月二十三日，在准备大举进攻之前半个月，朝鲜就派大臣赵未生和许稠向日本九州的来使说明“国家讨对马之意”。六月初一，当日本“西海路筑前石城府管事平万京”派人来献土物的时候，官方又再次解释朝鲜对于对马的不满，是因为对马居然自称是日本，“以累贵国之名，罪莫大焉”。并回赠平万京“虎豹皮各二领，杂彩花席十张，布十匹，棉布五十匹”。再过一天，也就是六月初二，当日本九州最高官员源道镇，派人来通报“南蛮船只”通商却被贼抢夺的消息时，朝鲜再一次对日本（九州）表示善意，让礼曹判书回信说，“谕以南蛮船被贼，但令守备，允孚交邻之道，深以为感”，并再次借机向日本九州的长官表达了对对马之倭寇行为的谴责，暗示对马是对马，九州是九州。到了开战前三天，也就是六月初五，朝鲜方面还让人坐船，去告诉九州方面，征伐对马与日本九州不相干，《实录》里面特意记载说，“使船谕以不干九州之意”。

我们现在还不清楚，这次行动是否得到背后的明王朝鼓励和支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之前的白翎岛（即今南北朝鲜之间，半岛西侧的群岛，包括如今有名的延坪岛等）之战，也许刺激了太宗和世宗的雄心。这一年的五月十八日，入侵黄海南道附近的倭寇船只，遭到朝鲜地方官尹得洪和归顺朝鲜的日本人平道全两支军队的迎头痛击。据记载，尹得洪“获倭一船，乃贼魁所骑船也。贼凡六十余人，得洪斩十三级，擒八人”，而平道全则“斩三人，擒十八人，其余皆溺死”。原本首鼠两端的日本归顺者平道全，在朝鲜大捷的形势下，也只好顺势而为，为了巩固他的归顺之心，本来功劳更大的尹得洪也很谦退，让朝廷把大部分赏赐给了平道全。

这一年，朝鲜久旱无雨。六月八日，也就是朝鲜太宗决心出兵的这一天，世宗不仅亲自登坛祈雨，还让吏曹判书孟思诚在昭格殿、检校汉城府尹崔德义在景福宫、右议政李原祁在圜丘分别祈雨。也就是这一天，朝鲜第一次也是历史上唯一一次主动出兵，进攻当时日本的对马岛。战争中，双方死伤3 800人，战争很惨烈，结果是朝鲜攻下对马，迫使对马藩年幼的藩主贞盛求和，朝鲜强行把对马归并到庆尚道，还迁徙对马居民到巨济岛。战争结束的时候，朝鲜太宗发布告谕，说朝鲜征伐对马，实在是不得已，他引用古代中国的历史为例，说朝鲜攻打对马是正义之举，并且说：

对马为岛，本我国之地，但以阻僻隘陋，听为倭奴所据，乃怀狗盗鼠窃之计，岁自庚寅，始肆跳梁于边徼。

下面，又把庚寅沿海倭乱、丙子入寇东莱、丙戊夺漕运于全罗、戊子烧兵船于忠清等等罪行数落一遍，证明自己决心进攻对马的正当性。这一天晚上，不知道是祈雨的成效，还是战争的感应，朝鲜京城下了大雨。

这里可以顺便说到明朝的相关动向。这一年（永乐十七年）四月，正是由于朝鲜方面传来的情报，明成祖命令辽东驻军对日戒备，“敕辽东总兵官都督刘江，今朝鲜报倭寇饥困以极，欲寇边。宜令缘海诸卫严谨备之。如有机会可乘，即尽力剿捕，无遗民患” 。六月，也就是对马之战后的几天，刘江即组织了望海埚之战，对倭寇进行大规模清剿。《明史》记载，“倭船入王家山岛，都督刘荣率精兵疾驰入望海埚，贼数千人分乘二十舟，直抵马雄岛，进围望海埚。荣发伏出战，奇兵断其归路。贼奔樱桃园，荣合兵攻之，斩首七百四十二，生擒八百五十七” 。《明实录》则说“辽东总兵官中军都督刘江以捕倭捷闻”，在望海埚“擒戮尽绝，生获百十三人，斩首千余级” 。

朝鲜进攻对马岛的这一事件，在日本叫作“应永外寇”，在朝鲜叫作“己亥东征”，据说，它引起了日本朝野巨大震撼。日本有人甚至觉得，这一事件就如同当年的“蒙古袭来”，对于日本来说真是巨大的危机。

四、再平衡：朝鲜通信使出使日本（1419—1420年及以后）

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各方的理智开始出现，妥协的主张重新占了上风。

前面我们说到，其实朝鲜方面也颇投鼠忌器，并不愿意贸然把战火扩大，所以，他们在战前战后不断向日本九州方面释放善意，表明这只是朝鲜与对马，而不是朝鲜与日本的一场有限战争；而日本九州方面的源义镇，同样也不愿意直接介入这场战争。于是这一年的年底，日本九州方面就派遣博多妙乐寺的僧人无涯亮倪，和一个博多华人后裔平方吉久（接近足利义持的华人陈外郎之子），以求佛教大藏经为名去朝鲜，实际上是探听虚实。

这一年的十二月十七日（1420年1月），无涯亮倪以日本国源义持使臣的身份，“诣阙进书契献土宜”。据称是足利义持的国书上说，“吾国与贵朝，于隔海之国最近，然而鲸波多险，不时嗣音，非懈也”。借着访求七千卷大藏经的名义，表示要“使此邦之人，永结胜缘” 。世宗二年（1420）的正月初六，无涯亮倪又参加仁政殿朝贺，并赋诗一首：“广拓山川归禹贡，高悬日月揭尧天；圣朝何以酬皇化，端拱三呼万万年”。这使得世宗非常高兴，并表示要“两国通好永坚无渝” 。面对日本方面采取的妥协与和缓姿态，原本就对日本相当忌惮的朝鲜，也顺势而为，这样，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

也是在这一年即永乐十八年，永乐皇帝从南京迁都北京。重心面向北方的永乐皇帝，此后三次出征漠北，这就是《明史》所谓“六师屡出，漠北尘清” 。这些举措，使得蒙古势力逐渐衰退，刚好此时蒙古内部出现问题，瓦剌和鞑靼两部各自安定，北方局势逐渐缓和，不再能直接威胁明朝。然而在这一时期，南方的安南情况也发生巨大转折，也就在这一年，后黎朝的创建人黎利开始“奋起义兵，削平明贼，十年而天下大定”。到了1425年即洪熙元年，黎利逐渐打败明朝军队，安南方面的记载是，“于是顺化、新平悉为我有，诸将推尊帝（黎利）为‘代天行化’”。明朝对于原先占领的安南，逐渐只能采取无奈的守势。特别是在几年之后，也就是永乐皇帝去世后，宣德二年（1427），双方终于谈妥罢兵，明朝无可奈何地册封黎利控制下的陈暠为国王。正如《大越史记全书》所说，“还我安南地方，朝贡复依洪武旧制” ，在成为朝贡国的情况下，明朝承认其独立，以便换来南方的安定。这当然是后话了。

回到对马岛之战的第二年（1420）。为了回应九州方面的善意，朝鲜方面以宋希璟作为“回礼使”出使日本，向日本赠送大藏经，我以为，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历史事件。

为什么我要把这一事件作为象征性的历史事件，而且认为它可以作为东部亚洲新的国际秩序的开端？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开启了此后长达数百年朝日外交交流史，也从此基本奠定了以朝鲜“事大交邻”为枢轴，联结日本与中国的东部亚洲国际秩序，而东部亚洲各国之间的联系，重心也逐渐转向朝贡与贸易。正如前面所说，尽管此后也有“倭寇”“壬辰之役”“德川幕府”“切支丹之禁”“明清易代”等波澜，但在近代西潮东渐从根本上改变东亚面貌之前，大体上，东部亚洲的中国、朝鲜、日本、蒙古、琉球、安南诸国之间，仍然延续了“蒙古时代”之后的这一基本格局，而环南海的安南、吕宋、爪哇、三佛齐、满剌加、暹罗和真腊，也纳入了环南海东海的贸易圈，从此环东海与南海的海域，基本上从巨浪滔天转为风平浪静。

在“蒙古时代”之后，东部亚洲或者说环东海南海区域的国际关系史基本特点是什么？我的初步看法是，在19世纪中叶欧洲坚船利炮进入东亚，形成巨大“冲击”之前：

（1）环东海、南海诸国，一方面以朝鲜“事大交邻”为中心联结东北亚，一方面以朝贡和贸易为重心连接东南亚，东部亚洲海域大体有一个基本稳定的国际秩序，这个秩序从14世纪中叶之后开始形成，到15世纪20年代基本奠定，从此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几乎延续了四百多年。

（2）由于蒙古入侵与溃退，刺激了各国文化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崛起，也就是说，“蒙古时代”之后，各国在政治与文化上的独立意识，被逐渐唤醒，过去混沌一团的“认同”，出现了政治承认、文化认同和经济利用之间的分化，特别是在中国发生明清易代，日本和朝鲜认为中国已经“华夷变态”的17世纪中叶之后，这种政治认同上的分离状况就越来越严重。

（3）环绕着东部亚洲海域，形成了一个连通东海南海的贸易圈，官方的朝贡贸易只是其中很小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商贾推动的物质流通。在这四个多世纪中，在这个环部的亚洲海域国际环境里，各国在经济上彼此联系，在文化上开始竞赛，在政治上互相角力，其间虽偶有激烈冲突，但又往往能够相互妥协，这个历史格局一直延续到西方通过坚船利炮对东亚发生冲击的19世纪中叶。

五、不是结论的结论：1368—1420年的政治文化史意义

1368年到1420年这一东部亚洲历史时期的曲折变化，其实，以前宫崎市定在《从洪武到永乐》一文中也曾提及，但他只是把它看成中国/明朝政治的变化，我在这里试图把它放在东亚史，甚至是世界史的更大背景下去考察。

众所周知，很多历史学家特别是研究蒙古史的学者，都倾向于把“蒙古时代”看成是世界史的开端，比如本田实信、冈田英弘、杉山正明等，但是，从1368—1420年的东部亚洲历史来看，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这个横跨欧亚的世界历史，在蒙古时代刚刚翻开第一页，就遭遇剧烈变化。在15世纪上半叶，正如我前面所说，由于跛子帖木儿去世，明朝退守嘉峪关以东，世界的东西逐渐分离，尽管并不是真的完全“脱钩”，但总体上这个世界从合而离，又分成若干个各自独立的历史空间。从蒙古帝国统治和威胁下解脱出来的东亚诸国，在“蒙古时代”之后，就出现了有意思的变化，也形成了一个特别的历史世界。

不过更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亚洲东部各国在这个时期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历史世界，但是仔细观察，这个历史世界的内部也在发生变化。简单地说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各国都开始重建自己的政治与文化，在东部亚洲逐渐形成了多极化的格局。

首先看中国。明朝建立以后，为了确立取代蒙元的大明王朝的合法性，朝廷开始广泛并严厉地“去蒙古化”。张佳《新天下之化》中指出，明初重建汉族文化传统，不仅仅包括简单的“禁胡服、胡语、胡姓”，也包括对不同等级人士的服饰制度的规定，对混入胡人风俗的婚丧制度的管理，对社会上各种等级制度的强调，对各种礼仪风俗的重新规范。明初官方通过一系列严厉的整肃，试图恢复汉族传统生活规范、重建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以及塑造上下有序的儒家政治秩序，也就是从文化、风俗、文献甚至血统上，泯灭蒙古的存在，特别是，明初通过科举考试与提倡儒学，使得政治与文化又重新回到汉族中国传统轨道。

其次看日本，正如内藤湖南在《日本文化的独立》一文中指出的，“蒙古袭来”事件非常重要。日本的“文化上对外独立的观念的产生，与这些事情（蒙古大军船只被大风刮得七零八散，溃不成军）的发生有很大关系……日本一直把中国尊崇为日本文化之师，可就是这位文化之师居然被犬的子孙蒙古所灭……正因为如此，对日本来说，中国也就不足为尊了”，从此发展出“日本乃神国”的观念，加上后来怀良亲王针对明太祖的威胁，采取强硬回应的态度，使得日本在中国面前开始扬眉吐气。所以内藤说，因为这些背景，“日本文化从根本上实现了独立” 。

再来看朝鲜。在依违于北元与明朝之间的高丽王朝于14世纪末被李氏取代之后，新兴的朝鲜王朝开始重新调整对中国的交往姿态。一方面在政治上，他们承认明王朝作为宗主国，也接受明朝的册封，但也觉得朝鲜只要“且卑辞谨事之”就可以了。但另一方面在文化上，他们则开始采取比明朝更加严厉的措施，推行儒家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政治理念和道德伦理。表面上看，朝鲜王朝似乎与明代中国有着颇为相似的政治与文化，但由于朝鲜的国际位置、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他们的儒家观念、伦理制度以及道德要求，比起中国来更加严厉，并且维持更加久长，因而逐渐滋生出谁更“中华”的自觉意识。

很多人都注意到，朝鲜在1402年根据蒙元两幅地图曾绘制《混一疆理国都之图》，这幅地图很有象征意味。1998年日本中央公论社出版多卷本《世界的历史》，并邀请第12卷《明清与李朝的时代》主编岸本美绪、宫岛博史与荒野泰典进行座谈，在谈论世界史中的明清中国和李朝朝鲜的时候，一开始他们都提到了这幅地图。有趣的是，这幅包括了非洲、欧洲和西亚东亚的世界地图，当然反映了蒙元时代“日头从东边出，从西头落，都是咱每的”那种笼罩天下的气派，但是这幅地图也反映了15世纪初期东亚的世界认知，地图上的欧洲、西亚和非洲部分毕竟比例很小，似乎并不在视野之中心，而朝鲜部分很大很详细，象征了绘制者的自尊意识。但同时，地图也详细地凸显了中国部分和日本部分，甚至也包含了南部的海域，好像那个时代的世界就是亚洲东部。如果我们再看中国有关海外世界的文献，像明代的巩珍《西洋番国志》（宣德九年）、费信《星槎胜览》（正统元年1436）、马欢《瀛涯胜览》（景泰二年1451）、黄衷《海语》（嘉靖初年）、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万历二年1574）、游朴《诸夷考》（万历二十年）、杨一葵《裔乘》（万历四十三年）、张燮《东西洋考》（万历四十五年）以及茅瑞徵《皇明象胥录》（崇祯二年1629），他们所记录的，仍然主要是东部亚洲的“海域世界”，他们给出的海外联络路线，比如佚名文献《顺风相送》以及新发现的《塞尔登地图》，主要也是北到五岛群岛和长崎，南到爪哇和苏门答腊，即包括了环东海南海的东部亚洲。

这是不是象征着蒙古时代之后，世界又重新回到“东是东，西是西”，而亚洲东部则形成了一个自我完足的历史世界和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呢？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作者：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复旦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