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逐步向常态化回归，不平衡带来挑战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延续持续复苏态势。进入二季度，受基数较快抬升影响，各项经济指标的同比增速高位回落，但环比增速和两年平均增速仍处在合理区间。总体判断，我国经济正在从快速复苏向常态化回归过程中。同时，要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常态化进程。当前，全球疫情和经济复苏仍有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仍不平衡，基数效应减弱、订单逆向回流和宏观政策边际调整，经济增速将逐步放缓，前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风险逐步暴露，经济回归常态仍面临挑战。

第一，全球经济走势仍复杂严峻。今年二季度以来，随着疫苗加快投放和接种率持续上升，加之主要经济体保持政策刺激力度，全球经济步入加快复苏的轨道。国际机构普遍上调了对全年经济增速的预测，全球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已步入下半场。但疫情冲击带来的结构性影响和对全球经济的创伤并未消除，全球复苏仍面临诸多挑战。

全球复苏分化态势加剧。疫苗接种不均衡，政策空间和修复能力存在差异，使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呈现K型复苏态势。发达经济体内部也不平衡，美国经济复苏更为强劲，今年有望实现6.5%左右的增长。这种分化造成各主要经济体之间，以及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之间政策调整不同步，使全球经济复苏更趋复杂。

全球通胀压力上升。去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原油、铁矿石、铜矿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扬，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全球经济加快复苏，需求恢复性增长对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支撑；二是受疫情影响，供给还没有完全恢复；三是流动性宽松，空前的财政刺激和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流动性泛滥，增强了大宗商品金融属性，推动价格大幅上升。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全球通胀水平短期上升已成事实，对我国输入性影响已经显现。

第二，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可能提前。随着美国经济增长前景改善和通胀预期上升，美联储政策可能会逆向调整。6月17日，美联储议息会议决定上调超额准备金利率和隔夜逆回购利率各0.05个百分点，预示着宽松政策调整可能开始启动。如果美联储下半年开始缩减购债规模，则意味着全球流动性态势会发生变化。这可能对一些基本面比较脆弱的新兴市场会带来冲击，也会加剧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同时还会增大我国货币政策实施难度，美元指数可能快速反弹，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和资金流动形成影响。

第三，国内需求恢复仍然偏弱。在工业保持较快增长的情况下，国内消费和投资恢复仍然偏弱。今年前5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速仅为4.3%，相较于2019年同期明显偏低，特别是汽车等大宗商品消费5月份又有所回落。在国家预算内资金加快下达的情况下，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仍然偏低，两年平均增速仅有2.6%。制造业投资两年平均增速为0.6%，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从下半年走势看，消费恢复仍将受制于居民收入增长情况，基础设施投资将受到地方融资平台偿债压力的制约，制造业投资在原材料价格上涨挤压企业利润的情况下，可能也难有较快回升，增强内需动力仍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第四，外贸出口增势可能会逐步回调。今年上半年，外贸出口超预期增长是经济较快增长的重要因素。以一季度为例，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12.2%，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因素。随着美欧疫情状况改善和生产能力恢复，美欧生产特别是防疫物资供给明显加快，可能会导致订单回流。外贸企业中相当一部分是两头在外的企业，近期原材料价格上涨，国际运价又持续处于高位，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侵蚀企业利润，这些因素可能对下半年外贸出口增势会形成影响。

第五，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经济均衡恢复。前5个月，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5.9%，其中5月份上涨12.5%，这对企业生产成本形成较大影响。5月份PPI同比上涨9%，其中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12%，原油、铁矿石、铜矿等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对中下游企业利润形成明显挤压，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大。这将带来不同行业和大中小企业恢复的不平衡不同步。

第六，部分领域风险释放压力增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还本付息压力增大。债券违约有所增加，企业信用风险上升。中小金融机构资产重组及补充资本金压力仍然很大。这些都需要予以关注。此外，受疫情和其他多重因素影响，部分行业供应链不稳定，比如芯片短缺对汽车行业的影响还在持续，甚至在向消费类电子领域蔓延。实现“双碳”目标对经济运行也带来一些压力，一些地方为完成降能耗指标，采取比较激进的措施，对高耗能企业实现限产或停产，首当其冲的是煤电行业，从趋势看，煤电有可能从主体能源转变为调峰能源。如果短期内调整力度过大，可能会带来煤电生产的大幅下降，导致电力供应不稳定，部分地方还会出现电力紧张，影响到经济稳定恢复和产业链稳定。因此，要处理好绿色转型与稳增长的关系。

二、全年经济增速前高后低，通胀水平总体可控

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8.3%，两年平均增长5%。二季度同比增速会放缓到8%左右，两年平均增速可能略高于一季度。下半年同比增速将继续放缓，三季度同比增速会略高于6%，四季度可能低于6%，在5%-6%之间。三、四季度对应的两年平均增速应该在5.5%-6%之间。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1年中期）预测全年经济增长8.8%，还是可预期的。如果全年经济增长8.8%，两年平均增速就在5.5%左右，这与“十四五”时期的经济潜在增长率基本匹配。

全年通胀水平总体可控。今年以来，我国PPI涨幅明显上升，这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输入性影响是分不开的。5月份PPI上涨9%，涨幅比4月份扩大0.4个百分点。但也要看到，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动力在逐步减弱：一是前期形成的低基数效应正在减弱；二是供应紧约束随着疫情得到控制而逐步改善，产能恢复扩张使价格承压；三是货币政策转向的预期将减弱流动性对价格上涨的推动。随着输入性压力减弱，下半年PPI将逐步回落。目前CPI涨幅总体温和，5月份上涨1.3%，前5个月累计上涨0.4%。CPI涨幅比较温和主要受猪肉价格下降影响。如果剔除食品因素，PPI向CPI的传导效应已有所显现。从趋势看，CPI短期内仍面临上涨压力，但涨幅是可控的，因为消费和投资需求还处在恢复过程中；国内工业品供给充裕，市场竞争比较充分，PPI价格向CPI的传导相对有限。从流动性因素看，我国没有使用“大水漫灌”的措施，有利于价格总体稳定。预计今年CPI涨幅在2%以内，明年CPI中枢可能会有所上移；PPI年内高位回落也是大概率事件，全年涨幅可能在6%-7%之间。

三、短期促进经济常态化，长期关注增长动力培育

在经济常态化进程中，既要关注短期经济恢复，也要关注长期增长动力的培育。

第一，为经济常态化创造宏观政策环境。我国需求恢复仍然偏弱，外贸增势可能减弱，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还不足，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把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随着经济逐步回归常态，宏观政策常态化也是必然的，要把握好政策调整的节奏和力度，更加注重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既有效应对短期问题，也为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留出政策空间。政策操作上要提高前瞻性，特别是要防范美联储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冲击，做好应对预案。

第二，把握好内外部均衡的平衡。随着美联储政策的可能变化，把握好内外部均衡的平衡更加重要。宏观政策要坚持以我为主，进一步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充分发挥汇率调节国际收支的作用。要引导企业树立“风险中性”理念，审慎做好汇率风险管理，还要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提高对跨境资本流动的调控能力。

第三，更加注重培育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从趋势看，即使今年底经济转向常态化，我国经济发展仍面临压力。随着经济总量基数扩大，特别是人口老龄化加快和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潜在经济增长水平会继续放缓。在经济转向常态化后，培育新的增长动力至关重要。要进一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特别是要促进扩大消费需求，释放内需市场潜力。更重要的是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在增强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推进数字化和绿色转型等方面持续发力，培育新的增长点和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为“十四五”时期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