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上任百天的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已呈现出一些基本特征，包括重拾人权和意识形态价值观、利用盟友和更为精准的制裁措施，其实质是灵活务实的“弹性遏制战略”。与特朗普相比，拜登对华战略只是应对思路、方式和手段等形式上的变化，遏制中国发展的实质没有变。同时，拜登政府对华“弹性遏制战略”也面临挑战，拜登政府不可能无视国内的政治经济现状及各派利益分歧，盟友也不总是俯首帖耳，中方也会有各种反制措施，过去那种美国单方影响中美关系的局面不复存在。“弹性遏制战略”并非万应灵药，想要打破中美关系困局需要中美通力合作。
【关键词】：拜登政府；弹性遏制战略；中美关系
拜登上任后，是否会对特朗普时期对华政策作出重大改变，重新回归奥巴马时期的政策，这是当前中美关系中备受关注的大问题。特朗普推翻奥巴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被认为是美国对华围堵战略的半途而废，但事实上，特朗普四年的对华政策尝试了不少狠招，如贸易战、经济和科技制裁、人员交往限制和军事威慑。拜登政府面对比四年前更严重的国内分裂表现出想更有作为的紧迫感，上任以来对华动作不断，希望通过实施“弹性遏制战略”在对华竞争中取得优势。
一
与特朗普当初关闭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并中断一系列外交沟通，致使中美关系进入螺旋式快速下降危险通道的操作不同，拜登政府提出了“该合作就合作，该竞争就竞争，该对抗就对抗”的新遏制战略构想，避免了特朗普直接摊牌的危险，回归更灵活务实的做法。拜登政府的这种对华战略可归结为“弹性遏制战略”，它既与特朗普“大象进入瓷器店”般的刚性遏制战略不一样，也与冷战时期美苏经贸完全割裂的全面遏制战略有区别，是一种灵活可控的战略。
2021年3月3日，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如此定位中国：中国是唯一有能力将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持久挑战的潜在竞争对手。这与特朗普2017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一脉相承，且更为细致入微。中国作为竞争对手定位不变，对华政策目标也不变，即赢得竞争、遏制中国发展，因此拜登团队总体上对华态度强硬，较特朗普政府还有升级苗头。不同于特朗普的“脱钩式打击”，拜登政府对华“弹性遏制战略”是从特朗普不可持续的“硬遏制”向可持续、可操控的选择性“巧遏制”的转变。它一方面在部分领域采取“新接触战略”，如经贸和气候等领域，扬弃民主党的“接触—松动—崩溃”等对华竞争传统思路，要求中国按照美国设定的制度体系和价值观念参与美国的世界秩序构建，实质是在新秩序构建过程中控制中国；另一方面在竞争中寻找中国短板，消耗中国实力，试图在接触过程中灵活寻机战胜中国，其中不排除利用中国自身漏洞，即从内部攻破堡垒，为此国家民主基金会（NED）获得特别经费，加大对华颜色革命力度。
首先，重拾人权等意识形态价值观。虽然各个时期民主党政府的外交侧重有所不同，但卡特政府对苏联打出的人权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冷战较量中美国所处的不利地位。自克林顿政府起，民主党十分关注民主与自由，及由此产生的自由企业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而美国有权力和义务在其认为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使用军事和经济力量维护、巩固和扩展美国的这种“价值观”，这在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对华政策上表现得很明显。
特朗普本人对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不感兴趣，在民主党看来这是在放弃美国的强项，必须重新启用。早在总统大选之前的2020年3月，拜登就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刊登了题为“为什么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一文，阐述他对美国与世界关系的理解。拜登在就职演说中重申，希望弥合国内分裂后的美国重新成为世界的灯塔。拜登政府认为，民主价值观是其力量的源泉和领导地位的基础，因此，美国必须重振被特朗普破坏的国内民主制度和国际信誉，再次与盟友达成合作共识。2021年2月19日，拜登在讨论安全问题的年度慕尼黑视频会上表示，希望“向全世界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美国回来了，跨大西洋联盟回来了”，而后者的基础就是由美国领导的“民主国家联盟”。这个联盟超越北约，包含印度、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为重振西方民主价值观，拜登提出要在执政第一年内组织一场民主峰会，团结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和组织应对外部挑战，特别是中国。4月16日，美日首脑联合声明毫不掩饰针对中国的目的，突出“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高举西方价值观大旗，重返国际舞台，再次扮演领导角色，成为拜登政府核心外交目标之一。
与拜登本人一样，其班子中两位外交主管——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安顾问沙利文在对华人权问题上都持批评立场。布林肯将中国定义为对民主国家造成首要威胁的“技术独裁国家”。在与杨洁篪通话后，布林肯发推称：“我明确表示，美国将捍卫我们的国家利益，捍卫我们的民主价值观，并让北京对滥用国际体系的行为负责。”苏利文在拜登竞选时撰文称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并且比冷战时期的苏联更具挑战性，因为苏联在经济领域从来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也没有以中国如今的方式塑造全球规范和制度，这使中美竞争将更复杂，美国需要更谨慎地应对。
近年来，除发布报告和通过并不具约束力的法案外，美国在对华人权问题上难有作为，因为中国做的并不比种族主义泛滥和暴力事件频发的美国差，在疫情控制上比美国更好，美国底气并不足。这并不意味着拜登政府不会利用价值观指责中国。拜登和布林肯经常提到香港、新疆、西藏等中国内政，并出台一系列制裁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21年3月发布的报告称，将与盟友一起向中国施压，追究中国政府批准的强迫劳动项目造成的广泛侵犯人权问题责任。在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举行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表明，美方充满了对自身制度和领导世界的莫名自信，并很快针对新疆棉花开启新一轮围攻。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下的各大外企被曝出年度报告和官网上登有对中国新疆棉花的不实指控，相关品牌在遭到中国市场和消费者抵制后损失惨重，其中一些机构悄悄撤销了指控。
其次，利用盟友，避免单打独斗。特朗普时期美国不仅与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直接冲突，而且总统赤膊上阵，走在冲突对抗第一线，恶化中美关系。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特朗普作为世界大国领导人，在病毒起源未明之际，公然将其称为“中国病毒”，无视国内外抗议，掀起种族主义恶浪。2020年7月，特朗普又毫无征兆地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迫使中国对等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馆。特朗普与中国博弈亲力亲为、简单粗暴，经常卷入与中国外交发言人的口水战。尽管特朗普政府在“印太战略”上试图合围中国，但因政治信誉不佳，而且盟友本身深受其害，其实施结果并不理想。
在民主党看来，特朗普外交不明智，因而需要联合盟友，进一步提升“印太”伙伴关系。拜登追求多边主义，力争使盟友遏华效用最大化，推动传统外交回归，首要动作就是修复盟友关系，并复活“民主国家联盟”阵线，与盟友一起恢复并建立国际机制。获得驻华大使提名的伯恩斯主张建立包括日本、北约、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和欧盟在内的国家联盟，以便“共同发声，促使中国遵守国际贸易规则”。改变特朗普两败俱伤式的直接肉搏，让盟友冲在抗中第一线，既可借机消耗对手，又便于控制盟友。拜登政府对轮番攻击中国的狼群战术期待很高，并致力于全力谋划和推动该战术。
拜登多次强调重建盟友关系，上台第一时间就重返特朗普退出的国际条约和组织，既为维持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也为借助国际机制和组织笼络盟友。拜登参加的第一次首脑会议是美日印澳四边安全会晤，足见其对这一小布什时期建立的机制的重视程度。尽管国安顾问苏利文说四边安全合作不是军事联盟，不是新的北约，而是四个民主国家就经济、技术、气候、安全等问题合作的机会，但会谈议题无不隐含中国挑战，只是为了避免更大刺激最后公报才未指明中国。2021年4月初，美国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法国在印度东部孟加拉湾举行军演，扩大亚太战略盟友阵势对中国示威，言行并举拉拢盟友抗中。
最后，实施更精准的对华制裁政策。总统贸易代表戴琦在国会的提名证词和发表的文章体现出拜登政府对华实施精准打击的真实目的。与特朗普推动的全面经济脱钩不同，拜登做得更精准到位，要求各部门对美国大容量电池、药品、稀土、矿产和半导体芯片等供应链展开为期100天全面评估，对公共卫生、国防、通信运输、能源、粮食生产等为期一年的全面评估。虽未明说针对中国，其实是对中国产业链鸡蛋里挑骨头，为下一步立法搞乱中国制造作准备。同时，美国还要解决钢铁、铝、光纤、太阳能等行业的工业产能过剩造成的全球市场扭曲，而中国一直是这些行业的主要贡献者。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更赤裸裸地表示，美国国会要进行立法，以击败中国为目标；在特朗普的科技战之后，以“弹性供应链战略”阻止中国产业升级是拜登政府既定方针，并拉拢欧、日、加、澳等筹划扼杀中国科技的“技术联盟”。
总之，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在遏制中国的目标上存在内在一致性，但拜登政府更讲究策略，在符合利益的情况下依然与中国合作。这种既要从中国牟利又要遏制中国的灵活务实的遏制政策具有更大的迷惑性，当然也更危险。中美竟争必将多样化、广角度、深层次地推进，形成更为复杂的利益交错局面。
二
拜登政府对华实施“弹性遏制战略”，其原因是特朗普的刚性遏制战略行不通，冷战时期的全面遏制战略也不可行。拜登的对华政策事实上是换汤不换药，以至形成“特规拜随”。
第一，特朗普的刚性战略必须修正。特朗普将中美关系的对抗性发挥到极致，非黑即白，只能与中国竞争，一度面临中美彻底摊牌的危险。拜登反复提到对华“战略耐心”，所谓“耐心”并非不着急，而是不知如何应对，说白了是手足无措的战略无奈，根本原因在于其一时很难找到制衡中国的有效手段。从奥巴马时期开始，美国的外交战略就一直针对中国，到特朗普时期达到了高峰，但特朗普政府从贸易战到科技战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拜登改变的对华政策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执行效率虽高，但效果不佳、自伤甚多的蛮性政策。
特朗普给拜登留下了世界第一的疫情、前所未有的种族和社会分裂、经济陷入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大困境，退群废约，盟友远离，而头号对手中国不但未被特朗普政府打倒，反而有效控制了疫情，成为唯一正增长的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国还主动布局抗疫外交，发挥在气候变化等议题上的影响力，特朗普执政四年中美差距进一步缩小。在拜登政府看来，特朗普破坏了美国的形象，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民主灯塔黯然无光，在与中国竞争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让盟友失去信心，自己进一步丧失世界领导力。拜登一上台，便清理特朗普不良政治遗产，然后“入群、续约、举旗、拉友”，力图重新塑造并继续稳固美国的领导地位。
拜登之所以修正前任刚性遏制政策，有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特朗普民粹主义的对华政策总方针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美国追求的中国经济改革并未实现，也没有改变中国的内政外交行为，更没有在任何外交问题上与中国进行合作。相反，中美对抗加剧了，合作消失了，双方管控竞争的能力下降了。事实上，特朗普赤裸裸打压引起中方高度警觉和对冲反制，极大动员了中国民众与政府同仇敌忾。二是特朗普本人不太关注人权问题。在民主党看来，其失去了制约中国的一个重要砝码，等于放弃美国对华政策的优势选项。三是新冠疫情缩小了中美实力差距，使得美国面临经济困境，拜登政府要改变现状，必须在对华政策中有所突破，寻求部分合作。四是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不仅没能缩减美国的贸易逆差，反而创下新的逆差记录。拜登上台以来，西方作为一个整体在人权等问题上对华施压态势重现。在五眼联盟、七国集团、北约组织之外，拜登重启了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机制，拉帮结派的对象交叉重叠，目标所指都是中国，意在联合制对华。
第二，拜登认可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总体方向，对特朗普的遏华战略“明修暗受”。美国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指出，拜登改变了特朗普时期很多政策，但偏偏保留了“有严重问题”的对华政策。这个判断强调了拜登未摆脱特朗普定位的对华政策总基调，其对华政策核心与总目标并未改变。特朗普政府的系列操作打破了奥巴马循规蹈矩、效果不彰的对华政策。
拜登继承了特朗普对华政策的精髓，主要在于认可其总体方向。美两党对遏制中国发展的认知较为一致，不同的只是应对方法，其根源在于美国无法平等地对待中国，更不愿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布林肯说特朗普强硬的对华政策是正确的，需要改变的只是操作方式。拜登反复说中美将激烈竞争，并为取得竞争胜利作准备，甚至放言在其任期内不会让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拜登有种急于做出成绩的紧迫感，延续特朗普将中国升级为全方位竞争对手，且要阻止中国崛起。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很大程度代表了跨党派共识，在拜登政府时期，反华惯性能量还在蓄积中。拜登上台至今，普遍认为的中美关系缓和不仅没有实现，反而更紧张了。在如何给中国“找茬”的问题上，拜登的对华政策不仅换汤不换药，而且加大了药量，在遏华的总方向上更进一步。
从经济角度看，拜登保留了特朗普的部分贸易政策。贸易战以来一直有民主党批评特朗普对华关税政策，但拜登至今还没有取消的意思。与美国贸易是中国增强海外影响力的重要财富来源，关税战虽不足以阻止中国发展，但影响中国实力的增长和海外影响力的扩展。贸易代表戴琦坚持走特朗普政府不降低关税、强迫中国执行第一阶段协议的老路。她认为保持强硬立场符合美国利益，是否取消关税将成为美国下一轮谈判的重要砝码，要把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手段作为与中国处理贸易问题的合法手段，强调产业工人和产业链本土化优先，加速制造业回流、高科技产业链封锁等。为争夺摇摆州工人，拜登政府进一步加码特朗普的贸易政策。2021年4月8日，美国参议院外委会抛出《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该法案代表了前所未有的两党合作，目标是确保美国在未来几十年中有力量在所有方面和中国竞争。4月9日，美国商务部把7家中国超算实体列入实体制裁名单，出手毫不比特朗普软。
拜登继续征收关税的长期目标是减少从中国进口，推动美国公司寻找替代生产，因为中美脱离的越多，中国就越难对美国全球主导地位构成挑战。具体看，其一是通过与盟友联合，对华实施更严格的科技封锁，让中国短期内无法获取尖端技术设备，阻滞中国产业升级；其二是积极推动制造业迁出中国，分散到东南亚和南亚，缩小中国制造业规模，降低美国乃至全球对中国的依赖；其三是重组全球化，以组建排除中国的区域经济组织，遏制中国制造的市场空间，让中国制造因市场受限无法获得足够利润，进而丧失推动产业升级的资金来源，最终在实体经济竞争中战胜中国。总之，拜登政府对华打压更着重釜底抽薪，想要从根本上窒息中国经济。
第三，美国舆论大环境使然。拜登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美关系走势，也因为美国民众反华情绪强烈。由于特朗普的煽动及疫情的冲击，很多美国人遭受了失业或降薪的严重影响。美国民众对华负面印象已形成，限制了拜登的政策选择余地。据盖洛普民调，受特朗普政府过去四年设置的对华政策高门槛及新冠疫情影响，目前美国民众对华的不满度达到历史最高点。此前另一调查中，超过78%受访者认为中国最初在武汉对新冠疫情的处理对全球疫情扩散负有责任。目前美国歧视和攻击亚裔浪潮汹涌，与特朗普时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表明民主党在反对种族（至少对亚裔的）歧视上言行并不一致。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情绪促使拜登对华继续采取强硬立场。
但比较而言，拜登政府对中美关系看法并不像前任那样二元对立，而将其描述为一种“复杂的关系”，包含了“敌对”“竞争”和“合作”三个维度。美国内部强大的结构性因素可能使零和竞争继续主导对华政策，国内分裂同样制约着“弹性遏制战略”，重启中美关系举步维艰。
三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选择并非不受制约，既有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内部困扰，也有盟友立场和中国反应等外部掣肘，“弹性遏制战略”实施的将面临挑战。
其一，美国政府内部能否协调一致存在疑问。拜登政府修改和延续特朗普对华强硬政策，其实是找不到更有效办法的无奈之举。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各部门能否奉行统一的对华政策就变得较为重要。美国气候特使克里正寻求达成一项国际气候协议，因而需要中国这个世界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合作。与此同时，白宫亚洲事务主管坎贝尔则希望大力反击中国。而两人都是国安会成员，国安顾问沙利文需要把他们的观点与财政部、国务院、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人观点整合在一起，而这些观点往往存在分歧。尽管美国遏制中国很迫切，但拜登的幕僚并非特朗普时期清一色的极端反华分子，因而不会采取断然的“冷战模式”，其在对华具体手段上的争论和争议未来还会不断显现，影响拜登政府的政策效率。
其二，大垄断集团在对华问题上也有不同的利益。拜登与特朗普政府分别代表美国不同的大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特朗普被认为代表本土大产业资本，如基建、军火和能源及部分华尔街金融集团；拜登则代表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的高科技、先进制造和华尔街国际金融资本。两派既有勾结又有斗争。相较特朗普背后的资本集团而言，民主党背后的资本集团对中美合作和经贸充满期待。美国一些高科技产品如芯片和飞机主要依靠中国市场盈利。2021年3月，波音总裁卡尔霍恩提醒美国政府不要将中国内政问题同两国贸易混为一谈，如中国拒绝购买波音产品，将给空客进军中国市场提供更多机会。芯片制造商也很难找到替代中国的市场。即便在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的高峰，美国在华企业盈利也是海外的大头，而且投资还在持续增加，特斯拉就是在此背景下投资上海超级工厂的。拜登背后这些大企业财团并不希望中美对抗突破底线，未必支持一味强硬的遏制立场。此外，与特朗普“美国再造了中国”谬论相反，中国经济发展和中美经济相互依赖支撑了美国的繁荣，降低了通胀，帮助维持了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水平。
其三，民主党政府需考虑遏华政策给国内带来的负面影响。拜登对华“弹性遏制战略”能否实现，既需要政府内部协调，也需要民众的支持。拜登上台后希望弥合2020年大选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分裂局面，然而社会分裂与党派之争一样愈演愈烈，继“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后，近来多地又掀起了“亚裔的命也是命”高潮，枪击和警察暴力案件频发，普通人越来越缺乏安全保障。拜登政府如一味遏制中国，将更加恶化美国民众对华认知，使得针对亚裔特别是华裔的歧视言论和暴力事件频发，加剧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而民主党出于保护少数族裔的政治正确，必须要表态弥合分裂，支持文化多元化和种族平等。这种国内政策及选举基本盘的考虑，迫使民主党政府不能在对华强硬、妖魔化中国的问题上走得太远。
其四，美国盟友也有自己的利益盘算，拜登致力于团结的盟友在对华立场上未必与其完全一致。在亚太—印度洋地区，美国的地区盟友对于是否同美国一起对抗中国犹豫不决。它们一方面需要美国支持帮助应对日渐强大的中国影响，另一方面不希望跟美国一样妖魔化中国，因为在地理、文化、经济上它们都与中国紧密相关，比起对抗，更希望与中国共存。毕竟中国既没有像二战时德国一样军事入侵其他国家，也没有像苏联一样寻求全球霸主地位，美国是否还能像当时一样建立牢不可破的国际联盟网络存在疑问。如果拜登政府过于强硬，逼地区盟友选边站，可能使盟友貌合神离。如日本不愿在台海问题上清晰表态，新加坡也不愿在中美间选边站。
美国民主大本营的欧洲盟友对抗中俄的调门并不低，但立场也未必坚定。2020年9月中国成为欧洲最大消费市场，并超过美国成为欧洲最大贸易伙伴；年底中欧完成投资协定谈判。不久前在达沃斯论坛上，德国总理默克尔拒绝站在美国一边反对中国，不希望将世界简单地分为两个阵营。虽然欧洲盟友不排斥美国回归世界舞台并继续安全上的领导，但对在所有领域都被牵着鼻子走感到厌烦，欧洲领导人多次表示需要找到自己方式，其中包括如何与中俄相处。经历过特朗普之后，欧洲对美国印象和信任大幅下降。大多数欧洲人对民主党上台感到高兴，但认为拜登无法帮助美国重新成为卓越的全球领袖，因为美国政治体系已崩溃，欧洲不能仅仅依靠美国保卫。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将在十年内超越美国，希望在两个超级大国冲突中保持中立。欧洲盟友内部也有摩擦，德法竞争领导权，法国和土耳其也屡有纷争。同时，美国也不希望过分紧逼盟友，因为这样不利于其盟友体系的维持。布林肯访问北约总部时表示不强迫盟友选边站，并允许各国在可能情况下与中国合作。
其五，中国的反制也会使拜登的“弹性遏制战略”难以如愿。一直以来，中国在中美关系塑造中基本扮演被动接受角色，一是中国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二是中国更重视顾全两国关系大局，不计较一时一事得失。然而，中方的忍让和顾全大局在美国看来是软弱可欺，特朗普一味施压，使两国关系发生本质变化。拜登政府上台不仅没有抛弃特朗普对华强硬思维，反而不断加码。尽管两国力量差距仍然不小，美国总体依旧处于进攻态势，但过去那种美国影响一边倒局面不复存在。中方对于美方更多的是平视，对其不当言论和做法将给予适度回击。
美国一方面依然对华傲慢无礼，另一方面又对所谓的“中国威胁”反应过度。中国崛起不仅引起美国的忌惮和反弹，也使更多国家无法不重视中国反应和意愿。美国和盟友看起来人多势众，但如果美国不敢亲自下手，谁也不甘愿为其火中取栗。对此，即便拜登能安抚盟友，也拿不出它们要的筹码。中国是美国诸多盟友的重要贸易伙伴，对其盟友的对华立场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果拜登政府不重新审视对中国的认知，无视盟友的利益，中国的反制措拖将不利于美国维持其盟友体系。
结语
拜登当为选中美关系缓和带来一定希望，但其上台百日以来的施政，与普遍预想的首先处理疫情和国内分裂而搁置外交攻势的看法大相径庭，剑指中国的贸易报告和国家安全战略指南更是令人深思。
美国霸权能否避免崩溃命运，取决于今天的选择。没有霸权甘愿退出历史舞台。大英帝国的衰败是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借助了西方整体力量，特别是依靠美国得以延续荣光。如果拜登政府继续对中国强硬到底，那它实现平稳软着陆可能性不大。早在奥巴马时就有“美国经济生病让中国吃药”的毛病，输出矛盾，祸水外引。特朗普更是一再甩锅，疫情失控、经济下滑、失业上升都怪中国，这种对人对己都不负责任的“比烂”心态，也是美国政治环境恶化的表现。美国治理不良的根源在其国内，保持实力地位的根源也在国内，而不是靠扳倒对手来保持老大地位。
中美竞争的大格局不以美国政党轮替和领导人更换而改变。民主党在克林顿时就开启战略转向亚太进程。奥巴马提到欢迎繁荣强大中国崛起，但强调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并计划在亚太部署60%以上海军；希拉里·克林顿批判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强调亚太—印度洋地区与盟友/伙伴关系。特朗普并未扭转中美竞争关系，只是加剧了这一进程。拜登接受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确定中国为首要竞争对手，升级了“印太战略”，足见在美国精英眼里中美结构性矛盾无解。拜登任参议员时期因支持伊拉克战争被称为“战争狂人”，就任总统不到40天就轰炸叙利亚。美国还没有发动新战争，那是因为没有把握战胜中国。
“弹性遏制战略”并非万应灵药。鉴于特朗普刚性遏制不可取，为应对中美既有利益交织又有冲突的局面，拜登提出该战略。但中美利益深度整合，无法完全割裂，惩罚中国企业势必伤害美国利益。拜登既要从与中国合作中占便宜，又要遏制中国发展，两者难以得兼。只得利不付出是一厢情愿，当侵犯到对方的重要利益时，中美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也会受到影响。拜登“该合作就合作，该竞争就竞争，该对抗就对抗”的理念存在天然缺陷，根本无法平衡。在一意孤行的对华偏见和得寸进尺的贪婪驱使下，如果强硬占据上风，合作也就流于形式。不应幻想拜登会将中美关系重启向好，在国内分歧无法快速弥合、联合盟友碰壁情况下，美国是否会发动热战或代理人战争转移矛盾，值得警惕。
打破中美关系的困局需要双方通力合作，但关键在美方。美国必须放下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认知、意识形态偏见和插手中国内政的老毛病，才有可能改善中美关系。一直以来中国更多是对美国种种挑衅作出反应，而传递的积极信号要么被误读，要么被拒收。无论中方如何强调互利共赢，美方从不接受，因为从来只能美国自己赢。但是，中国才是真正的财富生产和贡献者，日益空心化的美国输出的主要是纸币。在美国显出足够的诚意前，中国应专注自身发展，走自主创新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