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中国先后提出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类安全共同体、人类发展共同体、人类人文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这“五个共同体”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系统化的理论阐释，形成了更为全面的理论架构，实现了“社会理想—治理理念—科学理论”的三段式发展。从“五个共同体”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科学理论抽象性、系统性的基本特征，建立在明确的判断、正确的推理和实践证明基础之上，构成了完整的逻辑体系。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全球治理；价值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也是有别于以雅尔塔体系为核心治理体系的一种全新的全球治理价值观。这一全球治理方案，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际公众接受、认同，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它焕发出无与伦比的光彩，照耀着人类前行的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东西方轴心时代孔子和柏拉图关于“理想社会”构想的现代化，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的共同体”的具象化。从2011年中国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到2021年4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近10年来中国先后提出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类安全共同体、人类发展共同体、人类人文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系统化的理论阐释，形成了从整体到局部的理论架构，从而实现了“社会理想—治理理念—科学理论”的三段式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完善，为全球治理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指引和顶层设计。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起点
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以共同体的存续为内在前提的，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起点。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在多样化社会制度中和平并存；在各国之间仍然存在利益竞争和观念冲突的现代国际体系中每个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其核心理念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是基于增进世界人民共同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安排。
东西方轴心时代，伟大思想家孔子和柏拉图曾分别提出对人类理想社会的构想或愿景。在《论语》中，孔子提出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社会至善境界，这一思想后来在《礼记·礼运》的“大同社会”中得到进一步论证：其一，“大同社会”是“天下为公”的社会，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天下利益为天下人之利益；其二，“大同社会”是拥有社会保障的社会，男女老幼鳏寡孤独皆有“所用”“所终”“所长”“所养”，既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又拥有社会保障权利；其三，大同社会是“讲信修睦”的社会，诚信道德是良好人际关系的原则。在“天下大同”这一社会发展的终极阶段，和谐有序的社会运行秩序、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修己安人的相处之道，编织了大同社会的经纬。“天下大同”基于“儒家文化崇尚和谐，倡导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描画了一幅人们相互交流、并行不悖、和谐共存，既珍视各自特色长处、又尊重包容他人的理想化社会图景。此后中国历代学者和政治家都曾对“大同社会”进行过阐发，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章太炎的《五无论》，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大同盛世”构想，都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
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理想国》从人的政治生活起源出发，讨论了共同体对于人的意义：人们因为生存而聚集在一起，在共同生活中交换物资、满足生活需要。共同生活需要秩序，这种秩序即为政治制度。围绕政治制度，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在辩论中解答了什么是“个人正义”和“城邦正义”。当三个阶级的人——具有欲望的体力劳动者阶级，具有意志的护卫者阶级以及拥有理智的统治者阶级——分工合作、协调一致时，即是理想化的和谐社会。所谓正义，就是三个等级所代表的节制、勇敢、智慧的和谐统一。
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英国学者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深受《理想国》影响，在彻底否定私有制的基础上，设计出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岛国“乌托邦”，构建了公有制社会模式的雏形。启蒙运动时期，德国哲学家康德从法制的角度出发探索人类的安身立命问题，他的《永久和平论》从全球角度提出了“世界永久和平”的理念。康德“不仅从空间的意义上看待世界永久和平，而且站在世界公民的立场上将它置于世界历史之中来加以阐释”，这也意味着他是从人类社会演进的角度来论述通过建立国际联盟实现国际永久和平的设想。康德强调用外在强制的法律来约束每个人的自由行为，促使个体建立起一个合法的公民社会（国际联盟），并从两个层次提出了建立永久和平的国际法准则，即“国际永久和平的临时条款”和“国际永久和平的确定条款”。康德为未来永久和平世界设计的国际法基本准则，标志着他已经从柏拉图对人类理想社会构想走向了对理想社会的制度安排。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启迪了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美国学者罗尔斯、法国学者勒维纳斯等人的世界公民理论、正义理论、从民族国家走向世界大同理论等。
中西方对于理想社会的愿景，都离不开对共同体的思考和阐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中，梳理了人类的三种共同体，“自然的共同体”（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本源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以物的依赖或资本的依赖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共同体）。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两位伟人基于人类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共同体思想，充分体现了他们对于未来社会物质生产和生活实践特征的判断以及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
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其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中正式研究了共同体这一概念，认为共同体是指人类群体生活中一种有机的生活形态，它是与社会和机械的公共生活相对立的生活形态。在滕尼斯看来，基于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和友谊，人们缔结了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滕尼斯关注的焦点在于从社会改造的角度提出对现实批判的理论参照系，显然滕尼斯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的影响。就共同体本身而言，滕尼斯所指称的共同体只是一种小范围的共同体，仅存在于族群或国家之中。
20世纪80年代，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陷入危机，社群主义在西方兴起。社群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来源，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深化到历史发展进程之中，认为共同体是人类历史进程的最终阶段。在社群主义者看来，共同体是一种具有情感联系和共同信念的社会结构，在当代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真正的共同体往往存在于种族和宗教团体之中。社群主义者的关注点停留于抽象的政治哲学范畴，视政治自由为追求目标，认为应该对共同体有更多尊重，以此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与马克思主义关注共同体中人的主体性不同，社群主义者停留于人能动的生产力对于社会秩序的作用，忽略了人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作用。
历史车轮滚滚前行，人类对共同体的向往有增无减，其中蕴含的是人们对和谐共存、自由发展的理想社会的美好追求。虽然各个时期的共同体理念拥有不同的表述，但是其核心内涵却始终如一：在以共同体为生活方式维系人类生存发展这一点上具有相对稳定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基于全球化发展的现实，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类构建共同体要求的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应了东西方对理想社会的共同追求，照应了新时代全球格局的历史性变化，对维护世界的繁荣发展具有重大和深远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主线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日渐增多，全球治理的需求日渐凸显，全球治理的主体也不断扩展。“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从这两点出发应对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性挑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主线。
19世纪中期，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后，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发达国家构建了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全球经济贸易体系，国家和政府间组织共同参与全球治理。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治理的魁首，利用其科技、军事和文化优势，建立了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美式全球化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除了国家和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也成为参与全球治理的新主体。
21世纪以来，世界政治格局加速转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推进，国际科技竞争愈演愈烈；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竞争持续加剧；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全球话语主导权竞争日益激烈。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凸显国际合作的缺失：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等全球合作机构的协调作用有限；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中心的全球健康治理框架也乏善可陈；新形势下，世界各国重新回到国家主义框架下。在全球性突发事件及传统安全问题面前，往昔以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为核心价值的全球治理体系举步维艰，迫切需要进行改革以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形势。
与此同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征更加凸显。在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中，中国也完成了从百年前远离全球治理到改革开放后逐渐融入全球治理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转变。中国不仅主动应对全球性问题和风险，而且积极为世界贡献智慧和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通过举办一系列主场外交活动，搭建新的国际合作平台，展现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设置议题引导全球治理方向，中国正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逐步转变成“引领者”。2013年，中国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迄今已与138个国家、31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文件，举办了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从2013年的1.04万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1.34万亿美元，7年间累计总额超过7.81万亿美元。2014年，中国倡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促进亚洲区域的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建设，迄今该行已有103个成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积极作为，一是设立新冠肺炎危机恢复基金，对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的公共和私营部门机构提供快速融资，目前该基金规模已达130亿美元；二是在中国金融市场发行熊猫债券（初始规模为100亿元人民币），所募资金将用于该行的相关项目融资特别是其设立的新冠肺炎危机恢复基金支持的项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恢复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同时也是打造全球共同发展实践平台的有益尝试。
2017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已被写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以及部分其他区域性组织的有关文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载入联合国不同层面多份决议，一定程度上体现为一种全球意识，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提出“思想理论本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只有千千万万人的社会实践，才能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近10年来，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在“一带一路”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发展、与各国人民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通过全球实践检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理性和科学性，确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科学理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架构：“五个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用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难题，它的立足点是全球化，价值追求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实现路径是共商、共治、共建、共享。
2020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上合组织要弘扬‘上海精神’，携手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文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多实践探索” 。2021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国以上述“五个共同体”回应了人类面临的紧迫问题，针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交出了答卷：在实践层面上，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举措，积极践行共同体理念、深化共同体实践；在理论层面上，将“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理念概括化为“五个共同体”，通过体系化的理论架构形成了从理想社会到抽象理念，再到系统理论的三段式演进过程（如图1所示）。
第一，面对突发性流行病对生命健康的威胁，提出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国际社会的中心任务。新冠肺炎这场世纪大流疫导致全球经济严重受挫、国际关系急剧变动。美国一些媒体和政客无视中国的抗疫努力和贡献，污名化中国，捏造谣言炒作“病毒阴谋论”，蓄意将疫情政治化；叫嚣中美“脱钩”，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设置话语陷阱；丑化中国国家形象，遏制和阻挠中国崛起。面对这股历史发展逆流，中国坚持“把合作和团结放在应对疫情的中心位置”，倡导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主动与世界各国合作，充分彰显以全人类为本的价值理念。中国用实际行动推动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在国际援助、疫苗使用等方面积极行动：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协调、领导全球抗疫行动，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两批共5000万美元现汇援助；呼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应对疫情，用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现有合作机制，深化疫情监测、疫苗研制等领域交流合作；截至2021年4月底，中国疫苗全球供应已突破1亿剂次，已向80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提供疫苗援助，向40多个国家商业出口疫苗。当前，世界各国团结协作、构建全球卫生健康共同体，是战胜疫情这个人类共同敌人的最有效途径。
第二，面对“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威胁，提出构建安全共同体以确保国际安全。安全是人类发展的前提，在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互联网传播成为主流的时代，非传统安全（或称“新安全”）已成为世界和平发展的严重威胁。近年来，“三股势力”通过互联网传播、借疫生乱的风险陡增，严重威胁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信息安全。中国提出构建安全共同体，旨在呼吁各国“要坚定支持有关国家依法平稳推进重大国内政治议程，坚定支持各国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坚决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成员国内政。要深化团结互信，坚持通过对话和协商化解矛盾和分歧，巩固本组织发展政治基础”，“平衡处理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保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第三，面对全球业已进入风险社会的客观现实，提出构建发展共同体以维护世界稳定。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迅速，但发展不平衡现象日渐突出，富国与穷国的差距逐渐扩大，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21世纪以来，全球风险社会特征凸显，金融危机让人们认识到经济共同体的重要价值；新冠肺炎暴发让人们认识到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意义。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者、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风险的自反性在于全球风险不是必然酿成灾难，“风险向来是自我制造的未来挑战，风险动用新的创造力，架起了通往进步的阶梯”，风险也可以为制度转型提供契机。中国素有“利可共而不可独”的文化传统，提出构建发展共同体就是要携手各国化解风险和挑战，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发展不平衡带来的问题，缩小发展差距，促进共同繁荣，持续改善民生。中国依托“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动区域经济畅通循环，扩大相互投资规模，全面实现复工复产，引领全球各国走出发展低谷。中国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构建发展共同体。
第四，面对文明冲突时有抬头，提出构建人文共同体以超越文明隔阂。多年来，西方国家不能正视世界文明多样性和种族多样性的事实，给世界文明的发展和种族平等事业造成严重危害。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文明冲突论”“种族优越论”沉渣泛起，一些西方媒体蛊惑民众，加剧社会撕裂、种族冲突。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促进民心相通、构建人文共同体是打破隔阂、消除误解的正道。人文交流是建立互信机制的前提和基础；人文纽带是凝聚精神、促进文明和谐共生的内驱动力。在相互尊重、平等包容的前提下，不同特色的文化相互借鉴、取长补短，通过文化交流激发文化生产力，进而实现文明的再生和复兴。中国提倡开展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推动教育、文化、旅游、体育、媒体、妇女等领域交流合作，形成全方位、深层次、多渠道人文合作机制，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第五，面对全球环境危机，提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以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2021年4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六个坚持”全面系统阐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内涵与核心要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系统治理，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倡导人类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把基于生命关怀的人类社会正义延伸至生态正义，呼吁国际社会从政治性正义与伦理性正义合一的视角来处理全球环境问题。
结 语
命运与共，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一家、和衷共济理想的内在追求，也是古希腊哲人理想国的正义所在。从全球化发展的现实出发，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新的国际社会合作观、安全观、发展观和文明观，通过“五个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遵循。
中国基于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客观判断，结合人类发展史上关于人类理想社会的构想，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出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年来，中国对这一理念进行了深入挖掘，从实践推进到话语建构，逐步完善这一理念，使之成为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起始于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和冲突，从理念层面提出了美好愿景，通过“一带一路”等全球性实践确证其真理性。从“五个共同体”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科学理论抽象性、系统性的基本特征，一方面它将具体实践活动抽象化，是对“一带一路”等实践的简化和提炼；另一方面建立在明确判断、正确推理和事实证明基础之上，体现为完整的逻辑体系。可以预料，随着实践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本真内涵将更加丰富，理论框架将更加完善，实现路径将更加多元，将推动人类社会朝着文明、和谐、富裕的方向稳步发展。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的历史建构与实践研究”（项目批准号：20&ZD32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主任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1年第6期，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