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中，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的论述具有基础性的理论地位。习近平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把握什么样的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党在百年历史中怎样把握了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怎样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等问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都是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的结果。百年来，党坚持在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中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勇于自我革命，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历史表明，正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是无产阶级政党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标志；只有用活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要树立大历史观，从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作用、联系变化中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要善于从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运动变化中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必须发挥领袖人物在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方面的杰出作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发展规律；大势
作者：谢伏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北京10073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要“进一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在一百年的奋斗中，我们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1)
在庆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结合党走过的百年光辉历程，认真学习、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规律”和“大势”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中，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的重要论述具有基础性的理论地位。2013年6月25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就曾指出，“必须顺应世界大势”。他引用孙中山先生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强调“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事关党的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社会主义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的实行，都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结果”。(2)
习近平关于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的重要论述，是在对历史的广泛考察与深刻思索中展开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次次被经济总量、人口规模、领土幅员远不如自己的国家打败。“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不能单就经济总量大小而定，一个民族是否强盛也不能单凭人口规模、领土幅员多寡而定。”(3)“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我们更能深切感受到抓住机遇、赶上时代的极端重要性。从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大概是一百年时间，是工业革命发轫和蓬勃发展的时期，而当时清朝统治者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失去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导致我国经济技术进步大大落后于世界发展步伐。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大概又是一百年时间，在西方坚船利炮攻击下，我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列强侵略、政府腐败，长期战火连绵、动荡不宁、民不聊生，根本没有条件进行国家建设，也根本没有条件赶上时代前进步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上兴起一场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东亚一批国家和地区抓住这个机会发展上去了，我国在闹‘文革’，错失了良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抓住了机遇，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我们国家和民族大踏步赶了上来。”(4)
习近平关于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的重要论述，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5)正是从这一根本方法出发，习近平系统地回答了把握什么样的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中怎样把握了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怎样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等问题。
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总趋势。“马克思创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具有如此巨大的效能，其根本原因，也正如习近平所揭示的那样，在于马克思对所处的时代和世界进行了“深入考察”，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行了“深刻把握”。(6)
习近平强调：“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7)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共产党人的初心、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之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崇高价值的基础之上。“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追求的是真理。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遵循的是规律。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8)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集中体现在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理论当中。因为人类社会发展既不是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是某种观念的幻影，而是客观的活的历史过程，所以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因为存在着历史规律，所以会形成历史大势。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体现为不同的阶段性，因而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内容。在各种社会要素的复杂关系当中，必然含有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终极原因。这个终极原因，就是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的规定性所在。由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变化以及大势的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就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动，人们的观念也会发生变革。也就是说，随着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活动、社会存在的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知识体系与意识形态也会发生改变。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9)只有真实反映并把握住了特定历史阶段中社会存在的真实状况的思想或理论，才会成为那个时代的思想精华。
但是，人类社会毕竟不同于自然界。“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10)那么，对于“具有意识”的人类社会的规律，又怎样去发现呢？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11)恩格斯说：“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12)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人们活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活动的结果却不总是预期的，人类主体的主观活动并不表明人类社会不存在如同自然界那样客观的规律性。
百年来，“我们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13)领导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结果，“我们党从这个世界大势中产生出来，走在了时代前列”。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诞生的？是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而产生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当时的世界大势。我们党从这个世界大势中产生出来，走在了时代前列，成为时代的弄潮儿。”(14)
这里所指出的“世界大势”，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十月革命的爆发，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导致十月革命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则被许多人看作是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及相应的欧洲中心论崩溃的起点。(15)列宁在1919年4月指出，“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开始了”。这个新时代的任务，就是摆脱人类的最后一种奴隶制，即“资本主义奴隶制”。1919年3月共产国际应运而生。“这个国际最突出的特点、它的使命就是执行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训诫，实现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来的理想。”(16)因此，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国家。到1920年7月共产国际二大召开的时候，全世界已有千千万万觉悟了的工人站到共产主义的旗帜之下。“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单纯是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现在，把拥护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并为共产主义革命而直接开展斗争的时代已经来到了。”(17)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城乡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工人总数已超过1000万。虽然中国工人阶级人数上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小，但他们是中国近代最先进、最具革命性和战斗性的群体，这就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提供了现实条件。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境遇之中。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所讲的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在中国都有反映。1894年外国在华商业资本额为9284万元，到1936年增长了11.9倍，而中国本国商业资本只增长了4.8倍。1894年以前，外国在中国设立的银行有8家总行，16家分行。其后数目不断增加。1895—1913年，来华银行6家。1914—1926年，来华银行17家。到1936年，外国银行总行累计数达到69家，分行累计数达到203家。(18)党成立前后的中国经济所受外来势力控制的情况，可见一斑。
列宁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时参考的一部重要著作，是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1902年在伦敦出版的《帝国主义》一书。书中说，中国是“世界上所知道的最大的潜在富源”，(19)帝国主义正在吸它的血。但是，霍布森也隐约感到，这将会造成欧洲人的寄生、腐朽和没落。正是从霍布森所传达的信息中，列宁捅破了窗户纸：帝国主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在世界上‘贸易’最发达的国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对外贸易的收入高4倍！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寄生性的实质”；“帝国主义意味着瓜分世界而不只是剥削中国一个国家，意味着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垄断高额利润”。(20)帝国主义在中国，不仅主权上控制、军事上侵略、势力上瓜分，而且他们还是中国的“食利国”（Rentnerstaat）或高利贷国，是吸吮中国人民鲜血的寄生虫。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国的另一个基本国情，就是封建剥削的情况极其严重。直到抗战时期，“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21)在20世纪30年代，占全国人口11.8%的地主富农，垄断了61.7%的土地；而占人口88.2%的中农和贫雇农，只有38.3%的土地。其中占人口66%的贫雇农，占地更只有17.2%。(22)
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当时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是非常低的。1920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为159.28亿元，其中新式工业产值为9.88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2%。(23)而且，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分布，在地区上是极不平衡的，绝大部分近代工业集中在沿海地区，特别是少数大城市。在民族工业中，主要集中在纺织、食品等轻工业，重工业极为薄弱，同时绝大多数企业规模狭小，资本短缺，技术设备落后。
面对严峻的基本国情，一批又一批先进分子苦苦寻求救亡图存的真理和道路，但无一例外地归于失败。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中国的先进分子感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威力，“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24)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世界人民看清了世界的大势，也帮助中国人民看清了中国的大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况，让原本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坚船利炮的中国知识分子仿佛从梦中惊醒一般。1920年，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惊呼：“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25)这种情绪从西方一直弥漫到中国，成为一种舆情。与此舆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世界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受十月革命的鼓舞，不断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已很盛行。一位自由主义的学者就说:“三民主义是官家的五经四书，共产刊物是禁品的西厢红楼”，“青年思想的左倾，红色刊物的增加，学校做共产领袖的训练所，书店做共产思想的媒介物，这是政府的飞机炸弹手枪快炮所不能摇动其毫末的”。(26)甚至连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都承认，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世界思想界中”已经“取得一个领导的地位”。(27)
此时，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众多国家相继成立共产党，日益汇聚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中国共产党就这样诞生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潮流之中，诞生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为黑暗的时期，诞生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当时的世界大势与中国的基本国情，因而成为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大里程碑。“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28)由此，才会根本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彻底终结中国几千年来少数剥削阶级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和状况。因此，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29)
第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救亡强烈愿望的大势出发，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最终团结带领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这种关键作用奠定了中国共产党能够改变世界发展趋势和格局的基础。
1931年9月20日，在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第三天，中国共产党即率先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30)1933年初，由党直接领导的诸多抗日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长征途中，党高举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大旗，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吹响了全民族觉醒和奋起的号角，汇聚起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强大力量。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道路。
当时的世界大势，就是各国人民要求打倒法西斯，中国人民要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顺应这一大势，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了精神旗帜的作用。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历来具有不畏强暴、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英雄气概。面对极其野蛮、极其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具有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中国人民没有屈服，而是凝聚起了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空前斗志，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必胜信念。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和引领下，在全民族各种积极力量共同行动下，中华儿女同仇敌忾，视死如归，前仆后继，共御外敌。”(31)
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打击和牵制了大量侵华日军。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在华北对日军发起大规模的进攻，陆续参战部队达到105个团20余万人，史称“百团大战”。至1940年12月初，敌后军民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万余人，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摧毁大量敌碉堡和据点。(32)抗日战争中，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人民，涌现出一大批革命英烈，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牺牲而赢得的。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伤亡达3500余万人，包括群众3120余万人，军人380万余人，占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伤亡人数总和的1/3还多。(33)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对中国同胞实施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30万生灵惨遭杀戮。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民发动了令人发指的细菌战、化学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人体活体试验。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造成的破坏及其对中国资源和财富的大肆掠夺，按照1937年的比值折算，造成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34)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战争，战火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20亿人口卷入其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展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持了盟国作战，配合了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行动，制约和打乱了日本法西斯和德意法西斯战略配合的企图。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后方基地，为盟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使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1945年4月，中国同美国、英国、苏联共同发起旧金山会议，共商建立联合国。随着联合国宪章正式出台，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35)
事实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对世界大势的科学把握，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就没有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正是由于这一胜利，“再也没有侵略者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肆虐”。(36)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大里程碑，“也是顺应时代大潮的产物”。(37)
习近平指出：“放眼那个时候的世界，社会主义苏联发展壮大，东欧成为社会主义的天下，亚非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确实有‘东风压倒西风’的气象啊！新中国就是沐浴着这个东风诞生的，也是借助这个东风站住了脚的。后来，在复杂国际形势影响下，我们对世界大势的判断有些偏离，认为要打世界大战，国内‘以阶级斗争为纲’，错失了重要发展机遇。这在我们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深刻总结。”(38)
1949年的中国社会，总人口为54167万人。(39)在全国人口中，80%以上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40)居民平均预期寿命是35岁。(41)全国城镇失业者达474.2万人，相当于当时职工总数的60%。(42)当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11318万吨，(43)人均208.9公斤；(4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1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4元。(45)195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19元，外汇储备只有1.39亿美元。(46)
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讲过一段非常形象的话，揭示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落后水平。他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47)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957年底，城镇失业人口比1949年减少271.8万人，城镇失业率则由23.6%下降到5.9%。(48)从1957年底到1978年底，按可比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增长3.25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64倍，国民收入增长1.96倍，工业总产值增长5.99倍，农业总产值增长0.84倍。(49)1978年底，中国“解决了近10亿人口的吃饭问题”，(50)当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均为3650.2亿元。
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成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毫无疑问，这个时候的中国经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等原因，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毕竟建立起来了。它构成了改革开放的“出发阵地”，而存在的严重经济问题，又成为促动改革开放的原因。
历史表明，“在新中国的曙光喷薄而出之际，中国共产党顺应大势、团结各方，开启了协商建国、共创伟业的新纪元”。(51)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严重曲折，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国家富强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第四，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三大里程碑，“也是基于我们党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52)
邓小平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53)当时，世界经济科技快速发展，我国发展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党对世界大势作出了科学判断，下决心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幕。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怎么搞起来的？很关键的一条是我们党正确判断世界大势。邓小平同志说：‘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由于对世界大势作出了准确判断，我们党确立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认识，才有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才有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开启。”(54)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这一次对历史大势的科学把握，其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总是不断地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从而推动国家日益走向繁荣昌盛。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积极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打开了对外开放的新天地；顺应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世界力量对比有利于共同发展的大势，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提高了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在国际经济治理机构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习近平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对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的把握，指出：“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能够为祖国和人民建立彪炳史册的功勋，就在于他看清了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势，深刻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深沉愿望，把握住中国发展的历史规律，紧紧依靠党和人民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伟业。”(55)
习近平高度概括了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重大成就：“4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7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8%上升到15.2%，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超过4万亿美元，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2万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达到1.9万亿美元。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科技创新和重大工程捷报频传。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坝矗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铁飞驰，巨轮远航，飞机翱翔，天堑变通途。现在，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我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56)
第五，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这同样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的结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悉国际形势变化，把握世界大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时代大潮中把握主动、赢得发展，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科学回答了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21世纪深刻的时代根据。从全球范围看，它是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把握，是对“世界向何处去”的有力回应。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一带一路”建设，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方向、新的方案、新的选择，是源自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善意声音和理性方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在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过程中创立，又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遇见过的新的时代大变局。从中国的历史方位看，它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深刻把握，是对“中国怎么做”的科学应答。当代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理论成果。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国所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均每年1000万人脱贫，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规模的人口脱贫。2021年2月，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困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宣告终结，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国初步构建起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包括养老、医疗、低保、住房、教育等民生领域的社会保障体系。2018年末，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9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实现全民医保。70年前，中国人均预期寿命35岁，2018年达到77岁，远高于世界平均预期寿命72岁。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为99.0865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迈上1万美元的新台阶。
为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习近平强调，既要有远大理想，又要脚踏实地，“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70多年前就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立足现实，把握好每个阶段的历史大势，做好当下的事情”。(57)
新时代以来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再次证明：“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58)
二、在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中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
正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在复杂变局中掌握历史主动，既需要科学而深刻系统的理论和方法来指导，也需要崇高而鲜明合理的价值目标来引领。百年来，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创造出惊天动地的恢宏伟业，归根结底在于，坚持在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中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既坚持发展科学真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又坚持服务人民群众，把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历史和现实证明：只有坚持真理性认识与价值目标的统一，既“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又“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59)才能把握规律和大势，锚定方向，站稳立场，切实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一）掌握和运用真理伟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说，作为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60)是无产阶级求得自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61)是指导中国共产党正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最有效的思想方法和行动指南。
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富国强国的科学理论指南。近代以来，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艰辛探索。以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寻觅尝试过西方的各种思想武器。一段时间里，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各种理论、思潮和主义如雨后春笋，中国成为各种思想主张的实验场。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以及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道德革命、文学革命等思潮，如走马灯似的竞相登场，“各种‘主义’开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仅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流派就有十几家，各类政党林立，先后有300余个，但都作为匆匆的历史过客以失败而告终。(62)“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63)即使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只是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未能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未能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地，未能改变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命运。帝国主义一次次的侵略打碎了中国人盲目向西方学习的迷梦，“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64)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破产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正当中国人民彷徨、苦闷、迷茫之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犹如黑暗中的一道霞光，给正在苦苦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先进分子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我们党就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始终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华民族开始艰难地但不可逆转地走向伟大复兴。”(65)
中国共产党的100年，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100年。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进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行改革开放，成功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谱写出5000多年中华文明在21世纪的崭新篇章。毫无疑问，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伟力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早期的共产党人如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突出反驳了这样一种观点：中国的国情是如此的特殊，以至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学说、阶级斗争和革命的理论是完全不适合中国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从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和世界发展大势的高度，有力地驳斥了“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论调。后来的关于科玄论战、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等，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党作为崭新的能够指引黑暗中的中国走向光明的中国的政治力量，为全国人民所瞩目。
但是，中国的国情又的确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解决中国问题的时候，必须充分注意这种特点，深刻认识中国的实际，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而不能简单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和词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不断发展的理论，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的教条。实践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也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世界千差万别，马克思主义在各国要成功地发挥作用，也必然由于各国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形成各自的特色，进而形成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自的发展。因此，能否以及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是各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头等重要的课题。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实践看，真正一以贯之地坚持并成功实现这种结合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当然，党也是经历了十分艰辛的探索才逐步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一度出现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66)例如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到处演讲作报告，满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语录、词句，公开提出马列主义“至矣、尽矣、蔑可以复加矣”，实质上主张照抄照搬。毛泽东1930年最早提出并一贯坚持“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67)强调要从客观实践中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68)坚决反对王明等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的倾向。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强调“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69)邓小平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70)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要立足我国实际，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要，深入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更好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也要放宽视野，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71)
正是基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百年来，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标志着我们党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了新的高度，开辟了新的境界，实现了新的飞跃，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真理伟力。
百年来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72)“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73)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历史任务，之所以能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关键就在于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170多年间，世界上产生过许多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装的政党，例如马克思的伟大后继者列宁，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列宁主义，但社会主义在苏联并未长久地保持住。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陷入低谷，马克思主义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这块东方大地上，不仅经受住了各种风雨的考验，而且愈益生机勃发。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极其丰富而生动的发展和成果，这种发展和成果由于武装了14亿中国人民而产生的真理伟力，以及对世界的深刻影响，这些不仅远远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未曾预料的。这是观察当代中国和世界，观察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前途命运必须注意到的事实。
（二）牢记初心使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被世界人民普遍认同和广泛传播、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如此巨大影响，是因为它基于真理性和价值性统一，不断践行造福人类的崇高价值追求。正如习近平所指出：“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74)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75)历史必然性总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造人自身的社会活动中体现出来。因而历史必然性、历史规律不能不蕴含着一定的价值取向。人们常说，历史大势不可挡，人民意愿不可违。这就表明，所谓历史大势，即本身体现为一定历史必然性、历史规律的东西，一定是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人民意愿的东西，从而必然会最终体现为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体现为最大多数人民的价值选择。社会主义在中国由最初少数知识分子的向往最后变成亿万人民的自觉选择，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正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必须坚持真理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原则，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与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实现人民根本利益和要求的内在一致性。
根据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界定了无产阶级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76)对一个政党而言，有什么样的政治立场与群众观，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从根本上看，“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77)“脱离了人民，或者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78)
是否坚持全面而彻底的人民立场进而形成代表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志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阶级政党和政治组织的根本标志。在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无论是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农民革命战争，还是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地主阶级“自强”“求富”运动，抑或以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和民主革命，这些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或则根本不想组织发动人民大众，或则害怕组织发动人民大众，或则因为没有先进的阶级、政党和理论的领导和指引，不懂得如何组织发动人民大众、代表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反映人民大众的意愿和主张，因而最终都不能得到人民大众的支持和拥护归于失败。
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并不断丰富完善的。党自诞生之时，就把“人民”二字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毛泽东曾形象地把共产党人比作“种子”，把人民比作“土地”，要求共产党人要同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79)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全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80)邓小平提出“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是衡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价值标准。习近平指出：“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81)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82)“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我们党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必须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83)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还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惠民利民政策举措，例如带领人民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党的群众路线和人民观进行了创新发展。这一历史过程，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人民观的价值追求。可以说，“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84)
历史证明，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必然是跟人民群众的活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高度一致、紧密契合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而赢得民心的根本，既取决于一个政党的根本立场与宗旨，也取决于一个政党推动国家与社会发展、为人民谋利益的实际行动与成绩。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无往而不胜，关键在于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革命战争年代，党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独特规律，旨在服务于人民解放的事业；和平发展时期，党及时开启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意在解决人民贫穷的问题；进入新时代，党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三）勇于自我革命，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惊天动地，之所以在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中掌握历史主动，领导人民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关键在于坚守初心使命，勇于直面各种风险挑战，勇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不断以自我革命精神锻造和锤炼自己。
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85)恩格斯还指出：“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86)无论是领导政治革命还是社会革命，共产党人都必须进行自我革命。
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和组织的重要标志。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期间，中国先后出现的数百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之所以都未能找到“救国救民”的根本出路，究其缘由，在于他们虽然或许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反映了历史的进步方面，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都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本质上代表的只是狭隘的本阶级或小团体利益，不可能进行自我革命，从而也就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特别是国民党当中那些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的子弟，当他们向人民举起屠刀的时候，再典型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奋斗中始终坚持以自我革命精神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87)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曾进行过一系列旨在确保党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纠正各种右倾或“左”倾错误，纯洁党的队伍，增进党的团结，增强党的引领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自我革命。譬如，延安整风清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思想影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敏锐意识到党在新的形势和新的环境下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一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核心，以拨乱反正为目的的自我革命，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及之前的“左”倾错误，作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拉开了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回应新时代呼唤，反映新时代诉求，坚持用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推动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引领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党中央特别强调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开启了党在新时代的伟大自我革命。这场自我革命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党和国家事业的战略布局，在全党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提高，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的领导得到全面巩固，大大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境界。
回顾百年党的建设历史，党形成了自我革命的丰富成果。
坚定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勇气，源于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革命理想高于天”始终是党保持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在党的百年征程中，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舍生忘死、英勇奋斗。“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88)长期以来，党始终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中心任务，保持全党在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不断增强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把信念坚定作为培养和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第一位的标准。
强化党内监督。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内监督理论和实践的探索。首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对党的领导干部的根本要求；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反腐败一直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在中央苏区，党组织按照反腐败条例枪毙贪污犯。在延安时期，边区政府引入财政预算制度，纠正错误思想、打击贪污腐败。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敢于面对党内业已存在的腐败问题，高度重视执政党的廉政风险考验，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坚韧意志，以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非凡决心和勇气，始终坚持以零容忍态度和高压态势预防和惩治腐败，“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决改变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89)其次，不断完善党内监督制度体系和机制。2003年，颁布了党内监督条例。党的十八大以来，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加强党的政治监督，形成了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全覆盖的党内监督新格局；编制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修订颁布了90余部党内法规，构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内教育的一种常态化制度化方式。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反思、成长，不断发展壮大，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特有属性。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90)延安整风运动中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对待党内犯错误的同志并促使其改正错误，达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良好效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提出全党要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提高党员、干部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清除党内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91)让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政治空气的清洁剂，让党员、干部习惯在相互提醒和督促中进步。同时，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组织生活会和民主生活会，给全党作示范，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经常性地“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批评要“有辣味”，达到红脸出汗、鼓劲加油、相互教育、共同提高的效果。
坚持群众路线。人民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胜利之本。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92)“对党内的一些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往往看得很清楚。党员、干部初心变没变、使命记得牢不牢，要由群众来评价、由实践来检验。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命，而要多听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93)因此，习近平强调：“把纪律挺在前面，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94)一方面，通过群众路线教育以及“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等系列专题学习教育，使党的理论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推动党风政风不断好转；另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把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与进一步改善民生更好地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有的放矢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从而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度和信赖感，推动党群关系明显改善，使党的执政基础不断夯实，党的执政地位更加巩固。
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史就是一部勇于自我革命、善于自我革命，进而不断推动伟大的社会革命、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史。可以说，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推动社会革命向前发展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密码。
三、在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中开辟未来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正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历史，赢得了主动，自身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为在新阶段引领时代前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第一，正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是无产阶级政党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标志。
习近平指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95)“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96)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只有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才能掌握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将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与历史活动主体的主动性创造性有机统一起来，将正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上升到历史唯物论的高度，上升到历史辩证法的高度，不仅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凝结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经验，是具有鲜明中国共产党特色的政治智慧和理论智慧，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重要发展。
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整个人类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是缺乏认识或缺乏正确认识的。原始社会变成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发生革命变成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发生革命变成资本主义社会，这些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变革往往是自发的。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对人类历史发展有了科学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总趋势。这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领导革命群众指明了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提供了思想基础。然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1872年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写的序言所指出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97)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总趋势不是自发地、自动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条件下会有不同的特点和表现，这同样是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的重要元素。如果人们天真地以为，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历史发展基本规律和总趋势的原理记住或者变成到处可以套用的万能公式，这恰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经过艰难曲折甚至付出惨痛代价才掌握了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趋深重的中国，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中国革命不可能照搬西欧国家革命、俄国革命的模式和道路，它在第一阶段所要完成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既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但又与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着本质的区别，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广大同盟者——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阶级为主力军的民主革命，革命的最终前途并不是建立资产阶级政权，而是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联合政权，进而通过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两个阶段既有机衔接，但又不可混淆、倒置或用一个阶段取代另一个阶段。中国革命的独特规律和发展趋势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乃至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毛泽东将之系统概括总结为“新民主主义论”，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理论和政策主张，进而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应该说，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独特规律和发展趋势的把握，并不是轻易获得的，除了应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及其代理人——蒋介石集团（这个集团处心积虑要消灭共产党，而当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中国变得肆无忌惮特别是不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争斗激烈时，它又会表现出某种两面性，我们党又要针对这种两面性采取既斗争又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的围追堵截、残酷绞杀外，还要坚决克服党内“左”倾（以王明等人为代表）和右倾（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错误，两种错误倾向都曾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特别是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如此看来，正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是极其难得的，是无产阶级政党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标志。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把握住了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摆脱自在状态走向自为状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一定意义上也是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掌握历史主动并取得辉煌成果的历史，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贡献。
第二，只有用活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
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正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而要运用好这一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就不能把它变成万能公式到处套用，否则就会走向它自身的反面。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98)“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99)中国共产党如此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统一，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既源自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也源自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正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的历史实践。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多年来存在着一个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复申明，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当作公式加以套用。恩格斯说：“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做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就70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00)尽管如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公式化理解并未消失，一度还非常流行。当毛泽东1930年鲜明地提出“反对本本主义”的主张时，在党内就曾遭到一些人的抵制，在这些人眼里，毛泽东的思想和主张，是“离经叛道”，是经验主义或“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1945年4月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很有针对性地说：“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101)如果按照教条主义者的眼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解，简直大逆不道，但它又的确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申明的原则和精神。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人民正确把握不同阶段的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不仅取得了一系列实践上的重大成果，而且形成了一系列理论上的重大成果，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人以其出类拔萃的优异成绩，证明他们不愧为马克思的杰出后继者。
第三，树立大历史观，从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作用、联系变化中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
习近平指出：“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102)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证明，如何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或者说，如何处理中国发展大势与世界发展大势的关系，是事关党的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交往和世界历史理论，资本和工业文明的兴起，世界分工体系的形成和扩大，造成了各民族交往的普遍化，各民族的封闭的地域性的存在被打破，开启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103)中国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打开国门，“被迫”进入世界历史的。因而，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华民族是带着屈辱、痛苦，以被奴役者的身份来感受世界、感受世界历史和世界大势的。这种境况，只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才发生根本性的逆转。从此，中国人民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开始自觉自为进而自信地观察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中华民族从几乎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边缘挣脱出来，进而大踏步赶上时代，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百年来的沧桑巨变，的确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今天，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世界治理体系变革加速调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出现新的形式。这一大变局既非一时一事之变，也非一域一国之变，而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大变局最突出的特征是“东升西降”，其核心变量和主要推动力是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持续推进和不可逆转。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如此深度的交互作用、相互连接，“两个大局”，一张卷子，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前所未有。这张卷子答得如何，不仅将深刻而持久地影响中国，而且也必然深刻而持久地影响世界。这就尤其需要我们从大历史观出发，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避免犯颠覆性错误，切实掌握历史的主动。
第四，善于从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运动变化中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
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归根结底，就是要正确把握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在不同社会、不同阶段的具体表现——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运动变化，进而制定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战略目标和政策措施。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奋斗历程表明，党在不同历史阶段，正确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运动变化，认清中国社会不同阶段的历史方位，是党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的根本依据。
近代的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以解决民族矛盾，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以解决阶级矛盾，相互交织。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辛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正确地分析中国国情，认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矛盾是当时主要矛盾，特别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民族矛盾是压倒一切的，正因为正确把握住了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运动变化，才有了两次国共合作，才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才有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正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及其运动变化，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和改革开放，这才有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飞速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04)这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这一分析判断，标志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的把握达到了新的水平。
第五，发挥领袖人物在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方面的杰出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从不忽视少数领袖人物在推动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中的重要作用。领袖人物由于其实践经验和理论经验超出一般同志，特别是其战略能力和远见卓识，在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方面常常要比一般同志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思考得更深些。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说：“什么叫做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105)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都产生了自己的领袖人物如毛泽东、邓小平等人。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非凡胆略，正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天下大势，统筹擘画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取得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党的领袖人物的杰出贡献，大大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和世界影响力，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荣光，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百年来，党在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中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伟大道路，建立伟大功业，创立伟大理论，铸就伟大精神。从百年历史再出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人民也必将在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中开辟更加灿烂的未来。
注释：
(1)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页。
(2)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7、18页。
(3)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9页。
(5)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第24页。
(6)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6页。
(7)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6页。
(8)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73—87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
(13)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第13页。
(14)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8页。
(15)参见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郑明萱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7页。
(16)《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1、290页。
(17)戴隆斌主编：《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5页。
(18)参见刘克祥、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77、1833、1837页。
(19)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帝国主义》，卢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19页。
(20)《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0、662、665页。
(21)《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5页。
(22)参见刘克祥、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第629—631页。
(23)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73页。
(24)《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0页。
(25)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8页。
(26)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月刊第3卷第10期，1930年。
(27)戴季陶：《行易知难》，《新生命》第1卷第2号，1928年2月。
(28)《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4页。
(29)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页。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49页。
(31)习近平：《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4日，第2版。
(32)参见《中国共产党简史》编写组编著：《中国共产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第87页。
(33)参见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第539页。
(34)参见《中国共产党简史》编写组编著：《中国共产党简史》，第108页。
(35)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4日，第2版。
(36)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4日，第2版。
(37)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8页。
(38)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8页。
(39)参见朱汉国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史》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4页。
(40)参见张承惠、潘光伟等编著：《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报告·2016》，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 2017年，第240页。
(41)参见朱汉国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史》第3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961页。
(42)参见王振川主编：《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年鉴（1991年）》，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2014年，第881页。
(43)参见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增订版）》下卷，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第1454页。
(44)参见王振川主编：《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年鉴（1995年）》,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2014年，第866页。
(45)参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编写组编著：《依靠谁为了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4年，第121、122页。
(46)参见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增订版）》下卷，第1389、1434页。
(47)《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
(48)朱汉国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史》第4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554页。
(49)参见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增订版）》上卷，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第3页。
(50)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增订版）》上卷，第648页。
(51)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1日，第2版。
(52)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第14页。
(5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2页。
(54)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8—19页。
(55)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8月21日，第2版。
(56)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第2版。
(57)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第13页。
(58)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第2版。
(59)《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9、1012页。
(6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2页。
(61)《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页。
(62)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63)《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0页。
(64)《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0页。
(65)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第6页。
(66)《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2021年重印），第98页。
(67)《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
(68)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69)《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7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3页。
(7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6页。
(72)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02页。
(73)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第18页。
(74)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8页。
(7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87页。
(7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1、413页。
(7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69页。
(78)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63页。
(79)《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62页。
(80)《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1094、1096页。
(8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366—367页。
(82)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第15页。
(8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37页。
(84)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第15页。
(8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1页。
(8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87页。
(87)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89页。
(8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0页。
(89)《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页。
(9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35页。
(9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7页。
(9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590页。
(93)习近平：《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求是》2019年第15期，第8页。
(9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6页。
(95)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14页。
(96)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8年4月11日，第3版。
(9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76页。
(98)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99)《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1页。
(10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95、598—599页。
(101)《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31—332页。
(102)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第14页。
(10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1页。
(10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9页。
(105)《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4—3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