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举措，更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加快“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发展道路上的新实践，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2019年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简称“《纲要》”）正式发布，提出了湾区建设的两个阶段性战略目标，即：2022年前建设成为世界级城市群，2035年前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湾区。自《纲要》颁布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表现出来的经济开放度、要素集聚和创新活力成为全球创新焦点，在疫情发生后对拉动国内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粤港澳大湾区日渐成为在后疫情时代我国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并为经济全球化复苏贡献中国方案的对外窗口和载体。
澳门是粤港澳大湾区“9＋2”的重要组成部分。澳门自回归祖国以来，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开创了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在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与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的迭加影响下，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大湾区建设事业中来，将对澳门防范和抵御各种外部风险，锻造自身坚强体魄，实现长期稳定繁荣，具有重大时代意义。
一、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发展新格局中迎来新机遇
湾区经济具有显着的经济地理特征。从半个世纪以来全球知名湾区发展轨迹看，全球60%以上的经济总量、工业资本和人口都集中在距海岸线100－200公里以内的“湾区”。同时，要素集聚和创新溢出效应是高质量湾区应该具有的区域治理特征；而这又取决于湾区内部的城市间是否形成角色联动、异质性产业和均质化社会福利的湾区布局。纽约湾区、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是国际知名湾区，它们在漫长的半个世纪的时间轴线中各自形成了比较典型的湾区模式。而市场力量驱动形成的功能差异是这几个湾区发展逻辑背后的共同特征。但是，这几个湾区在此次全球疫情所暴露出来的共同问题是面对重大公共突发事件时，城市间碎片化的资源分配和治理方式所导致的“治理失灵”。相比之下，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国两制”的基本架构下，涉及到“两种制度”和三个关税区的诸多机制设计。因此，通过国家政策与区域市场的双重力量，使粤港澳大湾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其道路才会行稳致远。
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面积是纽约湾区的3.3倍，旧金山湾区的3.2倍，东京湾区的1.6倍；发展的存量优势明显。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旧金山湾区，接近纽约湾区水平。2020年疫情发生后，粤港澳大湾区GDP仍超过了1.7万亿美元，保持住了稳定发展态势。相比之下，国际上其他三大湾区仍在疫情中挣扎，经济复苏艰难。
粤港澳大湾区在区域创新能力和新兴产业发展方面表现出了巨大潜力。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的高校有159所，世界500强企业20家（同期数字为纽约湾区22家，旧金山湾区有11家，东京湾区有39家）。2014年至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发明专利总量增长了219.31%， 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发明专利总量为33.08万件，是纽约湾区的8.64倍，旧金山湾区的6.08倍，东京湾区的2.35倍。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PCT专利总量达到2.78万件，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分别为2.98万件、0.77万件、0.8万件。在新兴产业和数字经济领域，粤港澳大湾区也展现出了突出活力和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人工智能等一批新兴产业的行业头部企业快速崛起并逐步获得巨大的全球市场份额。凭藉突出的地理区位优势和坚实的经济实力，大湾区推动了包括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与金融和跨境电商迅速融合，跨境物流在大湾区也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当前，国际形势仍非常错综复杂，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地缘政治和疫情影响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依然存在，且会相互交织耦合发酵。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持续，全球价值链脆弱性增强。同时，资源环境、气候变化、收入分配、人口老龄化、健康医疗、教育就业、反恐与地区安全等公共价值议题，与每个国家自身发展的关联程度也是前所未有。世界各国已置身于全球发展的十字路口，面对着多种不确定因素和多种发展抉择。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国家在新形势下审时度势后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地区，经贸、外资等一系列经济发展路径必然面临巨大挑战。粤港澳大湾区应继续释放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潜能，塑造后疫情时代具有中国制度优势和区域优势的发展样本。
二、近年来澳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1、澳门是典型的福利型城市发展模式
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生产总值持续增长，财政收入不断增加，经济活跃度不断提升，成为中国与世界联系的主要窗口城市之一。2019年，澳门 GDP达到4346.7亿澳门元，较1999年的490亿澳门元增长近10倍，人均GDP高达64万澳门元。澳门已进入福利经济阶段。在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中，澳门是典型的福利型城市，参见图1。
澳门在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民生方面也不断得到发展。依托珠海横琴自贸区，澳门在与珠海及内地其他城市的互联互通建设上取得了快速发展；在区域发展战略和地区间融合中凸显重要意义。2019年，澳门跨境汽车总车次535.86万次，澳门城市内道路里程数达到了454.1公里；港口吞吐量达到13.3万TEU，空运货物达到42216公吨。从社会包容性发展上看，2018年人类发展指数（HDI）为0.92；2019年平均预期寿命达到83.8岁，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1.5万澳门元。澳门的全社会劳动参与率超过70%；本地居民失业率为2.3%，这一数字低于全国3.61%的平均水平。
2、澳门的产业体系是典型的服务业密集型
在“一国两制”方针和国家政策支持下，澳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迎来了蓬勃发展时期。澳门的服务业比重占地区生产总值的95%以上，其产业体系具有典型的服务密集型的特征。博彩业是澳门最具本地特色的支柱型产业。数据显示：2018年，澳门博彩收益达 3028.6 亿澳门元，占澳门地区生产总值的67.84%；由博彩业拉动的旅游经济收入707.1亿元。澳门在会展业、金融业、中医药产业及文化创意上也得到适时发展，其增加值总额达到353.3亿澳门元，占所有行业增加值总额的8.1%。2010－2018 年澳门设计类服务出口额从1200 万澳门元增加到1.02亿澳门元，在澳门整体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出口比重从10.2%上升到 32.5%。澳门的表演艺术、特色手工艺的出口比重也呈大幅增长趋势，2018年这两类服务出口分别为2800万澳门元和5890万澳门元。澳门独特的历史文化、人文景观和生态本底，塑造了澳门独特的旅游资源禀赋。早在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程度的提升，加之港珠澳大桥和横琴自贸区等重大政策的实施，澳门旅游业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新高峰。2019 年，入境旅客达到3940万人次，居民出境达到45.1万人次。大湾区全年到澳门旅游达到1877万人次。澳门2018年举办的会展达到1106 次，会展业营业收入达到61.1亿澳门元，增加值达到35.5 亿澳门元。
3、在新阶段澳门经济发展中的瓶颈现象日渐突出
当前，澳门第三产业占比超过95%，其中博彩业又占比超过50%。餐饮服务业、教育、医疗卫生、保险服务业和家政服务业占比均只有不到2%。房地产、银行业、批发零售、酒店业、租赁和工商服务业均占比5%左右。虽然从服务业业态上看目前还比较多样，但由于比例失调，在产业间很容易产生资源虹吸效应。同时，澳门是外向型经济体模式，其发展来自于外部资源输入。从此次疫情看，由于防控需要，旅游受限，地区贸易受阻，这对澳门总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根据我们测算，澳门的GDP和人均GDP在2020年下降了约56.3%。参见图2。澳门特区政府简报显示：2014－2016年间澳门特区对博彩业进行深度调整，影响了地区经济增长动能。有研究文章指出：博彩业的低门坎、高收入的行业特性吸引大量年轻人放弃继续教育的机会而投身博彩事业；博彩业与其他行业巨大的薪资落差，对拥有高学历、高新技术的从业人员产生现实的心理冲击，使得优秀人才改行跳槽至博彩业。我们且不论该分析是否完全切合澳门当前情况，单从产业间关联机制的角度看，某个行业的“一支独大”将会产生两个严重后果。一是产业脆弱性增加；“一支独大”的产业“牵一发而动全身”；二是其他产业被挤占了市场空间，成长受限。澳门的市场对外依存度极高，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博彩旅游业大幅度下滑，冲击到了其他关联行业，再次充分暴露了澳门经济过度依赖博彩旅游业的脆弱性和巨大风险。
澳门虽然在自然区位上具有禀赋优势，但是由于总体空间小，因此要素资源的瓶颈问题愈发突出，土地、人才资源缺口大，商业成本也快速增加；某些优势资源的能力也得不到有效释放。笔者曾赴澳门进行调研后发现：澳门有优良的禀赋优势和宜人的自然风光，以及和谐的人文生态，道路海港等基础设施基本健全。然而，除了大三巴牌坊，一些有价值的旅游景点和资源仍尚待开发。此外，在内地快速兴起的体育休闲产业，却没有在澳门落地生根。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澳门缺少能够运作这些产业的大企业、平台企业和各类创新主体及要素。在城市发展规划上，虽然澳门被定位于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葡文化交流中心，但是在智慧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建设上却显得滞后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在税收体制、货币体系、汇率机制、资本政策等一些具体机制上存在的差异，也增加了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成本。
三、澳门深度融入国家发展新格局之展望
1、基于澳门独特优势，塑造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生态中心
在国家政策支持下，澳门应积极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利用澳门独特的国际交流以及港澳交流优势，展现澳门金融生态魅力，将澳门打造成为大湾区的金融生态中心。
金融科技与科技金融是在数字经济时代重塑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创新手段和方式。国际金融稳定理事会（FSF）将金融科技定义为由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前沿技术带动下金融的新兴业务模式。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金融科技（FinTech）委员会；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1年）》，提出到2021年建立健全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四梁八柱”。科技金融是通过多样性的金融工具支持科技企业创业发展。
澳门拥有较强的金融保险实力。2019年底，广义货币供应量（M2）6875.31亿澳门元银行信贷结余量达到5181亿澳门元，外汇储备达到1782.46亿澳门元，外地资产净值7298.63亿澳门元。澳门中小企业众多，最适合发展多样性的金融创新生态，这与旧金山湾区的金融生态非常相似，而非纽约湾区的华尔街金融大资本集聚形态。澳门的金融系统稳健性较好，澳门本地的银行信贷占地区GDP的比重与国家总体水平相当，是香港的1／2。因此，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相比，澳门在实现金融科技应用先进可控、提升国际化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金融科技支撑，推动金融科技产业发展具备比较优势。对此，澳门特区应培育本地科技企业，适度引入区外科技型企业，特区政府可通过创新传统金融政策工具，培育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公司，天使投资人、科技保险企业，为初创期到成熟期的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和金融服务，构建金融服务生态系统，将澳门建设成为区域性金融生态中心。
2、围绕产业多元化和商业模式多样性，建设“城市大脑”，打造智慧澳门
特区政府可采用政策适度干预的模式，将传统的餐饮、批发、零售、酒店业改造升级为智能型物业产业。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驱动，引入无人主题酒店、无人主题餐厅、智能物流园区。将传统的租赁、工商服务业、房地产业、会展业进行融合升级，建设科技服务业园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如医药产业）布局上，发挥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高校研发能力，推动澳门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建设区域型研发中心、教育教学基地、产业孵化中心。在城市管理上，采用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升级澳门电子口岸功能优化市政建设、道路、空港的相关数据库资源分配，建设城市“数据中心”和智能澳门。
3、引入“新基建”模式，加强澳门基础设施供给能力
在澳门地区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其资本贡献率仅为14.18%，贸易贡献率为50.06%，消费贡献占比为35.74%。从这一比例关系看，澳门是典型的外向型的消费经济体。过低比例的资本形成率，将会压抑区域市场的长期成长能力。基础设施的较低供给水平将会显着拉低区域经济活力和就业能力。对此，学术界已有成熟结论。
2020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提出，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2020年5月22日，《202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重点支持“两新一重”（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建设。应当讲，新基建为我们在后疫情时代寻求经济的新亮点提供了重要场景。澳门特区应积极引进内地的5G基站建设商、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中心、城市新型交通和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企业，推动本地企业与外部企业合作，共同提升澳门本地基础设施供给能力。
4、进一步提升澳门文化价值，培育多样型文化交流平台
中华民族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相容并蓄的伟大民族。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就是在各种文明互学互鉴中不断得到了发展，不断超越自我。澳门是其中的见证者，也是重要的践行者之一。澳门是中葡文化交流中心，这是澳门历史记忆留给后人的片段。同时，澳门这片土地上有华夏祖先的文明印记，中华文明的传承，也有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和反抗外族侵略的民族精神，更传承着“丝路经济带”精神。在当代，澳门更应以开放姿态来吸纳多元化的文化基因。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大湾区，也是展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大湾区，更是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大湾区。因此，澳门应抓住这一机遇，着力提升澳门的多元文化价值，开发文化旅游产业，发挥多元文化魅力，以数字经济打造多元文化产品，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文明对话中成为交流使者。
澳门具有优良的爱国主义传统。面向未来，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下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将大湾区和内地更多的高质量发展的经验、手段、资源和主体引入澳门并落地生根，深度融入国家发展新格局，这是澳门的使命，也将是澳门智慧。
李应博，清华大学公管学院国际发展与全球治理研究所、台湾研究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评论》月刊2021奶奶6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