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不仅牢牢扎根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还包容、吸收和消化世界上的一切先进事物。她站在人类思想文化的巅峰，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她把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领导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她科学分析和总结了别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方针与发展国际经贸关系、争取外援相结合，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准备。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她从积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成功地转向建设中国的开放型经济，从不断扩大商品、要素流动开放走向规则、制度性的开放，成功地把中国推向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阶段。它不仅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使命，而且还把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为自己的使命，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有种种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她不仅牢牢扎根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还包容、吸收和消化世界上的一切先进事物。她以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纵深感和海纳百川的全球视野，站到了人类思想文化的巅峰，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从而在引领中华民族前进发展的同时，推进全世界结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梳理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来对外开放观念的发展进程，必将进一步提高今天我们对世界开放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共通共融的历史前进方向。
一、怎样吸收消化外来先进思想文化
1895年由清王朝主宰的庞大而衰老的中华封建帝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被中国封建士大夫视为蕞尔小邦的日本成为亚洲霸主，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思想界。愈来愈多只懂四书五经的读书人睁眼看世界、吸收外来的思想文化，向西方寻找真理。这是一个觉醒的年代，其第一个阶段的特征就是一批先进的读书人开始批判几千年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奉为经典的儒家学说及其封建政治制度，并饥渴地介绍、传播和吸收来自日本和欧美的民主政治制度和理论学说。
批判封建思想和制度、传播资产阶级的民主学说和制度，在20世纪初孕育了辛亥革命。但是由资产阶级革命派设计的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并没有解决中国的问题，没有给中国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陷入极度苦闷和彷徨。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反思，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仅仅移植西方政治制度是不够的，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需要整个民族的文化觉醒和思想启蒙。新文化运动成为这个时期中华民族觉醒的号角，这是觉醒时代第二个阶段的特征。毋庸置疑，这是一场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但是实践证明，新文化运动也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它仅仅强调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而没有揭示根本改造中国基本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在思想方法上，他们缺乏辩证唯物主义，存在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的片面性，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绝对对立起来，忽视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不能区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缺乏科学的分析和批判能力。尽管如此，新文化运动打击和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打开了科学与民主的大门，为中国思想界引进了新鲜空气，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吸收消化外来先进思想文化积累了新的经验和教训。
新文化运动直接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由此把中国的觉醒年代推向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突出特征是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方案。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纷纷撰写文章、创办刊物或成立社团，介绍、传播和研究国外各种新思潮，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多达400多种。在新思潮和新学说中，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学说扑面而来，依照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改造社会的方案也纷至沓来。但是这些学说和方案都是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并没有提出能够实现改造中国社会的可行途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送来了实现社会改造途径的经验。马克思主义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强烈地吸引了愈来愈多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涌现了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与张东荪、梁启超等的社会主义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的论争，以及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中，得出了三个最重要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可以适用于中国国情；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要实现中国社会改造，必须建立中国共产党。这个阶段，中国社会的觉醒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既是中国社会近代生产力发展和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客观要求，也是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十月革命经验直接催生的结果。
在共产国际指导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党的名称、通过了党的章程，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但是，怎样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行动，早期的共产党人并没有成熟的答案。马克思揭露了资本剥削的秘密，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趋势，列宁分析了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以及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但是中国社会的现实与马克思、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分析有巨大的差距，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需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和基本观点回答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中国应当进行什么样的社会革命?第二，怎样进行这样的社会革命？第一个问题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回答；第二个问题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军事理论来回答。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原理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及其政治立场，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创立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新民主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成为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毛泽东“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还突出表现在回答中国革命武装斗争道路的具体途径，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政治理论。毛泽东认为，俄国十月革命采取的城市工人、士兵的武装暴动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应当走农村包围城市、不断扩大红色政权割据并开展统一战线的道路，从而把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科学化、具体化了。
在不同时期，毛泽东都十分重视研究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学习吸收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验教训，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怎样吸收消化外来先进思想文化提供了科学指导。首先他强调学习的根本任务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针对以往我党教条主义的历史教训，强调指出“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但是一些同志“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什么是党的行动，他联系了党的宗旨和任务，说明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与任务密切联系，这就是我们的立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的方法论是唯物辩证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学习和吸收的主要内容，而不是教条式地重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因此创造性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身逻辑。“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他坚决反对党在幼年时期曾经流行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绝对化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的主张。后来，他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释为学习与独创的结合。他说，“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结合。”他还阐明了继承的必要性与发展的必要性关系，“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其次，他强调学习吸收马克思主义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所谓实际这里包含三个方面:第一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从内部看，有中国各地区、各民族的人口、资源、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包括宗教信仰)等的状况。但主要是指中国社会的性质，包括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其他矛盾及其特点，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和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及其相互关系，等等。同时，也是指当前运动、当前工作的特点及其规律性；经济、社会、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等等。从外部看，还要考虑中国所处的时代条件及其特点，考虑它在整个国际格局中所处的地位，考虑它与世界上各种力量的关系，等等。科学认识和把握上述情况，是正确理解和处理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进行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第二是指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以及在这种实践的基础上所积累的经验。他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只有科学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能吸收消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才可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理论创造。第三是指中国的历史文化。包括中国社会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以及中国人民在这个过程中所积累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等方面的经验，也包括国家治乱兴衰的教训等等。这里所说的文化，主要是指从事理论创造必须批判地加以继承的优秀文化遗产，必须有选择地加以利用的以往的思想遗产。
再次，他强调把调查研究作为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中间环节。进行调查研究，就是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的过程。只有经过调查研究这个中间环节，我们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从而“创造新的理论”。脱离实际，闭门造车，或者简单抄袭外国经验，必然产生主观主义的错误。毛泽东把主观主义作为共产党的大敌加以反对，他在延安整风中要求:“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在总结“大跃进”教训时他又说，“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不做调查研究了。为了解决问题，就“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历代领导人对怎样认识外来思想文化都有不少重要论述，但从一个宽广的视角，在世界和中国的大历史中去观察认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是习近平。2016年5月17日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顶层设计，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在认识和总结中国吸收消化外来思想文化问题方面，他首先指出：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被翻译介绍到我国，不少人开始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我国社会问题；但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许多进步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长期实践探索中，产生了一大批名家大师，他们进行了开拓性努力。可以说，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其次，当代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的新形势是交流交融交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和任务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当代中国伟大的社会变革，没有现成的教科书，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构建新理论，形成独立的、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再次，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思路是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要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除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外，还要用好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使之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
二、怎样学习和总结别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强调全党工作的中心将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军事斗争为主转向生产建设和经济工作为主。他说我们将从过去熟悉的环境和工作转向不熟悉的环境和工作，因此要学习借鉴苏联的经验。在这种学习过程中同时也发展了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
相对而言，新中国前30年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相互封闭的状态。这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有密切关系。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士认为，为了防范苏联对中国的拉拢，为了防范共产主义势力在亚洲的蔓延，可以抛弃蒋介石政权并在有条件的前提下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这种条件就是必须依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从而去共产主义，这是一部分美国人的天真想法。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所有与国民党当局有外交关系的代表机构都离开了南京，只有美国大使馆依然坚守南京等待中国共产党的答复。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态度是明确的，可以建立经济联系，但是不能附带政治条件，这是不允许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民族政治独立的态度使西方势力企图用经济贸易联系的好处来控制蒋介石政权垮台之后的中国新政权的图谋破产了。恼羞成怒的美国当权派依旧选择了蒋介石政权，尽管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布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白皮书指责蒋介石政权专制独裁、腐败无能，意思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都是蒋介石政权的原因，推卸他们自己的责任。但是美国的立场没有变，新中国要与美国建立关系，必须附带政治条件，这是新中国断然不能接受的。因此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在中美关系白皮书发表前后灰溜溜地走了，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揭露了那些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的美国民主人士、自由人士的真实面目。
在当时的世界政治经济大格局中，新中国不是不愿意，而是外部条件不允许我们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常的经济贸易关系。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新中国要在保持政治独立的前提下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只能主要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联系。因此中共中央在当时制定了一边倒的政策，即在政治关系上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主要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新中国前夕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立场。这决定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对外开放只能向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开放，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然众口一辞地把偏居海岛的蒋介石国民政府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状态延续了20多年。新中国与西方国家相互封闭的状态是那个时期不正常的历史产物，它的终结是必然的。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工业化开始起步，中国获得了苏联66亿旧卢布的有偿援助(按当时汇率折算为16.5亿美元，超过了二战后美国对德国进行“马歇尔计划”所提供的援助总金额14.5亿美元)，其中有3亿美元的现汇，建设实施了156个大型工业项目。在苏联的带领下，东欧各国向中国提供的技术设备援助共计30.8亿卢布(相当于7.7亿美元)，中国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总共获得了大约24亿美元的工业化外来资本。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加上我们自己的经济积累，新中国在很短时间里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忘记，苏联人曾经援助过我们。这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对外开放的一次重大事件，也可以说我国利用外国资本、外国技术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等大国沙文主义思想膨胀，出于自身利益，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建立“联合舰队”，企图控制中国沿海地区，并以断绝经济技术援助相要挟。新中国不允许美国附带政治条件，也同样不允许任何国家这样做，哪怕同样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也不行。苏联因此断绝了经济援助，撤走了专家，中断了建设项目和技术合作，导致中国经济遭受严重困难，这也是不能忘记的，它是新中国在对外开放中经历的第一次安全风险的考验。新中国不仅赢得了尊严，渡过了难关，而且照样取得了“两弹一星”的重大技术突破。在发展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中，中国获取了资金、技术的援助，以及管理企业和国民经济的经验，同时也学习复制了单一公有制和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体制机制、国有工商业企业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
对于中国争取外援并学习别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味盲目的。首先，苏联和东欧国家对我国经济建设的资金援助并没有人们想像得那么巨大。在实施“一五”计划的五年里，中国工业化资金主要还是靠内部积累，69.4%的国家财政收入来自国营经济的上缴利润，同时依靠全国各族人民踊跃认购国家建设公债，来自国外的贷款仅占总收入的2.7%。“一五”时期的工业项目还规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自己能解决的就不依赖外援。
其次，确立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方针与对外开放并不矛盾。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多次阐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包括三个含义:独立地确定经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不容许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不接受苏联指挥棒的指挥。自力更生的含义主要是依靠国内经济循环，他说：“我们这类国家，如中国和苏联，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但不能把国外市场作为主要依靠。这个方针成为中国共产党一贯秉持的、毫不动摇的建设理念。自力更生精神表现在政治上，则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经济上的自力更生是政治上的独立自主的基础。在改革开放大幕已经拉开的1982年，邓小平就告诫全党:“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2013年12月，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阐述了独立自主的时代内涵，强调独立自主“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再次，不迷信和盲从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特别是它的计划经济体制，要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尽管在新中国前30年历史中，苏联的计划体制被我们模仿和运用，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包括毛泽东本人以及中国经济理论界都对苏联经济发展模式提出过质疑和讨论，在许多重要著述和文献中，例如20世纪50年代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文献中，都有许多记载。毛泽东关于按照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思想，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评价等理论问题，毛泽东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同时，中国经济学界也就经济理论有关问题，例如两大部类生产、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展开过热烈讨论。这与当时苏联的经济理论界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中国人对自己在怎样建设现代化国家问题上的认识都是独到和空前深刻的，从而为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以及所采取的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政策贮备。
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国有企业管理与企业制度建设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一直探索国有企业管理的办法，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列宁“一长制”理论的影响，加上苏联专家在援建马鞍山钢铁厂中灌输了一套由苏联模板复制的管理制度，被誉为国有企业管理的“马钢宪法”。但中国工人阶级认为这一套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并不符合中国国情，20世纪60年代初，鞍钢工人在党委领导下总结出一套自己的企业管理基本经验，即“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毛泽东高度赞赏这个管理制度，称之为中国工人阶级创造的“鞍钢宪法”。1961年，党制定的“工业七十条（草案）”将该套制度确定下来，明确规定“国营工业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管理上的厂长负责制”。直至今日，由“鞍钢宪法”确立的党在企业中的政治核心和领导地位，在企业中开展党建工作和实行群众路线等重大原则被我国国有企业始终遵循，并被愈来愈多的非公有制企业吸收并参照执行。
三、怎样从发展经贸关系走向建设开放型经济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要大胆利用外资，其思想和理论依据来自毛泽东。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在中共七大提出：“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政府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1946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山东解放区，在不被垄断、不受控制、互惠互利的前提下，可以与外国商人、政府签订经济合同，吸收外资建工厂、发展交通和贸易。至于新中国与外国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早就很明确。毛泽东在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就说:“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1949年9月新政协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与各国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
旧中国留下来的对外经济贸易底子是非常薄弱的，而且原有的较大对外贸易公司都被帝国主义国家控制，中国民族企业规模都很小。1949年底全国有4600家外贸公司，大约有3.5万从业人员，1946年至1948年通常每年全国进出口总额只有10亿美元左右，其中67%控制在外国公司手里，民营外贸公司的进出口额只有33%左右。新中国建立以后第一步是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主义资本，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中国国有的外贸公司；继而对民族工商业进行了赎买和和平改造。在此后新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建设进程中，货物进出口贸易的数量增长幅度并不低，到1978年，全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06亿美元，是新中国成立初1950年的18倍左右。
中国对西方国家的开放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的。1974年毛泽东根据世界大势，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是中国领导人对世界形势的新判断，影响了整个世界，引导了中美建交、中日建交。根据毛泽东的主要矛盾理论，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中，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更大，是最主要的矛盾，它们两国互相争夺霸权，这种冷战状态给予了中国与美国改善关系和发展经济贸易的可能性，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和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有一个中间地带，即第二世界发达国家，这个中间地带给予了中国更大的外交空间和经济贸易合作机会。在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指导下，我国与欧美发达国家拓展了技术与经济合作关系。根据当时中国经济的需要，按照轻重缓急，先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包括十几个重大技术，后来又引进了化纤生产、钢铁生产等设备和技术，化纤生产使中国人服饰从棉布布料拓展到化纤布料，大大缓解了农业中棉花生产的压力，缓解了粮食生产的耕地压力。中国从西方国家总共引进了51亿美元的成套设备，与国产设备相配套先后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约200亿元人民币，至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对世界形势做出了新的判断，他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流，在东西方冷战中，局部冲突不可避免，但大的战争威胁不存在。这与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时候有了重大区别。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时，仍然强调战争危险，他对中国遭受侵略战争的风险依然看得比较重。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冷静分析了世界经济政治形势，认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世界潮流是和平发展，要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搞经济建设，而且有条件搞对外开放。向谁开放？邓小平果断提出，开放主要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特别是向美国开放。这是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制定了一系列吸引外资、发展对外贸易政策的基本依据。1982年胡耀邦根据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领导人对世界形势的判断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扩大跨国垄断资本的全球势力和利益，极力鼓吹和推动贸易自由化，各国从自身的利益考虑也都纷纷参与以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这个新的世界大潮流给予了中国更大的战略机遇，中国只要把开放的大门开得更大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能够赢得更大的开放红利。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新理念。党的十五大报告重复了这个提法。自此以后，我国就把扩大对外开放、拓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等活动都与开放型经济相联系，成为在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高频率出现的新概念。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内涵拓展为建设“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党的十八大报告改了四个字，把“内外联动”改为“多元平衡”。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都反复强调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一套理论命题和逻辑架构可以归纳为“六个一”：一个新体系（开放型经济新体系）、一个新体制（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种新优势（培育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一种新平衡观（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多元平衡、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动态平衡）、一个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公共品模式）、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命题和逻辑架构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全区别于西方正统的主流国际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理论逻辑，它所包含的是大量生动的“中国故事”的实践依据。
2001年12月中国顺势而为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把中国开放型经济建设成功推向更辉煌的新阶段。2013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1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这是100多年来发展中国家首次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也是中国继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外汇储备国和最大出口国之后又一大突破。之后，中国在吸收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两方面都位居世界第二。中国已经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覆盖了绝大多数产业部门和东、中、西部各区域，形成了完整的全国范围的新体系。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把沿海、内陆和沿边的开放紧密联系起来，中国设立的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港）正在把中国的商品、要素流动的开放进一步推向规则、管理、制度性的更高水平的开放，正在形成内涵更加丰富的新体制。
中国开放型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第一个标志是走出了一条自主渐进式的贸易自由化道路。它的基本规律是：所有的实践活动都围绕三对关系、六条线索展开：第一是行业开放与区域开放的关系；第二是对居民开放与对非居民开放的关系；第三是边境开放与边境后开放的关系。中国制度变迁路径是一种渐进式开放路径。由于开放的速度、节奏不同，在开始阶段，每对开放关系中的两者之间的开放程度往往分离，随着开放的逐步深入，两者逐渐呈现趋近与融合的趋势。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就是在不断寻找这三对关系中六种开放形式不断趋近和融合的突破口，探寻它的发展路径，并在实践中不断分解矛盾（包括时空矛盾和对象矛盾），先易后难，“摸着石头过河”，取得经验；再通过顶层设计，以特殊政策突破体制束缚，从而为经济从封闭向开放转型开辟道路。
中国开放型经济取得成功的微观基础是中国制造持久不衰的国际竞争力。按照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的顺序，中国制成品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叠加过程是：要素禀赋优势、开放合作优势、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优势、大规模市场优势、技术创新和分工优势。这实际是一种综合竞争合作优势。这是来自于中国实践的理论创新。上述任一优势的发挥和叠加过程，都与中国市场化改革、贸易自由化取得进展的过程相伴随，因此，中国综合竞争合作优势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
中国开放型经济与世界经济互动的价值取向和宏观政策导向与西方经济学理论不同。西方理论的宏观平衡导向片面强调贸易平衡与汇率工具的作用。中国开放型经济主张的“多元平衡”是通过扩大生产分工和开辟新的经济分工合作区域来平衡贸易盈余，是一种新的平衡观的创新实践。习近平提出的“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是新的动态平衡观，进一步发展了中国与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平衡理论。
中国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的目标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扩大开放，保护外资合法权益，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拓展对外贸易多元化，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健全促进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推动建立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健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国家技术安全清单管理、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完善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中国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的构建及其完善的主要特点，是由党的方针、政策，中央政府及其各部门规章制度和地方性法律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制度三位一体上下衔接贯通共同形成，而且在实践互动中不断演进发展。
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全球治理理念是反对霸权主义，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民主治理模式；维护全球多边贸易治理体系，维护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多边贸易治理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同时发挥双边、多边和区域贸易和经济治理的补充作用。主张全球贸易治理除了要继续在扩大市场机制方面进行努力外，还应当关注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关注贫困群体，所以全球贸易治理应当有更多公共品惠及这些人群，应当有更多这方面的发展和援助议题和共同行动。推广贫困治理、环境生态问题治理的中国经验。
四、怎样在全球视野中思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强调在战略性前瞻、全局性谋划、系统性思考我们的发展事业中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伟大复兴的大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着眼全球，又具备深邃的历史洞察，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一百年来，中国从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巨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极大改变了世界形势，加速了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第二，现代化文明和发展道路从单一美国模式改变为包括中国道路在内的多种文明模式。美国梦不再是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唯一途径，中国的发展道路愈来愈引起世界的关注，特别是引起正在追求经济现代化发展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兴趣。正如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第三，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技术和新产业革命将深刻影响和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安全。特别是互联网正在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们被迫更多地在网络上开展商业活动，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开展国内甚至国际的社交活动，充分展现了互联网对社会活动形式的影响。第四，全球治理将从美国独家霸权治理转向各国“共建共治共享”的民主化治理方向发展。美国上一届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以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政策，把美国独家霸权治理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世界各国对原有的全球治理秩序产生更多怀疑和动摇，将成为推动世界各国追求新型国际关系治理的内生动力。第五，中国倡导的以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新方向，成为新的历史潮流。在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其“双刃剑”的效果日益显现，许多国家和人民被边缘化，难以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这成为“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势力抬头的社会因素。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规律，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历史的新方向向前发展。
科学认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客观变化规律，对于我们更好地承担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具有重要的思想指导意义，这是因为：
首先，科学认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化规律是我们把握当前中国伟大复兴事业的历史方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依据。2021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同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并进入为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我国从此开始实施“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规划，我们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站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我们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的指导思想就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局面。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而且要提高开放型经济的水平。
第一，要在继续深化商品、要素流动的开放中探索扩大规则、标准、管理和制度性开放的新领域。我国已经设立了21个自由贸易区（港），要赋予它们更大的改革自主权，使之建设成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具体要求是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聚焦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建立与高水平自由贸易区(港)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同时把金融开放创新的步子迈得更大，对人员流动限制更少，交通运输更自由便利，数据流动开放更安全可控。
第二是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形象比喻，把工作思路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即从上项目、铺摊子、高速度转向追求高质量发展。要明确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标准，这主要是：共建双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统一；共建项目早期收获与长远发展统一；共建双方在经贸活动发展与政策勾通、规则、标准取得共识方面统一。
第三是推进贸易创新发展，推进贸易强国建设。积极发展跨境电商和数字贸易的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进一步增强外贸企业的综合竞争合作优势，增强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同时努力扩大进口，用好进口国际博览会平台，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汇聚全球资源要素，把世界各国的利益交汇在一起，实现我国成为贸易强国的目标。
第四是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医疗、公共卫生、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开放空间仍然很大，探索开放的方式也有待继续创新发展。在金融开放中，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将成为新的国际金融改革和治理的新因素。要利用我国自主建立的国际互联网信息系统，推动人民币国际资金支付系统的建立和完善，塑造人民币国际交易新格局。在维持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国际资金支付体系的联系作为主渠道的基础上，努力培育相对独立的东亚地区银行间人民币支付清算体系，加快人民币在东亚地区自由可兑换，使其成为国际资金支付系统的区域补充渠道。
第五是继续扩大多双边、区域合作，继续探索国际经济治理的新形式、新经验。2020年11月各成员国已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2021年将进入实施阶段，这将为我们创造对外开放新的试验平台，集聚更多规则、标准、管理和制度性改革的试验成果。同时，中国参与的区域合作安排并非排他性的，2020年11月20日晚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讲话中说:中方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充分说明，中国的开放理念是全方位和相互促进的。
其次，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是世界百年大变局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组成部分。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一次会议上就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把支援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和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独立进行的建设提供必要的和力所能及的援助作为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经济也离不开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更大范围、更深程度参与了经济全球化。2002年10月26日江泽民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了题为《为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而共同努力》的演讲，充分阐述了中国的发展与开放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以及中国从世界中的获益，表达了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繁荣发展的诚恳愿望。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在会见各国、各组织领导人以及出席各种国际会议时一再重申“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理念，这一理念也多次被郑重写入中国与其他国家或组织的联合声明中。2014年11月在布里斯班，为形成各国发展创新、利益融合、增长联动的新局面，习近平提出三方面倡议:创新发展方式、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2017年在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他提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在30%以上。”“预计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8万亿美元的商品、吸收6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7500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7亿人次。这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为广阔市场、更充足资本、更丰富产品、更宝贵合作契机”。可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把中国经济的建设发展与世界经济相联系，既谋划中国开放型经济建设，也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而努力。
再次，世界百年大变局的历史潮流大方向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它与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着眼于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和行动方案。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不把共产主义理想看作是虚无缥缈的宗教，而看作是现实的符合人类社会利益的、具有一个一个行动方案的阶段性目标。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提出了现实的人类利益就是反对德国日本发动的法西斯战争、争取世界和平。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还要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当代世界各国现实性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民族国家和人类社会逐渐发展，随着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将促使民族国家界限逐渐消亡，形成世界范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意味着整个人类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已经成为一种日益紧密的共同体，只有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心地位，才能真正把握世界的本质和未来，也才具备向共产主义社会即人类大同社会过渡的基本条件。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它强调全人类的共同体本位，而不是个人本位和国家本位为中心；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西方中心论的超越。这一思想是多中心的现代化理论，其着眼点是整个人类的现代化而不是某一部分人的现代化，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它强调以人类为中心，不是旧时代的以血缘为中心，也不是现代的以地域和民族国家为中心。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它从整体意识、全球思维和人类观念出发，强调对现有制度体系进行改革，推动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强调对话而不对抗、结伴但不结盟；重视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主张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强调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强调包容开放、交流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一种新的经济全球化发展道路，它是针对以往西方国家单独现代化道路、以垄断资本利益为中心的经济全球化模式的扬弃和超越，它强调一方面要顺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相互交融的趋势，促进各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还要推动人类走向共同发展、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和普惠发展，找到人类普遍利益的公约数，确立共享美好未来的利益汇合点，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新方向前进中使全人类都得到发展实惠。
（作者：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