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向生态文明转型已是一种必然趋势。但是，基于何种生态理念和道德来设想和构建人类共享的生态文明，还是一个尚未达成共识的课题。中华文化经典中的经典——《易经》，对于人与天地万物的整体性关系具有全面而深刻的洞见。《易经》将人与天地万物纳入一种宇宙性的生态“家庭”意识之中，领悟了人作为“生态家庭成员”或“家人”角色的责任、权利，及其生态行为的伦理准则。而且，《易经》将万物的精神象征意义与人的德性成长关联起来，强调人应该以天地万物为师，领受天地万物的“不言之教”，从而为人开启了一个内在的精神生态世界。《易经》的生态伦理智慧，能够为当今人类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最根本的生态意识与道德价值基础。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文明，都可以从《易经》的生态伦理智慧中获得滋养和启示。
一、“易有太极”：万物的统一性
天地万物、宇宙或自然是否具有某种统一性？具体一点讲，这个问题在于：人类所处的环境到底是一个完全没有秩序的，由离奇出没杂多之物所构成的混乱场所，还是一个具有内在秩序的和谐整体？对于生活于天地万物之间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关心的根本问题。
《易经》的回答是：天地万物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统一于共同的根源——“道”。就万物产生的总体动态过程而言，《易》曰：“生生之谓易。”孔颖达《周易正义》曰：“生生，不绝之辞。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就万物生生不息之所以然来说，《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系辞上》）王夫之曰：“‘阴阳’者太极所有之实也。凡两间之所有，为形为象，为精为气，为清为浊，……皆此二者之充塞无间，而判然各为一物，其性情才质功效，皆不可强之而同……然阴阳充乎两间，而盈天地间唯阴阳而已矣。‘一一’云者，相合以成，主持而分剂之谓也。无有阴而无阳，无有阳而无阴，两相倚而不离也。随其隐见，一彼一此之互相往来，虽多寡之不齐，必交待以成也。”（王夫之：《周易内传》，《船山全书》（第一册），岳麓书社 2011 年版，第 525 页。）
《易经》认为，形而下的天地万物作为“器”，内在地蕴含着形而上的“道”。“器”，散殊而为多，“道”，相通而为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系辞上》）器有形质，然而不可拘执而观，须见大化流行，生生不息；“道”一阴一阳，乾坤同元，刚柔健顺，一体两面，生物不测，为物不二。其实，道器并非截然分开的两者，而是器不离道，道不离器，道器合一。
我们知道，某些宗教通过信仰人格化的神，也可以在神的“造物”意义上将天地万物“统一”起来。但是，《易经》所采取的不是这种宗教的路径，而是哲学的路径。尽管《易经》也有“神”这个字眼，但是其意义并非人格神，而是指另外三种意思：一是变化的“神妙莫测”之神，二是有时也在“万物有灵论”意义上，指一般的民俗信仰层面的“神灵”；三是指“精气为物”的精神之神，精微无形寓于有形的物质载体之中。
万物生生不息，源出于共同的根源——“太极”或“道”。“太极”是创生世界的两种始源性动因——阴阳的统合与主导原则；阴阳属于形而下之“器”，在《易经》中，以及古典儒家的其他经典中被称为“气”。这是借用轻而微的气体之名而形成的概念，往往并不是指某种物质性的气体，而是指如气体一般精微的生机、能量、动态或境遇等，不仅如此，“气”的概念中也含有不可忽视的精神性的意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易·系辞上》）两仪即阴阳，在易经的八卦中，纯阳卦称为《乾》，纯阴卦称为《坤》。乾义为“健”动，指阳气的健动与创生能力；坤义为“顺”承，指阴气的赋形与成就能力。《乾》卦《彖》辞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坤》卦《彖》辞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而《易·系辞上》则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系辞上》）阴阳相互配合，而成万物生生不息之道。“道”之“生生”功能和过程就是“易”。故《易·系辞上》曰：“生生之谓易。”孔颖达《周易正义》在疏解“一阴一阳之谓道”时曰：“以数言之谓之一，以体言之谓之无，以物得开通谓之道，以微妙不测谓之神，以应机变化谓之易。”可见，道、易、神、无、一，在指称形而上的本体时是可以互换的概念。虽然，在孔颖达的解释中，以“无”这个名称指“道”，不是直接来自《周易》经传的，而是源于老子的一种理解。话说回来，即便是老子所谈的这个以“无”为名的“道”，也是符合《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的基本观点的。
天地万物之所以生生不息的奥秘在于：某种统一性存在于阴阳之间。所谓“一阴一阳”的“一”，就是“统一”的“一”，而“一阴一阳”就是统一阴阳，或合和阴阳的动态过程。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易·系辞下》）
所谓阴阳合德，就是指万物都是阴阳合和的统一体。天地之创作如此体现，神明之德性如此彰显。
《易经》观天地万物与人，皆为“道”“器”合一之体。所体现而应乎用者，“器”；所以能成“器”及其用者，“道”。天地万物皆为“器”，“器” 中寓“道”，“道”不离“器”。以“器”观，天地万物散殊；以“道”观，天地万物一体而同出于生生不息之“易”。
《易经》所谓“物”既然是兼具阴阳两种因素，则皆有形体和精神，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这个“物”的观念不同于今天以精神之有无区分生物与非生物的观念。后者在精神与物质上本来是一种二元论，而《易经》“一阴一阳”有阴阳合一的意味，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上所持的是精神和物质互涵不分的一元论观点。也正是因为《易经》认为，无论是所谓生物和非生物都内涵精神或“神明”，我们可以说《易经》主张一种“万物有灵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万物唯灵论”。
二、“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万物大“家庭”
从一种人性化的角度，基于人的视野，在“器”世界的领域，《易经》
以“家庭”为原型，将天地万物理解为一个生生不息、多元一体、广大和谐的宇宙生命共同体。
从本体的意义上讲，如果说“生生之谓易”描述的是“道”创生万物的过程和功能，强调“道”具有永恒的生机和活力。那么，这种本体上的统一性和共同根据，也就决定了从“道”中生出的万物必然具有一种本性，它们能构成命运与共的整体，当然，这是一个“活”的整体，或整体性的“大生命”，随着其中的组成部分或个体的不断更新变化，这一“活”的整体会不断演化，以至于无穷。生命创生而又创生，即为“生生”，而这“生生”不息的生命洪流，就是“易”——永恒的变化，生命的永恒延续与生命的不断新生。《易经》让我们体验性地确认，在生命涌现的无尽过程中，人与天地万物共生于一个“活”的宇宙生命共同体之中，命运与共。
在“器”或用的意义上，永恒的“天地”或“乾坤”具体地生成万物。
《易经》借“天地”之名来指称乾坤的“一阴一阳”合和之道。《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下》）王夫之曰：“万物之生，天之阴阳具而嘘吸以同通，地之柔刚具而融结以成；阴以敛之而使固，阳以发之而使灵，刚以干之而使立，柔以濡之而使动。天地之为德，即立天立地之本德，于其生见之矣。” （ 王夫之：《周易内传》，《船山全书》（第一册），岳麓书社 2011 年版，第 579 页。）
《易》又曰：“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易·系辞下》）人在天地生物的基础上，化裁推行，变通举措，以人之健顺柔刚配合天地之乾坤阴阳，从而成就人类生命的事业与福祉。
天地之名，有二指：一指覆盖大地与万物的天宇和承载万物的大地；二指天时的创生性，即季节时令循环变换中所蕴含的创造生命的能力和大地的空间物质性。其第二义又称为“乾坤”，或阴阳二气。在第二种意义上，“天地”是阴阳二气，或乾坤两种无形和有形的创造性“生几”或“能量”。万物为阴阳二气合和之所化生，与“天地”本来不隔而内在统一。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唯万物。”（《易·序卦》）然而，天地如何生成万物？“天地氤氲，万物化生。男女媾精，万物化醇。”（《易·系辞下》）天地阴阳二气和合，正如动植物生命体雌雄两性交媾，这就全面地呈现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阴阳创生万物的关系。在一种比拟的两性关系意义上，万物的生命之所以源源不断涌现的奥秘，被视为是天地的交泰。这种理解渗透了中国古典思想，如《列子·天瑞》篇也说：“天地含精，万物化生。”
万物繁多，《易经》以简驭繁，约而言阴阳，进而言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易·系辞上》）八卦是八种象征，分析而言，八卦实内涵两个维度，一为空间象征维度，一为时序象征维度。而这两者又并非互不相关，而是内在统一。从其统一而言，八卦可谓一种时序流转的空间环境，这正是生成万物的生态空间与时间。
作为八卦空间维度象征物的本来之物，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分别对应《乾》《坤》《震》《巽》《坎》《离》《艮》《兑》。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易·说卦》）
布满日月星辰的天宇高高在上，广袤无垠的大地绵延在下，然后是地面上山泽起伏，天地间雷风动荡，水润下，火炎上。故《易·说卦》曰：“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这里显然含有某种关于地理上的向阳背阴，风调雨顺，山泽渔猎，水火相济的理想生态环境的思想。
若从时令变化的顺序言，八卦可显示为一个阳气周而复始、消长往复的方位变化图景：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易·说卦》）
在这里，春夏秋冬时序的轮转是根本的象征，其时序与方位的对应，与地处北半球的中国地面上太阳运行的方位有关。
透过一种贯通天地万物、时间空间的象征性家庭观念和普遍的“性别”意识，《易传》曰：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易·说卦》）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大生，坤广生。乾健坤顺，乾刚坤柔，天尊地卑，天覆地载，天生地成，此为天“父”地“母”。雷、风、水、火、山、泽，作为时序中阴阳二气化生之“道”所成之万物“生境”，以天地“子女”的身份，互为“兄弟姊妹”关系。这个八卦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生态共同体的象征。在《易经》的生态意识中，“生境”本身是比万物群落及其个体更为根本的生态要素。
当然，《易经》宇宙大家庭观内在地包含了将万物视为“家人”的意味。《易经》强调人作为生态“家人”的角色，其使命是参赞天地之造化。人作为“家人”，并非自作主宰的“主人”和偶然过往的“客人”，这意味着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也非契约关系的伦理，这将是一种强调人对万物的尊重、包容与关怀的伦理；而且责任而非权利，是这种伦理的重心。古典儒家认为，人与天地万物相处的伦理原则为，“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尚书·大禹谟》）“正德”，意味着人以“亲亲仁民爱物”之“仁”德，参赞天地之化育，从而使天地万物“各正性命”“品物咸亨”。人取万物以“利用”与“厚生”，必须以“正德”为前提和基础。“惟和”为上述“三事”的根本道德法则：人与天地万物和谐共生。故《易》曰：“保合太和，乃利贞。”（《易·乾·文言》）
三、易与天地准：《易经》的自然中心主义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易·说卦》）
《易经》认为，要理解人类的伦理关系与文明，必须从自然的根源出发。是天地这个源头决定了人类生命，以及人类创造自己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这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而是“自然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易经》渗透了这种“自然中心主义”。“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系辞》起首就从天地乾坤立说。又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易·系辞上》）而且，《易经》以《乾》《坤》为根本卦而衍生出八卦，再重卦而衍生出六十四卦。这种观察天地万物的角度，不是人类中心的，而是宇宙或自然中心的。可以说《易经》是中国先哲集历代智慧而集体创作的一部“天书”“自然之书”或“宇宙之书”。这本书体现了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老子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
老子和孔子一样是深通《易经》奥蕴的思想家。老子思索了道的“自然”特性，“自然”意为“自己如此”“自在如此”“本来如此”，强调了“道”之创生能力和过程的自发性、野性和神妙莫测性。如果说“道”是一个富有哲学意味的字眼，它很大程度上关联着哲学思维所把握的某些规律，但是“道”并不等同于规律，“道”有超出哲学视野的内涵，这是一种神秘、野性、灵活自在的特性。也许需要通过宗教、艺术甚至梦幻的视野，我们才能接近“道”的这一层内涵。而这就是老子通过“自然”这个看起来有些同义反复的术语所要指示的内涵。“道法自然”意味着“道”是规律性与神妙性的统一。老子所把握的“道”，正好呼应了孔子对《易经》之“道”的诠释：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
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易·系辞下》）
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易·系辞上》）
孔子认为占卜活动所用的“大衍之数”，有模拟天地创生万物的象征意味，能够“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矣”。（《易·系辞上》）孔子所谓“道神”，就是指“道”的神妙莫测，即“阴阳不测之谓神”。（《易·系辞上》）。
《易经》并没有幻想一种完全合“规律”的平衡的宇宙，而是将宇宙视为一种开放的非平衡的，既能寻绎出某些相对稳定的规律，又有神妙莫测无限创生的变化过程的洪流。宇宙也许有其规律，但是宇宙自身及其规律超出了人类所能理解的范围，永远存在着人所不能窥测的深度和广度。正是对宇宙或自然之“道”的这种神妙莫测特性的肯定，显示了《易经》的智慧。从根本上看，宇宙不是完全不可知的，但是宇宙确有其不可知！
《易经》关于“知”的方式不仅仅是理性的，而且也是“感性”的，这种“感性”不仅仅是感官和情绪的感性，更重要的是人心与天地万物之道的“感通”。
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动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易》无思也，无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易·系辞上》）
圣人是人的天性充分发展了的人，这意味着人的悟性、德性、理性、感觉都达到了极度发达的程度。《易经》所描述的圣人言、动、制器、卜筮都通过《易》卦的桥梁与自然变化之道，与神之所为相沟通。这是具有典范性的人类生活的正常方式。其实质在于尊重自然神圣而又神妙莫测的变化之“道”。《易经》的卜筮本身是通过自然之象征物与象征性人天互动的术数手段，来对人所关心的事物变化之道予以叩问。这个仪式充满了有如宗教性的精神内涵。在这个仪式中，与自然感通的条件是：人的思虑和作为都必须止息。这意味着人的自我或主体性必须放下，人的心灵才能融入性地契会神圣的变化之道及其神妙莫测！
人何以可能感通天地万物，感通自然或宇宙之道？《易经》认为人感通天地万物的基础在于，天地万物与人之间本来存在一体性。在《易经》卦体的构成中，六爻分为上中下三位，上两爻天位表天道，中间两爻人位表人道，下两爻地位表地道。每一卦都是这样一个包含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整体。而每一爻的或阴或阳，就这样被三才之道统一于每一卦之中。这种卦象的结构，就是《易经》天地万物与人一体观念的直观呈现。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易·系
辞下》）
三才之道各有其实质和特点：“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易·说卦》），然而，三者的区别对于三者的统一性来说是从属性的，因为天道、地道、人道以及万物之道，虽有分殊之相，实际皆同为一道，即“一阴一阳之谓道”。因为柔刚即阴阳，故天地之道通；仁义乃人之阴阳柔刚，故人与天地之道亦通，万物为天地所生，其道也无非一阴一阳而已。
三才之道的统一性，更具体的表现也许是“自然”整体过程或“大化”
流行的连续性。
重视感通的《易经》并不排斥观察和推理之知。“仰观于天文，俯察于地理，是以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易·系辞上》）但是，很显然《易经》将感通之知视为最为通透和准确的知，而且可以说，《易经》的认知方式是感通内在地交融在观察与推理之中，以感通为其内核和实质。
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
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易·系辞上》）
《易经》承认自然神妙莫测，宇宙不可以思议而可以心神感通。从一定意义上讲，自然、宇宙和天地万物的不可思议性，对于人来说意味着自然是拥有其永恒的可畏性、野性或危险性的一种环境。人永远不可能将自然“驯化”，永远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控制和支配自然，包括其中的天地万物。
从根本上讲，人类作为万物之一，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被自然之道所支配的。其生命和生活的基本方式必然是尊重并且顺应自然之道；同时，在此必然的基础上，人又必须效法天地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开展无止境的文化创造，以参赞天地之化育。
四、保合太和：自然的整体和谐与圣人的忧患
《易经》虽然肯定天地万物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但是并非认定有一种
“前定的和谐”或“先验的和谐” 存在于人类与生态环境（天地万物）相处的命运之中。于是，《易经》所肯定的恰是对整体“和谐”难得实现而且不易保持的“忧患”，或风险意识。
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易·系辞下》）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
恒简以知阻。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易·系辞下》）
正是基于这种最深层的“忧患”或风险意识，《易经》突出地体现了一种对于人的主体责任的自觉。《易经》强调，在天地万物之道变动不居的过程中，人应该并且能够通过人类的智慧创造人与天地万物动态的整体谐和。《易·乾·彖》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人的主体创造性智慧是“太和”的内在要素。此主体创造性智慧的作用，也是万物“各正性命”和人类“万国咸宁”的条件。
“太和”，即最广大的宇宙整体和谐之所以能够达成，原因在于“道”
的统一性。
《乾》卦辞曰：“乾：元亨利贞。”《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辞曰：“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从人道效法天地或自然而行的角度，整部《易经》都突出地体现了这种天人呼应、天人合德、天人协调的思想。《大象传》视自然为道德上行“不言之教”的“宇宙大学”，君子观象，见微知著，知近知远，进德修业。
如何实现“保合太和，乃利贞”？《易经》“合外内之道”，即配合内在于人和外在于人两方面的道，内在的恒常不易之德行与外在的阴阳变易之规律相统一，从而顺物因应，与时偕行。
孔子《易传》推尊圣贤。正是在圣贤德业中，将人在天地间作为万物家庭成员的职责以理想化的形象表达出来。《系辞》对圣人多有描述：
夫《易》，圣人所以崇德广业也。智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易·系辞上》）
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易·系辞上》）
圣人聪明睿智，明于天之道，察于民之故，神以知来，智以藏往，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神明其德，随道变通，开物成务，制器而用，利用出入，人咸用之。
毕竟，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决非“满街都是圣人”，现实的生态危
机正印证着人类的“忧患”。然而，生态崩溃和环境的毁灭并不是人类的宿命，人类若发挥天赋的能力，本来是能够达到圣人的境界的。当然，这意味着人类的每一分子都需要经历一番内在德性上的启蒙与转变、成长与升华。
五、“与天地合其德”：人类的生态德行
《易经》深于变化之道，其关于人类生活困境和危局的理解，也适用于人天关系。《否》《噬嗑》《剥》《明夷》《暌》《蹇》《困》，这些卦皆有危殆之象，但是并非不可“解”。其解决之道是“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按照孔子的《易传》，整部《易经》的“德义”就是观象修德。人类需要不断自我完善才能“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如果说人类今天遭遇的生态困境是前所未有的严峻：“对我们而言，我们所拥有的是这样的事实：各种各样的生命物种，大山与河流以及广袤的海洋自身，这些我们曾以为不会受到人类太大影响的存在，将只能在它们已被损坏的整体中幸存。”（［美］托马斯·贝里：《伟大的事业：人类未来之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8页。）“我们必须把自己所处的 21 世纪开始的年代也看作是正在经历一种危险的历史时期。……因为，过去人们所应对的只是因为人类生存模式动乱失常所做出的人类调整，而我们所面对和所要处理的则是一个已经掌管了这一星球功能约 6700 万年的地生物时期的混乱，甚至是它的终结，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存在于空气、水和土壤中的毒素，是分布在整个这颗星球上的无数化学物品，是物种的灭绝，是关乎我们生存程度上的气候变更。”（［美］托马斯·贝里：《伟大的事业：人类未来之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1页。）因此，“对我们而言，我们所拥有的是这样的事实：各种各样的生命物种，大山与河流以及广袤的海洋自身，这些我们曾以为不会受到人类太大影响的存在，将只能在它们已被损坏的整体中幸存。”（［美］托马斯·贝里：《伟大的事业：人类未来之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8页。）那么，解困的方向何在？依据《易经》的思路，应该是“反求诸己”。
《易·乾·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是言《乾》卦九五爻所代表的大人之德，或圣人气象。
《乾》卦“九五”爻辞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人的德行是可以达到大人境界的。但是这种境界，不易保持，是容易变为“小过”甚至“大过”的，而过犹不及。故《乾》卦“上九”爻即有过患之象，其辞曰：“亢龙有悔。”“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道进退存亡而不是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易·乾·文言》）孔颖达《周易正义》曰：此经再称“其唯圣人乎”者，言圣人非但知进退存亡，又能不失其正。
《易经》在这里集中呈现了理想的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一）大人或圣人在天地之德与人类之德之间能把握其协调与平衡。
（二）自然有德，且其德是人类需要与之协调的一种更权威、更尊贵的精神性存在。
（三）人类的“退”，不仅是对待自然的行为上的减退，而且是道德上的自我“节”制和自我成长的“损”而“益”。人类的冒“进”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其解决办法在“反求诸己”，在“退”而“修身”以改错补过。
（四）就人类在整体“生生”之道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言，人类的生活之价值是超越为了人类自己这个目标的；仅仅为了人类或一切为了人类的功利主义价值目标和思维方式，本身是一种根本的道德谬误。
（五）人须“与天地合其德”。人类的生活依托于人与天地日月四时，
以及万物及其神明之间的和谐。人类真正的自由是“参赞天地之化育”，从而获得人性上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那么，人类应该具备怎样的德行？《易经》的卦名即反映出其基本的道德价值观，如《乾》《坤》《谦》《豫》《无妄》《遁》《损》《益》《革》《鼎》《节》《中孚》，这些卦名本身有明确的道德含义，可以应用于人与人之间，也一样可以应用于人与自然之间。这些卦名及其卦象的道德含义都是指向人的自我修养：要谦逊；面对人如此，面对天更是如此；要有所预见和预防，心存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不要心存自我膨胀的妄想。要有所退避有所不为，要减少自己道德上的过错；要增益道德上的善，积善成德；要洗心革面，有所变革；要有所建树，不断更新；要有所节制，内心真诚。
人天的互相适应会到达某种平衡状态，但平衡不是人天关系的常态。人天和谐并不是永恒的平衡，而是内蕴动态平衡的永恒的不平衡，故《易经》以《未济》为六十四卦之终，这意味着，为了协调人天、人的道德成长和自我完善将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