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在总结地缘政治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结构/过程、物质/社会两组二分法对地缘政治的范式进行区分和综合，并且借助于实证主义的方法提出了初步的“因素+机制”的分析框架，来实现过程和结构之间的统一。地缘政治是一个动态的系统，通过内部过程尤其是生产和观念的变化逐渐推进结构层面的变化，因而具体的政策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过去的历史经验，更要着眼于具体的生产方式和历史情境。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在地缘政治系统中，国家的地理禀赋通过外部结构的压力和内部生产过程最终推进了国家制度变迁，从而决定了大国的兴衰。

地缘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被建立至今已有逾百年的历史，其渊源更溯及两千年前的古希腊和春秋战国时期。国家的地理禀赋包括了其规模、位置和资源，对国家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地理禀赋和国家兴衰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经久不衰的话题。但是地缘政治理论仍然停留在前社会科学时代，很多地缘政治理论仍然无法经受住科学方法的实证检验。本文借助科学方法来剖析地缘政治理论，并且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因素+机制”的分析框架构建科学的地缘政治理论。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目的并不是提出一个宏大叙述的地缘政治理论，而是提出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即阐述进行地缘政治分析时，需要注意的方法论问题和需要考虑的基本因素和机制。文章大致分为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地缘政治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涉及概念界定、理论框架和变量选择等方面的问题。第二部分讲述了地缘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用结构/过程、物质/社会两组二分法对过去的理论进行了范式区分，并且提出了科学主义的案例比较和因果机制的分析方法。第三部分提出了地缘政治的基本分析框架，将地缘政治的结构和过程进行统一，提出了地理禀赋影响国家命运的三种路径。第四部分从地缘政治的非线性关系、自相关关系和高尔顿问题、地缘政治的情境性三个方面讨论了地缘政治的复杂性。第五部分则是结论，特别强调了本文分析框架对于理解地缘政治和构建科学地理政治理论的意义。

一 现有地缘政治研究评述

尽管国内外学界有大量关于地缘政治研究的文献，有很多有益的讨论，但它们更多地囿于政策研究的范围，缺乏方法论的探讨。本文强调方法论，并不是要贬低过去的历史方法或诠释方法，而是希望借助科学方法为地缘政治学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与过去的研究方法形成互补。

从方法论的视角来看，过去的研究存在如下方面的问题。

（一）概念界定的问题

在国际关系的分支学科中，地缘政治学的定义可能最为纷繁复杂。有鉴于此，笔者对这些定义或者理解进行了梳理，旨在理解它们的不同实质。为了讨论地缘政治在不同语境下的使用，这里笔者用学术/非学术、决策型/非决策型两个标签来对不同类型地缘政治概念的使用进行如下区分，并列举部分代表性的地缘政治研究文献作为例证，当然文献本身是无法穷尽的。

表1 不同类型地缘政治概念

①应用型地缘政治学主要指的是领导人和决策者对地理和现实政治的理解。它对地缘政治的理解分为三类：第一，接近于权力分布或者现实政治结构，地缘政治几乎可以同政治结构、国际体系或者国际格局进行同义替换（如地缘政治格局）；[1]第二，主要指国家间的军事和安全竞争（通常以领土扩张和控制海陆枢纽为目的）；[2]第三，大战略或者国家战略在地图上的展开。[3]

②决策型的学术研究探讨的是地缘政治的实践理论，奥图尔泰（Tuathail ó）称之为X的地缘政治学，X可以为能源、信息、中东等。[4]通常多见于智库和研究所，其将地缘政治作为具体问题的分析工具，通常也借此强调具体领域内的国际竞争。[5]

③大众的地缘政治学将地缘政治视作一种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它由媒体和文化构成，形成于跨国流行文化中，包含了大众市场的杂志、小说或电影。[6]这个维度的概念主要见诸国外学者对传媒、认同、文化等因素对地缘政治影响的研究。[7]

④地缘政治理论研究则通常在科研机构和理论讨论中涉及，它研究的是地理同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之间的互相作用，以及地理对行为体间互动的影响。[8]我们所熟知的多数地缘政治理论都属于这个范畴，同时适用这个概念的文献还包括对地缘政治学的思想史研究。[9]

评判一个学术概念的恰当性，不能只看具体修辞上的吸引力或仅依赖约定俗成的用法，而要看其在本体论上所捕捉、涵盖的事物本身。类型一和类型二中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对地缘政治概念的误用。它们对地缘政治的描述有“伪标签”的嫌疑，即所描述的现象跟地理变量几乎无关，甚至仅仅是一种累赘性的修辞。

类型一将地缘政治等同于冲突或者现实政治，[10]比如“地缘经济”就是一个糟糕的标签。冷战后兴起的所谓“地缘经济学”认为商贸手段而非军事因素成为国家竞争中的主流，或者说是权力中心主义向经济中心主义的转变。但是它除了提到区域一体化之外，其内容同地理并没有太多关系。[11]要描绘具体领域内的冲突和竞争，有很多比“地缘”更准确的词汇，如安全困境、敌意螺旋等，这些概念远比地缘政治理论更能阐明冲突产生的机制。地理相近或资源的地理分布确实可能增加冲突发生的概率，但是并不必然是冲突的决定性因素。这种概念的误用通常见于政治家和大众媒体，将地缘政治等同于冲突相当于将地缘政治“黑箱化”，甚至使其沦为文学性的修辞。

类型二中对地缘政治概念的使用是一种修辞甚至累赘，完全可以用分布、格局、局势等简单词汇来代替，甚至删除“地缘”这个词也不会对文章理解造成任何影响，比如“地缘战略”与“战略”、“能源地缘政治”与“能源政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事实上这类分析也很少考虑地理因素，并没有如其所宣称的那样将地缘政治的分析引入能源、文化等领域中。相比之下，关于地缘大战略的讨论一定程度上涉及了部分地理变量。

政治家、媒体和智库滥用这类词语的原因有两个：地缘的概念更加容易突出国际体系或者在具体领域（如经济、文化、地区认同）中竞争性的一面；用地缘的概念可以突出权力、战略、资源、观念等因素的地理分布。笔者认为只有类型三和类型四中的概念相对正确地捕捉到了地缘政治的含义。前者讲述的是地理对国际关系中行为体的影响，后者则讲述观念对地理的重塑和再建构。在排除了对地缘政治概念的误用之后，本文使用理论研究中的地缘政治学概念，即认为地缘政治描绘的是地理同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之间的互相作用，以及地理对行为体间互动的影响。

（二）理论构建的缺陷

地缘政治学最初源自政治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中的分支，带有浓厚的人文学科的特点，理论建构时存在较大的随意性，缺乏严密的逻辑和实证，从而在理论构建时存在较大的缺陷，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缺乏统一的理论与分析框架。国际政治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国家的行为以及体系中行为体之间互动的结果是复杂的，要理解这个复杂的系统常常需要建立一个分析框架。一个理想的地缘政治理论框架是这样的：以核心机制为“主干”，逐步加入其他辅助机制和变量，从而形成整个完整体系，用于解释体系中行为体内部和外部互动的结果，即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中不乏精彩独到的观点，但缺乏这样一个系统、统一的框架。

（2）宏观和微观理论的脱节。在缺乏统一框架的情况下，通常宏观理论比微观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前者至少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不同特质的行为体会采取相似的行为。但是，由于统一框架的缺乏，占据主导地位的宏观理论常常缺乏微观基础。宏观的理论主要强调地理与物质结构（主要是权力分配）的互动对国家行为及其结果的决定性作用，[12]它有助于解释体系性的变化，比如把国际关系史看成是海权国和陆权国之间的竞争。但是，宏观层面的理论很少解释和涉及国家的社会基础、生产方式和制度变迁，实际上把国家内部过程“黑箱化”，无法看到观念的变化、技术创新以及生产方式的变化对整个国际体系产生的深远影响。同样的，很多微观理论也缺乏麦金德以来的宏大视角，而仅仅将目光停留在特定的疆界、生产方式或者技术变化中，而无法察觉国际体系中规律性的一面。

（3）缺乏实证研究。地缘政治学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可信的实证研究，没有足够科学方法和案例比较研究来验证各个流派的地缘政治学说。从研究方法上看，传统的地缘政治研究更多的是采取一种诠释性的解释，如用地缘政治的概念来描绘国家战略，通过对周边的经济或者安全现状的描述，提出国家战略发展的路径，[13]或者以地理为基础主观地描绘国家的战略选择和国际格局等。[14]非实证的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在于，依靠完全主观的诠释并不能保证结论的可信度，对于国家意图的分析和猜测由于缺乏必要的实证分析，并不总是能够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

（4）案例研究方法的问题。实证研究不但数量较少，而且在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也存在较多问题。第一，采用单案例例证的方法较多，这种研究存在很大的案例选择的随意性，因此并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15]第二，在对案例进行比较时，并没有依据科学方法的原则对条件进行控制，使得采用的很多案例并不具备可比性，比如用迦太基和古希腊的例子与近代的案例进行类比，[16]或者用英美崛起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当代中国进行比较。[17]由于案例之间条件差异过大，这种比较不能得出可信的结论。第三，地缘政治的研究往往仅仅停留在相关性的研究（通常是时间先后的相关性），仅仅通过简单的归纳得出海权对国家发展的必要性的结论，很少涉及地缘政治如何对国家的兴衰产生作用。[18]少量的定量研究讨论了相对于地理之外的制度、贸易等竞争性因素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但是同样仅停留在相关性层面而无法去追溯其中的机制。[19]第四，地缘政治研究还存在过于简单化和线性化的问题，喜欢夸大某一要素在某一方面的作用。但实际上，我们除了不能对海权过于偏执之外，同样不能简单地认为单一因素对国家发展起了促进作用。[20]第五，地缘政治研究的案例存在样本选择偏差，尤其是基于结果进行案例选择。比如，有的研究成果根据霸权衰落的例子得出霸权衰落起因于过度扩张的结论。[21]但实际上，霸权在上升期同样有扩张失败的例子，但并没有造成霸权的衰落，而且如何衡量“过度扩张”存在很大的随意性。相关论证隐含着基于事后结论的判断，难免存在循环论证的嫌疑。

（三）变量选择的缺陷

地缘政治理论脱胎于政治地理学，最初理论诞生时就天然地带有地理决定论的倾向。地理因素是影响国家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绝对不是唯一的因素，科学的地缘政治学必须抛弃单一因素决定论，无论这种因素是地理环境还是观念或文化。把物质的地理因素作为单一决定因素的讨论所面临的最直接问题就是，为什么在地理恒定不变的情况下，国际体系在逐步演进？比如，仅靠地理因素很难去解释过去的欧洲和现在的欧洲在安全问题上的巨大差异。摩根索并不否认地理对国家权力的影响，但是他明确地指出，单一地理因素决定论是伪科学。[22]地理因素决定论即使在特定时空中也没能够具备足够的解释力，正如阿隆所说的那样：“（地理）位置留给人们少量的自主权，它给人们提供了在不同决策中的一个选择。选择不是偶然的，也并非莫名其妙，然而选择不是由自然环境所强加。”[23]无论是麦金德还是孟德斯鸠的理论，都难以解释为何处于同样地理位置的国家在短期内会采取截然不同的政策。

另外，在解释变量和自变量的选择上，一部分研究存在因果链条过短的问题。地缘政治的因变量通常是国家的命运，即崛起或者说是大国的兴衰，而自变量则选择的是陆权/海权。陆权/海权的概念本身就存在模糊性，通常应当指的是国家战略发展的偏好或者属性，但是在具体论证时就难免存在通过偷换概念来论证自己观点正确性的情况。通常自变量选择不能过于接近因变量，但在很多地缘政治学的论述中都有这样的错误，故容易出现同义反复。

麦金德著名的“天使耳语”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24]实际上控制“心脏地带”需要极大的资源和实力，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大国真正实现过，因此具备控制“心脏地带”的实力和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含义已经非常接近。关于海权也是同理，具备了马汉所说的海权三环节（生产、海运和殖民地）已经基本接近于大国崛起了，甚至很难说这三环节是崛起的原因还是结果。[25]

如用海权或陆权作为自变量，而非中介变量，就会产生内生性的问题，比如认为英国的衰落缘于陆权的衰落（即失去殖民地），陆权衰落是因为失去殖民地，如果再考虑殖民地是如何失去的就会陷入如下循环论证：国家衰落→失去殖民地→陆权衰落→国家衰落。[26]

二 地缘政治的研究方法

在总结过去研究的基础上，这部分从两个基本研究范式出发，依托地缘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加深文本的理解，比较运用与分析地缘政治科学案例。

（一）地缘政治学的范式

在对地缘政治的概念和定义进行梳理之后，就很容易排除上述所说的“伪地缘政治研究”。在这一部分，笔者借用了秦亚青教授的两个二分法（物质/观念和结构/过程）来描绘地缘政治学的文献分布。[27]物质性强调的是物质因素的决定作用，地缘政治学中最为激进的表达就是地理决定论；而观念性则强调理念在主观认识地理环境方面的建构作用。关于结构与过程的二分法可以追溯到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鲁道夫·契伦。他将地缘政治学分为两种：一种涉及国家的空间特性，将国家视作一种空间现象；另一种则侧重于将国家作为更大系统的一部分进行研究，它包含了领土扩张、大国的特殊国际地位等。[28]在本文中，结构地缘政治学强调结构性因素对国家的塑造，而过程地缘政治学则注重具体的国家内部的个体和社会化过程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根据这两个二分法，笔者用如下的2×2表（见表2）将地缘政治研究划分为四种类型。

表2 地缘政治研究类型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组二分法实际上涉及国际关系的范式之争。如果将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放入2×2表中的话，类型一、二、三分别对应国际关系中的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理论。这也恰好说明了地缘政治学和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之间存在一定的通约性，这有助于加深对地缘政治学的理解，但这并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这里就不再赘述。

类型一：传统地缘政治学同新现实主义一样强调物质结构的作用，但是后者强调无政府社会的结构，而前者则着重阐述了地理与物质结构（主要是权力分配）的互动对国家兴盛的决定性作用。首先，传统地缘政治学认为对特定地理位置的控制会对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比如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斯皮克曼所说的边缘地带等。[29]其次，传统地缘政治学认为地理环境的屏障对权力的投送力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在地缘政治学和新现实主义之间架起了桥梁，他认为地面力量是当前世界军事力量的主导形式，巨大的水体阻隔影响了地面力量的投送力，因此任何国家都无法成为世界性霸权。而一国获得地区霸权之后，就会阻止其他强国在其他地区获得霸权。[30]

类型二：包括政治地理学、地缘行为理论。其共同特点是着眼于国家具体的过程，通常以内部过程为主兼顾外部，借此考察地理同国家之间的关系。政治地理学坚持物质主义的观点，认为领土边界是政治地理学中的核心概念，不论在过去还是未来都拥有经久不衰的内涵。[31]政治地理学是对国家的空间结构及其内外活动的研究，它考察政治区域内的基本要素：组织、地理区域和人口。[32]地缘行为理论则讨论地理环境对人和国家的塑造作用，如地理环境对地区政治经济、地区文化、地区制度乃至地区整体发展的影响。[33]与地缘政治学抹掉过程并将其“黑箱化”不同，政治地理学重视个体在地缘关系中的作用。安吉尔早在一战前就提出了接近自由制度主义的观点：金融、思想、贸易、通信所形成的网络空间使得全球经济相互依赖。[34]但遗憾的是，在地缘政治学中，很少有学者提到地缘政治和网络空间同国际制度之间的联系。[35]

类型三：批判地缘政治学和建构主义之间的联系则更加密切，即认为结构性的观念对地缘政治的现实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建构主义认为地缘具有物质性和建构性两个侧面，[36]空间在本质上并非先天给定的因素，而是人以某种方式造就的社会性建构产物。[37]批判地缘政治学据此认为，地缘政治的研究从来就不是中立的，而是特定情境下的产物。正如建构主义者将体系文化分为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三种文化一样，[38]阿格纽将地缘政治分为三个阶段——农业时期、工业现代化时期、后现代信息资本主义时期。[39]批判地缘政治学认为社会和政治语境、流行的知识与实践，在不同的时期构成了地缘政治，全球政治地理位置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文化和政治上的持续建构。[40]

类型四：后现代理论和地缘文化理论主要探讨地理与国家观念变化的关系，及其对具体政治过程的影响。后现代地理学反对物质空间决定论，认为空间的组织和意义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空间和空间的政治组织表现了各种关系，但又反过来作用于这些关系。[41]一些观察者也注意到，技术的发展和个人与全球竞争“缩短”了距离，让世界趋向于“平坦化”。[42]地缘文化理论则认为，地缘政治也包含部分的文化和认同，结构则在观念层面对地理产生影响，形成一个“我们的”和“他们的”领土意象。[43]地缘文化的作用是将一个群体同其他群体区分开来，并且显现对其他群体的优越性。比如沃勒斯坦就将国际体系描绘为现代世界体系中不同于意识形态的斗争场所。[44]亨廷顿则认为文化的割裂会造成分属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间的社会群体冲突，即所谓的断层线战争。[45]他同时还强调内部特质变化对国家的影响，如文化多元化、外来移民潮以及美国国内的非英语化将会挑战美国的新教文化与政治信念，最终对美国国家文化与特质构成挑战。[46]

这四类理论在特定的假设条件下都有一定的解释力，尽管有着各自的局限性，但是它们均为确立真正的机制提供了真相的碎片。本文将在这四种范式交叉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机制性的框架来综合和调节这四种范式内在的不一致性，实现微观和宏观的统一、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的统一，这就需要通过一种“因素+机制”的分析框架来提出一种系统性的理论。

（二）案例选择与研究方法

在确立了基本的范式后，就需要在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实证主义的理论设计和案例研究方法，在方法论层面实现“因素+机制”的分析框架。具体而言，就是需要进行科学的变量选择和案例比较研究，从而寻找到地缘政治学中的因果机制。

1.变量选择与理论设计

需要注意的方面有两个。

第一，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变量通常与地理有关，但是地理变量的特点在于相对恒定，除非勘探到大量未发现的能源或者发生领土变更，或者出现诸如冰川融化开启北极航道等极端的自然环境变化，国家的地理禀赋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基于此，对于地理变量的单独研究通常只能限于截面数据而非时间序列。因此，地理变量通常要与其他变量交叉组合，比如在结构层面，讨论传统地理和行为体间的互动对地区秩序的影响，典型的例子是罗伯特·罗斯对21世纪东亚和平和秩序的评估。[47]

东亚极数+地缘政策→地区政策

他选取的自变量有两个（东亚极的数量和大国的地缘政治政策），前者是常量，即他认定东亚是两极格局，后者是变量，比如陆权政策或海权政策，其因变量是地区秩序。他的判断是：中国是陆权国家而美国是海权国家因此可以互补和合作，一旦中国发展远洋力量，就可能会构成对地区和平的挑战。

地理禀赋作为外生变量，可以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地缘政治研究中的内生性和循环论证的问题，比如用地理禀赋解释为什么过去资源丰富的殖民地现今反而变得更加贫穷。拉斯莫格鲁（Acemoglu）和朗杰（Lange）分别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证明如下的逻辑链条[48]：

资源禀赋→攫取型制度/产权制度→现在的制度→经济绩效

即认为资源禀赋更多的殖民地会建立攫取型的制度，当地人会被迫从事挖矿或者种植，以及通过控制税收和部落系统被强制征税。而在相对贫穷的地区，人口稀少，这些会鼓励殖民者发展出产权制度来鼓励投资。最后，制度的绩效使得这些地区在贫富上出现了命运的逆转。

第二，为了增加地缘政治学的因果解释力，既可以加强变量的深度，即增加逻辑链条长度，也可以加强变量的广度，即增加变量个数。比如马汉的《海权论》就同时具备了变量的广度和深度的增加。[49]

六要素→海权→三环节→国家的兴衰

马汉列举出了六个影响海权的主要因素（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民族特点、政府与国家机构性质），同时又包括海权的三个环节（生产、海运、殖民地），这些因素最终一同决定了要考察的因变量“濒海国家的历史”——濒海国家的兴衰。马汉的理论部分同时具备了过程和结构，忽略过程只谈结构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文本的误读。而且如果具备了马汉所说海权三环节（生产、海运和殖民地），也就基本具备了大国崛起的条件了。从变量选择中就可以看出，海权或者陆权仅仅是一个中介变量，不能简单就海权强弱和大国兴衰进行论述，简单的海权决定论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学术上都没有太大价值。但遗憾的是，马汉在其著作的案例部分没有涉及过程层面的因素，而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军事层面，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其著作的说服力。

2.假设检验和案例比较

设定好自变量和因变量后，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明具体的变量或者变量组合如何导致了结果。金、基欧汉和韦尔巴（KKV）对于因果效应有过经典的论述，即通过查看变量出现/不出现的两个结果之间的差异来进行变量和结果之间的因果推断。[50]在自然科学中可以通过重复实验检验因果关系，而在社会科学中，就只能够通过相似案例的比较来接近实验状态。小样本的案例中如果出现“准实验状态”，那么定性分析就非常有效。[51]KKV提出了因果推断的两个基本前提，即单位的同质性和条件变量的独立性。[50]

条件的独立性要求变量同结果之间的因果链条存在一定距离，以避免同义反复和循环论证。同质性假设则要求权衡地缘政治具体的情境性和普遍性，不能用希腊、罗马的例子和近代西欧进行比较，因为社会的基本生产方式是不同的。在农业时期，农业生产是国家生存的根本，陆地成为国家发展的基本依托，海权国家只有通过地面的领土征服才可能取得胜利，这就当时的运输条件来看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即使汉尼拔百战百胜也最终没能够力挽狂澜。同样的海权国家在近代的兴起，正是因为殖民地贸易成为国家繁荣的主要原因，由于面临太多陆地威胁而无法集中全力发展海军的国家，如配第所说的“法国由于物产丰富，但海岸条件（港口少且水浅）不好，海员缺乏，不可能成为英国在海上有力的竞争者”。[52]

在符合两个基本假设以后，求异法、求同法等穆勒的古典逻辑推理方法就能发挥其作用。[53]求异法是其中最为常见的方法，即通过最小化差异来求异。如比较17世纪英国和荷兰的差异，就能发现地理环境的重要性。两国的共同点是都出现了宪政、较完善的产权制度，都是海军强国、新教伦理，两国最主要的差异就是英国是海岛环境，而荷兰是大陆濒海国家，这个差异导致了英国最终崛起而荷兰衰落了。求同法也同样能够得出一些结论，比如阐述海权重要性最简单的论述就是比较不同时期四个主要霸权国西班牙、荷兰、英国和美国，就能够发现四个国家都是海上强国，因此总结出海权是大国崛起的关键。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穆勒的逻辑方法并不能完全确保结论的绝对有效性，如果存在多重因果性会降低理论的解释力，即不同原因导致了相同的结果。[54]如崛起大国的共同点显然不能说明其他因素不重要，这在逻辑上也是无法成立的，因为不同因素的组合也可能导致相同的结果。同样，最大相似求异法则会面临竞争性解释的问题，因为除了控制的变量之外，其余的差异也可能会成为重要的竞争性解释。[55]以英国和荷兰为例，尽管两者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地理环境之外的差异仍然能够形成有力的竞争性解释，比如贸易政策的差异才是英国崛起的原因，因为英国实行了重商主义政策保护了国内的产业，而荷兰的自由主义政策则导致了国内的产业空心化。[56]

此外，进行跨案例研究时，变量的选择同样要在普遍性和特殊性、在深度和广度之间进行权衡，来决定变量的个数。[57]同样的因素在不同类型组合中的含义是不同的，比如哥伦布时期的海权和战后的海权就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单一的差异就是质的差别或者说是类型的差别。[58]近似的控制变量法由于很难确定明晰的因果效应，因此这种解释本身就存在较大的模糊性，只能用概率检验来说明哪几种变量的组合让结果出现的可能性更大。

3.案例检验与机制性解释

无论是用传统的逻辑学方法还是用模糊集来探讨地缘政治的问题，都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它只能解释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而不能解释两者间的因果联系，比如有学者认为对“心脏地带”的渗透是大国衰落的原因，他用拿破仑对俄国的征服，英帝国对印度洋的控制，苏联对阿富汗的渗透，以及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来说明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亡于世界性扩张。[59]这仅仅是一个相关性的解释，即大国在“心脏地带”的扩张和大国的衰落存在时间上的某种一致性。但是如果深入地分析逻辑链条，用过程追踪的方法进行检验，就不难发现这个理论的漏洞。[60]首先，“心脏地带”扩张对大国衰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至少不是充分的，大国的衰落更多的是源于内部的过程，即制度、科技和生产。其次，可以用反事实思考来检验其必要性：如果英国不占领印度就不会在战后失败或者美国不出兵伊拉克就不会爆发金融危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由于简单的因果分析实际上无法消除许多变量的组合，因此就需要进行过程追踪来容纳更多支持结论的证据的碎片。[61]更加重要的是，因为相关性解释缺乏变量间的互动和层次划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理论的可信度，所以需要引入机制性的解释。所谓机制（mechanism），指的是对周而复始的过程进行概念化后的因果联系。[62]机制性的解释同“黑箱型”的解释的区别在于，后者仅仅对现象进行描述，告诉我们是什么，而前者则在此基础上试图说明事物如何运转。机制性的解释认为内部过程同外部环境一样重要：体系性的变化除了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之外，也受内部过程的影响。[63]

地缘政治科学的特点在于以地理禀赋为出发点，研究地理对国家发展或者国家现代化的作用机制。地缘政治的一部分解释力的优势在于它具有高度的还原性——其还原程度已经到达了社会科学的边界。比如用其他变量（如制度、海权）来解释国家兴衰时，通常会面临自变量从何而来的疑问，但地理禀赋是相对外生和天赋的。

三 地缘政治学：一个“因素+机制”的分析框架

在论述了结构/过程和物质/观念两组基本范式和具体的研究方法以后，这部分将从因素和机制两个方面去阐述对地缘政治的理解，提出一个初步的“因素+机制”的分析框架，来对地缘政治中的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结构和过程的分析加以综合。观念和物质、结构和过程都是了解社会运转规律所必须考虑的维度，因而需要机制性的分析框架将这些维度纳入其中。顾名思义，地缘政治要讨论的核心问题不是地理也非政治，而是“缘”，即在整个国际系统中，地理禀赋和国际政治行为体之间的复杂的作用机制。

（一）理解地缘政治中的因素

在阐述了科学的地缘政治的基本研究方法之后，这部分介绍如何理解地缘政治中的因素或者说是变量。前面已经提到，国家的兴衰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这一部分将从三个方面来阐述对地缘政治中因素的理解。

1.要确立两组范式在本体论上的优先性

首先，物质比观念更具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观念主义强调观念对地理的建构，主张用观念的地理代替实质性的地理，但是观念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观念本身的先验性，因为它很难解决观念的外生性问题，比如福柯就指出观念背后仍然有权力存在。[64]建构主义忽略了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这一客观存在，其声称用观念来构建或者认识具体事物，实际上仅仅是以认识论上的修辞来掩盖本体论上的缺陷。从社会科学基本范式的角度来看，观念无法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因而物质比观念更加具备本体论上的优先性。[65]在地缘政治领域，地理环境可以通过影响互动的数量和范围、影响观点传播的范围以及影响个体对具体环境的认同来塑造观念。因此，最终，观念仍然要以物质为依托，物质主义在本体论上具备更大的优先性。

其次，过程比结构更具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过程更多的是基于个体主义的思考，而结构则是整体性思维，避开个体直接谈整体是不可取的。[66]原因如下。第一，过程比结构更为直接地影响行为体的行为，从而产生特定的政治结果。没有具体的国家内部的力量和制度的变迁，作为主要行为体的国家的兴衰就无从谈起。而且，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国家在结构层面的成功越需要过程层面的基础，因为军事能力更加依靠经济的支撑，而不是单纯依靠提高汲取能力和战术。第二，传统的地缘政治学完全无视个体的作用，把国家“黑箱化”只会带来学理和道德上的双重困境。安吉尔批评马汉对个体的无视时写道：“有哪个农奴会因为恰好生活在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中而骄傲吗？又有谁会鄙视受过教育的荷兰人，仅仅因为他们生活在欧洲的小国？”[67]相反，在政治地理学传统中，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学说就隐含着这样的思想：不能忽视作为具体部分的人民，而是要依赖“居住者的伟大”。[68]第三，作为外部环境的物质结构不能直接地对具体的国家行为产生作用，而是通过对行为体的能力、意图、利益、决心这些中间变量对最后的行为产生影响，[69]换言之，外部因素只有通过影响内部因素才能起作用。

2.理解结构和过程

在讨论结构和过程时，我们应当明白国家想要崛起成为大国是很困难的，失败则很容易。在结构层面，成功的最低标准是拥有有效防御领土和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而在过程层面，成功的标准则是在较长时间段内拥有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能力，它通常需要一国具有有利于生产力的制度和组织形式。在结构和过程层面的成功都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任何一个层面的失败就会让一国失去崛起的机会：有结构而无过程层面的成功，国家就会在无限度的扩张中衰落，或者仅仅停留在野蛮的集权社会；有过程而无结构层面的成功，国家就会在国际竞争中成为大国的猎物，最终因为无法有效保障自身利益而衰落甚至被征服。

表3 大国崛起的标准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同时具备过程和结构两方面优势的国家属于正面案例，缺乏其中之一则为负面案例，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则为不相关案例，即不可能获得成功，因而在地缘政治讨论中不能够将这些案例作为负面案例讨论。[70]如表3所示，18世纪的西欧各国中，只有英国同时具备两个层面的成功。荷兰由于无法在战争中取胜，所以无法成为大国；法俄等国虽然有较强的军事能力，但是专制落后的制度使其无法崛起；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两者都不具备，更无可能崛起。

尽管从结构和过程这两个视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国家的兴衰，但结构和过程仍然是过于粗糙的变量，因此需要进一步查看结构和过程包含了哪些具体的因素。结构指的是影响国家同国家之间互动结果的变量，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是国际无政府状态，这是任何结构主义的理论所必须考虑的问题，包含了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三种无政府状态。第二是结构中能力的分配，即所谓的强国的数量。第三是地理的屏障作用，即地理结构对权力穿透力的影响。过程指的是影响国家内部发展结果的变量，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是社会结构，即社会中阶级的构成，越是拥有先进生产力的阶级，通常国家的生产能力越强，也越容易出现利于生产的制度。第二个是广义的生产活动，它既包括了生产、交换等多个环节，同时生产过程中不断积累技术，技术水平的提高也会影响地理屏障的穿透力。第三个是制度，通常攫取型的制度不利于国家的长期发展，制度经济学派认为良好的产权保护是国家兴盛的保障。

3.理解作为研究起点的地理禀赋

地理禀赋包括国家的规模、位置和资源。地缘政治的特点在于以地理禀赋为出发点，研究地理对国家发展或者国家现代化的作用机制。地理禀赋影响到国际体系中行为体的内部和外部的互动，它既类似于约束条件，又是一种干涉性变量。结构会对行为体进行选择，它以特定的形式塑造行为体，如果行为体不按照适应结构的方式来行事的话，轻则遭到惩罚重则会被淘汰出局。华尔兹认为，各组成部分的互动产生了结构，对它们的行为进行奖励或者惩罚，这些行为或多或少地符合了国际政治系统对成功者的行为要求。[71]而地理则会增强或者减弱结构对行为体的选择。从结构的层面来看，地理禀赋作为“环境”给国家提供了有限的几种选择，岛国环境下国家的安全战略选择会更多，因为大陆国家通常面临更多的军事竞争压力而无法集中资源发展海军力量，比如海岛的地理位置为英国提供了不同于欧陆国家的政策选择。[72]同样的，结构会迫使国家采取更先进的军事技术，但是地理可以降低结构对行为体的压力，比如德川时代的日本就放弃了火器技术，但因其是人口众多的孤立的海岛而未受到惩罚。[73]

地理禀赋在研究方法中的作用类似于定量分析中的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我们可以从外生性和间接性这两个特点来理解地理禀赋在本文分析框架中的含义。地缘政治的一部分解释力的优势在于它很难再被还原，用其他变量（如制度、海权）来解释国家兴衰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要回答制度或者海权从何而来的问题。地理因素的外生性体现在具有不可还原的特点上，地理因素从何而来已经不是社会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地理以外的其他变量所存在的更大的逻辑上的困境在于变量内生性问题，即研究者难以区分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如到底是制度或者海权带来国家的兴盛，还是国家兴盛促进海权发展或者制度变迁。因此像阿斯莫格鲁选取了殖民者的死亡率（这个变量主要受地理环境影响）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二乘估计法（2SLS），通过如下的因果链条来解决内生性的问题。他认为，地理环境影响死亡率，高死亡率的地区殖民者会建立攫取型的制度而低死亡率的地区则会建立产权制度，这些制度存留至今：地理环境→殖民者死亡率→制度设计→现在的制度→经济绩效。[74]尽管这是一种定量研究的方法，但是在定性研究中我们同样可以借鉴其变量构造的方法，即通过论证地理变量对国家命运的间接作用来避免循环论证。而地理变量的间接性体现在它无法直接影响国家的兴衰，而必须通过其他中介变量共同起作用。地理优势不等同于地缘优势，拥有地理优势的国家并不总在地缘政治中获得优势。[75]行为体的主观能动性同样重要，比如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和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其禀赋相差无几，但是成败各异、功业相反，正是因为执政者采取了不同的战略选择。

（二）地缘政治中的机制

地缘政治的过程涉及地理禀赋对国家内部的生产与贸易的限制和影响，并最终影响到一国的制度和国家能力。而以国际竞争为核心的外部结构和受到地理禀赋影响的初始条件作为辅助机制共同作用于内部过程，从而决定一国的命运。这一核心机制包括如下因果链条：地理禀赋→生产和贸易→阶级力量对比→观念变化→社会动员和权力斗争→制度变迁→国家兴衰。

1.内部过程

地理禀赋（规模、资源和位置）会对生产和贸易产生重要影响，在早期甚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最初的生产与一国的自然资源和位置密切相关，资源种类的差异决定了该国的产业，不同地区的产业不同导致了生产技术的差异，比如沙漠中的国家就不会有造船的技术。规模对生产也有明显的作用，国土较大的国家在早期的农业生产上具有一定的规模效应，集中化的大生产更容易积累经验，从而促进技术的改良。同时地理禀赋影响到生产的要素禀赋，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用生产要素丰缺来解释国际贸易的产生，即资本充裕的国家在资本密集型商品上具有相对优势，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在劳动力密集型商品上具有相对优势，国家会出口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相对劣势的产品。[76]而位置和国家的规模会影响到贸易的规模，国际经济学理论用贸易引力模型证明地理距离对贸易的影响，其核心是贸易流动规模与进出口国家的规模成正相关，同进出口国家之间的距离成负相关。[77]

生产（包括技术的积累）和贸易对国家的影响在于，它通过技术变革、开拓国际市场、要素流动等方式对国内社会结构形成冲击。生产力的发展会带来社会结构的逐步变化。其他的要素都可以作为辅助机制对国家内部的社会结构形成冲击，只要冲击足够大就可能会引起相对价格的变化，使得国家内部不同阶级之间的获益出现差异，从而导致阶级之间力量对比的消长。正如罗伯津斯基定理所描述的那样，特定要素的增加会导致密集使用该要素部门的生产增加，而另一部门的生产则下降。[78]一旦预料之外的冲击（如大西洋贸易[79]、人口增长[80]、宗教改革[81]、技术变革[82]等）让某一个特定的阶级获益，不仅阶级内部的群体的实力会增长，而且市场的逐利性会使其他阶级的群体逐渐流向该阶级，从而逐步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

社会结构的变化促使新的观念产生，通过“变异—选择—遗传”的筛选机制最终通过社会动员和权力斗争获得规则制定权，从而推动制度变迁。[83]正如制度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那样，先进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的产生降低了国家内部的交易成本，同时增强了个体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最终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国家强盛的基础。[84]因此尽管地理环境对一国的发展路径的影响是不可或缺的，但是由于中间存在较长的逻辑链条或者说是传导机制，因而地理因素只有通过制度才能够发挥足够的作用。[85]

2.外部结构

地理禀赋还会通过对国际竞争的影响促进或者阻碍国内的制度变迁。地理禀赋决定一国在国际竞争中可以动用的资源，军事竞争中国家的规模效应非常显著。根据兰彻斯特方程，规模越大则越能够降低战争中的伤亡比例。地理位置则影响军事力量的投送能力，地理屏障的可穿透性可以用来衡量一国的安全环境。[86]这些因素共同通过国家能力决定了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胜负。

国际竞争本身又构成了结构对系统内部国家过程的限制和约束。结构通过两种方式塑造行为体，一种是社会进程，另一种则是竞争。[87]外部结构的干预会影响国内的政治社会进程，比如频繁的战争会影响民众对统治者的议价能力的认可，从而更容易出现专制制度，[88]通过军事革命作用于国家建设，等等。[89]国际竞争压力影响国内的政治斗争，既可以是简单的观念的传播和渗透，也可能是通过直接干涉强加制度。而国际竞争的结果会影响国内的生产，尤其是战争会对生产和贸易造成巨大的破坏，战争也可能会加剧财政危机，从而加速专制国家的衰亡。

3.初始条件

地理对国家的影响的第三个路径是通过初始条件影响内部过程。初始条件包括最初的生产力、制度、观念和文化等。戴蒙德的地理决定论就是从进化的视角看待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选择，他认为粮食生产传播速度的差异造成各地区文化、病菌、技术乃至思想的差异，而粮食生产传播速度差异是由于大陆的轴线方向的不同，即欧亚大陆为东西向，而美洲和非洲大陆则是南北向。[90]孟德斯鸠则指出，气候和土壤会对早期的法律乃至民族性格造成影响。[91]而国家规模的大小则会影响到其官僚机构的发达程度，规模较大国家的国王和民众之间需要代理人，从而就会产生庞大的机构，更容易导致专制。[92]

初始条件对内部过程的影响在于初始制度和其他过程与结构变量之间的共同作用。这些交互作用会影响到国内阶级力量对比的消长，同样的外部冲击，如地理大发现或者技术革命，初始条件如果是更加专制攫取型的政府，那么获益的仅仅是专制的政府，更加容易形成其他阶级对统治者的依附；如果初始条件是非攫取型的政府，则更有可能促进国内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的壮大，比如初始制度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共同作用决定了英法之间不同的命运。[93]阶级力量对比的差异决定了制度变迁中的动员能力，初始制度是攫取型的国家通常拥有更强的镇压能力，新兴阶层在试图推动制度变迁时，更加难以进行动员和在权力斗争中获胜。

四 地缘政治的复杂性

在确立了地缘政治研究所涉及的基本机制之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目的并不是提出一个可以解释一切地理和国家兴衰的宏大理论，而是希望借助“因素+机制”的框架来阐述更为科学的分析路径。实际上，如果理解了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建立一个能够解释一切事物的大理论是很难实现的。地理禀赋对于结果的影响不是单向度的，而且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时代都可能会有不同的影响。本章主要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地缘政治的复杂性。

（一）地缘政治中的非线性关系

前面已经批评一部分纯粹的相关性研究，但即使是单纯的相关性的研究也容易陷入简单的线性判断。前面已经提到，国家要获得成功就必须在结构和过程两个层面同时获得成功，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在于，地理禀赋对于结构和过程的作用不是单向度的，因而国家的规模、位置和资源同国家兴衰之间的偏相关关系也是非线性的。[94]比如规模对于结构层面来说有规模效应，但是对于过程层面来说规模过大的国家往往会受限于内部的专制而不利于长期发展。因此规模过大的国家（如哈布斯堡帝国）和规模过小的国家（如荷兰）都未能在长期竞争中胜出。[95]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城邦应当大小有度，既要有足够的规模以保证自给自足，同时又不能过大以免影响到城邦的民主和公正。[96]资源对于结构层面的影响表面上来看是正面的，但是由于资源过于丰富，政府就没有必要同商人阶级进行磋商，这样的国家反而更容易发展出专制制度或者过于安逸而不思进取，陷入所谓的“资源诅咒”。[97]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初始制度和国际竞争压力。一国如果完全缺乏国际竞争压力，反而容易闭关锁国，不会出现现代化的可能性，如17世纪的中国和日本；但是如果一国的竞争压力过大，就可能发展出高度专制的制度，如西班牙和法国。上文提到过于专制的制度有助于实现国家的崛起，但是即使发展出了相对自由和宽松的制度，如果缺乏汲取能力和战争动员能力，如荷兰和热那亚等国，也会因为频繁遭受侵略乃至屡屡战败而不可能崛起。国家要获得成功至少要遵循一种折中路线或者如蒂利所说的那种“资本化强制模式”。[98]

（二）地缘政治中的自相关和高尔顿问题

本文的分析框架中最为核心的概念是制度。制度的形成要经历一系列复杂的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形成的过程中并不排除一些偶然因素在特定的时间节点影响制度变迁的方向。但是制度一旦形成就会出现路径依赖，对后续的制度产生影响，或者说制度的变量存在很强的“自相关”的特性。

引入时间变量后可以发现，实际情况比理论模型更加复杂，一方面，戴蒙德和阿西莫格鲁（Acemoglu）的研究都表明，地理禀赋对于最初的制度产生是有明显贡献的。最初制度的结果会产生特定的路径依赖，即最初的步骤会不断诱导同方向的运动，最终达到不可逆的结果。[99]制度本身（无论是国内制度还是国际制度）存在很强的黏性和正反馈效应，[100]从而影响国家的命运。另一方面，除了路径依赖之外，还会存在个案传播的高尔顿问题。[101]国际竞争中的强制与模仿会带来观念以及生产技术的传播，进而通过影响核心机制来推动内部的制度变迁。因而在国际体系的行为体之间还会存在示范效应和制度的移植等问题，比如英国革命会对法国革命存在示范作用，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制度则是英国制度的直接移植。

根据前面所提到的机制，地理禀赋在每一次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又会发挥其作用。除了制度之外，地理禀赋会影响到初始生产力和初始观念。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在于，内部过程中产生的新观念和输出的结果同样会积累和沉淀，从而成为下一轮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同时，国家的绩效同样会积累，从而影响到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即逐步改变国家间能力的分配，最终通过增加或者减少极的数量对结构产生影响。考虑到变量自相关的情况，想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模型考察地理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讨论地理和国家命运的机制时，只能够选定一个特定的时空，如前面的机制那样将既定的条件作为初始值来进行比较分析，跨越时空的比较和试图得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都是不可取的。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对于国家的内部生产而言，生产将会越来越受到上一期的生产的影响，地理禀赋对生产的影响会逐渐减弱。当然，生产带来的技术革新同样会减少地理禀赋的影响，比如运输技术就减少了地理距离的限制，工业生产则降低了对本国领土规模的要求，而知识生产甚至大幅减少了对资源禀赋的要求。因而，国家发达程度越高，尤其是后工业化国家，地理对内部生产的约束就越小，地理禀赋就越近似于“工具变量”，而非影响国家命运的解释变量。同时，由于后工业时代观念因素比物质因素变化得更慢（地理→过去的观念/物质→现在的观念/物质），所以后工业时代地理和观念之间的相关性反而更为突出，观念的地理或者说是地区文化和制度的研究也似乎显得更加有说服力。

（三）地缘政治的情境性

为了简化分析，前面的机制中将地缘政治的结构和过程分开讨论，但在实际情况中，宏观结构和微观过程是不可分离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地理变量在不同时期对于国家的意义是不同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通过考察宏观缓慢的过程带来的累进和阈值效应来探讨地理禀赋的情境性。作为理解地缘政治系统的两个标签，结构和过程在性质上存在很大的差异。结构是一种阈值型、离散型的变量，变量的特征使其在很长的历史跨度内是不变的，只有到达一定临界点才会发生突变。一方面，关键的技术革新（如两次工业革命）对生产的影响至关重要，它受到人力资源、科研投入以及知识积累的影响。[102]而技术的发展是长期积累的，而不是靠孤立的英雄行为。[103]另一方面，观念和制度的变化相对缓慢，尤其是语言、文化和认同等因素一旦形成就很难发生改变，甚至可能对绩效产生持久的影响。正如温特所说的，社会体系被共有的知识所固定，从而增加了其惯性和黏性。[104]

外部结构同内部过程一样，对国家的命运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内部过程或者说国家的发展是需要时间的，国家发展到特定阶段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会影响到国家的命运，而这种外部环境很大程度上不是国家自身所能决定的，因而国家发展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过程变量与结构变量之间的互动使得特定时空中的地缘政治系统都具备了各自的特色：国家间生产力的不同决定了结构中国家能力的分配，而生产方式的差异同样影响了国际竞争的目标的差异。一旦特定的规范和文化成为主导，通过模仿改变文化的速度会大大减弱。[105]

结构是地缘政治的行为和过程的背景，结构因素会影响内部制度变迁的时机。要了解结构就要放眼于更长的时间段，以进化的视角看待不同的结构，否则就会把结构当作永恒不变的外部选择，就难以理解地缘政治中发展和变化的一面。正如奥图尔泰所说的，在历史和话语背景下使用它，才是对地缘政治最好的理解。[106]地缘政治的情境性表明，不同时期的地理禀赋对于结构和过程的意义是不同的，我们需要在具体的时空去理解地缘政治，很多声称得出普世性结论的理论家（如米尔斯海默）在案例选择上存在严重的样本选择偏差，往往只选取了特定时间段。

阿格纽将地缘政治分为三个阶段——农业时期、工业现代化时期、后现代信息资本主义时期。[107]科学的地缘政治学并非要完全扬弃过去的地缘政治理论，而是要回到当时的语境中去解读文本。尽管地缘政治思想萌芽自古就有，但地缘政治学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统的地缘政治学属于工业时代的话语，因此无须惊讶它不能完全适应后工业化时代的情境。要认识不同语境下的地缘政治，需要从国际社会演化的视角来看待它。首先，在农业时期，土地和人口在经济增长中至关重要，正如配第所说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108]在过程层面看，商鞅则认为国家得以强大的根本是农业和军事（农战）。[109]农业生产的特质让国家更加重视规模效应，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提出“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110]技术条件使得地理对国家和个体的制约作用是明显的，甚至是决定性的，空间对征服行动最大的影响是限制军事力量的投送，战争中对地理的理解就是“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111]从结构层面看，以农业为基础的帝国其核心是陆权，战争几乎是清一色的陆战。农业生产方式使得征服具有规模效应，农业时期是典型的霍布斯丛林，早期的很多经典论述中都有强调国家进攻性的一面，战争通常以绝对的领土征服为目的，而且不愿意采取进攻行为的国家或个人最终难以在乱世中生存，古典的论述中充满了进攻性的主张。这种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进攻性的地缘政治逻辑一直延续到工业时期的中后期。

其次，国际社会进入工业时期，同样从结构和过程两个方面实现同环境的互动。在过程层面，工业革命后，市场、技术和社会化大生产代替农业种植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人类不再是被动地受到距离的限制，运输和传播技术的发展“缩短了”彼此的距离。在结构层面，工业生产和国际贸易的结合令殖民地和海上通道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重点。生产、运输和殖民地都要依赖海洋，海权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112]铁路技术的发展则成为海上运输的重要补充，但麦金德高估了铁路对陆上强国的意义。[113]他最终也意识到西伯利亚和中亚的价值并不高，因此他最后放弃了“心脏地带”说，仅将其视为“权力的碉堡”，同样提出了大西洋联盟的假设。[114]在这个竞争和征服并存的时代，地缘政治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本身对军事和战略的意义，通常采取诸如陆地/海洋、心脏地带/边缘地带、地面/天空等众多二分法。[115]

最后，后工业化时期的影响同样可分为结构和过程两方面。在过程层面，计算机网络和虚拟空间的发展拉近了空间距离，个人获得了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参与竞争和合作的新机会。[116]跨国公司的兴起，甚至消除了部分非国家行为体的国籍属性。冲突的减少降低了国界的意义，正如阿格纽所说的，冷战的结束、越来越有活力的世界经济以及领土国家框架外的政治活动的兴起，使得我们必须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去思考领土国家。[117]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人力资本取代物质资源成为最核心的生产要素，教育投入代替资源控制成为国家兴衰的关键。在结构层面，国际体系首次出现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单极格局，对于他国的征服已经无法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国际体系进入更加基于规则的世界。[118]科学实力和研发成为国家潜力和实力大小的关键因素，[119]产业内贸易的出现使得发达国家成为最大的销售市场，海权的重要性已经大幅下降，过去需要通过战争来掠夺的财富现在完全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来获取。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消失，历史遗留的领土和领海纠纷并未淡出国际政治，但是制度在其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相互依赖和更加基于规则的世界让武力解决的可能性下降。因此，这一时期地缘政治的特点是合作与竞争并存，边界重要性的降低对国家间关系的主要影响是各国的市场更加开放，空间上的邻近更多地带来了一体化的便利而非安全上的恐惧，国家趋向于在一体化和贸易投资的规则框架内竞争。

五 结论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提出一个关于地缘政治的普遍性解释，而是给出一种相对科学的理解和认识地缘政治的方法，并希望借此能够有助于构建科学的地缘政治理论。

在对地缘政治学的认识方面，本文通过对文献的评述，批评了地缘政治研究中的三类问题：一是过于纷杂的概念界定，尤其是伪标签问题；二是理论构建中缺乏统一的框架和严谨的实证研究方法；三是变量选择中的循环论证和内生性问题。本文认为，地缘政治研究的是地理同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之间的互相作用，以及地理对行为体间互动的影响。本文通过物质/观念、过程/结构两组二分法对文献进行了梳理，提出了科学的地缘政治新的分析方法，并且引入了“因素+机制”的分析框架对四种范式进行综合，提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

本文通过机制性的分析强调对地缘政治的研究应该兼顾结构和过程两个方面。地理禀赋一方面通过对生产和贸易的影响作用于社会过程，从而带来社会内部制度的变迁；另一方面通过影响结构中行为体之间竞争的结果；此外行为体在内部过程和外部结构中演变的结果又会成为下一次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三者共同决定了国家的兴衰。

地理和国家兴衰之间的因果机制是复杂的，因而建立一个宏大的普遍性理论是困难的，本文将地缘政治的特性归纳为因果性、复杂性、情境性和动态性。这四个特质是理解和运用本文的分析框架的关键。

第一，地缘政治的因果性强调的是地缘政治的研究应重视因果性解释，而不是以相关性解释来替代因果性解释，地缘政治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罗列变量之间时间上的相关性或者是回归分析中的显著性，而要解释自变量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对因变量起作用。在政策研究中，不能仅仅凭借个别案例中体现的相关性就突出特定地理区域、海陆通道或者资源的控制是保障大国崛起的良药。本文的分析框架表明，要进行有效的因果解释，就必须同时考虑过程和结构两个层面的因素和机制。

第二，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强调的是地缘政治的研究应当避免线性的思维。同时，地缘政治研究不能把变量之间完全看作简单的关系、它们孤立地对结果起作用，地理变量不是直接影响国家的兴衰，而是借助过程和结构两个层面的中介变量，并且通过对初始条件的影响共同起作用。由于地理禀赋要通过间接且多条路径影响国家的命运，因而作为起点的地理禀赋如位置、资源和规模等因素在整个传导机制中的作用都很可能不是单向的。要考察特定地理因素的作用就要至少综合结构、过程和初始条件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第三，地缘政治的情境性强调的是地理禀赋在不同时期所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地缘政治研究需要将宏观和微观的视角相结合。不同时期过程层面（生产和观念）细微变化的积累最终可能造成结构层面的系统性变更，缺乏微观视角就只能够把结构性变化视作外生性事件。农业时期、工业时期和后工业时期国家内部不同的生产和观念决定了地缘政治的目标诉求也是不同的，而同样的资源或者地理环境在不同时期内对于国家的意义也是截然不同的。因此脱离特定的时空情境来考察特定地理禀赋对国家的作用是不恰当的。

第四，地缘政治的动态性强调的是地缘政治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地缘政治中结构和过程的变量都带有强烈的自相关特性，即无论是结构还是过程层面的变量，无论是中介变量还是因变量，都受到了该变量上一期的变化结果的影响。同时地理禀赋又在每一次的过程和结构层面的变迁中起作用，而这些变化的结果又会成为下一期的初始条件。时间变量和路径依赖的考虑让地缘政治的过程显得极为复杂但也更接近真实情况。

在理论构建层面，本文认为，对于未来的地缘政治理论研究，如下几个方面可能可以有所作为。首先，由于地缘政治的复杂性，构建地缘政治的宏观统一的理论模型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可以选取特定的时空建立起关于地理和国家兴衰之间的中层理论。其次，区分各种因素在不同时空的不同含义，厘清同一层面中不同的因素、不同层面同一因素的作用机制，建构更为机制化的理论。最后，确立地缘政治中的核心机制，阐述各因素在核心机制的不同阶段的作用，并且可以在不同阶段加入各种辅助机制来容纳更多的竞争性解释。

来源：本文节选自《中国周边地缘环境新趋势》一书，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时政国关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