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关于问题本身的论述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问题是人们意识到的并想要解答的事物的矛盾。问题有真伪之别。问题得以成立的现实条件具备，而且前提预设正确，则为真问题；前提有误，或者其解答条件预设有误，则为伪问题。原则性问题与琐碎性问题是真问题谱系中的两极；抽象的、错误的和幻想的问题是伪问题中的三个主要类别。矛盾具有普遍性，求解一个真问题很可能会涉及与之相关的一切问题，因而必须借助抽象规定来避免重复。解答真问题的过程就是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过程，其答案就是最终的思维具体；伪问题的正确解答方式是问题批判，其答案就是否定问题本身。

关 键 词：问题辩证法；真问题；伪问题；原则性问题；问题的答案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意识形态观念传播规律及其运用研究”(20SKGH002)、西南政法大学人文社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西方先进文化借鉴与发展研究”(2019XZYB-05)的阶段性成果。

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的过程，任何知识都是相应问题的答案。问题和答案的演进历程，就是理论引导实践和实践激发理论的交互过程。知识绝不只是答案，而是问题和答案的统一体。①马克思有着丰富的关于问题本身的哲学思想，我们称之为问题辩证法。但遗憾的是马克思的问题辩证法尚未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

一、真问题与伪问题

何谓问题？有人认为“问题仅仅是命题函数(或命题形式)”；②也有人认为“一个问题的意义等于其解答条件”。③但实际上，问题就是人们想要解答的事物的矛盾。矛盾无处不在，逻辑上的通与不通、认识上的知与不知、实践上的改造与被改造，皆是矛盾。客观世界本身蕴含的矛盾并非直接等于问题，问题是已经认识到的矛盾，并且想要解决矛盾或者想为矛盾的解决提供正确的方案。没有对矛盾双方的粗略认识，就不可能有问题产生。问题与知识成正比，知识越多，可能提出的疑问就越多。彻底的无知者是不可能提出任何问题的。认识到矛盾，但将矛盾认作理所当然，或将其认作是无须解答、不必解答或不想解答的人，也不会提出相应的问题。任何现实的问题都蕴含着想要解答它的意志。因此，问题是知识、意志和事物之矛盾在思维中形成的辩证综合体。这个综合体包含着诸多的关系，而“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④因此问题只相对于作为主体的每一个“我”而存在。从心理发生的角度来看，问题是预期受阻而又想克服阻碍的结果，它展现出“预期—阻碍—问题—答案”的动力模式。当我们按预期面对世界时，我们发现有某种东西冲撞我们或挫伤我们，即发现世界不适合我们或我们不适合世界，问题就产生了，因此问题必定蕴含着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欲望。“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⑤因此人们必然面临诸多的问题，历史的发展也就是不断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的过程。

命题的真假在思想史上受到了充分的重视，但问题的真伪却很少有专门的讨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那些前提正确并且现实世界已经预示出其解答条件的问题，即为真实的问题，简称真问题。那些前提有误的问题，或解答条件预设有误的问题，即为虚假的问题，简称伪问题。我们先来看马克思的论述，他在写于1842年的《集权问题》一文中说：“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⑥

在此，马克思提出了三个论题。第一，任何合理的问题都是“在内容上有根据的”问题，问题得以成立的前提无误，而且世界历史或现实生活的内容已经展现出了问题的构成要素及其可能的答案空间。第二，合理问题的主要困难是问题，即如何提出一个“非常精确周密”的问题。随便提出一个在内容上没有根据的问题，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要提出一个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合理问题却是相当困难的，这需要考虑问题得以成立的诸多现实因素及其前提，还有前提的前提，以及问题可能有解的现实条件。第三，现实的问题都能得到答案，“现实的问题(real question/wirklichen Frage)”也就是真实的问题，即合理的问题，而非抽象的问题或虚构的问题。用数学上的解方程来作类比，“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只要问题提得合理，就能给出答案。当然，这个答案不一定是凭感官经验就能确证的答案，也不一定是实践上已经或即将完成的答案，它有可能只是还没有充分经验根据的理论上的答案。比如马克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就提出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⑦或者说“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问题，这是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⑧它是资本主义时代一个迫切的大问题，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一生都在致力于解答这个问题，但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主要还是理论上的解答，世界历史还未得出最终的答案，即共产主义尚未成为感官上的现实。不过，人类历史在不断走近实践上的最终答案。

明白真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式是搞清楚何谓伪问题。从虚假的程度来说，马克思至少区分了三种不同的伪问题，即抽象的问题、错误的问题和幻想的问题。

先看抽象的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及“创世说[Sch?pfungstheorie]”时，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谁生出了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创世问题，对这个问题，马克思说：“我只能对你作如下的回答：你的问题本身就是抽象的产物。”这个问题的起因是“你是你父亲和你母亲所生”，于是又有谁生出了你的父亲或母亲等问题，紧盯着这个无限的过程，就可能提出那个创世问题。这个问题显然是抽象的产物，因为提问者“仅仅注意一个方面即无限的过程”，而没有“紧紧盯住这个无限过程中的那个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循环运动”，⑨因此提问者的问题“把人和自然界抽象掉了”。创世问题的提出者一方面将人和自然界设定为“它们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又希望回答者“证明它们是存在的”。因为那问题本身预设了一个“荒谬”的前提，所以马克思无法在那问题所预设的前提范围内对其直接加以回答。

再看错误的问题。马克思在1865年写了一篇评论蒲鲁东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财产？》的文章，马克思说：“这本书的缺点在它的标题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问题提得非常错误，甚至无法给它一个正确的回答。”蒲鲁东的提问预设了经济范畴是“预先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而不是将其“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然而，实际上并不存在超时空的、超历史的普遍财产范畴。“古代的‘财产关系’在封建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封建的财产关系又在‘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⑩因此财产关系根本就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11)什么是财产？这问题因其提问的前提预设有误而无法回答。但蒲鲁东实际上要回答的问题是：现代资产阶级的财产是什么？可是他又将作为“法律表现”的财产关系与作为“产生关系”的财产关系混杂在一起，因而陷入双重的谬误。

最后是幻想的问题。1881年，荷兰工人运动活动家纽文胡斯写信告诉马克思，苏黎世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荷兰社会民主党人打算将如下的问题提交大会讨论：“社会党人如果取得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首要立法措施应当是什么”。(12)我们将该问题简称为“首要措施问题”。纽文胡斯在信中请求马克思回答这个问题，马克思却直截了当地说：“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这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为什么说这是个幻想的问题呢？因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13)当时的社会党人取得政权还只停留在“如果”之中，“首要措施问题”得以真正成立的历史环境尚未具备。在不知道任何具体历史环境的情况下，先验地提出不切实际的问题，当然只能陷入幻想。而且，在“革命的直接的下一步的行动方式的种种条件”尚不具备之前，提出这种幻想的问题是有害无益的，因为“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14)

抽象的问题、错误的问题和幻想的问题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只是一个大致的划分而已。抽象的问题是仅仅盯住事物某一个方面的特征而无意识地加以夸大；错误的问题是对问题得以成立的事实性前提或逻辑关系的认知有误；幻想的问题是现实事物中不包含求解问题的因素。马克思对宗教、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大量批判，都是在揭露它们的问题及其解答方式的片面性、抽象性、幻想性和其他种种谬误。

二、原则性问题与琐碎性问题

有的真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重要问题，而有的真问题可能是没有多少普遍意义的问题。真问题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为此，马克思区分了有原则高度的问题与没有思想内容的问题。前者我们简称为原则性问题，后者我们简称为琐碎性问题。真问题之地位的不平等性源自矛盾的不平衡性。在众多的矛盾中有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分，在同一个矛盾中有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之分。原则性问题源自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而琐碎性问题源自次要矛盾或矛盾的次要方面。

我们先看有原则高度的原则性问题。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一旦现代的政治社会现实本身受到批判，即批判一旦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批判就超出了德国现状，不然的话，批判就会认为自己的对象所处的水平低于这个对象的实际水平。”(15)

1840年代德国社会的发展现状是低于当时的世界历史水平的，德国当时与世界历史水平保持一致的仅仅是“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16)但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只是社会现实的“副本”而非“原本”，真正重要的是原本而非副本。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问题，但这个问题在英国和法国已进展到“社会对财富的统治”问题，而在德国还是“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问题。这说明德国式的现代问题还在“补习操练陈旧的历史。”(17)如果我们想要解答的问题只是德国如何能补上已处于世界历史水平的国家的旧课，而不能站在世界历史水平的高度，不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那么反对当时德国现状的斗争也不外乎是同死老虎进行斗争，即“对现代各国的过去作斗争”。(18)因此就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而言，批判当时德国的现状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这种打死老虎式的批判，降低了批判的水准，没有找到批判应有的对象。1840年代的德国社会发展水平低于世界历史水平，因而德国人不但面临着旧制度的“野蛮缺陷”，同时也分享着英法等处于当时世界历史水平的国家所遭受的现代政治领域的“文明缺陷”，(19)比如普遍的异化、剥削、两极分化等。只有针对这些“文明缺陷”而给出解答之道的问题才是有原则高度的问题，那是什么样的问题呢？答案是，能让英法等国的“现代的政治社会现实本身受到批判”的问题。如何才能使它们受到批判呢？答案是，将它“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即找到主要矛盾中的根本性问题，“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在此，马克思提出的问题是“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àla hauteur des principes]实践”。(20)

有原则高度的实践源自有原则高度的理论，而理论是问题的答案，离开了有原则高度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有原则高度的理论。马克思在此提出的这种问题就是典型的有原则高度的问题。德国面临的问题不在于如何让德国达到世界历史的正式水准，关键在于如何将它提高到世界历史即将达到的水准，即提高到“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21)也就是如何实现真正的人的普遍解放的问题。由此可见，原则性问题是在一个问题域中总揽其他细小问题的根本性问题，根本性问题得到解答，获得其他问题的答案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人的根本问题就是有关人自身的问题。原则性问题一定是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而不是个别人的特殊问题，因为“它所关心的是一切人的真理，而不是个别人的真理”。(22)一个时代的原则性问题不是已被历史发展抛弃的问题，而是历史发展即将要解答的问题。

再来看没有多少思想内容的琐碎性问题。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讨论了一个问题：“哲学也应该在报纸的文章中谈论宗教事务吗？”(23)对此，我们可以简称为“报纸哲学问题”。马克思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批判性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关于应该不应该在报纸上讨论哲学和宗教这个问题，由于问题本身毫无思想内容而被取消了。”为什么这个问题本身是“毫无思想内容”的琐碎性问题呢？因为，如果该问题的前提预设无误，那么该问题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得出结论说，在报纸上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讨论哲学和宗教问题，都显得是“多余的”。(24)由此可见，琐碎性问题是这样的一些问题：当我们充分了解问题的起因和前提预设之后，给出答案就显得有些多余的问题，它既没有原则性的高度，也无法通过问题分析而得出任何具有普遍价值的思想。

在原则性问题与琐碎性问题之间，有着宽广的中间地带，有着无穷无尽的过渡和转化。如果你认为，任何一个问题，要么是有原则高度的问题，要么是没有思想内容的琐碎性问题，二者必居其一，那你就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幻想。原则性问题与琐碎性问题只不过是真问题谱系中的两极而已。

三、一个真问题与一切问题

世界是一张普遍联系的大网，每一个事物都只是普遍联系之网上的一个纽结。任何一个矛盾都牵涉到其他诸多矛盾，因此任何一个真问题得以成立的条件及其解答过程都必然涉及其他诸多问题。假如我们想知道作为资本主义生产主体的人口是什么，这就必须谈到阶级，否则“人口就是一个抽象”；阶级又必须涉及“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否则，阶级“就什么也不是”。(25)但人的思维不可能同时处理这一切问题，正如一部照相机不能同时聚焦所有的事物一样，人的思维也不可能同时聚焦所有的问题，只能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依次处理交织在一起的诸多问题。马克思在1858年4月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资本一般”的写作纲要时说：“假定工资总是等于它的最低额。……其次还假定：土地所有制=0……只有这样，才能在研究每一个别关系时不致老是牵涉到一切问题。”(26)

显然，工人的工资并不总是等于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的生活必需品的最低量，由于历史因素、道德因素或竞争因素的不同，工人的实际工资既可能高于最低工资，也可能低于最低工资，恰好等于最低工资反而不大常见。土地所有制对资本的作用也显然不可能等于零，土地所有制是考察资本内部关系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为何马克思在考察资本时要做这样“不切实际”的假定呢？答案是，为了避免研究一个问题时老是牵涉一切问题的困境。马克思通过忽略土地所有制的作用和工资变化来考察资本一般，这是一种抽象思维，但这种抽象是否会使得马克思对资本的考察陷入谬误或幻想呢？这涉及抽象的有效性及其限度。

“抽象”是一个根本性的知识论概念，它既可指能力，(27)也可指活动，还可指称活动的结果。马克思主要在四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抽象这个概念。(28)一是指心智活动，我们在思维中将世界分解为我们能把握的一些简单规定，这是作为动词的抽象，任何研究工作都必然要用到这种抽象，否则，我们不可能获得任何知识，甚至我们对事物的知觉过程都包含了抽象；二是作为名词的抽象，它是通过搁置、不考虑、忽略或抽取事物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而得到的思维规定，即从感性具体到抽象之抽象；二三是扭曲事物本来面目的心智活动及其结果，马克思有时称之为“儿戏般的抽象法”，(29)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的抽象、宗教神学的抽象、(30)巴师夏对工资和利润的抽象；(31)四是指实在的抽象(real abstraction)，(32)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的抽象，比如资本、货币、利息、地租对人的统治，这种抽象“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33)但它是“历史的抽象”，(34)而且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在进行的抽象”。(35)马克思认为“科学上的正确方法”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但从抽象上升为具体，这依然是以抽象规定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抽象是形成科学认识的一个环节，但不能仅仅停留于抽象规定。抽象本身并没有什么错，抽象会导致伪问题或错误的认识，这只是对“抽象力”的误用而已。

凡是符合事物实际内容的抽象皆是正确的，反之，则为错误的抽象。恩格斯在1884年致考茨基的信中曾评论道：“马克思把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共同内容概括为它们的最一般的思维表现，所以他的抽象只是用思维形式反映出已存在于事物中的内容。”(36)马克思自己对抽象之有效性的限度也有着十分清醒的自我意识，比如，每个时代进行物质生产的工具、对象、劳动者和具体的生产关系等都非常不一样，但我们依然可以抽象出“生产一般”，“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37)合理地运用抽象力而得到的概念、属性、关系或一般法则等，都是对事物“共同点”的固定。简单的抽象规定主要有三个好处：一是节省思维，免得在思考或叙述中一再重复，这符合费力最小的思维经济原则；二是让思维能够聚焦到要点之上，没有抽象思维就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只能游弋于事物完整而丰富的表象，不能深入事物的内部；三是为进一步的科学研究提供基础。抽象是人类借助思维而掌握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

在马克思看来，超越事物“共同点”的错误抽象至少有如下几种典型形式：一是唯心主义的抽象，即将抽象的概念、观念或理念理解成现实事物的本质，比如，黑格尔将千差万别的果实理解为“果品”这个抽象概念自我发展、自我区分的结果；(38)二是抽象规定的范围有误，比如，边沁将“现代的市侩”这个抽象规定理解成每个历史时代的人的本性，(39)其抽象的范围过大，而李嘉图对货币和地租的抽象却是范围太窄；(40)三是得出抽象规定的前提预设有误，比如蒲鲁东抽象地问所有权是什么，这预设了经济范畴是某种“永恒的观念”。(41)

在分析资本一般时，马克思将工资抽象成最低工资，将土地所有制抽象成零，这并不是不合理的抽象。因为这种抽象只是临时的工具性假设，就如我们为了看清一个细胞的内在结构使用显微镜来观察它而暂时忽略它周围的宏观现象一样。工具性假设只是思维工具而已，在获得该假设下的思维成果之后，马克思又在随后的研究中恢复了被该假设抽象掉的内容，即专门讨论了工资和土地所有制的实际情况。倘若我们把作为工具性假设的抽象当作实质性的事实陈述，那么犯错的不是马克思，而是我们。

因为一个真问题可能牵涉到一切问题，这就需要进行合理的抽象和假设，而且“叙述方法”又不同于“研究方法”。(42)所以马克思在1858年写给拉萨尔的信中谈到他的经济学著作写作进展时抱怨说，“进展很慢，因为多年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些题目，一旦想最后清算它们，总是又出现新的方面的问题，引起新的考虑。”(43)这也是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多次改变自己原定计划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问题的答案与问题分析

哲学的任务是双重的，即必须推进问题的分析，接着推进答案的综合。没有清晰问题的哲学是完全失败的，没有可信答案的哲学是徒劳无功的。(44)问题意味着反思，反思需要集中注意力和有意识的努力，没有对事物内部矛盾的反思，就不可能产生问题感。相对于单纯的接受而言，提出问题要困难得多，清晰地界定问题则需要对疑惑或问题感再进行反思，因此清晰地提出一个真问题并不容易。对清晰的真问题而言，不但其前提预设无误，问题的提法没有歧义，而且可以有切实的答案。前提有误的是伪问题，歧义丛生的是模糊的问题，没有切实答案的是空问题。有哲学家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至善”“什么是艺术”等问题，“都是含义不清的混成短语，它们包含了许多可能的问题”。(45)清晰地分析问题就是澄清问题得以成立的条件，考察问题的预设前提，消除问题的歧义，探索其解答路径。

只有分析了问题，“才能得出答案”。(46)对于伪问题而言，问题分析就是问题批判，否定问题就是问题的答案。马克思在谈到达里蒙的危机理论时，曾针对他的荒谬问题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任务所提出的条件本身已经包含着这个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回答往往只能是对问题的批判，而问题往往只能由对问题本身的否定来解决。”(47)达里蒙想要解答的问题是如何消除周期性的商业危机，他将危机的原因归结为金银享有的特权，“即唯有金银才能充当可靠的流通工具和交换工具”。他的答案是“要废除金银的特权，把它们降到其他一切商品的等级”。(48)在马克思看来，他的问题是个十足的伪问题，因为他实际上是在问：“如果不触动现存的生产关系和建立在这些关系上的社会关系，是否能够对流通进行这样的改造？”这个问题预设的条件是不去“改造流通的前提”，但想要“改造流通的逐步产生的结果”。(49)一方面要维持矛盾得以产生的前提不变，另一方面却又幻想直接改变其结果。其实，任何结果都只能是一定前提的结果，前提不变，结果不可能变，因此，达里蒙为自己的问题所设定的前提条件已经使得他的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只有通过问题分析从而否定问题本身，才是那个问题的唯一答案。

再比如，前面分析过的“创世问题”，马克思在揭露其得以产生的虚假前提之后，给出了四种可能的答案：一是放弃你的不合理的抽象，“你也就会放弃你的问题”；二是坚持你的抽象，就得将抽象贯彻到底，“设想人和自然界是不存在的”，这样创世问题也就失去了意义，因为没有人和自然界，也就无所谓创世的问题；三是“设定一切都不存在，而自己却想存在”，这样一来，创世问题也就变成了利己主义者的自我幻想；四是“不想设定自然界等等不存在”，而是想知道自然界的形成过程，那也就不存在创世的问题，因为自然是“通过自身而诞生”的，人是通过劳动而诞生的。(50)对于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的问题，马克思通过问题批判将其转变成了一个新问题，即现代资产阶级的财产是什么？这个问题也“只能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分析来回答”。(51)对于纽文胡斯提出的“首要措施”问题，马克思说：“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52)问题批判不仅仅要揭示其前提的虚假性，更要揭示伪问题在人们头脑中的内在形成过程。

对于真问题而言，问题分析就是从感性具体到抽象规定再到思维具体的历程，作为结果的思维具体就是问题的答案。比如要解答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资产阶级所有权是什么？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因为“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53)描述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事情，马克思曾尝试过从人口、劳动、地租、土地所有制开始描述资产阶级生产，但这些都不是恰当的起点。所以，马克思选择了从资本主义社会最常见的细胞即商品开始描述资本主义生产，他先抽象出一些简单的规定，然后“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往和世界市场”，最后形成“具体的再现”，(54)再现出来的具体就是问题的答案。马克思从来就不是单纯地正面解答自己提出的问题，其间始终贯穿着对各种伪问题及其答案的批判。

问题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内在呼声，历史的发展最终会解答一些问题，也会遗忘一些问题，还会不断产生新的问题，并用新问题来回答老问题。任何时代都是问题多于答案，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懂问题辩证法，不能清晰而辩证地分析问题，错将伪问题当作真问题解答，或者误将真问题当作伪问题来批判。

注释：

①[英]柯林伍德：《柯林伍德自传》，陈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6页。

②Felix S.Cohen,"What is a Question?",The Monist,vol.39,no.3,1929.

③Ivano Ciardeili,"Question Meaning=Resolution Conditions",Logic and Logical Philosophy,vol.26,no.3,2017.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3页。

⑤《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8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92、94、147-148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8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6、196、195、195、195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19、1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1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9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5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5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3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158页。

(27)比如，马克思讲：“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

(28)Bertell Oilman,Dance of the Dialectic:Steps in Marx's Method,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3,pp.61-62.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04页。

(30)“神本身是长期的抽象过程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0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05页。

(32)汪行福：《马克思“现实抽象”批判四维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2期。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14页。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158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23页。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23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6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76-278页。

(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04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33页。

(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9页。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1页。

(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149页。

(44)Luciano Floridi,"What Is a Philosophical Question?",Metaphilosophy,vol.44,no.3,2013.

(45)柯林伍德：《柯林伍德自传》，第115-116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9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74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72、74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9页。

(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6页。

(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8页。

(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58页。

(5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38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页。

文学平，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401120)。

来源：《学术研究》202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