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兴衰唯在用人；用人之要重在导向。乡镇作为联结城乡的枢纽，无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沿阵地，而加强乡镇领导班子和乡镇干部队伍建设，是推进乡村组织振兴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乡镇党委、政府换届的如何选人用人，事关“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的战略全局，关乎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根据基层调研发现，当前一些地方在乡镇党委、政府换届工作中，推行年龄“门槛”“一刀切”的硬核政策，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在基层的蔓延，需要高度警惕。
一、年龄“硬指标”划线何以不拘一格降人才？
为了建立常态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不“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龄”的“四个不唯”选人用人导向。在推进乡村人才振兴中，无疑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破除“唯年龄论”的要求，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不搞年龄门槛“一刀切”，从而不拘一格降人才，形成乡镇干部个个都有干劲、人人都有希望的工作局面，调动各个年龄段干部的积极性，推动乡村振兴“万马奔腾”而避免“单兵独进”。
而在当前的乡镇换届中，一些地方却出现了任职年龄划线、任职时间划线的班子配备“硬指标”“一刀切”现象。如中部某县明确要求班子年龄结构“85后”必须达到30%比例，因此就推出“一刀切”的硬核政策：一是每个乡镇分配劝退任务，其中1972年之前出生的必须劝其就地改非或调至县事业单位或参公单位，而且组织部门不找乡镇干部谈话，要求乡镇自我统筹，不少乡镇党委书记就按照年龄大小为标准劝退干部，导致不少乡镇班子骨干成员就不得不为年龄的“硬指标”下岗。该县有两个乡镇班子年龄结构本来就年轻化了，但根据这个“一刀切”的要求，却把人缘、业务、行政都很强的“80后”的乡镇副职劝进了机关。二是要求45岁以内在同一乡镇班子满15年或正科满10年必须交流，但由于县局与乡镇未同步调整，就把年富力强、久经基层锻炼的书记、镇长、人大主席、政协主任空挂到县直机关，提前进入养老休养状态。还有不少熟悉情况、经验丰富、口碑好、善于做群众工作的乡镇副职班子成员因年龄“硬指标”只能就地改为非领导职务。有个乡镇班子成员感叹：任职年龄“一刀切”，任职时间“一刀切”，乡镇换届变下岗，心里有苦，何处诉说？
诚然，乡镇党委、政府换届对于班子结构有着不同年龄阶段的客观要求，但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并不意味着干部年轻化等于低龄化，也并非每个班子都需要“一刀切”配备。“老中青”三结合是最为理想的配备，但实践的复杂性不可能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实现最优化的顶格管理，需要“老中中”“老青青”“中中青”等多元模式的干部优化组合。因此，应该运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根据各个县、乡的客观实际作为一道“选择题”而非作为一道“判断题”。既要在基本条件接近的情况下给优秀的年轻干部更多的机会，又要让同样优秀而处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拥有“人尽其才”的发展空间。简单地“一刀切”将年龄划线作为班子配备的“硬指标”，是把一大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优秀乡镇干部拒于门外，导致本来人才稀缺的乡村形成人才闲置与浪费的怪状。
二、“一刀切”的“门槛效应”导致用人导向变异
为了达到乡镇换届领导班子年龄结构的要求，一些地方简单地以年龄划线，实际上是降低选人用人标准而揠苗助长，忽略了客观情况的差异性，一刀切地下达人为数字化的表格任务。如此一刀切推进乡镇换届，是因为这个“推土机”是最简单的工作办法，也是动脑最少、动手最少被称之为所谓“见效”最快的工作办法，却违背了《干部任用条例》不简单以年龄划线的严格规定，极大地挫伤了45岁至55岁这些长期“5+2”“白+黑”工作在基层一线的乡镇干部积极性，是不重实效强求“速效”、不顾实际强求“齐步走”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典型表现，必然切掉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导致用人导向的变异。
如中部某县为满足班子年龄结构，简单地以“85后”必须达到30%比例的“硬指标”划线，需要将“85后”去替换45岁至55岁这些“老乡镇”，采取两个办法，一是从县直机关下派，可愿意到乡镇任职得不多，都认为到乡镇非常清苦，工作繁杂，离家较远，何时回城无法确定。导致县直部门干部“不愿意干的请去干”，在乡镇长期培养锻炼的干部“愿意干也能干的不让干”，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长期以来没有形成县直机关与乡镇进行交流而培养乡镇年轻干部的常态化机制。二是从本乡镇新进选调生、公务员队伍中考察选拔。由于以年龄择优替代素质能力等方面要求，“硬指标”划线无形中形成了乡镇干部的年龄“荣枯线”，使最适宜的人才由于年龄“荣枯线”难以入选，也就大大缩小了选拔干部的范围。而在乡镇的年轻干部数量不多，结果就只能从数量上满足年龄结构要求，在一些乡镇只有个别符合年龄条件就成了唯一人选，或许是年轻干部自己都感到意外的“火箭提拔”。
存在这些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优化乡镇班子年龄结构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没有把年轻化放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样一个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中全面定位，简单地以年龄要求取代综合素质，把“年轻化”当成了班子年龄结构优化的唯一标准，为了年轻化而年轻化。有乡镇干部感叹，为了实现乡镇班子年龄结构上的数量指标，就不惜破格提拔任命一批“火箭式”的“娃娃干部”。可以认为，这些年轻干部的明显优势就是受过高等教育，思想敏锐，接受新事物快速，但受教育的背景大多数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一方面，而且大多是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的成长经历，不仅缺乏独立处理复杂问题的历练，而且缺乏乡村社会治理的经验专长和农业农村发展的必备能力。能不能够团结和发动农民群众推进乡村振兴，这应该是乡镇换届的第一个目标，在非科层制管理的乡村社会，不是一纸任命就能够有让广大农民群众认同的权威。同时，以年龄为前提的“天花板”的存在，使得45岁至55岁这些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实践能力很强、也善于处理复杂问题的乡镇干部下岗而靠边闲置十分突出。
人才是推动乡村振兴的第一资源，在人口老龄化、实行延迟退休的大背景下，更应该适当放宽乡村干部的年龄限制，抬高干部任职年龄的“天花板”，使乡村各个年龄段的干部各安其位、各展其才。特别是对于那些经过复杂环境锻炼又有突出才干的农村基层干部，要唯才是举而敢于打破身份、年龄、学历等条条框框，建立一个愿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才能破解人才这个乡村振兴中最突出的短板问题。
三、需要从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高度对待乡镇换届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因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就必然要求把制度变革与建构落实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上来，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立场。随着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中国社会进入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就必须把“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最具基础性、广泛性的社会发展理念落实到乡村振兴的农民主体地位上来，才能构建农业高质量发展、农村高效能治理、农民高品质生活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发展格局。
早在延安时就有个著名的“窑洞对话”，毛泽东认为，我们能跳出黄宗羲定律，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邓小平指出，“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有序政治参与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指出要“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乡镇换届必须毫不动摇地按照党中央提出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原则这一政治要求，保障和支持农民在乡镇换届中的主体地位以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是“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的最直接体现，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新发展理念的根本要求，也是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使广大农民群众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才能激发农民的主体积极性成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乡镇政府本质上就是国家向乡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这一双鞋子要农民来穿，合不合脚也只有农民才最有发言权。在乡镇换届中，如果农民缺乏积极性作为旁观者，那么，就必然是政府体制内的一个自我循环、自娱自乐的游戏。需要强调的是，在乡镇换届中加强党的领导是必须的，但加强党的领导是为了实现农民群众当家做主，而非把某些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意图强加于农民群众之上。当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意图与农民群众的意愿不一致时，是服从前者还是服从后者，标志着是不是在真正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