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低碳经济转型是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塑，我们必须彻底转变观念和思维方式。
近代和现代经济都是高碳经济，具有低成本、高效率、高利润、负外部性的特征，因此也为低碳经济转型带来了五大挑战，包括市场资源配置、人性、碳达峰过程、地区和行业差距、节奏和平衡等方面的挑战。
应对挑战的思路是：“碳中和”离不开政府的参与，需要国家统筹设计，并运用金融、财政补贴、税收等各类政策工具，尤其重视“碳定价”的作用。
——李克平 CF40学术顾问、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
*本文为作者在2021·金融四十人年会暨专题研讨会“新发展阶段：开局和展望”平行分论坛二“高质量发展与可持续投资”上发表的演讲，视频经授权后在第24期浦山讲坛上播出，转载自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实现“碳中和”必须彻底转变观念
“碳中和”或者低碳经济转型的问题，不仅是教育问题，还需要概念认识和思维方式的彻底改变，否则我们不可能改变任何考核指标体系。不管是讨论增长方式、考核指标、GDP或者是绿色GDP，考虑碳中和与不考虑的二者行为机制完全不同，两种思维方式下会有不同的价值体系，因此“碳中和”是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塑。
对此，我有几点认识：第一，“碳中和”不是单纯的环境问题，而是根本性的经济问题，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目标的转变。第二，它不是一个短期的政治目标，而是我国的长期战略，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大转变。第三，它不仅是一两个行业的调整，而是整个产业结构的巨大转型和调整。从地域上看，它是全球所有国家必须面对的转型，只是程度有所不同。第四，它根本就不是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的问题，而是一个可量化的、严肃真实的问题，而要认识到上面这几点就需要有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彻底转变。
高碳经济的特征和挑战
近代和现代经济都是高碳经济，这是自然禀赋、技术发展路径、社会组织方式和市场机制等综合影响的结果，其特征是追求低成本、高效率、高利润，这也是我们之前的发展动力。
此外，高碳经济还有负外部性的基本特征，但是负外部性在经济学上是市场机制失灵的部分，所以尽管碳排放和市场机制可以并行不悖，但始终没有得到校正，这些特性也带来了一些挑战：
第一，“碳中和”是市场机制解决不了的问题，形成了对市场配置资源的挑战。至少在没有其他力量干预的情况下，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不可能自动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企业没必要用更贵的技术去实现碳中和来完成目标。
第二，向低碳经济转变是对人性的挑战。因为这个转变过程太久，可能需要两三代人的努力，所以我们都觉得很遥远，对它不够重视。在当下这个重短期功利、奉行实用主义的环境下，要去实现一个涉及人类未来的理想主义的长期目标，需要做的工作太多，从形成共识到建立强有力的机制，都是挑战。
第三，我们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更艰难的碳达峰、碳中和过程，这是中国特有的挑战。
很多文章都提到，欧洲花了70多年完成碳达峰，美国花了40多年完成碳达峰。但他们不完全是通过技术进步和减排实现的碳达峰，而是通过全球化产业转移实现了本国境内的碳达峰，这种方式至少发挥了一半以上的作用。
随着国际社会的低碳经济共识增多，中国在已经作出诸多承诺后，如果以高碳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自己的资本、产能、行业，可能造成负面的国际影响。因此我们只能放弃发达国家高碳产业转移的道路，转而通过高成本的技术创新来减排。
并且，发达国家在进行产业结构转移时，把自己产业生命周期的尾部利润全部拿回本国，但我们只能舍弃尾部利润，并用更高昂的成本去进行减排，这是不可避免的。
第四，地区和行业之间存在差异性。任何国家都有高碳和低碳的技术发展、地区禀赋，地区和行业之间的差异，这也是重新洗牌的深远因素之一。能否取得成果，取决于我们的规划节奏和手段强度。
屠光绍提到是否要建立地方考评机制来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详情），我觉得这个方向不错，但是最大的挑战在于怎么做。我们依照什么给每个省制订碳排放标准，是人口、GDP、产业结构还是土地面积？——没有一个标准是真正公平、可以让每个省都接受的。
因为当前我们还是高碳经济，产业结构在各地区不平衡。比如华北地区拥有大量的钢铁这类高碳企业，而海南高碳企业较少，如果用同样的标准去衡量二者的碳排放，是否合理？即使合理，这种决定是否可执行？即使可执行，大家能够自觉自愿去完成吗？可以想象这里面存在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挑战，尽管全球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有所进展，但进展并不快。
第五，需要考虑如何在低碳转型过程中把握节奏和平衡，统筹兼顾转型和创新、地区差异、新的实现目标和失业等问题。
我们必须面对和平衡诸多风险，除了金融风险，还有产业结构调整、失业、低增长的压力等风险。低碳转型还可能提升生产成本，甚至推动成本型通货膨胀，也可能扩大地区之间差异。这一方面给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提供了新动力，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国际博弈的新路径，因为国际贸易和投资尚没有统一的绿色标准。此外对绿色创新技术的支持也会对财政造成压力，这个风险也不可忽视。
此外，徐忠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一旦有了“碳中和”的目标后，高碳行业马上面临巨大的冲击，比如煤电相关的高碳企业立即遭到投资者的低估和疏远（→详情）。这个现实问题引人深思，当不可更改的发展趋势确定后，这种趋势可能被市场价格和估值超前兑现，即长期预期全部被短期兑现，这不可避免地带来冲击，我们怎么去判断和应对？
这种冲击是持续不断的还是一次性冲击？抑或是不断起伏波动的过程？
我更倾向于后者，这种冲击至少包含着两种力量，第一种力量是发展趋势对我们预期的影响，比如在确定“碳中和”目标后，投资者可能看空高碳行业。但还存在第二种力量，即市场供求的力量，因为看空会对整个行业的供给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碳定价发挥作用时，该行业的生产成本和相关产能必然受到影响，市场表现也会更复杂。
段国圣以投资者视角，用“四象限”法分析“碳中和”背景对行业产业结构的利空和利好（→详情）。但我觉得这只是初步想法，就像前面所说，至少有两种力量在影响着市场，短期、中期、长期中的具体发展路径存在巨大差异和众多不确定性，我们不能仅根据“碳中和”这个趋势以及高碳低碳的差异来判断利好和利空。真正的实践者必须做深入而具体的研究，而不是仅仅根据方向和趋势就做出长期判断。
毫无疑问，长期趋势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最重要的变量之一，但是它不能完全代替其他变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新的高科技趋势形成之后总会发生泡沫，就是因为有很多人赌方向、盲目投资，实际上通向最终方向的道路是坎坷曲折的。
如何应对低碳转型的挑战？
怎么解决上述问题？最关键的是要认识到市场机制不能自动地解决这些问题，它必须借助外力。
毫无疑问，这个外力首先是政府，所以这其实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悖论或者反转。从来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外部因素像“碳中和”这样让政府强势介入经济活动中。准确地说，“碳中和”不是标准的经济活动，而是涉及整个社会的活动，因为没有政府的介入，仅靠市场机制没有办法完成这个目标。因此“碳中和”是市场和政府的双任务，需要企业和社会全体的参与。
而政府的参与涉及到国家的整体规划，需要统筹设计，至少在基础设施、信息标准、低碳绿色标准、指标界定、信息披露等基础工作方面，需要国家推动甚至直接参与。此外还有政策工具，政府必须全方位、组合式地利用各种手段，包括金融工具、财政补贴、公共投资、税收政策。
其中“碳定价”非常重要，如果价格信号不对，所有的配置和机制就不是我们期望的目标，那么市场很难发挥作用。因此只有把碳的定价引入现有市场经济机制中，才能纳入碳排放的负外部效应。但是这里涉及到一次性、多次性、分步以及分产品、分行业、分地区的无穷多的组合和可能性，意味着我们要选出最佳实践、最佳路径和最佳平衡，对政府部门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然，其中还会涉及到监管等领域，从行业标准、技术标准、生产标准、产品标准等各方面去促进产业转型和碳定价的结合。
最后，据有关部门估算，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一共需要一百多万亿元的投资，全球所需的投资额更为庞大。投资者经常会把这看成是投资的饕餮盛宴，然而它可能更像风险投资，原因在于目前高碳技术仍然占据主导，低碳转型的技术发展路径包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在整个投资过程中，我们需要考虑长期战略投资，必须在估值模式中加入“碳中和”这个目标。
马骏在早期研究绿色债券时就提到，资产拥有者应该有更大的力量参与绿色金融或者应对气候变化（→详情），对此我很赞成。
如果市场机构投资者的主要目标是在可接受风险条件下获取最高长期收益，但绿色投资收益不高，该如何选择？——市场机构的目标是挣钱，如果选择做不挣钱的投资，那就是做慈善。之前我一直关注早期社会责任投资或环保行动在各种实践中的收益情况，但收益并不是特别理想。所幸过去五年已经有所好转，虽然缓慢，但是在发生变化。
深层次来看，当出现这种道德立场较强的目标后，企业实现它的动力是什么？考核指标是什么？如何让考核指标和职责去推动企业行动，而不是通过个人理想起作用，这点至关重要，否则行动很难落实，这方面欧美有诸多宝贵经验可供借鉴，而整个资产管理和投资格局也将面临新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