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暴发……呈现出诸多不常见且复杂的特点……我们曾期待当代科学战无不胜，可以使所有困难迎刃而解，然而现实却与理想背道而驰。”
——大卫·J. 森瑟尔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1976年11月24日于亚特兰大
在核桃大街（Walnut Street）和宽街南段（South Broad Street，现在被费城人称作“艺术大道”）的交叉口，坐落着凯悦（Hyatt）大酒店——一座设施齐全的现代化商业酒店。它宽敞的客房摆着作为招牌的“双垫层”床垫 [1]，俯瞰中心城区的餐厅位于19层，铺设着木地板，堪称现代奢华与古典魅力的结晶。从宽街踏入酒店大堂，踱步走过锃亮的地板来到前台，抬头看看那光彩夺目的大吊灯，或是在旋转楼梯上，触摸那用大理石与铁纯手工打造的、品味高雅的扶手，你就会被这里随处散发的魅力所吸引。如果你不在意装潢，而是要为重要事务寻找洽谈场地，酒店会为你提供最先进的会议室，此外还有一条室内慢跑步道、一个标准长度的游泳池，以及一个占地9.3万平方英尺的运动俱乐部。过敏体质和有洁癖的宾客还可以选择一尘不染的“低敏”客房，房间内置了高科技的空气净化系统，能够过滤空气中的过敏原和刺激物。一如酒店在广告中所标榜的：“凯悦纯净客房，尽享舒适睡眠。” [2]
不过，酒店的网站上没有提及这栋建筑最为著名的往事——至少在费城婴儿潮一代人的心中，那段记忆难以磨灭。1976年，在当时名为“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Bellevue-Stratford）的这家酒店里，暴发了历史上最为棘手的传染病之一。而暴发的源头就藏在它的空调与冷却水系统之中。
“军团病”事件开端于当年7月21日，星期三。那时，2 300名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又译为“美国军团”）宾夕法尼亚州分部的代表携家属（共计4 500人左右）来到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大酒店，举行为期4天的年会。是夏，正值美国独立两百周年纪念，老兵们——许多是二战和朝鲜战争的退伍军人——正准备来一场时兴的派对。负责年会主持与招待的是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在该州的助理爱德华·霍克（Edward Hoak），经过他的讨价还价，老兵们拿到了500美元的折扣房价，能负担的成员随即入住于此。
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大酒店的前身是位于斯特拉福德大街与宽街交叉口西南角的斯特拉福德酒店和西北角的贝尔维尤酒店。历经了耗时两年、斥资800万美元（约值今天的2 000万美元）的改建之后，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大酒店于1904年开业迎宾。它号称全国最奢华的酒店，采用法国文艺复兴风格设计，拥有当时全美最奢华的宴会厅，以及4个餐厅和1 000间客房，其照明设施出自托马斯·爱迪生之手。20世纪20年代，这座被称为“宽街老贵妇”的酒店成了费城社交界的宝地，不论是社会名流、皇室成员，还是州府领导，都偏爱光顾此地。这里接待过的名人包括马克·吐温、鲁德亚德·吉卜林、罗马尼亚的玛丽王后，以及约翰·J.潘兴上将等。西奥多·罗斯福及之后的历届美国总统也爱来此小住。1963年10月，约翰·肯尼迪遇刺前的一个月亦曾流连于此。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大酒店已开始没落，不得不与其他新兴的连锁奢侈酒店展开竞争。就拿退伍军人协会聚会一事来说，虽然经霍克协商拿到了折扣价，但许多代表仍认为这里的饮食定价偏高。他们还抱怨酒店活动室的空调系统不合格，以及服务人员“态度傲慢”。 [3]
那些住不起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大酒店的人选择了附近的本·富兰克林酒店和商业区其他较便宜的旅馆。不过，几乎所有人都造访了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大酒店的大堂，以登记信息并参加大会的主要活动。从第一天在精英实业家俱乐部（Keystone GoGetter Club）的早餐，到最后一晚的指挥官独立两百周年纪念舞会（Commander’s Bicentennial Ball），所有活动都在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大酒店举行。与会者及家属很快就熟悉了酒店的酒吧与活动室。老兵们喜欢在兴头上喝上一杯，特别是那个星期费城气温高达32.2℃，酒店活动室很快就挤满了来解渴和消暑的与会代表们。为节省花销，霍克让代表们自带酒水小吃，但对于不堪重负的空调系统和短缺的冰块库存，他也无能为力。
一周之后，霍克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的马纳镇（Manor）。这个小镇距离宾州州府哈里斯堡200英里，霍克去那里的472号退伍军人协会站 [4]，参加新军官的入职宣誓仪式。在那里，他收到消息称，老兵们聚会后出现了比宿醉严重得多的问题：与会者中已有6人病倒，其中1人死亡。当霍克回到位于哈里斯堡附近的家中时，更坏的消息在信箱中等着他。写信者是他一位亲密同事的妻子，她在信中说，她的丈夫得了肺炎，且救治措施未见成效。几小时之后，霍克的秘书将他这位同事的死讯告诉了他。随后，霍克致电他在钱伯斯堡（Chambersburg）的助理副官，想派他去处理一件事，却得知这位助理副官正在宾州中南部圣托马斯镇参加612号退伍军人协会站当选指挥官查尔斯·张伯伦（Charles Chamberlain）的葬礼，后者在聚会后不久突然离世。霍克又打电话给在威廉斯波特（Williamsport）的前任州退伍军人协会指挥官，汇报这两起死亡事件，却得知那里还有6名其他与会成员因重病住进了当地医院。理论上来说，这也不算太过不可思议。毕竟退伍军人协会的老兵都上了年纪，许多都是有潜在健康问题的烟枪酒鬼。但是短短一周之内就有2人死亡，6人住院，霍克还是觉得不太对劲。他进一步致电调查，发现全州各处的与会代表皆有染病，心中不禁警铃大作。 [5]
在那个周末，并不只有霍克一人关注此事。7月31日的那个周六，费城急性传染病防治中心主任罗伯特·萨拉尔（Robert Sharrar）接到了卡莱尔（Carlisle）镇一名内科医生的电话。这名医生报告说他接治了一名刚参加过退伍军人协会聚会的患者，这个人高热不退，并伴有频繁干咳；胸片显示其右下肺叶出现了支气管肺炎。萨拉尔回复说可能是支原体肺炎，建议给病人抽血，等周一州实验室上班后送去化验。与此同时，他还建议给患者用快速起效的抗生素。当萨拉尔打算结束对话时，医生又追问他是否知道过去几天费城出现的其他肺炎病例，萨拉尔对此并不知情。于是医生继续说，他听闻宾州西北的刘易斯堡（Lewisburg）已有一名患者死于肺炎。萨拉尔立刻致电刘易斯堡医院，要求转接住院病理医师，后者告知他死者是名退伍老兵，死亡原因是“急性病毒性……出血性肺炎”。 [6]
在费城这种规模的城市，出现两起肺炎病例不足为奇——夏天里，平均每周都有20~30名患者死于肺炎。不过，这两起病例还是引起了萨拉尔的深思。当年2月，位于费城东北35英里处的新泽西迪克斯堡（Fort Dix）美军基地分离出了一种新型猪流感病毒株。流感夺走了一名年轻二等兵的性命，并造成多名士兵染病。实验显示该病毒株与导致了致命的西班牙流感的H1N1病毒具有密切亲缘关系。位于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主任大卫·J.森瑟尔（David J. Sencer）担心迪克斯堡的疫情可能预示着一轮新的疾病流行，因此敦促执政的福特政府为全体美国人制备疫苗。作为一名在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受过训练的流行病学家，萨拉尔完全支持森瑟尔的提议，他下决心要保证费城人能第一批接种上疫苗。可是，森瑟尔需要等待国会通过给行政部门的1亿3 400万美元的财政预算，还得静待华盛顿的政客们同意给疫苗制造商提供保险（用于负担疫苗不良反应的可能风险）。
* * *
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及爱德华时代，肺炎可谓是除结核病以外最可怕的疾病，常常会夺去患者的性命，对于老年人和免疫力较弱的人群来说尤其危险。在抗生素出现之前，大叶性肺炎造成的死亡人数约占美国全部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
1927年，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埃弗里实验室的迪博 [7]发现了一种能够分解肺炎球菌多糖荚膜的酶，在这种酶的帮助下，免疫系统的吞噬作用可消灭肺炎球菌。20世纪30年代，科学家又成功分离出了第一种磺胺类药物。有了这两项进展，肺炎的治疗效果和生存率逐渐提升。之后，伴随着40年代晚期青霉素的广泛应用，50年代诸如红霉素、多西环素等新型抗生素的发现，再加上医院呼吸科的技术进步，肺炎的治疗与康复措施都有了长足发展。到了70年代早期，医院的肺炎死亡率已降至5%左右，与我们当下相同。 [8]于是，年轻的医学科学家们不再热衷于关注肺炎。研究者们相信“征服传染病”的时代即将来临，便将精力转移到了与遗传条件和现代生活方式相关的癌症和慢性病上。 [9]
但费城的肺炎暴发揭示了这一信念的谬误。虽然大部分细菌性肺炎是肺炎球菌作祟，但其他一些常见病原体也可能导致肺炎症状，如耶氏鼠疫杆菌、鹦鹉热衣原体等。另一些导致非典型肺炎的常见病原体包括流感嗜血杆菌（普法伊费尔认为它是俄罗斯流感和西班牙流感的罪魁祸首）和肺炎支原体（一种大小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微生物）。此外，还有几次肺炎暴发未能确定病原体，包括1965年华盛顿特区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14人死于肺炎的事件，以及密歇根州庞蒂亚克市（Pontiac）某座卫生部门大楼的突发传染病事件等。后者被称为“庞蒂亚克热”，引发了有流感样症状的疾病，击倒了大楼中144名员工及到访者，其中甚至包括一支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调查小队。尽管这次事件中没有出现人员死亡，也没有关于肺炎病例的记录，但研究发现，当把取自大楼空调冷凝系统中未经过滤的水制成气溶胶，并将实验豚鼠暴露于其中后，豚鼠出现了结节性肺炎，这说明水中存在细菌大小的传染性病原体。不幸的是，从水中和从豚鼠肺部组织中培养病原体的努力均告失败，这令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人员深感挫败。故而，流行病学家们虽然知悉庞蒂亚克市和圣伊丽莎白医院的事件，却没有做书面记录； [10]相反，迪克斯堡的猪流感事件则人尽皆知——事件在当时引发了大恐慌，报纸上满是关于政府疫苗计划的新闻。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8月2日，费城退伍军人管理处诊所的一名内科医生致电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总部，请求联络国家流感防疫项目组的人。请求被转接给了流行病情报服务处（Epidemic Intelligence Service，简称EIS）年轻的调查员罗伯特·克雷文（Robert Craven）及其同事菲尔·格雷提斯（Phil Graitcer）。当时，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全国范围的猪流感，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在A号礼堂设立了“作战指挥室”，而这两个人就在指挥室工作。这位内科医生为他们带来了残酷的消息：周末，4名在他诊所就医的老兵死于肺炎，他们都曾参加过费城的那次集会。此外，还有大约26名与会者表现出“发热性呼吸道疾病” [11]的征象。
一开始，克雷文和格雷提斯对这份报告不屑一顾。这样一大群老年人集会，有4个人死于肺炎并不奇怪。然而在一个小时之内，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又接到了更多来自宾州医生和卫生官员的电话，报告相似的情况。上午刚刚过去一半，肺炎死亡病例已达11例。这就有些不正常了。他们的另一位同事，流行病情报服务处年轻的调查员吉姆·比彻姆（Jim Beecham）最近刚被派任到哈里斯堡的宾州卫生部总部。在和比彻姆通电话时，克雷文得知上午早些时候，霍克发布了一项声明，说他的部下至少有8人死亡，另有30名曾参加聚会的老兵出现了“神秘的病症”。记者们怀疑这与猪流感有关。
流感通常有1~4天的潜伏期，即使是最健康的成年人，在患病后5~7天也会具有传染性。如果老兵们是在费城集会期间感染了猪流感，那么第一起病例应当在7月28日左右出现，同时意味着卫生官员们会在8月第一周面临第二轮疫情。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这就是人们一直在担忧的猪流感暴发吗？没有人能确定。流言蜚语不断散播，而制药公司仍需数月才能生产出足够多的疫苗，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必须迅速应对。不说别的，大卫·J.森瑟尔的声望可是牵系于此。
调查疫情的任务落在大卫·弗雷泽（David Fraser）身上。他当时32岁，毕业于哈佛大学医学院，长得特别像鲍比·肯尼迪 [12]。弗雷泽近期刚被任命为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特殊病原体分部的负责人，并且被认为日后有望成为中心的主任。从猪流感作战指挥室向上爬5楼，就能到达弗雷泽的小型无窗办公室。他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流行病学家小队，成员中有一批刚从流行病情报服务处出师的研究人员。流行病情报服务处成立于1951年，旨在预警防范生物战争，是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建立的疾病侦测精英团队。服务处有能力调查世界各个角落的疫情并以此为荣，因此其标志是一只踏在地球上的穿破的鞋底。每年都有250~300人申请流行病情报服务处为期两年的集训，最终只有75人能通过选拔。申请人来自医学的各个领域，包括临床医生、兽医、病原学家、护士、牙医等。培训重点包括应用流行病学、生物统计学，以及疫情调查管理，尤其注重研究既往病例和绘制“行列表”，以显示病例的细节及传染病的时空分布。此外，受训者还将学习如何收集病理与血清样本。
追随建立者亚历山大·D.兰米尔（Alexander D. Langmuir）的愿景，流行病情报服务处强调在工作中学习。如同兰米尔回答采访时所说，他最喜欢将申请者“丢下水”，检验他们是否会游泳；如果不会，他很乐意“扔给他们救生圈，拉他们上岸，然后再将他们丢下去”。 [13]简言之，从流行病情报服务处出师的人面对疫情时将会一往无前，直到真相水落石出。例如，在几年前，弗雷泽协助解决了塞拉利昂一次拉沙热 [14]暴发之谜。他们走村串户，捕捉啮齿动物，找寻推定的病毒储存宿主，最终锁定了当地的一种褐家鼠。其间，弗雷泽的一位同事差点殉职。森瑟尔选择弗雷泽的另一个原因是看上了他卓越的交际能力。森瑟尔知道，当弗雷泽抵达宾州州府哈里斯堡，而当地卫生官员得知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要插手此事时，弗雷泽的这项特长能派上用场。
面对暴发的疫情，流行病学家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拟定一份行之有效的病例定义，以明确诊断。其次是对比患病人群与相应的未患病人群（又叫作“对照组”）的暴露频率。之后才能判断患病病例是否构成了流行病。弗雷泽在8月3日动身前往哈里斯堡，他知悉已有100起疑似病例，其中有19人死亡，且所有病例都与参加费城集会的老兵有关。然而，这种相关性也可能只是一种巧合：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是个成员联系紧密的组织，有着高效的通信网络，因此协会中发生的事件自然会在第一时间引起关注。更何况，媒体已经对这次暴发给予了高度关注，这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报告的准确性。为确定宾州是否真的发生了疫病流行，弗雷泽需要知道在这段时间里是否还有其他群体或个人得了肺炎，以及这些人是否去过费城或其他什么地方。他还需要统计共有多少老兵及家属出席了聚会，以明确总体人数从而来计算发病率。理想状况下，他还需要获取所有患者的姓名、年龄和住址，如果患者是退伍军人协会的人，那么还需要知道他们参加聚会的日期和所住酒店。这份情报表还要包括主要的医疗与病理信息，如患者的发病日期、死者的死亡原因等。这显然是个大工程，为此，30名流行病情报服务处的成员分赴宾州各地，询问患者家属，或前往住院患者的治疗机构进行调查。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对调查成果满怀期待，于8月2日将克雷文、格雷提斯和一位刚出师的流行病情报服务处调查员西奥多·蔡（Theodore Tsai）分别派往匹兹堡、费城和哈里斯堡。此外，还有两位新的调查员前来加入弗雷泽在哈里斯堡的调查团队，他们是大卫·海曼（David Heymann）——未来的世界卫生组织分管新型传染病的主管，以及斯蒂芬·撒克（Stephen Thacker）——日后将成为美国公共卫生局的助理总医官。
另一个高优先级的任务是确定这场暴发是否为猪流感。这主要由格雷提斯负责，他需要与州实验室保持联络，将患者的咽漱液和血清送往位于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实验室。在那里，专家团队将测试血清是否与2月在迪克斯堡分离出的H1N1型猪流感病毒（代号“A/新泽西/76”）出现交叉反应。同时，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技术员们着手进行抗原实验，以测试病原体是否为当时在北半球流行最广的流感病毒株——代号为“A/维多利亚/75”的H3N2型病毒，或是其他与肺炎相关的常见病原体。
在抵达哈里斯堡的48小时内，弗雷泽就回答了第一个问题：这次疫情不是猪流感。在72小时内，技术人员又排除了“A/新泽西/76”和“A/维多利亚/75”两型病毒的可能性。现在还剩下其他几个可疑对象。首先就是鹦鹉热衣原体，或者是引起Q热的伯纳特立克次氏体，后者可引起牛、绵羊、山羊发病，也会导致人患肺炎。一个较小的可能是组织胞浆菌（Histoplasma ）——一种可通过鸟类和蝙蝠传染的真菌。弗雷泽明白，若要将这些可能的病原体都检验一遍，需要花费数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其间还要冷静细心地收集包括贝尔维尤酒店的灰尘与水源在内的其他证据，检验病故老兵的病理样本等。然而当他造访宾州卫生局局长伦纳德·巴克曼（Leonard Bachmann）及其首席流行病学专家威廉·帕金（William Parkin）的办公室时，弗雷泽发现这里的气氛很难让人冷静。办公室里电话响个不停，致电者都无比恐慌。同时，隔壁新闻发布厅的记者们追问着这场疫情暴发背后是否存在更凶险的阴谋，譬如某群激进派反战分子针对美国独立二百周年纪念日的蓄意投毒；或是给杰拉尔德·福特总统的警告，谴责他两年前赦免了理查德·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所涉的罪行。记者们的联想情有可原。费城市长弗兰克·里佐（Frank Rizzo）曾是一名态度强硬的警察，也是尼克松的密友，在召开纪念日聚会之前，他通过在商业区安插便衣警察，刻意激起民众对恐怖袭击的畏惧情绪。而在疫情暴发之后，里佐的官方发言人艾伯特·高迪奥西（Albert Gaudiosi）提出了更多奇诡的阴谋论，包括中央情报局使用生化武器的秘密行动等。在众人看来，高迪奥西的声明不过是为了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以掩饰市长未能解决旷日持久的垃圾处理争端——关于垃圾回收的争论已持续3周，满街都是大堆的废弃物。 [15]这些垃圾堆引来了老鼠与害虫。记者们不免要问，这些老鼠身上是否有感染鼠疫的跳蚤？老兵们奇特的肺炎症状是不是与鼠疫有关？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科学家们对痰液、肺组织和其他病理样本进行了检测。同时，流行病情报服务处的人员将搜查范围扩展到了整个宾州——每人平均开车行驶了450英里，访问了超过6家医院的10位患者。至此，疾病的临床图景已清晰浮现。军团病的典型表现是病初感到心悸、肌肉酸痛，伴随轻微头痛；接下来的24小时内，患者出现急剧攀升的高热、寒战、干咳，有时还伴有腹痛与胃肠道症状。2~3天后，患者高热达38.9~40℃，胸片可见散在的肺部炎症。因此，如果一位患者咳嗽且高热达到38.9℃及以上，或发热且胸片可见肺炎，就可做出临床诊断。此外，研究人员们还纳入了流行病学标准，即患者须参加了那次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聚会，或在7月1日到8月18日间曾入住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大酒店。而此时，州卫生局名单上的病例都参加过聚会或是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大酒店的房客，这证明这个临床-流行病学诊断标准很有意义。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受围绕此次暴发的舆论影响，人们没想到要上报其他符合条件的病例。为避免偏倚，州卫生局设立了一条热线，希望公众报告可疑病例，而不论患者是否与聚会或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大酒店有关。
至8月的第一周，很明显，本次疫病流行的高峰已经过去。而且由于没有继发病例，可知疾病不具接触传染性。回顾疾病流行曲线，很明显7月22—25日有大量的病例出现，病例数在7月28日达到峰值，并在8月3日之后缓慢减少。此外，聚会之前并没有病例出现，这表明不论病原体是什么，其潜伏期在2~10天左右。总体算来，截至8月10日的4周时间内，共出现了182个病例，其中29人死亡，死亡率为16%。病例中吸烟者和老年人的死亡率更高。60岁及以上人群的死亡率是其他组的两倍。几乎所有患者都是老兵，他们要么住在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大酒店，要么是出席了酒店大堂和酒店活动室的活动。但也有一些符合临床标准的患者并非退伍军人协会成员，包括一名酒店的空调维修工、一名公交车司机，还有几位宽街上的路人，他们只是经过了酒店那气派的临街门面而已。这些宽街的肺炎患者也是这场疫情的患者吗？为什么除了那名空调修理工外，酒店没有其他员工患病？
人们期望流行病学能成为一门精确科学，但其研究有很大一部分仍要依靠归纳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前任流行病学教授、流行病学先驱韦德·汉普顿·弗罗斯特（Wade Hampton Frost）曾说：“在任何时候，流行病学要做的都不只是总结已有事实，而是要将事件按照逻辑链条排列，这比直接的观察要复杂得多。” [16]换句话说，原始数据能告知我们的信息是有限的。弗雷泽意识到，要想进一步了解军团病，他需要深入此次暴发的中心。到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大酒店订个房间并非难事，出于对感染疾病的恐惧，大部分顾客都取消了预订。8月10日，弗雷泽与10名下属搬进了酒店，开始对酒店大堂和活动室展开调查。他想，通过调查那些老兵使用酒店设施的方式，也许能够发现什么线索。
宾州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有1万名注册会员，为了确认其中有多少人参加了聚会，以及重建参会者的行动轨迹，弗雷泽向全州的老兵们发放了调查问卷。除了确认他们是否出席了费城聚会外，问卷还询问了参加者当时所住的具体旅店，以及他们在酒店内部及临街步道所待的时间。这份两页长的问卷中还有一个勾选列表，调查他们是否参与了主要的聚会活动和宴会，例如，在7月23日，有没有去酒店18层的玫瑰花园享用精英实业家俱乐部的早餐？同一天晚上，有没有到酒店奢华的二楼舞厅，出席必须持票参加的指挥官独立两百周年纪念舞会？弗雷泽还询问了老兵们所享用的食物、咖啡、酒水，以及他们是否在饮品中加入了冰块或其他混合物，还有他们是否在退伍军人协会游行庆祝期间从商业区的摊贩那里买了什么东西。此外，流行病情报服务处的调查员还访问了在该段时间内造访酒店的其他客人及非与会人员。最后，他们询问了酒店的员工，以确认他们是否得了什么疾病。为协助调查，里佐还给弗雷泽与萨拉尔配备了一队负责调查谋杀案的侦探。根据萨拉尔的描述，这些侦探“明察秋毫”，展现了娴熟的专业技能，在盘问老兵和与女性性工作者的互动方面尤为精湛（后者多是冒充房客，进入酒店活动室的）。 [17]
调查很快有了结果。几乎每个人都在一楼大堂区域待过——聚会的登记处就设在那里，与会者常在那一带跟来自其他地区的参会人交谈，或和亲友闲聊一阵。几乎每个人都乘坐过电梯，要么去屋顶餐厅，要么去酒吧和招待室。就拿典型病例吉米·多兰（Jimmy Dolan）和约翰·布赖恩特·拉尔夫（John Bryant Ralph），即匿名清单中标记的“J.D.”和“J.B.”来说，两人是发小，又是威廉姆斯镇（Williamstown）驻地的战友，吉米·多兰当时39岁，拉尔夫41岁。为了省钱，他们与吉米的堂兄理查德·多兰（Richard Dolan）一起住在市中心的假日酒店。理查德·多兰当时43岁，是宾夕法尼亚州239号退伍军人协会站的指挥官。三人都很壮实，热爱派对，并一同参加了指挥官独立两百周年纪念舞会，并畅饮到深夜。他们还在酒店大堂待了几个小时，但没有去酒吧和餐厅。在返回威廉斯堡后的几天内，吉米·多兰和拉尔夫出现了发热、头痛和咳嗽的症状。7月29日，吉米·多兰被送进医院，并在3天后去世，病理学家将死因记录为“双侧肺部实变，致命的血痰”。在随后的8月2日，拉尔夫也被这种神秘疾病夺去了生命，其死因被记录为“严重的双侧大叶性肺炎”。而理查德·多兰却没有发病迹象。 [18]
问卷结果中出现了三个“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因素。 [19]第一，参会代表在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大酒店的平均停留时间不同，后来患病的人比没有患病的人要长4~5个小时，前者在大堂停留的时间更是长得多。对于夜晚留宿酒店的老兵们来说，在大堂待的时间越长，患病的可能性越高，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在其他酒店住宿的老兵。然而在大堂区域工作的员工们却未表现出这种相关性，尽管他们在大堂待的时间更长，但患病率却并不高。实际上，除了7月21日出现流感样症状并在4天后重返工作岗位的空调维修工外，酒店的30名全职员工中没有任何人出现生病迹象。第二，疾病与造访酒店活动室之间似乎存在较小的相关性，在患者中，与会代表平均每人造访过2.6个酒店活动室，非与会代表平均每人去过1.8个。但没有哪个房间接待过超过三分之一的患者。第三，相比未患病的人群，有更多的患者在酒店喝过水。但总体上，只有三分之二的参会者承认摄入过饮用水（包括各种形态的水），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更偏爱饮用酒精和（或）碳酸饮料。简言之，一如萨拉尔的总结，典型病例“最有可能是一位友善、口渴、年长的男性参会代表，时常在酒店大堂盘桓”。 [20]
在任何疫情调查中，一旦明确其为流行病并确立诊断标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患病人群是谁？他们在哪里染病？何时染病？如何染病？以及染了什么病？通过已有的调查，基本上可以确定：患病人群是那些老兵，时间是那次聚会，地点就在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大酒店。但对于如何染病以及染了什么病，尚存在多种可能。军团病是由暴露于粉尘或灰烬之类的污染物而引发的，还是由某种气体引起的？或者，病原体是经水或食物传播的吗？此外，如果说患者的共同点是入住过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大酒店，但多数酒店员工却显然都幸免于难，这又如何解释呢？还有，阴谋论的解释——这次暴发是蓄意的间谍活动——是否存在可能？
此时，各种猜测甚嚣尘上，几家报纸推测，退伍军人协会老兵是百草枯（一种能引起肺水肿和呼吸问题的除草剂）中毒。另一种猜测是光气。这是一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首先被德军使用，后来协约国军队也使用过的肺部毒气，会导致窒息和气促。其他猜测还包括羰基镍中毒（羰基镍是一种剧毒液体，可引发化学性肺炎和心肺功能衰竭），以及酒吧工作人员用来调酒的酒罐（其中含有镉）造成老兵们镉中毒等。弗雷泽让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技术人员筛查病逝老兵的病理组织标本，寻找这些毒素或毒药的痕迹，并指示流行病情报服务处的工作人员检查餐厅、酒吧、房间和酒店活动室中是否存在这些化学物质。他推断，如果病因是光气，那么它可能是被添加到了老兵的饮料中，或者是在电梯中以气态形式被吸入，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电梯的不断上下将会把毒气分散到酒店的高层。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何在调查结果中，患病与进入特定酒店活动室不存在相关性，但每个患者都坐过电梯，也都进出过酒店大堂。光气能迅速从人体排出，这个特性使其成为理想的投毒气体。但问题是，光气通常会导致严重的肾脏损伤，患病老兵的肾脏却没有相关迹象。同样，所有标本中也都检测不到百草枯。另一方面，6名老兵和2名宽街路人患者的肺部、肝脏和肾脏中都检测出了镍，但含量均在正常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没有升高。
将这些明显的病因排除之后，弗雷泽开始思考可能性更小的可疑关联（包括空调系统）。由于冷空气较沉，无法将其向上驱动，因此大多数现代酒店都会以将冷水机组设置在屋顶为卖点。但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大酒店采用的是旧的冷却水系统，由位于地下二层的两台开利牌（Carrier）制冷机驱动。这些冷水机组安装于1954年，容量分别为800吨和600吨，使用氟利昂11（F—11）制冷剂来将水冷却。冷却的水随后被泵上酒店屋顶，再向下流入约60个空气处理机组中。这些机组大多使用约75%的再循环空气和25%的外部空气，而在大堂桌子上方的机组，所用的全是再循环空气。
同时，酒店还有一个使用屋顶冷却塔中“冷却过的”水来压缩制冷剂的独立系统。如果发生意外泄漏，这套系统会通过附近涨溢箱中的浮球阀自动补水。但由于阀门故障，酒店屋顶的水管中充满了空气，导致18层的玫瑰花园餐厅的一个空气处理机组出了问题。为了解决问题，工作人员用花园浇水的软管搭建了从水塔到机组的临时管道。这个临时系统解决了涨溢箱中浮球阀的故障，但如果软管任一端的阀门被打开或发生泄漏，某个安全阀又出了什么问题，冷凝塔中的水就很可能会灌入两个位于屋顶的钢制水箱中，而酒店的饮用水就来自这两个水箱。由于冷凝塔中的水是经过铬酸盐处理的（目的是保护管道），因此饮用水存在被污染的风险。此外，冷凝塔的水箱没有盖子，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这意味着栖息在阳台上的鸽子排下的粪便很有可能混入饮用水中。
另一个更严重的潜在威胁来自地下室的800吨冷水机组。自5月以来，该机组在持续不断地泄漏F—11冷却液。酒店管理部门多次致电开利公司，要求维修，但维修人员却未能彻底解决故障。随着夏季会议季的临近，管理部门决定将进一步的维修推迟到当年晚些时候。糟糕的是，地下二层的空气直接排到了酒店南侧的钱塞勒大街（Chancellor Street）上。理论上讲，排出的空气中可能包含了故障制冷机泄露的气态F—11冷却剂。除此之外，冷气机的排风管道也将气体排放到了钱塞勒大街。排风口距离换气扇只有3英尺，这意味着，其中一些气体可能会通过排气管附近的风井又被吸回地下二层。弗雷泽无法确定“这些气体的最终归处”，但由于地下二层安装了两台大型风扇，它们通过另一个延伸至屋顶的风井换气，因此弗雷泽无法排除被污染的空气在整个酒店中流通的可能性。 [21]另一起事件加重了弗雷泽对冷水机制冷剂泄漏的怀疑：一名空调修理工在退伍军人协会聚会前一天（7月20日）请了病假。该男子出现了咳嗽症状，高热达38.9℃，因此他的名字被统计在了之前的名单上。但他没出现肺炎，并在7月24日回到岗位工作。随后人们发现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同时也患上了呼吸系统疾病，于是萨拉尔提出修理工患的可能是流感而非军团病，不应该被列入名单。 [22]
到8月底，流行病情报服务处的工作人员已将酒店从上到下搜了个遍。被运往亚特兰大进行测试的样本包括F—11制冷剂和空调系统中的冷冻水；空调处理机组、地毯、窗帘和酒店电梯里的灰尘；酒店自动饮水机和制冰机中的水；化学灭鼠剂；漂白剂和客房物品；还有各种聚会纪念品，包括杯子、帽子、徽章和已装入聚会礼品袋中的荣誉牌香烟。弗雷泽注意到地铁的通风格栅也通向宽街，便下令对地铁大厅也进行检查。最后，考虑到完整的流行病学调查还包括天气记录，弗雷泽又调取了7月21—25日的气象数据。从数据中可以发现，聚会期间天气已经转为闷热，并在7月22日出现了急剧的气温反转。通常，地平面以上的温度会随着海拔升高而降低，而这次变温却造成包括屋顶在内的酒店高层变得极度闷热。这种不寻常的状况持续了一天半，直到7月24日中午才结束。弗雷泽发现，这段时间一氧化碳和其他大气污染物的含量出现了轻微的升高。
从一开始，最流行的理论之一就是鹦鹉热引起了这场疫情。1976年时，先前发生于1930年的鹦鹉热大流行已成为遥远的回忆，但鸟类学家和兽医学家一直在研究其流行病学及自然史。随着更严格的法规颁布，鸟类饲育场所和宠物商店引发的疫病已经大大减少，监测重点也已经转移到了专业的产业基地，如火鸡农场和家禽加工厂。同时，得益于血清学研究的进展及对潜伏感染机制的深入理解，人们对该病广泛的宿主范围有了新的认识。事实上，卡尔·迈耶在1967年就汇总列出了130种会携带这种疾病的鸟类，其中包括在后院阁楼饲养的信鸽和纽约中央公园的鸽子，它们中有半数都携带鹦鹉热衣原体。 [23]
弗雷泽发现，鸽子很喜欢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大酒店的高层和屋顶，还有一位被称作“鸽子女士”的费城居民，会在宽街上撒面包屑引逗鸽子。此外曾有酒店房客报告说，她听到其中某个房间里传来长尾鹦鹉的鸣叫。而且，使弗雷泽的任务变得越发困难的是，许多知名医师支持鹦鹉热理论。其中最具声望的是艾伦镇圣心医院的传染病专家加里·拉蒂默（Gary Lattimer）医生。8月初，拉蒂默检查了4名老兵，认为他们患有鹦鹉热，并给他们使用了四环素（一种广谱抗生素，已知对鹦鹉热和立克次氏体导致的疾病有效）。用药后，患者们的状况立即改善，于是拉蒂默敦促弗雷泽发布一项指导性建议，向其他患者推荐四环素。弗雷泽拒绝了，理由是这样做缺乏科学依据，而且认为声称四环素胜过红霉素和利福平是不负责任的。 [24]但拉蒂默没有退缩。相反，他开始举行新闻发布会，写信给著名的衣原体专家，包括迈耶的亲传弟子、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流行病学教授朱利叶斯·沙克特（Julius Schachter）。 [25]为支持自己的理论，拉蒂默引述了这样一个事实：鹦鹉热的潜伏期为3~11天，而军团病十分类似，为2~10天；二者的死亡率和症状也相仿；此外，与鹦鹉热一样，军团病似乎也没有继发性传染。最后他还指出，对患者肺部进行的组织病理学检查发现了广泛的肺泡炎症。连同在肝脏和脾脏中观察到的变化，这些“在各个方面都与之前人衣原体流行病的记录相符”。 [26]但遗憾的是，9月，负责审查尸检证据的病理学专家组不同意他的观点。尽管专家小组发现，有5例关键的老兵病例和3例宽街病例都呈现出“急性弥漫性肺泡损伤”模式，但他们裁定这种肺泡损伤也可能是暴露于毒素所致。专家组总结道：“依据这些发现不足以做出病理诊断。” [27]
此时，解决难题的所有希望都落在了微生物学研究上。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是疾病控制方面领先的联邦机构，同时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流感报告中心之一，那里的实验室可谓首屈一指。实验室坐落在埃默里大学附近克利夫顿路（Clifton Road）的主干道上，有625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其研究领域涵盖了17个独立学科，包括细菌学、毒理学、真菌学、寄生虫学、病毒学、媒介传播疾病和病理学等。在这里，技术人员可以使用电子显微镜直接观察被感染的组织，在合适的培养基上培养细菌，以及将感染物注射到细胞培养物、鸡胚和小型实验动物中。此外，他们还可以筛查痰液和血清中各种抗原的抗体。
到8月底，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技术人员已经筛查了数百个组织样本，并使用十几种不同微生物的荧光标记抗体进行了测试。除一例样本检测出支原体肺炎阳性外，所有血清均未显示出明显的抗体反应。对鼻咽漱液的测试也未发现衣原体、耶氏鼠疫杆菌或更罕见的细菌和病毒，例如拉沙热和马尔堡病的病原体。曾有一次，技术人员非常兴奋地发现，3只实验豚鼠在注射了一位患者的肺组织悬液后死于混合细菌感染，然而随后的研究证实，这些细菌很常见，往往能够从接受过抗生素治疗的患者身上检出，也会在尸体上过度繁殖；而且，当把悬液用细菌过滤器过滤，排除病毒之外的病原体后，得到的液体不再能使实验豚鼠患病。 [28][29]由于这些测试没有阳性结果，科学家们又尝试了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将血液样本置于试管中，加入抗多种微生物的抗体，寻找阳性反应。鉴于还有毒性化学物导致此次疫情的假说，科学家们对死去老兵的肺部、肝脏和肾脏样本也进行了放射性分析，以测定包括汞、砷、镍和钴在内的23种重金属是否达到了中毒剂量。
在流感和鹦鹉热之后，下一个最有嫌疑的是Q热。Q热是由伯纳特立克次氏体（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专性细胞内寄生物）引起的，一直被归类为立克次氏体疾病。 [30]但与通过节肢动物叮咬传播的斑疹伤寒、落基山斑疹热等其他立克次氏体疾病不同，人通常是因吸入被患病动物（主要的动物储存宿主是牛、绵羊和山羊）污染的粉尘而患上Q热的。Q热的常见症状是发热、剧烈头痛和咳嗽。约半数患者会继发肺炎，并且常常出现肝炎症状，因此肺炎和肝炎的合并出现通常具有诊断学意义。与斑疹伤寒不同的另一点是Q热患者很少出现皮疹。此外，尽管Q热是一种急性病，但即使没有抗生素，患者也通常能够康复。
负责检验Q热的人是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麻风病和立克次氏体病分部的负责人查尔斯·谢泼德（Charles Shepard）和他的助手乔·麦克达德（Joe McDade）。麦克达德蓝眼睛，戴着眼镜，是一位以一丝不苟的研究著称的科学家，一年前刚刚加入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现年36岁的他曾跟某个海军医学研究小组一同被派驻到北非，在那里研究过立克次氏体病。理论上讲，麦克达德是当下任务的完美人选。但其实那时的他还没有公共卫生微生物学的研究经验，只能向谢泼德和中心其他经验丰富的成员寻求指导。 [31]与他在海外的职业生活相比，麦克达德发觉在亚特兰大的工作耗费心力且略显沉闷。他回忆道，这里不提倡除标准测试和其他程序化行动之外的事，他被要求遵循规定程序和检测步骤，将结果放入一个框架，期待它们能与流行病学证据相吻合并解决问题。在处理病逝老兵的肺组织时，麦克达德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研磨尸检材料并将其注入实验豚鼠体内。Q热的潜伏期是一周到10天，因此下一步是等待。如果豚鼠出现发热症状，麦克达德就要对它实施安乐死，取出一些组织，注入鸡胚中。他希望以此方式获得足够数量的细菌，以备染色和检验。
麦克达德对此项工作缺乏热情的部分原因在于，当时“每个人都在寻找流感病毒或细菌性肺炎的已知病原体”，而且并没有证据表明军团病患者曾接触过家畜，因此这种病极不可能是Q热。果不其然，当他将研磨的尸检材料注入实验豚鼠体内后，豚鼠在2~3天内出现了高热，这比伯纳特立克次氏体病的症状出现得早很多。麦克达德修改了实验程序，更早地对豚鼠实施了安乐死，切下它们的部分脾脏，在载玻片上制成印压涂片并染色，在显微镜下寻找病原体。同时，他将一些组织制成悬液，在琼脂板上划线培养，看是否会长出什么。最后，他还向混合物中添加了抗生素，以抑制组织中任何可能存在的污染菌的生长，并将该混合物直接注射到鸡胚中，这样，如果其中存在立克次氏体，它们就能够顺利生长。
但麦克达德没有发现立克次氏体——10天过去了，所有的鸡胚都很健康。他也无法从琼脂板上培养出任何细菌。然而，当在显微镜下检视涂片时，他偶尔会发现某种革兰氏阴性杆菌，“这里一个，那里一个”。麦克达德不太确信他观察到的现象，因此将涂片给更有经验的同事们查看。同事们告诉他实验豚鼠是“出了名的脏”，他所观察到的很可能是“实验污染”。麦克达德回忆道：“有人告诉我，越来越多的证据都表明此病与细菌无关，我的实验结果只是一种异常情况。”麦克达德询问无果，反而被告知去试试寻找病毒。 [32]
正当麦克达德和谢泼德一筹莫展时，其他科学家在华盛顿政客的煽动下，又回头主张有毒金属和化学污染物致病的理论。有毒金属论的主要倡导者是康涅狄格大学医学院检验医学的负责人小威廉·F.桑德曼（William F. Sunderman Jr.）博士。在疫情暴发早期，桑德曼和他的父亲——费城哈内曼医学院（Hahnemann Medical College）病理学教授老威廉·桑德曼（William Sunderman Sr.）——就曾敦促公共卫生部门从可疑病例中收集尿液和血液样本，进行有毒物质分析。在桑德曼父子看来，嫌疑最大的是羰基镍，一种无色无味、广泛用于工业生产的剧毒金属。接触羰基镍之后的1~10天内，患者可出现任何症状，通常包括严重的头痛、晕眩和肌肉酸痛。接触后的第一个小时中也可能出现气促和干咳。如果不治疗，还会导致急性肺炎和伴随高热的支气管肺炎。
9月中旬，小桑德曼研究了6份军团病患者的肺组织样本，发现其中5份的镍含量都异常增高。尽管这表明患者有可能吸入过有毒物质，但患者其他组织和器官（如肝脏和肾脏）中的镍浓度却在正常范围内。为了排除偶然污染造成读数升高的可能性，小桑德曼还需要检验患者的尿液和血液。遗憾的是，在疫情暴发初期人们乱作一团，公共卫生官员未能收集和保存可供未来检验的标本。尽管尚存疑点，但在11月由来自纽约史坦顿岛（Staten Island）的民主党议员约翰·M.墨菲（John M. Murphy）主持的国会听证会上，桑德曼父子对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及其在调查中的“缺陷”给予了严厉批评。他们将这些缺陷归因于公共卫生当局“热切”推动国会立法，以免除疫苗生产商在猪流感预防项目中因疫苗问题而受到的指控。老桑德曼尤其挑剔，他赞同《华盛顿邮报》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对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批判：他们“几近狂热地……想要在宾夕法尼亚州找到猪流感”。 [33]事实上，在听证会的证词中，老桑德曼的言论远超出了儿子原本的计划，明确指出疫情暴发是由羰基镍中毒引起的。 [34]墨菲同样对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十分不满，指责中心竟然无人能够带有一定把握地判断出这场暴发的原因，究竟是“蓄意谋杀、病毒、某种有毒物质的意外泄露，还是……一些尚未确定的因素的混合”。 [35]他特别强调，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与其他部门之间缺乏协调，简直是国家的“耻辱”。他告诉众议院委员会“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直到最后一刻，才想到去搜查中毒的证据”。墨菲还指出，“许多专家早就发现了患者的中毒症状”，因此不能排除“犯罪行为”的可能性，毒物可能被投放在电话上、食物里，或者给退伍军人协会提供的冰块中。他总结道：“很有可能，一伙恐怖分子或某个狂热分子掌握了将致命的毒药或细菌散布到大规模人群中的技术。” [36]
这可不是墨菲第一次试图引起针对反战运动的无端猜忌了。10月，他领导的委员会的助手曾向《华盛顿邮报》透露，国会调查员坚信，退伍军人协会老兵死亡事件的肇事者有可能是一名具有一定化学知识的“精神错乱的老兵或反战狂热分子”。 [37]此类故事展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充盈于美国社会中的怀疑情绪与焦虑，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情绪变得越发显著。10年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创造了“偏执狂风格”（paranoid style）一词，来描述他在极右翼运动中观察到的“大惊小怪、疑心病和阴谋论幻想”，好战并反共的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在1964年参选美国总统时的表现就是如此。 [38]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种偏执狂风格不再局限于右翼，随着一些民权运动领袖被暗杀，左翼也开始受其影响。将杰克·肯尼迪 [39]、鲍比·肯尼迪，以及马丁·路德·金的遇刺归咎于中央情报局、黑手党、三K党，或三者共谋的说法一度甚嚣尘上。
70年代初期的另一个焦虑来源是核能以及环境和化学污染物的威胁，例如在越南农村喷洒的剧毒除草剂“橙剂”（Agent Orange），此时正开始在越战老兵及其子女中引发癌症和其他无法解释的健康问题。如劳里·加勒特 [40]所说，在左翼人士看来，“费城事件应和了当时的流行观点：不受管制的化工厂正在向美国人民倾泻有毒化学品。” [41]另一方面，右翼则更倾向于将此次疫情视作蓄谋已久的破坏行动，或如费城海外作战退伍军人协会（Philadelphia Veterans of Foreign Wars）所说，这是“一场针对最优秀的美国人的偷袭”。 [42]
鲍勃·迪伦捕捉到了这种精神恐慌，将一些疯狂臆测编入歌曲《军团病》 [43]中，这首歌是写给他的巡回演出吉他手比利·克罗斯（Billy Cross）的。歌曲开头是：“有人说那是辐射，有人说麦克风上有酸附着。有人说两者一起，把他们的心脏变成石头了。”
回想起来，这种恐慌是不合理的，甚至有些可笑。毕竟与霍乱和鼠疫不同，军团病没有接触传染性。它不像天花那样会导致毁容，也不像充斥着耗损和衰败隐喻的癌症和结核病。但另一方面，由来不明的它却可以投射出社会上最严重的恐惧。像开膛手杰克一样，这位神秘的杀手毫无预兆地突降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大酒店，随后又同样神秘地消失无踪。在此过程中，它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或者说，至少没有留下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疾病侦探能够解析的线索），就将平常的安全场所变为了危险之地。它使疫情暴发前就已出现财务困境的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大酒店一蹶不振。报纸使用“神秘而可怕的疾病”和“费城杀手”等词描述疫情，而顾客则一个接一个地取消预订。 [44]最终，酒店管理层于11月10日宣布，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大酒店因无法“承受全球范围的不利宣传所带来的经济影响”而关门停业。 [45]
此后不久，弗雷泽决定是时候为流行病情报服务处的调查收尾了，因此开始努力起草最终的报告，即后来的EPI—2报告。尽管对酒店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并开展了长时间的询问调查，他在确定病原体和传播途径方面仍无任何进展。私下里，他对羰基镍理论不屑一顾，因为这种金属中毒的潜伏期通常少于36小时，并很少引起38.3℃以上的高热；他也不认为病因是食物中毒，因为老兵们从各种不同渠道购买了食物，流行病情报服务处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发现患病老兵在聚会中共同享用过什么大餐。同样，尽管空气处理机组和酒店饮用水之间的交叉关联提示存在水源性疾病的可能，但三分之一以上的患病老兵坚称从未在酒店喝过水。而几乎所有未感染军团病的酒店员工都表示，他们经常从大堂的自动饮水器中取水喝。
10月，弗雷泽与他的上司约翰·V.本内特（John V. Bennett）讨论了此事。本内特曾是1965年圣伊丽莎白医院疫情暴发事件的首席调查员。在那次疫情中，基于流行病学信息（患病与靠近敞开的窗户有关），本内特怀疑疾病是通过空气传播的。但所有鉴定病原体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因此在调查结束时，本内特将圣伊丽莎白医院患者的血样归档到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血清库，以期对日后的研究有所帮助。他告诉弗雷泽：“当你解决了军团病问题，你就能解开圣伊丽莎白医院的疫情之谜。” [46]
弗雷泽仔细考虑了本内特的话，认为空气传播的病原体可以同时解释参会老兵和宽街路人都患病的现象。他还注意到患病与否和在大堂停留的时间密切相关。此外，在聚会后，大堂区域的空气处理机组发生了故障，酒店管理部门找人清洗了过滤器。这项清洁工作于8月6日进行，“可能无意中妨碍了研究人员在空气处理系统中识别毒性成分或微生物病原体”，弗雷泽在报告中如是写道。但另一方面，相对较低的发病率“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与空气传播病原体的特性相悖”。弗雷泽只确信一件事，即这种疾病类似于传染病，却没有继发性传染。很不幸，尽管进行了详尽的微生物学研究，所有测试结果均为阴性。也许随着新的测试方法和技术的出现，能够引起肺炎的新毒素会被发现，但那要寄望于未来了。弗雷泽最终总结道，目前，“所有已知的毒素都不会导致这种疾病，毒理学研究也呈阴性”。 [47]
在他的疫情调查员生涯中，弗雷泽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调查陷入了困境，他不得不承认失败。兰米尔也是如此。他告诉新闻界，费城此次疫情构成了“本世纪流行病学最大的一个谜”。 [48]
[1]“双垫层”床垫（“pillow top”mattresses），又译作“枕头床垫”，是在床垫的最上面又缝制了一层软垫层，可增加舒适度。由于软垫层又高又厚，与床垫分离，看上去像是枕头，故称枕头床垫。——译者注
[2]“Hyatt at the Bellevue,” accessed September 6, 2017, https://philadelphiabellevue.hyatt.com/en/hotel/home.html.
[3]Gordon Thomas and Max Morgan-Witts, Trauma , the Search for the Cause of Legionnaires’ Disease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81), 68–69, 120.
[4]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站（Post）是该协会的最基层组织。——译者注
[5]“Statement of Edward T. Hoak,” in “Legionnaires’ Disease,” Hearings befor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ubcommittee on Con- sumer Protection and Finance, November 23 and 24, 1976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156–57 (hereafter: “House hearings on Legionnaires’ Disease”);Thomas and Morgan-Witts, Trauma , 101, 120.
[6]Thomas and Morgan-Witts, Trauma , 103; Robert Sharrar, “Talk—Legionnaires’ disease,” Legionnaires’ disease files and manuscripts, Smithsonian,Box 5.
[7]迪博即前文中提到的勒内·迪博。——译者注
[8]American Thoracic Society, “Top 20 Pneumonia Facts—2015,” accessed May 1, 2017, https://www.thoracic.org/patients/patient-resources/fact-sheets-az.php.
[9]Charles-Edward Amory Winslow, The Conquest of Epidemic Disease: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 sin Press, 1971).
[10]David W. Fraser, “The Challenges Were Legion,” The Lancet , Infectious Diseases 5, no. 4 (April 2005): 237–41.
[11]Statement of David J. Sencer, “House hearings on Legionnaires’ Disease,”95.
[12]鲍比·肯尼迪，即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Robert Francis Kennedy，1925―1968），第35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曾任美国总检察长，于1968年6月5日遇刺身亡。——译者注
[13]Elizabeth W. Etheridge, Sentinel for Health: A History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Contro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47–48.
[14]拉沙热由拉沙病毒引起，主要经啮齿动物传播的一种急性传染病，主要流行于尼日利亚、利比亚、塞拉利昂、几内亚等西非国家。——译者注
[15]此处需为高迪奥西辩解几句，美国细菌战项目研究基地——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就在州境线上，而且有报告称，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陶基纳蒙进行致幻真菌实验，那里距离费城仅有一小时的车程。更何况，一年前，中情局的“MKULTRA”计划（20世纪50年代，为了与苏联培养“满洲候选人”相抗衡，中情局使用LSD等精神药物进行的秘密人体实验）刚刚被披露。进一步的讨论，见：Thomas and Morgan-Witts, Trauma , 179–80; John Marks, The Search for the Manchurian Candidate (New York: Norton, 1991), 81.
[16]Thomas M. Daniel, Wade Hampton Frost , Pioneer Epidemiologist ,1880–1938: Up to the Mountain (Rochester, N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2004), xii.
[17]Sharrar, “Talk—Legionnaires’ disease.”
[18]“Progress Report Legionnaires Disease Investigation, August 12, 1976,”Legionnaires’ disease files and manuscripts, Smithsonian, Box 2.
[19]通俗地说，这些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意味着差异不是由偶然因素导致的。——译者注
[20]“Progress Report Legionnaires Disease Investigation, August 12, 1976.”
[21]David Fraser, EPI-2 report on Legionnaires’ disease, March 21, 1976, in“Legionnaires’ disease: Hearing before the Senate Subcommittee on Health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November 9, 1977, 85–129.
[22]Sharrar, “Talk—Legionnaires’ disease,” 20.
[23]Julius Schachter and Chandler R. Dawson, Human Chlamydial Infections (Littleton: PSG Publishing, 1978), 29–32; Karl F. Meyer, “The Ecology of Psittacosis and Ornithosis,” Medicine 21, no. 2 (May 1941): 175–206.
[24]Thomas and Morgan-Witts, Trauma , 224–25.
[25]沙克特刚刚追踪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场鹦鹉热疫情，发现疫情是由在办公室窗台上停歇的鸽子引发的。大学因此安装了鸟刺。
[26]Gary Lattimer to Theodore Tsai, December 20, 1976, Legionnaires’disease files and manuscripts, Smithsonian, Box 5.
[27]Fraser, EPI-2 report, 125.
[28]许多细菌会在生物体死亡后的组织中继续生长，这也是为何防腐剂和冷藏对于防止尸体腐烂如此重要的原因。不过，大部分致病细菌在尸体上只能存活数个小时。——原注
[29]Fraser, EPI-2 report, 35.
[30]伯纳特立克次氏体因麦克法兰·伯纳特而得名。伯纳特对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一系列Q热疫情进行了研究，为确定Q热的病原体做出了重要贡献。
[31]Joseph McDade, interview with author, May 26, 2016.
[32]Joseph McDade, interview with author, May 26, 2016.
[33]Statements of F. William Sunderman and F. William Sunderman Jr.,“House hearingson Legionnaires’ disease,” 54.
[34]Statements of Sunderman and Sunderman Jr., “House hearings on Legionnaires’ disease,” 51–61.
[35]Statements of Sunderman and Sunderman Jr., “House hearings on Legionnaires’ disease,” 60.
[36]“House hearings on Legionnaires’ disease,” 4–6.
[37]Jack Anderson and Les Whitten, “Paranoid Suspect in Legion Deaths,”Washington Post , October 28, 1976, 1.
[38]Richard Hofstadter,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Harper’s Magazine , November 1964.
[39]杰克·肯尼迪，即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译者注
[40]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美国科学记者，因对扎伊尔（今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疫情的系列报道于1996年获普利策奖。——译者注
[41]Laurie Garrett, The Coming Plague: Newly Emerging Diseases in a World out of Balanc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4.), 176.
[42]Michael Capuzzo, “Legionnaires Disease,” Philadelphia Inquirer , July 21,1986.
[43]迪伦似乎从未录下这首歌，他只在1978年10月13日底特律的一次校音中唱过。当然，那时真正的病原体已经被发现了，也许迪伦因此失去了兴趣。不过，克罗斯喜欢这首歌，并在1975年与他的三角洲地带乐队一起录下了它。一些作曲人认为这首歌的旋律与迪伦前一年发布的《飓风》有相似之处。《飓风》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加拿大中量级拳击手“飓风”罗宾·卡特的冤情。卡特被指控于1966年在新泽西一家酒吧犯下三起谋杀罪。这一案件最终在1985年被翻案。见：“Delta Cross Band Back on the Road Again,”accessed May 1, 2017, https://www.discogs .com/Delta-Cross-Band-Back-On-TheRoad-Again-Legionaires-Disease/release/2235787.
[44]“The Philadelphia Killer,” Time , August 16, 1976.
[45]在被卖给一名当地的开发商并被广泛翻修之后，贝尔维尤加盟了旧金山的费尔蒙连锁酒店集团，并在1979年以“费城费尔蒙酒店”之名重新开张。在那之后，酒店又几经转手和更名。
[46]David Fraser, interview with author, February 4, 2015.
[47]EPI-2, Second Draft, December 15, 1976, Legionnaires’ disease files and manuscripts, Smithsonian, Box 2.
[48]Gwyneth Cravens and John S. Karr, “Tracking Down The Epidemic,”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2, 1976, accessed April 4, 2018, https://www.nytimes.com/1976/12/12/archives/tracking-down-the-epidemic-epidemic.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