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逝去的人啊。”

——保罗·德克吕夫

1930年1月6日，威利斯·P.马丁（Willis P. Martin）医生到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一个家庭紧急出诊。莉莲（Lillian）、她的女儿伊迪丝（Edith）和女婿李·卡尔梅（Lee Kalmey，当地一家汽修店的老板）在圣诞节后不久开始发热，三人现在都生命垂危。起初，他们将自己的症状归咎于流感和最近股市崩盘的致郁影响（后者对卡尔梅的生意业务打击极大），但在新年第一周，他们的病情急转直下。除了寒战和全身疼痛这些典型流感症状外，又出现了刺激性干咳，还有交替的便秘、疲惫、头痛与失眠。莉莲、伊迪丝和李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浑浑噩噩地倒在床上，只有偶尔的咕哝声打破沉默。而当他们醒着的时候，就会坐立不安，亢奋难平。不过，最令人担忧的症状是他们肺部嘎嘎作响的啰音。

马丁医生怀疑他们患了肺炎，可能还伴有伤寒。但莉莲的丈夫和家里其他成员进食了同样的食物，却安然无恙，这提示可以排除食源性疾病。唯一生病的其他家庭成员是一只鹦鹉，莉莲的丈夫从巴尔的摩一家宠物店买下了它，并在圣诞节前把它寄养在女儿女婿家中，打算当作圣诞礼物送给莉莲，给她一个惊喜。不幸的是，到平安夜，鹦鹉羽毛已变得又脏又乱，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圣诞节那天，这只鹦鹉死了。 [1]

马丁医生对这家人的症状深感困惑，便跟妻子分享了自己的苦恼。起初，马丁夫人也同样一头雾水。紧接着，医生提到了那只死鹦鹉。马丁夫人说她上周日正好在报上读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剧团暴发了一场“鹦鹉热”，当然这也可能只是个巧合。据报上说，这种疾病是造成该剧团两名成员死亡的罪魁祸首，这二人和其他演员都要在舞台上与一只鹦鹉互动。这只鸟现在已经死了，阿根廷各地的宠物主人都收到警告，要将患病的鹦鹉上报当局。 [2]

这听起来不太可能，甚至还有点荒谬。但马丁是那种谨小慎微的人，他给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公共卫生局发了一封电报：

请求告知有关鹦鹉热诊断的信息……关于预防鹦鹉热的资料有哪些？贵局可否立刻提供所需的鹦鹉血清？请电复。 [3]

那年冬天，美国许多医生都对突然出现的伴伤寒样症状的神秘肺炎感到困惑。迄至彼时，美国公共卫生局已收到从巴尔的摩和纽约发来的类似电报，俄亥俄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卫生官员也收到了询问鹦鹉热相关信息的相似请求。马丁的电报和这些信件最终都被送至总医官休·S.卡明的办公桌上，卡明委托他的下属、美国公共卫生局卫生实验室主管乔治·麦科伊博士负责此事。麦科伊曾参与旧金山的腺淋巴鼠疫调查，经验丰富，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细菌学家，因发现兔热病而闻名于世。由于兔热病的致病菌最初是在麦科伊位于加州的实验室鉴明的，因此又被称为“第一种美国式疾病” [4]。卡明认为，麦科伊是处理这次疫情的不二人选。但当麦科伊读到马丁的电报时，他忍不住笑了。鹦鹉热？这像是那种你在制造噱头的三流小报的医学专栏里看到的诊断，或者是在搞笑页面看到的笑话。麦科伊当然从未听过鹦鹉热。但这也情有可原，那时他实在太忙了——美国正面临着一场流感疫情，人们担心是西班牙大流感卷土重来。此外，麦科伊和他的副手查利·阿姆斯特朗（Charlie Armstrong）还在夜以继日地研究一种抵抗“昏睡病”（一种继发于疫苗接种之后的脑炎）的血清，以期治疗接种天花疫苗后发病的患者。尽管如此，麦科伊认为最好还是跟副手确认一下。

“阿姆斯特朗，你对鹦鹉热了解多少？”麦科伊问道。“我对它了解多少？我对它一无所知。”阿姆斯特朗回答。 [5]

然而，几天后麦科伊和阿姆斯特朗就会为自己的无知懊悔，因为实验室负责调查安纳波利斯和其他地方的疫情是否与鹦鹉有关的工作人员一个接一个病倒了。到了1930年2月，阿姆斯特朗和“卫生大楼”（也就是俯瞰波托马克河的那座摇摇欲坠的红砖实验室）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都住进了附近的美国海军医院。到3月份疫情结束时，阿姆斯特朗长期以来的助手“矮个子”亨利·安德森（Henry “Shorty” Anderson，之所以得到这样的绰号，是因为他只有5英尺6英寸高）已经殉职。最后，在公共卫生局地下室对鹦鹉进行关键的传代实验，以尝试分离鹦鹉热“病毒”并研制出血清的重任落到了麦科伊的肩上。但检测未能得出确定的结果，麦科伊不得不用氯仿处死这些鸟，并彻底毒熏卫生大楼以防止可能的病毒外溢。科学作家保罗·德克吕夫（Paul De Kruif）在他的《人类对抗死亡》（Men Against Death ）一书中写道，麦科伊在执行这项严峻任务时，“从未微笑，甚至从未言语”，“只是杀了一只又一只实验动物，最后用甲氧甲酚冲洗了所有笼子，并在实验室焚化炉中‘体面’而彻底地焚烧了那些五颜六色的、不幸的实验动物的尸体”。 [6]

* * *

今天，几乎没人记得1929年至1930年鹦鹉热大流行引发的过度恐慌，但在那个鹦鹉正当风靡，流动小贩挨家挨户向寡妇和无聊主妇们推销“爱情鸟” [7]的时代，自家的宠物鹦鹉或长尾鹦鹉可能携带来自亚马孙的致命病原体的想法，是家居生活的噩梦，也是报纸编辑无法抗拒的奇闻。事实上，如果不是那些爱搞噱头的报纸，特别是赫斯特集团的报纸，鹦鹉和鹦鹉热之间的联系可能不会这么快曝光，美国公共卫生局也不会这么快做出反应。阿根廷剧团的故事以“宠物鹦鹉杀人”为题刊登在1930年1月5日的《美国人周刊》（American Weekly ）上，这是一份发行量很大的副刊，与《纽约美国人报》（The New York American ）的周日版及赫斯特集团的其他报纸一起发行。马丁夫人很可能是在《巴尔的摩美国人报》（Baltimore American ）上读到了这个故事，那故事夹在一对离婚两次的上流夫妇的八卦和一位奴隶贩子“令人震惊的供词”之间。《美国人周刊》的编辑莫里尔·戈达德（Morrill Goddard）于1929年11月在阿根廷一家不知名的科学杂志上发现了那个剧团的故事，并给该报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通讯员发电报，希望了解更多细节。 [8]通讯员发现该剧团既往演出的剧院已关门，但他设法找到了幸存的演员。最著名的受害者是卡门·马斯（Carmen Mas），她是该剧团的明星，也是阿根廷广为人知的喜剧演员。与她对戏的男主角弗洛伦西亚·帕拉维奇尼（Florencia Paravincini）也被同一种疾病击倒，但据赫斯特报社的记者说，他在“历经17天的痛苦”之后得以康复。尽管如此，“从鹦鹉身上传来的细菌”还是造成了巨大伤害。在染病前，帕拉维奇尼是个“身材高大魁梧，头发乌黑油亮”的壮汉，现在他的体重不到100磅 [9]，头发“苍白如雪”。医院一位医生推断出了鹦鹉和病症的关系。他与该剧团道具人员交谈后，了解到演员们要在舞台上抚摸一只鹦鹉，而那只鸟已经死了。阿根廷国家卫生局（Asistencia Publica）因此发布了预警，类似的疫情报告很快浮出水面，它们都与患病的鹦鹉有关，却被误诊为伤寒或流感。在科尔多瓦（Cordoba），有50个病例都追溯到了一名鹦鹉商人，他在当地一家寄宿公寓开店。虽然那家店里的鸟随即被立刻扑杀，但为时已晚，其他疑似染病的鹦鹉已经售出。据通讯员说，阿根廷的疫情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长期与自然栖息地的野生鸟类共同生活的森林原住民们熟知如何防范传染病，如果鹦鹉经销商能跟他们学点简单的预防措施，疫情就不会发生。

这批鹦鹉捕捉自阿根廷的亚热带地区，当地人熟知鹦鹉病，从不把鹦鹉当宠物。除非从事捕捉并贩运鹦鹉到城市的生意，否则不会有人靠近它们。职业的鹦鹉捕手会很小心，注意不抓生病的鸟。如果他不小心抓住了一只“安静的鹦鹉”，便知道它是致命的，会将它和它接触过的所有健康的被捕鸟儿全都放走。 [10]

科尔多瓦的疫情后来追溯到一批从巴西进口的鹦鹉身上，这5 000只鹦鹉被关在拥挤不堪的箱子里，卫生条件极差。当戈达德得知疫情暴发时，鹦鹉热与巴西鹦鹉之间的联系在阿根廷已广为人知，当局也早就禁止鹦鹉交易了。然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停靠的游轮上的乘客却对禁令一无所知，不择手段的奸商们便借机向毫无戒心的游客出售病鸟。极有可能正是这种行为使鹦鹉热传入了美国。

正如本章标题中的“大流行”一词所暗示的，美国并非唯一受到影响的国家。1929年夏天，英格兰伯明翰报告了4例疑似鹦鹉热，次年3月，英格兰和威尔士境内又出现了100例病例。一位值得关注的早期患者是一名随船木匠，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购买了两只鹦鹉，但它们在前往伦敦的途中就死了（1929年12月，这位木匠入住伦敦医院，与安纳波利斯的卡尔梅夫妇一样，他的症状被误诊为伤寒）。虽然大多数病例似乎与持续接触活鸟有关，但英国研究人员观察到，情况并非都是如此。譬如有一名男子在某家曾有患病鹦鹉在场的酒吧停留，喝了点啤酒，然后就染病了。到1930年1月，德国、意大利、瑞士、法国、丹麦、阿尔及利亚、荷兰和埃及也出现了类似疫情，甚至连火奴鲁鲁也未能幸免。 [11]

在疾病发病后的第一周，尽管会有高热，但大多数患者看起来还算好。五六天后，就会出现头痛、失眠和刺激性咳嗽，还会感觉筋疲力尽。患者的症状往往伴随着肺实变。不久，许多病人就会出现谵妄，继而陷入半昏迷状态。这是疾病的关键期，死亡往往紧随其后。但在某些病例中，就在疾病似乎要转向致命时，病人的体温开始下降，病情突然好转。完全康复可能还需要一到两个星期，有时甚至长达8个星期。在这漫长的恢复期里，医生必须持续监测患者的体温，因为病情时常会出现反复。

当然，直到很久以后，医生们才开始熟悉鹦鹉热的典型病程和诊断。而另一边，似乎是《美国人周刊》和马丁医生的电报点醒了卡明，使他注意到疫情暴发，并指派麦科伊和阿姆斯特朗负责跟进。那时，鹦鹉热已在美国东海岸的城市传播开来，并在经销商那里传染了其他受美国消费者欢迎的笼养鸟类，如虎皮鹦鹉（一种澳大利亚长尾小鹦鹉）。结果，鹦鹉热从安纳波利斯蔓延到了巴尔的摩、纽约和洛杉矶，成为报纸头条作者的美梦。1930年1月8日，《华盛顿邮报》头版刊出：“安纳波利斯3人患上鹦鹉热。”3天后《洛杉矶时报》报道称：“鹦鹉病致7人身亡。” 1月16日，《巴尔的摩太阳报》宣称：“新增女性患者，鹦鹉热受害者达19人。”

对于寡妇和无聊的家庭主妇们来说，笼中鸟儿宛如日常的调频收音机。金丝雀的鸣叫提供了一种舒缓的背景音乐，间断点缀了单调的家常细务，而长尾鹦鹉则能模仿人对话，叫出单词和滑稽的短语。据《国家地理杂志》估计，仅纽约市就有大约3万只鹦鹉。亚马孙鹦鹉和非洲灰鹦鹉被《国家地理杂志》戏称为“鸟中的高声揽客手、喧闹的小机灵、热带森林的余兴表演家”。 [12]比它们体型小些的“爱情鸟”以类似的滑稽行为而闻名，它们会表演倒挂，或在主人肩膀上跳舞，这为孩子们带来了无尽的乐趣，也能逗来访客人一笑。无怪乎到了1929年，有近5万只鹦鹉（包括长尾鹦鹉和其他种类的鹦鹉）、“爱情鸟”和大约50万只金丝雀被进口到美国。 [13]它们不仅来自巴西和阿根廷，还来自哥伦比亚、古巴、特立尼达、萨尔瓦多、墨西哥和日本。大多数鸟儿通过纽约进入美国，那里是东海岸鸟类贸易的中心。但澳大利亚虎皮鹦鹉的主要入境口岸是旧金山和洛杉矶。在1929年华尔街股市大崩盘之后，南加州兴起了庞大的鸟类养殖业，数以百计的自由饲鸟人在自家后院饲养“爱情鸟”，以贴补收入。肉眼看来，这些鸟非常健康。但当它们被塞进拥挤的鸟舍或集装箱中，由船只运过州界后，许多鸟儿开始排出病毒，传播感染。后来证明，这种混合极易在不知不觉中点燃瘟疫的火花。

* * *

能被鹦鹉热感染的鸟类并不局限于鹦鹉，金丝雀、燕雀、家鸽、野鸽和红隼等约450种鸟类身上均可检出该病。 [14]此外，尽管人通常是通过接触长尾鹦鹉而感染的，家禽和自由放养的鸟类也能把这种病传染给人。罪魁祸首是一种微小的细胞内病原体——鹦鹉热衣原体（Chlamydophila Psittaci ） [15]，它和常见的导致眼部和生殖道感染的衣原体同属一族。在野外，鹦鹉热衣原体与宿主和平共生。通常雏鸟尚在鸟巢中时，便已通过接触肠道寄生有衣原体的成鸟而感染。在自然条件下，这种接触会导致轻微感染，继而获得终身免疫。然而，当鸟儿处于应激状态 [16]时，譬如食物短缺、被装进狭小的箱子，或长时间被关在笼子里，它们的免疫力可能减弱，导致感染重发。典型表现是，鸟的羽毛变得粗糙、肮脏，不再在笼子的栅栏上鸣叫或抓挠，而是变得无精打采、毫无生气。有时，鸟的口鼻会流出血性液体，但最常见的症状是腹泻。鸟类粪便是对人类的主要威胁，特别是在凉爽天气，当粪便干燥并化为粉末时尤为危险。此时只要鸟儿拍打翅膀，或者从窗外吹来一阵微风，这些粒子就会混入空气。一旦有人进入这个空间，吸入雾化颗粒，鹦鹉热的病原体就会进入呼吸道，轻易地侵袭至肺部。受染者通常在6天到10天后发病，首先出现发热，伴有头痛、刺激性干咳，有时还伴有血性鼻涕。

阿瓦族和其他一些巴西部落居民喜欢佩戴装点着金刚鹦鹉、鹦鹉和犀鸟鲜艳羽毛的头饰，这一点尤其可能导致南美洲的原住民不时染上鹦鹉热。不过，他们可能不太会注意到动物流行病导致的鸟类突然死亡。因为在丛林中，从树上掉落的鸟类尸体会被林地上的碎叶掩埋，或被昆虫和其他食腐动物迅速吃掉。相比之下，圈养的鸟儿突然死亡则非常引人注目。

毫无疑问，早在18世纪，掀起从非洲等地进口珍奇鸟类风潮的欧洲贵族们就注意到了这类事件。但直到1872年，居住在苏黎世附近阿尔斯特（Ulster）的瑞士医生雅各布·里特尔（Jakob Ritter）才首次详细描述了这种疾病。当时他兄弟家中暴发了疫情，导致7人感染，3人死亡。里特尔将该病命名为“肺斑疹伤寒”，将其归因于最近从汉堡进口，关在他哥哥书房中的一批鹦鹉和雀鸟。在之后的1882年，瑞士暴发了第二次疫情。这次是在伯尔尼，有2人死亡。可疑病源是一群从伦敦进口的患病鹦鹉。不过，引发最广泛关注的疫情发生在1892年的巴黎，疫情源于两位鸟类爱好者的家，这两个人新近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海运了大约500只鹦鹉到巴黎。300只鸟死在航程中，与幸存鸟儿接触过的人也迅速出现了流感症状。这次疫情的死亡率高达33%，引起了巴斯德的年轻助手爱德蒙·诺卡尔（Edmond Nocard）的注意。诺卡尔无法找到任何与疫情有关的活鸟。于是，他检查了一包航行中死亡的鹦鹉的风干翅膀，从其骨髓中培养出了一种小的革兰氏阴性细菌。然后，他将这种细菌注射入各种实验动物（鹦鹉、鸽子、小鼠、兔子和豚鼠）体内，或者将它加入实验动物的食物中。实验证明，这种细菌能在所有受试体身上引起与人类相似的致命疾病。诺卡尔将该微生物命名为鹦鹉热杆菌（Bacillus psittacosis ，psittacosis是鹦鹉的希腊语）。然而，其他研究人员发现很难从疑似患者的血液、肺组织、尿液或粪便中培养出诺卡尔的杆菌，随着凝集试验 [17]得出阴性或不一致的结果，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这种杆菌，认为它不是鹦鹉热的病原体。 [18]

科学家们确实应该对诺卡尔提出质疑：他分离出的微生物是一种沙门氏菌，与鹦鹉热无关。不幸的是，这一点要到1929年至1930年的鹦鹉热暴发后才会为人所知。与此同时，就像普法伊费尔关于流感的细菌致病学说一样，诺卡尔的错误散播了认知混乱，使医务人员和公共卫生官员不愿接受鹦鹉与病人表现出的伤寒样病症有任何关系。 [19]这更加剧了对疾病根源的不确定性和恐惧。

科学家并不是唯一让公众失望的人群。保罗·德克吕夫在他的畅销书《人类对抗死亡》中回顾了1933年的鹦鹉热大流行，将该次疫情及伴随其出现的恐慌描述为“一种我们美国式的歇斯底里” [20]。如果真是如此，那他和其他记者也参与促成了这场歇斯底里。很遗憾，德克吕夫本该清楚这一点的。在转向科学写作之前，他曾是密歇根大学的细菌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卫生队担任上尉，参与研究出了一种治疗气性坏疽的抗毒素。战争结束后，他加入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但就在德克吕夫似乎要成为一名杰出的医学研究者时，他写了一本不明智的书《我们的医学人士》（Our Medicine Men ，1922年出版），不加修饰地描绘了他在洛克菲勒的同事们。这本书使他失去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职位，却为他开启了科学记者的职业生涯。1925年，他与辛克莱·刘易斯合写了一本超级畅销书《阿罗史密斯》（Arrowsmith ），该书讲述一位乡村医生转变为科学家的故事，激励了一代美国医学研究人员。紧随其后出版的是1926年的《微生物猎手》（Microbe Hunters ），这本非虚构作品描述了多位微生物学先驱，如科赫、巴斯德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保罗·埃尔利希 [21]，他们将实验室技术应用于传染病研究，扭转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医学迷信。 [22]尽管这些书很成功，德克吕夫的一大谋生之道却是讲述那些潜伏在身边，对美国家庭主妇构成假想威胁的微生物的“恐怖”故事。1929年，他告诉《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 ）的读者：“如今，美国牛奶中潜藏着一种可怕的消耗性热病，它可能会让你病倒在床上几个星期无法起身，可能会缠着你一年、两年，甚至七年，最终还可能会杀死你。” [23]德克吕夫说的是波状热（undulant fever），即布鲁氏菌病（brucellosis）。这是一种牛类疾病，虽然它可能导致牛流产，但对人类却几乎不构成实际威胁。不过，在巴氏消毒法问世之前，许多家庭主妇仍然喝着从当地牛奶厂奶牛身上挤出的“鲜”牛奶，因而波状热是引发细菌恐慌的完美选择，非常符合医学史学家南希·托姆斯（Nancy Tomes）所说的“杀人细菌新闻流派” [24]的要求。这一流派依托于最新的微生物学发现和进步时代对环境卫生、个人卫生的重视，利用隐藏在日常物品，如硬币、图书馆书籍或饮水杯中的危险来造势。灰尘和昆虫也被用作制造这类耸人听闻说法的工具，如此，广告即可敦促家庭主妇们定期用消毒剂清洁，并在家里喷洒杀虫剂。及至20世纪20年代，随着美国人逐渐接纳需要警惕细菌的新意识，握手和亲吻婴儿甚至都不流行了。

恐惧不仅被用来售卖漂白剂、洗涤剂和驱虫剂，也成了促销报纸的方式，因此，戈达德决定大肆宣扬阿根廷剧团的故事。在一个憎恶细菌的时代，即使是通常头脑冷静的《纽约时报》也不能免于鹦鹉恐慌。该报的一位专栏作家在恐慌最严重时评论道：“很多人早就觉得鹦鹉之类的鸟儿有点邪乎。主人觉得它像小猫那样温柔可亲，远不只是一只家养宠物；访客们却因之恐惧难安、不寒而栗。在更多了解这种疾病的性质之前，最安全的做法似乎是别养进口的鹦鹉类宠物。” [25]

但在那篇社论发表几天后，《纽约时报》又引用了一位维也纳专家的意见。这位专家认为这场恐慌“毫无根据”，美国人不过是“集体暗示” [26]的受害者。两天后，鹦鹉热，或者至少说鹦鹉，又成了逸闻趣事的主角。《纽约时报》以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的宠物鹦鹉“老酒鬼”的故事取悦读者。这只鹦鹉趁主人在海外时言语不端，冲着进入泛美大厦的游客和导游口吐污言秽语。这鸟儿显然是个“语言学家”，据说它是“在菲律宾期间”学会这些脏话的。“老酒鬼”被关在泛美大厦的地下室里以示惩戒，它可以在那里随便骂人而不会冒犯到谁。 [27]然而话说回来，任何玩笑都不能隐藏一个事实：从1929年秋天起，疫情可能就在美国的微生物猎手们的眼皮底下酝酿，但他们却没有及时发现，而阿根廷的医学界同仁们早在1929年夏天就认识到了疫病的存在。可是，这怎么可能呢？谁才能恢复美国公共卫生局的声誉呢？

* * *

查利·阿姆斯特朗是今天美国医学界几乎已经绝迹的一类人。作为一名科学家，他既擅长实验室研究，也担负得起田野工作，他将严肃的医学研究与致力抗击传染病、改善公共卫生的事业一并扛起来。阿姆斯特朗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1916年在埃利斯岛（Ellis Island）担任美国海军陆战队医院（Marine Hospital Service）的医务官，负责对可疑的携带沙眼和斑疹伤寒等疾病入美的移民进行检疫，这段早期的工作经历激发了他对公共卫生的兴趣。两年后，他在大西洋执行护航任务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帆船“塞涅卡号”上担任助理军医官。行至直布罗陀海岸附近时，第一轮西班牙流感袭击了“塞涅卡号”，他不得不升起黄旗，宣布船只进入隔离检疫状态。后来，在波士顿附近的前河造船厂（Fore River Shipyard）服役期间，阿姆斯特朗又治疗了被致命的第二轮西班牙流感感染的水手。那是他永生难忘的经历。多年后，当被问起西班牙流感是什么样子时，他告诉一名记者：“患了流感，你会认为自己必死无疑，病痛却使你生不如死。” [28]战后，阿姆斯特朗被派往俄亥俄州卫生局，在那里继续研究流感，并磨砺了自己的流行病学技能。1921年，他被派往卫生大楼，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50年退休，其间还接触了疟疾、登革热、脑炎、Q热 [29]和兔热病。虽然实验室工作给他带来了一定感染风险，但阿姆斯特朗一直不知疲倦地从事着研究。他对科学最显著的贡献是在1934年分离出了一种新的嗜神经病毒（即对神经组织有易嗜性的病毒），并将其命名为淋巴细胞性脉络丛脑膜炎（lymphocytic choriomeningitis）病毒。在用1933年圣路易斯脑炎的病原体人工传染了实验猴子之后，阿姆斯特朗从猴子的脑脊液中分离出了该病毒。1940年，阿姆斯特朗首次将脊髓灰质炎病毒从猴子传给小鼠和大鼠，这项实验创新为后继的脊髓灰质炎免疫学研究和人类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制奠定了基础。次年，阿姆斯特朗被授予美国公共卫生协会（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塞奇威克纪念奖章（Sedgwick Memorial Medal），以表彰他“对研究过的每一种疾病都做出了卓越的知识贡献”。 [30]简言之，阿姆斯特朗是具有男子气概的微生物猎手们的缩影。如德克吕夫所说，他“身材强壮，红发，宽眼距，一双圆圆的瓷蓝色眼睛镶在总是带着笑意的脸上”，是那种绝不会“养鹦鹉，更不会亲吻鹦鹉”的人。 [31]尽管阿姆斯特朗对鹦鹉热持怀疑态度，但当麦科伊把他叫到办公室时，他立即同意暂停手头的疫苗实验，前往安纳波利斯调查传言是否属实。

据德克吕夫所载，到那时为止，询问这种神秘新疾病信息的信件已大量涌向华盛顿，卡明的办公桌上堆满了“一叠又一叠黄色和蓝色便条” [32]。这一次德克吕夫真的没有夸大其词。在贝丝·弗曼 [33]有关美国公共卫生局历史的著作中，弗曼提到，截至1930年1月初，已有36例疑似鹦鹉热上报，总医官的办公桌被紧急电报“淹没”了。 [34]像所有优秀的疾病侦探一样，阿姆斯特朗直奔犯罪现场——莉莲的床边。她的宠物鹦鹉入土已久，但她仍留着笼子。更神奇的是，笼子里还有些鸟类粪便。按照惯例，阿姆斯特朗把清扫笼子得来的东西分享给巴尔的摩卫生局的细菌学主管威廉·罗亚尔·斯托克斯（William Royal Stokes），以便他开展独立检测。在返回华盛顿前，阿姆斯特朗告诫斯托克斯，许多人都怀疑鹦鹉热的病原体“可能是一种病毒”，而非细菌，使用这些材料进行生物培养时要务必小心。 [35]斯托克斯答应听从阿姆斯特朗的警告，但几个星期后斯托克斯就病逝了。

到1930年1月8日，莉莲和她的女儿、女婿不再是仅有的鹦鹉热患者了。位于北尤托街（North Eutaw Street）的一家宠物店有4名员工病倒，在巴尔的摩东南部一家商店买过鹦鹉的一位女士也病了。紧接着，1月10日发生了死亡事件。第一名死者是巴尔的摩的路易丝·谢弗（Louise Schaeffer）夫人，她的死最初被归因于肺炎，直到卫生官员询问她家人时，才发现几天前她曾与一只鹦鹉有过接触。不过，真正警醒卫生官员的是第二例死亡病例，死亡发生在距巴尔的摩西北近500英里的俄亥俄州托莱多。死者是珀西·Q.威廉姆斯（Percy Q. Williams）夫人，她丈夫从古巴带回了3只鹦鹉（其中一只在他回来后不久就死了），3周后她病逝于托莱多慈悲医院。这是疾病流行严重程度的第一个明显迹象，也揭示了州及联邦卫生官员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卡明此前一直回避发表公开声明。现在他别无选择。他说，自己“并不畏惧流行病的到来”，因为众所周知鹦鹉热“只会从鸟传染给人，而不会人传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建议美国人在阿姆斯特朗完成调查之前不要接触新近进口的鹦鹉。“目前没有迹象表明疾病已广泛流行，但我敦促人们避免与可疑的传染源（鸟类）接触。” [36]

对于报纸爆料来说，有卡明的声明就足够了。连《纽约时报》都把相关报道放在了显眼位置。1月11日，该报在第三页最顶端刊载了这个故事：“鹦鹉热已导致国内两人死亡。”副标题继续写道：“巴尔的摩和托莱多的2名妇女是这种罕见病的受害者，此外还有11人患病。”次日，俄亥俄州出现了更多疑似病例，涉及托莱多某商店家禽部门的几名店员。《纽约时报》将相关报道提上头版。标题为“寻找‘鹦鹉热’源头”，正文报道了巴尔的摩的州卫生官员、动物产业处和生物调查局为确认巴尔的摩宠物店所售鹦鹉的来源所做的努力。为了安抚日益紧张的公众，卡明在一场活动中表示：“我们认为，在确定患病鹦鹉来自哪里之前，禁运进口货物是不切实际的。” [37]

到1月中旬，巴尔的摩的官员与州卫生局的同行一起走访了该市7家宠物商店，并对38个最近购买鹦鹉的人进行了家访。其中，有36人出现了与卡尔梅夫妇相同的症状。这让传染病处处长丹尼尔·S.哈特菲尔德（Daniel S. Hatfield）非常震惊，他下令立即暂停出售鹦鹉，并隔离巴尔的摩宠物店的所有鸟类。然而，哈特菲尔德在保护自己健康时却不够谨慎，1月19日，在协助斯托克斯时，他感染了鹦鹉热，被送往巴尔的摩慈悲医院。哈特菲尔德很幸运，他病情较轻，活了下来。而斯托克斯每天都在对鹦鹉进行尸检，大概是接触了大量病毒，幸运之神没有眷顾他。

对于传染这种疾病的是进口的鸟类这一点，如果说先前人们还不确定，那么巴尔的摩开展的调查彻底打消了这种怀疑：在被调查的7家宠物店中，有4家都出售过患病鹦鹉。几乎所有鸟类都是通过纽约经销商从中美洲或南美洲运来的。若情况果真如此，那很可能也是这些经销商把病鸟卖给了其他城市的宠物商店。阿姆斯特朗给全国各地的公共卫生官员发了电报，果不其然，他收到来自巴尔的摩、缅因州、芝加哥、纽黑文和洛杉矶的大量回信，以及或死或活的鸟。随着越来越多的病例曝光，死亡人数也逐渐攀升。大多数受害者是女性（其中许多是寡妇），很可能是因为她们是“爱情鸟”的主要客户群。小贩通常将鸟儿单只出售，以促使它们与主人产生感情。女性也最有可能会亲热地吻这些鸟儿，或在它们生病时给予照顾。到1月的最后一周，全国范围内已有50多起病例报告，仅纽约就有14起。在纽约市卫生专员的施压下，那里的禽鸟经销商被迫接受了“自愿”禁运。很快，无人照看的幼鸟开始出现在整个城市。一只雏鸟被遗弃在了皇后区东埃尔姆赫斯特（East Elmhurst）一家人的门厅，这只鸟喙部受损，主人可怜它，因此把它交给了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纽约时报》评论道：“幼鸟遭弃恐是源自对鹦鹉热的恐惧。” [38]

到这时，愿意收集鹦鹉的人只剩下阿姆斯特朗和他的助手“矮个子”安德森了。到了1月16日，阿姆斯特朗和安德森已经拥有了开展细菌学测试所需的一切标本：活鹦鹉、死鹦鹉、莉莲鸟笼里的刮取物，以及人类患者的血液。阿姆斯特朗确知这些鸟具有高度传染性，而且他们很可能是在处理一种“滤过性”病毒，所以决定在卫生大楼地下室的两个黑暗小间里开展实验。根据德克吕夫的记载，这些房间“不仅闷，而且潮湿，几乎不比煤仓大，不配给任何一个自尊且体面的微生物猎手使用”。更糟糕的是，健康的鸟简直是“有爪子的绿色魔鬼”，它们不停地乱抓，试图逃离笼子，或者把食物和粪便撒落一地。 [39]为了控制它们，阿姆斯特朗和安德森把最凶的鸟放在他们用金属垃圾桶配着铁丝网制成的笼子里。此外，他们还将这些鸟放在浸泡过消毒剂的潮湿窗帘后面，在门口放上盛有甲氧甲酚的水槽。两人还定期用消毒剂擦洗墙壁，在从笼子里取出鸟类时，他们穿戴着厚重的橡胶手套和围裙。尽管如此，德克吕夫依然认为卫生大楼是他去过的最“臭气熏天、杂乱无章”的建筑之一。 [40]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病毒学家、研究滤过性病毒的权威托马斯·里弗斯对此表示赞同，并评论说，这座建筑唯一卫生的地方就是它的名字。 [41]

尽管工作环境恶劣，几天内，阿姆斯特朗还是利用受感染鸟类的粪便或死鹦鹉碾碎的组织（根据德克吕夫的说法，这只死鸟来自巴尔的摩的斯托克斯那里）成功地将疾病从患病鸟类传染到了健康鸟类。阿姆斯特朗还观察到，一些病鸟死了，但另一些在注射了感染物质后获得免疫，活了下来，成了无症状的携带者。 [42]德克吕夫说，安德森特别擅长捉鹦鹉，还不会被它们“抓到”。仅仅在几天前，阿姆斯特朗和安德森还都认为自己是“鹦鹉门外汉”。而现在，“用小针刺一下”，鸟儿们就俯首弓身窝在笼子里，“头朝前弯着”，两人感觉他们正在“逐渐控制这种奇怪的疾病”。 [43]但不管怎样努力尝试，他们还是无法分离出诺卡尔描述的杆菌，也不能从碾碎的组织中培养出任何其他微生物。他们越来越觉得鹦鹉热的病原体可能是一种滤过性病毒，只有通过密切接触才能从鸟传给鸟或从鸟传给人。不过，至于这种病毒具体是如何从鹦鹉身上向外传播，以及是否存在人际传播，就无人知晓了。或许在病人咳嗽时传染性物质会通过呼吸道传播？如果是这样，它就可能会像流感一样传染。显然，必须在那种可怕情况发生之前，在鹦鹉热成为真正的流行病之前制造出抗病毒血清。

阿姆斯特朗需要血清的时间比他预期的更早。基于他初步的调查结果，赫伯特·胡佛总统于1月24日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即刻禁止“从任何外国港口进口鹦鹉，美国、美国属地和附属国均需执行此禁令”，直至确定病原体及其传播途径为止。 [44]不幸的是，次日早上，当阿姆斯特朗大步走进“山上的红砖旧楼”（卫生大楼）继续研究时，他发现“矮个子”趴在桌子上，发着高热，“头痛得厉害”。通常当工作进展顺利时，“矮个子”总是“满脸笑容，插科打诨”。德克吕夫说，“矮个子”是个天生的“实验室毒舌评论家”，在捕猎微生物时总是乐在其中。“但现在他看起来糟透了。”病因不言而喻，阿姆斯特朗安排“矮个子”住进了美国海军医院，X光片显示他左肺底有片不祥的阴影。此时，麦科伊填补了缺口，他不顾雇员和家人反对，加入了阿姆斯特朗的地下室团队。麦科伊探索学习“矮个子”的抓鸟技能，阿姆斯特朗则在实验室和医院之间来回奔波，跟进“矮个子”的病情。“矮个子”几乎没有好转的迹象，绝望中，阿姆斯特朗从“矮个子”的静脉抽取血液，从他的床单上收集呕吐物，来给鹦鹉和其他实验动物注射以求制备抗体。与此同时，他和麦科伊还把部分死鹦鹉和健康的鸟类一起放在笼子里，以了解鹦鹉是如何被感染的。或许，阿姆斯特朗认为通过用“矮个子”的血进行实验，可以为他争取更多生存时间。但是，这位科学家能够证实鹦鹉热是种滤过性病毒，却不能预先阻止不可避免之事。2月8日，“矮个子”死了。他恪守欠债还钱的原则，留下临终遗愿，委托阿姆斯特朗替他结清未偿还的债务。

不幸的是，阿姆斯特朗无法履行这个请求，就在那天，他也被送进了医院。当“矮个子”被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他是一名前海军士兵）时，阿姆斯特朗的体温从38.9℃上升到了40℃。次日，X光显示他的左肺有片白色阴影，证实他也患上了肺炎，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感染了相同病原体。麦科伊看了X光片，决定采取一种效果未知的方法赌一把：给阿姆斯特朗注射康复期患者的血清。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就知道白喉和其他细菌性疾病的幸存者对再感染有免疫力，而且他们的免疫力与血液中的抗体有关。此外，如果将他们的血液纯化，把抗体和红细胞分离开，制备的血清也可以保护没有免疫的人，使他们避免染上同一疾病。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原则被应用于病毒性疾病，如流感和脊髓灰质炎，虽然输注流感和脊髓灰质炎幸存者身上的血清有时似乎能起到被动免疫作用，但却不清楚这是由于血清还是其他因素造成的。此外，由于在20世纪20年代还无法筛查血液污染，医生没法知道血清中是否含有活性病毒物质或其他未发现的病毒，如肝炎病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著名的血清怀疑论者之一就是麦科伊。几乎每个月都有不可靠的制药公司声称已研制出用于肺炎或脑膜炎的血清。作为卫生实验室负责人，麦科伊的工作就是审查这些申请，对他认为有问题的公司拒发许可证。现在，他不顾一切，指示落基山实验室的罗斯科·斯潘塞（Roscoe Spencer）领队寻找潜在的血清捐献者。斯潘塞刚刚开发了一种预防斑疹热的疫苗。该病经蜱虫传播，在蒙大拿州和一些中西部的州流行。斯潘塞后来因这项研究获得了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金质奖章。听说是为一位因公患病的微生物学家同伴提供帮助，斯潘塞非常乐意听候差遣。据德克吕夫说，血清来自马里兰州一位年长的女士，她慷慨地拒绝了报酬。也有人说，斯潘塞是从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一位医生那里获得了宝贵的血清。但无可争议的是，在血清进入阿姆斯特朗静脉后的几个小时内，他的病情就改善了。

在接下来的两周里，阿姆斯特朗日渐康复，麦科伊继续他的调查。他将死去的长尾鹦鹉的肝脏和脾脏捣碎后用过滤器过滤，再将滤液注射到健康鸟的体内。由于担心感染扩散，麦科伊禁止工作人员进入卫生实验室北楼地下室的临时实验间，从2月7日开始，他坚持独自一人对鹦鹉尸体进行尸检与处理。在那时，人们尚不知晓鹦鹉热是否会在人际传播，也不知道它是否会以气溶胶的形式混在尘埃中扩散。为将意外感染的风险降到最低，麦科伊只允许一个人接近地下实验间，这个人就是给他送三明治并给鸟类喂食的总工长。总工长通常在门口把东西递给麦科伊，不进入房间。为减少病鸟意外传染健康鹦鹉的机会，麦科伊还在不同实验室之间的门上挂了棉布门帘，并每日清晨用甲氧甲酚拖洗地板。但偶尔还是会有患病的鹦鹉逃出笼子，跑到健康鸟类的房间游荡。

尽管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在阿姆斯特朗患病的8天内，卫生实验室还是出现了几名新的感染者。第一名受害者是北楼的守夜人罗伯特·拉纳姆（Robert Lanham），他的执勤时间是从午夜到早上8点。这段时间实验室暂停工作，也没有人对鹦鹉进行尸检。拉纳姆唯一接触到病原体的机会可能是在1月27日，那天他曾短暂地与安德森共处一室，而那正是“矮个子”病倒的日子。然而，拉纳姆18天后才病倒，这远远超出了推算的潜伏期。

下一名感染鹦鹉热的是一位实验室助理，她在2月28日表现出了明显的症状。与拉纳姆不同，她从未与患者共处一室。不过，她的办公室就在地下实验室麦科伊安置健康鸟类的房间隔壁，而且她也参与了培养病原体的工作。可她的主要工作是寻找沙门氏菌和链球菌，因此麦科伊认为，她并非在培养病原体时感染了鹦鹉热。但是，下一组受害者的出现宣告了麦科伊预防措施的失败和北楼的彻底污染。第一个生病的是一位公共卫生局的医官，他的办公室位于尸检室对面的走廊上。第二天，即3月11日，总工长也病倒了，紧接着是两名清洁工和两名研究其他疾病的细菌学家。除了麦科伊，没有人逃过疾病的魔爪。甚至连路德维希·赫克通（Ludvig Hektoen）——杰出的病理学家和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主席——也被送进了医院，当时他正在卫生实验室进行自己的研究，仅在其中的某个房间待了一下午。

总之，从1月25日到3月15日，卫生实验室共有11人因鹦鹉热住进医院。麦科伊绘制了感染者所在方位的平面图，却无法在这些病例中看到任何固定模式，于是他便怀疑是小鼠或蟑螂把鹦鹉热传播到了上面的楼层。 [45]当然，另一种可能是病原体已经以飞沫状态充满了整栋建筑物。无论是哪种情况，麦科伊都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措施。他于3月15日命令所有人撤离大楼，关闭实验室。未涉及鹦鹉热研究的实验动物被转移到他处临时饲养。随后，麦科伊最后一次进入地下室，杀灭了所有余下的实验动物——鹦鹉、豚鼠、小鼠、大鼠、鸽子和猴子。接着，他将动物尸体焚烧火化，用甲氧甲酚擦洗笼子，彻查整栋建筑物，逐个密封每层楼的窗户。最后，当他确定卫生实验室内没有任何生物时，命令小队用氰化物熏蒸整座建筑。据传闻说，在那次行动中使用了大量的毒气，连在楼顶50英尺高空中飞行经过的麻雀都中毒坠地。第二天，《华盛顿邮报》周日版的头条便是“鹦鹉热恐慌席卷实验室”。 [46]

麦科伊并不是唯一一个恐慌的人。那时，罗斯科·斯潘塞也正在东部四处搜寻血清。他带回华盛顿的血清被用来救治卫生实验室的人员。到了4月，包括阿姆斯特朗在内的所有实验室工作人员都康复了。然而其他人则没有那么幸运。斯托克斯注射了两次罗斯科带来的血清，但还是在2月9日离世（安德森死在前一天）。 [47]鹦鹉热的高致死率足以使任何患病的人恐慌：1929年11月至1930年5月，美国有33人死于鹦鹉热。在167份性别已知的病例中，有105人——或者说约三分之二——是女性。 [48]另一个受害严重的国家是德国，共出现了215例病患，其中45人死亡。柏林动物园一度被迫关门闭户，以拒绝那些无路可走的鹦鹉饲主来为宠物寻求临时避难所。这场瘟疫总共波及约15个国家。到1930年5月疫情结束时，全世界共记载800例病例，平均死亡率达15%。 [49]

除阿姆斯特朗和麦科伊的团队之外，还有很多研究者也对鹦鹉热的突然出现感到迷惑不解，且未能找到诺卡尔所说的杆菌。很快，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也推定病原体必定是一种滤过性病毒，而诺卡尔应该是将其与导致伤寒的沙门氏菌弄混了。第一个成功证明这一点的是伦敦医院高级研究员塞缪尔·贝德森（Samuel Bedson）领导的团队。 [50]贝德森和同事捉取了导致人类患病的鹦鹉，将其肝脏和脾脏制成乳状悬液后用尚贝兰过滤器过滤，再将滤液注射到虎皮鹦鹉体内。结果，虎皮鹦鹉在5天内死亡。随后，贝德森的团队证实，每隔几天用同样的方法进行传代，病毒毒力会逐渐减弱。他的结论非常明确：“导致鹦鹉发病的病原体是种病毒，无法在普通的细菌培养基上培养，而且它可以通过一些多孔的过滤器。” [51]

不久之后，纽约卫生局的研究员查尔斯·克鲁姆维德（Charles Krumwiede）证明，这种病毒很容易从长尾鹦鹉传染到小白鼠身上。由于患病小白鼠对人的传染性远低于鸟类，这一发现极大地促进了鹦鹉热的实验室研究。但克鲁姆维德还是感染上了疾病，被迫暂停研究，研究工作由托马斯·里弗斯接管。由于意识到鹦鹉热具有高度的传染性，里弗斯决定不给病毒任何可乘之机，要求团队全员穿着连体服，该装备连接有带玻璃护目镜的头盔和连袖的橡胶手套——这开启了实验防护的先河，逐渐演变为60年后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里研究埃博拉病毒和其他危险病原体的标准防护措施。里弗斯还证明了鹦鹉热可以传染给兔子、豚鼠和猴子。但在猴子身上，如果通过气管感染，仅会导致典型的肺炎。里弗斯认为这表明人类的主要感染途径是通过呼吸道，而非被鹦鹉抓伤或啄伤——这一观点很快被其他研究人员接纳。 [52]

尽管鹦鹉热病毒超出了当时光学显微镜的可视范围，但卫生实验室的拉尔夫·利利（Ralph Lillie）、伦敦李斯特研究所的A.C.科尔斯（A. C. Coles）和位于德国达勒姆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沃尔特·利文索尔（Walter Levinthal）都在死于鹦鹉热的患者的细胞质中发现了特殊的包涵体团簇。这些团簇被称为“利文索尔-科尔斯-利利小体”或“LCL小体”，普通光学显微镜下即可见。这些小体会在细胞表面呈微集落出现，极大方便了鹦鹉热的诊断，也促进了凝集试验这一检验方法的产生。 [53]目前唯一还不确定的便是鹦鹉热的确切传播方式。处理生病或死去的鸟类当然是染病风险之一，但还有许多人仅仅是与生病的鹦鹉待在同一个房间或同一座房子就被传染了。甚至有些驻足宠物店的顾客、与病鸟同处一节火车车厢的行李搬运员也感染了疾病。这可不是宠物店店主或鸟类饲主希望听到的消息。许多人不肯相信鹦鹉或长尾鹦鹉会传染肺炎和类似伤寒的疾病，更拒绝接受鹦鹉热可通过空气从鸟传染给人。他们声称，如果真的如此，鹦鹉饲养员和宠物店的员工应该总在生病才对，但据鹦鹉经销商的情报来看，事实恰恰相反。在流行高峰期，新成立的美国鸟类经销商协会于纽约康莫多酒店举行的会议上宣称：“若是鹦鹉热真能从鸟传染给人，时刻接触鸟类宠物的经销商们绝对会难逃一劫，但据我们目前所知，这种病例却是闻所未闻。”他们也不相信宠物主直接从进口鸟类身上染上鹦鹉热的报道，因为“那些把脸贴近新进口鸟儿的人，一定是被未经训练的鸟儿啄伤才染病的”。简而言之，鹦鹉热“恐慌”被归结为“巴尔的摩某个新闻人的过度想象”。 [54]

鸟类经销商想要反击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美国6家主要宠物经销商的总部都设在费城或纽约，他们每年会因胡佛的进口禁令损失500万美元。而且，从一些方面来看，他们也确实没错。在禁运令平息了进口鹦鹉导致的恐慌之后，外国鸟类不再是主要威胁。相反，那些家养的鸟类——后院鸟舍中饲养的鹦鹉和长尾鹦鹉——才是首要威胁，特别是在一年四季都适宜鸟类户外繁殖的南加利福尼亚。不过，这次发现危险的不是新闻人，而是一位曾在瑞士受过训练的动物病理学家。他的实验室就坐落在天气凉爽，雾气缭绕，可以俯瞰金门大桥的山顶附近。

* * *

1930年夏天，当东海岸的科研人员专注于开发观察鹦鹉热病毒的工具和改良凝集试验时，卡尔·弗里德里希·迈耶正全心全意地研究着另一种疾病：马脑炎，这是一种感染南加州和其他西部州马类的神秘“昏睡病”。迈耶曾在巴塞尔和苏黎世读书，1909年于南非考察时，他接触到多种以昆虫和节肢动物为媒介的动物疾病，从而对动物疾病产生了兴趣。那时他在阿诺德·泰累尔（Arnold Theiler，诺贝尔奖获得者马克斯·泰累尔 [55]的父亲）领导的比勒陀利亚兽医细菌研究所担任研究助理。在那里，他首次阐明了导致东海岸热（East Coast Fever，一种蜱媒牛类疾病）的原虫的生活史。不久之后，迈耶因感染疟疾而被迫返回欧洲，但他没有停留太久。1911年，他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兽医学院的教职。在那里，迈耶逐渐熟识了美国病理学和细菌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例如西奥博尔德·史密斯（Theobald Smith），他对得克萨斯牛热病的开创性研究引发了科学界对细菌理论和寄生虫感染作用的广泛反思；还有弗雷德里克·诺维（Frederick Novy），密歇根大学卫生实验室的主管，曾领导针对1901年旧金山腺鼠疫的官方调查。通过史密斯的引荐，迈耶还认识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所长西蒙·弗莱克斯纳。但迈耶并未打算在纽约工作，而是决定继续西进。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提供的助理教授职位引起了他的兴趣，在那里他还有望进入旧金山新成立的胡珀医学研究基金会担任研究员。 [56]

胡珀医学研究基金会设立在一所兽医学校旧址的三层砖楼中，坐落于帕纳塞斯高地（Parnassus Heights）的苏特罗山（Mount Sutro）上。1913年，胡珀的遗孀用他100万美元的慷慨遗赠创建了该基金会，这是第一所附属于大学的私立医学研究机构。虽然弗莱克斯纳曾提醒迈耶，加入胡珀医学研究基金会就意味着“声名渐溺于太平洋中，因为美国的知识分子都扎堆在纽约方圆100英里之内”。然而，胡珀医学研究基金会为迈耶提供了在东部无法获得的学术自由。 [57]此外，如迈耶所说，他是个“典型的巴塞尔方脑袋”，固执得像头牛。 [58]在与同事和其他科学家的交往中，这份顽固可能会给人留下傲慢的印象——而这样的印象因迈耶的一些特质而加深，如他的日耳曼血统、浓重的德国口音，以及对错误的毫不容忍——特别是当错误发生在他的实验室时。但在追踪和鉴明新的疾病病因这一点上，迈耶显然是致病微生物最不屈不挠的对手。在1950年《读者文摘》所刊登的特别致敬文章中，德克吕夫称赞当时已经60多岁的迈耶是“巴斯德以来最全能的微生物猎手”。在迈耶长达3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协助消灭了在加利福尼亚奶牛群中传播的布鲁氏菌病，并证明肉毒杆菌——一种致命的食源性致病菌——是生命力极强的芽孢菌，广泛存在于美国各地的土壤中；他还阐释了美国西部的森林鼠疫是如何传播给地松鼠和其他野生啮齿动物的。简言之，德克吕夫称赞迈耶是一位“户外科学家，驻扎于常有户外突发事件的州……是世界微生物学界的大师”。 [59]

历史没有记载迈耶对于德克吕夫对自己的热情称赞是感到高兴还是尴尬——20世纪60年代，迈耶在接受采访时讲到，他的前妻怀疑德克吕夫是在“贬低”和“污蔑”他。 [60]不过，虽然德克吕夫生性嗜酒且反复无常，但他与迈耶的友谊保持了30多年。德克吕夫每年两次前往旧金山拜访迈耶，二人会一同前往塔玛佩斯山（Mount Tamalpais）徒步，安享独处时光，探讨最新的医学突破，议论细菌学同行们的八卦。 [61]

作为塞拉俱乐部 [62]的一员，迈耶对传染病研究的迷恋可以追溯到他少年时代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上的远足，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些刚从印度瘟疫区返回的英国登山者，并与他们交谈。所以说，德克吕夫将他捕捉微生物的激情与他对探险和户外生活的热爱联系在一起是不无道理的。而当圣华金河河谷出现大范围马类传染病的消息传到胡珀医学研究基金会时，迈耶从实验室飞奔到现场进行调查的举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63]在那里，他看到马群漫无目的地转着圈，或者东倒西歪。迈耶的兽医同事们认为马群的怪病是由肉毒杆菌导致的“草料中毒”。然而这场马瘟暴发在6月，并不是肉毒杆菌会作乱的时间。而且，实地探访过受害农场的兽医们发现，大部分患了这种时称“摇摆症”的马都是放养的，而非用青贮饲料或干草喂养。迈耶还在尸检中观察到，病马大脑中有炎症和多处微量出血导致的瘢痕，因此他怀疑神经损伤是由某种病毒引起的。可惜很不走运，在他给马匹做尸检的时候，病毒已经消失了。迈耶急需找到新近受感染的马，对其脑部进行检查。机会降临在那年夏天的晚些时候，当时，他的一位同事在默塞德（Merced）某处农场中找到了一匹病马。农场主不想与迈耶的实验扯上关系，因此迈耶用20美元贿赂了他妻子。当她发出信号暗示丈夫已经睡着时，迈耶便偷偷摸摸地溜进马厩，趁着夜色掩映挥刀砍下马头，火速塞进汽车后备厢，连夜疾驰赶回旧金山。一路上，马头还有一截露在外面。当日清晨，迈耶取出马的大脑，将其捣碎，并把所得物质注射到几只实验豚鼠体内。没过多久，豚鼠就开始出现身体震颤，随后缩成一团，或像猫一样弓着身子。4天到6天后，这些豚鼠就死了。在兔子、猴子和马身上重复实验得到了相同的结果，之后，迈耶和同事们宣布他们分离出了一种新的滤过性病毒。几年之后，科研人员证实了迈耶的猜测，并弄清了病原体的虫媒生活史，病原体是一种病毒，可以引起马脑炎，由滋生于马厩附近水渠中的蚊子传播。 [64]

尽管迈耶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马脑炎的研究中，他仍然跟进着东部鹦鹉热的疫情，关注着阿姆斯特朗和麦科伊进行病毒传代实验的种种努力。但直到次年，他才有充分的机缘加入鹦鹉热研究，并开始关注受波及的饲鸟人。契机出现在1931年，三位年长的女士病故，她们都曾在临近感恩节时参加了位于内华达山脉草谷（Grass Valley）的咖啡俱乐部聚会。当地的医生们对她们的死因十分困惑，将其归因于伤寒、痢疾和“中毒性肺炎”等。然而，在翻看过医疗记录并得知聚会召集者的丈夫也在生病住院时，迈耶意识到病例的共同点在于聚会房间。他提示当地的卫生官员去检查那里是否有生病或死去的鹦鹉。这个直觉部分正确。虽然聚会地点没有鹦鹉，但在召集聚会的女士位于草谷的家中，这名卫生官员发现了一只鸟笼，笼中的一只虎皮鹦鹉尚且健康，但另有一只刚刚死去。迈耶随即让他将鸟尸取出，并和那只存活的同伴一起送到胡珀医学研究基金会的实验室。当晚10点左右，迈耶的同事们惊讶地看到，一名戴着面罩的司机将车停在他的实验室外。来者正是那名卫生官员，幸存的虎皮鹦鹉在他后座的笼子里叽叽喳喳地叫。“他惊魂甫定，生怕自己会被传染，”迈耶回忆道，“因为大家基本都知道了鹦鹉热会通过空气传播，极易传染。” [65]

迈耶认为这只鸟已经被感染了，为了验证自己的直觉，他进行了一项简单的暴露试验。他曾读到日本禾雀极易感染鹦鹉热，因此选取了一只健康禾雀作为研究对象，将其与幸存的虎皮鹦鹉放在同一个钟形罩内。两周到三周之内，这只禾雀就死了，而虎皮鹦鹉仍看上去“非常正常”，并在继续散播大量病毒。当它被转移到干净的钟形罩，与另一只禾雀放在一起后，那只禾雀又病死了。 [66]迈耶最终于1932年1月16日处死了这只虎皮鹦鹉，将它的脾脏捣碎，注入实验小鼠身上，小鼠在3天到4天内也死了，这表明“病原体极其致命”。 [67]为了确定这一点，迈耶重复实验，每当禾雀死亡时就将虎皮鹦鹉取出，放入装有另一只禾雀的新钟形罩。如此进行了6个月之后，迈耶得到证据：是虎皮鹦鹉的干燥粪便传播了疾病。

同时，那位召集聚会的女士的丈夫也在1931年1月病故了。迈耶担心这次感染可能波及全州，便力促卫生部门发布新闻，公告此事。而公开宣传又引来了对相关可疑死亡事件的更多报告，包括远至南部特哈查比（Tehachapi）的长尾鹦鹉死亡事件。迈耶和助手伯尼斯·埃迪（Bernice Eddie）询问了挨家挨户兜售长尾鹦鹉的流动商贩，发现大多数鸟类都来自洛杉矶一带的后舍鸟棚。这些鸟场的主人大多是退伍军人，资金来自他们在大萧条期间的救济金。鸟类繁殖速度极快，这使饲鸟业成为一项低技术投入和高利润回报的行业。对于业余饲鸟人来说，只需准备木材、铁丝网和繁育箱即可。几周内，围栏中就会遍布雏鸟，或称“学步小鸟”。雏鸟非常受宠物主人欢迎，训练后的鸟儿会站在饲主的手指上拣食种子。因此，比起将它们养大，业余饲鸟人更乐意将它们快速出手。而事实也是如此，迈耶发现，在感恩节期间和圣诞节前期，鸟贩们走街串巷，将“爱情鸟”作为礼物推销给家庭主妇和寡妇。

迈耶号召全加州的宠物店将明显患病，或是最近因鹦鹉热住院的房主所接触过的鸟寄给他。没过多久，胡珀医学研究基金会就收到了来自北起圣罗莎（Santa Rosa），南至圣路易斯奥比斯波的各地的鸟儿。被送来的长尾鹦鹉乍看十分健康，但在检查它们的脾脏时，迈耶发现这些鸟的器官出现了肿胀，并有典型的鹦鹉热损伤痕迹。将捣碎的脾脏注入小鼠体内会导致小鼠患病，这使迈耶的想法得到了最终确证。而询问越多的鸟贩和宠物店主，迈耶和埃迪就越担心全加州的鸟类可能都是无症状的病毒携带者。在他们从帕萨迪纳获取到的22只鸟中，只有9只有肝脾肿大。而在一些饲养棚中，迈耶发现鸟儿明显处于生病状态，“非常虚弱，只能在地板上爬行”。 [68]

迈耶担心后院鸟舍和专业饲养棚中的鸟类鹦鹉热携带率可能高达40%，他警示道，加利福尼亚可能是一座巨大的病毒储存库。他力促卫生官员们采取行动。他尤其担心当加州长尾鹦鹉挤在集装箱中经航运跨越州界时，应激压力会导致它们排出病毒，再度引发瘟疫。换句话说，最需担心的不再是阿根廷鹦鹉了，加利福尼亚的鸟类才是现在的主要威胁。

在此之前，加州公共卫生局对鸟类养殖业的规模很不挂心，也从未意识到其对公众健康的影响。现在它忽然下令要对鹦鹉进行检疫，并实行跨州禁运。这在加州饲鸟人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特别是前一年胡佛对进口鹦鹉的禁令强行压制了长尾鹦鹉的市场需求，东部的宠物店正越发地指望加利福尼亚能够填补市场空缺呢。饲鸟人和迈耶对市场的估值有一定分歧：前者认为会有500万美元；而后者认为只有50万美元。但毫无疑问，南加利福尼亚全年温和的地中海气候为鸟类繁育提供了理想条件，因而有超过3 000人以此谋生。建立对饲养棚和鸟类状况的监测体系十分必要，但这却是一个完全不受监管的行业，没人愿意承担责任。迈耶嗅到了其中的商机。20世纪20年代，对肉毒杆菌的恐慌导致加州的沙丁鱼等罐头食品销量下滑，罐头厂商聘请迈耶来为加热消毒的方法出谋划策，并由此建立了一套安全程序，这套程序很快成了美国的业内标准。而此时，迈耶也为加州的饲鸟人们提供了一套类似的技术解决方案。

迈耶于1932年3月召开了发布会，将125名大户饲鸟人召集到洛杉矶的联合不动产大厦（Associated Realty Building）。会议开始时，先前与迈耶在洛杉矶肺鼠疫事件中合作过的州公共卫生局主任贾尔斯·波特医生向大家介绍了迈耶，称其为鹦鹉热研究的世界权威，还称其能够“证明鹦鹉热并不是一场小小的‘惊吓’，而是……相当严重的问题”。迈耶以回顾1930年前对鹦鹉热的医学研究作为开场，随后展示了在此次疾病流行期间获得的证据，说明鹦鹉热病原体是一种滤过性病毒。他告诉饲鸟人，“关于鹦鹉热，目前可能流传着很多错误的‘奇谈怪论’”，但有一项毋庸置疑，那就是鹦鹉热是一种“高传染性疾病”，能够以鸟类的粪便或黏液排出物为媒介，通过空气传染给人。卫生实验室的“悲惨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仅仅是穿过附近有干燥排泄物的笼子的走廊，就有9人感染上了鹦鹉热。迈耶说：“可能是风将笼子里的尘埃吹过了门下的缝隙，从而造成了人与病原体的接触。”随后，他简要介绍了自己在旧金山的调查结果。然后指着一张图表，直截了当地阐述了鸟类饲养场所存在的感染问题。

为避免争议，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一下。目前我们拥有100只鸟，其中暴发了鹦鹉热。假定有10只鸟会死去，那么按理说找出这10只鸟就可以了。但不幸的是，问题通常没有这么简单，假定目前我们检查了这些鸟，发现10只患有鹦鹉热，还剩下90只没有症状。你可能会认为这90只鸟没有发病……它们是安全的。而我的回答是：错！大错特错！

困难就在这里。每个鸟棚都有一定比例的“携带者”，即那些脾脏有被感染的迹象但尚未发病或没有出现明显症状的鸟。这些看上去健康的鸟可能已经携带病毒6个月或更长时间，但并没有感染同一鸟棚中的其他鸟。然而，如果这些鸟暴露于寒冷的空气，或经历气候突变，那么它们就会“排出病毒”，感染同笼的鸟类。迈耶推测，雏鸟尤其容易受到传染。但危机还不止于此，“康复鸟”，即从感染中恢复的鸟，仍可能在4周到6周内继续排出病毒。可能只有以下的鸟类是安全的：具有遗传免疫力的鸟类、在先前流行期受过感染或曾在巢中暴露于病毒而获得免疫力的老鸟。

确定鸟群是否被感染的唯一方法是饲鸟人将其中的10%到20%提供给迈耶，让他检查是否存在潜在感染。通过这种方式，迈耶可以为那些没有疾病的鸟棚提供健康证明，使它们免于进一步的禁运或隔离。不过，迈耶预先警告说，对鸟类进行尸检是危险且昂贵的工作，因此他会向饲鸟人收取服务费，总共差不多要1万美元。

这种疾病在每个研究它的实验室都引发了鹦鹉热感染，可以说，为了解决问题，我们几乎是一只脚踩在坟墓里。我勇于承担责任，与你们合作。因此，我期望你们全心全意地配合；或者，我也可以放弃，反正冒死于鹦鹉热的风险并非我的职责所在。 [69]

毫无意外，饲鸟人们对迈耶的提议犹豫不决，觉得他的要价过于高昂。他们试图说服卫生官员这些检测是不必要的，一旦鸟长到4个月大，就不再有患病风险。随后他们提议引入官方许可证制度。波特一开始拒绝让步，但饲鸟人们游说了州长，州长妥协并解除了禁运令。贸易在1931年夏天重启，长尾鹦鹉被从加利福尼亚运送至东部市场。迈耶担心鹦鹉热会卷土重来，一旦长尾鹦鹉到达纽约经销商的手中，就没人能预料会有多少鸟群被感染，或下一个鹦鹉热病毒携带者将会出现在哪个州或哪个国家。到1931年年底，加州的“爱情鸟”已被运送到美国的每一个州。它们在威斯康星和明尼苏达的乡村集市作为抽奖奖品，大受欢迎。紧接着，1932年9月22日，一位来自爱达荷州的参议员的妻子威廉·E.博拉（William E.Borah）夫人在位于州府博伊西的家中罹患重病。她的医生调查发现，她是一位长尾鹦鹉收藏爱好者，最近刚从加利福尼亚收购了一群“爱情鸟”。由于怀疑她患上了鹦鹉热，她的丈夫立即发电报给华盛顿特区请求抗体血清。而正是这一事件，开启了卫生史上又一篇非凡的华章。

* * *

在麦科伊熏蒸卫生实验室北楼两个月后，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将卫生实验室更名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简称NIH），并为生物和医学问题的基础研究提供经费。该法案被称为“兰德塞尔法案”（Randsell Act），以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民主党参议员E.兰德塞尔（E. Randsell）的名字命名。这可以看作对公共卫生局调查鹦鹉热的行动及其研究团队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的奖励，也标志着美国对国家资助医学研究的态度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 [70]不幸的是，当参议员博拉的请求到达麦科伊的办公桌上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血清已经耗尽。当此关头，阿姆斯特朗主动请缨，表示自愿提供血清。他已经完全康复了，血液中可能仍有抗体，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呢？阿姆斯特朗的私人医生为他抽血，连夜分离出血清。由于患者的情况迫在眉睫，没有时间检查血清是否无菌，就直接将它送上了候命的飞机。救命航班的消息引起了媒体轰动：在接下来的每一个小时，美联社以及各种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报纸都在跟踪报道，追踪血清从华盛顿特区到爱达荷州博伊西的行程。博拉夫人当时已奄奄一息，医生们怀疑使用血清可能也无济于事，但毕竟值得一试。医生一次性将所有12盎司 [71]的血清输入她体内。5天后，博拉夫人开始出现好转迹象。1933年2月，她已经大为康复，能够亲自前往华盛顿。国立卫生研究院是她的第一站。“我专程来感谢您的救命之恩，”她对阿姆斯特朗说，“我的血管中还流淌着您的血液呢。” [72]

博拉夫人的康复对国立卫生研究院来说是好消息，但对于加利福尼亚州的鸟类饲养者来说却如天降噩耗。妻子甫一康复，参议员博拉便力劝胡佛总统恢复禁运——但这次的对象不再是阿根廷的鸟类，而是加利福尼亚的。胡佛将这个请求转批公共卫生局，敦促卡明发布禁令，阻止跨州贩运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长尾鹦鹉。不过卡明表示，如果加州能找到方法证明来自该州的鸟类没有患鹦鹉热，他也可以网开一面。前一年的3月，饲鸟人们还在尽其所能地避免鸟类检疫，但现在，随着禁运令的出现，他们被挡在了利润丰厚的东部市场之外，只好转而接受迈耶的提议。

到1933年，迈耶和埃迪共检查了66个鸟舍和其中近2 000只“爱情鸟”。他们发现，在饲主认为是健康的鸟中，有10%到90%可能是鹦鹉热病毒的潜在携带者。不过他们也观察到，虽然许多鸟儿有“明显的慢性持续感染”，但它们没有传染相邻围栏中的长尾鹦鹉。饲鸟人宣称鸟儿们从未患病，事实却恰恰相反。迈耶和埃迪发现许多鸟体内都存在鹦鹉热抗体，这表明它们之前曾暴露于病毒，罹患轻度感染，只是被误判为健康。人的感染风险主要来自处理死禽或直接接触病鸟的鼻涕与排泄物，再或被咬伤。但偶尔，仅吸入干燥的粪便粉末就会造成传染。迈耶发现干燥的粪便粉末是高致病性的气溶胶，当鸟类焦躁不安，扇动翅膀时，就会把粪便粉末吹散到一大片区域。此时，周围空气中就会“充满了病毒，威胁着任何吸入它的人”。 [73]因此，迈耶和埃迪警告说，鸟类饲养员、宠物商店店主，以及与“爱情鸟”有密切接触的人，会是感染鹦鹉热的高危人群。

迈耶和埃迪还发现，只需在病禽的脾脏涂片上加入适当的染色剂，就能轻易地在显微镜载玻片上观察到鹦鹉热的“LCL小体”。除此之外，鸟类样本的脾脏大小是粗略估算鸟棚中潜在感染规模的简易指标。这一点在小鼠注射实验中尤为明显：相较于7~10毫米的脾脏，3~5毫米的中等大小的脾脏更可能引起“典型的、急性致命的或者潜伏的”疾病。迈耶和埃迪还发现，与已长出冠羽的成年鸟相比，雏鸟的脾脏比例更大（6毫米或更大）。这表明长尾鹦鹉通常在发育早期感染鹦鹉热，而在那些长出冠羽的成年鸟体内，增大但未感染的脾脏是幼年时曾感染过鹦鹉热的证据。由此他们得出明确结论：“一般来说，较于‘长出冠羽’的成年鸟，‘未长出冠羽的’雏鸟是更常见的病毒携带者。” [74]因而可以清楚地推知：需要观察鸟类成长到至少4个月大，才能确定它们是否已经脱离感染状态，不再具有传播病原体的风险。

到1934年，迈耶和埃迪已经检测了近3万只长尾鹦鹉，并确认了185家加利福尼亚州的鸟舍里没有鹦鹉热。这个项目为胡珀医学研究基金会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迈耶很快就将这笔资金用于对其他科学问题的研究。他不仅是一位细菌学家和兽医病理学家，还自认是一位生物学家和初出茅庐的生态学家。虽然他的科学训练承袭自德国学术传统，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已经对细菌学只关注微生物的狭隘视角越发不满。在思考潜伏感染的现象时，他逐渐被“宿主”和“寄生生物”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更为宏观的病原体毒力和疾病免疫力之间关系的演进所吸引。迈耶尤其想探究野生长尾鹦鹉是否像圈养鸟类一样对鹦鹉热易感。为了追寻答案，他雇用了一名太平洋航线邮轮上的理发师，让他带回了200只生活在澳大利亚丛林中的野生长尾鹦鹉。由于之前从未有澳大利亚长尾鹦鹉感染鹦鹉热的报道，迈耶猜想这些鸟对鹦鹉热病毒具有高度易感性，很适合进行暴露与免疫的比较试验。但令他震惊的是，在隔离澳大利亚长尾鹦鹉的4周内，仅有一只死掉了。经检查，这只鸟的脾脏呈现出与加州鸟类相同的病变。然而，当迈耶让澳大利亚长尾鹦鹉与加州的长尾鹦鹉（其中半数有潜伏感染）自由交配时，他有了更为重要的发现：没有一只澳大利亚长尾鹦鹉死于鹦鹉热，进行尸检时也没有从它们的脾脏中检测到病毒。

接下来的事件可以看作迈耶动用国际科学网络的一个例子。在发现上述异常情况后，迈耶立即与澳大利亚病毒研究员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分享了结果，提议伯内特着手进行一项相应研究。在研究中，伯内特发现鹦鹉热是澳大利亚野生长尾鹦鹉的地方性疾病，可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在澳大利亚鹦鹉中流行”。 [75]伯内特推测，引起1931年加州鹦鹉热的很可能不是阿根廷鹦鹉，而是日本商人带去的澳大利亚鹦鹉和澳大利亚长尾鹦鹉。在给迈耶的信中，伯内特解释道，在野外，幼鸟通常会在巢中感染病毒，而局限的封闭空间所导致的应激压力可能会使这种自然的、轻微的感染暴发，导致鸟类丧失获得性免疫力并排出病毒。通过询问进口鸟商，迈耶还发现，在航运中，野生放养的鸟类与未染病的鸟类常常被混放在一起，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病毒的传播。他由此得出结论：虽然在野外条件下，这些病毒与禽类宿主已经彼此高度适应，但船运和加州鸟舍的封闭空间却极大地增加了鹦鹉热病毒的毒力，“打破了病毒与宿主之间的平衡，从而促进了病毒的传播”——正因为如此，原本是地方性动物病的鹦鹉热，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加利福尼亚州演变为鸟类和人类共患的瘟疫。 [76]

* * *

如今，鹦鹉热不再是一种紧迫的健康威胁，而且已经淡出了公众视野。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迈耶。在1948年金霉素问世之后，迈耶与当时美国最大的生产鸟食碾磨种子的哈茨山分销公司（Hartz Mountain Distribution Company）接洽，开发出了一系列药用小米。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另一种使用起来很方便的抗生素——口服四环素——也上市了，同时，使用金霉素浸渍种子已经成为饲鸟业的标准行业操作。诚然，鹦鹉热仍然偶有发生，但往往是在火鸡饲养农场或禽肉加工厂。在这些地方，被鹦鹉热感染一直是一种职业风险。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只需要一个标准疗程的四环素治疗，就可以使患病员工恢复健康并消除鸟群感染。 [77]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还有一些饲鸟人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拒绝相信他们的鸟群存在潜伏的鹦鹉热感染。他们稀释浸渍鸟食种子的抗生素溶液的浓度，或私自缩减抗生素溶液浸渍的时间，导致国内鸟群中的鹦鹉热亚临床感染持续存在。若将这些鸟运至宠物商店，并与经过检疫的进口鸟类混养，就有可能造成鹦鹉热病原体传播并引发新一轮的疫情暴发。1930年的大流行带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进口鸟类只是替罪羊，罪魁祸首仍是加州鸟舍中饲养的本土雏鸟。一旦明白了这一点，鹦鹉和长尾鹦鹉就不再是恐惧和歇斯底里的来源，控制鹦鹉热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兽医学问题。但话说回来，如果不是阿根廷的鹦鹉引发了全球同步的瘟疫及相伴的新闻报道，也许没人会注意到特殊的肺炎死亡病例，诺卡尔的错误观点——鹦鹉热是某种沙门氏菌所致——也会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被纠正。

在20世纪下半叶，由于一些鲜为人知或曾被忽视的病原体又开始引发新的瘟疫恐慌，此次事件的另一个教训变得越发珍贵。在自然状态下，鹦鹉和长尾鹦鹉对人类的威胁不大。诚然，在亚马孙雨林或澳大利亚丛林深处，可能偶有大范围的鸟类死亡，但用伯内特的话来说，鹦鹉热“本质上并不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相反，他认为鹦鹉热病毒的主要功能，是将对于其所占据的生态位 [78]来说过量或过密的野生鸟类种群调整到平衡状态。当长尾鹦鹉被关在过度拥挤的板条箱中时，物种与生态的秩序就被破坏了，这为病毒的繁殖以及向人类传播创造了理想条件。伯内特根据其对1935年墨尔本鹦鹉热暴发的观察，这样讲道：“几乎可以确定，在野外自然环境中的凤头鹦鹉永远不会出现感染症状，而在封闭、拥挤、肮脏且缺乏运动和日照的人工环境中，所有潜伏感染被激活都只是时间问题。” [79]

到了20世纪40年代，伯内特担心这种病毒激活事件会越来越普遍。人口过剩，再加上国际商贸和飞机出行的发展，都以不可预测的新方式干扰着自然生态，导致黄热病等动物媒介传染病的剧烈暴发。在一个万事万物在生物学意义上都紧密联系的世界，人类与寄生微生物之间理论上应当形成一种“实际平衡”，但伯内特警示道：“人类……生活在一个不断被自己的行为所改变的环境中，几乎鲜有哪种人类疾病达到了这样的平衡。”

迈耶也担心快速发展的经济和工业变革正在破坏人与微生物之间的平衡。不过对于鹦鹉热事件，他径直将责任归咎于鸟类饲养者。即便这种疾病已经夺去了巴尔的摩和华盛顿多名宠物主与医学研究人员的生命，这些饲养者仍然顽固地坚称鹦鹉不存在威胁。但也许，最重要的因素还是美国消费者群体对“爱情鸟”的广泛喜爱。州际贸易丰厚的利润促使流动商贩挨家挨户地向寡妇和家庭主妇们兜售长尾鹦鹉。在1930年，要想使人相信这些乖巧的美国鸟儿就像特洛伊木马，这简直匪夷所思。人们更愿意将罪过推给那些长着绿色羽毛的南半球来客。

[1]V. L. Ellicott and Charles H. Halliday, “The Psittacosis Outbreak in Maryland, December 1929, and January 1930,” Public Health Reports 46, no. 15(1931): 843–65; Jill Lepore, “It’s Spreading: Outbreaks, Media Scares, and the Parrot Panic of 1930,” New Yorker , June 1, 2009.

[2]“Killed by a Pet Parrot,” American Weekly , January 5, 1930.

[3]Paul De Kruif, Men Against Death (London: Jonathan Cape, 1933.), 181.

[4]1911年，在加州图莱里（Tulare）县对松鼠进行鼠疫检测时，麦科伊首次分离出了兔热病的致病菌。这种病可由蜱虫、螨虫和虱传播，在美国各州均有流行，主要宿主是野兔和鹿。在人身上，蜱虫或鹿蝇的叮咬可导致淋巴结肿胀、溃疡，因此该病容易与鼠疫混淆。——原注

[5]De Kruif, Men Against Death , 182.

[6]De Kruif, Men Against Death , 203.

[7]“爱情鸟”指牡丹鹦鹉属的鹦鹉。——译者注

[8]The journal was most likely La Revista de La Asociación Médica Argentina .Enrique Barros, “La Psittacosis En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La Revista de La Asociación Médica Argentina , Buenos Aires, 1930.

[9]1磅≈0.45千克。——译者注

[10]“Killed by a Pet Parrot,” American Weekly , January 5, 1930.

[11]E. L. Sturdee and W. M. Scott, A Disease of Parrots Communicable to Man (Psittacosis) . Reports on Public Health and Medical Subjects, no. 61 (London:H.M.S.O., 1930), 4–10.

[12]“30,000 Parrots Here; Amazon Best Talker,”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9, 1930.

[13]Katherine C. Grier, Pets in America: A Histor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6), 244.

[14]在非鹦鹉类鸟中，该感染被称为“鸟疫”。——原注

[15]后文中多次出现“鹦鹉热病毒”的说法，全因考虑时代背景，按照原文翻译。实际上，衣原体和病毒是完全不同的病原体类别。——译者注

[16]机体在各种内外环境因素刺激下出现的不良刺激反应的总和。——译者注

[17]免疫凝集试验，是指细菌、螺旋体和红细胞等颗粒性抗原或表面包被可溶性抗原（或抗体）的颗粒性载体，与相应抗体（或抗原）发生特异性反应，在适当电解质存在下，出现肉眼可见的凝集块。该实验是临床检验和细菌学鉴定的重要手段之一。——译者注，参考：李金明、刘辉主编，《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年，第55页。

[18]Sturdee and Scott, A Disease of Parrots Communicable to Man , 10–17.

[19]人们在鹦鹉近旁容易感染鹦鹉热，这被视为致病病原体必定是肠道寄生菌的进一步证据，尽管在许多情况下，病人从未接触过病禽，也没有处理过它们的粪便，只是和它们出现在同一个房间里。——原注

[20]De Kruif, Men Against Death , 182.

[21]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1854―1915），德国细菌学家、免疫学家，因其在免疫学领域的贡献于1908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译者注

[22]Albin Krebs, “Dr. Paul de Kruif, Popularizer of Medical Exploits, Is Dead,” NewYork Times , March 2, 1971.

[23]Paul De Kruif, “Before You Drink a Glass of Milk,” Ladies Home Journal ,September 1929.

[24]Nancy Tomes, “The Making of a Germ Panic, Then and Now,”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0, no. 2 (February 2000): 191–98.

[25]“Topics of the Times: Warning Against Parrot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1, 1930.

[26]“Vienna Specialist Blames ‘Mass Suggestion’ for Parrot Fever Scare,Which He Holds Baseless,”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16, 1930.

[27]“Stimson’s Parrot Is Banished for Cursing,”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18,1930.

[28]Edward. A. Beeman, Charles Armstrong , M .D .: A Biography (Bethesda,MD: Office of History,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s, 2007), 45.

[29]Q热也称寇热，是由伯纳特立克次氏体引起的急性自然疫源性传染病。这种疾病最先发现于澳大利亚的昆士兰，由于当时病因不明，因此被称为Q热。——译者注

[30]Jeanette Barry, Notable Contributions to Medical Research by Public Health Scientists ,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 Bibliography to 1940 (Washington,DC: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1960), 5–8.

[31]De Kruif, Men Against Death , 182, 185.

[32]De Kruif, Men Against Death , 181.

[33]贝丝·弗曼（Bess Furman，1894―1969），美国记者，曾长期担任美联社、《纽约时报》等著名媒体的记者。——译者注

[34]Bess Furman, A Profile of the U .S . Public Health Service 1798–1948 (Bethesda, MD: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1973), 370–73.

[35]Beeman, Charles Armstrong , 145.

[36]“Parrot Fever Kills 2 In This Country,”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11, 1930.

[37]“Hunts For Source of ‘Parrot Fever,’ ”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12, 1930.

[38]“Parrot Fever Cases Halted in the City,”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19,1930.

[39]De Kruif, Men Against Death , 184.

[40]De Kruif, Men Against Death , 125.

[41]Beeman, Charles Armstrong , 139.

[42]这是了解疾病自然病程的一个重要线索，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野生鸟类不会持续地死于鹦鹉热，以及为何动物流行病很少发生。然而，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研究人员才会明白这一发现的重要性。见下文讨论。——原注

[43]De Kruif, Men Against Death , 183–84.

[44]“Hoover Bars Out Parrots to Check Disease: Gets Reports of Fatal Psittacosis Cases,”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25, 1930.

[45]George W. McCoy, “Accidental Psittacosis Infection Among the Personnel of the Hygienic Laboratory,” Public Health Reports 45, no. 16 (1930):843–49.

[46]De Kruif, Men Against Death , 203.

[47]“Parrot Fever Attack Fatal to Dr. Stokes,” The Sun , February 11, 1930.

[48]Charles Armstrong, “Psittacosis: Epidemiological Considerations with Reference to the 1929–30 Outbreak in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Health Reports 45, no. 35 (1930): 2013–23.

[49]Edward C. Ramsay, “The Psittacosis Outbreak of 1929–1930,” Journal of Avian Medicine and Surgery 17, no. 4 (2003): 235–37.

[50]S. P. Bedson, G. T. Western, and S. Levy Simpson, “Observations on theÆtiology of Psittacosis,” The Lancet 215, no. 5553 (February 1, 1930): 235–36;S. P. Bedson, G. T. Western, and S. Levy Simpson, “Further Observations on theÆtiology of Psittacosis,” The Lancet 215, no. 5555 (February 15, 1930): 345–46.

[51]Sturdee and Scott, A Disease of Parrots Communicable to Man , 68–74. In Bedson’s honor, the organism was named Bedsoniae , a nomenclature that stuck until the 1960s.

[52]Karl F. Meyer, “The Ecology of Psittacosis and Ornithosis,” Medicine 21,no. 2 (May 1941): 175–205.

[53]Sturdee and Scott, A Disease of Parrots Communicable to Man , 88–89.

[54]“Deny Parrot Fever Affects Humans,”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18,1930.

[55]马克斯·泰累尔（Max Theiler，1899―1972），南非微生物学家，因研发出黄热病疫苗于1951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译者注

[56]Albert B. Sabin, Karl Friedrich Meyer 1884–1974 , A Biographical Memoir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80); Mark Honigsbaum, “‘Tipping the Balance’: Karl Friedrich Meyer, Latent Infection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Ideas of Disease Ecolog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49, no. 2(April 2016): 261–309.

[57]Karl F. Meyer, Medic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 An interview conducted by Edna Tartaul Daniel in 1961 and 1962 (Berkele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6), 74.

[58]“巴塞尔方脑袋”是当地俗语，形容人顽固，原文后半句字面意思为“顽固得有如莱茵河一样宽”，此处为意译处理。——译者注

[59]Paul De Kruif, “Champion among Microbe Hunters,” Reader’s Digest ,June 1950: 35–40.

[60]Meyer, Medic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 358.

[61]正是某次徒步中，迈耶和德克吕夫一致认为这些医学家的生平足以写成“一个传奇故事”。迈耶还鼓动德克吕夫“忘记科学……投身写作”。德克吕夫听取了迈耶的建议，1926年，他已在致力于成为一名科学作家。据说当辛克莱·刘易斯为小说《阿罗史密斯》取材，四处找寻现实中的疾病侦探，来作为他笔下自负的瑞典瘟疫猎手古斯塔夫·桑德留斯的人物原型时，德克吕夫向他推荐了迈耶。不过，尽管德克吕夫认为迈耶是《阿罗史密斯》的灵感来源之一，他随后又说桑德留斯“没有人物原型”。见：Meyer,Medic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 340; De Kruif to Dr. Malloch, April 16, 1931.Paul H. De Kruif papers, Rockefeller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 Scientific Staff,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Correspondence, 1919–1940, Box 1, Folder 9.

[62]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又译为山岳协会、山脉社等，是美国一个著名的环境保护组织。——译者注

[63]在此次疫情中，共有大约6 000匹马得病，其中3 000匹死亡。

[64]从专业角度来说，马脑炎病毒是一种从鸟类传播给马类的虫媒病毒，通过伊蚊或其他种类的蚊子传播。在马和其他动物身上，这种病毒通常侵袭视神经和脑膜，导致脑组织肿胀和视神经功能损伤。1941年，迈耶的同事比尔·哈蒙和威廉·里夫斯在华盛顿州雅基玛谷完成了关键实验。他们从野外诱捕库蚊，再让它们吸食鸡、鸭的血，随后成功地从库蚊和鸡、鸭体内分离出了马脑炎病毒。这些实验虽然不能算作蚊媒传播的最终决定性证据，但也足够有力。随后的研究证实，鸡群在冬季会自然地染上这种病毒，而当夏季来临，蚊子数量增加并开始到鸡群中吸血时，病毒就会外溢到马身上。

[65]Meyer, Medic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 150.

[66]Meyer, Medic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 150.

[67]Karl F. Meyer, “Psittacosis Meeting,” Los Angeles, California, March 2, 1932, folio leaves 1–31, 5, Karl Meyer Papers, 1900–1975, Bancroft Library,Berkeley, BANC 76/42 cz, Box 89.

[68]W. E. Carter and V. Link, “Unpublished biography of Karl F. Meyer and related papers, written and compiled by William E. Carter and Vernon B.Link, 1956–1963,”“Fifth Interview,” 157. UCSF Library, Archive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MSS 63–1.

[69]参见迈耶的资料：“Psittacosis Meeting,” Los Angeles, California, March 2, 1932, folio leaves 1–31, BANC 76/42 cz, Box 89—“Psittacosis study.”考虑到实验室暴露的事故风险，迈耶坚持要求把胡珀基金会的实验动物关在特殊隔离室中，还要求实验员一直穿戴橡胶手套和面罩。遗憾的是，这些规则没能贯彻始终。1935年，一份匿名报告显示，胡珀实验室的一名实验员在对小鼠肝脏涂片进行常规检查时，意外感染了鹦鹉热。许多年后，我们才知晓这位被感染的实验员就是迈耶本人。为了接电话，他违规摘掉了橡胶手套。

[70]促成此事的还有1928―1929年的大流感（1918年大流感之后最严重的一次流感暴发），以及期望用专业知识来解决医学难题的化学家们。1948年，研究所的名称更改为了复数形式（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原注

[71]1盎司≈28.3克。——译者注

[72]Beeman, Charles Armstrong , 142–43.

[73]K. F. Meyer and B. Eddie, “Latent Psittacosis Infections in Shell Parakeets,”Proceedings of the Society for Experimental Biology and Medicine 30 (1933): 484–88.

[74]K. F. Meyer, “Psittacosis,” Proceedings of the Twelfth International Veterinary Congress 4 (1935): 182–205.

[75]F. M. Burnet, “Psittacosis amongst Wild Australian Parrots,” The Journal of Hygiene 35, no. 3 (August 1935): 412–20.

[76]Meyer, “The Ecology of Psittacosis and Ornithosis.”

[77]Julius Schachter and Chandler R. Dawson, Human Chlamydial Infections (Littleton, MA: PSG Publishing, 1978), 25–26, 39–41.

[78]生态位，指特定生态系统中一个种群生存所需的生境最小阈值，包括其在时间、空间上占据的位置，以及与环境资源、竞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译者注

[79]Frank Macfarlane Burnet, Natural History of Infectious Disea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3),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