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才第一次说出了‘鼠疫’这个词。”
——加缪《鼠疫》
1924年10月3日，洛杉矶城的一位卫生官员贾尔斯·波特（Giles Porter）医生来到墨西哥移民区中心一名铁路工人家中出诊。病人是住在克拉拉大街（Clara Street）700号的赫苏斯·莱洪（Jesus Lajun）和他15岁的女儿弗朗西斯卡·孔查·莱洪（Francisca Concha Lajun），二人几天前发病，都发着高烧。弗朗西斯卡痉咳连连，赫苏斯的腹股沟处则有个烂兮兮的肿物。波特认为赫苏斯的肿块是由于梅毒导致的“性病淋巴结炎”，而弗朗西斯卡的发烧与咳嗽很可能是流感所致。“这孩子病得不重。”波特在报告中写道。然而他错了，两天后，附近一座公寓的房主卢恰娜·萨马拉诺（Luciana Samarano）前来照顾弗朗西斯卡，发现她病情严重，忧心地叫来了救护车，但女孩还是死在了去往洛杉矶总医院的途中。病理学家将她的死因归结为“双侧肺炎” [1]。健康青少年通常不会患上如此严重的肺炎。不过，克拉拉大街被砖厂、天然气厂和电气厂环绕，即使在晴朗的天气，这里也总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废气。再加上附近肉类加工厂所散发的怪味，不难理解为何克拉拉大街周围只有墨西哥移民居住，这样年轻的生命过早凋零也非全然意外。
克拉拉大街始建于1895年，最初是洛杉矶河附近的一片空地，与中产阶级白人的居住区毗邻。随着城市扩张，房地产产业日益繁荣，对造砖工人和廉价农业劳力的需求不断增加，原有的意大利移民们搬走后，这里渐渐住满了拉美裔人口和从边境线以南来的移民劳工。到1924年，克拉拉大街的307所房屋中住了大约2 500名墨西哥人。这片区域东临南太平洋铁路，西毗阿拉梅达大街，南接梅西大街，由八个街区组成，处处拥挤不堪。这里的许多房子被分隔为小间的“公寓”，或被改造成客房供多达30人同时居住，克拉拉大街742号的萨马拉诺家就是如此。还有房客在单层墙板后方附加的棚户中扎床。居住在这里的不只有人，地板下方的空隙也为老鼠（甚至有时是地松鼠 [2]）提供了安家之处。简言之，这里是与洛杉矶——那座被房地产商称作“永恒的青春之城，没有贫民窟的城市” [3]——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20世纪20年代，洛杉矶人口已经达到100万，成为美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中心之一。在这座摘得了“世界气候之都”美誉的城市，房地产产业正处于井喷式的繁荣期。美国人厌倦了中西部的冬季严寒，也厌烦了东部城市过度拥挤的状况，纷纷涌向南加利福尼亚，他们被房产商所承诺的拥有石油、棕榈树、丰饶农田和灿烂阳光的新天地所吸引，来到洛杉矶。大部分定居者都为他们的市郊社区取了“石油花园”之类的美称，众多社区涌现在城市边缘的荒漠改造地上。相比之下，拉美裔美国人则倾向于聚集在梅西区（即前文所述墨西哥移民区的正式名称）或附近的马里亚纳区和观景花园区。
1924年，洛杉矶的拉美裔人口总数已达2.2万左右，他们劳作的身影随处可见：在洛杉矶河附近的黏土坑中辛勤工作，一砖一瓦筑起高楼大厦的是墨西哥人，为杂货店运送新鲜水果和蔬菜的是墨西哥人，为华丽的商业街酒店擦拭地板的还是墨西哥人。而对于城市中大部分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来说，这些住在天使之城的棕色皮肤居民仿佛都是透明的。当然，时常也会有针对墨西哥人的顾虑，比如他们是不是携带了什么疾病，或是拉美裔人口的出生率又在迅速增长之类的。但就像持反工会态度的《洛杉矶时报》的老板、加利福尼亚州大地产商和权力掮客哈里·钱德勒（Harry Chandler）曾说过的那样，国会不必担心墨西哥人，他们“不会像黑鬼那样与白人通婚。他们不混居，只和自己人扎堆。这很保险” [4]。
弗朗西斯卡·莱洪死后第七天，她的父亲赫苏斯也死于同样的神秘感染。5天后，卢恰娜·萨马拉诺也被送进了县 [5]总医院，并于10月19日死于“心肌炎”或某种心脏疾病（卢恰娜怀有六个月的身孕，胎儿也死在腹中）。接下来发病的是卢恰娜的丈夫瓜达卢佩（Guadalupe），再之后是参加了卢恰娜守灵会的几位来宾（按照天主教传统，亲属会绕行敞开的棺材，亲吻死者以表哀思）。与弗朗西斯卡·莱洪一样，瓜达卢佩的死因也被归为“双侧肺炎” [6]。而此时，参加卢恰娜守灵会的其他人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但直到10月29日，医院才派遣了总住院医师埃米尔·博根（Emil Bogen）医生调查这一轮可疑的死亡事件。博根的第一个调查地点是卡梅丽塔大街343号，观景花园区的一所房子。博根回忆道：“在房间中央，一位年迈的墨西哥妇女躺在一张宽大的双人床上，阵发性的咳嗽不时打断她的哭喊。沿墙摆放着一具长沙发，上面倒着一名大约30岁的墨西哥男子，他没有咳嗽，却辗转难安，发着高烧。”在场的还有其他人，其中一位同意担任博根的翻译。博根得知，倒在沙发上的男子于昨天发病，有脊周疼痛，高烧达40℃。他的胸口还出现了红色斑点。而那名老妇人“已经咳嗽了两天，吐出大量血痰，并伴有响亮且粗糙的干啰音”。 [7]
博根将二人转移到救护车上，又随翻译拜访了他们的邻居。邻家的男子和他的妻女都出现了类似症状。该男子的妻子告诉博根自己已有所好转，而他的女儿“坚称没有生病，只是有些疲惫”。然而不到3天，这两名女子就因病情危急被送至县总医院，男子则已死亡。后来才发现，这名男子就是萨马拉诺的兄弟维克托（Victor），他和妻子近期都参加过克拉拉大街742号的那场守灵会。而在那里，博根又发现了4名奄奄一息的男孩，他们的年纪在4岁到12岁之间，正是卢恰娜与瓜达卢佩的遗孤。“当晚，4名男孩被带到医院，次日，他们的邻居中又确诊了6起病例，”博根写道，“入院后不久，患者们就出现了严重的肺炎症状，咳出血痰并有明显紫绀。” [8]
萨马拉诺的房子日后将被称为“死亡之屋”。在参加过卢恰娜的守灵会，与她有过接触，或是居住在克拉拉大街742号的人中，有33人染病，其中31人死亡。这一系列病例在官方报告中以这些人的姓名首字母和他们与“L.S.”（卢恰娜·萨马拉诺）或“G.S.”（瓜达卢佩·萨马拉诺）的关系列出。 [9]在萨马拉诺一家之后，下一个死者是“J. F.”，即杰西·弗洛雷斯（Jessie Flores），卢恰娜的邻居兼好友，曾经照顾过卢恰娜。接着是萨马拉诺夫妇各自在前一段婚姻中的两个儿子，以及萨马拉诺夫妇各自的母亲。染病的甚至还有这家人的牧师梅达多·布鲁瓦利亚（Medardo Brualla）。他曾在10月26日造访克拉拉大街742号，为夫妇二人做临终祈祷。几天后，他也出现咳血痰的症状，并在11月2日去世。 [10]
瓜达卢佩死后，毫无警觉的卫生官员将他的尸体交还亲属以料理后事。他们再一次在克拉拉大街742号举办了守灵会。同样的一幕再度上演，出席守灵会的宾客很快被病魔袭击。10月30日，约有12人因病危被送往县总医院。其中，卢恰娜·萨马拉诺的一位表（堂）兄弟贺拉斯·古铁雷斯（Horace Gutiérrez）成了关键病例，正是他的病情促使卫生官员们全力寻找病原体，并使洛杉矶商会（Los Angeles Chamber of Commerce）与市议会陷入恐慌。博根在总结中记录到，贺拉斯与萨马拉诺家的4个孩子差不多同时入院，很快，他们就出现了同样的肺炎症状、咳血与紫绀。由于紫绀是西班牙流感的标志性症状，医生们对此记忆犹新，因此他们刚开始时怀疑这些人都患了流感。但最终，这些病例都被归为“流行性脑膜炎”。只有医院的病理学家乔治·梅纳（George Maner）医生持不同意见，认为这可能是一场鼠疫。 [11]梅纳决定相信自己的直觉，取了古铁雷斯的痰液样本在显微镜下检查。结果令他震惊，镜下样本中充满了微小的杆状细菌，看上去与他在教科书中见过的巴氏鼠疫杆菌（Pasteurella pestis ）毫无二致。 [12]梅纳对这种细菌的形态不大确定，想听听他人的意见，便找到上一任洛杉矶总医院的首席病理学家、苏格兰人罗伊·哈马克（Roy Hammack）。哈马克曾在菲律宾工作，有过诊治鼠疫的经验，曾见过鼠疫杆菌。“棒极了！”据说当在显微镜下看见那熟悉的棒状杆菌时，哈马克大声惊呼，“棒极了，但也糟透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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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氏鼠疫杆菌的正式名称为耶氏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 ），是迄今人类所知最为致命的病原体之一。瑞士细菌学家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在1894年香港暴发的第三次大鼠疫中分离出了这种杆菌，因而这种杆菌以他的名字命名。据保守估计，鼠疫杆菌在历史上共夺走了1亿（甚至可能2亿）人的性命。不过，虽然鼠疫这个词会唤起人们深重的恐惧，但在鼠疫杆菌的生命周期中，感染人是极其偶然的。它的天然宿主是野生啮齿动物，如旱獭、地松鼠和老鼠。当生活在啮齿动物洞穴中的跳蚤被鼠疫杆菌感染，并叮咬了其他动物后，鼠疫杆菌就会在啮齿动物中传播。但在很多时候，这种传播并不会对啮齿动物产生伤害。只有当这些动物免疫力降低并突然死亡，使跳蚤暂时无处寄生时，或者患病的啮齿动物被带到人类的居住地时，才会出现人畜共患的风险，即病原体可能转移到人或其他动物宿主身上。然而从寄生生物的生存策略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案，因为这种“偶然”转移通常会导致新宿主死亡，从而阻止杆菌的进一步传播。
人可能染上三种类型的鼠疫：腺鼠疫、败血性鼠疫和肺鼠疫。腺鼠疫通常是这样染上的：老鼠或其他啮齿动物身上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咬了人，将细菌注入人的皮下（随后，人身上的跳蚤或体虱也会将疾病传染给其他人）。当被咬者搔抓伤口时，鼠疫杆菌正在成倍繁殖并扩散到腹股沟（当咬伤处在腿部）或腋窝（当咬伤处在手臂）的淋巴结。免疫系统努力控制感染，于是淋巴结肿胀发炎，形成了痛感明显的卵形“结节”，腺鼠疫也因此得名。平均算来，鼠疫会有3~5天的潜伏期，再过3~5天患者会病发死去（未经治疗的情况下，鼠疫的死亡率在60%左右）。病程的终末阶段表现为大出血和器官衰竭。腺鼠疫中最为严重的是败血性鼠疫， [14]患者的皮肤布满深蓝色斑块，四肢皮肤甚至会变为黑色，“黑死病”便是由此得名。在感染的最后阶段，患者常会出现精神失常，对伤处最轻微的触碰也会引发难以忍受的剧痛。唯一称得上安慰的是，这种类型的鼠疫通常杀人利落，并只能通过跳蚤叮咬传播。
相比之下，肺鼠疫则能够直接人际传播，传播途径包括吸入含有耶氏鼠疫杆菌的空气，或接触腺鼠疫患者的血液。患者体内的鼠疫杆菌脱离淋巴系统，转移到肺部，引起肺水肿和继发感染（特别是当淋巴结肿块出现在颈部时，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这时便表现为典型的肺鼠疫。在此期间，患者不具有传染性，但会出现高热和脉搏加速。1~4天之内，随着肺水肿的发展，患者病情急剧恶化，引发全肺坏死性肺炎和剧烈咳嗽。在这个阶段，患者通常会咳血或咯血，在床单上留下斑斑血迹。除非在出现发热症状后的12个小时内得到治疗，否则肺鼠疫往往都会致命。悬浮在飞沫或痰液中的鼠疫杆菌可以波及方圆12英寸 [15]的区域，感染躺在邻近沙发或床位上的人。在寒冷或潮湿环境中，鼠疫杆菌能黏附在水滴上，在空气中悬浮数分钟到数小时。它还能够在硬质表面（如玻璃和钢铁）存活长达3天。在土壤和其他有机物质中，它的存活时间更长。 [16]
在现代细菌学检验方法出现之前，疾病诊断依赖于对临床症状和体征的解读，因此我们很难确定历史上鼠疫流行期间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腺鼠疫，又有多少死于肺鼠疫。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是在拜占庭帝国的查士丁尼一世时期，据估计，在541年至750年间，这场鼠疫夺走了地中海沿岸2 500万人的生命，大部分人可能都死于腺鼠疫。在鼠疫第二次大流行中，腺鼠疫和肺鼠疫很可能同时存在。这场瘟疫通常被称作“黑死病”，1334年肇始于中国，在14世纪中期的数十年间沿着丝绸之路蔓延至君士坦丁堡、佛罗伦萨和其他欧洲都城。在1347年至1353年间，黑死病杀死了大约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欧洲人，死亡人数至少有2 000万，最多可能有5 000万。 [17]以当时的记录来看，结节与肿块——被意大利编年史家称为“gavocciolo”的病症——非常普遍。而在1348年，也就是黑死病降临欧洲的头一年，大部分记载又都是肺鼠疫。一位西西里的编年史家写道：“人们聚在一起聊天，疾病通过呼吸在他们中蔓延……似乎受害者在一瞬间就被击倒了，立刻衰弱下去……患者出现咯血，在接下来的3天里不停呕吐，无药可医，然后死去。随他们一同死去的，还有所有曾与其交谈过的人，所有拿起过、摸过，甚至只是接触过他们所有物的人。” [18]
在1924年的洛杉矶，没有任何人愿意听到一种致命的病原体从中世纪卷土重来，降临天使之城的消息，尤其是那些商会领导。据研究加利福尼亚及美国其他西部地区历史的史学家威廉·德弗雷尔（William Deverell）的记载，在那时，商人们正将洛杉矶标榜为一座清洁卫生的养老之地，“没人想把这座骄傲的明日之城跟鼠疫联系在一起” [19]。在洛杉矶出现鼠疫事件对美国公共卫生局和加利福尼亚州卫生局的名声也是一个重大打击。要知道，就在10年前，凭借在20世纪初的旧金山腺鼠疫疫情中获得的鼠疫生态学的最新知识，卫生官员们曾信誓旦旦地宣称所有“可发现的”瘟疫都已被从加利福尼亚州清除了。 [20]
那次旧金山鼠疫发生在1900年左右，最早的病原体携带者很可能是从檀香山（火奴鲁鲁）搭乘汽船来到旧金山的一群黑家鼠（Rattus rattus ）。疫情最初只出现在唐人街，导致了113人死亡。然而在1906年，旧金山发生了地震和大火，鼠群四散而逃，流窜到城市各处，引发了1907—1908年全城范围的鼠疫暴发。为了应对疫情，美国助理总医官鲁珀特·布卢（Rupert Blue）发动了大范围的灭鼠运动。在1903年时，布卢的灭鼠行动还只局限于拆除唐人街的房屋并在鼠洞放置含有砒霜的诱饵，而现在，他命令下属猎杀所有鼠群。最后两个鼠疫病例出现在1908年1月，此时已有200万只老鼠被捕杀，上千只老鼠尸体被送往布卢和他的首席检验师乔治·麦科伊（George McCoy）的实验室进行解剖。布卢从这些标本中获得了对鼠疫传播规律，以及两次流行病暴发之间病原体在啮齿类储存宿主中的存续机制的新见解。他和麦科伊发现，印度和亚洲的鼠疫杆菌的主要携带者通常是黑家鼠，而在旧金山这场鼠疫中，主要携带者是褐家鼠（Rattus norvegicus ）。褐家鼠繁殖迅速，喜欢居住在下水道和地窖中。它们往往生活在呈Y形的地方，在Y形的一角贮存食物，在另一角筑巢。用布卢的话说，这是啮齿动物躲避捕猎者的“智慧”。 [21]褐家鼠的生存策略使它们的领地成功地从旧金山东北部海岸延伸到西南部的县总医院。
1908年，尽管尚无人能证实老鼠身上的跳蚤是鼠疫传播的媒介，但许多人都有此怀疑。布卢经常让他的下属梳理老鼠皮毛，清点其身上的跳蚤。 [22]他发现，在冬季可能要翻找20只老鼠才能发现一只跳蚤，但在温暖的时节，跳蚤的数量成倍增加，一只健康老鼠身上可以寄生25只跳蚤，而病鼠身上甚至可以多达85只。布卢的团队提出假说，认为只要跳蚤好好地寄生在老鼠身上，就很少会对人产生威胁。而当老鼠被逐出巢穴并与人接触时，或当感染鼠疫的跳蚤导致其宿主死亡，跳蚤不得不寻找新的寄居处时，人就会暴露在感染的危险中。不过，鼠疫的生态可不只涉及老鼠和跳蚤。
在中国，一直都有一种猜想，认为旱獭是鼠疫流行期间的储存宿主。 [23]但在加利福尼亚，直到布卢、麦科伊和旧金山卫生局的细菌学家威廉·惠里（William Wherry）开始研究1908年旧金山东部几个县零星暴发的鼠疫事件时，人们才开始怀疑加利福尼亚地松鼠和其他北美本地的野生啮齿动物可能也容易被鼠疫杆菌感染，并在流行期间扮演储存宿主的角色。布卢在5年前就曾怀疑过这一点。当时，一个来自康特拉科斯塔（Contra Costa）县的铁匠在旧金山一家医院中死于腺鼠疫。在询问了他的朋友和家人之后，布卢发现死者最近一个多月都不曾来过旧金山，只是在发病前的三四天，在家附近的山丘上射杀了一只地松鼠。到了1908年7月，布卢确定旧金山已经没有被感染的老鼠了。然而就在同月，康特拉科斯塔县康科德（Concord）一家农场主的儿子死于鼠疫，布卢派出了他的头号灭鼠大将威廉·科尔比·拉克（William Colby Rucker）前去调查。在农场，迎面而来的是一派死鼠遍地的典型瘟疫景象。在那个男孩死亡地点附近的农场谷仓中，科尔比还发现了一只死去的地松鼠。布卢立刻下令让科尔比及其下属捕捉该区域其他农场中的地松鼠，结果发现其中有好几只感染了耶氏鼠疫杆菌。 [24]在随后发往华盛顿特区的汇报中，布卢写道，这“可能是史上首次在加利福尼亚地松鼠身上证明了腺鼠疫存在于自然界中” [25]。麦科伊怀疑，可能是从旧金山迁徙到奥克兰的老鼠将鼠疫传给了地松鼠，而后者与伯克利后山的野生啮齿动物混居，在此过程中，跳蚤在它们之中交叉传染。布卢发现加利福尼亚地松鼠身上大量寄生两种跳蚤：松鼠蚤（Hoplopsyllus anomalus ）和欧洲鼠蚤（Nosopsyllus fasciatus ），这也支持他的假设。欧洲鼠蚤通常出现在老鼠身上，它与东方的印鼠客蚤（Xenopsylla cheopis ）一同被认为是1906年旧金山鼠疫的主要细菌携带者。 [26]麦科伊发现，地松鼠身上的跳蚤同样会叮咬人。他在一篇记录中写道，有一次，他的“地松鼠饲养间滋生了大量的跳蚤，甫一进入，就会受到众多跳蚤的袭击”。麦科伊还通过实验室研究发现，鼠疫很容易经由松鼠蚤从地松鼠传给实验豚鼠和老鼠，反过来也一样。他由此得出结论：“在自然条件下，发生这种情况也不无可能。” [27]
地松鼠可能是鼠疫的储存宿主，且其身上的跳蚤也能够将鼠疫传播给人。布卢对这一发现感到“相当忧惧”。然而，当时人们认为只要能将风险控制在康特拉科斯塔和阿拉梅达（Alameda）等县，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到了1908年8月，麦科伊接到一份死亡报告，死者是一名10岁的男孩，死亡地点在洛杉矶东北部的乐土公园（Elysian Park），位于旧金山南部约400英里。抵达男孩家中后，麦科伊了解到在发病前7天，男孩曾在后院被一只地松鼠咬了手。在随后的检验中，男孩和死去的地松鼠身上都查到了鼠疫杆菌。麦科伊注意到，男孩家距离市议会仅2英里，他家后面就是南太平洋铁路的旧金山—洛杉矶路段。 [28][29]
这条消息令人惊恐，迫使美国公共卫生局扩大了搜捕范围。在向华盛顿申请了更多枪支弹药之后，布卢派遣狩猎队到附近的林地和山丘捕捉地松鼠，带回麦科伊的实验室。到1910年，麦科伊共检验了来自加利福尼亚州10个县的15万只地松鼠，发现其中402只（0.3%）感染了鼠疫。远至南部圣路易斯奥比斯波（San Luis Obispo）和圣华金（San Joaquin）河河谷一带都发现了患病的地松鼠，距离海岸线和原先推测的鼠疫杆菌进入美国的港口处有数英里之遥。为了应对这一事态，布卢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发现染病的地松鼠的地方，向它们的巢穴投放二硫化碳，并派遣小队到树林中猎杀乱窜的啮齿动物。布卢对抗啮齿动物的战争使他家喻户晓，他在1912年荣升为总医官。他离任后，其他人继承了他的捕猎事业。在21个曾出现感染现象的农场中，地松鼠被捕捉一空，它们的巢穴也被充分地投毒。当1914年再度调查时，仅发现了一只被感染的地松鼠。于是，科尔比发表声明，称“鼠疫已无扩散危险”。 [30]但是，科尔比和他的同事们都错了。鼠疫的生态学比他们所料想的复杂许多——一位专家在1949年写道，防控鼠疫“就像是‘跟随’巴赫赋格曲中的不同声部”，但差别在于巴赫赋格曲的结构是已知的，而我们对“鼠疫之曲的基本框架一无所知”。 [31]事实上，鼠疫从未在野生啮齿动物中消失，而是在跳蚤、地松鼠和其他野生哺乳动物，包括花栗鼠、旱獭、草原犬鼠等之间不停地往复传播。 [32]上述许多啮齿动物具有一些遗传的或后天获得的免疫力，因此对鼠疫有部分抵抗力。但每隔几年，抵抗力就会减弱进而导致宿主大量死亡，寄居在它们身上的跳蚤也就失去了食物来源。在这个时期，跳蚤会寻找新的宿主。此时不论什么动物，只要它恰好游走到已经空荡荡的巢穴，跳蚤都不会放过它。不幸的受害者可能是另一种地松鼠，也可能是野鼠、田鼠，甚至兔子。不管是哪一种，当极度易感的新宿主首次被感染时，这种宿主的改变基本都会导致一场肆虐的动物鼠疫——一如科尔比在康科德农场所见，老鼠尸横遍野。
不管怎样，在1924年时，加利福尼亚的卫生官员们本该保持警醒的，不仅是要戒备腺鼠疫的新一轮暴发，还应该警惕肺鼠疫的来袭。细菌学家们只需要回忆一下5年前奥克兰的肺鼠疫，就该明白它的威胁。那场鼠疫暴发于1919年8月，导致了13人死亡。当时，一个名叫迪·博尔托利（Di Bortoli）的意大利人在阿拉梅达县的山麓打猎，将几只地松鼠带回了他在奥克兰的公寓。几天后，博尔托利出现发热，伴有右半身疼痛，他去看了医生。不幸的是，医生认为博尔托利的症状是由流感引起的。尽管后来他的颈部长出了疼痛的结节，医生还是没有联想到鼠疫。很可能就是这个肿大的淋巴结引发了鼠疫杆菌的血源扩散，导致扁桃体感染和继发性肺炎。到了8月底，博尔托利病逝，包括他的女房东和护士在内的5人被传染。截至9月11日，共有13人感染鼠疫，仅有1人幸存。所幸的是，受感染的患者迅速就医并被隔离，疫情没有扩散。但不管怎么说，13人死亡，以及因为接触地松鼠而导致疫情暴发，还是相当惊悚的事，这也提示人们，加利福尼亚地松鼠与西伯利亚旱獭一样，身上可能寄生着感染了高致病性的、可能引起肺鼠疫的鼠疫杆菌的跳蚤。正如州卫生局传染病部门主管威廉·凯洛格（William Kellogg）所言：“在将感染鼠疫的地松鼠从加利福尼亚全部剿灭之前，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高悬于我们的头顶。” [33]
凯洛格的领悟来自苦痛的教训。1900年鼠疫降临旧金山时，正是他从第一例疑似鼠疫感染患者的尸体上提取了淋巴结样本，并将其带给了天使岛（Angel Island）美国海军医院实验室的约瑟夫·金永（Joseph Kinyoun）进行检验。金永证实样本组织中的确含有鼠疫杆菌，并可以导致实验动物染病死亡。但此时，凯洛格发现自己陷入了窘境：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亨利·盖奇（Henry Gage）和当地利益集团联手对金永发起了恶毒的攻击，凯洛格不得不捍卫金永的发现。盖奇和他的同党们不满于唐人街周围的隔离检疫，因而对金永的实验方法与结果提出质疑，并声称检疫措施是种“恐怖行径”。他们还提议“将散播鼠疫消息的行为定为重罪”。 [34]后来，虽然一个由美国财政部任命，由多名杰出细菌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对金永的发现表示支持，但像金永一样，凯洛格也遭到了诽谤，其能力也受到了质疑，他不禁感叹道，由于（反对方）“手段前所未有地恶毒、不公和虚伪”，这些攻击的恶劣程度“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35]
值得庆幸的是，1900年的疫情最终得到了控制，只有121例患者和113人死亡。当鼠疫在1907年重临旧金山时，政治家和卫生官员们不再试图掩耳盗铃，而是迅速发起大规模的灭鼠运动来控制疾病蔓延。同其他经过美国第一次鼠疫“血腥洗礼”的细菌学家和官员一样，凯洛格仍对鼠疫充满热切的求知欲。1910年冬天，当中国东北暴发肺鼠疫的报告到达加利福尼亚州后，他开始密切地跟进事态的发展。这场瘟疫的源头极可能是西伯利亚旱獭。这种动物主要生活在蒙古和西伯利亚，以毛皮名贵而著称。1910年10月，鼠疫暴发于靠近中国-俄国西伯利亚边界的满洲里，当时尚未通过横贯中国东北的铁路传播到哈尔滨和沿途城镇。引发鼠疫扩散的罪魁祸首是那些没有经验的中国关内猎人，他们被高价的毛皮吸引到中国东北，却不会像当地猎手那样小心处理生病的西伯利亚旱獭。随着东北严冬来临，猎人们开始回到中国关内，与返乡的务农人员和“苦力”们一同挤在铁路车厢和旅馆中。很快，医院就住满了鼠疫病人，到1911年2月，大约有5万人死亡。大多数尸体在瘟疫坑中被火化或炸毁。 [36]曾在剑桥大学留学的中国鼠疫专家伍连德对这次鼠疫流行进行了详细研究，根据他的说法，这次疫情中完全没有收到有关腺鼠疫的报道，肺鼠疫却比比皆是。伍连德与美国医生、热带病学家理查德·斯特朗（Richard Strong）合作，进行了25次尸体解剖，并用细菌学技术确定了耶氏鼠疫杆菌的存在。随后，在1911年召开于中国奉天（今沈阳）的万国鼠疫研究会上，伍连德展示了自己的研究结果。 [37]
在那时，大部分专家尚认为鼠疫只是一种老鼠传播的疾病，最可能的传播媒介是跳蚤，因此他们对鼠疫杆菌通过西伯利亚旱獭和土拨鼠的体液直接传播给人的说法存有异议。但当中日两国政府对老鼠进行了仔细的检查之后（他们共围捕了约5万只老鼠），却找不到任何鼠类感染的证据，因而越来越多人转向支持这一新理论。一些专家怀疑出现在中国东北的菌株比以往在印度等地出现的腺鼠疫杆菌毒力更强；另一些人提出西伯利亚旱獭传播的杆菌是肺型的（意指其对肺部具有亲和力）。斯特朗当时是马尼拉生物实验室（隶属于菲律宾科学局）的负责人，同时也是万国鼠疫研究会美国代表团的领队。他的研究给予了第二种理论极大的支持：斯特朗发现，在患者对着培养皿的琼脂平板呼吸后，琼脂平板上可以培养出鼠疫杆菌；他还发现，西伯利亚旱獭也可以通过接触含有杆菌的液滴感染肺鼠疫。
另一种令人信服的理论与天气有关。在中国东北，肺鼠疫流行的3个月中平均温度为-30℃；而在平均温度为30℃的印度，自1896年以来断断续续流行的鼠疫大多是腺鼠疫。菲律宾科学局的两位细菌学家奥斯卡·蒂格（Oscar Teague）和M. A. 巴伯（M. A.Barber）提出了一种猜想，认为肺鼠疫无法在印度蔓延是因为那里平均气温太高。两人决定用耶氏鼠疫杆菌和其他传染性细菌进行一系列挥发实验。他们发现，含有鼠疫杆菌的飞沫喷雾在低湿度条件下很快就会消失，在高湿度条件下则相反。“在一般情况下，高湿度的空气常见于非常寒冷的温度带，而在温暖的环境中极为罕见，”他们写道，“如果飞沫存在时间较长，鼠疫杆菌在空气中的存活时间也就更长，因此寒冷气候比温暖气候更利于肺鼠疫传播。” [38]
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这一理论或认为气候是决定性因素。尽管1910年哈尔滨的严寒令人印象深刻，但伍连德不认为它在中国东北鼠疫暴发中起主要作用。他指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肺鼠疫也曾在气候炎热的地区暴发，如埃及和西非。不同于气候假说，伍连德认为决定性因素是过度拥挤和与传染病患者的紧密接触，他指出：“大多数感染都发生在室内，特别是在夜间劳工们回到温暖但拥挤的住所之时。”他也不赞同另一种认为寒冷天气导致了患者痰液中的冷冻颗粒广泛散播的假说：“如果传染过程发生在开放空间，那必然是人际直接感染，而不是通过吸入痰液中的冷冻颗粒引起的。” [39]
在评估了奥克兰疫情的发生环境之后，凯洛格认为卫生部门很幸运，因为疫情暴发在8月，温暖的气候和较低的湿度“不利于含细菌的飞沫扩散”。这导致“飞沫很快就干了，杆菌随后也迅速死亡，因此普通的预防措施……就足以阻止感染扩散”。他认为，如果当时的天气更冷或者大气饱和水汽亏缺 [40]更低，情形可能就会完全不同。所幸那样的气候没有出现，当然，在加利福尼亚州，那样的气候也不太可能出现。凯洛格得出结论，认为旧金山和洛杉矶需要警惕流窜的地松鼠引发腺鼠疫，而东部城市则需要当心肺鼠疫。根据他的观察，只要有人被地松鼠传染且处于潜伏期内，并“在冬季前往东部地区，就能引起一场肺鼠疫暴发，一如博尔托利的情况”。他最后总结道，由于作为鼠疫储存宿主的加利福尼亚地松鼠一直存在，腺鼠疫的风险永远不会消失，“但由于气候原因，肺鼠疫可能不会对太平洋沿岸造成太大威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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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贺拉斯·古铁雷斯的痰液中检验出耶氏鼠疫杆菌，以及他伴有咯血和紫绀的重度肺炎症状本应该是一种警示：不可能发生的情况发生了，肺鼠疫已经在墨西哥人聚居区扩散，甚至洛杉矶晚秋热浪的炙烤也未能阻止它。但官员们却没有正视此事。相反，由于害怕影响当地的政治和经济，更担心如果官方承认黑死病降临在明日之城将会带来巨大恐慌，卫生官员们选择了掩盖真相。面对检出杆状细菌的载玻片，市卫生专员卢瑟·鲍尔斯（Luther Powers）医生矢口否认眼前的证据，反而告诉梅纳载玻片处理欠妥，需要进行重复实验。但不管怎么说，鲍尔斯还是采取了些预防措施，将隔离检疫人员派往梅西区，告诉他们某种严重的“［西班牙］流感再次袭击”了墨西哥人聚居区。在那时，瓜达卢佩80岁的祖母玛丽亚·萨马拉诺——博根在卡梅丽塔大街检查过的那位女士——已住进县总医院，并在11月1日去世，成为此次疫情的第四名受害者。即便如此，仍然没人敢在公开场合说出“鼠”开头的那个词 [42]。但就在前一天晚上，医院院长已向州和联邦的官员发送了电报，询问在哪里能获得鼠疫血清和疫苗。其中一封电报落到了美国公共卫生局驻洛杉矶的高级医官本杰明·布朗（Benjamin Brown）手中。由于不敢确信电报内容，布朗打电话向医院询问病房里是否有鼠疫患者。随后他致电总医官休·S.卡明（Hugh S. Cumming），警示他事态的严重性。为了安全起见，布朗加密了电报，口述道：“18例ekkil ［肺鼠疫］。3例疑似。10例begos［死亡］。Ethos［情况不好］。建议联邦支援。”作为回应，卡明命令驻旧金山的高级医官詹姆斯·佩里（James Perry）前往洛杉矶详查。而在那时，隔离检疫人员已经开始封锁克拉拉大街死亡之屋周围的8个街区，新闻记者们也已在打探消息。 [43]
长期以来，传染病都是流言和恐慌的源泉。当病原体未知或不确定，疫情的信息又被封锁时，流言蜚语——以及相伴出现的恐惧——就会迅速失控。首先刊登疫情消息的是《洛杉矶时报》，在11月1日，该报报道了有9名出席克拉拉大街742号守灵会的哀悼者死于一种类似肺炎的“怪病”。报道列出了每个受害者的姓名，或许，这样就能让读者相信目前这是拉美裔人群的问题，盎格鲁-撒克逊裔不必担忧。《洛杉矶时报》又报道说，此外另有8人被限制在医院的隔离病房，其中几个“濒临死亡”。报道还透露，卫生当局“分离出了一种细菌”，不过像《洛杉矶先驱观察家报》和其他洛杉矶报纸一样，《洛杉矶时报》也避免提及可怕的“鼠疫”一词。相反，该报指出，在细菌学研究得到结果之前不会有官方声明，且患者目前的诊断结果为“西班牙流感”。 [44]意料之外的是，大概正是这篇报道——或是加利福尼亚州另一份内容相似的加密报告——警醒了凯洛格的同事、州卫生局秘书威廉·迪基（William Dickie）医生，使他察觉到墨西哥人聚居区出了什么问题。迪基立刻给洛杉矶执行卫生官埃尔默·帕斯科（Elmer Pascoe）医生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他“立即电告卢恰娜·萨马拉诺的死因”。当时，该市的最高卫生官员刚刚突发心脏病去世，继任的帕斯科简洁明了地回复道：“L.S.死于鼠疫杆菌。” [45]
此时，隔离范围已经扩大到了观景花园区，有大约4 000名居民被控制在疫区内。警局和消防部门下达了严格的指令，禁止任何人出入这片隔离区。此外，在鼠疫感染者所在或曾经待过的房屋前后都安排了守卫。公共集会也被禁止。政府要求父母们让孩子远离学校和电影院。就连途经梅西大街的太平洋无轨电车也禁止乘客在隔离区附近的车站上下车。
此时的洛杉矶正如当年面对鲨险的新泽西海滩。负责在墨西哥人聚居区戒严的武装警卫，就像是提醒人们入水危险的海滩告示。但另一方面，在当地报纸编辑的暗中支持下，城市与卫生当局没有承认真相，反而试图维持一种假象。比如《洛杉矶时报》宣称，当下暴发的不过是一种“恶性肺炎”。 [46]这激怒了西班牙语报纸《墨西哥先驱报》（El Heraldo de Mexico ），该报愤而抨击“政府当局讳莫如深”。 [47]然而，《墨西哥先驱报》只是个孤独的发声者，除它之外，洛杉矶没有任何报纸胆敢提及鼠疫。而在洛杉矶之外，却是另一番景象。美联社于11月1日宣称：“加利福尼亚州惊现21名‘黑死病’受害者。”11月2日，《华盛顿邮报》声称：“洛杉矶13人死于肺鼠疫，恐慌四布。”11月3日，《纽约时报》报道：“新增7名肺鼠疫受害者。”
美国大都市的日报之所以对疫情反应不同，可能不在于洛杉矶卫生官员的能力问题，而是更多地反映了东西海岸商业精英之间的竞争，以及对瘟疫是否会造成经济影响的商业考量。在20世纪的洛杉矶出现了来自黑暗中世纪的瘟疫，这无疑是公关人员的梦魇，也难怪城市的市政领导及其新闻界盟友的第一反应便是要糊弄公众。如《洛杉矶先驱观察家报》的执行编辑乔治·杨（George Young）对洛杉矶商会董事会所说，赫斯特 [48]的报纸“绝不会刊登我们认为有损城市利益的内容”。 [49]利害攸关的不只是洛杉矶的旅游业和未来的房地产销售，更关系到让处于圣佩德罗（San Pedro）的洛杉矶港成为美国最大商业港口的宏伟蓝图。要是华盛顿的联邦卫生官员怀疑港口附近出现了鼠疫，那么总医官将别无选择，只能封锁港口并实施严格的海港隔离检疫。检疫至少会持续10天，并且只有在当局确定该城市没有鼠疫，且没有老鼠和其他啮齿动物将疾病重新带入码头区域的风险后才能解禁。等到那时，洛杉矶早已经声名扫地了。
相反，对于纽约的报纸来说，没什么比鼠疫更能增加其销量了，更何况疫情暴发于往西3 000英里的地方，纽约还很安全。洛杉矶多年以来一直在鼓吹其优越的气候条件和生活质量，用明信片轰炸式地宣传阳光沐浴下的橘子林和宛若身处天堂的幸福爱侣。对纽约人来说，就算是报道真相引发了恐慌也无所谓，只要能戳破鼓吹者的狂妄，扫除加利福尼亚人脸颊上阳光灿烂的笑容，一切都值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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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4年，肺鼠疫尚没有治疗方法，更无法治愈。医生们所能提供的最好治疗就是咖啡因和洋地黄等兴奋剂，或吗啡之类的抑制剂。从理论上讲，含有灭活细菌的疫苗，或含有抗体的康复期患者的血清能够起到作用。但只有及时发现对疾病具有免疫力的康复期患者，并且足够早地给患者注射血清，才能改变疾病进程。在这些举措实现之前，90%的感染都是致命的。
对于那些出席了卢恰娜·萨马拉诺守灵会的人、那些曾住在她的公寓里的人，或那些帮忙照顾过她某个生病或垂死的亲戚的人，这些举措恐怕是来不及了。但对于那些不曾接触萨马拉诺亲属的传染性痰液或血液的人来说，有一种措施确定可以阻断感染链：检疫并快速隔离患者。正是这些措施最终阻止了1911年的哈尔滨鼠疫流行和1919年的奥克兰疫情。尽管官方没有确报鼠疫的存在，县总医院的医生们对感染及危险的紫绀症状却十分警觉，他们将病人安置在隔离病房，接近病床时会戴上口罩和橡胶手套。不过，对梅西大街和观景花园区进行隔离检疫的决定与控制感染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出于种族主义与偏见。
由于洛杉矶的报纸和市长乔治·克赖尔（George Cryer）给出的消息缺乏透明度，相关记录也不够完整，我们很难重现事件发生的精确顺序。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州卫生局秘书沃尔特·迪基有对墨西哥人聚居区进行隔离检疫的法定权力，而他直到11月1日才知晓瘟疫的暴发。在那个时候，该地区已经被绳索封锁了。隔离的决定似乎是由县卫生局局长J. L. 波默罗伊（J. L. Pomeroy）私自做出的。虽然波默罗伊是名合格的医生，但他的决定可能不是出自对鼠疫的认识，而是源于他先前的隔离检疫经验以及对墨西哥人的歧视。在20世纪20年代，出于对跨境移民会带来天花和斑疹伤寒的恐惧，种族隔离已成为洛杉矶及其他加州南部城镇的常规举措。按照波默罗伊的说法，特派的警卫是“隔离墨西哥人的唯一有效途径”，他还命令下属暗中进行隔离，以免引发过多关注。为此，波默罗伊召集了75名警察，谨慎地将他们安置在梅西大街和观景花园区的卡梅丽塔大街边界。为了避免“通常会出现的人员逃窜”，他指示警卫们等到午夜，确定所有居民都已回家之后再行动。到了那时，警卫们才用绳索围住该区域，并确保“绝对隔离”。隔离措施持续了两周，最终扩大到已知的有拉美裔聚居的五个城区。然而在这些城区中，只有梅西大街和观景花园区两处有确证的鼠疫病例。如德弗雷尔所指出的：“其他地区确证的只有种族而非病例。换句话说，墨西哥人在那里居住。” [50]
虽然以当今的标准来看，波默罗伊的做法是种族歧视，但在当时，这些做法似乎极其有效。除了一名运送鼠疫病人到医院的救护车司机之外，所有患者都来自隔离区，而且都可以追溯到萨马拉诺家族或曾出席某次守灵会的哀悼者。事实上，波默罗伊调查了与瓜达卢佩年迈的母亲玛丽亚·萨马拉诺在卡梅丽塔大街343号的房子里合住的房客们，这似乎是他决定实施隔离的一部分原因。那里是博根两天前访问过的地方，在那里，博根发现了奄奄一息的玛丽亚和瓜达卢佩的兄弟维克托。当波默罗伊到达卡梅丽塔大街时，维克托已死于疑似“脑膜炎”。在询问其他房客时，波默罗伊得知维克托最近参加了他父亲的葬礼，波默罗伊立刻在房子前后布置了持枪警卫。随后，他发现卢恰娜·萨马拉诺的一个表（堂）兄弟已在观景花园区的另一所房子中死去，而这个人的妻子也可能感染了同一种疾病。这应当就是令波默罗伊下定决心的关键。他要在梅西区周围扩大隔离范围，并把观景花园区也纳入进去，尽管隔离区已经部分跨越洛杉矶县的边界，有点超出他的管辖范围了。
对于墨西哥居民及其他被隔离在警戒线之内的人来说，第二天早上醒来后的经历一定相当可怕——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就地成了囚犯，或者用卫生当局所使用的官方术语，成了“被收容者”。隔离工作一开始，当局就着手挨家挨户地检查。生病的人，或被怀疑与患者有过接触的人都被送往县总医院的隔离病房，而留下的人被告知去准备好热水、盐和酸橙汁的混合液，每天用它多次漱口。商会拒绝为疫区被隔离居民的饮食开支提供额外资金，向受灾家庭提供食物和牛奶的任务都落在了当地慈善组织的肩上。
隔离区的居民被困家中，等着看谁会成为“黑色死神”（Muerto Negro，西班牙语中鼠疫的叫法）的下一个目标。我们很难想象，他们的脑海中当时闪过了怎样的画面，又是靠什么念头聊以慰藉。正如加缪提醒我们的那样，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告诉自己瘟疫不过是想象中的妖怪，是一场醒来就会消逝的噩梦”。 [51]但瘟疫并不是妖怪，它真实存在，可能会在任何时刻不加预警地突然来袭。对隔离区的居民来说，上天的唯一慈悲是，最严重的病例都在县总医院的隔离病房内，远离隔离区。在那里，医生们绞尽脑汁尝试阻断疾病的进程，他们给患者静脉滴注红汞溶液 [52]——一种用于治疗轻微割伤和瘀伤的、以汞为基础的抗菌剂，但几乎可以肯定它对鼠疫毫无作用。第一个接受这种治疗的是10岁的罗伯托·萨马拉诺（Roberto Samarano），瓜达卢佩三个儿子中最年长的那个。10月28日，他连续接受了3次红汞静脉输注，两天之后就去世了，“鼠疫感染几乎遍布”他的全身。紧随他离世的是他弟弟希尔韦托（Gilberto），以及卢恰娜·萨马拉诺从上一段婚姻带来的儿子阿尔弗雷多·伯内特（Alfredo Burnett，阿尔弗雷多在与疾病进行了13天的英勇搏斗之后，于11月11日不治身亡。疾病导致他断续地出现“不安的谵妄症状”）。 [53]此时，克拉拉大街742号的两名房客也已死亡。唯一在死亡之屋中奇迹般幸存下来的萨马拉诺家族成员是萨马拉诺的第二个儿子劳尔（Raul）。8岁的他与兄弟们同时被带离克拉拉大街。但与其他兄弟不同，他接受了鼠疫血清注射并幸存下来。他长大后加入了美国海军，成了洛杉矶陆军工程兵团的一员。另一位著名的幸存者是玛丽·科斯特洛（Mary Costello），一位曾在克拉拉大街照料过瓜达卢佩·萨马拉诺的护士。科斯特洛于10月29日住进了县总医院，到万圣节时，她的双肺都出现了实变，并开始“咯血”，但在接受红汞治疗后，她的病情略有好转。 [54]几天后，她也注射了鼠疫血清，正是这救了她的命。
天使之城其他地区的居民们几乎完全忽视了鼠疫暴发一事，也完全没有意识到隔离的重大意义，这在今天看来似乎难以置信。一位男士回忆道，鼠疫就像是“一场大噤声”。他的父亲就住在离梅西大街不太远的地方，还是《洛杉矶时报》的忠实读者，却坦陈自己对鼠疫一事几乎一无所知。 [55]不过，会有这种情况也不足为奇，想想看，在11月6日之前，《洛杉矶时报》和其他当地报纸都不曾真正提及鼠疫二字，而那时疫情基本都要结束了。即便到了那时，它们仍宣称肺鼠疫就是恶性肺炎的某种“专业术语”，试图为自己的逃避行径寻找理由。对此，迪基一语道出了实情（尽管他的话不够诚实坦白），鼠疫“又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加利福尼亚”，“既然这里一直都有鼠疫暴发的潜在威胁……还是别让公众陷入恐慌了吧”。 [56]
然而，在洛杉矶以外的地方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各家报纸竞相报道，让读者跟进事件的进展。对鼠疫血清的迫切需求及其戏剧性的运输旅程尤其受到关注，特别是血清制造商——费城的马尔福德实验室（Mulford Laboratories）——利用洛杉矶的疫情作为营销机会，定期发布新闻，实时跟进血清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运输过程。11月3日，马尔福德实验室收到帕斯科求购血清的信，遂发车向长岛的米尼奥拉（Mineola）机场运送了数瓶血清。次日，血清被移上一架邮政飞机，飞行3 000英里经由旧金山抵达洛杉矶。11月5日，血清终于送达该市卫生局。当天，纽约《世界新闻晚报》（Evening World News ）报道，“运载抗疫血清的飞机火速飞往洛杉矶”；几天后，费城《公众纪录报》（Public Ledger ）又补充道，另有“5 000剂血清被送往西部”。 [57]马尔福德实验室极力渲染“扣人心弦的”疫苗运送旅程，描述道，仅在收到请求后的36小时内，“血清便已抵达抗击鼠疫的前线”。当这些珍贵的药瓶被送往米尼奥拉时，人们将限速法规抛在了脑后。虽然邮政飞机因盐湖城的暴风雨而短暂延误，但没过多久，“救赎的使者就重获航路先行权”。对于鼓吹洛杉矶安全、无疫的人来说，阅读马尔福德实验室那耸人听闻、为己谋利的文章一定是段不愉快的经历。“这病正是肺鼠疫或黑死病——14世纪的那场天灾，”马尔福德实验室的杂志宣称，“它恐怖异常，杀人上百万。” [58]但是，洛杉矶的商界领袖在应付负面报道方面极为老道，他们很快开始对这一事件进行己方陈述，安抚东部人民，例如，洛杉矶商会主席威廉·莱西（William Lacy）在《洛杉矶房产经纪》(Los Angeles Realtor )上发表文章称，该城只是有“轻微的肺鼠疫流行”，任何人都没必要因此取消他们的度假计划。 [59]
疫情不仅破坏了洛杉矶精心营造的田园诗般的度假胜地形象，对州卫生局和美国公共卫生局来说，它同样令人头痛。在华盛顿，耸人听闻的报道引起的恐慌愈演愈烈，民众要求国会保证联邦卫生官员正在尽最大努力确保瘟疫不会蔓延到其他港口城市。问题是，从技术上讲，墨西哥区的疫情归洛杉矶市卫生局和州卫生局负责。除非疫情蔓延到洛杉矶港，否则美国公共卫生局无权干涉，只能提供建议。理论上讲，开展合作符合地方、州和联邦各级官僚的利益，但鉴于城市卫生专员属于政治任命，专员得直接向市长乔治·克赖尔汇报，后者又对商会董事会负责。克赖尔对任何影响城市形象和商业前景的声明都非常敏感，这就把卫生专员帕斯科推到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当帕斯科越权向东部报纸证实疫情是肺鼠疫后， [60]克赖尔没有提拔他，转而任命了一位更顺从的官员来领导市卫生局。不过，迪基珍视帕斯科的专业知识，在11月3日克赖尔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迪基被任命为瘟疫清除行动的负责人，他坚持让帕斯科加入他的团队。克赖尔别无选择，只能同意这一要求。此外，美国公共卫生局的医官詹姆斯·佩里已经被从旧金山委派到洛杉矶监督局势。尽管董事会深恐鼠疫可能正向圣佩德罗的港口周边地区蔓延的消息会通过佩里传到华盛顿，克赖尔仍无法阻止迪基将佩里吸纳进控疫的咨询委员会。佩里发现，他和华盛顿的上级们处于同样尴尬的境地：他必须权衡各方的力量，一方面采取干预措施，安抚总医官对地方卫生官员无法胜任工作的担忧；另一方面还要避免干涉州政府的管辖权，或触犯迪基的权威。佩里似乎太过顾及地方官员了。11月7日，华盛顿方面指责他未能及时上报信息，他解释道，迪基“热切渴望”完全掌权，而且还有不少人仍在怀疑此次疫情是否真是肺鼠疫。有趣的是，佩里的异议似乎也是包括凯洛格在内的其他专家的意见。凯洛格和佩里一起来到了洛杉矶，坚持要求在接受梅纳的诊断结论之前重新制作细菌学切片并亲自检验。然而，当确定了疫情是鼠疫并需要采取相应措施时，佩里发现自己与迪基的分歧越来越大。他们分歧的核心在于引发墨西哥区疫情的究竟是松鼠还是老鼠，或两者兼有，以及疫情可能对包括港口在内的城市其他地区产生怎样的影响。迪基和县卫生局的同事们认为，疫情最终可以追溯到受感染的松鼠身上，就像奥克兰的疫情一样。这意味着，当最后一名染病患者被隔离到医院后，疫情就会结束。在旧金山胡珀医学研究基金会（Hooper Foundation for Medical Research）主管、细菌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迈耶 [61]（他曾经访问过麦科伊的鼠疫实验室，精通相关技术）的建议下，他们在墨西哥区的鼠类中仔细搜寻跳蚤，发现了相当多的松鼠蚤和山穿手蚤（Diamanus montanus ），后者常见于地松鼠身上。迈耶回忆起1908年乐土公园那个男孩与一只松鼠接触后死于鼠疫的案例，他表示，前述发现意味着疫情可能起源于“内陆”，而不是港口。 [62]佩里则不这么认为。华盛顿方面的电报措辞日益严苛，佩里在回复中坚称疫情是由老鼠引起的，并称，只有拿出充足的资金，针对墨西哥区和港口开展一场捕杀啮齿动物的运动，才能确保洛杉矶摆脱瘟疫。很明显，商会不会希望听到这样的意见。但在11月中旬，商会还是划批了25万美元用于资助灭杀啮齿动物，并承诺如有需要将提供更多资金。这一关键决定是在11月13日商会和市议会的一次会议上做出的。当时，迪基站在一张大洛杉矶地区的地图前，地图上插着代表肺鼠疫病例的黑色大头针，他警示与会人员：“我意识到，洛杉矶的梦想、洛杉矶官员和商会的梦想都寄托在港口上。洛杉矶的鼠疫一日不除，对港口的质疑一日不散，各位的梦想就永远不会实现。”迪基断言，如果圣佩德罗无法获得一份无瘟疫的证明，“港口将很快失去一半的贸易额”，他总结道，“就造成的贸易损失来说，任何已知疾病都无法与鼠疫相提并论”。 [63]
洛杉矶的商界领袖们一定是希望通过为抗疫措施提供大量资金，使华盛顿的官员相信他们在认真对待鼠患问题，从而避免圣佩德罗被隔离检疫。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他们的希望破灭了。隔离检疫与否，与迪基和市卫生局消灭啮齿动物的热情没多大关系，而是与美国公共卫生局对自身声誉的考量以及它对加州政客和当地商界领袖的怀疑有关。在旧金山的灭鼠运动中，联邦卫生官员眼睁睁地看着当地报纸在盖奇的影响下，对金永的科学能力提出质疑。最后，直到1907年旧金山鼠疫再次暴发，才迫使盖奇服从联邦鼠疫委员会并与美国公共卫生局合作。这一经历使布卢和下一任总医官、金永的门生休·S.卡明无法信任市属卫生部门和州政府任命的卫生官员。为了促进州和联邦官员之间的密切合作，并改善与华盛顿方面的信息通达，1923年，卡明将全国划分为7个公共卫生区，为每个区任命了有经验的医官。其中一个重要的哨点位于天使岛检疫站，那里的负责人是卡明的密友、助理总医官理查德·H.克里尔（Richard H. Creel）。克里尔在旧金山办公， [64]指挥检疫站对包括洛杉矶在内的美国西海岸所有港口隔离检疫，此外，他还负责密切关注迪基抗疫活动的进展，将相关信息反馈给华盛顿的卡明。 [65]
为了表明州卫生局能胜任这项任务，迪基搬进了威尔希尔大道（Wilshire Boulevard）附近新建的太平洋金融大厦（Pacific Financial Building），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总司令”。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彩色地图，上面用大头钉标记着被捕啮齿动物的位置（老鼠是红色，松鼠是黄色）。迪基主管着127名啮齿动物捕杀员，在他的指挥下，这场运动搞得像军事演习。 [66]一队捕鼠人被派往港口，奉命专门检查每一艘到港船只，抓住港口附近的所有啮齿动物。这些动物会被带到位于第八街的城市实验室接受检测。与此同时，其他小分队也在墨西哥区展开了“清除瘟疫”行动。这场运动效仿1900年旧金山唐人街的那次，拆除了克拉拉大街和周围建筑的房屋墙板，并将房屋抬高了18英寸，以使狗猫可以自由进入建筑，将患病的啮齿动物从它们的巢穴中驱赶出去。同时，屋内的家具、衣服和床上用品被不留情面地清出，房客的私人物品也难逃一劫。捕鼠队使用石油、硫黄或氰化物气体熏蒸房屋，确保任何返回房间的愚蠢生物都难逃一死，此举把这种坚壁清野的战术推向了高潮。同时，一场同样激烈的捕杀啮齿动物的运动也在展开。隔离检疫区内外的可疑街区散放着混有磷、砷毒饵的面包块。市卫生部门还提供了赏金，每送一只死老鼠或松鼠到第八街的实验室进行计数和检测均可获得1美元。当靠这项举措无法抓到足够的啮齿动物时，卫生部门又给捕鼠队的男性开出了每天130美元的固定工资。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来说，这远远超出了他们对非军事工作的预期薪酬。很快，捕鼠队中便满是渴望展示精准射击技术的退伍步兵了。没过多久，梅西区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枪声，当市内的啮齿动物被屠杀殆尽后，他们又分散到观景花园区和县里的其他地区。迪基提醒说：“我们可能要走出洛杉矶100英里甚至更远，才能找到有问题的啮齿动物。” [67]
讽刺的是，在这场运动中，墨西哥区发现的老鼠比预期少得多，在港口区更是几无所获。截至11月22日，港口捕捉的1 000只老鼠中没有一只鼠疫检测呈阳性。 [68]相比之下，令商会尴尬的是，在矗立着全市最重要的酒店和百货公司的市中心街区里倒是轻而易举地抓到了许多老鼠。迈耶陪同卫生官员进行了数次检查，他回忆说，在市中心由一位日本绅士经营的年糕工厂中，只需把一小块面包扔到地板上，就能“看到老鼠冲出来叼走它”。对迈耶来说，这一幕就像是出自“桑给巴尔”，整洁的门面后掩藏着一座“丛林”。 [69]他观察到，确保这类场所不受老鼠侵袭的唯一方法是在土地上铺混凝土，但这耗资巨大[70]（而且有时候还没有效果）。
到1924年年底，迪基可以骄傲地宣称他的手下们已经捕获了2.5万多只老鼠和768只松鼠。此外，克拉拉大街、梅西大街及其周围无数建筑的地板、墙板已被拆除，1 000处房舍被投放毒饵。但是，纵然实施了所有这些严厉的防疫措施，佩里仍对迪基的努力不满意，他告诉卡明，州卫生局的运动“搞得随随便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其实验室的工作也不可信。“很明显，迪基医生既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也没有意识到扩大行动范围或提高行动效率的重要性，”12月中旬，佩里知会卡明，“他不接受美国公共卫生局的实际援助就是明证。”佩里敦促卡明将美国公共卫生局与州政府的计划分开，并警告说，除非美国公共卫生局负责领导这场抗疫运动，否则鼠疫极可能传播到其他国家。 [71]而让鼠疫传播到其他国家是卡明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根据1922年《国际卫生公约》（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vention）的规定，美国有义务采取“充分措施”，防止鼠疫蔓延到他国辖区，否则可能招致外国政府对美国的航运实行隔离检疫。更加让卡明担心的是，新奥尔良和奥克兰都发现了疫鼠。在新奥尔良，人们怀疑罪魁祸首是“亚特兰蒂斯号”，一艘从奥兰（Oran）起航，10月底抵达新月城（新奥尔良）的烧煤蒸汽船。奥兰是阿尔及利亚臭名昭著的鼠疫港口，日后将因加缪1947年的小说而在历史上留名。在这艘船上，一个偷渡客的腹股沟长了肿块。他被送进医院，整艘船经历了熏蒸灭鼠。但不久，当局就在海滨发现了8只疫鼠，为此，路易斯安那州卫生局请求美国公共卫生局开展啮齿动物筛查。而在奥克兰，一直没有境外输入鼠疫的证据，直到12月13日，人们在靠近海滨的垃圾场发现了一只疫鼠，才惊觉鼠疫来临。
相比之下，洛杉矶港口附近没有发现疫鼠。但是到12月底，距离港口1英里以内的牧场已发现35只疫鼠，圣佩德罗周围40英里范围内的其他地区又找到了将近70只疫鼠。此外，捕鼠队已确认洛杉矶地区64%的老鼠身上寄生了松鼠身上的蚤类。尽管在洛杉矶市及周围地区没有发现任何被感染的松鼠，但在圣路易斯奥比斯波一座曾作为动物流行病监测点的农场抓到的8只松鼠身上，鼠疫检测也呈阳性。同时，农场主们还报告，前一年夏天在圣贝尼托（San Benito）县和蒙特雷（Monterey）县观察到了松鼠鼠疫疫情，这表明，正如迈耶所说，1924年“确是加州森林型鼠疫暴发的一年”。 [72]然而，最终影响卡明看法的是有关欧洲鼠疫疫情的报道。当时数个地中海港口暴发了鼠疫，卡明意识到美国公共卫生局正面临着全世界范围内的鼠疫再次暴发，他最终在圣佩德罗和其他“被鼠疫感染”的美国港口启动了隔离检疫。 [73]
卡明的决定使医学话语发生了微妙但重大的变化。令人担忧的不再只是国内的、由松鼠传播的肺鼠疫，还有国外来的“腺鼠疫”。 [74]这种令人歇斯底里的组合足以让国会恐慌，他们投票通过了27.5万美元的紧急拨款，以支持美国公共卫生局重新发起运动，对抗鼠疫这个宿敌。起初，洛杉矶商会抗议这一决定，指责卡明有“歧视”行为，因为圣佩德罗没有发现鼠疫。商会抗辩道，虽然海港是联邦领地，但港口属于州政府和市卫生局的管辖范围。 [75]克赖尔一度试图帮他新任命的城市卫生官员乔治·帕里什（George Parrish）说话。然而，当市议会满足克赖尔的愿望，授权帕里什接管迪基的抗疫运动时，也同时削减了他的预算。克赖尔不得不忍气吞声，毕恭毕敬地恳求总统卡尔文·柯立芝让美国公共卫生局负责清除鼠疫的工作。在卡明看来，只有一个人能胜任这份工作，这个人就是他的前任鲁珀特·布卢。很快，布卢就重回美国公共卫生局任职，并被派往洛杉矶。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机会，让他可以完成自己在1908年就开始的工作。1925年7月，布卢又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监测洛杉矶市中心的鼠穴，监督地下室的混凝土浇筑，并采取其他抗疫措施。早在6月26日，他曾发电报给卡明：“自6月13日以来，发现了9只可疑的老鼠和5只地松鼠，发现的地点彼此相距颇远，零星散布在好莱坞北部到华盛顿西街南部之间。如果它们呈鼠疫阳性，我们可能随时会面临数起人感染的病例。季节性条件非常有利于疫情复燃。” [76]
很难说布卢和迪基到底谁才是最终消灭洛杉矶瘟疫的最大功臣。最后报道的一例肺鼠疫病例出现于1925年1月12日。尽管布卢在6月发出了上面那封不祥的电报，最后一只疫鼠却是于5月21日在洛杉矶东部被发现的，换句话说，时间比布卢接管工作的时间早了两个月。虽然迪基可能曾经串通媒体掩盖事实，但他从未忽视疫情的严重性。此外，他还迅速采取行动隔离了梅西区并指挥抗疫卫生工作。无论这些措施看起来对该区的墨西哥居民有多么严厉和不公平，它们都确保了肺鼠疫不会蔓延到城市其他地区。事实上，如果市卫生部门更早地向迪基发出疫情警报，而不是等待他从报纸上了解到疫情，州卫生局的应对可能会更有效。正如迪基在他的官方疫情报告中所说，县总医院的医生和细菌学家也应受到谴责，因为他们没有识别出赫苏斯·莱洪的鼠疫症状。 [77][78]最后，共计出现了41起肺鼠疫病例，其中37人死亡，但官方数字可能没有充分反映疫情的严重程度。此外，还出现了7例腺鼠疫病例，其中5例死亡，以及1例败血性鼠疫死亡病例。不过最重要的是，这是北美地区最后一次有记录的肺鼠疫暴发。
* * *
洛杉矶鼠疫的暴发使凯洛格和其他鼠疫专家的假设受到了质疑，挑战了加州全年温和的地中海气候是种保护机制的观点。相反，这表明低湿度和温暖的天气条件对肺鼠疫传播几乎没什么影响。在南加州，鼠疫病原体可能像既往一样具有致命性。 [79]实际上，致病的关键因素不是天气，而是病人与健康人的密切接触。在墨西哥区人满为患的情况下，鼠疫杆菌找到了通过飞沫传播的理想条件。丧葬仪式——特别是举行露天守灵的天主教习俗——进一步放大了鼠疫的暴发潜力，这种仪式使哀悼者与具有传染性的尸体以及可疑带病者密切接触。洛杉矶鼠疫还留下了另一个教训，它打破了这样一种理念：鼠疫主要是城市地区的鼠源性疾病，根除鼠疫只需清理老鼠的繁殖地。虽然从未能证明松鼠是1924年鼠疫暴发的源头，但在大洛杉矶地区捕捉到的老鼠身上发现了寄生于松鼠身上的跳蚤，再加上在港口和墨西哥区之间没有发现疫鼠，这表明迈耶也许是对的，这种疾病很可能是从内陆传到墨西哥区的。回溯过去，1908年便有如此的迹象。在离港口30英里的乐土公园，一个男孩在后院接触了一只受感染的松鼠后死于鼠疫。差不多就在这个时期，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出现了松鼠死亡的报道。1924年这一现象重现，在加利福尼亚南部和北部的几个县观察到了类似的动物流行病。也许松鼠最初是从在奥克兰乱翻垃圾场的老鼠身上染上带病跳蚤的，或者是从沿南太平洋铁路搭便车南下的老鼠身上染上的。又或者，地松鼠和其他野生啮齿动物已经携带了几十年的鼠疫杆菌，却没人注意到。不管是哪种情况，洛杉矶鼠疫暴发促使迈耶和其他人更仔细地研究了松鼠在两次鼠疫暴发之间作为储存宿主的作用， [80]以及其携带的寄生蚤将疾病传播给老鼠和其他野生啮齿动物的方式。在迪基的帮助下，迈耶检查了以前的疫情记录，试图确定在松鼠中观察到的疾病流行与人类疫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1927年，州政府重新负责鼠疫管控工作，迈耶和迪基联手调查了疑似存在受感染松鼠的牧场和林地。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州调查人员已经捕获了数万只松鼠，梳理它们的皮毛寻找跳蚤，并将这些啮齿动物及其体表寄生虫送回胡珀医学研究基金会迈耶的实验室。虽然许多松鼠看起来非常健康，但迈耶发现，其中有些存在隐性感染：将它们的器官碾碎，使用碾碎物就能感染实验豚鼠。还有许多松鼠身上寄生着感染了鼠疫的跳蚤。此外，工作人员在已知20年前居有受感染松鼠，但现在被其他啮齿动物占据的洞穴中，发现了致病跳蚤，这表明在该州的某些地区，地松鼠成了隐藏的疾病“储存宿主”。这是一种新的生态学研究方法的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迈耶选用了“森林鼠疫”（sylvatic plague）一词来描述居住在森林中的啮齿动物对该疾病的储存。
到1935年，美国公共卫生局加入了调查工作，他们发现森林鼠疫在11个太平洋海岸和落基山区的州中皆有流行，其储存宿主包括18种地松鼠，以及花栗鼠、草原犬鼠、旱獭、野生鼠、白足鼠、更格卢鼠和棉尾兔。 [81]到1938年，美国公共卫生局已捕获10万多只松鼠并将其运往胡珀医学研究基金会检查。然而，当迈耶对啮齿动物进行尸检时，他发现只有一小部分感染了鼠疫杆菌。他还观察到，松鼠刚被消灭，田鼠就住进了空鼠洞里，它们可能很快就在那儿染上了同样的鼠疫跳蚤，然后又“传播”给其他啮齿动物。他总结道，这种鼠疫注定无法被根除，因为森林鼠疫“并不遵循通常的传播路径”。 [82]我们能做的是通过定期捕杀携带鼠疫杆菌的松鼠，将森林鼠疫控制在较低的水平。当然，时不时会有人被松鼠身上的跳蚤叮咬而感染疾病，但这种事比较少见，而且只要松鼠不传染城市的老鼠种群，森林鼠疫对居住在主城区的人们就几乎不构成威胁。
这就是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如今的基本策略。他们在科罗拉多州柯林斯堡（Fort Collins）的野生动物站监测草原犬鼠的鼠疫发病率。草原犬鼠被认为是美国西部鼠疫的一个重要储存宿主，会把鼠疫散播给松鼠和其他野生啮齿动物。 [83]在太平洋沿岸和落基山脉各州，鼠疫的主要宿主是蒙大拿山蚤（Oropsylla montana ）。与老鼠身上的印鼠客蚤不同，蒙大拿山蚤在吸血时很少发生中肠阻塞，但却易于通过“早期”传播系统在加州地松鼠和岩松鼠中引发快速传播的动物传染病。 [84][85]当鼠疫流行达到高危级别时，会有警告张贴在国家公园和露营地。在这些警告张贴画上，一只松鼠被圈在一个红色的圆圈里，上面画有一个红色的叉。每当此时，当局便会警告徒步旅行者不要喂食松鼠，建议宠物主人注意猫和其他家养动物，以免它们与松鼠相遇而意外感染了带病的跳蚤。尽管已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美国每年仍有约3人感染鼠疫。在某些年份，如2006年，感染人数高达17人。 [86]及时应用强力抗生素，如环丙沙星或多西环素，通常足以清除系统中的鼠疫杆菌。 [87]但报纸还是会继续刊登这类耸人听闻的头条新闻，就像2015年犹他州一名老人死于鼠疫时，报纸上就出现了诸如美国人死于“黑死病”，松鼠和其他野生啮齿动物对人造成生命威胁等消息。 [88]
没人能确定是什么导致了鼠疫的周期性暴发，但气候和地貌可能是重要因素。鼠疫在相对较小的地理区域内持续存在，如新墨西哥州、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的高原和草原，以及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沿海雾带，那里的天气几乎全年凉爽潮湿。在加州完全免受森林鼠疫侵袭的只有干旱的中部沙漠地区。相比之下，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以及其他荒野和沿海地区，鼠疫几乎从未离开。在这些地方，气候、跳蚤宿主和啮齿动物宿主之间达到了理想的生态平衡。只有当异常降雨促进植物生长，或当其他因素导致啮齿动物和跳蚤的数量增加时，寄生生物和宿主之间的平衡才会被打破，继而出现鼠疫被传播给其他动物的可能性。 [89]
确实，随着人类生活领域的扩张，这些野生栖息地不断受到侵蚀。如今最有可能破坏这种平衡的动物就是人。因此在未来，我们估计会遭遇更多的小规模鼠疫，或者说至少会遭遇更多小规模的腺淋巴鼠疫。但是，洛杉矶或任何其他美国城市都不太可能再暴发肺鼠疫，更不可能遭遇黑死病这样大规模的鼠疫流行了。
[1]Walter M. Dickie and California State Board of Health, “Reports on Plague in Los Angeles, 1924–25,” 11–30, HM 72874, The Huntington Library, San Marino, CA.
[2]地松鼠是松鼠科中多种地栖啮齿动物的合称，在分类上合为一族。——译者注
[3]William Deverell, Whitewashed Adobe: The Rise of Los Angeles and the Remaking of Its Mexican Pa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3.
[4]Mark Reisler, By the Sweat of Their Brow : Mexican Immigrant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 1900–1940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76), 180.
[5]洛杉矶县也译作“洛杉矶郡”，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行政区划中，洛杉矶市是隶属于洛杉矶县的一个城市。——译者注
[6]Dickie, “Reports on Plague in Los Angeles, 1924–25.”
[7]Emil Bogen, “The Pneumonic Plague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and Western Medicine (February 1925): 175–76.
[8]“The Pneumonic Plague in Los Angeles,” 175–76.
[9]California State Board of Health, Special Bulletin, no. 46, “Pneumonic Plague, Report of an Outbreak at Los Angeles, California, October–November,1924,” Sacramento: California State Printing Office, 1926.
[10]Dickie, “Reports on Plague in Los Angeles, 1924–25.”
[11]Bogen, “Pneumonic Plague in Los Angeles”; Deverell, Whitewashed Adobe , 176–82.
[12]Dickie, “Reports on Plague in Los Angeles, 1924–25.”
[13]Frank Feldinger, A Slight Epidemic: The Government Cover-Up of Black Plague in Los Angeles (Silver Lake Publishing Kindle edition, 2008), location 473.
[14]将鼠疫分为腺鼠疫、败血性鼠疫和肺鼠疫三类，是根据鼠疫的感染途径来分的。如果腺鼠疫和肺鼠疫没有得到很好救治，都可以发展为败血性鼠疫。——译者注
[15]1英寸=2.54厘米。——译者注
[16]“USGS Circular 1372, Plague,” accessed May 11, 2016, http://pubs.usgs.gov/circ/1372/.
[17]Ole Jørgen Benedictow, The Black Death , 1346–1353: The Complete History (Suffolk: Boydell Press, 2004), 382.
[18]John Kelly, The Great Mortality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Perennial, 2006), 22.
[19]Deverell, Whitewashed Adobe , 182.
[20]按照在旧金山工作的细菌学家卡尔·迈耶的说法，这份声明出自科尔比·W.E.卡特和弗农·林克的作品，见：“Unpublished biography of Karl F.Meyer and related papers, written and compiled by William E. Carter and Vernon B. Link, 1956–1963,” Sixth interview, 199, UCSF Library, Archive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MSS 63–1. Hereafter “Carter MSS.”
[21]Marilyn Chase, The Barbary Plague: The Black Death in Victorian San Francisc o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3), 160.
[22]1898年，在卡拉奇工作的法国研究者保罗-路易·西蒙用病鼠饲养猫，再从猫身上捕捉跳蚤，最后用跳蚤成功地将鼠疫传染给了未感染的老鼠。不过，其他一些专家对此方法提出质疑，进而怀疑他的研究结果。因此直到1914年，李斯特研究所的两位英国研究者在更加严格的条件下重复了西蒙的实验后，才确证了鼠疫的跳蚤-老鼠传播途径。见：Edward A.Crawford,“Paul-Louis Simond and His Work on Plague,” Perspective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39, no. 3 (1996): 446–58.
[23]第一个提出旱獭与鼠疫有联系的人是俄国医学家米哈伊尔·爱德华多维奇·别里亚夫斯基。通过研究1 894年中俄边境阿克沙（Aksha）的腺鼠疫疫情，别里亚夫斯基提出，当地蒙古人和布里亚特人经常捕猎的啮齿动物——西伯利亚旱獭——可能是鼠疫的携带者。在剥除患病动物皮毛时，人就可能感染鼠疫。4年后，另一位俄国研究者达尼洛·扎博洛特内在研究蒙古东部肺鼠疫疫情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见：Christos Lynteris, Ethnographic Plague: Configuring Disease on the Chinese-Russian Frontie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24]William B. Wherry, “Plague among the Ground Squirrels of California,”The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5, no. 5 (1908): 485–506.
[25]Chase, Barbary Plague , 189. Cittelus beechyi has since been renamed Otospermophilus beecheyi .
[26]1914年，伦敦李斯特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证实，鼠疫杆菌能够在印鼠客蚤的前胃中增殖并结块。这些结块会阻碍跳蚤吸食的血液到达中肠，使跳蚤一直处于饥饿状态，从而增加跳蚤吸血的次数，再加上带菌物质会随着摄取的血液反流到人的伤口处，这使跳蚤成为极其危险的病菌携带者。不过这些结块的形成需要12~16天，因此人们认为印鼠客蚤具有传染性的时间不够长，不足以作为动物流行病学的影响因素。见：Rebecca J. Eisen et al.,“Early-Phase Transmission of Yersinia Pestis by Unblocked Fleas as a Mechanism Explaining Rapidly Spreading Plague Epizootic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3, no. 42 (2006): 15380–85.
[27]McCoy, “Plague Among the Ground Squirrels in America,” Journal of Hygiene 10, no. 4 (1910–1912): 589–601.
[28]尽管麦科伊说地松鼠咬了男孩的手，但他后来又说也不能确定男孩就是因为这件事而感染上鼠疫的。他怀疑男孩是接触了感染鼠疫的跳蚤，这是最常见的从地松鼠到人类的鼠疫传播途径。——原注
[29]Wherry, “Plague Among the Ground Squirrels of California.”
[30]Meyer, “The Ecology of Plague,” Medicine 21, no. 2 (May 1941): 143–74(147).
[31]P. C. C. Garnham, “Distribution of Wild-Rodent Plague,”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 (1949): 271–78.
[32]兔子、猪、郊狼、短尾猫、獾、熊、灰狐和臭鼬都可以感染鼠疫，但很少表现出症状。而家猫则比它们更加易感。——原注
[33]W. H. Kellogg, “An Epidemic of Pneumonic Plague,”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 no. 7 (July 1920): 599–605.
[34]J. N. Hays, The Burdens of Disease: Epidemics and Human Response in Western History (New Brunswick, NJ, and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9), 184–85.
[35]W. H. Kellogg, “Present Status of Plague, With Historical Review,”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 no. 11 (November 1, 1920): 835–44;Guenter B. Risse, Plague , Fear and Politics i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 (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2), 156–58, 167–69. The commission was led by Simon Flexner, the head of the Rockefeller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 in New York, and had the aim of exonerating the Marine Hospital Service.
[36]Eli Chernin, “Richard Pearson Strong and the Man-churian Epidemic of Pneumonic Plague, 1910–1911,”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the Allied Sciences 44 (1989): 296–391.
[37]Wu Lien-Teh, A Treatise on Pneumonic Plague (Geneva: League of Nations Health Organization, 1926).
[38]Oscar Teague and M. A. Barber, “Studies on Pneumonic Plague and Plague Immunization, III. Influence of Atmospheric Temperature upon the Spread of Pneumonic Plague,” Philippine Journal of Science 7B, no. 3 (1912): 157–72.
[39]Wu, Treatise on Pneumonic Plague .
[40]大气饱和水汽亏缺是大气饱和水汽压与实际水汽压的差值，直接反映了大气水分状况。大气饱和水汽亏缺较低意味着空气较为湿润。——译者注
[41]Kellogg, “Epidemic of Pneumonic Plague,” 605.
[42]此处指鼠疫。——译者注
[43]Viseltear, “Pneumonic plague epidemic.”
[44]“Nine Mourners At Wake Dead,” Los Angeles Times , November 1,1924.
[45]Viseltear, “Pneumonic plague epidemic,” 41.
[46]“Malady outbreak traced,” Los Angeles Times , November 5, 1924, A10.
[47]Deverell, Whitewashed Adobe , 197.
[48]赫斯特集团（Hearst Corporation）是一家美国出版界巨头和多元化传媒集团，由曾经担任过美国众议员的出版商乔治·赫斯特（1820―1891）创立，19世纪80年代开始经营报业生意。《洛杉矶先驱观察家报》是其出版的报纸之一。——译者注
[49]Deverell, Whitewashed Adobe , 197.
[50]Deverell, Whitewashed Adobe , 185–86.
[51]Albert Camus, The Plagu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8), 35.
[52]红汞或红药水是2,7-二溴-4-羟汞基荧光红双钠盐的商品名，有时也被称作汞溴红。由于担心存在潜在的汞中毒风险，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于1998年叫停了对其的使用。——原注
[53]Emil Bogen, “Pneumonic Plague in Los Angeles: A Review,” 1925, MSS Bogen Papers, The Huntington Library, San Marino, CA.
[54]Dickie, “Reports on Plague in Los Angeles, 1924–25,” 32–34.
[55]Deverell, Whitewashed Adobe , 197.
[56]“Disease Spread Checked,” Los Angeles Times , November 6, 1924, A1.
[57]Vilt seear,“Pneumonic plague epidemic,” 42.
[58]Viseltear, “Pneumonic plague epidemic,” 43.
[59]Feldinger, A Slight Epidemic , location 1838.
[60]Viseltear, “Pneumonic plague epidemic,” 46.
[61]卡尔·弗里德里希·迈耶（Karl Friedrich Meyer，1884―1974），美国微生物学家，在病原体生态学、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领域有重要贡献，被誉为“20世纪的巴斯德”。——译者注
[62]Meyer, Carter MSS, Sixth interview, 209.
[63]Deverell, Whitewashed Adobe , 197–98.
[64]天使岛一部分归旧金山管辖。——译者注
[65]Bess Furman, A Profile of the U .S . Public Health Service 1798–1948 (Bethesda, MD: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1973), 350–51.
[66]“Rat War Death Toll Is Heavy,” Los Angeles Times , November 30, 1924,B1.
[67]“Malady Outbreak Traced,” Los Angeles Times , November 5, 1924,A10.
[68]“Rat War Death Toll Is Heavy.”
[69]桑给巴尔位于非洲的坦桑尼亚，迈耶的意思是市中心的这些地区虽然看起来很发达整洁，但实际上却像非洲的原始地区，其中生活着很多老鼠。——译者注
[70]Meyer, Carter MSS, Sixth interview, 211.
[71]“Report Hugh Cumming to Secretary of Treasury, June 23, 1925,” RG 90 Records ofthe Public Health Service, General Subject File, 1924–1935, State Boards of Health, California, 0425–70.
[72]Meyer, “Ecology of Plague,” 148.
[73]“Signs of Bubonic Plague in Three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8,1925; Letter from Cumming to medical officers in charge of U.S.quarantine stations, December 22, 1924, RG 90 General Subject File, 1924–1935,0452–183 General (Plague).
[74]“Quarantine Ordered Against Bubonic Rats,”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1, 1925.
[75]Letter from A. G. Arnoll to Robert B. Armstrong, January 8, 1925, RG 90, Records of the Public Health Service, General Subject File, 1924–1935, State Boards of Health, California, 0425–70.
[76]“Report Hugh Cumming to Secretary of Treasury, June 23, 1925,” RG 90 Records ofthe Public Health Service, General Subject File, 1924–1935, State Boards of Health, California, 0425–70.
[77]几乎可以肯定，赫苏斯腹股沟的肿物是个腹股沟淋巴结，他们任由它流脓流了3周才想到检查鼠疫杆菌。细菌培养提示有“两端浓染的菌体”，实验动物在接种了培养物后12小时内就死了。——原注
[78]Dickie, “Reports on Plague in Los Angeles, 1924–25,” 23–24.
[79]1348年，黑死病第一次在欧洲肆虐，在意大利编年史家的记录中，腺鼠疫和肺鼠疫的症状均有记载。在7世纪冰岛和挪威暴发的鼠疫疫情中，大多数病例也应是肺鼠疫，因为在这些北方国家，冬天过于寒冷，鼠-蚤传播无法长期存在，而寒冷的气候却有利于肺鼠疫的传播。
[80]K. F. Meyer, “Selvatic Plague — Its Present Status in California,” California and Western Medicine 40, no. 6 (June 1934): 407–10; Mark Honigsbaum, “‘Tipping the Balance’: Karl Friedrich Meyer, latent infection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ideas of disease ecolog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49, no. 2(April 2016): 261–309.
[81]C. R. Eskey et al., Plague in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US Public Health Service, 1940).
[82]Meyer, “Selvatic Plague — Its Present Status in California.”
[83]“Plague Homepage | CDC,” accessed May 11, 2016, http://www.cdc.gov/plague/.
[84]鼠疫杆菌在印鼠客蚤体内迅速繁殖，有时会造成阻塞，阻止被吸食的血液到达蚤的中肠。阻塞促使跳蚤更贪婪地吸食，从而增加了它重新传播感染的机会。——原注
[85]Eisen et al., “Early-Phase Transmission of Yersinia Pestis by Unblocked Fleas as a Mechanism Explaining Rapidly Spreading Plague Epizootics.”
[86]“Human Plague—United States, 2015,” accessed May 11, 2017, http://www.cdc.gov/mmwr/preview/mmwrhtml/mm6433a6.htm?s_cid=mm6433a6_w.
[87]在接受抗生素治疗的患者中，平均死亡率为16%。未经治疗的情况下，这一比例从66%到93%不等。——原注
[88]Wendy Leonard, “Utah Man Dies of Bubonic Plague,” DeseretNews.com, August 27, 2015, accessed May 11, 2017, http://www.deseretnews.com/article/865635488/Utah-man-dies-of-bubonic-plague.html?pg=all.
[89]Kenneth L. Gage and Michael Y. Kosoy, “Natural History of Plague:Perspectives from More than a Century of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Entomology 50 (2005): 505–28; “USGS Circular 1372 Plague, Enzootic and Epizootic Cycles, 38–41,” accessed May 11, 2016, http://pubs.usgs.gov/circ/13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