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鸿生先生（1933-2021）去世的消息，是我的学生梁敏玲转告的。我平时不太关心外面的事情，知道消息已是第二天（2021年2月16日）。我突然想到，再过一个星期，也就是今天（2月23日），我们的课程“Seminar：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恰恰轮到要讨论蔡先生的著作《俄罗斯馆纪事》。我随后写信给梁敏玲和其他与中大有关系的学生，提到了大家都熟悉的诗句：此情可待成追忆，一弦一柱思华年。
我们开设的这一课程，每周讨论一本书，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其作者。这一位作者是我四十多年前在中山大学学习时的老师。今天的课，我不再多讲《俄罗斯馆纪事》的内容，重点讲一下这一位作者。
四十多年前的中国大学和大学里的老师，和今天是很不一样的。我也正想借此机会与大家回顾一下学术史，让你们知道这四十多年来一大批优秀学者所走过的路，并由此来观察蔡先生的学术人生。
一、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
我是“工农兵大学生”，1977年3月入中山大学历史系，1980年1月离校。正式的年级属1976级。当时还不叫大学生，叫“工农兵学员”，是工农兵学员最后一届。
文化大革命时，大学关门了。1968年，毛泽东主席写了一个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毛主席的这些话，是批在上海机床厂培养工程技术人员调查报告上的，被称为“721指示”。其中有一些内容当时也有争论，如文科大学还要不要办？学制要缩短到几年？等等不一。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1970年起，大学开始招生了，从工人、农民和解放军士兵中招生，也包括“下乡知识青年”。到了1973年，又出了“张铁生事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口号改为“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上”大学，自然是向老师学习，但怎么“管”，怎么“改造”？抽象的“大学”是管不了，也改造不了的；具体落实下来，还是教学与管理，即师生关系，那不成了学生“管”老师、“改造”老师？
1976年，我作为“工农兵学员”被保送到中山大学历史系，正是风云激荡之际，政治形势之变幻有如过山车。至于学校的开学时间，初因唐山大地震而无法入学，推迟至10月份，后又因毛主席去世而再次推迟。我还记得报到日期是1977年3月8号，因为买不到火车票，我9号才到。系里办公室的人以为我不来了——很多人给了指标都不去，“上大学”不被认为是人生的好出路。
当时的中山大学只有九个系。文科五个：中文、历史、哲学、外语，另加一个“政治经济学系”，理科四个：数学力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系。没有社会科学的诸多科目，也没有工学与农学。校园基本上是岭南大学留下来的建筑，只是在东区和西区建了一些学生宿舍和教工宿舍。校园是美丽的，关键是没有什么人。工农兵学员的学制是三年，我们入学时只有两千左右的学生。康乐园的四周都是农田。有两条公交线到中大南门，一是25路，从文化公园开来；另一是14路，从广卫路财厅前开来，一直到赤岗（“文革”前南海舰队所在地）。而在中大的北门，另有一个轮渡船的码头，十分破旧，还是木制的，看不出是哪年建造的，可以坐船到北京路（原来的天字码头）。车和船开到中大时，都是空荡荡的。这里是广州的郊区。
我之所以到今天还有这么深刻的印象，之所以要说明当年中山大学的景象，是因为当时中国高等教育正陷于谷底。三年前，我到历史悠久的仰光大学，看到其系科设置和校舍，感到与当年的中大有点像。
然而，我们入学时，“文革”已经结束，教育开始回归其本色。也就是说，中山大学历史系落到“文革”的最低点之后，开始向上走了。
二、了不起的助教
要说中山大学历史系陷于“最低点”，最重要的事实是，名教授们大多过世了，给我们上课的几乎全是助教。我记得，蔡鸿生先生当时也是助教。
中山大学历史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院系调整”中是发了大财的。中国古代史就有“八大教授”，著名者即经常被提到的陈寅恪、岑仲勉、梁方仲、刘节、杨荣国，还有一些大家现在不太熟悉，董家遵、何竹淇、曾纪经，仍是非常好的教授。其他领域也有非常优秀的教授，如陈序经、朱杰勤、戴裔煊、陈锡祺等一大批人。一些副教授后来成为大名家，如端木正、何肇发、梁钊韬、蒋相泽……然而，从五十年代开始，大学几乎停止了升职称，副教授以上基本不动，本科生毕业留校当助教，六十年代才开始招收研究生。如此算起来，蔡鸿生先生从1957年毕业一直到我们1977年进去，当了二十年的助教。听说六十年代初蔡先生已“拟升”为讲师，不知什么原因，他们这一批升职最后没有算数。
这大约是全世界大学中水平最高的“助教”了。在给我们上课的助教中，有些人的水准不能以职称相论，今天已声名显赫。一些学生私下对他们有排名。我个人以为，其第一位属蔡鸿生，第二位姜伯勤，第三位叶显恩……当时历史学界还有一个大问题，即要“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历史学本来就是厚古薄今的学问。但五六十年代有一个政治性的口号叫“厚今薄古”。这个口号从什么专业讲都有点道理，但放在历史系会显得别扭。历史系怎样显示厚今薄古呢？结果是教学内容以近代史为主，以中国史为主，古代史、世界史的教学内容大为减少。蔡先生属世界史教研室，给我们上的课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正属于“薄”中之“薄”。大约上了不到一个学期，每周两节课，我记得大约是“十六讲”，应当属于“精华”中的“精华”。我的笔记记得比较全，后来搬家搬多了，笔记本也找不到了。
蔡先生上课是有特点的。他只带一张纸或几张卡片，只拿一支粉笔。上课铃响了准时开始，讲完正好是下课铃，也不知他是怎么计算时间的。上课时没有一句废话，板书也有自己的风格。课间休息时就到系办公室看报纸。他后来写作也是如此，没有废话。还要说明的是，我上大学的时候，课程非常少。我记得第一个学期，一共是十二节课，三年六个学期，都是如此，最多时也只有十四节课。这大约是教育革命的结果，而当时是六天工作制。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史学，从“论从史出”逐渐走到“以论带史”，要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作为思想指导。蔡先生上课时，先在黑板上写一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语录，讲一下语录，然后再往下讲历史内容。我不知道他怎么能把引用的语录和所讲的内容对应得这么准，可见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集读得比较熟。我也不知道这一教学方法是否为蔡先生自创，系里许多老师采用同样的方法。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话是比较多的。蔡先生的这一方法，很多老师想学也学不了。姜伯勤先生用同样的方法上课，先写一条语录，然后再展开。但姜先生讲的是两汉魏晋隋唐史，他的语录总是找得不太准——马、恩、列没讲那么多与汉唐相关或相近的话，毛主席讲的也不多。叶显恩先生刚开始上课时也引用语录，后来干脆就不引了。你们在《俄罗斯馆纪事》里看到引用的经典语录，要知道是那个时代的文风。
梁碧莹教授当时从北京返回中山大学，跟我们76级一起旁听了全部历史系的课程（大多是助教上的），用她的说法叫“回炉”。据她称，这些课要比“文革”前她上的课更有内容，对蔡先生的课也很赞赏。她是有条件、有能力去比较的。
那时正是一个学术转折、走向成长的起端。
三、北京图书馆的“晒蓝”复写
美丽的康乐园中的生活，并不美丽。知识分子属“臭老九”，非常穷。中山大学的生活条件也比较差。学生宿舍是六个人一间，没有空调、没有电扇也就罢了，还经常没有电，每个星期总有几个晚上停电，要用蜡烛和煤油灯。炎热的天气，让我一年中有半年都觉得头脑昏沉沉的。
蔡鸿生先生的宿舍就在我们学生宿舍前面，是老房子，应是岭南时期盖的，一间很小的房间。他那时非常瘦，头发却全白了。我们当时不知道他的准确年龄，也不便去问，从精神状态来看，说他三十岁也可以；从全白的头发来看，说他六十岁也有人信。我们多次见他在楼道里点个煤油炉烧东西吃，大约就是下个面条之类。当时的广州，营养不良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想要有点小改善，只能靠煤油炉。煤油是当时的必需品，还要用来点煤油灯，照明看书，用蜡烛会贵不少。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破旧暗淡（白色的圆领汗衫，当时在广州有个很雅的名称，叫“文化衫”），大学老师穷得叮叮当当。我过去受电影、小说之影响，以为大学教授们西装革履、杯觥交错，这一感觉虽经“文革”而有所减弱，但到了中大之亲见，仍多有吃惊之处。我们最初见到蔡先生，已经四十多岁了，还没有结婚。也就在我们上学期间，他结婚了，听说娶的是湖南妹子。那时候女孩愿意嫁给这样的人，真有好眼力。谁会看得上这种人？又老又穷。
我当时是历史课的课代表，与各位任课老师的联系比较多。我时常到蔡先生宿舍去，看到煤油炉、煤油灯，还看到了北京图书馆的晒蓝复写本。
当时的中山大学图书馆仍是非常“贫困”的，没有多少书。蔡先生研究世界中世纪史，要找相关的资料，多难啊。广州的两大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和中大图书馆，又有多少俄文、英文的著作？非常可怜。
我们读书的时候，沙俄侵华史是显学，在北京、上海和东北各省，都有专门的写作组，组织一大批人翻译俄文材料。蔡先生属单打独斗，是独狼。他的关注点在边缘，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他没有资料条件，就利用“馆际互借”，即通过中大图书馆向北京图书馆去借。北京图书馆作为国家图书馆（现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本来就比较好，中苏友好时期更进了一大批俄文书。蔡先生那个时代的大学生，都要学俄文。他的英文估计在中小学学的，大学只能学俄文。他能看俄文书，甚至能看古俄文。但在那个时代，别说去俄罗斯了，他连北京也去不了——火车票很难买，招待所很难找，更有研究费之短缺。而“馆际互借”的手续非常多，很麻烦，书籍要保价挂号寄来寄去。他遇到中大图书馆的一个“好人”——蔡先生是认真做研究的，热心学术的图书馆员很愿意为这类“痴迷学术”的读者服务，而北图也对中大图书馆特别开恩。这些都是免费提供的服务。通过这类服务，蔡先生借到了他所需要的资料。然而，有些图书可以馆际互借，有些图书却不外借，期刊论文更无法借，当时又没有静电复印技术，还要运用一种古老的技术——“晒蓝”。
我在他的宿舍里，看到他用晾衣服的夹子夹住几张纸，挂在墙上。一个夹子是一个文件，看上去一片蓝色。我问这是什么东西？他说叫晒蓝本。我们现在讲的“蓝图”，就是将图纸画出来，用晒蓝去复写，真的是“蓝”色的“图”。我由此第一次知道“馆际互借”，第一次知道晒蓝复写。书借不出来，期刊论文借不出来，北京图书馆就根据所需要的页码，晒蓝复印出来，再寄给读者。这样做的成本是很大的。你们现在看到的《俄罗斯馆纪事》，蔡先生就是利用这种方式，一点一滴地来解决资料的难题。
我还要插入我个人的经历。我在中山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因写毕业论文，由老师写条子，可以到中大东区图书馆看书。这是供研究者使用的。我在那里看到了许多解放前的期刊论文和当时比较贵重的书，其中包括夏鼐先生关于太平天国的著名论文。我重点阅读的是《明实录》，当时全国图书馆也没有几部。我是一个“好读者”，开馆即入，闭馆方出。有时我忘记时间，馆员也不催，等我还书后再下班。我因春节长假，图书馆不开，馆员“违反”规定，将《明实录》十余册外借给我。叶显恩先生春节到我宿舍慰问，看到桌上的《明实录》大惊，称他自己都借不出来。我后来才知道这位馆员是端木正教授的夫人姜凝老师。我一生多次在图书馆、档案馆享受过这类“优待”的服务。
《俄罗斯馆纪事》是蔡先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著作（出版会晚一点）。当时集体写作的多种《沙俄侵华史》，许多已不再闪耀，而这部书有如沙中之金，长存其价值。我多次阅读这部书，解决了我的许多思想问题——为什么俄国人可以兵不血刃地侵占中国的许多利益？为什么俄国人可以有效地控制其新占领的远东和中亚地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情报，在于学习，在于研究，在于俄罗斯的北京教士团和随教士而来在北京学习满文、汉文的俄罗斯学生，在于俄罗斯的大学、科学院的国家研究力量。这一类长期积累的知识，才是俄罗斯展开其外交手段和进行殖民统治的基础。由于资料条件和研究条件的限制，蔡先生的这项研究只能进展到这一程度，无法继续走下去了；但这部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已经成为或将会成为后一代学者研究专著的题目。由此而显示出作者的问题意识——都是那些需要研究、需要解决的真问题。这不就是“预流”吗？
我在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时，有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要去北京。我要看档案，档案是无法“馆际互借”的。今天的资料条件是三四十年前无法想象的——最近十多年互联网和电子书的发展，使得澳门大学与中山大学的资料条件差距不大；今天的研究条件也是三四十年前无法想象的——我在最近的四年去了两次蒙古国和俄罗斯。我曾坐大巴从喀尔喀蒙古的库伦（乌兰巴托）经恰克图到布里亚特蒙古的上乌金斯克（乌兰乌德），我曾坐火车从北京经二连浩特到乌兰巴托，用现代交通手段观察了“商队茶”的行走路线。我也曾到过涅瓦河畔的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远东研究所）——都是十八九世纪的优秀建筑——想亲沾“王西里”等人的余泽，但未能如愿。我还专门去了喀山，看过当年著名的东方学研究重镇喀山大学。到了这些地方，我都会想到蔡先生，他没有机会来到此地。如果他有这么好的资料条件和研究条件，又能放射出何等的光芒？《俄罗斯馆纪事》这部书，是蔡先生在生理与思想双重“饥渴”时期的研究成果，了解了这些背景，方知其难能可贵。
我在中山大学读书的时候，恰是蔡先生的“华年”，而煤油炉、晒蓝本，不就是那些“弦”、那些“柱”吗？
四、“良史”的传统
蔡先生是在世界史教研室讲授中世纪史的，以当时和现在的条件，要想做出点成绩来是很困难的。他过去写过突厥的文章，虽有俄国整理的史料，文中的汉籍史料成其亮点。到了中年和晚年，他从中俄关系史接续其西域史的研究，再转向社会文化史、海洋史。从具体转向来看，决定性的因素是他手中的史料。而引导他的基本精神，却是中山大学历史系“良史”的传统。
我到中山大学读书时，名教授们虽已逝去，但他们的学术精神仍在留传。当时“文革”刚刚结束，陈寅恪、岑仲勉等一大批学者的著作与事迹还不能公开宣扬，却一直在私下流传。我们听说过“八大教授”和“教授的教授”，听说过刘节先生以弟子身份拜年（行大礼）和金应熙先生白天写批陈的文章、晚上学陈的思想，见到过东南区一号楼和“白色小道”。端木正教授跟我说，他当时作为“牛鬼蛇神”而关在“牛棚”里，听到陈寅恪先生去世的消息，向“军宣队”请假，要到灵堂上祭拜一下；“军宣队”很不能理解，也没有批准。实际上，陈寅恪先生去世时很可能就没有设灵堂。陆键东先生写《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其中的许多内容，我们当时听说过。梁承邺先生写《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许多故事虽是第一次听说，但与我们心中梁方仲先生的形象极为吻合。在我们的感觉中，“反动学术权威”打而不倒，“白旗”虽然拔了，余风仍在飘荡。至于教导我们的“助教”们，我们知道姜伯勤是岑仲勉的研究生，叶显恩是梁方仲的研究生。陈寅恪没有招研究生，胡守为先生是系里派的助手。而陈寅恪先生当年在家中走廊开课时，许多老师和学生都去听课，但讲着讲着，听者越来越少（大多属听不懂，也有不走白专道路者），其中能坚持下来的，有年轻的蔡鸿生和年老的梁方仲。陈寅恪自名其舍为“金明馆”，蔡先生当属“金明馆弟子”。这类“弟子”的称谓，现在看来有“攀龙附凤”之嫌，而在当时似乎不怎么值得炫耀。什么是中大历史系“良史”的传统？往高处说，即是陈寅恪先生《赠蒋秉南序》中所言“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而落到实处，即“见之于行事”，则可见于陈、岑诸先生的著述，内容大多是中国“中世纪”史，其基本点在于不空论，有史料，有独立的分析。蔡先生中年到晚年步入陈、岑之学术轨道，研究范围也从世界中世纪史转向广义的中国“中世纪”史，偏向于广义的“中西交通史”，具体落实到“九姓胡”“昆仑奴”甚至“康国猧子”。他与姜伯勤先生原本就是朋友，后成为相互砥砺的同行。蔡先生的《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曾赠我一册。我到现在也看不太懂其中的内容，毕竟与我的研究相距甚远；但他书中体现出来“良史”的传统，我却是理解的。我在中大历史系读书时，没有一位老师告诉你什么是“考证”，告诉你要注重事实。等我到华东师范大学做研究生时，导师陈旭麓先生是做史论的。我却告诉他，我受中山大学的“影响”要做“考证”。陈先生很愉快地同意了。我今天自己也说不出来，那种要做“考证”的“影响”是从哪里得来的，很可能是受教于这批高水准的“助教”而潜移默化。
由此来观看蔡先生的学术人生，正因为遵循着这一“良史”的传统而步履坦荡。由此还可以观看蔡先生培养学生的方法，他晚年有一个题目是“广州海事”，而“洋画”（江滢河）、“巴斯商人”（郭德焱）、“市舶太监”（王川）这些论题都非常实在，论述的结构（史料与分析）都非常结实，是可以长存，是打不倒的。而这些著作中体现出来的作者的学术追求，不正是得“良史”之传授吗？
五、细节的分量
现在的中国历史学界是著述大爆炸的时期，每年都会出版数以千计的“专著”和数以万计的“论文”。而这些“专著”和“论文”的基本特点，就是题目非常大，主旨非常高，史料支撑和分析能力却显得不足。我经常看到三十多岁甚至还不到三十岁的学者，敢说我六十多岁的老头都不敢讲的话。
准确地说起来，蔡鸿生先生是在“文革”结束后才真正进入到学术研究阶段的。这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幸运，与他们那一代几乎是同时期起步的；只是蔡先生他们是老师，我们这些人是学生。也因为如此，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观察和理解他们这一辈人的学术人生。
随着蔡先生的学术志向越来越壮大，其研究内容却越来越细化。如果说《俄罗斯馆纪事》仍是一个“小题目”的话，他具体考证来华俄罗斯学生的姓名、俄罗斯馆的地理位置与馆舍情况，则是更小的题目。至于谈到“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所藏《石头记》抄本（“列藏本”）上的两个“洪”字，很可能是在俄罗斯馆担任满文或汉文教习的清朝下级官员（或雇员）“洪约瑟”的姓，由此再推论，此书很可能是洪约瑟送给第十一班俄国学生帕·库尔梁德采夫的礼物。那是更细更小的分析，很难谈得上其中的伟大意义。
由此再来看中国的学术史。作为学院派的中国史学，自然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大学的历史系（和中文系、哲学系以至社会学系）的建立为开端。这是西学的影响。然而在大学里的教授，许多人在东、西洋受过训练，也有许多是纯种的“土产”。以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第一届院士为例，多为西洋训练出来的博士（或硕士）；仍有受西学训练较少的张元济、余嘉锡、柳诒徵、陈垣、杨树达等人，他们多在历史学界。陈寅恪先生游学日本欧美，学术观念与研究方法多受西学的影响，心中仍有“成效当乾嘉诸老更上层楼”的“少时所自待”。岑仲勉先生更是如此，传统的文史之学是心中的最爱，虽做过小官，但进入大学体系之后，即沿旧途快步行走而硕果累累。以中山大学而言，陈寅恪、岑仲勉等一批“良史”作家，虽有向西方学习的一面，但对传统学术（尤其是清代考据之学）是不隔的。就当时的中国而言，众多希望继承中国史学（文学）传统的学者，心中仍有一座需要攀登的大山，即清代考据之学。就连号称“全盘西化”的胡适之，也拾起了传统的题目——戴震和《水经注》——尽管其动机有所不同。至于陈寅恪的好友杨树达，一生学问追随清学先贤，内心的感受是一条一条的，所做的学问也是一条一条的，自称“积微翁”。
蔡先生自称是“识小”，然而最好的历史学家也必须从细节出发。清代学者即是榜样，从细节出发，有了心得写一条，看到材料注一笔，最终才创造出丰硕庞大、牢不可破的结论。这是清代学术的特点，也是优点。蔡先生自称“不贤”，心中是“追贤”。他所宗法的陈寅恪、陈垣、岑仲勉诸前贤，又何尝不是从细节出发。尤其是陈寅恪先生晚年著述，几乎专注于细节。当然，这与他“失明膑足”的身体状况有关。
蔡先生“识小”时期，恰是中国史学界“宏大叙事”时期，一大批大部头多卷本的著作陆续出版。“阿世”的“曲学”自不待言；多人合作的巨著中，不少篇章里水分多，亦有“侮食”之嫌，即缺乏“专业精神”。在史学发展的道路上，每一位史家都是过客，关键是给后人留下了什么。宏大的，往往留不下来，而那些细小的，常常会留下来。细节的特点，是能够坐实，也就是不做空论。由此来看蔡先生的学术人生，越往学术殿堂的深处走，越注重“识小”。蔡先生对自己的学术旨趣做了很多说明，即毋以小而不为。我个人以为，“九姓胡”也罢，“尼姑谭”也罢，“广州海事”也罢，现在还不是确定其学术价值的时候，要看后人的研究对他的继承和扬弃，如同《俄罗斯馆纪事》一书那样。当他的研究成果最终被后人消化或推翻时，题义自然会变得很大，成为学术史上的milestone。
六、德行惠人
梁敏玲告诉我，中大历史系的毕业生曾在中大旁的书店里，拍摄了一张蔡鸿生先生背影的照片，刘志伟教授称绝大多数中大历史系师生心目中的蔡先生形象即是如此。书生本色、学人本领亦是如此。
蔡先生是一个真学者、好老师，但不是很有名。圈内的同人都很尊敬他，出了学术圈，就是一个平常的老人。他说话、写文都很平淡，不用激烈的言辞，只有谈到陈寅恪、陈垣、岑仲勉等先辈，语气才会变得激昂起来。四十四年前我进中大，四十一年前我离开中大，之后又见过他几次面，我忘记了，大多在公众场合。我曾经有两次写信给他，要求单独汇报。他非常客气，一次约在我住的中大西区小招待所，一次约在“永芳堂”，语气平和，对我多有鼓励之语。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即已开设“Seminar：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这一课程，每次都尽可能邀请讨论书目的作者出席；但我开设此课程的二十多年中，多次将《俄罗斯馆纪事》列入讨论书目，却从来不敢去请蔡先生，甚至也没有告诉他：一方面是他的年事已高（实际上比他年高的我也请过）；另一方面是他为人谦虚低调，肯定会拒绝我。这四十多年来，他就是这样平静地度过自己的人生，学问做得朴实，为人非常正直，生活中并没有太多的浪花。
然而，正是在蔡先生的平淡人生中，让我看到了他的内心追求，感到了他的人格伟大。在“文革”结束之后四十多年的学术史中，正是有一大批如同蔡鸿生教授那样的学者，让学术的火焰长存而不熄。这是我经历过的年代，亲眼所见中国学术从最低谷一步步地向上走。我在这里讲蔡先生的学术人生，同时也在讲中国学术史。只有在这么长的学术史中，你才能看出，蔡先生身上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德行”，其魅力可以“惠人”，给人以向上的力量。“君子人欤？君子人也。”
我很年轻的时候，读过李商隐的一首诗《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当时觉得诗写得真好，没有刻意去背诵，却深深留在脑海里。我听到蔡先生去世的消息，这首诗很自然地从脑中流了出来。蔡先生亦是这样，宁静与淡泊，让你平时似乎感觉不到，却会深深留在脑海里，德行惠人。当我告诉江滢河教授我们今天要开讨论课时，说了一句，“沧海月明珠有泪”。
蔡先生是八十九岁去世的，也算是高寿了。他的人生并不亏屈。他自己的书已经捐给广州图书馆了，又跑到图书馆、书店里去看书。在书店里，你只能看见他的背影，看不到他的脸。而这样的背影，才是激励后来的学者继续向上走的精神力量，自然就会看到“蓝田日暖玉生烟”。
2021年2月23日讲于澳门大学历史系，3月7-9日修改
附记：此讲稿修改后，请江滢河教授转给蔡夫人蒋晓耘（湖南临澧人），方知我们入学时，蔡鸿生先生已婚，且有小孩四岁。只是蔡夫人尚在湖南工作，未调入广州。闻之惊诧，感慨亦良多。一种误会能存在四十多年，本身也成了真实的记忆历史。蔡先生未婚之事，不是我个人的猜测，而是当时全体同学的共识。此处我不再修改，用附记说明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