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目的是对21世纪前五年中国学术界有关21世纪初中国外交的研究，作一大致的述评。如果同上个世纪最后20年相关研究的状况作简单的比较，最近五年发表的研究成果不论是质量还是在数量上，都给人以大幅度进步的印象。以往有关研究的成果大量地反映在教科书中，内容多为描述各个时期中国外交各方面的发展和一些重大事件的发展过程。这些描述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但也有一些差强人意的特点，如重策论而轻学术、重诠释而轻批判、重描述而轻思辨等。这些特点表现在研究成果中，则是欠缺独立思考，不重视学术规范，以及文化品位不高等等。远不能说学术界在21世纪的头五年里已经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但取得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这里主要是就取得的明显进步做初步的分析，以利于今后研究的发展。
有关21世纪初中国外交的研究成果也有一部分反映在教科书或通论类的著作中，如谢益显主编的《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出版），杨福昌主编的Contemporary China and Its Foreign Policy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出版），张清敏主编的《对外关系读本》（中国人事出版社2003年出版），洪停杓、张植荣所著《当代中国外交新论》（励志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等。这些论著中涉及的有关内容，在此不做评述。
一
若干年前，在学术界、文化界已经开始思考和议论这样的命题，即“中国之世界”和“世界之中国”。这可以概括为中国人认识“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不同视角。这个命题之所以出现，显然是同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认知和争论联系在一起的。不过，在21世纪头几年中国学者发表的论著中，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到，学术界开始有意或者有可能是下意识地展示认知的一致性，即不论他们是研究中国外交所涉及的哪个领域或哪一类问题，也不论其观点和结论为何，甚或他们之间在同一问题上本来就存在明显不同的看法，他们都有着几乎一致的视角，都是从“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这个基本认同出发的。这一认同几乎反映在每一个作者的论著中，并突出地表现为一些概念的高频率出现，诸如“融入国际社会”、“国家角色转变”、“国家身份”、“负责任的大国”、“学习过程”，等等。①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相对陈旧的话语。如果以其对中国政治产生决定性影响为标志，那么早在上个世纪的抗日战争中，中国的政治领袖人物差不多都认识到这个基本命题的含义和重要性。用他们当时的话语就是中国的前途与世界的前途“密不可分”。他们当时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战的胜利有赖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②这个认识是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蒋介石之所以同意中国抗战必胜和必须坚持“持久战”之大战略的基本依据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作为其一部分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之关系的一次历史性转折。这场世界范围的战争将中国与世界最终联结在一起，也最终使中国人在观念上，将自己的国家、民族的命运，与世界最终联结在一起。同时也使中国人更加深切地认识到，中国对世界局势的影响和推动，主要取决于中国人能否有决心、意志和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自林，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复兴。
尽管如此，中国现代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某些事件反复证明，真正认识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并在国家的政治和外交实践中自觉地甚至应该是下意识地坚持它，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实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且不说曾经出现过的那个“光荣孤立”的年代，即使时至今日，仍然存在着大量这样的讨论题目，如“国际形势的变化”，等等。这类问题的前提是，中国与世界似乎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个不包含中国的“国际”。
21世纪头五年世界政治中的一个简单事实是，世界政治的很多变化，特别是中国周边形势的变化，是中国的变化引起的。离开中国的变化，遑论国际形势的变化。不研究中国的变化，就很难解释清楚当今世界政治中的很多现象。今天中国与世界联系之密切，其程度已经到了使中国人必须放弃一些习惯的用语及其那些用语背后的思考逻辑。从这个角度说，这些论著在认识论的层次上做出了很大贡献。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中国已经强大到可以或已经左右了世界政治中的所有事态发展。
这几年中国外交研究的一个突出的变化是，绝大部分参与其中的是研究国际政治理论、国际关系史和中国独特的“国际问题研究”等学科或领域的学者、专家。他们在21世纪初好像是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中国外交，并且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推出了许多高质量的学术成果，除了必不可少的专业素质和知识修为外，至少还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是作为中国学者，自然有着无法割舍的、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关怀，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学者的一种终极关怀，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本性在这个群体中的一种表现。
另一个原因就是研究当代世界政治或“国际问题”，不研究中国的外交，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已经不可能了。诚如一位学者所说：“外交历来是一个神秘的领域，或者说是一比较封闭的领域，用很多研究者的话说，它属于一种特权”，“在中国，‘外事无小事’的政治要求更是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一般说来外交决策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运行的”。③简单地说，中国外交在很长时间里，属于“肉食者谋之”的事情。惟其如此，才更显示出学术界为什么非研究中国外交不可的必然性。这项研究即便对于研究世界政治或“国际问题”、“国际形势”什么的来说，也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中国学术界这几年的贡献并不仅仅如上所述，只是凸显了“世界的中国”这个并不新颖的命题，更重要的是揭示了这个命题在21世纪的内涵有多丰富，“中国与世界密不可分”到了什么程度。有关论著的论述表明，已经不能再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只是理解为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必须更深入地分析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所受到的影响、中国社会在与外部世界互动中发生的深刻变化。在这方面王逸舟的著作《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另外秦亚青、张清敏、门洪华等人的论文也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揭示了这个命题的丰富性。④
二
对21世纪初中国外交的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即“历史与哲学的思考”、“战略与政策”、“对外关系”。做这样粗略的分类更多地是为了提供一个了解和把握这类研究的深度和知识厚度的基本线索，以便大致了解中国学术界对21世纪初中国外交的研究已经达到的范围，并能比较容易地发现其中是否有自己需要的内容。事实上很多论著是可以被分别置于两个甚至三个部分中的。
在“历史与哲学的思考”这类论著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包括：章百家的《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时殷弘、宋德星的《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度、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王逸舟的《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俞新天的《中国对外战略的文化思考》等。有关论著大致从历史、外交哲学和文化等三个层面，分别探讨了中国外交在21世纪所面临的“伟大历史机遇”和“严峻考验”，中国外交战略的历史、哲学与文化思想之依据，中国在当今国际社会中立足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学习”，以及中国外交可能面临的不仅是来自外部的、而且更有可能是来自内部的巨大挑战。
这些论著的重要价值在于，一方面揭示了中国外交在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过程中的互动与反思，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化了“世界的中国”这个命题。这对中国外交研究来说可能更重要，更富有启发意义。在读过它们之后难免会思考这样的问题：作为世界之一部分的中国，它的内部事务或一部分内部事务，是否将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从有关论著中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内政与中国外交的关系已经是研究中国外交所不可回避的问题，甚至可能是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任何人，包括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的人，都不应想当然地断定，可以罔顾国内的种种因素，便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对外政策或外交战略。
例如，章百家的论文在回顾了上个世纪的中国外交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改变自己是中国力量的主要来源，改变自己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综观20世纪，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这两方面变化都对中国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相比之下，还是中国内部的变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更强烈、更深刻。”⑤时殷弘等同样认为，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它的国家战略目标等，均需要中国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中国“改造世界的前提是改造自己”。⑥
王逸舟在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市民社会的孕育与发展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之后，提出了非常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即中国外交是在“国内进步”——包括市民社会的孕育与成长——的基础上进行调整的。他认为：“二十多年的改革与开放，不仅带来器物层面的巨大改变，创造出许多新的社会阶层，加速了社会分化过程，更造成人们观念和思想的深刻革命，带来广泛的社会自我独立和审视意识，这对中国融入国际主流社会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虽然总体的政治体制仍然处于一个改革和转变的过程，许多根本性的矛盾仍然未能得到解决；但原有结构内部出现了深刻的变化，公众的日益强烈的呼声已经越来越多地传递到决策层那里，成为不容忽视的变革压力”，“全球化的讨论使中国人把自己与外部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更多地用从外部世界获得的知识和信息评价本国的各方面的情况”。尽管他指出，“不宜高估市民社会对中国外交决策过程的作用”，不过当前更重要的是不应忽视中国社会变化已经造成的影响，并应该相应地扩展中国外交研究的领域。⑦
俞新天对外交战略所涉及的文化问题的论述异常清楚地揭示了“内”与“外”之关系的内在逻辑：“中国的价值观在对内和对外上应当是一致的，并非有专门的对外价值观。国民都不认同的价值观，国家政府就无法在对外战略中加以实施，从而就无法使外界对这个国家有一个统一的形象认识。”⑧
“战略与政策”一类的论著数量相当大，这多少表明了中国学术界的主要关注所在。这类论著有代表性的包括：叶自成的著作《中国大战略：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主要问题及战略选择》、唐世平的著作《塑造中国的理想安全环境》。前者在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内，充分地阐述了中国外交的战略设想和相关的政策思考。⑨后者则以塑造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为视角，比较深入地分析了中国为达到塑造理想的安全环境的目的，必须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战略。⑩另外还有一些有代表性的论文，如楚树龙的《全面建设小康时期的中国外交战略》、唐世平和张蕴岭的《中国的地区战略》、庞中英的《中国的亚洲战略：灵活的多边主义》、肖欢容《中国的大国责任与地区主义战略》，等等。
这类研究成果的标题大致表明了有关研究中的一些特点。首先是中国学者相当关注对中国外交战略的研究，或者说是关注对比较宏观的方针和规划的研究。这部分地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历史机遇”和“严峻考验”并存的时期，迫切需要一个合理的“大战略”。时殷弘的论述很有代表性，他强调“作为一个应有长期性国际政治抱负的大国，中国需要有某种从长远来看合理的和有利的外交哲学，它一方面足以在政治文化意义上构成经久扎根于全民族意识内的对外传统，另一方面能够在基本政策意义上成为（或者仅经简易的推理便能导出）整个历史时期内的最佳大战略，据此开发、动员和运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精神资源来实现其根本对外目的。”（11）
也许是一种思维的习惯，中国学者通常愿意在一个勾勒出来的战略规划的框架里，提出一些具体的设想。例如楚树龙相当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外交战略的主要理论问题和基本要素，然后在此框架中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外交战略不是‘独立自主’战略，而是‘和平环境’战略，即为国内现代化建设创造和保持良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的战略”，而“未来20年，中国总体外交思路和外交战略将不可避免地逐步发生转变，由主要为自己发展利益服务的‘和平环境’战略，转向同亚洲和世界谋求‘共同发展与安全’的战略”。据此他提出了对亚洲、对美欧俄等大国和对第三世界等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战略。（12）时殷弘也提出，“中国应当主要选择‘搭车’和‘超越’作为世纪性对外战略”。（13）
在对外交战略的宏观研究中，相比较而言，多数中国学者更注重对中国的地区战略、特别是对周边或亚洲地区的战略的研究。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地区战略（指中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其大战略，而且其地区战略的理念与行动也都反映出其大战略的需要。亚洲是中国所有的国家利益（安全、经济和政治）都同时存在的唯一的一个地区。因此，中国制定的实现地区战略目标的方式很难在其他任何地区使用：这是一个同时追求安全、经济与政治利益的综合方式”。（14）从内容上看，中国学者对“中国的地区战略”的研究远比对“中国外交战略”的研究要丰富和具体。这或许从一个方面证实，中国更多的是一个地区性的国家，中国外交的关注和影响所及，主要是在与自己毗邻的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唐世平等指出：“在地区战略的理念与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的地区战略实践现在远比过去积极、灵活和广泛。大体上，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积极参与、自我克制、提供保证、开放市场、促进相互依存、创造共同利益、减少冲突”。（15）如此积极具体的评价，在涉及中国对其他地区的政策问题时，是很少见到的。
地区主义与多边主义是定义或描述中国地区战略时被较多使用的概念。唐世平等认为：中国的地区战略中包含着“地区主义加多边主义”的重要理念。“多边主义在中国显示其良好意图和表现出接受约束的态度方面的作用正日益受到重视。而且地区多边主义现在被认为是中国与地区国家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的关键之一，也是中国塑造国际政治的最好方法”。（16）庞中英和肖欢容等，直接将这些概念作为自己论文的标题。庞中英特别强调了多边主义对缔造中国的亚洲战略的重要性，他认为：“多边主义不仅可以帮助塑造中国与亚洲的新型关系，而且有助于形成一种中国的自觉而系统的亚洲战略”，“中国需要从地区角度处理自己与亚洲的关系，途径是灵活的多边主义，以多边合作的精神去赢得亚洲的支持。虽然亚洲国家会以多边主义的手段来制衡中国，但中国可以通过多边主义，有效地贯彻自己的新亚洲战略，在亚洲地区真正发挥一个大国的作用。中国必然要经历一个从害怕、无知与盲目拒斥多边主义到接受、参与甚至领导多边机制的过程。”（17）肖欢容则强调：“地区主义的战略理应成为中国实现本土责任和地区责任、发挥全球责任的重要选择”，特别是“在地区主义成为各国、特别是大国重要战略选择的今天，推动和建构亚洲地区主义是中国在新世纪实现自己大国责任的核心”。据此，他提出：中国必须根据亚洲地区的特点，“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地区主义战略，使自己的大国责任能够得以成功实现。具体地说，中国要实现大国身份的战略目标，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成为负责任的亚洲国家，使自己有较稳定的战略边疆或安全圈，立足亚洲，走向世界。”（18）
在有关中国外交战略的研究中，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学术问题是：中国现在到底有没有一个外交战略，或者说一个战略层次上的外交规划。对此学术界显然是存在争论的。如唐世平认为：“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外分析人士们达成了以下的共识：中国在最近的10年里发展出了一套相当连贯与完整的大战略。”（19）但不少学者持不同的看法。时殷弘在提出当今的中国“肯定地比近代以来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宏远、明智的世纪性外交哲学，连同与之匹配的世纪性根本战略”时，从逻辑上看是认为中国还没有形成一项匹配中国的历史机遇和前途的大战略。（20）庞中英则认为：“面对世界与亚洲的变化，上述处理与亚洲关系的观念、原则与政策非常不够，特别是，我们还没有从整体上思考中亚关系。事实上，中国确实不存在某种自觉而有体系的亚洲战略。”（21）
在中国学术界实际上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分歧，即除了与国家发展战略相一致的外交指导原则（可以简化成为中国的现代化创造并维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之外，中国是否需要一项“外交大战略”？以及中国有没有可能制定出一项能够经久不衰并几乎可以应对所有这些年世界政治中出现过的复杂情况和变化的“大战略”？这些复杂情况和变化也包括巨大的不可预测的自然灾害给世界政治带来的影响，等等。
客观地说，对中国外交战略的讨论产生于对处理对外事务的长远规划需求。这种需要是由至少如下几个基本原因造成的：首先是政府对国家长期政策的规划中，对外交政策的讨论不够充分细致；其次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中，对国家的安全战略讨论得不够充分细致；其三是人们多少仍习惯于一些传统的思维，即在敌我友阵线比较清楚的情况下形成的思维；最后是一些年来国际形势变化迅速，不可预测的大事件不断发生，应付起来感到相对吃力，等等。由此看来，有关中国外交战略的讨论必定会长时间地持续下去。
与对中国外交战略的探讨相比，对中国外交决策的研究和分析的学术成果甚至可以用少得可怜来形容。将“中国外交决策”或“中国对外政策分析”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所获必定寥寥无几。对外交战略研究的偏好和对对外政策分析不够重视，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最近也有学者发表了有关冷战后中国外交决策或涉及中国外交决策的案例分析的论文，如张沱生的《中美撞机事件及其经验教训》、吴白乙的《中国对“炸馆”事件的危机管理》和牛军的《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这三篇论著是中美两国有关方面“中美危机管理研究项目”的产物，它们突出的特点是试图通过具体地分析中美之间带有冲突性的案例（这是在中国外交研究中目前还不多见的方法），从外交决策和国际危机管理的角度，深入地考察中国政府应对和处理中美之间的危机事件的过程，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一些对中国外交决策、特别是在危机或处理突发事态方面，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22）可以说除了这几篇论文之外，在这个领域几乎没有看到什么研究冷战后中国外交决策的进展，更谈不上方法论的探讨。有学者比较尖锐地指出：“在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中，研究彼的多，研究自己的少；研究自己的，诠释现行政策的多，客观分析自己的少”。（23）这些弊端在中国外交决策研究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中国外交决策研究的确面临相当大的困难，有着看上去难以克服的客观障碍，恰如前文引述：“在中国，‘外事无小事’的政治要求更是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一般说来外交决策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运行的”。这些固然使得当前学术界在中国外交决策研究领域很难取得长足的发展，但是无论如何，中国外交决策研究作为中国外交研究中的一类重要知识的缺失，总是令人非常遗憾和有些不安的。从长远看，其消极影响很可能是严重的。
时殷弘的论文在论述21世纪中国的外交哲学和大战略之后专门提到：“在明了21世纪前期中国应有的国家根本目标、外交哲学和世纪性大战略的情况下，还需要进行保证中国世纪性大战略及其分支战略成功的决策机制调整。这方面尤其可以吸取19、20世纪之交英国战略决策机制集中、统一、协调的成功经验和普鲁士／德国战略决策机制分散混乱、文武割裂、本末倒置的历史教训”。（24）这里揭示了一个再自然不过的认知逻辑，足以说明很多问题了。每当设计、论证或推荐一种自认为是足够明智的外交大战略或对外政策时，其实就应该包括回答这样的问题：除了这个战略能有效应对变化的外部环境和有利于实现自己的目标之外，国家是否具有贯彻这项战略或政策的足够意志和社会支持，特别是是否具有能够贯彻这项战略或政策的决策体制、机制，以及其他一些复杂的国内条件。更进一步说，还应该同时提出调整那些与贯彻战略和政策不相适应的决策体制、机制的办法。这是顺理成章的，就像军队必须有适应战争形态的指挥系统与组织系统是军事改革或革命的关键内容一样，否则外交战略就真的成了纸上谈兵了。
关于“对外关系”，很长时间以来是、这五年仍然是成果数量最多的一类。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是中国与一些大国之间关系的研究。这类论著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学者对一些双边关系的研究和分析，比较容易受到那些双边关系在不同时期的状况的影响。例如在对中美关系的研究中，有不少分析是伴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起伏而变动的。在中国外交研究的各个分支中，对双边关系的研究成果的确属于起伏较大、变化较快的一类。第二个特点如前所述，即学术界比较关注和重视中国与一些大国的关系，不少学者宁愿选择研究大国关系而不是其他。与此相联系的是，在中国学者的成果中，有关中国与大国关系的研究不仅数量多，而且总的说来质量比较高。（25）中国学者对中国与大国关系的关注和重视，客观上反映了大国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体系中的作用和影响的实际情况，当然也不排除政府的政策导向对学者的兴趣产生的影响。今后一段时间这种情况也不会改变。
对中国与各大国关系的研究，不论从数量还是质量哪个方面来看，也都是不均衡的。例如无人能否认，中美关系研究的成果比较多，从来都占首位，这同中美关系至少很长时间里曾经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中之重有直接的关系。从目前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与发展看，尽管有很多理由解释研究不平衡的必然性，但改变或者降低这种不平衡，也是客观的需要。例如为了更准确地认识和理解当前中日关系的症结，找到符合中国最佳利益的处理对日关系的办法，现在对中日关系的研究状况显然需要有很大的改进才行，其中包括对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关系史的研究。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个更大的不平衡，即研究大国关系与研究其他国家关系之间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不仅反映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的巨大差距，而且在质量上也是相当可观的。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迅速发展，也随着解决中国发展战略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的需要的变化，中国外交不可避免地要进行适当的调整，对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也需要（也是不可避免地）逐步改变其过度不平衡的状况。除对有关大国的关系研究外，对于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等等，都应有新的发展。可以肯定，今后一个时期对这类研究成果将形成很大的社会需求。
不论是哪个方面或哪个层次的读者，对这部分中绝大多数论文的内容，都是比较熟悉的，至少要比前两个部分的内容要熟悉得多，故在此不作具体评述。值得指出的是，不论是研究中国与哪个大国的关系，不论中国与某个大国的关系一时处于什么状态，这些论文的作者其研究态度都是相当理智和冷静的，总的看来他们对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看法是积极和谨慎的，其中不乏相当缜密和冷峻的思考，很多分析和结论很有启发性。
以上是对近五年来中国外交领域研究成果的概要和评述。总之，过去五年来，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外交的过程中，取得了不少成果，也存在诸多需要改进之处。不过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显示出这样的特质，即对待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种理性的态度。经过近代以来越来越激进和频繁的革命运动之后，也是在经历大动乱之后，中华民族在当今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应该将理性刻在民族的灵魂上。这可以说是学术界在中国外交研究领域特别重要的贡献，其影响也将是深远的。
注释：
①叶自成：《中国大战略：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主要问题及战略选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张清敏：《中国的国家特性、国家角色和外交政策思考》，《太平洋学报》2004年第2期。
②毛泽东：《论新阶段》（1936年9月），《毛泽东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1年版。
③王逸舟：《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④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张清敏：《中国的国家特性、国家角色和外交政策思考》；门洪华：《压力、认知与国际形象——关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战略的历史解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
⑤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⑥时殷弘、宋德星：《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心态、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
⑦王逸舟：《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
⑧俞新天：《中国对外战略的文化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12期。
⑨叶自成：《中国大战略：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主要问题及战略选择》。
⑩唐世平：《塑造中国的理想安全环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时殷弘、宋德星：《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心态、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
（12）楚树龙：《全面建设小康时期的中国外交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8期。
（13）时殷弘、宋德星：《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心态、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
（14）唐世平、张蕴岭：《中国的地区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
（15）同上文。
（16）同上文。
（17）庞中英：《中国的亚洲战略：灵活的多边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
（18）肖欢容：《中国的大国责任与地区主义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
（19）唐世平、张蕴岭：《中国的地区战略》。
（20）时殷弘、宋德星：《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心态、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
21）庞中英：《中国的亚洲战略：灵活的多边主义》。
（22）张沱生：《中美撞机事件及其经验教训》，吴白乙：《中国对“炸馆”事件的危机管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3期；牛军：《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23）张清敏：《中国的国家特性、国家角色和外交政策思考》。
（24）时殷弘、宋德星：《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心态、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
（25）可参阅：王缉思：《中美关系寻求稳定的新框架》，《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1期；牛军、蓝建学：《中美关系与东亚安全》，《亚洲研究季刊》2005年创刊号；冯昭奎：《中日关系：从历史到未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9期；夏立平：《论新世纪中美日三边关系》，《太平洋学报》2004年第1期；赵华胜：《中俄关系：地位、模式、趋势》，《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5期；周弘：《论中欧伙伴关系中的不对称性与对称性》，《欧洲研究》2004年第2期。
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