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目前国内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出现了两种明显的研究取向，一种将历史社会学理解为社会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另一种则强调重返社会学的古典时期，同时借鉴中国自身学问体系发展过程中的学术传统，进而将历史社会学作为重新激活社会学想象力的理论资源。上述两者在问题意识、研究议题与方法路径上都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在本文中，笔者将以“源流”研究为例，具体讨论后一种取向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议题与方法，尝试勾勒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实践形态，并围绕相应的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
关键词：历史社会学；发生学；源流；政治文化；文明史观
作者简介：孟庆延，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北京 102249）。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历史社会学的本土化范式研究”(项目号19BSH008)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社会学的历史转向与历史社会学的学问形态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学研究者开始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历史视野纳入自身的研究范畴，围绕“历史社会学的学问形态”这一问题，研究者们从各自的角度展开了广泛讨论，这对我们理解历史社会学的学问形态，进而拓展和丰富中国社会学的学问体系大有裨益。
成伯清认为，社会学想象力内在包括社会结构、历史与个人生命历程三个维度，但一直以来都对历史、个人生命历程和叙事性研究重视不够。因而，在社会学研究中纳入历史维度，有助于我们在上述层面拓展社会学的视野与维度。周飞舟揭示了在政府行为研究中纳入历史维度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他认为，政府行为的研究领域存在着利益结构范式、制度分析范式和迈向有历史维度的政府行为分析范式，而迈向有历史维度的政府行为研究对社会学的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使利益结构和“关系”都重新回到“人”本身。此外，渠敬东重新回到社会学的古典理论以及中国的经史学术传统，通过对王国维和陈寅恪学术思想及其内在蕴含的总体问题意识的剖析，指出了重回经史传统对激活社会学想象力、建立面对中国自身历史与文明的社会学学问形态的理论意义。近年来深耕于革命史研究领域的应星则强调在社会学研究中纳入历史维度，有助于突破目前国内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定量研究”与“个案研究”的“双峰并峙”局面，并真正践行费孝通晚年所提出的“重新拓展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与界限”这一命题。
上述提出将历史维度带回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大都并未直接提出“历史社会学”的学问形态问题，他们思考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并非在于学科的专业化问题，而在于以何种方式再次激活社会学想象力。尽管应星在一篇关于历史社会学的文章中，系统梳理了国内历史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范式，但他所谓的“历史社会学”，并非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历史社会学”，而是对社会学创生形态和古典社会学传统的一次“重返”。因而，如果说上述学者所做的研究乃是“历史社会学”这一范畴的话，那么他们的研究尝试也更多地属于丹尼斯·史密斯在《历史社会学的兴起》这一著作中所概括的以韦伯、马克思等人为代表的历史社会学的“古典时期”。
与上述研究者一样，赵鼎新也指出，“将历史社会学理解为一门专门研究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的社会学分支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偏差的”。但是他也指出，历史社会学的目的不是弘扬民族文化，其核心问题意识在于围绕着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及其后果展开，将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和社会学的结构/机制叙事进行结合从而获得更为优化的经验叙事方法则是历史社会学区别于其他社会学学科的关键。他归纳了西方社会科学背后的五种时间观念，并分别梳理了他们各自的局限与误区，提出了以“道家时间”观来探寻诸多不同历史规律发生组合的内在逻辑。尽管赵鼎新并非如前述研究者们所理解的那样，将历史社会学作为重返古典社会学思想传统的“总体视域”和建立面向中国历史与文明的社会学学问体系的思想路径来加以看待，而实质上是延续二战后巴林顿·摩尔等人所开创的以长时段和宏观比较历史分析为核心、以理论突破和分析框架创新为重点的历史社会学传统。但他并未拘泥于美国历史社会学的经典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之中，而是明确指出斯考切波和摩尔所做的研究乃是一种“只有结构没有时间的叙事”，亦批评裴宜理等人的研究路径乃是一种“固定时间下的纵向比较叙事”，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尝试将新的时间观念引入研究实践。因此，赵鼎新所讨论的，是如何在既有的学术传统与专业规范下对已有的作为分支社会学的历史社会学学术传统进行拓展、补充与调整，使其具有更为普遍的理论阐释力。
综上所述，这样一种围绕历史社会学学问形态展开的学术讨论，对于我们今天拓展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局面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无论是在已有的历史社会学学术传统内进行拓展与深化，还是重回历史社会学的古典时期并以此激活社会学的想象力，抑或是深入挖掘中国经史传统，并以此进一步推进既面向中国本土历史与文明，又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社会学，我们都需要重新检讨自身所面对的诸种学术传统，并从中汲取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因此，我们须对诸种冠之以“历史社会学”名称的学术研究脉络的问题意识、研究议题和具体方法进行学理分析，并展开充分讨论。
二、历史社会学的理论传统与内在张力
一般而言，“历史社会学”这一概念有着狭义与广义之分。丹尼斯·史密斯将历史社会学首先区分为两次浪潮，即18世纪中期以马克思、韦伯和托克维尔等古典社会学理论家为代表的第一次浪潮，和二战后从1960年代至今的第二次浪潮。进而，他又将二战后的历史社会学划分为如下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艾森斯塔得、李普塞特等人为代表的以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成史与正当性为主要问题意识的研究；第二阶段是在马克·布洛克和诺贝特·埃利亚斯的思想传统影响下，以巴林顿·摩尔和E.P.汤普森为代表的，围绕民主体制、专制制度以及不平等问题的研究；第三阶段则是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冷战格局的渐趋瓦解，佩里·安德森和沃勒斯坦围绕新的世界体系与整体政治经济格局所做的一系列研究。
所谓“狭义”的历史社会学，即是从196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美国兴起的，以巴林顿·摩尔等为代表的作为分支社会学的学问体系。而所谓广义的历史社会学，一方面是指社会学乃是一门能“从经验、历史和观念的综合层面，从结构、机制和行动的多重维度出发，见微知著，通过一个个具体现象来呈现经验总体的构成逻辑以及不同区域和文明相互碰撞和交织而成的世界历史”的总体性学问形态；另一方面，又是指将历史社会学作为可以涵括更多理论传统，进而重新激活社会学想象力的总体视域。实际上，就连斯考切波自己都曾经指出：在我看来，应将历史社会学理解为一种持续的、一度复兴的研究传统。无论是狭义抑或广义，不同学者在上述方向上的探索与努力都在实质上对今天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上述不同理解，也在理论传统、问题意识、研究议题以及研究方法上构成了历史社会学的内在张力。
就理论传统而言，所谓“狭义的历史社会学”主要依循的，乃是源自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研究方法以及以宏观比较历史分析为主的理论范式，而“广义的历史社会学”则试图从包括韦伯、马克思、托克维尔等在内的古典社会学脉络中寻找理论资源，不惟如此，研究者们还从中国的经史传统中汲取营养，并尝试突破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学科藩篱。
同时，上述两者在问题导向与具体议题方面，亦呈现出了一定的差别：作为分支学科的历史社会学，目前已经呈现出了较为明确的“议题边界”：即围绕政教关系、国家(帝国)形态、政治结构等为主题展开的一系列研究，这样一种议题边界的确立，实际上和1960年代中后期美国整体的社会状况有着密切关联：二战后取得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在当时既面对着其国内所固有的种族问题、性别问题等权利平等问题，同时又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处于冷战对峙的状态。由此，美国社会内部开始反思自身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并逐渐正视与自己有着完全不同政治体制、价值理念的其他文明类型，围绕帝国政治、革命战争、宗教民族以及关乎“平等问题”最核心的“教育议题”等展开了一系列研究。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理解摩尔对民主与专制问题的历史社会学考察，也才能理解艾森斯塔得围绕帝国政治体系的研究。实际上，国内的很多历史社会学研究者在其自身研究过程中，也体现了这样一种“问题边界”。严飞将国内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主题区分为“革命”“国家治理”和“教育再生产”这三个维度，而在具体研究中，孙砚菲则围绕前现代帝国的政治与宗教问题展开了相关研究。
与之相对应的是，将历史社会学理解为一种“总体视野”的研究者们，在具体的研究议题上体现得更为广泛。应星将这样一种取向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议题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其一，以“礼制”“官制”和“世变”为主题的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其二，以思想史钩沉、社会史发掘为主要方式的围绕民国时期士风民情与政治架构的研究；其三，关于中国近代社会革命与社会转型的革命史研究；其四，关于社会主义集体化的一系列研究。由是观之，秉持着“广义历史社会学”理念的研究者们，扩展了研究议题的边界，除了“革命”“国家形态”“政治架构”等问题之外，还囊括了关于“士风”“民情”、传统社会的伦理体系与政治机制等议题，并且他们并未将“工业资本主义”以及“现代性”问题作为时间线索上的切割点，而是将中国历史与文明理解为一个绵延的社会历史进程。
两种历史社会学取向还带来了在方法路径上的差异。作为分支学科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者们更多沿袭宏观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强调通过对多文明类型、多国家形态的宏观历史比较，来对历史进程中造成不同政治经济与社会后果的“历史变量”进行归纳与化约，并强调在理论表达层面的提炼，对既有的理论模型进行修正或者创新，因此，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路径之下，他们也更多依赖二手资料，从总体上看，这样一种取向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在方法路径上更多依循了查尔斯·蒂利所提出的“大结构、大过程和大比较”的研究进路；而对于另一种历史社会学取向的研究者来说，他们在研究路径上则呈现出更为多样的状态，这其中既有以思想史、学术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路径展开的一系列具体研究，亦有从组织研究和政治研究角度展开的对中国传统政治架构与治理机制的研究，还有通过对一手资料(档案、文献以及经学文本)等的系统梳理与解读，所展开的对传统社会伦理体系和近现代社会革命的研究。
上述差异乃是出于对历史社会学学问形态的理解差异而造成的，同时也是历史社会学学术传统内在张力的具体呈现。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若将历史社会学作为一种总体学问形态，并尝试以此从历史社会学的古典传统中汲取理论资源，那么研究者们必须在自身的研究中清晰呈现自身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路径。由此，笔者将在下文中围绕具体研究，从上述层面展开讨论。
三、源流研究的问题意识：渊源流变与发生学问题
“问题意识”对于理解研究传统和研究范式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谓问题意识，并非研究问题本身，亦非某个研究的具体研究议题，而是指向更为宏观的“学术关怀”(concern)。因此，尽管美国历史社会学的宏观比较历史分析范式可以溯源到韦伯的社会学传统，但是它们之间的问题意识却不尽相同。宏观比较历史分析通过对不同文明“诸多变量”的历史比较，来探究不同政治经济制度得以产生的普遍性要素并努力得出某种规律性阐释，但其本质乃是在不同文明类型的历史线索中，以现代文明为聚焦在纵向的历史时间中进行着“求取最大公约数”的探索工作；而韦伯的比较文明研究则不尽相同，他所做的工作并非在政治经济制度与不同文明的宗教基础之间建立所谓的“因果关系”这么简单，也并非通过比较分析找出影响不同文明的迥异历史走向的那些“变量”因素，而是尝试勾勒出不同文明生成不同制度形态的历史与社会轨迹。因此，如果说宏观比较历史分析的努力在于揭示那些历史变量的影响机制的话，韦伯的核心观照则在于勾勒不同制度形态的宗教与文明历史渊源及其发生学过程。
实际上，韦伯、埃利亚斯在其研究中所呈现出来的“文明发生学”的问题意识，在中国传统史学中亦有着体现。在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乃是陈寅恪的“源流”研究。余英时更以“殊族之文，塞外之史”“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和“心史”来概括陈寅恪的史学研究。尽管其研究议题广泛，但是陈寅恪的史学研究却有着内在统一的问题意识，即以“渊源流变”为核心所展开的文明史研究。在制度史与政治史研究中，陈寅恪对隋唐制度展开了“分析其因子，推论其源流”的研究工作。例如，其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考察并揭示了包括“礼仪”“职官”“刑律”“兵制”等在内的唐代诸制度的历史源头及其嬗变；而其政治史著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则通过对重要政治事件、关键政治集团以及整体政治过程的考察，呈现了制度生成的具体机制与动态过程。这样一种“渊源流变”的问题意识贯穿于陈寅恪的整个学术生涯。他早期关于佛教传播史的研究，其实质是利用自身掌握的语言学工具，通过对佛经译本的对勘以及佛经汉译过程的考察，讨论佛教在传播过程中究竟是如何调和自身教义系统中与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伦理不相适应的部分的。同时，陈寅恪还讨论了当时的士大夫群体在改造俗文学运动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佛教经典融入俗文学的历史进程。在这样的基础上，陈寅恪在思想史的意义上揭示了所谓“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体系其内在的历史源流及其合流演化过程。综上，陈寅恪史学研究传统所蕴含的乃是一种关于“文明演化”的总体史观。他所做的努力，在于理解处于尚武民族军事冲击与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思想文化冲击之下，中华文明是如何在具体情势下既吸收了外来文化、制度与思想，并最终融合成新的制度结构与文明形态的。
正是在上述“渊源研究”与“发生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启发下，应星等人开始尝试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源流分析”作为自身的问题意识，展开了对中国近现代社会革命与社会转型的研究，进而围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和动员技术(“查阶级”和“调查研究传统”)展开了具体的个案研究。近五年来，应星围绕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制度的渊源流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他围绕苏区革命时期“万安暴动”这一历史事件及其中重要领导人曾天宇所做的考察，表面上看只是对历史事件的过程性分析，但其实质意在理解民主集中制在最初时期的实践形态；而他对东固、延福两个革命根据地的比较研究，看上去是讨论革命根据地的社会基础，但其核心旨趣在于理解共产党是如何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与区域地理基础上逐步建立起革命纪律与组织机制的。在随后的研究中，应星还对中央苏区时期主力红军整编以及军队内部的组织结构的建立进行细致研究，由此去理解革命军队初建之时是如何解决军队内部来自地域、派系等差异所带来的张力，并逐渐建立起统一的组织机制的；同时，他还以党、政、军关系的实践形态为聚焦点，围绕红军“伴着发展”战略的缘起、形成与实践展开了细致研究，对军队与地方党委关系、军队与地方苏维埃关系、中央红军与地方武装关系的复杂状态进行了系统梳理。从总体上看，上述研究纵然在研究议题上不尽相同，但其内在问题意识都在于理解“民主集中制”这样一种组织制度在其发轫之时的具体形态，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渊源与流变。
除此之外，亦有其他研究者秉持着“渊源流变”这一问题意识展开自身的研究。笔者围绕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进程中的“查阶级”这一组织动员机制的渊源流变进行了考察。简单来说，土地革命的历史进程，是革命政党以“查阶级”这一组织动员技术为核心展开的重新划分土地、界定个体的社会身份并塑造新的社会结构的历史过程。那么，“查阶级”的组织动员方式究竟从何而来？研究同时发现，依赖量化标准的“算阶级”和依靠仪式性斗争的“闹阶级”在“查阶级”这一组织动员机制中同时并存，进而笔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查阶级”本身是一种怎样的实践形态？在这一组织动员技术不断演化和实践的过程中，有哪些革命干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具体的实践场景中，何种社会历史条件造就了“查阶级”这样一种传统？由此，笔者首先通过史料梳理识别出了“查阶级”这一组织动员技术得以成型与实践的历史场域——1933年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对查田运动得以生发的政治背景、社会条件等进行了总体考察；同时，又通过对以王观澜为代表的，强调“按照客观标准进行计算”的土地革命中的技术官僚的考察，勾勒出“量化阶级标准”被纳入“查阶级”组织动员技术的社会过程；进而，还通过对以彭湃为代表的，强调“仪式性动员”的土地革命中的宣传鼓动干部的考察，揭示了以激发群众主观斗争情绪为主的动员方式的历史源头及其汇入“查阶级”这一组织技术过程中的种种流变。在上述基础上，笔者以苏区时期毛泽东农村调查为研究对象，讨论了调查研究这一重要的工作方式与组织技术究竟是如何在复杂与紧张的战争与政治形势下具体生成的，并揭示了这一组织动员技术的社会思潮史渊源。
由是观之，上述关于“渊源”的研究较之以往有着更为不同的问题意识——它们的研究议题并非传统社会学研究所关心的研究对象，其研究的具体“表达方式”也并非宏观比较历史分析传统下的变量归纳或理论修正，而是以一个个看似孤立的实证研究呈现出来，但是在这些个案研究的背后，实质上蕴含着“文明”的发生学与“渊源流变”的问题观照。
四、源流研究的方法取向：社科路径与史学方法
前文所述的两种取向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在具体的研究路径与方法取向上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赵鼎新指出，历史社会学研究在研究材料的选取上并不一定选择包括档案文献等在内的“一手资料”和“原始史料”，这是因为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其核心目的在于理论模型的修正与创新——尽管赵鼎新强调历史社会学研究的真谛在于将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和社会学的结构/机制叙事进行结合从而获得更为优化的经验叙事方法，但其实质仍是以理论模型为核心旨归的一种叙事模式，赵鼎新就在其有关儒法国家的框架下，以绩效正当性为核心概念展开了研究，并提供了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一种独特的“理论历史叙事”。
与之相对应的是，另外一种取向的研究者们，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则更强调对一手资料的深入分析。例如，在关于中国传统丧服制度与礼制秩序的研究中，研究者们通过对经学文本的原典解读展开研究，而在关于革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应星更是强调对原始资料的详细爬梳，与之前赵鼎新等人的方法取向相对应，应星等人的研究更注重将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纳入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之中。上述两种方法取向，实无高下优劣之分，他们在方法路径上的选择，一方面与自身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范式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各自所汲取的研究传统有着内在关联。在本部分中，笔者将以“源流”研究为例，讨论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一般认为，陈寅恪之所以成为近现代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高峰，除了其有着关于“文明渊源”的总体关怀之外，还因为其有着精妙的考证功夫，而这本是历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陈怀宇指出，陈寅恪在游学欧美期间，受到了当时包括历史学、社会学等在内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了赫尔德“历史主义”的影响。因而，陈寅恪的史学研究方法，又和社会科学的某些研究路径有着隐秘的关联。王永兴曾经将陈寅恪的史学研究方法概括为如下四种：其一，对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宋代史家长编考异之法的继承与发展；其二，时间、地理、人事之法；其三，总汇贯通之法；其四，神游冥想真了解之法。我们将围绕上述方法，以近来的具体实证研究为例，讨论上述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启发意义。
首先，所谓长编考异之法，是指“广搜群籍，左右采获”进而“求真实，供鉴戒”的历史长编法。简单来说，就是围绕某一问题，按照时间线索，广泛搜集典章制度、档案文献、忆述材料、人物传记等多种类型的史料，按照时间线索将各种类型史料中关于某一主题词的相关表述摘抄下来形成“大事记”，并对关于同一事件的不同表述进行考证，确定何种表述更可能符合当时的“真实历史情境”。当历史长编建立起来之后，就可以识别出在渊源流变过程中的诸多历史节点。例如，在陈寅恪关于隋唐府兵制的讨论中，他敏锐地指出了“府兵制”制度流变的诸多历史节点：其渊源来自北朝西魏时期的鲜卑部落兵制，至西魏北周之时在当时胡族政权的汉化政策下开始逐渐吸收汉族百姓充任府兵，将过去的鲜卑贵族部落军制改为胡汉交融的平民兵制，到隋唐时期，府兵制已经是高度汉化的兵制而渐渐失去其战斗力，唐太宗试图重振府兵，但终因该制度已失去其存在的社会基础而只能勉力维持，终至玄宗时期被废止。这样一种对“制度节点”的识别对我们今天的社会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查阶级”这一政治传统的渊源问题展开分析，在建立起自身研究工作的“资料地图”之后，笔者开始围绕“土地革命的组织动员机制”进行大事编年的整理与分析，进而，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呈现出来：在1927年到1934年这段时间内，在中央苏区范围内的土地革命实践中，“分田地”的具体流程变得越来越复杂与程序化。最初只是停留在“概念”层面的阶级开始有了具体的“量化标准”并不断地细化；与之同时呈现出来的是，自1933年查田运动始，赣南闽西地区在推行量化阶级标准的同时，各地方也同时还存在着各种脱离量化标准的“闹革命”的群众性革命动员；由此，笔者确立了构成“查阶级”这一政治传统在中央苏区时期发育起来的诸历史节点：即在朱毛红军在1927-1934年开创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的四次重要土地革命实践：宁冈分田、赣西南第一次分田、赣西南第二次分田和查田运动，进而围绕构成制度节点的重要事件及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历史人物展开了深入分析。
其次，所谓时间、地理、人事之法，是指在进行历史长编工作的过程中，要将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与涉及的重要人物这三重要素都记录下来，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事件本身的社会过程。例如，陈寅恪在对科举制的分析中就指出，该制度尽管起于隋唐，但直到武则天主政时期科举制才成为当时全国最为主要的选官制度，在这一制度变化节点上，他进一步考察了其兴起背后的地理与人事要素，简单来说，武则天之前唐代政治的核心乃是在“关中本位政策之下”所形成的“关陇集团”，而这一集团又和出身山东的武则天形成对峙之势，因此，武则天通过拔擢科举制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陈寅恪这样一种对制度流变的洞见，恰恰是通过对时间、地理与人事的细致爬梳来完成的，因为在关陇这一地理区域的背后，实质上是陈寅恪对该地域所形成的人的“精神气质”的理解：该地区所形成的胡汉杂糅的“关陇集团”，呈现出重武轻文的具体状态。这样一种对时间、地理与人物三重要素的把握，对以历史文本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亦有着启发意义。在对“查阶级”展开的考察中，笔者在通过大事编年识别出该政治传统形成变化的重要节点的四次分田之后，进一步发现“查阶级”这一政治传统的每次变化，都和赣南闽西这一地理区域内所存在的宗族分化和土客分野有着密切关联；同时，毛泽东、邓子恢和王观澜等关键的历史人物的具体实践又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理解之下，笔者才勾勒出“查阶级”政治传统在生成过程中的诸多社会历史条件。
再次，所谓总汇贯通之法，是指在完成前述研究的整理工作之后将构成制度流变的诸多要素统合起来展开阐释。在陈寅恪对隋唐政治与制度演进的分析中，他一方面非常注重在胡汉交融之下对作为“民族本位”的文化的宏观影响，还尤其关注胡汉之间的政治情势变化对隋唐政权的中观冲击，即他所谓的“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同时亦关注构成制度变化节点的关键事件的具体社会过程。正是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他勾勒出唐代政治与制度生成的总体历史局面。这样一种“总汇贯通”的分析方式实质上和社会科学的“事件史”分析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例如，马克思在对路易·波拿巴政变的分析中，便是通过对宏观结构发展、中观政治情势易变和微观事件过程演进的三重分析，精妙地以事件史的方式剖析了雾月政变的三重机制。由此，笔者将这样一种分析路径应用于关于“查阶级”的分析之中就发现，这一政治传统的发生学过程，既在意识形态层面受到了作为革命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性质与革命性质判断的影响，又和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情势密切相关，而当这一组织动员机制落实到土地革命实践转变为具体政策时，“阶级”这一分类方式又同原有地域社会中的以宗族和土客为主的社会分化机制产生了张力。不惟如此，正是由于彭湃、王观澜和毛泽东等具有不同精神气质与革命智慧的重要“担纲者”的具体实践，也才有了“查阶级”这一组织动员方式的真正推行，也才开启了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由此，这一研究从意识形态-政治局势-地方社会-担纲者的精神气质这四个维度对苏区时期土地革命进行了统合分析，并对“查阶级”的渊源流变这一问题意识做了初步回应。
最后，在陈寅恪的史学研究中，所谓“神游冥想真了解之法”与其说是研究方法，不如说是总体理念。用他自己的话说，“神游冥想真了解”即“了解之同情”。陈怀宇指出这一说法有其西学源流，即赫尔德的历史主义传统。陈寅恪通过前述研究方法，努力还原具体的历史情境，并以此为基础理解关键人物(即“担纲者”)的行动逻辑及其理念。这一研究理念，既和今天社会科学研究中强调对在具体意义情境下社会行动的意义体系予以充分考察有着密切关系，又同当前社会科学质性研究中常用的“田野工作”方法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综上，以“了解之同情”为研究理念、以一系列操作步骤为方法路径的经典传统，早已超越历史学这一“学科边界”，它不仅和以韦伯、马克思为代表的历史社会学古典传统存在着内在关联，亦对我们今天将历史维度重新纳入社会学研究视野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五、总结与讨论
社会学这样一门学问从其诞生之初，便是以关乎时代命运与文明巨变的现代性问题为其核心问题意识的。它并非以某一专门而特殊的研究对象(比如“社会”)作为自身的学科边界，也并不以某种“独门绝技”般的研究方法作为自身的身份标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学术史起点，今天的社会学才会呈现出“广博”和“专业”的双重面相。说其广博，乃是因为包括政治结构、社会治理、国家形态、宗教现象、经济行为、文化价值、伦理形态等等都是社会学研究与考察的对象；言其“专业”，是因为今天的社会学在漫长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已经渐渐形成了由社会学理论、社会学方法和包括诸多分支社会学所构成的学科体制，因此，历史社会学在二战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这是一门年轻的学问——因为它本是社会学在孕育之时蕴含的内在属性。
在社会学这一学科专业化与本土化的过程中，既有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不断输入与滋养，亦有一代又一代面向本土历史与文明的社会学家的探索与实践。历史社会学作为一门开放而包容的学问，在这样的过程中更应该一方面将历史社会学的西学传统不断吸纳与深化，另一方面不断扩展自身的理论视野，从而发掘更多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因此，陈寅恪研究内在蕴含的关于“文明渊源”的问题意识，对我们今天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个案研究”有何总体意义充满了启发；而他在“溯其渊源、察其流变”的问题意识下，通过识别“制度节点”把握源流，通过对重要事件的多重分析理解流变的内在逻辑，通过对“担纲者”负载的思想倾向认识理念形态，从而勾勒出处在民族融合、思想交汇、文明碰撞中的“中华文明”得以衍生发展的总体历史局面。无论是在理论传统和问题意识层面，抑或是在研究议题与方法路径上，都为我们今天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因此，进一步理解诸如陈寅恪史学研究之类的经典研究传统的当下意涵，是我们今天建立既立足本土历史与文明，同时又具有普遍理论阐释力和敏锐的社会学洞察力的社会学学问体系的关键，正如周晓虹在讨论社会学的中国化这一议题时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当今中国深刻而广泛的社会转型实践不仅向社会学提出了本土化的历史使命，而且为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并迈向全球性的中国社会学提供了现实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