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851—1862年间，作为欧洲通讯记者的马克思与美国大报《纽约每日论坛报》有过长达10余年的合作。马克思为彼时美国社会变革实验场提供了一种以严肃的学术风格见长、充满生动语言的“学术性新闻”，其思想洞见也影响了各国政治议程的设置。在马克思理论、思想与现实相配合的实践中，究竟怎样的新闻和记者才是为公众所期待的，当下仍需深思。马克思与《纽约每日论坛报》合作的背景和总体经历，以及马克思报刊文章的社会历史写作方式，值得基于史料进行梳理。对这一段经历的呈现，不仅有利于丰富我们对马克思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的认识，也有益于深化我们对新闻教育和新闻工作核心价值的理解。
关键词：社会历史写作；公民科学；学术性新闻
作者简介：沈荟，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熊涛，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项目编号：20YJA860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报刊实践在马克思一生中占据重要地位。从作为《莱茵报》(1842年)通讯员开始，马克思相继参与了巴黎《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的编辑工作，创办《新莱茵报》(1848-1849年)，领导德意志工人协会机关报《人民报》(1859年)，并成为美国主流报刊《纽约每日论坛报》(The New-York Daily Tribune，以下简称《论坛报》。马克思受雇于《纽约每日论坛报》是在1851年8月，退出是在1862年3月)欧洲通讯员。马克思的报刊实践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无产阶级革命观的形成和发展，工人阶级斗争运动的动员和开展，社会主义观念的传播与实践奠定了基础。恩格斯曾说：“协会(国际工人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别的什么也没有做，也可以拿这一成果引以自豪。”当代马克思研究者也认为，“马克思应作为19世纪最伟大的记者之一而被人们铭记”。
《论坛报》是马克思在欧洲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进步报刊被打压情况下，能够向公众阐述社会主义观点的重要渠道。在这一阶段，该报有近30万订阅者，加上重印和传阅，阅读者约百万人。马克思供职《论坛报》逾10年，文章数百篇且常为头版社论，美国总统林肯也曾是他的读者。“社会主义的种子在美国播下，并在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土壤里发芽成长”，与马克思这段借助美国报刊进行宣传的经历有着源流关系。反过来，这段经历也使马克思更加深入地了解社会，丰富了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并为其深刻的理论观点写下了注脚。例如，马克思发表在《论坛报》上有关工人阶级状况的文章成为《资本论》第八章“工作日”的直接素材；关于萨特伦德夫人与奴隶制的相关讨论是《资本论》“原始积累”一章中的例证观点；对中国的解释也深化了他对亚洲社会的理解。马克思的新闻实践和学术研究相互融合并彼此培育。
马克思在《论坛报》发表的报刊文章数量巨大，“所涉及的内容比他一生中所有其他作品加在一起还要广阔”。为此，本研究力图通过报刊原文史料和相关文献的发掘与整理，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论述。美国的流行大报为何会聘请德国人马克思做通讯员，看似距离遥远、无法建立联系的两个主体是如何走向合作的？马克思讨论了哪些重要议题？兼具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身份的马克思，他的报刊文章是否有别于通常的新闻写作？马克思的新闻作品产生了怎样的传播效果，是否影响了美国等国家的政治议程？对这一段经历的呈现，不仅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马克思的新闻思想，也有益于我们反思新闻教育与实践的核心价值，甚至有利于丰富对美国早期马克思社会主义传统的认识。
一、马克思与《论坛报》跨越大西洋的合作
马克思关注劳动阶层的需求和利益，通过报刊对社会贫困、压迫等时代问题予以批判，力图变革社会政治制度、实现人民的自由，因此遭到普鲁士反动政府的迫害，一家人被驱逐出境，于1850年才得以在英国伦敦索荷区的陋巷第恩街安顿下来。马克思当时的经济状况是“令人绝望的”，但他“拒绝与任何欧洲刊物合作，认为它们的方向过于反动”。
而此时，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正处于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转变的巨大旋流中，资本主义市场革命带来了经济生活的快速重组和变化，也重置了社会关系，商人、产业家与工厂工人、家庭手工业者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变革的观点由此在美国大受欢迎，“几乎所有的组织都力图争取公众舆论对它们所提倡的改革事业的支持”。《论坛报》，由辉格党主要成员、共和党创建者之一的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于1841年4月创立。当时，在“黄色新闻”流行的便士报年代，《论坛报》更是成为了文化改革的交流中心。由于对辉格党的贵族统治及其在社会改革方面的妥协态度日益不满，格里利试图借报刊宣传，来推动建设一个可以改善劳工命运的平民化政党，实现其“增进人民的利益、促进人们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福祉”的办报宗旨。
在寻找社会改革方案过程中，格里利意识到欧洲国家争取自由、平等的斗争或许对美国具有借鉴意义。《论坛报》曾在新年社论中提出：“至今还没有一个理论家能够真正地解决劳工、技术和资本之间协调和互利地融合的大问题，显而易见，这一问题必须被解决，如果不解决社会恐怕会遭受更大损失。”1848年6月，《论坛报》编辑的查尔斯·达纳(Charles Dana，后成为主编)来到欧洲，希望从欧洲革命浪潮中获得启示，并着眼于它们在美国的示范价值。11月，他在德国科隆结识了马克思。马克思当时已经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了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主持着《新莱茵报》，在德国的社会、知识分子圈内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美国的社会状况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分析和判断，马克思与达纳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上抱有共识，他们“志趣相投”。暮年的达纳在得知马克思去世的消息时，回忆并感叹道：“马克思决不是一个自负或自以为是的人……他带着对时代的深刻了解来进行关于社会问题的讨论。”所以，当已在《论坛报》任职的德国诗人费迪南·弗莱里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向达纳举荐居住在英国伦敦的马克思担任欧洲通讯员时，原本就对马克思印象深刻的达纳欣然接受了这一提议。
与此同时，《论坛报》也面临激烈的报业竞争，格里利也不得不将聘请欧洲通讯记者列为重要议程。随着《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主编贝内特(James Gordon Bennett)率先聘用欧洲记者、大量刊发国际新闻后，其他报纸纷纷效法。加之，1848年欧洲爆发了一系列旨在反对君主与贵族体制的武装革命，由于革命在欧洲大陆的失败，大批欧洲难民流落到美国。1852-1854年，约50万德国人来到纽约，他们对故乡的新闻仍充满兴趣。因此，格里利和达纳决定在他们的长期工作人员中增加一些“德国政治通讯员”，以此吸引来到美国的新难民。事实上，这也反映出美国新闻业技术转向的内在需求。在早先关于1848年欧洲革命的报道中，《论坛报》已经尝试将新闻与分析相结合起来。除了对革命事件进行简单的描述外，还以社会批判的形式对新闻做出分析。在《论坛报》记者看来，“现在他们必须提供关于欧洲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更大的画面’；解释事件的原因，以补充枯燥的电报报道”。而作为德国人的马克思在对欧洲社会批判方面具有独到见解。
于马克思而言，此时的美国也充满了吸引力。《论坛报》的稿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其维持拮据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认识到《论坛报》的重要影响力。马克思可以借助这个主流平台将他的思想传播给更广泛的读者群，从而在欧洲大陆反革命势力猖獗、工作难以开展的状况下，推进美国劳工和社会进步事业。在1851年8月2日与魏德迈的通信中，马克思对能够为一家美国报纸撰稿的前景感到高兴，“如果你到纽约去，就顺便拜访一下《论坛报》的达纳，代我和弗莱里格拉特向他问好……既然在德国报刊完全受到压制，那末也只有在美国才能在报刊上进行斗争”。另外，这也是一个可以不必担心审查制度而写作的重要机会。
二、重要议题：“带着对时代的深刻了解来讨论社会问题”
1851年10月25日，《论坛报》以12版篇幅而非通常的8版出现。《论坛报》特意在社论《早间话题》(Topic of the Morning)中对于这一反常的安排予以说明：“一段时间以来，大量广告充斥《论坛报》，这迫使我们今天上午在原来报纸基础上增加四版。在新增版面上将刊登一些特别值得注意的外国人的文章，……一篇来自德国。人们对他在政治和社会哲学领域的观点与行动可能会有批判性评价，但不管怎样他都是德国最有智慧、最充满激情的作者之一。”这位来自德国的作者就是马克思，马克思在这一期《论坛报》上发表了第一篇署名文章：《革命与反革命》(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随后几期，马克思连续探讨了与德国革命相关的问题，这一系列文章取得了很大成功。在合作的十余年间，马克思为《论坛报》贡献了489篇文章。这些文章涵盖了欧洲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战争和军事行动及策略；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新高潮的前景；工人阶级生存状况和运动；资本主义国家在印度等地的殖民政策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欧洲国家、美国的国际关系及中国议题等。
分析这些作品，可以发现“马克思所写的并不是类似于‘应该采取何种形式进行社会活动’这样的纲领内容，而是与当时的社会问题相关的分析。可以说，马克思天生具有对眼前发生的社会问题进行分析的才能”。
1852-1853年，马克思主要讨论了欧洲政治与社会议题。他应达纳的要求写几篇关于英国当前状况的通讯稿件，马克思用德文写了《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The Elections in England.—Tories and Whigs)、《宪章派》(The Chartists)这两篇文章，然后交由恩格斯翻译成英文，分别发表在1852年8月21日和25日的《论坛报》上。在对英国政治的分析中，马克思刻画并揭露了英国的党派斗争、内阁丑闻。在《选举中的舞弊》(Corruption at Elections)一文中，马克思阐释了托利党在选举中通过贿赂、恐吓方式获取选票的舞弊行为。马克思的深入分析使读者认识到，政治对抗中为占上风而采取的野蛮、粗鄙手段是英国代议制选举、议会制度失败的结果，因为该制度维护的是少数特权阶级的选举权利，议会容易受到权力阶层的操控、不能真正体现选民的意志，选民对选举政治也持冷漠态度。
对于格里利及美国关注的欧洲劳动与资本相对抗的问题，马克思用详实的数据和可靠的论证，分析了工人们正遭受着资本家压榨、生存状态恶劣的处境。在《战争——罢工——饥荒》(War—Strikes—Dearth)一文中，马克思揭示了欧洲的政治动荡、通货膨胀、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相斗争的状况。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劳动者所处的不利状态：“在俄国人对欧洲的战争中，第一发炮弹打起的时候，第一批人的鲜血已经洒在了制造业地区，资本对劳动的打击正在肆虐……工厂主们试图让资本成为主人，劳动者接受奴役。”在逻辑缜密的行文中，马克思也注重回应其他报纸新闻，如这篇文章中就引用了《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墨尔本商业通告报》(The Melbourne Commercial Circular)、《泰晤士周报》(The Weekly Times)等报纸的报道或观点。这一时期，马克思还报道了意大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匈牙利科苏特(Lajos Kossuth)等流亡政治家的消息，对他们的政治形象及政策予以评析。
1854-1860年，马克思对多个议题进行了讨论。在1854年，马克思重点关注了民主和社会运动这一议题。马克思对西班牙的革命进行了报道，赞誉这场革命是“现代史上最动人、最有启发的一个篇章”。马克思并没有将西班牙革命看作一次普通的革命事件，他洞察到西班牙争取自由、推翻专制统治的民族运动对当今时代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能够鼓舞和推动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在1855年，马克思对于战争与军事的讨论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马克思就俄国与土耳其及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局势、前景、策略等问题展开了分析和讨论。在这些文章中不乏有详细的战略部署和分析图表，对战斗双方的优劣势的洞见，成熟的军事理论和思想。以至美国有传言说，伦敦记者的军事文章有很高的价值，是美国著名军事将领温菲尔德?斯科特(Winfield Scott)的代笔。
在1856-1858年间，马克思重点分析了欧洲国家的经济和金融问题。从统计结果来看，马克思用大量篇幅剖析了法国贝列拉(Pereire)兄弟创立的动产信用公司(Crédit Mobilier)、欧洲主要国家的经济危机。在马克思看来，作为1850年代一种新型金融机构的动产信用公司，其持续扩张、盈利的秘诀在于通过高杠杆效应进行有价证券的投机交易，这种商业模式为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法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所存在的国外市场缩小、国内生产过剩问题将使经济危机易于发生，并且货币、汇兑等金融制度的弊病也会进一步恶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在此期间，马克思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及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也给予了热切的关注。例如，在谈及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及印度起义问题时，马克思辛辣地讽刺了英国保守党领袖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在议会就印度问题长达3个小时的演讲，花哨而无用，背离事实。“迪斯雷利先生关于印度起义的演讲稿或许可以作为有用知识传播协会的政治宣传短文出版，或许可以尝试递送给技工学校，或许可以作为获奖论文提交给柏林学院。他的演讲中对于地点、时间和场合奇特的公正性与事实上的时间、地点和场合背道而驰”，不具现实意义。马克思认为印度的起义将给英国的殖民统治带来冲击。1859-1860年间，马克思继续高度关注欧洲大陆上的普鲁士、奥地利、法国等国家的军事和战争问题，殖民地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以及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和斗争形势。
1861-1862年，国际关系是重要议题。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贡献了12篇富有价值的报道，其中7篇直接涉及美国问题，如《美国问题在英国》(The American Question in England)、《不列颠的棉花贸易》(The British Cotton Trade)、《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The London Times And Lord Palmerston)、《伦敦〈泰晤士报〉评奥尔良亲王赴美》(The London Times on the Orleans Princes in America)，讨论了美国与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外交关系对南北战争形势所产生的影响。在《“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和伦敦的反应》(The News and Its Effect in London)一文中，马克思对发生于1861年11月造成美英外交危机的“特伦特号”事件进行了分析。该事件缘于美国南方政府派两名官员赴英法担任特使，以期寻求两国军事援助，但这两名特使在换乘英国邮轮“特伦特”号前往目的地的途中被美国北方政府的查文斯·威尔克斯(Charles Wilkes)舰长拦截，并将其逮捕。英国方面认为威尔克斯的行为违反了海商法，侵害了英国的国家利益。英国国内要求与美国北方政府开战的舆论高涨，英美之间关系呈现异常紧张的态势，战争一触即发。马克思分析了美国面临的处境：英国政府拥有压倒一切的海洋力量，可以迅速动员军事力量，发动战争；法国也对美国虎视眈眈。美国南方和北方正陷入内战，如果因为这次事件而与英国发生战争，那么这将使美国北方政府处于南方政府和外国军事力量双重压制下。因此“北方政府(无论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应该承认威尔克斯舰长违反了海商法”。“特伦特号”事件的最后结果是美国承认这次事件是威尔克斯舰长的个人违法行为造成的。这只是马克思关于美国内战问题精彩讨论的一个面向，其他讨论文章也无不体现着马克思睿智深刻的分析。
从这一阶段开始，马克思在该报的文章数量日渐减少，这也预示着马克思即将退出《论坛报》工作。1862年3月，达纳告诉马克思不用再为《论坛报》撰稿了，因为关于内战的报道已经占据报纸的整个版面，没有多余的空间刊登来自欧洲的专题报道。而更深层的原因是该报受到政治经济波动的影响，马克思曾在文章中记录的1857年金融危机导致该报广告和发行量大幅下降。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对格里利办刊观点上愈加保守、丧失资产阶级的进步性表示不满，将革命宣传阵地转移到了其他进步报刊。《墨西哥的混乱》(The Mexican Imbroglio)成为马克思发表在《论坛报》上的最后一篇作品。
马克思的新闻作品受到《论坛报》的格外重视，常常被置于报纸最重要的头条位置。“马克思先生对自己的一些观点有着非常坚定的看法，我们对其中的一些观点远未达成一致，但那些不读他文章的人，将忽视关于当前欧洲政治重大问题，最具有启发性的信息来源”。该报还经常以编者按的形式向读者推介马克思的文章，如1853年5月6日刊登马克思《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Riot at Constantinople—German Table Moving—The Budget)一文的同时，《论坛报》在同期第4版称赞道：“我们的读者在今天的报纸上会看到伦敦通讯员马克思先生关于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先生预算的精湛阐释，以及英国相关党派对预算的态度。我们不可能在其他地方看到对预算及其制定者这样有能力的批评，我们也没有想到能有这样精彩的文章。”当时的《论坛报》鼓动读者介入社会活动，倚重马克思的深度分析，该报在那个历史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原本是一个不为社会主义所动并因此而著称的国家，社会结构的设计者林肯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那个变革时代，他熟悉马克思的观点，以及1848年革命后从欧洲流亡到美国的革命者圈子。《论坛报》主编、马克思欧洲通信的长期编辑达纳彼时也担任林肯的助手与顾问一职。通过马克思传递的欧洲自由解放运动的想法和经验来理解和批判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现实，推动社会改革进程。《论坛报》上“欧洲通讯记者出色的报道”，让林肯“从中获得解决美国社会问题的灵感”，开始对“欧洲兴起的自由的、激进的、社会主义的改革运动大潮保持着热切的关注”。他从劳动优越于资本的观念中找到了真理，认为南方垂死的贵族们制造的战争不仅是维护奴隶制的最后挣扎，而且“事实上，是针对所有劳动人民的权利的战争”。可以说，马克思关于欧洲问题的探讨为共和党及林肯提供了解决美国社会问题的想法和思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在《论坛报》上共发表19篇关于中国的专论文章，涉及外交、革命运动等议题。马克思提出：“中国革命把火花迸入到目前积载过重的工业系统这个地雷中，将导致酝酿已久的全面危机爆发，这场危机将蔓延到国外，随后带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文章激发了李大钊对中国革命的热情和信心。李大钊于1926年5月在《政治生活》上发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一文，对《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Revolution in China and in Europe)进行了译介，以马克思的观点为指导，来理解帝国主义压迫和中国的革命运动，“帝国主义倘如横来干涉中国民众的运动，马克思说的好，这个干涉，只能使中国的革命运动日趋凶猛，只能致列强在中国的商业日趋停滞”。
可见，19世纪铁路、电报、电话、大众报刊的出现与飞速发展，为马克思的观点在远距离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技术基础。马克思发表在《论坛报》上的文章被知识精英选择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与“具体国情和特定时代任务紧密结合”。马克思对具体社会问题的深刻讨论，启发了相关国家的革命运动。
三、意义地图：空间、时间分析单位与公民科学想象力
正如学者所罗门·布鲁姆(Solomon F.Bloom)所言：“有些国家可能会脱离资本主义阶段，有些国家可能会回避社会主义，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摆脱‘马克思主义’的阶段。世界上每一个伟大的文化区似乎注定要经历一场关于马克思学说的优点和相关性的引人入胜且通常激烈的讨论。”马克思用思想洞见绘制了一张国际新闻的意义地图，成为读者按图索骥、辨识世事的思考工具，他所讨论的议题与观点被社会改革者视为驱动政治引擎前进的动力。在绘制地图时，他将新闻事件安置在被延展的空间边界和时间脉络里，以辨认社会问题真实的或潜在的根源，摆脱了有限环境的静态或短期性分析的束缚。新闻记者往往会忽视历史的重要意义，大多数报道只是呈现现存的社会现象及观念，却没有拷问其存在的前提或条件；他们也往往会忽略国家之间、事务之间互为影响的关系，只限于近观一域一事。借助于历史社会世界的政治经济“地图”，马克思使读者得以深入“了解”那些不寻常的、出乎意料的、无法预测的事件，而这正是形构“新闻价值”的基本内容。
(一)新闻的空间性与社会科学思维
故事的发生“地点”是新闻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常活动在这里开展，社会行为也在这里发生。记者们专注于以事件为中心的报道、讲究与事件之间的接近性，因为作为目击者的叙述有利于巩固其基于地点的权威。当受众想知道看不到的事情时，他们希冀记者能够提供一个现实情况，而记者建立专业知识的主要方式就是“在那儿”和“在那儿讲故事”，记者的在场与特定的专业知识生产能力赋予他们作为事实真相讲述者的权威性角色。可是，马克思在当时既无法去某处，也无法目击事件发展，其新闻作品的权威性主要来自卡尔森(Carlson)所说的，“以其他人无法做到的方式”传播那里所发生的事，要让记者受到信任，其报道被视为权威仅靠“远距离的在场”(distant presence alone)是不够的。马克思的新闻作品涉及位置、自然样貌、社会环境等构成国家、世界的基本要素，强调每一种社会自己独特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他在物理空间基础上建构了一个抽象空间，在“国家与国际的层面上反映了商业世界，以及货币的权力和国家的‘政治’(politique)。这个抽象空间有赖于银行、商业和主要生产中心所构成的巨大网络”。在马克思的新闻通讯中，呈现出新闻发生“地点”三个不同层次的意涵。
其一，可触知的、具有地域界限的物质空间，新闻产生的所在地。马克思绘制了这一时期国际信息流中参与者的网络图，这其中有几个重要的信息地点，即英国、克里米亚半岛、德国、西班牙和美国，由此辐射出诸多的线，连接起亚洲、欧洲及北美。比如，马克思着墨颇多的克里米亚半岛，今天的读者很难理解爆发于此的这场战争的影响力，除了“南丁格尔照料伤病士兵的事迹，也就是欧洲世界边缘围绕神秘的近东问题展开的战斗”。可是，当时的人们应该不会认同这种看法。事实上，这场战争是从1815年拿破仑最终战败以来、近40年来欧洲列强之间发生的首次冲突，是一场波及整个欧洲大陆，牵扯所有大国的冲突，“美国读者对冲突过程的记录非常感兴趣”。
其二，新闻发生“地点”不仅是场景或背景，而且是一种对社会生活具有独立影响的力量，既是影响日常生活的一种因素，又是一种结构。从《论坛报》所刊发的马克思撰写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相当强调“气候和地理因素”对政治经济的影响。在论及亚洲生产方式、东方社会高度抵制变化时，他认为环境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生产的范围仅限于自给自足”，也促成了“强大中央政府的出现”。“山脉和平原交错的复杂地貌将印度分割成不同的区域，民众分散在相对独立的区域……由此造就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村社制度”，“气候和土地的环境特质使得协作利用水利工程和灌溉设施成为东方农业的基础。但是，文明程度不高、幅员辽阔、自愿协作难以达成，这就使得中央政府进行集权式的干预管理成为可能。
其三，马克思在新闻物理空间基础上建构了一个抽象空间。对这一空间的占有，反映了谁和什么力量在此拥有权力。诚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言，资本积累想来就是一个深刻的“地理事件”。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无法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而民族国家间“权力的地缘政治游戏在不断变化的空间关系结构”中与市场地位相互连接。在鸦片贸易的问题上，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互惠理论非常盛行，人们相信增加中西方的贸易将使双方受益。马克思却研究了贸易数据，清醒地看到鸦片贸易实际上阻碍了中英合法商业的发展，中国白银流失、走私腐蚀海关官员等。贸易的不平衡发展反过来又扭曲了西方市场，使它们更容易受到商业危机的影响。作为国际新闻通讯记者，马克思将当地新闻事件和资本的跨国流动相联系，记录了这种全球贸易突飞猛进所带来的成长痛苦的所有方式。事实上，这一思考直至今日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从那个时代开始，西方社会中的问题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不同社会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相互联系。20世纪以来，受马克思影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断发展复杂的“不发达”(underdevelopment)理论和“依赖理论”(dependency theory)，以解释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部分地区在技术推进和外国投资后却反复出现的贫困现象。而这些理论的核心都可以在马克思关于中国的报道中找到。随着19世纪30年代的铁路系统、航运系统的日臻完善，人与货物可以在全国、全世界范围流动。马克思非常关心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怎样“征服”空间的问题，如对英国贵族的圈地运动、英国在印度和中国的殖民、俄国要当土耳其的保护人等问题的探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新闻故事所发生的空间包含着物理空间和抽象空间之间的辩证互动。前者是区域国家新闻发生的地点，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容器’或‘平台’”；后者则是一个复杂关系网络组成的无形空间。马克思从社会结构角度对新闻事件加以认识，将“单个事件的机制”和“整体结构的运动规律”相联系，审视资本、空间与政治之间的不断发展着的转换运作与因果关系。无论是历史还是今天，“地理的重新安排和重构、空间策略和地理政治因素、不平衡地理发展等，都是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动态的关键方面”。社会科学家最宝贵的就是他们对“结构性思考的强烈嗜好”，马克思尝试在新闻作品中厘清事件的因果关系并解释它们系统性的动态，更倾向在“少数持续、确定、有影响力的特征中寻找答案”，例如阶级关系、支配性的意识形态、重要的经济利益等，用“清晰定义的结构性特征”解释现象。
(二)新闻的时间性与历史思维
时间性是界定新闻的一个重要维度。然而，马克思的通讯和评论类似于新近发生的事件的历史写作。新闻关心的是“此时此地”，历史关注的是“彼时彼处”。在马克思笔下，历史和新闻之间的关系却是“共外延”(co-extensive)的，因为它们都“包含现实成分，只是分别以各自的时间域——过去和现在来区分”。马克思之所以可以成为“伟大的政治记者”也正源于他所具有的这种历史感。缺乏这种感觉的记者“无法区分真正意义上的重大事件和仅仅一时的喧哗狂热之间的差别，而这种狂热一周后就会被遗忘”。用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的话说：“面对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时，历史视角是医治过度悲观和乐观的最佳良药。”
从史料来看，马克思在新闻报道中“发现”了历史，不是把历史当作一门学科，而是当作一种研究方法，凭藉它来思考社会现象复杂性的语境。马克思如历史学家一般注重证据的精确，精心梳理筛选材料，如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尘封记录和外国报纸，以及官方文件、英国议会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议会辩论记录。马克思曾慨叹：“为第一流英美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欧洲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文章在我的投稿中占有很大比重，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比如像写西班牙和印度这么大的题目以及所有种类的外交及国会政务的报道等，莫不如此周到详尽，再严谨的作家写书的态度也不过如此而已。”
从史识来看，马克思提供历史材料以说明大事件的背景，追寻长时段和短时段之间的关系，尤其对缓慢变化的经济周期的影响感兴趣。霍布斯鲍姆曾特别探讨了历史学的“预测”功能，即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不可分割的“一个连续体”，人类过去的社会结构、发展进程与机制，往往可能限制与影响人类未来将发生的事件，因此研究历史往往带有对人类未来的一定的预测性。马克思的新闻作品体现出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之间密切的内在联系与因果关系，对重大事件、欧洲社会未来走向做出了科学的判断与预测。例如，就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问题，马克思发表了《欧洲的金融危机》(THE MONETARY CRISIS IN EUROPE)等文章，从比较历史的角度分析了1856年德国正经历的金融恐慌与1847年英国经济危机的特性，预警“金融恐慌只是危机发生的一种征兆和先导”。如马克思所预见的，此次地方性局部危机因高杠杆和高风险化的信贷体系、金融贸易中畸形的货币汇率等新问题，在1857年迅速恶化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性危机。马克思的报刊文章清晰地呈现出历史意识，把它作为他所想理解的社会议题的内在部分，而不仅仅是一般背景。
(三)新闻的修辞性与智识情绪共感
从新闻知识的产生到最后的目的地，如齐格蒙?鲍曼曾断言的，“‘知识分子’一词乃是一声战斗的号召”，知识者都“追寻在公共空间中传播自己声音这条知识的道路”。马克思非常注意将他的发现转译成各种不同公众对象听得懂的语言，打破不同阶层的智识壁垒。马克思对政治的敏锐观察准确而细致，继而有条不紊娓娓道出其中奥妙，同时字里行间不断流露机智和变化多端的隐喻，把索然乏味的政治现象描述得意味盎然。马克思认为，“行文的一致性和修辞的完整性对于一篇社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1859年5月27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件中，他提醒道：“你的军事文章应写得更生动一些，因为你是给普通报纸写的，而不是给学术性的军事报纸写的……稍微多写些叙述性的和具有特色的东西，是容易做到的。这一点我不能作补充，因为这样会造成文风上的不协调。”
大卫·哈维曾惊叹于马克思《资本论》的丰富性：“莎士比亚、古希腊、浮士德、巴尔扎克、雪莱、神话故事、狼人、吸血鬼，诗歌等都会在书里出现，同时还有不可胜数的政治经济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记者和政治理论家。马克思利用了丰富的资料来源捕捉他们，而且大都是具有指导意义和有趣的。”马克思的广泛阅读使得他能在新闻作品恰当的地方、适当的时候引用歌德、席勒、伏尔泰、狄更斯和乔治·艾略特等世界级写作者的词句。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The British Rule in India)一文中，马克思用歌德的诗句做结语，“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曾遭到帖木儿的蹂躏？”这四行诗提及的是13世纪20年代帖木儿帝国建立及扩张过程中对中亚的暴力占领和统治行为，他用这种浪漫主义的文学表达来隐喻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必将引发反抗的社会革命，并预示革命终将给印度社会带来文明和自由。在讥讽英国政体的僵化和寡头集团缺乏最起码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时，马克思借用莎士比亚宫廷喜剧《爱的徒劳》第五幕第二场的台词来形容联合内阁的军械部秘书贝尔纳·奥斯本(Bernal Osborne)：“喜欢拾人牙慧，就像鸽子啄食青豆，一碰到天赐的机会，就要卖弄他的伶牙俐齿。他是个智慧的稗贩，宴会里，市集上，到处向人兜卖。”
马克思引用伟大的文学作品，使新闻记者与读者之间产生激烈的思想碰撞；引文中的精辟观点和热切表达，强化了马克思试图留给读者的深刻印象。马克思经常运用“对比”和“类比”两种表现手法。歌德的乐观精神、席勒的孩童般纯真，马克思用他们的诗句表达出理性思考者不能承受之重。马克思在报刊文章中运用诗人轻灵美好的诗句，但引用它的语境却具有对比讽刺意味。莎士比亚戏剧是对反复出现的人类生活情境中的各种态度与反应的呈现，读者会联想起剧中的场景、人物的塑造，捕捉到莎士比亚台词中的暗示。恰当地引用某个人物的对白可以使读者迅速而生动地感知到写作者的观点。通过这样的类比，马克思希望能够让读者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世界，引发他们一种智识和情感上的共鸣。当然，马克思的文学色彩并不会弱化文字本身的厚重感和理性表达力。当《论坛报》老板格里利在独立战争报道时，因“狂热兴趣终究导致分析的失准与过度预测时，唯有马克思保持了客观冷静的态度”。
作为记者的马克思之所以具有非凡的思想洞见，很大程度上源自他的多重身份，也就是说，他的知识结构是建立在已然融通的诸多学科理论与分析方法基础之上的。法国社会学家菲利普·卡班曾说：“‘社会学’一词甚至没有在他的著作中出现过。然而他却理所当然地可以被列入这门学科的经典大师之列。”熊彼特称他为“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更是用近乎宗教性的名词尊称马克思为“先知”。在德国传统教育体制下，马克思所研读的法律专业具有“无所不包”的特征，囊括了哲学、政治和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知识，并且19世纪德国法律领域也秉持“行政性”(重商主义经济学传统的遗产)应当与“法学是一门公民科学”(civil science)的理念相融合的主张。因而，研习法律的马克思从未被训练以恪守学科疆界的方式进行思考，这就使他能够用公民科学想象力启发读者“看清更广阔的历史舞台”，在杂乱无章的日常中发现“社会的架构”。由此可见，马克思写作的精妙之处清楚地表明，新闻通讯最好不要被理解为是单向度、机械化的一套东西。
四、结语：作为记者的马克思与作为学术的新闻
“在19世纪早期的民主信心和20世纪后期的狂妄自大之间”，有一个特殊时期，美国政治“敞开胸怀热情拥抱外国模式和外来思想”。正是在这个时期，具有社会主义色彩、鼓动读者介入社会活动的《论坛报》聘请了马克思，在格里利看来，“我们不仅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还需要知道这一代试图影响国家命运、最伟大和最引人深思的心灵提出了什么”。马克思通过深度分析为这个实验场提供了有用且有趣的观点，国际报道也拓宽了人们的社会政治经验，极大地改变了包括美国在内相关国家的进步政治议程。在伴随着竞争和冲突、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四分五裂的地方，他试图通过分析以建立相互联系的纽带，使读者感受到交织在一起的社会政治动力关系。
作为记者的马克思扎根于新近发生的事件，既对英国工人议会召开这样的消息予以及时报道，也思辨和富有洞察力地撰写评论，将影响社会的问题作为“新闻钩”(news pegs)进行研究。马克思开创了一种以严肃的学术风格见长，偶尔充满生动语言的“学术性/概念性新闻”(academic or conceptual journalism)。他着重强调新闻事件及人物背后“隐匿的利益关系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而不是“行为者自己提供的表面动机”。我们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概念来囊括马克思新闻作品的具体内涵，借用《作为知识的新闻》中的观点，马克思的新闻就是一种有别于常识和直觉的“系统理解知识”(knowledge about)，它是对事物本质进行系统研究的结果；是建立在我们向世界提出的关于特定问题的答案基础上的；是运用科学研究所创建的正规的、逻辑性方法追求的知识；具有对事物和事件的了解后所产生的直觉和洞察力。新闻的功能是使人和社会适应现实世界。马克思用系列文章、贴近读者的方式来探讨社会问题，这些文章就等同于一篇篇探讨不同国家政治和社会历史的学术小论文。
在马克思这段经历中，我们看到学术与新闻互为因果的密切关系，他的新闻作品就像一个多棱镜，最广泛地吸收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等公民科学的光线，融入了社会学家的科学意识和精神气质，以及对公平正义理想社会的渴望，再折射出去以供读者汲取其中的光谱。如韦伯所阐释的，“新闻工作上一项优秀的成就，所需要的‘才气’(Geist)，绝对不下于任何学术上的成就所需者”，即便只是做一位够格的新闻工作者，他“在行止的思虑判断上”，也要“比一般人高明”。“和学者比起来，新闻工作者的责任要大得多”，“任何一位有荣誉感的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感，和学者比起来，非但不逊色，反而要比学者来得高”。因为面对广泛世界，面对大时代的变动，一般人仅能默默看待事件的发生；普通人“适应不了”，也“不能理解”所置身的时代对自己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他们需要的“不只是信息”，信息往往支配了他们的注意力，并远远超过他们的吸收能力。他们需要的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而新闻人最值得被期待的，就是向人们提供这种“心智的品质”。
汉娜·阿伦特说：“马克思今天还在我们的世界上广泛地存在，正证明了他的伟大”，他生活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其伟大之处就在于“指出并把握了变化中的核心，我们被置于对这种变化带来的事态、结果——是什么发生了变化——难以忘怀的危险之中。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成了主要特性的世界里”。今天的新闻业不仅要面对公众信任度问题，还要在复杂的数字环境中努力保持经济的可持续性。它如何帮助人们把握现代世界“变”的复杂性？美国新闻界在批评记者的“沿海精英主义”(coastal elitism)或被困在“华盛顿政治”中，正与他们的报道主体和努力去告知的对象——“人”本身相脱节。理查德·波斯纳则慨叹现代公共知识人的衰落，认为他们“责任缺位”，在媒体上用“空洞无物”的文章和节目填充“版面和电子空间”。或许，对马克思的学术性新闻予以研究，有助于我们认同新闻记者的职业责任；看到新闻业与公众之间结盟的潜力；新闻实践在解决社会具体问题及建构美好社会方面的潜能。因为马克思的新闻实践是“启蒙时代的延续”，是一种求真实践，包含了人文主义的公共传播理念，它颂扬了思想的力量和个人为社会贡献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