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篇文章在网上传播得非常广，这篇文章对于文科生可以说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他讲了一个事，就是说在中国希望能够提高理工科学生的比重，因为文章中提到，在东南亚国家，由于文科生比重太高，导致这些国家发展停滞。且不说这样一个观点，是不是有真正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依据，我来给大家讲讲中国的情况，其实即便这样的事情在别的国家是存在的，我们在经济学研究里面要讲“外推有效性”，也就是说不能随便把一个国家的发现推广到另外一个国家。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关于中国的一个事情，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研究当中的发现。大家都知道，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实施了所谓叫分税制的改革，在这场改革以后，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有大量的被缴纳到了中央层面，于是导致了地方政府层面的财力有所下降，它的财政的自主度也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地方官员又面临着最大化本地的GDP增长和税收这样一种激励，所以大家就拼命去发展经济。其中发展经济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增加投资，特别是基本建设投资，其中有大量的实际上是基础设施。于是我们有一个研究就去看，什么样的地方官员，他更加倾向于去增加基本建设这样的投资，而相应的减少其他的比如说科学、教育、文化、卫生这样的一些民生支出，我们就注意到了学科背景这样一个特征。

其实早在我们的研究之前，就有一些教育学的研究指出，理工科的学生相比较而言，更加具有激励反应的这样一种导向，也就是说如果你给他一个比较强的激励，他就会去追求这样一个目标，而文科的学生相对来说比较有更加长远的发展的观点。于是我们就去研究了一些地方官员的学科背景，我们就发现，一个地方官员，如果他是在接受大学教育的时候，学的是社会科学和文史哲之类的这样一个学科背景，那么他所在的这个地方，科教文卫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就要上升1.3个百分点左右。而相应地来说，学理工科的背景的领导所在的地方，他们的科教文卫支出的比重就要更低一点。考虑到一个地方的财政支出占这个地方的GDP的比重大约在20%左右，所以1.3个百分点的差距实际上已经是比较高的了。

当然我们在研究当中也排除掉的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地方官员的履职背景，是不是因为他的一些社会关系网络，是不是因为因果关系倒置——是因为有些地方科教文卫支出比较低，所以才派了这样的官员过来——这些因素都给我们排除掉了。

其中最为重要的，我想给大家看一张图，因为我们在实证研究当中非常讲究因果关系识别，所以我给大家看一张图，就来做一下地方上文科领导和理工科领导的对比。

可以看到，在这张图上面有两条线，其中绿色这条线就代表在地方官员换人（学文科）之后，他的科教文卫的支出占比，而黑色的线就代表在地方政府换人以后，他的这个领导人是学理工科出身的。在换人之前，这两组地方的科教文卫支出的比重几乎是没有任何差别，但是一到换人以后，文科领导所在的这个地方，它的科教文卫支出就明显的上升，而且是逐年上升。但是在理工科背景的领导所带领的这个地方，它的科教文卫支出的比重就有所下降。通过这样一个对比，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两组地方在换人之前长得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就由于换了地方领导，而这个地方领导的学科背景的差异，就导致了这个地方的科教文卫支出比重的差异，一个是上升一个下降。

所以通过这样一个研究，我们想告诉大家，其实在中国的地方实践当中，我们一直讲到中国的地方官员有注重经济发展，但是不太注重其他方面的支出这样一种表现。我们的研究告诉大家，其实对同样的激励机制，不同的人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在我们研究当中，我们的发现恰恰相反，是学文科背景的人更加注重民生方面的支出。

（作者陆铭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本文首发于《21世纪经济报道》，原题为《陆铭专栏丨澄清一下关于文科生的偏见》，澎湃新闻获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