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教授简介
田国强，湖北省公安县人，1956年生。1974--1977下乡插队务农；1977-1982在华中理工大学数学系就读、任教;1982年获数学硕士学位。1983-1987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攻读并取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获全美斯隆博士论文奖;1987-1990为美国德州A&M大学经济系助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1991年破格提前提升为副教授并获得终生任期教授资格(tenure)，同时受聘为德国康思藤斯(Konstanz)大学客座教授;1995年被提前提升为终身任期正教授，1998年被美国德州A&M大学授予杰出人才奖。现为德州A&M大学经济系教授、民营企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与经济研究所顾问，同时也是香港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北大学等大学的兼职教授，曾任清华大学特聘教授。在对1990-2000年全球著名1000名经济学家的出版物与被引用次数进行中分别第282位与第504位，在华人经济学家中排名分别为第4位与第6位。列入2003年由英国Edward Elgar出版社出版、英国著名经济学术史专家Mark Blaug 和 Howard Vane根据社会科学文献引证索引所收录的全世界最有影响的700多名经济学家《经济家名人录》(《Who is Who in Economics》)。被《华尔街电讯》在2006年列为中国大陆十大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田国强曾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1991-1992)，中国旅美社会科学教授协会首届主席(1995-1997)。于1992年6月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年会上被选为首批学会资深研究员(Fellow)。曾任德洲A&M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顾问(1988-1998)，国际英文学术期刊《经济与金融年报》和《中国经济评论》共同主编、《中国研究评论》，及中文学术期刊《经济学(季刊)》、《经济学报》等的编委。主编的《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十四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香港智慧出版有限公司于93年10月联合在大陆出版，并获94年度四个大奖:国家级图书专业大奖---"中国图书奖"; 由共青团中央、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及新闻出版署四个中央级单位联合组织评发的国家级大奖---"首届中国青年优秀图书奖";"华东地区优秀政治理论图书一等奖"及"上海市优秀图书(1991-1993.10)一等奖。
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主页上，你可以极方便地进入教师主页，寻找到院长田国强教授的名字。也许令你感到有些惊讶的是，页面上的个人经历、治学心得、学术论文、工作报告都如数家珍，且总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更新。田国强教授多次在不同场合这样强调：“我本人一直在从事激励机制的理论研究，因此我为人处世最重要的态度是诚信，最大程度地接近完全信息的制度环境，让我的每一位同事、每一位学生都了解我的所思所想所为，唯其如此，我们的教育改革、我们的日常工作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2005年12月，田国强教授的好友、刚刚对中国大陆经济学界教育与科研情况提出了严肃批评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应邀到上海财经大学作了《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里做研究生：经验与反思》的学术报告，这是田国强自2004年就任上财经济学院院长以来利用国内外学术界资源所做的若干场短期讲座之一。除却丁教授之外，还有包括格兰杰、邹恒甫、钱颖一、陈志武、雷鼎鸣、王一江、文贯中、奚恺元、谭国富等在内的知名经济学者先后应邀来访，这些学术界的挚友以各种形式对田国强教授所大力推动的上财经济学教育改革予以高度评价。而此后的《华尔街电讯》在2006年2月发布的中国大陆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排行榜中，田国强教授也赫然在列。其实，更为学术界所公认的在对1989-1993年世界经济学家在国际知名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和论文引用次数的排名中，田国强教授列第247位，居华人经济学家排名第2位；在1990-2000年的排名中，按论文发表列第282位，居华人经济学家排名第4位，按论文引用次数，列为504，居华人经济学家第6位。骄人的学术成就，固然是田国强教授几十年的艰苦努力的结果，然而更为深层的精神动力，恐怕还要从他所成长的特殊时代谈起。
特殊时代 磨砺刚强意志
如今活跃在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大批贡献卓著的学者们，大多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人们留意的时代。应当说，他们是共和国阳光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也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代人。这一代人，在他们长身体的时候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折磨，在学知识的时候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摧残，个人的权利是被剥夺了的，个人的兴趣是组织上摊派的。而到了后来的开放年代，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自身努力，扭转自身命运的更是少之又少。文革中的全民狂热固然如此，改革之后随着物质富足而一度带来的知识无用论、全民下海、卡拉OK热、麻将热、跳舞热等等也莫不如此。多样化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进步，不过也要把握好分寸，否则从理想清高走向虚无犬儒便瞬间可成。从这个角度来看，新中国的“第一代人”中那种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目标、责任和追求，并与各时代的种种阻碍因素顽强抗争并最终实现人生价值的人们着实不易。田国强，正是这样的一个成功者。
田国强祖籍湖北京山，1956年出生于湖北公安。他的父亲是在1939年参加李先念部队的老新四军。少时的田国强，体弱多病，不爱讲话，成绩经常在及格线附近徘徊。然而进入初中后，对于数理化的兴趣日渐浓厚，成绩也一跃至班级前列。但时代的紧箍咒，随着文化大革命脚步的迫近，也开始越收收紧，全民族无一幸免。田国强的父亲因为解放战争初期的中原战争突围中曾受重伤掉过队，被作为“叛徒”、“走资派”打倒，在那个遇罗克所批判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疯狂岁月中，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影响到整个甚至几个家庭。父亲的遭遇让年幼的田国强很快成熟起来，而父亲正直的作风和高大的人格更让他能在混乱的年代中辨明是非善恶。多年之后的2001年12月12日，田国强的父亲安详地离开了人世。当地父母官、许多单位和个人都来悼念和送花圈，丧事办的非常隆重。田国强心中明白，这是父亲当年仗义执言的回报。他的父亲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发生的大饥荒年代里，冒着被撤职、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坐牢的危险，坚持真理，如实向上级反映农民们粮食将尽的事实。上面派干部和公安局的人来核查，最后从厕所农民的大便中没有发现任何粮食残余而全部是蔬菜残余之后才相信父亲的话，使得他所管辖的一方人免于饿死。
时代环境叠加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田国强无法再继续他的学业。通过亲友的帮助，几经辗转，在1971—1972年的教育回潮中，他得以在高中学到了一些东西，算是没有虚度时光。1974年高中毕业后，田国强选择了下乡。他在农村呆了近三年，这三年的农村经历不仅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增强了体质，也给了他对中国贫弱现实最直接的感性认识，促使年轻的他开始从对个人与家庭不幸际遇的关注转向思考整个时代的大不幸的根源，对农民艰辛生活的感知和社会最微观细胞的感触，更激励了他和他同时代的许多有为青年一样，形成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责任感。多年以后，已经成为经济学知名教授的田国强，仍然保持着对农业经济的关注，利用各种机会为农民的自由和权利鼓与呼。在2005年上海财经大学红五月研究生节的一次学术讲座上回答学生提问时，他针对当时学术界的一些乱象这样说道：“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亲眼目睹了在那种体制下农村经济惨淡、农民生活凄苦的过来人，我认为稍有一些经济学常识的学者都不会再致力于鼓吹回归那个荒唐时代的错误政策。”
华工六载 铸就坚实基础
1976年秋，华中工学院（今日的华中科技大学）老校长朱九思创办了师资班。这位真正的教育家在当时已经洞察到，随着四人帮的倒台，科学和教育的春天越来越近了。故而求才若渴，大量延揽人才和培养师资。入学考试有数学和语文两门，田国强接到通知后，由于时间紧迫，只复习了一天便参加了考试，结果数学满分，语文也得了很高的分数。但由于父亲的原因，华中工学院负责招生的老师还不敢擅作主张，最终经学校党委集体讨论后，终于获得通过，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正是田国强21岁的生日。
田国强是一个爱书之人，刚刚从缺少精神食粮的农村归来，兴趣广博的他在学校的图书馆中翻看了大量名著，其中不乏许多外国小说和古典文学书籍。大学的时代是短暂的，当同属数学专业的同学中出现了考研成功者之后，他暗自定下了目标，要向更高的学术台阶迈进。为此，田国强将自己的兴趣收敛聚焦于一点——复习备考，并制定了自学计划，规定自己每周自学60个小时。这是一个非常重的学习计划。相当于上午上完课后，每天要自学8个半小时以上。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没有节假日和周末，取消了睡午觉的时间，为不影响寝室同学的睡眠，就在路灯下、厕所里看书。他自学了从前苏联翻译过来的许多数学教材，像Г.М.菲赫金哥尔茨八卷的《微积分学教程》和复旦大学文革前出版的《数学分析》他就至少看了十遍以上，吉米多维茨的《数学分析习题集》中的5000道习题也反复演练多遍，并且把文革前各个大学历年数学研究生入学考试题精心钻研。这段学习经历，为他的数学基础、逻辑分析能力及学习和研究现代经济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多年后，他仍能记得数学分析中几乎所有定理的证明。
天道酬勤。1980年9月，田国强如愿以偿地考入了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林少功教授的门下，开始了他为期两年的硕士生涯。在学习专业课的同时，他也刻苦学习英语，并开始做硕士论文。在攻读硕士期间，发表了三篇英文及一篇中文专业论文。田国强的论文是计量经济学方面的，内容是经济计量模型的识别问题，当时曾寄给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费雪(Franklin Fisher) 教授，获得他的好评。由于这个机遇，他结识了费雪教授，后来在费雪教授的帮助下使得他师弟艾春荣在美国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田国强一边做论文，一边申请外国的学校，把写好的论文寄到所申请的学校。在张培刚教授、林少宫教授和李楚霖教授的联合推荐下，最后被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所青睐，成为该校有史以来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博士生。
求学美国 攀爬学术之峰
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是很好的经济系，是理性预期学派的大本营。当时，除了卢卡斯(Robert Lucas)外，其他理性预期学派的大师诸如萨金特(Thomas Sargent)，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沃勒斯( Neil Wallace)，赛姆斯(Chris Sims)等教授都云集在此。理性预期学派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它接近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核心是强调经济自由的根本重要性及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无效性，这是由于人们往往会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来抵消和削弱政府经济政策的作用，也就是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在微观经济理论和数理经济学方面，还有赫维茨 (Leonid Hurwicz) 和奇普曼（John S.Chipman）这两位美国科学院院士，而田国强更是得到了后者的赏识。在奇普曼教授的帮助下，1983年1月，对长期计划经济的弊端有着切身体验和直接观感的田国强，终于来到了这所对市场自由充满了坚定信念的学术府第。
刚刚抵达明尼苏达大学的他，却面临着生活、学习和语言三个方面的问题。在生活方面，由于奖学金发放的滞后，第一个月的生活费要在下一个月才能拿到。好在有系里的研究生主任布朗利（Brownlie）教授以及雷鼎鸣等学长的帮助，度过了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当时的中国留学生是4个人合租一间两居室的公寓，床垫、家具都是捡别人扔掉的，这在美国也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只是后来不知怎的传到国内竟变成了“田国强穷困潦倒，捡床垫度日”这样的谈资，着实令人哭笑不得。在学习方面，尽管打下了很好的数学基础，但由于并非经济学科班出身，故而也需要一番恶补。他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将瓦里安（Varian）的研究生课本，《微观经济分析》自学完成，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思维范式和基本分析框架。在语言方面，虽然具备较好的书面表达能力，但口语较差，和指导教师奇普曼教授在沟通交流上存在一定的障碍。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田国强主动向奇普曼所要文章阅读，并不断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这些有意识的持续交流中，田国强的英语水平也进展迅速，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学术能力获得了奇普曼教授的认可，直到毕业时，他们共合作发表了五篇论文。在博士毕业找工作的推荐信中，奇普曼教授这样评价道：“田国强是我在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30多年来最杰出的学生之一，令所有人吃惊的是，他不仅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而且进步神速，远超于一般的博士研究生……田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多面手……通过他的研究成果，我对田抓住问题核心的能力与解决疑难问题的独创性印象深刻……他非常具有创造性，他对他所接触的任何领域都会在已有的观点上进行突破。他可以同我们已在顶尖高校中任教的最优秀学生相媲美。”
在美国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一般非常难，特别是在明尼苏达经济系，非常强调扎实的宏微观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培养和理论分析工具的训练，一般要5到7年才能拿到博士学位，而且三分之二的博士生在求学期间会被淘汰，拿不到学位。一年学时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系列课程是必须考的博士资格课程，还要自选两门一年学时的专业系列课程作为博士资格考试课程。好的学生按正常进度一般也要两年才能通过四门课的资格考试，有些学生三、四年后还没有通过所有资格考试。只有通过了四门课程的博士资格考试才能有资格成为博士候选人。经过不懈的努力，田国强在1983年夏首先通过了微观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两门资格考试，半年后又通过了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两门课程的资格考试。这样，来到美国短短一年之后，他成为了博士候选人。
1984年春，在完成了所有课程后，田国强开始了他博士论文的选题工作，在此期间，赫维茨教授的经济机制理论这门课引发了他的研究兴趣。赫维茨教授是经济机制设计理论的开拓者之一，治学十分严谨。在这样一位经济学界泰斗的亲自指导和教诲下学习，田国强学到了许多终身受用的东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境界。1987年5月，在刚刚年过而立之后，田国强的博士论文获得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同意，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随后不久，博士论文也获得了全美斯隆博士论文奖。这个奖当时每年在美国只评选25名，只给经济学和数学前25名学校的博士候选人。
田国强在明尼苏达大学用了四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但其实在前两年多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论文，此后两年则主要是旁听各种学术讲座和翻阅大量经济学方面的论文。而在此之外，他也决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书呆子，除了钓鱼、修车、玩21点、股票投资等爱好之外，还密切关注着大洋彼岸正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迅速崛起的祖国的每一个进步，也经常与雷鼎铭学长及其他中国留学生一起探讨、争论中国改革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并预测其发展的趋势。他在此时已开始注意到理论与现实、历史、传统、文化、制度等诸多因素之间的互动影响，结合所能接触到的各种资料深入思考中国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变局。
1987年夏，田国强来到了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经济系任终身轨（(tenure track）助理教授。这以后的几年中，田国强的学术创造力达到了十分旺盛的程度，由于始终在经济学学术海洋的最前沿探险，在研究中学习新东西和新技巧，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他每年都能出产近十篇学术论文，被系主任赞为“文章的生产机器”。1991年，他顺利晋升副教授并获得了终身教职。1995年，39岁的他又被破格提升为正教授，仅八年时间就走完了从助理教授到终身正教授的路程，这在德州农工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心系祖国 参与改革进程
在拿到终身教职之前，尽管田国强也一直在积极关注着祖国的改革开放并通过各种方式贡献着自己的智慧，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仍然投在了学术研究上。1991年获得终身教职后，身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的一名资深会员，田国强欣然接受了一些老会员的劝说，开始担任1991—1992年度的会长。那一届理事会实力很强，副会长是后来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的易纲。在田国强、易纲和其他理事会成员的积极筹划和领导下，学会开展了大量活动，新立了许多项目。较为突出的一项成就是领导CES加入了美国社会科学团体协会，成为了它的一个分会，这标志着CES得到了美国学术界的认可，从一个学生组织转变为一个专业性学术团体。在每年年初的社会科学团体协会年会上，CES都要举办几个有关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改革的专题讨论，其中一个是和美国经济学会共同举办，这大大地增加了CES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
田国强担任CES会长期间，正逢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第二次思想交锋兴起之时。1989年至1992年间，各种极左思潮利用改革过程中的一些失误，打着各种高尚的道德旗帜，由一些具体领域的改革的失误推演出整个市场化大方向改革的失败，退回到“改革好还是文革好”、“姓资好还是姓社好”、“计划好还是市场好”这个多少年前的初级问题上，再次陷入了历史循环的争辩之中。随着伟人南方谈话的拨云见日以及在中共十四大上终于将市场经济写入了政治报告，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们终于闭上了嘴。然而经历了这样一场思想混乱之后，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都亟需进行一场对于什么是市场经济、如何认识市场经济、怎样建设市场经济的再启蒙、再反思、再教育。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心怀报国之志、满腹学术文章的留美经济学会会员们贡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知识。1993年10月，在田国强和易纲的主持编撰下，一套共14本的《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也包括田国强和张帆合著了其中的《大众市场经济学》一书。这是第一套通俗地介绍现代市场经济学的普及丛书，当时在北京、上海、武汉各开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新闻发布会，许多领导和新闻媒体与会。学会给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及大专院校赠送了这套书，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套丛书1994年还获得了中国图书奖等四个国家级大奖，至今仍然是许多经济学子的入门读物和经济学研究者的必读文献。
《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的好评如潮给了田国强以无穷的动力，他认识到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思想上的理性启蒙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于是，自1994年以来，除在海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外，田国强教授也开始将目光投向国内各种严肃的学术期刊以及一些在国内思想界有重要影响的阵地，在系统介绍自己在激励机制理论研究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的同时，也陆续发表自己对于改革过程中一些具体问题和政策的评论，涵盖国有企业改革、银行业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民营经济发展、幸福经济学与和谐社会等多个方面共30余篇论文（著作）。这里略举几例。在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1994年第1期的《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前景与问题》一文中，他简述了自己归国后的一些观感，对改革15年所取得的非凡成绩表示了赞赏，同时也对农村改革、城市经济改革和教育危机三方面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在发表于《经济研究》1994年第11期的《中国国营企业改革与经济体制平稳转轨的方式和步骤——中国经济改革的三阶段》一文中，他强调了经济机制运行良好的“四项基本原则”——承认人的自利性、给予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实现分散化决策、引进激励机制，进而指出中国经济改革要平稳地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需要经历经济体行为决策自主化、所有制形式竞争市场化以及被淘汰的国有企业民营化这样三个阶段；在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1995年第2期的《论中国经济制度转型中的中央、地方和分权决策的关系》一文中，他驳斥了当时某些学者对于经济分散化决策导致国力衰弱、市场秩序混乱甚至国家分裂的危言耸听的论调，严格探讨了转型时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权限。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在2006年7月召开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年会上所宣讲的主题论文《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现代市场体系的完善——效率、公平与法治》中，体现了一个学者对于时代脉搏的深刻洞察力。在这篇论文中，他用严密的经济学逻辑和丰富的现实证明了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是实现效率、公平与法治的基石，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市场作用；实行依法治国，改善制度环境；保证机会均等，创造公平起点；继续产权改革，提高经济效率；打破政府垄断，推行行政改革。在大会宣讲时，田国强教授也感慨地讲了几点题外话，他说：“本次会议主题的确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改革开放28年来，我们的国家在走出了计划体制的束缚后，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然，在这项史无前例的探索过程中，也出现了基于中国国情的许多新问题。在过去的28年间，我们发生过三次思想的论战，一次是1978年开启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一次是1992年的‘姓资姓社大讨论’，最近两年实际上进入了第三轮思想交锋期，人们面对改革深化过程中更多难题的挑战产生了新的畏难情绪、怀疑情绪甚至于退缩情绪。有人干脆就说，我们的改革方向就错了。在这种舆论背景和学术界的争议声中，本届留美经济学会主席张晓波先生去年联系到我，感谢他对我这个老会长的信任，我们最后共同确定了‘中国经济和谐发展：效率、公平与法治’这样一个主题……经济学者必须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和严谨的工作风格。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成立21年来，我们始终如一地坚决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一个千载难逢的、需要大量智力支持的伟大事业，我们的每一个会员、每一个中国经济学研究者都应该有一份历史责任感，对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现状和发展保持关注，但同时也务须保持冷静和理性的头脑，在作政策性建议时要非常谨慎，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的问题。否则，很容易由于改革的方式或方法出现问题，让一些人们来否定改革的大方向或原则，在错误的方法论指导下开出的药方，不仅误导舆论、混淆视听，更加贻害国家和人民……只要脚踏实地地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导向，中国的和谐发展之路会越走越宽，中国的未来也会越来越光明！”
助力上财 推动教育改革
一个理想类型的学者，应当同时是一个优秀的教育家。也许是受到本科时代朱九思校长对于教育事业的那份执著精神的影响，田国强对于教育事业特别是经济学教育有着深厚的感情。在拿到终身教职之后，便经常利用假期回国讲学，先后担任清华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浙江大学竺可桢讲座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兼职教授、武汉大学兼职教授、西北大学兼职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并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与经济研究所等单位从事研究。
然而他在大陆的真正归宿是上海。2004年始，拥有87载悠久历史传承却仍不断在国内高校教育改革中勇闯“禁区”、创新突破的上海财经大学向大洋彼岸的田国强发出了最热烈的邀请。在学校领导层的开明支持下，田国强7月走马出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上任伊始，他提出了六大任务，包括狠抓学科建设、提升师资水平、引进优秀人才、扩大学术交流、争取各类课题、广拓资金来源。这些措施在两年后的今天都已取得显著成效。师资和教学是教育改革的关键所在，也是田国强教授重点关注的领域。截至2006年4月底，经济学院先后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西安大略大学、女皇大学、德国波恩大学等世界名校完成了两次共20人的海外招聘。这些优秀人才已经直接充实到教学与科研的第一线，全校本科生与研究生的经济学基础课程的教学水平得到了整体性的提升。在教学方面，田国强在就任院长一年之后的2005年9月向学校领导层提交了一份长达万言的《关于改善上海财经大学学风、教风的建议书》，在文中，他针对上财同时也是国内高校普遍存在的“放羊”状态提出了六大纠正措施，一是规范课程提纲，细化课程要求；二是引进先进教材，传授前沿知识；三是规范成绩考核，全程式多样化，加入期中考试、课堂小测验、平时作业和课程论文以及阅读报告等；四是采取助教制度，提高教学效果；五是采取相对评分，突出排序作用；六是强化教学考核，规定硬性指标。这些措施如今都已得到有效运行并且深入人心，一些学生也从起初的不理解转变为对教育改革的大力支持，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受益者。
由于经济学院在财经类高校中的基础性的特殊地位，经济学院掀起的教学改革带来了巨大的正外部性——全校各个学院都从中受益并迅速活跃起来，而经济学院自身也更在改革的过程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学院师资方面，采取双轨制的方针，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积极热心地帮助学院存量师资强化和更新他们的知识结构，同时不断吸收优秀研究人才加盟，调动体制内外诸多利益主体的积极性，盘活存量、打造增量、协调发展；学院开设了经济学—数学双学位项目，让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在掌握经济学理论的同时，一律要求学习数学分析，打下良好的数理基础，从而降低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成本；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硕博连读项目有序推进；硕士生“大口径招生，分数知晓后填报志愿，分专业录取”让各专业真正招到了对本专业感兴趣的学生，提高了经济学院整体生源的质量；博士生招考取消导师报考制，采用专业方向报考制降低了学术腐败的可能性，使得考生能够不受导师指导学生人数的限制，优秀学生被录取的机会大大增加，而博士生导师在竞争上岗后，更加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此外，经济学院还在财政部、教育部以及上海市政府的联合支持下，通过打造一流师资、加强学术研究、全方位教学改革、狠抓学风教风、严化教师考核、规范行政管理、建立经济学实验室、数据调研中心等一系列具体项目构筑“经济学创新平台”。
2006年7月，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在“经济学创新平台”的基础上，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正式成立，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兼任高等研究院院长。这是一个跨国界、跨学科、跨体制、高起点、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平台，将坚持体制创新，实行灵活的项目管理机制，通过研究项目来凝聚海内外学术力量；发挥多学科交叉和人才汇聚的特点，同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各企业集团加强合作，实现优势互补；紧密围绕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中的重要问题，明确方向，找准定位，整合资源；立足中国独具特色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为理论创新所提供的丰饶土壤，对经济社会实践活动进行独立、客观、深刻的分析。人们有理由期待并相信，上财高等研究院一定能够为改革中发展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科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田国强教授向来十分注重与学生的沟通和交流，乐于为学生的学术活动提供帮助。前文已经提及，他担任院长两年来，已经通过个人的学术影响力和朋友关系陆续邀请了十余位国内外一流的经济学者作讲座，每次这样的讲座他都亲自到场主持并作点评。他自己也多次接受校内外学生社团的邀请，通过现场的学术报告或网络访谈等多种方式对那些有志于经济学研究的学生们答疑解惑，这方面引起较大反响的有2004年末在上海财经大学、南开大学所做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的学术讲座（此文后发表在《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2005年11月在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CENET）所做的长达2.5万字的文字访谈《田国强就经济学方法、教育改革与中国经济改革答网友问》，以及2005年12月在厦门大学的访谈《经济学教育改革者的气魄：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访田国强院长》等。
上海财经大学的学子们印象最深的恐怕是2006年5月的红五月研究生节中的高潮项目——四院长座谈上财学科建设。正是在上海财经大学引进田国强担任经济学院院长，以及随后在田国强教授的领导下经济学院迅速发展的事实，感召着黄明、谭国富、张欣以及后来的艾春荣等几位同样优秀的经济学者加入到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育改革这块丰沃的土壤上来，分别担任了金融学院、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和统计系的院长（系主任）。在那次四大院长座谈会上，面对学生的踊跃提问，田国强教授说了这样一番动情的话：“我们是以非常严肃之态度对待自己所承担的这一伟大任务的，我们的兴趣在于培养人才，不在于其他。我们的目的在于让你们在人生最宝贵的几年中形成最扎实的自我学习能力，自我更新能力，创新能力，使得你们在几十年后还能够从中受益，这是一种跨越一生的长期规划，尽管在短期来看会存在一定的痛苦……上海财大是一个干事业的地方，她的经费同其他高校相比并不算高，硬件设施也不能算优越，但是她有一个令人神往的氛围。我们目前面临的压力很大，国内已经有北大、清华、厦大、中央财经、西南财经等高校加入到海外招聘和经济学教育改革的进程中来。但我们是有信心迎接这一艰难挑战的，我们很多人是从最底层做过的，我们当过农民、种过地，我们不害怕艰难困苦……你们今天看到的是财大已经取得的许多辉煌成就，但有一点你们也许还没有看到，那就是上财还有着远未发挥出来的巨大潜力，她的明天会更加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