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不少企业都面临着危机甚至生存问题。于是，线上各类针对企业经营者如何应对举措的“抗疫”课程扑面而来，但几乎没有企业文化方面的内容。也许有人会问，企业都生存不下去了，还谈什么价值观、什么愿景、什么理念，进而质疑企业文化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企业史研究常常遵循“随时间演变”（Change over time）的原则，让我们从企业文化理论产生的源头说起。

企业文化与危机的渊源

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私营企业也迎来了百年不遇的机遇。北宋著名理学家邵雍道：“天下太平日，人生安乐时。”好日子过久了，企业文化早已成为公司背景墙上的招牌，网页上的装饰，刹那间似乎给人这样一种幻觉：企业文化是一片歌舞升平之中的产物，是企业家自娱自乐的成果。

实际上，企业文化理论诞生于上个世纪美国企业的腥风血雨之中。二战后的美国企业界凭借美式管理的自信与傲慢独步天下，大有唯我独尊之觉。但80年代前后美国企业界却遭遇战后最大的困难：劳资关系紧张，许多企业破产。而以前被美国企业家轻视的日本企业发展神速，进而威胁到美国的利益。

这种现象引起了美国管理学者和企业界对日本管理的高度重视，威廉·大内的《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帕斯卡尔与艾索思的《日本的管理艺术》等企业文化理论的代表作，将日美企业作了比较，并指出日本管理成功神话背后的事实和西方管理的不足。这种把企业文化提升到企业软实力的战略，是美国企业迅速摆脱危机的重器。

追溯企业文化的起源我们得知，它诞生于企业的危难时刻，某种程度就是企业危机文化的代名词，这也是企业文化之后不但得到管理学家的青睐，而且也广泛地为企业家们所接受的缘由。

危机正是反省企业文化的绝佳时机

观察企业家与员工这对“同林鸟”，在“大难临头”是各自飞，还是同舟共济，是验证企业文化是否真正落地的重要指标，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了我们这一难得的机会。与企业文化理论几乎同时诞生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告知我们，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与利益相关者密切相关。利益相关者一般可以分为三类：企业所有者（老板）；公司员工；公司主要顾客、供应商、当地社团和工会等，一个好的企业要调适好三大关系。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从企业家的角度谈谈。

企业家的反省与表率无疑是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公司企业文化，不是通过停留在纸张上的书面语言，更多的是通过老板的一言一行传递给员工、传递给社会的。对此，我有两次亲身经历。第一次是1998年，我任某大型企业任职人事部经理。由于国家宏观调控导致银根紧张，工资发不出去，H董第一句话就是工资不能停，并马上当着我的面打电话给销售部经理，叫她马上卖一套房先给人事部发工资。第二次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那个春节，我们都以为年终回家拿不到奖金。这时，L董把包括我在内的三位副总裁级别员工请到办公室，拿出几个红包说到：你们过年不拿点钱回去如何跟家里人交代呢？至于公司的困难我来克服。后来，我在多次招聘宣讲会上谈起这两件事，应聘者反映，这比单纯谈企业价值观、愿景、理念等企业文化内容要生动许多，一下子就拉近了他们与公司之间的距离和到公司工作的强烈愿望。

公司的企业文化部门可以企业家为核心，不但收集企业自开办以来的所有历史档案资料，而且收集企业家在日常经营活动中的言行（历史学称口头档案），为公司引入史学思维编撰企业史打下坚实的基础。

“历史思维”是反省企业文化的一个新的视角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阐述了历史学的功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企业文化中适当利用历史视角，往往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目前，企业家读史书的有之，但对什么是史学思维知这甚少。该思维里用一种“长时段系统”的史学方法思考企业管理的一种模式，这方面，西方管理学界无疑先行一步。如西方管理学经验学派的代表人物德鲁克等人，就是历史学范式引入管理学的典型。鲜为人知的是，历史学家开始任教于欧美日的管理学院，其中以哈佛商学院的企业史学家群体最为知名，钱德勒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27年企业史学科正式在该院成立，迄今为止一直是历史学与管理学合作的典范。

企业文化成为国外企业史研究新课题至今已有近40年了。期间，企业史以一种历史学的视野对企业文化进行反省，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其一，汇集企业家的管理智慧，总结失败企业家的经营教训。用史学方法收集企业与企业家的历史记录，编撰企业史，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企业文化的各个部分，如企业价值观、愿景、企业精神、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历史传统、企业制度、文化环境等重新梳理与整合的过程。

其二，助力企业大学建设。企业史学家在公司经验与智慧方面的积累与了解，可以在企业大学培训管理人员方面，培养高管史学视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其三，健全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体系。目前国内外重视企业文化的著名公司均建立了企业档案馆，如国内的招商局集团，国外的福特汽车公司、波音飞机公司等，这些档案馆同时也兼具企业史研究中心、工业文化遗产中心等诸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