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草根，但久居京城，不是贵人，却染上了富贵病。艰难困苦，已成为久远的记忆，只得靠采访去体验某些群体脉搏的跳动。正是这些体会令我对这个社会有着深深的忧虑……
前些时候，去了一趟曾经发生过骚乱的重庆万州，面对来调查移民状况的官员，到处是一片吵吵嚷嚷：“狗日的，现在吃低保也要凭后台！”，“以前摆地摊还能求吃，现在完全赚不到钱了！”，“这下好了，被搁在青石板上了！”我侧耳倾听，眼神不敢正视这些愤怒的移民，以免他们越来越激动。回到北京，那些无奈的、无助的、愤怒的、茫然的神情在我眼前浮现，令人不能平静。
难道是三峡移民政策设计有问题？翻看李鹏的《三峡日记》，从“就地后靠”、“开发性移民”，到朱总理时期的外迁移民，“移得出，安得稳，逐步能致富”，到新近的产业扶持，促进就业，从政策设计的初衷，无不显示“上边”对移民政策的关爱之情和细节考虑的精致。但近来，据一些媒体估计已有近百分之六十的移民回流，官方有的说只有不到百分之十，何至于如此？！
一个多年前的印象提醒了我：四川农民在春节期间双手揣在裤兜里，提一包糖，从初一到十五都是走亲戚，喝酒吃肉，猜令划拳，一年的辛苦在浓浓的亲情、乡情中沉淀。那是农民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但是今天他们却远离故土，听不懂别人说的话，听不到熟悉的乡音，吃不到熟悉的麻辣烫，不习惯当地的水土，看不惯别人对他们的眼神……所有的感觉都与家乡有所不同。你可以给他造大房子，可以给他钱，可以发动周边群众对他们好，但你能把亲戚关系切一块让他带走吗？你能把湿润的空气让他带走吗？政策设计也许细致、精巧，但是设计者却忽略了人的生存感觉，人可不是物体。移民常常聚居而找回群体的感觉，但三峡移民却是被分散安置，使孤独的移民变成原子状态。地域上的不适应，精神上找不到生存的共同感觉，这种生存感觉的错位，才是外迁移民政策失败的原因。忽略了人的生存感觉，即使移住北京上海，他也会回到他那熟悉的“鸡窝”。
这几年，我也在寻思人的生存感觉与社会稳定的关系。笔者近年一直研究革命心理，法国勒庞“群体无理性”；布鲁默“社会变化而导致个人的不安、孤独、怨恨”，“聚众造反机制的形成”；斯梅尔塞革命或社会运动产生的六个条件“结构诱因、结构性怨恨、一般化信念、触发性事件、有效的动员、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特别是出现了一般化信念，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的发生就不远了。正是有这样的研究，04年笔者在《凤凰周刊》上评论汉源、万州事件时提出“柔性处置群体事件的理由”，跳出“阴谋论”而引入社会心理的分析，也曾被官方吸纳为政策。胡温的亲民政策及随之的公共政策调整，特别是限制土地供应，使社会冲突从去年的8.8万起，减少为今年的1.7万起（1至9月），这是令人欣喜的，但是官方对群体事件的成因、属性、具体处置却并没有太大长进，却不能使人轻松。
我也试着用现代政治学的原理面描述一下当下社会冲突的心理因素：
社会的巨变，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普遍下降，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加深。一些地方，一些阶层产生了浓厚的失望感、挫折感、不公平感、相对剥夺感，甚至是压迫感。这几感同时产生，社会就难以安定，任何技术性的控制就难以奏效，用这几种感觉上升也就能解释官方所称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发生。
当这一代贫困也就罢了，但下一代却因教育费高昂而辍学，导致阶层流动上升的管道堵塞，从而出现贫困的代际转移，会否产生极度的失望？！摆一个小摊而被无处不在的城管四处追赶，或被大资本所办的超市、便利店打垮，生存空间被挤压，会否产生挫折感？!市场经济是对的，出现优胜劣汰，“咱没有能力”就认了，但大面积的弱势群体、社会边缘人产生时，还实行社会达尔文政策，会否产生极度的绝望？！穷不会有事，由穷到富的过程是否公平却容易有事，“你有，我为什么没有”，"你有那么多,我却那么少",当竞争每每掺杂官商勾结，不公平感会不上升？！虽然经济迅速增长，却不能惠及大众，总是有人比我得到更多好处，衣食无忧一族家的狗比人还过得好，房价高企而导致社会生活成本高昂，连中产阶级也产生相对剥夺感！甚至“形而上”为剥削感压迫感？！可以说毛泽东革命的成功就是把“这些感”上升为意识形态而取得胜利的。前些时候，我在网上看见一首小诗《祖国啊，我只摆了一个小摊》，嗅出的社会信息令我寝食难安！
令人忧虑的是，在汉源事件、万州事件、广安事件之后，群体事件数量在下降，但“这几感”似乎还在上升，虽然还是“碎片化”阶段，还未达到“一般化”水平——这也是官方解决问题的契机，但是我们却不能视而不见，充而不闻,不能没有紧迫感。
也许我们鱼翅鲍鱼吃得太多，为官者已忘记红苕玉米的味道，感觉已变得迟钝、麻木。一些地方还把这类问题简单化处理，把社会冲突当政治冲突来处理，把社会利益的诉求、诉苦当作敌我矛盾处理，要果断，为啥不果断地还人家住宅？！合理的利益为啥不果断地维护呢？！有些地方的腐败分子总是自己搞好处，很多事端都是百姓反对他们谋利而触发，他们却夸大群体事件的政治性，什么问题都往政治上扯，用高压来遮盖自己的不法勾当，企图让中央来为他们买单，如果都按他们那套解决问题，和谐社会恐难建成。
在具体事件的处置上，缺乏对民众生存感觉的官员见到黑压压的抗争人群已经脚火巴手软，惊慌之下如此果断，常常酿成更大的危机。汉源事件发生时，当穿着名牌的省领导及其随从要到大坝上“现场办公”，“不怕与人民群众接触”，反而触发群情更加汹涌！一个秘书出身的人做一个全局性的领导，也许他能揣摩上意，他能揣摩民众情绪吗？他能用老百姓熟悉的语言沟通吗？他们能听出移民“你们”、 “我们”称谓所含的意味吗？中国现在的冲突好多也就是中国菜市场惯常出现的纠葛，如果经常买菜，如果与百姓有血肉联系，如果能深刻体认民众的生存感觉，事情会闹大？——我不会相信！89年，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萧秧对示威游行的学生说：你们是乱动，不是动乱！他的一身牛仔装也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一个在文革中动枪动炮的城市却很平稳，委实不易。萧秧那一代参加过地下党、闹过学潮、当过工人，对社会有丰富的体验，他们明白用什么方式能消除敌对情绪。不过事后却有人告他模糊阶级斗争性质。
公民因道义信念而服从，也因恐惧而服从。也有的人认为，这个社会太自由才导致冲突不断？的确，灾荒年饿死上千万人，四川也未见闹事，法国“国王密札”（签发无需署名的逮捕令）时期，社会没事，恰恰是松动的时候，人心希望更大变革的时候，国王写下“今日无事”，事反而闹大了，革命了。
也有人认为，任何骚乱都有组织者，要选择打击组织者，当然对违法犯罪者对暴民弹压无可厚非，但革命心理学也告诉我们，要小心使用惩戒手段，一些群体组织者受到过份打压可能产生自虐心理、拼命抗争心理，“为了大众”而不怕吃苦受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印度圣雄甘地要为“民族解放”而“不过性生活”，“不吃饭”，而成为偏执的革命者，弹压反而使其成为有巨大影响力的领袖。毛泽东提出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要把消极因素变成积极因素，面对利益多元、思想多元，不能沿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处理，不然真会出现阶级斗争。
政治的奇妙在于常常是“预言证实”，你把谁当敌人，处处设防，草木皆兵，他可能真就成了敌人，越多的敌意，越多的假想敌，社会就不可能和谐！
革命只能是暴力专制的轮回，也是过时的话语，消除革命的心理须从体会人的生存感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