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先生，生于一八九三年五月八日，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逝世。他为历史学、民间文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等方面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的逝世是学术界一个很大的损失。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我保有他的著作和书信等均已荡然无存，仅就记忆的一、二事作为对逝者的沉痛的哀悼和深切的怀念。

顾颉刚先生系江苏吴县人，幼年读《四书》、《五经》，有良好的旧学基础。一九一二年中学毕业，一九一三年考入北京大学。一九二O年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又任《国学季刊》、《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编辑。继后，在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北平研究院、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任教授。解放前办过民俗学会、禹贡学会、通俗读物编刊社。主编过《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周刊》、《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边疆周刊》、《齐鲁大学季刊》等。解放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历史学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我最初认识顾颉刚先生是在一九二二年，那时我才进北京大学，我兄容庚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作研究生。顾先生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这时他编辑了《国学季刊》、《歌谣周刊》，一九二五年又编辑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我对这三个刊物都有投稿，这样就建立了文字上的友谊。

顾颉刚先生青少年时代，博览经史等书，到了北京大学，受崔适、钱玄同、胡适、王国维等先生的影响较深；在“五四”反封建运动启发推动下，参加了《新潮》杂志社，反对《国故》杂志一派的保守思想；对古经书、古史、民间文学、历史、历史地理、边疆地理等方面作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新的看法。他对考辨历史工作进行多方探索和研究。他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的《始刊词》中说：“从前的学者为了不注重事实，单注重书本，他们的学问在时代、阶级、应用等方面，一切受限制，所以他们最容易上古人的当，以为古代是怎样一个黄金世界……因为他们的态度不求真而单注重应用，所以造成了抑没理性的社会，二千余年没有什么进步。我们在研究学问，应当一切从事实下手，更把事实作为研究的归结。我们不信有可以做我们准绳的书本，我们只信有可以从我们的努力研究而明白知道的事实。”顾颉刚先生在一九二三年开始作古史研究，后来把他的《与钱玄同论古史书》和《讨论古史答刘(图片黎)、胡(适)两先生》等，古史讨论有关的来往书信，以及学术界对古史辨伪有关的论文，印成《古史辨》第一册。他创见性地提出对古史的看法的理论问题，他的主要观点就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以此为指导思想，他把历史的真实和民间故事、歌谣、民间文艺的传说的真实，有机地联系起来。他勤奋读书，刻苦钻研，为了证实他的观点，作了许多抽屉的笔记。他将见到的文献，随手抄录起来，精心研究，最后，他解释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观点：(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时期愈长；(二)时代愈后，传说的中心人物愈放大；(三)依上所说，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我们既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至少也能知道战国时所记述的东周史；我们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顾颉刚先生认为古史上时代愈后，历史人物的故事愈放愈大，他研究儒家经典，如《尚书》关于尧、舜、禹、汤、文武等一些古代人物形象，那是后世文人按时代的要求，夸张的描绘，传下来放大的故事。他写了不少辨伪的文章，目的显然是要从根本上彻底揭露和动摇儒家所信仰的理想社会中的二帝三王。《尚书》是我国最古的文献，对中国史学界影响最深，曾被我国封建社会的儒家、史学家奉为经典和权威著作，是保守思想的传统体系的基础。顾颉刚先生在“五四”打倒孔家店的影响下，以探求历史真实的态度，把儒家的《六经》(按照《六经》皆史的解释)，从历史上予以推翻。至于儒家，尤其是理学家，所依据的二帝三王若隐若现的黄金时代的史迹，大多是后人附会的，是不足凭信的。这样，为儒家的学说所掩盖的幕布揭开了，还它历史的本来面目。顾颉刚先生这一贡献是巨大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顾颉刚先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研究古史的同时，由于他热爱各种戏剧，他发现在各种戏剧、地方戏剧中，采用同一的剧目，但是它们的唱腔、台词内容却有所不同，引起了他研究的兴趣。他开始有意识地对戏曲、民间文艺、歌谣、故事、传说、民俗等方面的材料的调查和整理。他曾搜集《吴歌二百首》，注意孟姜女故事的流传变化。他研究民间文艺、戏曲、歌谣、故事、传说、民俗等方面的意义，不仅是为了移风易俗，破除传统的迷信，改造社会的陋习和风尚，而且还把它当作历史研究，并把它与历史、地理、边疆地理相关联的问题，有机地联系起来，进行探讨，从而使他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历史体系的理论更具有科学性，历史性。他的成效是巨大的，影响也是广泛的。

一九二四年，我们几个研究民俗的人，曾和顾颉刚先生到北京城隍庙参观“七十二司”(民间迷信的地狱)的分布，并了解道教、巫觋等迷信残余。顾先生认为在历史进程中，故事的演变，是由于各时代的上层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以及人民对时代的意志表现和对强权政治反抗的呼吁，由文人或人民对故事情节、内容进行修改或增添，就使得民间艺术、歌谣、传说愈久愈扩大，这就使传说的内容因时代、地方的转移，有所异同。各地方的戏剧舞台上，虽然演的是同一剧目，但唱词可能产生或多或少的差异。这就启发了顾颉刚先生更加意识到古史并不一定都是真实的。而是层累地造成的，合乎需要的故事新编。

一九二五年四月，我曾和顾颉刚先生、常惠、孙伏园、我兄容庚等一起参观妙峰山。那时大家都很年轻，在学术研究上又有共同的兴趣。大家约定参观之后，各写一篇文章。正是春光明媚的晴天，顾先生游兴勃勃，他走路比大家都快，沿途细心观察，了解进香者的神情、动作，有时和进香者漫谈，为了深入无拘束的畅谈，还为进香者照相，借以深入地了解情况。顾先生还十分详尽地抄录沿途树立的进香碑记全文，他忽而在前，忽而在后，对碑搜集无遗，对民间风俗信仰以至进香者沿途叩拜的情态，都详细地记录。那一次调查妙峰山记游，后来《京报副刊》出有专号，特别是顾先生的文章，是一次别开生面，具有时代意义的调查。

顾颉刚先生对于搜集民间文艺以及风俗、习惯、迷信等调查的指导思想，据他自己说：“在我们眼光里，只见到各个的古物史料，风俗、物品和歌谣都是一件东西，这些东西，都有它的来源，都有它的经历，都有它的生存的寿命，这些来源、经历和生存的寿命，都是我们可以着手研究的。……因为它们能够清楚地表现出历史的情况。”(《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始刊词》)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以后，有歌谣研究会、方言调查会、考古学会、明清史料整理会、风俗调查会，这些学术研究会的组织，对推进民间文艺、歌谣、风俗习惯等演变的研究，对神话、传说中迷信的批判，起了开创中国民俗研究的作用，这是和顾颉刚先生积极努力分不开的。

一九二六年秋，北京大学遭受了北洋军阀的蹂躏和迫害，蔡元培校长和蒋梦麟代理校长被无故撤换，不少教授相继被迫辞职离开北京。私立厦门大学乘机延聘一些教授，开办一所国学研究院。当时周树人、张星烺、沈兼士、顾颉刚先生和我，先后都到厦大。大家齐心协力为厦大购置了许多珍贵的图书、古物，使厦大的研究风气为之一振。但这年年底创办人陈嘉庚先生的营业，不幸遭到亏欠，厦大的经费来源遇到了困难。厦大国学研究院及其《周刊》(只出过三期)被迫停办。周树人先生于这年十一月离开厦大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顾颉刚先生也由中山大学聘请，于翌年夏天到达广州。他曾到我的家乡东莞县城隍庙，仔细研究探询，并绘制了《东莞城隍庙图》。他每到一处，都不放过和他研究有关问题的调查，这是他研究的基础和特点。他到中山大学后，当局请他到上海、苏州、杭州等地购买图书，他欣然接受了这一工作，因此，既扩大了顾先生对古书文献的博览，又极大地丰富了中山大学图书馆。这对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条件。顾颉刚先生在购书的过程中，曾把所去的书店全部书籍购买一空，这也使他了解了开办书店的某些经营业务，为他以后自己开办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中国图书局、文通书局等，打下基础。顾先生把办书店当作在动乱年月，谋求生存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职业，同时方便了自己继续进行学术研究。

顾颉刚先生在中山大学教书时期，为了启发诱导学生研究学问，提倡学术，创办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周刊》、《民俗周刊》、《图书馆馆刊》、风俗物品陈列室等。当这些工作初具规模的时候，由于政治的动荡不安，一九二九年秋，顾先生离开广州回到北京。在此间曾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和国学研究所研究员。我和顾先生从那时分手后，再也没有在一个单位工作了。

迄至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以后，由于蒋介石执行了先安内，后攘外，叛卖民族利益的投降政策，北京很快沦陷了。顾颉刚先生去西北甘肃等参观调查；此时，先生的父亲顾子虬在北京逝世，顾颉刚先生有家不能归，后来向他的女儿们提及此种政局造成的不幸，仍不免泪下盈睫。

一九三八年十月，顾颉刚先生到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住在离城十里的北郊浪口邨。这时，我跟着北京大学从长沙转到南岳，从南岳转到蒙自，又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是时，昆明已是敌机狂轰乱炸的重点城市之一，我们从北方来到西南边境，已再无可逃之路，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刻，严峻的政治危机和贫困的生活，使大家不能安静地进行教学和研究。政治极端腐朽，反动政权对爱国人民的迫害极其残酷。顾先生在云大任教，大家都在昆明，我们见面的机会较多，知识分子的爱国忧虑，尝使我们在一起谈论。顾先生给我的印象：他虽不善言谈，但对人热情，平易近人，不摆架子，愿意帮助别人，礼貌待人。他和他的夫人十分关怀我的家庭的建立，曾作了大力的支持与帮助。谁知在十年浩劫中，却给他招致了不少麻烦，……。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的体质和精神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增加了一些老年病症。然而，英明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给文化界带来了春天，也给我们偌大年纪的人，增添了生命的活力。我与顾先生在北京同住一个胡同，经常散步相遇，我有时拄着手杖，顾先生则由女儿搀扶着向前移步。我们相遇时，有时回忆起文化大革命中丧失不少的稿件，其中提到在昆明期间他的热心，换来戏剧性的威逼，又不禁哑然一笑。

顾颉刚先生受的种种残酷的折磨，竟使他的健康一直没能恢复。顾先生在青壮年时已有失眠之症，近十年来，经常听到他进医院看病，但又听说就是在医院，他仍坚持对《尚书》等古史的研究，还兼任《二十四史》校注的校勘工作。他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一直没有放下他的笔和书本，这种勤奋探讨的精神和治学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日

容肇祖先生，我国著名哲学、史学专家。广东东莞县人，一八九七年生，历任岭南大学、中山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员。著有《韩非子考证》、《明代思想史》、《中国文学史大纲》等。